第九章 弘治时期——负重致远（1488—1505年）

来自漠北和中亚的压力，并没有因为明朝更换统治者而有所减轻。如果说明朝有哪个时期适合测试其军事防御的韧劲，那么弘治时期必为首选。这一测试并非仅仅针对年轻的新皇帝，而是对整个明朝官僚体系和国家机器都提出了挑战。很多时候，弘治皇帝能做的只是援引大臣的建议，提出“可”或“不可”。在对国家安全的监督问题上，从成化皇帝到弘治皇帝的衔接几乎天衣无缝。这对父子皇帝不甚强势，但都有一种被动而认真负责的态度。

弘治皇帝上任伊始，遥远的西部立刻传来边情。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甘肃都督周玉等奏：“瓦剌养罕王屡至赤斤东窃掠，云欲犯甘肃。近与罕慎缔亲，又遣使随哈密使臣奏欲入贡，此其情皆不可测，请各差通事省谕罕慎，辑和诸夷，抚绥部落。瓦剌果欲入贡，当从旧路而进。”弘治皇帝从其所奏。¹事实上，由于漠北地区已不再为瓦剌所控制，大同亦不在其能染指的范围内，因此，明廷正考虑拒绝瓦剌方面的朝贡请求。

弘治元年（1488年）春，兰州、宣府等处又开始陆陆续续遭受袭击。到了五月二十二日，明廷同意小王子提出的进贡请求，但是，此事在明廷引起了一阵争议。据《明实录》载，事情的原委是，“先是，北虏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奉番书求贡”。但是，小王子的信中“书辞悖慢”，不但自称大元大可汗，而且还将自己的来信称为圣旨。大同守臣将此事奏禀明廷，兵部认为：“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欲与敕书，称呼之间，似难为言。一言之间，彼之臣否顺逆遂见，不可不虑。请集廷臣议。”于是，明廷令太师、英国公张懋等讨论应当如何应对。群臣商议认为：“夷狄者，声教所不加，其潜（僭）称名号，自其故态，于中国无预。其虽辞若骄倨，然自古御戎，来则不拒。在我先朝，亦累赐包容。今彼既在边候旨，宜且降敕大同守臣，宣谕其酋长，果诚心入贡，则以小王子所遣应入者名数上请，遣内外重臣迎之如故事。若观望不来，亦听之，仍严我兵备，相机战守。”弘治皇帝从群臣所议。²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明朝已经承认元朝的延续和合法性，正如前述，在明朝君臣看来，“大元”天命已去。

不久，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请求明廷裁定小王子的入贡人数。许进认为：“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若不俯顺其情，使之怀惭意沮，则外为强肤所胁，欲来不能，欲往不安，非大举入寇，计无所出。”目前小王子所遣入贡者1539人，携带马、骡4930匹，许进“已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其入贡人数，乞为裁定”。

六月十一日，针对许进的奏言，兵部认为：“宜如其言，令太监金辅、大通事杨铭往彼，译审正使、副使、头目、从人若干，及分为等第赴京。其余俱留大同，以礼馆待，候给赏赐。仍令户、礼、工三部各差官沿途馆伴。”弘治皇帝同意小王子遣500人入京朝贡。使臣到达之初，试图以大元使臣的身份与明朝通好，但明廷坚决不允，于是使臣又改以要求依旧例授职。最终，明廷授予使臣官衔，并赐冠带以示荣宠。³

弘治二年（1489年）正月十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奏道：

去冬，询问延绥边情，知虏骑俱在河套，近边墙住牧射猎。通事与语，云明春欲来进贡。切惟此虏部落分散，固不足深虑，但我武备不振，刍粮不足，亦所当忧。成化四年，虏酋阿乐（罗）出、癿加思兰占居河套，犯我边陲，朝廷出师征剿，彼欲缓我之师，亦尝遣人进贡，由偏头关经大同而入，受赏优厚。回套之后，大举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复犯大同、宣府。又已数年，军劳于征战，民困于转输，幸而虏贼自相仇杀，边方稍宁。及太监汪直之启衅，总兵官许宁之失律，官军丧败，所不忍言。今此虏居于河套，不见剽掠，声言欲贡，意在缓我之兵，即春初进贡，必以往年从榆林由偏头关而来为词。彼既入贡，余众在套，从容就草牧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马膘已壮，必借言河冰已开，不肯出套。倘乘此入寇，何以御之？宜敕延绥镇巡等官，操练军马，严加防御，令通事与彼讲说，既欲进贡，宜早出套，从大同赴京。若又以由榆林为词，必大张兵势，或设奇谋务，逐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贻患边方。

弘治皇帝和兵部均是其议。⁴

长期以来，河套问题困扰着明朝，接下来的岁月中亦无例外。马文升的奏言亦清晰明了地指出河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这里，明廷没有宣称其对该地的主权，甚至没有打算在这里实施永久占领和管辖。河套的大多数土地被隔绝在明军正在修建的边墙外，那里就像一个自由交战区，既有明军，也有鞑靼骑兵，有时也有兀良哈人前来。明军经常驱离他们，也常警告老百姓不要前往打猎、耕种、割草或伐木。在明朝，马文升的观点亦非个别意见。河套之北的广袤草原，则俱在北虏的控制之下，断断续续与明朝的边防线接壤。而河套方面，关键的变化因素在黄河。在冬季，由于河面结冰，虏骑得以从任何方向越过黄河前来袭击，但是在夏季来临前，如果他们没有及时撤离河套，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成为明军的瓮中之鳖。因此，对于北虏来说，河套方向所能剽掠的财产是一种季节性获得。

但是，对明军边防的威胁并不总是来自外部，有时候，内部哗变也会带来致命打击。弘治二年（1489年）秋天就出现了这种事件。是时，有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市）民王良，于弥陀寺师从僧人李金华学习佛法。忻州民李钺对王良心悦诚服，愿从而为其弟子。其实，王良与他人所谈，皆虚幻之事，却渐渐有信从者数百人。于是，王良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图谋不轨，对众人言曰：“吾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沮，若与达虏通谋，令其犯边，因官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于是，王良和李钺私下撰写妖书数十篇，称自己的佛法皆梦中佛所授。众人以为神迹，皆争相跪拜王良。王良曰：“干戈炒，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其中有一人解释他的话，说：“水居北方，达虏是也，必达虏犯边，方能了事。”王良即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请其犯边”，而自己愿为内应。王良又令何志海等四人驰马负表，“具旗号、器械”，往漠北寻找小王子。行至朔州，有信徒胡浪庄迷失道路，为守墩者捕获。王良等知事败，即集众攻崞县，恰好巡抚都御史翟瑄等遣兵剿捕，王良等措手不及，率500人奔定襄县洪泉寨，于山间落草为寇，剽掠州县。官府试图招抚之，但王良等不服，于是明军入山攻之。进攻之日恰起大雾，王良等没有防备，仓卒不能敌，皆奔窜。最后，明军于开门峪山抓获李钺，于五峰山抓获王良，共缉捕“妖贼”123人，缴获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王良等54人械送京师，由法司会官廷审，依法处斩。⁵

接下来的数年内，明廷开始敦促沿边明军进行小规模的搜检，特别关注防御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如有漏洞未能及时修复，或在防御中出现严重失误，边将甚至还要受到惩罚。同时，草原方面似乎正在重新形成一个以小王子为首，包括瓦剌、鞑靼和兀良哈的新的联合政权。弘治四年（1491年），小王子遣使向明廷提出互派使者的请求，但弘治皇帝拒绝了这一提议。小王子使者又请求货买弓、锅、鞍子、织金、膝襕等物品，弘治皇帝命礼部商议是否能予批准。最终，朝廷决定同意小王子所请。不唯如此，早在此前，弘治皇帝还赐予小王子等蟒龙红缨、琵琶、帐房等物。⁶

上述请求出现在弘治四年（1491年）前后，而小王子等对这些奢侈品的需求，恰表明他们愈发膨胀的政治野心。事实证明，在弘治四年到弘治六年（1491—1493年）间，宣府—大同一线再度屡遭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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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沿线亦袭扰不断。早在弘治元年（1488年），哈密卫左都督罕慎就被封为忠顺王。兵部解释了册封的原因：

甘肃孤悬河外，太宗皇帝以诸夷杂处难守，特设赤斤、罕东等卫，各授头目为都督等官，以领袖西戎。又设哈密卫，封脱脱为忠顺王，以锁钥北门，然后甘肃获宁。其后，脱脱之孙无嗣，朝廷命其甥把塔木儿为都督以治之，既而为锁鲁檀阿力王所杀，并据其地。哈密遗民逃居苦峪，朝廷复命把塔木儿之子罕慎袭受都督，管领遗民，许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复故城，哈密人再疏请封，如脱脱故事，且谓瓦剌养罕王及阿塞太师等在彼逼胁，未获宁处，得假宠天朝，庶可镇压远夷，永为中国藩屏。⁷

此段对我们重新了解哈密与明朝关系的背景意义重大。弘治皇帝认可兵部的提议，决定册封罕慎为忠顺王。他说：“罕慎既能克复境土，抚辑夷众，其令袭封忠顺王，给金印冠服。”

是年年末，边将传报称，吐鲁番速檀阿黑麻杀死了哈密忠顺王罕慎，并夺其城池，罕慎部属阿木郎等来奔且求援。成化皇帝命英国公张懋和兵部大臣等集议此事。张懋称：“兴绝继灭，姑俟徐图，而救灾恤患，诚不可后。今土鲁番方有贡使至甘州，宜敕甘肃守臣，于哈密来奔之中择一人与俱往谕阿黑麻，还其侵地，仍敕赤斤、蒙古、罕东三卫，谕以唇齿邻好之义，以共图兴复，有功重加升赏。其众依住苦峪者，守臣宜赡给之种粮农器，以不失其求援之意。”弘治皇帝是其议。⁸

罕慎缘何被杀？据马文升的《兴复哈密国王记》载，阿黑麻杀罕慎，仅仅因为罕慎不是贵族出身。马文升道：“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贵族，乃假结亲而杀之。寻遣夷使入贡，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因求为王，以主哈密国事。予时任兵部尚书，以为近日迤北大虏（即小王子）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即吐鲁番），亦难封彼为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贡，亦所不拒。乃具以上闻，请降玺书，付甘州守臣，遴遣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赍赐阿黑麻，切加责谕。”⁹

与马文升一样，许进亦有关于哈密的私著《平番始末》。对于此事，其载：

阿黑麻怒曰：“罕慎贱族也，安得为王？”弘治元年，乃悉众假以欲结亲罕慎，执而杀之。寻遣使称贡，且乞天使和番，并求为哈密王。时钧阳马公（即马文升）在兵部，议谓：遣使和好，虽迤北大虏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难复主哈密。至于入贡，则有常例，在所不拒。请下玺书，切责阿黑麻。¹⁰

彼时，还有另一位明代史家严从简，著有《殊域周咨录》一书，此书更为详尽地描述了此事发展的始末。不管其增添的细节确有其事，抑或添油加醋，这一记载都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此事有所帮助。其载：

弘治元年，阿黑麻称：“罕慎非脱脱族，何得王哈密，哈密我当王！”欲杀罕慎，畏未敢发。乃为好语诒罕慎曰：“吾为尔联姻，尔为王益安，无外侮。”罕慎喜，许之。阿黑麻至哈密，诱罕慎顶经结盟，遂杀罕慎。亦未敢显言据哈密，即遣使入贡，言：“罕慎病死，国乱，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为王，居哈密，领西城职贡。”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外夷北虏最强，屡入贡，乞通使，我不听。阿黑麻小夷，且与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辄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贡，我亦不拒。请敕阿黑麻，谕令送王母及金印还哈密。”¹¹

从上述诸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哪些信息呢？我们看到，哈密和吐鲁番远离中原，因此明廷对它们的关注似显不足。但谋杀事件发生后，我们又看到明廷似乎并非真的不在意这片遥远的西域。吐鲁番火并哈密的行为，明廷明确表达了担忧、关切，并责令吐鲁番归还哈密旧地。实际上，哈密与吐鲁番之间的矛盾并不在宗教或者种族，而是黄金家族后裔以吐鲁番为基地进行扩张的第一步。“贵族”“贱族”等谓，不过是阿黑麻出兵合法性的幌子。阿黑麻自称黄金家族后裔，但明史各类资料中都没有提及。他希望与明廷对等交往，其结果可想而知，明廷自然像拒绝小王子一样拒绝了他。此时的明朝，只能接受朝贡贸易，甚至已经不愿意同外部政治势力过多打交道，以免造成一种双方平起平坐的外交错觉。不过，明廷不知道的是，吐鲁番接管哈密后，明朝西北边防安全将陷入巨大危险中，而此时此刻，明朝君臣尚无人关注到这一点，甚至还将阿黑麻视为“小夷”。

明廷支持哈密推翻吐鲁番的统治。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明廷升绰卜都等22人官职，并允许他们携人畜内附，原因是他们进攻驻守哈密、为吐鲁番所立傀儡牙兰，并杀其弟。弘治皇帝“念哈密残破，欲激励诸夷，以图兴复”，于是大加褒扬此22人。

后续，明朝又迎来不少哈密旧属。都指挥阿木郎、脱脱不花等亦率众来归，弘治皇帝命给口粮、牛具、种子、农器等，并令来归者居住在苦峪、沙州等处。哈密来归者极大加剧了西北地区的供应问题，巡抚都御史罗明又奏道：“哈密使臣人等前后留住陕西，今应起送回还者共二百五十八人，其陆续来贡，与今随来避难人等复九百七十人。况苦峪城垣岁久倾圮，今宜修筑。赤斤、罕东二卫以缺食求赈于我者尤众。阿黑麻因阿木郎之来，心亦忧疑，宜遣人赍敕往谕。凡百供给之费，非肃州储积所能独供。”于是，户部请发陕西布政司库银5万两，及各府所贮赃罚纸价等银，并添拨各府民粮到肃州。弘治皇帝同意这一建议。此外，罕慎以往遣来的使臣及留在甘州的男女等，礼部亦建议一并送还罕慎的弟弟奄克孛罗。不过，弘治皇帝认为需提前验明奄克孛罗的身份，如确是罕慎之弟，方许回赐。

七月，罕东卫头目盻卜试图出兵为罕慎报仇，但出师不利，反受乏食困扰，户部认为：“罕东为我边藩篱，今有难而告急于我，于义固宜赈之。”于是，弘治皇帝命甘肃方面向罕东卫提供米粮等物。

阿黑麻的傲慢愈无止境。礼部奏道：“比土鲁番速檀阿黑麻王并其妻哈屯呵嗒，各具番书遣使贡马。本部已请赐马价、表里。此外又贡磁黄青金石，非边关验放之数，未敢进收。阿黑麻又奏称与哈密都督罕慎结亲，因乞赐蟒龙、九龙、浑金各色膝襕、纻丝等物。然自遣使之后，即诱杀罕慎，据有其地。其不义如此，今得免于诛伐足矣，所乞恩赏，恐不可滥施。”弘治皇帝道：“罕慎为朝廷效力，阿黑麻既与结亲，又忍心杀之，所奏乞之物，皆勿与。其令通事以此意谕来使知之。”十月，原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等发现阿黑麻已经离开哈密，只留牙兰等60余人守城。阿木郎觑此良机，请援甘肃守臣，并调赤斤、罕东兵，夜袭哈密。牙兰遁去，阿木郎斩获颇多。不过，这种打击只能是暂时的，很快，牙兰就带兵重回哈密。¹²

弘治三年（1490年）九月，阿黑麻终于有所收敛，向明廷表达尊重，并对此前的越礼行为表示后悔。时兵部奏曰：

往年有旨诘问土鲁番杀哈密都督罕慎之故，阿黑麻王陈状，尚未输服，因再降敕省谕。今番书再奏，稍知警畏，请迎其善意，复申谕之，令退还哈密城池、金印，以赎前愆。哈密避难番夷及诸国番使，借口粮之给，贪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肃，恐有前代氐羌杂处近甸之患。请谕诸守臣，凡入贡番使回至甘肃者，悉发遣出关，毋令久住。哈密避难者，及今秋成时月，亦护送至苦峪居住，俟其克复时还国。

弘治皇帝是其议。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明朝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这个地方长期处于诸部内战与阴晴不定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中，这给驻防明军造成了极大压力。其次，不断增长的各族人口，以及逃避战乱而涌入甘肃的难民，也给明朝甘肃地区带来极大压力，而且甘肃自古贫瘠，非中原富庶之地可比，这无疑让局势雪上加霜。那么，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明廷恐怕需要拿出一些切实的手段来应对。

而吐鲁番正努力试图进一步获得明廷的好感。阿黑麻遣使从海道入贡狮子。随后，阿黑麻又向明廷乞赐蟒龙、九龙、浑金、描金等物，弘治皇帝则以其杀害罕慎，拒绝给予。兵部则回复阿黑麻，令其能“悔过效顺”，方能赐予。¹³

随后，其贡使满剌土儿的欲西还，请内官张芾伴送至甘肃，又请内阁写敕书给使臣。但大学士刘吉表示反对，从其奏议中，我们能更加明显地看出阿黑麻对明朝边防安全的威胁：

张芾之差，旧无此例。缘此等敕书，有关夷情事体，不敢不言。何则？迤西速檀阿黑麻本一蕞尔小夷，往年进贡，多受恩赏。一旦背恩忘义，将朝廷所立都督罕慎杀死，其轻侮中国罪恶甚矣。若命一大将统领雄兵，捣其巢穴，灭其种类，揆之人心天理，亦不为过。或不即讨，如古之帝王封闭玉门关，绝其贡使，不容往来，犹为不失中国大体。今皆不能顾，乃宠其使臣，厚加优待，临行又差内官伴送，此何理哉！仰惟皇上凡事悉遵祖宗成宪，不意今秋无故召各番使进入大内看戏狮子，遂使各夷得以面近天颜，大赉御品，夸耀而出。京城内外有识之人，无不寒心，以为自祖宗朝以来，未尝见有此事。戎狄豺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乃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至使异类之人得以亵近哉！今若又差内官伴送，不惟近处人心惊忧将见，自京师抵甘肃，一路所过，需索应付，人心无不嗟怨，其为圣政之累，岂小小哉！况今差来使臣满剌土儿的系罕慎妻父，马黑麻打力系哈密久住之人，今皆忍心害理，忘主事仇，实逆天无道之人。阿黑麻又聚集人马，欲抢肃州，见今边将奏其名虽进贡，实则设诈缓兵。兵部议奏整兵提防，及将今次使臣回至甘肃，拘留不许放回。此正事体紧关慎处之时，皇上若不止张芾之差，彼使臣回国，阿黑麻必谓中国帝王亦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君不听信，其奈我何？长夷狄之志，损中国之威，违祖宗之制，贻军民之患，莫此为甚。乞令礼部照例止差通事伴送各夷回还为当。

奏上，弘治皇帝同意其说法，决定不令张芾伴送。¹⁴

大学士刘吉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弘治时期明朝所面临的某种外交危机。这种危机在宏观上表现为明廷并未对藩属被兼并一事采取实质行动，微观上则甚至表现为与明廷潜在的高层腐败，以及某些从事政治谋杀的人物（如哈密原罕慎的臣属）之间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明廷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境地，与其进行朝贡贸易的势力，往往又同时在侵扰其边陲。在草原方面，这种局面甚至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阿黑麻与游牧民族又不同，他是沙漠绿洲的定居者，他出兵哈密的目的并非争夺牧场，而纯粹是版图兼并。此外，刘吉没有过多解释为何他对宦官伴送一事如此耿耿于怀，但可以猜想，比之于通事，宦官可能在伴送途中更易高下其手，甚至与蕃国使臣沆瀣一气。

随后，刘吉又奏言：

臣等所言命将、闭关二事，盖谓哈密乃我太宗文皇帝建立卫分，初封脱脱为忠顺王，俾世守其地，以为甘肃之藩篱，以通西蕃之贡路。后忠顺王死无嗣，被逆虏速檀阿力将王母并金印抢去，又将王女抢占为妾，哈密人民俱逐散来我边苦峪地方住种。罕慎以忠顺王外甥，间关辛苦二十年余，方仗天威，率领夷众，克复哈密，归向朝廷，已蒙钦命封为左都督，又因其夷众奏保，准封忠顺王，铸印给赏，俾继脱脱之后。差官未去，又被逆虏速檀阿黑麻将罕慎哄诱杀死，人民仍复逐回苦峪。似此凶恶夷贼，欺侮朝廷，若命在边总兵官出兵往正其罪，大加诛戮，诚不为过。缘今陕西天旱薄收，人民疲困，未可言兵，所谓不能者，盖以天时欠顺，人力不能也。昔汉光武时，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愿请置都护官，光武不许，后世称帝王美事。今阿黑麻名虽进贡狮子，其实设诈，缓我兵备，边臣止知循例起送，不知阿黑麻之罪，在所难容。礼部虽尝参其不先奏请，已无及矣。所谓不能者，盖以人情事势有不能止也。以此言之，其使臣只宜从减相待，不宜加厚。然臣等愚意，又有望于皇上当施行者。闻狮子等兽，日用羊二只饲养，以十年计之，计用羊七千二百只。又常拨校尉五十名看守狮子房，见今做工缺人，以一月计之，人五十名，日该五十工，以年计之，该一万八千工。此皆无益之费，所当省者。皇上若将此兽绝其羊只，免人饲养，听其自死，于以省费节工，天下人心，无不痛快，传之千载，实为美谈，是即周武王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之意。此诚皇上圣德之所能，臣等恳切颙望，乞赐施行，由是，比隆尧舜，又何难哉！¹⁵

看来，这头来自中东的狮子，在明廷引起轩然大波。正如刘吉所指出的，阿黑麻此举既可以增加明朝的花费和支出，又能缓解弘治皇帝对他的敌意。一定程度上说，他的这一做法奏效了。

一年后，即弘治四年（1491年），阿黑麻遣使至肃州请求入贡，并献还哈密城池和金印。毫无疑问，阿黑麻此举令明廷错愕不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呢？据兵部议，阿黑麻似乎意识到自己杀害罕慎的举动令明廷感到担忧，因此此举是他向明廷释放善意，作出妥协的举动。兵部称：“哈密为甘肃藩篱，自都督罕慎被杀之后，驯至多事。朝廷恶阿黑麻不道，因减其使臣赏赐，或却其贡方物，两赐敕谕令悔罪。近又取哈密忠顺王脱脱近属子孙陕巴，权掌国事，听继王爵。凡所处置，皆合机宜，故能不费财力，坐取十九年已失城池并金印。”为此，兵部提出：“皇上之威德远被，至于如此。彼今所贡狮子等物，盖假此以为请罪之地，与向来入贡之意不同。谓宜特赐容纳，原拘留在边使人亦宜资给遣归，而徐图所以劳来哈密、安集陕巴之道，似为柔远长策。”弘治皇帝同意兵部的看法。¹⁶

马文升在《兴复哈密国王记》中，以更近距离的视角审视了这座绿洲城市。他记载道：“本年八月，予以为哈密国回回、畏兀儿、哈剌灰^[1]三种番夷同居一城，种类不贵，彼此颉颃。北山一带又有小列秃，野乜克力数种强虏，时至哈密需索，稍不果愿，辄肆侵陵，至为难守。必须得元之遗孽袭封，以理国事，庶可慑服诸番，兴复哈密。不然，虽十年未得安耳。”根据马文升自述，他在陕巴成功掌管哈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贡，即忠顺王裔派也，予因命通事询贡使：‘安定王族中子侄有可以主哈密国事者？’贡使举王侄陕巴可任状，予遂奏令甘肃守臣取陕巴审可否。守臣寻以陕巴堪举，及据哈密三种大头目奄克孛剌等亦皆合词告保，陕巴年少量宏，足以服众，愿乞早袭王爵管理国事状闻。”

此时的许进，已经任巡抚山西大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了，但他似乎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在《平番始末》中，他对此事亦有记载。他写道：“阿黑麻得（玺）书，怒，谋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兰曰：‘哈密去吾土千余里，敌国辐辏，远出已难，况又近塞乎？今既杀其国王，则夷汉之心皆怒，若合谋并进，非我利也。不如乘势还城、印以款之，再图后举。’阿黑麻以为然，弘治四年，乃以城池、金印来归。守臣具闻，下兵部议，大臣欲求忠顺王子孙袭封，询诸夷使，得安定王侄名陕巴者系其裔。”许进是如何得知这一情报的？我们猜想或许他有自己的“线人”。¹⁷

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月，寄居苦峪的哈密卫都指挥阿木郎遣使臣阿力克来朝贡。约一个月后，阿黑麻遣使臣进贡驼马、方物，并献还金印1颗、城池11座、人口500余口。甘肃守臣为此奏曰：

哈密初服，人心未定，切恐群夷摇动，别启衅端，瓦剌闻风，或有他谋。欲将取到安定王派孙陕巴，先送哈密管领夷众，其甘肃各卫寄住哈密哈剌灰夷人，除先已送三百人于彼住守，今再发精锐三百余人，令肃州移文右参将彭清等委付陕巴并头目阿木郎等管领，各量给米粮盘费，差抚夷官员通事量带军马护送出关，至应止地方，抚调赤斤、罕东二卫头目，调领番兵，转送哈密，并力住守。其原带家口并取到陕巴家小，至日俟已安定，再为发遣。其所还金印，宜付陕西行都司暂收，候阿黑麻输诚纳款，遣使进贡，请敕一通，量加赏赉，以安慰固结其心，庶与陕巴等永为和好，哈密得以久安矣。¹⁸

这是深思熟虑后妥协的结果，其中，甘肃守臣甚至还注意到瓦剌方面可能存在的潜在干预。弘治皇帝和兵部都非常赞赏甘肃方面的提议。

故弘治五年（1492年）春，明廷正式册封新的哈密政权。弘治皇帝诏陕巴袭封忠顺王，给赐金印、冠服、护门兵器等物；同时亦赏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升都指挥使阿木郎为都督佥事，并谕令他们拥戴陕巴立国。¹⁹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此后，阿黑麻又遣使臣进贡狮子和玉石，弘治皇帝欣然接受。再后来，明廷决定恢复对吐鲁番的赏赐。在一次朝贡中，阿黑麻的使臣写亦满速儿等人，同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和其使臣写亦虎仙等人，以及撒马尔罕等头目一同前来进贡，似乎预示着西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亦预示着该区域对明朝边防安全威胁的降低。

于是兵部奏：“今次赐各使臣彩段、衣服等物，自一等至五等者宜如旧例全给之。其阿黑麻并使臣写亦满速儿等悔过效顺，情款可嘉，请特赐加赐，以慰其心。写亦虎仙等十四人奉使往回，绩效尤著，请别加优赐，以旌其勤。”弘治皇帝是其议。到了秋天，陕巴与邻境野乜克力部酋长奴秃卜花台卜之女结婚。邻国诸酋知其新立国，尚处贫穷，于是分别遣人到明廷请求颁赐财务，助之成婚。明廷认为此举有大义，于是厚赐陕巴和其他诸酋纻丝、绫纱罗等物。²⁰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弘治六年（1493年），西域再度出现骚乱。四月初五，明廷得报，阿黑麻再度率兵夜袭哈密城，杀死百余人，陕巴及阿木郎等据守大土台。阿木郎调野乜克力、瓦剌兵为援，但均为吐鲁番所败，阿木郎本人亦战死。陕巴被阿黑麻俘虏，牙兰再次据守哈密。为何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吐鲁番移书甘肃方面，说明了原因。根据吐鲁番的说法，此场冲突，罪在哈密：“本国既献哈密城池，阿木郎复潜导野乜克力人马至其国中钞掠，朝廷所赐衣币，亦被克减，故为此报复之举。”是时，吐鲁番贡使撒剌巴失等27人还未出境，写亦满速儿等39人尚在京师。

于是甘肃方面奏请明廷，谓：

阿木郎之祸，固其自取，但阿黑麻蕞尔小丑，往年擅自兴师，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赉，正宜感恩效顺。纵阿木郎有过，当念哈密恢复未久，止可具奏请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称伪号，言涉不逊。乞命将选兵先将酋长牙兰等剿捕，然后直抵土鲁番，擒斩阿黑麻，取陕巴回卫。若欲姑事包容，则请降敕遣使赍谕阿黑麻，令送回陕巴，当宥其罪。

是战是抚？弘治皇帝命兵部集议。兵部与廷臣议后认为：

哈密乃太宗创建，为中国藩篱，陕巴又皇上所锡封，有兴灭继绝之义。今既被劫去，不宜置之不问。守臣所画二策，前策乃讨罪之举，名义甚正，但动兵远夷，兵家所忌，姑俟徐图。后策为柔远之方，时势所宜，谕而不从，加兵未晚。今土鲁番贡使在京师，速为发遣，与还未出境者，令甘肃守臣就彼拘留。仍请敕就本番贡使择三二人，赍示阿黑麻，谕以祸福，俟其回报上请。仍移文守臣，各操练所部军马，以备缓急。及谕赤斤、罕东等卫头目，使知此虏凶逆，互相应援。若哈密夷众挈家来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孛剌管束，量给粮种耕种，以俟克复，毋再散布肃州，坐耗边储，重贻后患。其贡使写亦满速儿等在京者，亦令通事谕以拘留之意。

对此上述诸臣的意见，弘治皇帝道：

阿黑麻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乃祖宗所立，欲继其绝，曲为宽贷，今阿黑麻屡恶不悛，悖逆天道，妄自尊大，奸情尽露，本当兴师剿除。尔群臣既如此处置，悉准所议。写敕切责，并敕甘肃镇巡等官，严督沿边城堡、将士用心堤备，然边方事重，兵难遥度，尔等仍会举文武大臣二人，领敕亲临其地，会同镇巡等官酌量事势，讲求安内制外方略来上，以为经久之计。

随后，弘治皇帝又敕谕阿黑麻，历数其罪：

比得甘肃镇巡等官奏，具知哈密都督阿木郎两次引领野乜克力人马，抢尔部下牛羊等畜，又克落尔赏赐，以致尔亲领部落，将哈密城池占据，杀死阿木郎，虏去陕巴，以报彼引虏劫掠之仇。阿木郎固有罪矣，然彼小人，愚蠢无知，尔乃大家世族，识道理、晓逆顺，岂可为此！当念阿木郎为朝廷职官，受命守城，将其作恶情由，遣人具奏，或赴诉甘肃守臣俾为转达，朝廷必有大法度治之，追还所掠头畜，慰安既死亡魂。尔乃擅兴兵动众，公肆杀戮，将献还城池仍复占据，同宗骨肉，自行系累，如此所为，信义安在。奏至廷议，文武群臣莫不扼腕忿怒，咸谓祖宗待迤西蕃夷恩德如天，百年以来，未有一族一人敢行悖逆。今土鲁番父子一次虏哈密王母，一次杀罕慎，朝廷以不治治之，曲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杀阿木郎、虏陕巴，屡恶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为。若不兴兵问罪，何以压服天下！番夷合辞，请发大兵，出关征剿，并起集尔仇家敌国，直抵巢穴，明正尔罪，然后牢闭关门，显绝贡路，使诸番再不得朝廷赏赐，通中国货财。西蕃一带，必皆归怨于尔，无地容身。朝廷念尔土鲁番自祖父以来，时来朝贡，已非一世。尔今虽有占城杀人之罪，而前亦有归城还印之功，不忍轻绝。特降敕谕，使尔知之。我国家富有四海，哈密之在中国，有之不加益，无之不加损，但念我祖宗受天明命，为万邦华夷主，永乐初年，立哈密之祖脱脱为忠顺王，八九十年，传位数世，一旦乃为尔所害，略不动心，岂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哈密，亦如待土鲁番，土鲁番设若不幸，亦如哈密为人所灭绝，朝廷亦坐视而不顾乎？尔宜知此意，敕书到日，即释放陕巴，送回哈密旧城，俾其照旧管理。朕不念旧恶，听尔遣使通贡如故。呜呼！天道昭然，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尔其改过自新，毋自作孽，保尔先人之业，为尔子孙之计，其尚思之，毋贻后悔。故谕。²¹

在吐鲁番与哈密面前，明朝像一位谆谆教诲的长者，以天下秩序守护者的身份调和二者的关系。假如不守规矩的小辈拒不道歉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言行，那么他就会被长者视为霸凌者。显然，在这个“大家庭”里，这位长者有义务和责任来评判任何被指责为犯罪的行为。

马文升的《兴复哈密国王记》提及其本人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知所闻。其载：

弘治五年二月（1492年3月），予集议请以陕巴袭封忠顺王，主哈密，然尚未给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仓卒遣使，送之于哈密。未几，诸番夷以陕巴无所犒赐，而阿黑麻复怒大头目都督阿木郎尝克其赏赐，又尝虏其部落头畜，遂杀阿木郎，复虏陕巴及金印以去，时弘治六年也。

报至，适阿黑麻先所遣大头目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人入贡在京师。内阁礼部尚书大学士丘公濬谓予曰：“哈密事重，须烦公一行。”予曰：“边方有事，臣子岂可辞劳？但西域贾胡，惟图窥利，不善骑射。自古岂有西域为中国大患者？徐当静之。”丘曰：“有谶言，不可不虑。”予因集议请自往，众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虏在边，四方多故，公往甘、凉，四方边事付之何人？”乃议以兵部右侍郎张公海、都督佥事缑谦领敕，率写亦满速儿等往经略之。

既抵甘州，议令写亦满速儿等数人并遣在边通事，先以敕谕阿黑麻顺天道，归陕巴、金印，而诸夷使缘此皆欲同回，张、缑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以敕往。迨久未回，张、缑等遂以上命修嘉峪关，清各卫久居哈密回回名数以闻。复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诈回回二十余人，发戍广西，诸夷颇知畏惧。予以为此虏既遣使入贡，复虏陕巴、金印，迨敕使往，又久不报，其轻中国之心著矣。遂请以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余人皆安置两广、福建，并闭嘉峪关，示西域入贡诸番夷俱毋令入，使阿黑麻结怨于众夷，以孤其势。

本段记载之后，马文升还指出，阿黑麻的所作所为，多为哈密回民所教，双方联系正在日益加深。²²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丝路上出现的新的元素——伊斯兰教的发展。伊斯兰教的优势在于其文化与宗教联系天然密切，不可分割，而在西域，这一特点又牢牢地依附于黄金家族血统谱系这一具有强烈区分度的特殊身份认同。不过，尽管阿黑麻和陕巴俱为黄金家族后裔，但这层远亲关系，远远要比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纽带更为薄弱。

至此，我们可以暂时中止叙述哈密和吐鲁番的事情，它们的恩怨，在明朝边防安全问题上至多泛起涟漪。接下来，我们的视线焦点将重回北境防线。我们上文回溯到弘治四年（1491年），接下来将从弘治六年（1493年）继续下探。

***

弘治六年（1493年）春，宁夏方面的防御陷入被动。紧接着，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鸾对当前陕西的边防形势提出严厉批评。他在一篇长篇大论的奏议中道：

陕西之地，依山带河，内屏诸夏，外控西陲，号为重镇。自撤东胜之后，河曲内地，弃为虏穴，灵夏外险，反南备河。故成化中，毛里孩、癿加思兰扰我边场，转输劳费，民已不能堪。去岁以来，宁夏地方烽火不绝，行旅惶惑，居民失业，而其典兵事者，安居自适，以为无事。

今岁二月，虏入庙山墩，杀指挥一人，旗军十余人，肆行无忌。倘秋高马肥，大举入寇，不识何以待之？臣窃思，夷狄之在前代，多者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又必有豪黠者君长之。至于元，为天所厌，北遁沙漠，我太宗亲御六师，驱逐益远，厥后种类交恶，互相吞噬，其势不能当我一镇。夷狄之衰，未有过于今日者也。夫以中国全盛，驭极衰之虏，虽草薙禽狝，谅不为难。当疆场之寄者，漠然不加之意，使其豨奔豕突，跳梁边鄙，上勤九重之忧，此臣所以夙夜不能忘也。

陕西东自榆林，西尽凉夏，城堡棋布，墩堠相望，经理区画，可谓精矣。典兵之官，有守备，有分守，有协守，有主帅，大小相维，又有内臣以监督之，都御史以赞治之，体统节目，可谓备矣。然蕞尔小丑，辄敢轻入，官兵闭门，一筹莫展，惴惴焉自保之不暇。臣目击其事，岂胜扼腕！臣闻边事所急者，曰兵、曰食、曰马而已。然军不疲于战阵，而疲于典兵者之剥削；马不疲于驰骤，而疲于典兵者之营利；刍粮不疲于馈饷，而疲于典兵者之巧取。监临主守，互相效尤，欲望三军生敌忾之心，边塞有长城之恃，难矣！至如都御史之设，诸军归其节制，庶事听其便宜，正当搏击贪残，肃清弊政，奈何宴会往来，岁时馆馈，人情习玩，动相掣肘，边备不修，实由于此。

然臣之所虑，又有急于此者。请举已往言之。正统十四年，王师北征，号三十万众，而土木之难，悬如一发。成化十九年，北虏犯边，尝动宣府、大同两镇重兵，而下米庄之危，几于覆没。当是时，边将如石亨、许宁辈，虽皆败衄之余，其平昔才勇操守犹足以系属人心。今国家承平日久，沿边抚臣，又非一时重望，若安常习故，无所更改，万一虏骑长驱，则前日下米庄之覆辙故在也。乞简命在廷才望大臣一人，重授节制，凡沿边钱粮、军马一应重务，悉听便宜奏闻，以是居安虑危，使虏知我待之者有备，而朝廷亦可以免西顾之忧矣。

李鸾看似在呼吁明廷对地方进行一场重大改革，也许他的本意也是如此，但他所献之策，也仅仅是要求朝廷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来全权节制边地事务。对于他的建议，兵部只是遍行各边，要求严加整饬兵马，以备不虞。弘治皇帝也同意这个做法。²³

尽管任命全权大臣一事暂且搁置，但不久的将来，明廷还是会采取这一做法。李鸾的观点，实际上还广泛代表了一种看法，即对明朝政权的实质威胁，并非来自大草原上浩浩荡荡的骑射部队，也不是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亦非缺乏财政资金、军需供应或人马、文武百官。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统治集团自身信心的缺失，以及其保持一切制度应然运转的铁腕手段。明廷统治偌大国家，其终极目标不可能是对付和打败游牧骑兵，而是那些对制度的漠视和玩世不恭，以及所有腐败无能。明廷当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边防建设。虽然有时候，明朝的“防御体系”会受到致命摧残，但万幸的是，它们仍坚守到了最后。这点，我们可以从《明实录》里大量的官方档案、奏章中管窥。此外，大多数记载亦非针对游牧骑兵本身，而是由之而见与李鸾产生共鸣的许多问题，包括纪律、士气、征兵、供需、建设修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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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且看起来，北虏占了上风。北境边防地带几乎都遭到小规模的袭击。据兵部统计自弘治五年（1492年）九月至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虏入甘肃、庄浪及古浪地方”，杀官军25人，伤60人，掳男妇10人，掠官布2400余匹，银640余两，牛、马800余只；“入永昌”，杀官军60余人，掳掠男妇67人，马、牛、驼7万余只；“入凉州”，杀伤官军40人，掳掠牛、马37只；“入镇番”，杀伤官军10人，掳掠牛、马16只；“入山丹”，杀伤官军27人、伤69人，掳掠牛、马、驴、羊3180只。巡按御史勘报得实，明廷决定对部分渎职的地方官员施行惩戒。巡抚都御史冯续、协副都指挥赵承文等10人被处以罚俸不等的惩罚。²⁴

此外，还有其他袭击。兵部试图制订更为详尽的应对方案。于是，弘治七年（1494年）十二月，兵部奏道：

比来各边虏数入寇，每得厚利，皆由墩台疏阔，烽火不接，及守墩军士困惫所致。乞谕各边镇巡等官，相视地形，修理墩堠，沿边每十里或七八里为一大墩，五里、四里为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五人，自边至城，每十里或八里，止用大墩，筑墙围之，环以壕堑，留一小门，拨夜不收五人戍守，遇警接递传报。凡遇寇近边，天晴则举炮，天阴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总兵等官，仍为预定烽炮之数，著为号令，使各城将官，以此为验，领军截杀。其守墩军必简精壮者，分为二班，每月一更。若无水之处，则修水窖一所，冬蓄冰，夏藏水，每墩预采半月柴薪，于内给用，免致汲水采薪，为贼所掠。本城将官，每半月一次行边，点阅巡哨。提调墩台官仍不时往来巡视，若近边军士屯种之处，则修筑小堡一座，量贮粮刍，令按伏马军三五百于其中，庶有警可以防御。²⁵

弘治皇帝自然批准这些方案。而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彼时明朝边防线上，城市附近竖立着许多有锯齿状墙垛的墩台。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记载中并没有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道万里长城，尽管当时明军也确实在修建和修复这道边墙。不过，在李鸾及其他很多人看来，这一切所起到的主要是一种威慑作用。其是否真正奏效，还取决于当时的军队士气，以及将领们的能力等等。当然，运气也很重要。

弘治七年十二月（1495年1月），弘治皇帝敕谕甘肃镇巡等官前往赈济遭受虏寇袭击的边军。其敕曰：

甘州地方孤悬河外，四邻胡虏，屏蔽关中，捍御西域，非他镇比。所在卫所军士，止靠孳牧度日。近闻虏酋小王子人马潜住贺兰山后，节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掠。去岁六七月间，抢去头畜十万之上。今岁九月前后，又二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有全家虏去者，官军阵亡者，亦多以此。军士之家，十分艰难，不能存生，必须赈恤安养，方保无虞。敕至，尔等即从公计议，行令彼处分巡收粮，布、按二司官员将被贼抢掠之家尽数查出，逐一研审，中间若系十分艰难者，支给官库钱粮，量加赈济，果有无牛具、种子者，亦量给与，务令得所，毋致逃移。处置毕日，通将赈济过贫军姓名，并用过钱粮等项数目造册奏缴，以凭查考。尔等其钦承之，故敕。²⁶

随后，兵部奏道：

比来虏寇数犯永昌、庄浪等处，及谍报虏众七万住牧贺兰山后。本部已尝具奏，请命延绥副总兵朱瑾，领所部游兵三千径往固原、安会驻扎，以备甘、凉应援。后延绥守臣复奏本镇龙州城有警，欲取回朱瑾之兵防守。本部议拟，延绥东西二十余堡，虽有官军三万，但兵分势寡，有警卒难支持。朱瑾之兵，既不可取回榆林，亦不可不增兵策应，而凉州多事之际，又不可不增兵备御。请如前旨，促大同游击将军张安领游兵三千驻清水营，宣府游击将军张澄领游兵三千驻大同，以援榆林。陕西守臣调兰州都指挥尹玉所部兵三千，并朱瑾率所领游兵急往凉州，与本镇守臣合兵战守。仍守大同、宣府守臣，于本镇各选精兵一千，令都指挥一员领之，遇警急往榆林，听张安、张澄调用。陕西守臣亦于靖虏、固原、环、庆等城选精兵三千，委守备固原都指挥郭鍧领之，以援凉州。仍于在京团营选官军二万，委提督大将一员，都督二员领之，以备警急调用。

弘治皇帝是其议，并令英国公张懋，以及都督庄鉴、马昇等率领京军，时刻准备出援宣大。户部亦遣官协调前线军需供应，并从府库拨白银10万两赞助军资。²⁷

这次大规模重新部署，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二十五日，兵科都给事中杨瑛奏：“比以肃州有警，命英国公张懋等选京营兵往征之。臣等以为，京营官军未经战阵，兼边储告乏，莫若急募土民以益兵，开盐粮以足边，庶几缓急有备。或遣官赍内帑银，赴彼招籴军储，或敕总兵官刘宁调集诸路游兵，相机战守，庶得居重驭轻之宜。”

其计若何？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议奏：“今河水将开，未知虏众所在，我兵难遽进止。京营军马之选，亦非专为甘凉而动，所据宣府、大同原调官军各四千，今益二千合万人，以为延绥之援。延绥原调游兵三千，今益二千合为五千，陕西原调官军六千，合延绥共万一千，以为甘凉之援。请驰文延绥、宁夏、甘、凉守臣，觇虏势缓急，量主客兵马，及议京营兵将动息之宜以闻。”马文升还详细考虑到边军的后勤、生计等问题：“沿边军储，俱收本色。官军征哨，悉支口粮。甘、凉军士被寇失业，屯田逋负，悉与除免。军士质卖妻子者，官为赎还。”此外，马文升力荐肃州右参将彭清，称其“习战有谋，善抚士卒，请升擢以励其余”。²⁸

也有好消息。一次虏寇凉州（非小王子指挥，或许是瓦剌人所为）时，总兵官都督刘宁率兵御之。经过一系列作战，明军生擒4人，斩首87级，俘男女50人，夺回被虏人口23人，获驼、马、牛、羊2135只，器械330余件。正月二十八日，弘治皇帝对刘宁等进行嘉奖赏赐。²⁹

***

明廷从不忽视地方下层官僚提出有关战略的想法和建议。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山东兖州府推官丁伯通^[2]上疏，其中则涉及边防事。丁伯通所关注的并非草原上的一地一处，而是两股最大的势力：“谓瓦剌精兵数万，岂无窥觎中国之心？特以小王子部落隔绝其间，往来必假道而后得入。朝廷能与小王子通和，若汉之呼韩、唐之突利，使为外藩，瓦剌虽强，岂能越小王子而入哉！若严绝之，或与瓦剌合而为一，其为中国之忧甚矣。且自古匈奴犯边，每自河西而入，宜敕甘凉诸将，使之整饬边备，常若寇至，不可少怠。”其次，丁伯通谈道：“至若乡导者，乃夷狄之耳目，其于中国，险易虚实尽知之。近者被虏之中，岂无桀黠为之乡导者乎？宜结以恩义，抚其室家，使其身在异域，而心在首丘，庶可革其从逆者以效顺矣。”再次，则是朝贡问题，丁伯通认为应将朝贡活动限制在边境：“夷狄入贡，实怀窥觇之计，莫若仿前代之法，就于近边之地，特立互市，凡赏赐宴劳之类，预为之备。若其来朝，即命彼处大臣馆之，不必亲至京师，如此既可以省我道路之费，亦可以通彼向化之心，而其窥觇之萌，亦可潜消矣。”最后，丁伯通反对来自草原的移民，“至若诱引异类，混我中华，五胡之乱，良可鉴也”。³⁰

弘治皇帝命相关部门仔细讨论丁伯通的建议。不过，明廷最终也未能与小王子达成任何协议，丁伯通的其他意见也不知在多大程度上为明廷采纳。至于其中提到的移民问题，事实上，明朝自立国伊始便一直鼓励或容忍这一行为。弘治时期，明廷又将哈密难民安置于苦峪，但是没有让他们真正进入明朝内地定居。而某些来自草原的归附者却经常被安置于南方诸省。这些做法自明初至此，没有重大变化。丁伯通的奏议还表明，除了朝廷和边地，明朝其他地方的普罗大众也对其边防安全问题有所担忧和关注。

小规模的劫掠一直没有停止。从弘治八年（1495年）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甘肃、凉州、庄浪、宁夏、延绥、独石、马营、密云、宣府、大同、蓟州等地零零星星遭受袭击。明廷有没有能力制止这一混乱局面？明朝幅员辽阔，无所不有，明朝的边防线背后有广阔的中原及南方作为资源供应地，因此它绝不可能屈服于这些边境骚扰。明朝也不时地借机向“虏贼巢穴”发起进攻。

弘治十一年（1498年），总制边务、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越“率师袭贺兰山后虏贼”，大获全胜。兵部论功行赏，最终议拟官军升二级者2人，升一级者47人，升署一级者73人，给赏者1635人，弘治皇帝批准了兵部的建议。王越因前述成化十六年（1480年）与汪直一起发动的战役而声名鹊起，可以说，他有着丰富的草原战争经验，而此次战役是他政治生涯最后的光辉。据《明实录》记载，王越此次战役的情况如下：

先是，（弘治皇帝）敕谕总制（王）越云：“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累次寇边，皆自彼而入。使其住居年久，熟知地方，或诱引北虏大众，或招来野乜克力等夷，为患不小。尔须运谋追剿，毋令滋蔓。”越自宁夏遣将，分路发兵。延绥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朱瑾领兵二千出南路；宁夏镇守太监张僩，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领兵二千出中路；副总兵、都指挥使张安，监枪右监丞郝善领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张安、郝善分为二哨，北哨行五十余里，至花果园遇贼，击之，斩十三级。南哨至蒲草沟，贼望见，畜产遍野弃不顾，急从沙窝遁去，七人不及走，斩之。其一人衣甲居幕甚整，意其酋也。合兵追至大把都，贼集其众，分为三面，并力驰突。我军下马，用枪铳御之，贼稍却。骑乘势急击之，斩十级。日晡，张安收兵回，伏兵道傍，贼来袭，遇伏走。郝善领兵截其去路，复追斩八级。又追至柳沟儿，斩三级，贼西遁乃还。宁夏城凡得贼首四十二，骆驼十九，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数。是役也，安、善功为多。³¹

而在边防线东部，朵颜三卫亦开始寻衅滋事。是年夏，其使臣在进贡时请求明廷多加赏赐，被明廷拒绝，遂聚众袭击北京北部的密云和古北口。为此，明廷令镇巡等官调马兰谷官军1000名，助古北口防守，分番更代；京营轮操官军原存留密云防守者，令仍旧防守，逃者重治之。又于见操官军内精选骑卒3000名，令都督杨玉领之，驻永平、三屯、建昌等营；马步卒各1500名，令王玺领之，驻密云，以为掎角之势。官兵们又各得银2两、布2匹等赏赐。³²

不久后，兵部对明朝防线建设作了回顾。其文曰：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而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凉各宿重兵，以镇其地。然各镇俱有险可据，独大同外有海子，水草便利，虏可久住牧马，内无重山限隔，虏得出没其间，故大同、宣府二镇为尤重。当时，将官得人，虏不敢近边。宣德以后，将官渐肆贪侈，剥削军士，武备日见废弛，所以正统十四年，也先犯顺，大同几于不守。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复仇，大同官军大遭摧衄。故景泰初年，每镇增巡抚都御史一员，假以重权，无非欲其振扬威武，御虏以安边也。

皇上即位以来，德威远被，胡虏不敢拥众侵犯，以此边将日以怠忽，益肆贪婪，耽于宴乐，军马操练，惟务虚名，斥堠不谨，烽燧不明，虏入则获厚利，交战辄被损伤，职此故也。若乃边粮旧制，俱纳本色，近年收纳，每石折银或八九钱，或一两有奇，及放支率不照时直，每石折给三四钱，或五六钱，以致军士怨嗟，罔肯用命。近本部左侍郎李介经略三边，阅实军士无马者一万余名，守臣匿不奏请。今春北虏进贡，大同守臣纵令官军势家，用彩段、衣服、铁器等物，易彼达马，虏因肆轻侮，出境三日，随即犯边，观其贱马匹以易铁器，彼之奸谋诡计，概亦可知。

近日，大同奏达贼在边，多寡不一，又传北虏欲乘秋熟入寇，而朵颜三卫圣节不来进贡，即今数犯永平、辽东、密云等处，杀伤官军，此皆边将怠忽所致……乞敕天下各边总镇、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令各体朝廷委任之意，洗心涤虑，竭忠报国，操练人马，修浚城池，缮甲厉兵，蓄威养锐，绝宴饮之私，止贪黜之礼。其巡抚都御史尤宜振扬风纪，禁奸恤民，将领失小者以礼相规，奸贪者执法劾奏，万一偾事，法不轻贷。其各边管粮郎中等官，今后折支月粮，俱照彼中时直，不许减少，致失人心。其巡按御史若风闻镇守、巡抚等官不职，及管粮官折银减价，许指实劾。³³

弘治皇帝自无异议。这份奏议亦实际指出彼时各方有识之士对明朝边防安全的观点，即边防安全最终取决于边防将士的态度和士气。明军主要采取防御姿态而非进攻，而这一姿态显然更为单调且遥遥无期。保持警惕何时到头？但诚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明军不可能时刻保持高亢的斗志，即使采取临时纠正、补救、弹压等措施，其效果亦难以持续很长时间，故类似的措施必须时常重复。

边防各处的袭击侵扰仍然不断，但明军束手无策，明廷不得不对边防部队进行严厉惩罚。大同总兵官、都督佥事神英等，因私下“与虏交通”，走私铁器而被弹劾，其下属赵昶等被处斩，余皆各受其罚。弘治十二年（1499年），大理寺左寺丞刘宪前往勘验宣府方面出现的失误事故后奏道：“各边被寇杀掳人畜，屯守官多匿不报，或报不尽实，请定议治罪，以为后戒。”对此，兵部建议：“自今各边及腹里地方，遇贼抢掠人畜，分守、守备、备御、管屯、坐堡等官，凡隐匿杀掳人口十名以上，头畜三十以上，军民职官问罪毕日，俱降一级，隐匿数加一倍者，降二级，加二倍者，降三级，甚者罢职，罪坐原隐匿官。其镇、总等官知情不举者连坐。”弘治皇帝是其议。³⁴

是夏，谍报称：“虏贼五营，约有数万。四营起往东行，一营欲来宣府复仇，请先为之备。”兵部覆奏：“北虏部落，往年春过河未久，即趋东北驴驹河住牧过夏。今自出套之后，久在大同、东胜、偏头关等处潜住，时遣轻骑俟间窃入，杀掳人畜。近被宣府官军截杀，必有报复之心。且虏情谲诈，变态不常，况脱罗干之子火筛，枭鸷尤甚，不可不为之备。大同、宣府军马各守分地，其势自寡，延绥援兵不能卒至。往年，因北边有警，尝命京营太监杨穆、平江伯陈铳，及都督二员选官军二万听征。今请于团营原选官军内简精兵万人，命大将一员统之，以俟调遣。仍佐以都督二员，其军士甲杖驮马之数及银布之赐，俱如前例。”弘治皇帝从之。³⁵

此时，有明一代享国已131年了。尽管历代皇帝命令不断，明军也大规模动员修筑防御路障、工事，但离北京最近的宣府、大同一带，防御建设稍显脆弱，边防地带仍有荒凉之处。这些地方人手不足、物资匮乏，庞大的边防建设工作却仍在进行。那么，问题在于，明朝政权的腐败是否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抑或其所为，本身就已超越人类所能承受之极限？是年夏出现的令人担忧的事件，直接导致这些问题的提出。据《明实录》记载，该事件始末如下：

先是，大同开市易马。左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赵昶，与总兵神英，都督宋澄、马仪，参将李玙、秦恭，奉御侯能，及游击将军刘淮，皆令家人以段布市马。而英、昶家人因以违禁花云段与虏交易，提督使馆都指挥李敬亦因而市马自入。顷之，虏使完者欲引境外虏众入市，托言在馆虏众多染疾，欲往牧马所避之，而私以马一遗敬。敬为请于守臣而许之，由是虏众纵横出入，居民苦之。既而虏复以迎归使为名，驱马入小边，诱贸铁器，太监孙振、都御史刘瓛，及英不为防制，故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既而虏使回，令昶以奇兵三千防水口堡，英及昶等复以货易马，前后所得各九十余匹。虏使出境未远，昶即驰归，致虏内外合势，攻围蔚州、马营等墩，熢燧数百里不绝，告急者踵至。英等不为意，淮驻兵近地，闻寇不救。未几，引还大同，虏遂陷马营，转寇中、东二路，共杀守墩官三人、军三人，掠九人，伤十人。参将李玙，都指挥刘英及指挥赵彪等不能统兵追寇，都指挥余庆、姜瓒不以时修各墩月墙、悬楼，故马营为虏所入。时边民喧传总兵以下用铁器易马，而英与昶素有隙，又以争市马互相讦。

尽管事态严重，但弘治皇帝并没有雷霆万钧地惩处这些涉事将官，大多数人的处罚是降职，最终乃得赦免。³⁶

在大同其他地方，虏贼又陆续抢掠人畜百余。可以说，自夏而秋，袭击一直在发生，更有令人担忧的消息传来，言北虏与朵颜三卫串通谋划，欲图不轨。³⁷

以此观之，腐败问题在明军北境防线的瓦解中所害非小。当然，物资、人力损毁问题，亦应予以重视。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城奏：“臣闻北虏连岁为寇，三边弗靖。乃者，宣府驰报，虏复屯边，将谋入寇。朝廷命将刻日出师，团营之军，虽号精锐，但富者若于纳钱，贫者困于工役，武事废弛，渐不如初。夫内有重兵，则无强敌，方选兵出征，而内兵单弱，不可不为之计。请以山东、河南、腹里地方接操官军，不论班次，选其精壮，遣入团营，给与粮草，日加训练，暂留不更，俟大军凯旋遣回。”弘治皇帝和兵部赞成其意见。³⁸尽管腐败令明廷君臣夜不能寐，但体制尚可正常运作，政权尚不至土崩瓦解。

***

此前我们谈论哈密地区的局势，止于弘治六年（1493年）吐鲁番重据哈密之时。

在前述弘治皇帝对阿黑麻发出敕谕后，礼部尚书耿裕等道：

土鲁番速檀阿黑麻，往年不道，朝廷已赦其罪，令通使如故。继而遣使贡狮子及马，朝廷复许其自新，优其礼遇，赏赐犒劳，悉从厚典。归顺无几，旋复为逆。虽曰其中事情曲直，不能尽知，但其僭拟可汗名号，称兵犯顺，不可不虑。且国家驭夷狄，宜惜大体，而待夷使不宜太隆。前项夷使自去年五月到京，久不宣召。今自三月以来，宣召至再，复赐表里、布匹、羊、酒等物，正值虏酋番文到京之后，彼夷狡黠，将谓朝廷恩礼视前倏焉加厚，以为因彼虚夸强盛，似畏彼而然。事干国体，不可不慎。况虏酋崛强西土，久蓄不庭之心，则其遣使朝贡，必择其亲信狡黠者。今乃令其出入内廷，略无防范，其间万一有奸细窥觇之情，潜蓄凶犷不轨之虞，虽悔无及。今哈密使臣写亦满速儿等应得宴赏，俱已完毕，未肯起程，口称恐朝廷仍复宣召。夫不宝远物则远人格，况狮子本一野兽，不足为重，何至上烦銮舆，屡加临视，遂使丑夷得以借口！且给赏番王物件，俱系写亦满速儿收领，若再迁延不还，必启虏酋致疑，将谓俱被拘执，恶心日长，将来边衅，又未可知。乞令大通事前去会同馆省谕各夷速还，照例送至甘肃。至于宣召赏赐之数，乞赐停止，庶几绝其觊觎之望。

弘治皇帝同意将吐鲁番使臣遣回，但仍予以赏赐，“俾知朝廷柔远之意”。³⁹

随后，弘治皇帝命兵部右侍郎张海、前府都督同知缑谦一起经略哈密。弘治皇帝赐之敕曰：

近得甘肃守臣奏，哈密城池为土鲁番阿黑麻占据，虏去忠顺王陕巴，杀死都督阿木郎。及缴到番文，言涉不逊，显有欲起边衅之意。事下兵部，会多官议，已发遣其来朝使臣回还，就令赍敕责谕阿黑麻，使其改过。

及敕甘肃镇守、巡抚等官，严督沿边将卒提备。朕念边方事重，难以遥度，今特敕尔等，委以一方安危之寄。尔等须念朝廷此举非但按行故事，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屯兵建阃，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抚绥境内之熟羌也。承平日久，兵备不无废弛。内之依附者，非我族类，其心叵测；外之朝贡者，恩泽既厚，怨讟易生。尔等徐观事势，密为经略，在内者安定之、分背之，使不萌外向；在外者消弭之、震叠之，使不敢内侵，斯为经久之计。

且甘肃地方，路在番族、土达两界之间，番夷与军民杂处，种类非一，老子长孙，久成家业，难尽驱遣。又自哈密失守之后，随罕慎内附者，处之苦峪，既无复返，今又来奔，中间或有别种，岂无异心。奄克孛剌不知其心向背如何，一旦有事，恐难拒守。其行都司在外七卫二所，并嘉峪关外近边之地，更有堪以屯聚耕牧之处，及苦峪近地有无废城遗垒可以兴复建置，详加询访，熟思审处，必有利无患，可以为安内方略来上。然必安徐慎密，勿使几微彰露，恐事未必成，或生他变。

若夫制外之策，如军马、甲兵、城堡、关隘、沟堑、墩台、斥堠、屯田、粮草等项，及管军戍守头目人等，宜同彼处守臣从长计议，酌量停当，便宜施行，不可偏执，务图经久无弊。此外，尤须密切用心，询问沿边一带退闲宿将，经战老卒，与凡曾出境和番、越关私贩番汉之人，及虽本胡种，生长内地，无复外心，而为众所孚信者，多方召集，因事讨论所以制御慑服万全之策。潜遣间谍，招徕降附，审实其强弱分合之势，缉访其向背虚实之情，画图来上，待报回京。故谕。⁴⁰

弘治皇帝的敕谕起了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他告诉了张海、缑谦等地方臣僚何为应然。其二，他向他们展示，天子对当地格局和族群聚居情况是如何了如指掌——这固是臣下们早已耳熟能详之事，但现在天子知道了，臣下们不能再轻易以假消息欺君罔上。

弘治六年（1493年）夏，甘肃镇巡太监傅德奏：“哈密夷人有自吐鲁番来者，报速檀阿黑麻纠集虏众，牧马北山，欲待草青马肥时，分为二路，直抵甘肃，会兵为一，攻城抢掠。防患之计，不可不虑。”

对此，兵部称：

今走回夷人皆先年被虏者，既属土鲁番部下，复往来进贡，宿留甘肃，知我虚实。今次所传，非阿黑麻故纵之来，佯为虚喝，以胁赤斤、罕东诸番，必哈密夷人因本国失守，地方难居，故造为此言，图缓发遣，事皆难料。但阿黑麻远处西陲，贾胡专务买卖，少习骑射，似不足虑。所虑者甘肃孤悬河外，止有兰州河桥一路，可通往来。若此路一阻，则转输不通。况今北虏部落被瓦剌杀散，住牧宁夏贺兰山后，恐此后闻风乘隙侵犯，庄浪西路兵马卒难应援，似为可忧。请移文巡视侍郎张海、都督缑谦，会同镇巡等官，令副总兵张怀、右参将彭清同心协谋，凡可保障守御者，事事有备。仍将东路各城兵马亦严加整饬，仍令陕西镇巡官将陕西并洮、河、岷三处原选官军委官分领，于安定、会宁、兰州等处驻扎，如甘、凉有警，以陕西官军移向兰州，洮、河、岷官军移向庄浪。果肃州警急，听张海等调用所在刍糗储偫，请移文户部查处，以备支用。

弘治皇帝是其议。⁴¹

以此观之，明廷很重视哈密—吐鲁番的局势，并为此加强了某些安全措施。尽管吐鲁番本身并非大的军事威胁，甚至连威胁也谈不上，但它很可能成为其他政治势力（尤其是瓦剌）袭扰掳掠、抢夺领土的催化剂。

随后，傅德又奏：

近得兵部移文言，凡哈密夷人来奔者，送赴苦峪，各处夷人亦并散遣，毋令散布肃州。今五月将终，寄住夷人播种已毕，计日望秋，若遽从发遣，纵使量给种粮，止可救济目前，以后仍前缺食，或复逃回肃州，或被逆虏扑掠，恐彼各怀疑贰，因致他虞，反堕阿黑麻奸计。乞将各夷暂存肃州、甘州、山丹、永昌、凉州安住，以系其心，分散势力，以防不测，待来春斟酌夷情事势，量给种粮，发去苦峪住种。

弘治皇帝和兵部同意这一意见。⁴²这一计划最终付诸实施了吗？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没有。

一年后，弘治七年（1494年）六月，兵部右侍郎张海上安边方略六事：

一、驭戎以定酋帅。甘肃即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为土鲁番侵占，人民奔溃，诸夷熟羌来归，在边安插，积聚数年，蕃育日多。群犬豕之人而豢养之，有识寒心。已尝奏行守臣，欲令驱遣，因彼逋逃穷虏，不可轻动，至今徙之尤难。况此虏心性叵测，今转徙日久，不立酋长，未有统摄，异日酿成大寇，卒受其弊。今甘肃等卫皆系镇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可以安辑。防微杜渐，终宜驱出，但未有隙可乘耳。及译审都督奄克孛剌、都督佥事写亦虎仙⁴³等皆可任使，俟哈密平复，设都督一人，命奄克孛剌治事，以写亦虎仙等分领诸夷，则远有酋帅之托，近无几席之患矣。

一、立法以除乱本。访得哈密夷人马黑麻打力先使土鲁番，因叛附之，寻率番众入寇，戕杀罕慎，夺据城池。后冒充番使入贡，归则纠合哈密诸夷投顺土鲁番，残灭其国。至今一国夷人，怨入骨髓。此贼家属，有寄住甘州者，乞责令抚夷官密为防范，俟哈密恢复之日，锢之本地，以待彼贼或来归者擒之，治以重法。则内以惩创夷人，外以阴剪土鲁番羽翼，祸乱可息也。

一、重译以审夷情。中国之于夷狄，其情难知，如得其情，思有以制之，安能为中国患哉？今访之，土鲁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营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戍甲不满三百，兵马不满三千。亲党俱亡，止兄一人与相仇杀，左右亲者十一人与治国事，外无近番可恃之国，内无中国交通之人。昔狼何欲约匈奴绝汉，赵充国敕视诸羌毋令解仇；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将之策，种世衡以谋去之。今土鲁番之情状事势，卒难周知，乞敕甘肃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迹其虚实，或用世衡之谋，使彼亲者相离，或从充国之计，使彼仇者不解。俟时而动，则虏情前之（知），庙算先定矣。

一、先计以遏乱略。阿黑麻蟠据西域，交构叛夷，以规贡利。昔莎车杀汉所置莎车王，冯奉世矫制诛之；郅支单于拘留汉使，陈汤矫诏杀之。今阿黑麻杀罕慎，有莎车之罪，执陕巴，有郅支之恶。臣计此虏专仰贡马为生，此可以计屈，未可以兵破。若仍务姑息，恐堕其计中。以占哈密为利阶，以养陕巴为奇货，乱将何时已邪！乞将今之赏赐土鲁番使臣衣服银两追回，发甘州收贮，封闭嘉峪关，暂绝西域贡路；将本番使人男妇拘留，以彰天威，以挫虏志。纵一二人归语彼酋，自审去就。责重主将，练兵聚粮，为经久战守之图。俟此虏款塞求通，果有诚意宾服，上请区处，则内振国威，外定祸乱，哈密可复矣。

一、修边防以固封守。甘肃东中西三路，延袤二千余里，四当敌冲，盗贼出没无时，若不因地制利，务为悠久守备之图，恐盗贼滋蔓，为祸不可胜言。臣按诸路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动有数十百里。取水之路，远者或四五十里。工程浩大，必岁久乃可成功。乞敕甘肃守臣督官军于农闲之时，渐次修理边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人植木立栅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边窖水之法。使营垒相望，哨守相闻，靖虏安边之计得矣。

一、预调度以足兵食。甘肃地远寡援，一有警急，赴京请兵，往回万里。及调客兵，缓不济事。迩者议调陕西洮、河、岷之军策应，寻复中止。然宁夏虽近凉州，系腹里边方；洮、河、岷虽近庄浪，系腹里卫，分官军用之，有名无实。惟延绥之军，生长边陲，谙识战阵，乞敕延绥守臣，请选游兵三千，本镇操守，专听甘肃调用。及行户部区画粮草，务足主、客兵五万人三年之食，则足食足兵，久驻之基也。⁴⁴

弘治皇帝命兵部会议以闻。张海的计策中，核心在于将军事因素加入朝贡贸易中，并利用这一兵威所向迫使吐鲁番放弃哈密。他的计策中包括“封闭嘉峪关，暂绝西域贡路”等，这会导致丝路上的势力对吐鲁番产生广泛敌意。吐鲁番咎由自取，阿黑麻别无选择，只能答应明廷的要求。而明廷则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张海之策，效果几乎立竿见影。七月，吐鲁番遣使来贡方物，并还所虏哈密夷人。对此，张海、缑谦等又言：

凡西域进贡，肃州验入，甘州再验入奏，此旧例也。比土鲁番杀阿木郎，执陕巴，据哈密城池，朝廷降敕，谕以祸福，彼虽遣使来贡，然陕巴未归，城池未献，似欲假修贡以款我师耳。今已止其使于肃州。如陕巴果回，乃许令入贡，如尚执迷，宜降敕开谕，令其送回陕巴，献还城池，朝廷当加大赉。不然，则将兴师致讨。如此庶可以警悟其心。

弘治皇帝命兵部会议以闻。

于是，兵部会五府、六部及科道等官议处侍郎张海所奏事宜。议后，群臣奏曰：

土鲁番阿黑麻劫哈密陕巴，令头目牙兰据其城池，虽进贡如故，而留陕巴不遣。若复降敕，似为烦数，有亏国体。宜行侍郎张海遣人再往开谕，如送回陕巴，献还城池，则许其进贡，如尚不然，仍拘留其使人写亦满速儿为质。今者所贡方物，尽逐出关以绝之。仍敕甘肃镇巡等官，简练军马，慎固封疆，遇有可乘之机，密调罕东、赤斤等卫番汉兵往哈密袭杀牙兰。或无可乘之机，封闭嘉峪关，无纳其使，其计亦将自穷。陕巴虽封为王，未受金印，其来与否，于中国无所损益，宜别推贤者在彼治事。如陕巴果还，当别议处之。

因其他大臣对此议尚有疑议，弘治皇帝命兵部、礼部会廷臣再议。他说：“所议处置夷情并进贡夷使未见归一，礼部、兵部仍会官再议以闻。”

兵部、礼部会廷臣再上议曰：

阿黑麻蕞尔小虏，远居西域，杀罕慎，虏陕巴，残破我哈密，已至于再。及朝廷降敕戒谕，彼犹肆其凶虐，若复容之，则国体日弱，虏志日骄。宜仍行侍郎张海等，如陕巴已还，城池已献，则令其使入贡，先所留使人即发遣出关；若陕巴未回，城池未献，则绝其所贡，所拘使人仍留不遣。自后，若天方国、撒马儿罕来贡，皆许之入，以示怀柔。其土鲁番者皆不许入关为当。

弘治皇帝大体赞成这一建议，但仍提出：“所议诚是，但陕巴系阿黑麻同类，其来与否，既与中国无所损益，并哈密残破城池，如其献还，当何以处之。仍斟酌议处以闻。”

礼部、兵部会廷臣第三次上议曰：

陕巴乃安定王千奔之侄，忠顺王之孙。往岁朝廷以阿黑麻献还城印，复封为王，令守哈密，盖欲其镇抚夷人耳，今乃复为阿黑麻所虏，孱弱可知。就使复还，亦难复立。而哈密又不可弃，谓宜革其王封，暂居之甘州，仍给赏安定王，语以陕巴不能守之故，且令都督奄克孛剌理哈密卫事，都督写亦虎仙等分管三种夷人。其苦峪城垣壕堑，令甘州守臣预为修浚，凡夷人散处甘凉者，尽令还居苦峪，给以牛具、口粮。奄克孛剌及写亦虎仙、阿南答、拜迭力迷失等，及赤斤、罕东二卫头目，宜量加赏劳，以结其心。复敕奄克孛剌、写亦虎仙等，使互相协辅，并敕罕东、赤斤二卫都督等，固守藩篱。如陕巴未还，不必索取，俟有可乘之机，则动调番汉官兵掩杀牙兰，克复城池，然后徐移于哈密居守。若此虏以贡路不通，或欲侵犯苦峪，仍令奄克孛剌等相机剿灭。

这回，弘治皇帝终于同意他们全部意见。⁴⁵

关于这一战略，有三点是很清晰的。其一，朝贡体系中加入军事因素，作为一种控制对手的潜在战争手段，现在已经普遍获得明朝君臣认可。其二，明廷明确肯定了哈密的地位和价值。其三，不再对黄金家族后裔加封明朝官号。无论是阿黑麻（察合台系）、陕巴，还是小王子（拖雷系），明廷都不再授予官号。这当然可以有效降低明朝管理诸部势力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亦暗示诸部势力对这类名号需求的减少。

八月，大通事、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王英对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奏道：

朝廷设哈密卫当诸夷通路，每岁各处回回进贡者至此，必令少憩以馆谷之，或遇番寇劫掠，则人马亦可以接护，柔远之道，可谓至矣。今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二次犯边，朝廷不即加罪，仍抚之以恩。阿黑麻不思悔祸，乃复夺城池，劫金印，执陕巴，迹其所为，背逆益甚。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相去止三日，野乜乞里居哈密之东北，相去止二日，是皆唇齿之地。阿黑麻于去岁八月内约哈密守城头目牙兰，遣使至罕东左卫都督只克处，胁令投顺，只克不从。野乜乞里原属哈密，今与阿黑麻仇杀，阿黑麻又曾杀其头目罕乃法思，其弟火者赛亦、子密儿赛亦皆思报怨；又与其父头目阿巴癿乞儿不和，阿巴癿乞儿亦思报复。则其四邻亲信皆有离心。今宜降敕旌劳罕东、赤斤蒙古，使之尽心图报，毋为阿黑麻所诱；并遣人密会火者赛亦等合攻，以除土鲁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国进贡，皆借以互市图利，每往来路经土鲁番，凡方物赏赐，皆为阿黑麻择取，然后许过。今各国使臣在边，但下令不许进贡，则各国因失利之故，必与阿黑麻为仇，而阿黑麻妻子亦不得各处贿赂，安能无怨？是土鲁番之城空无人迹，必不能久占哈密矣。

作为翻译通事，王英对此地区的局势似乎洞若观火，他的建议有助于明朝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占据主动优势。然而兵部提出疑问：

以夷攻夷，虽驭戎一计，但夷性不常，向背难倚。或事不成，岂惟贻诸番之轻侮，将益增逆虏之狂悖。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求，从之则何以满溪壑之欲，不从亦何以塞衅隙之端。为国远谋，当捐近效，宜但如前会议侍郎张海所处事宜，敕谕甘州守臣整兵操练，遇有可乘之机，量调番汉官兵征剿。仍传谕罕东、赤斤并野乜克力诸番，皆养威蓄锐，以俟调遣，不可轻率贻侮，庶得安攘之道。

弘治皇帝认为“中国驭戎当存大体”，于是决定采信兵部的意见。⁴⁶

哈密地区有回、畏兀儿、哈剌灰等诸族杂居，情况比较复杂。鉴于此，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告诉张海：“夷人以种类高者为根基，非根基正大者，不能管摄其族类。请以回回都督佥事写亦虎仙及失伯颜答管回回，委（畏）兀儿知院阿南答及指挥使苦木管委兀儿，哈剌灰千户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木儿及舍人迭力迷失虎力管哈剌灰。”张海将其原话据实上奏，并称：“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名号，设为酋长，庶几得其效用。”弘治皇帝同意其意见，命写亦虎仙等三人各照旧授以原职，阿南答、拜迭力迷失、革失帖木儿俱升指挥佥事，迭力迷失虎力授世袭正千户。⁴⁷

十一月，弘治皇帝又敕谕张海、缑谦：

哈密城池乃我太宗文皇帝所立，固不可轻弃，今为牙兰所据，且屡经残破，纵使献还，亦难遽复。宜令都督奄克孛剌如往年罕慎故事，掌管哈密卫事，与都督等官写亦虎仙等分管三种夷人，暂居苦峪，养威蓄锐，渐图兴复。其城垣壕堑营堡等项，尔等预为修筑完备，通将散处甘、凉各卫哈密夷人尽数送去，合用口粮、牛、犁等项，亦如往年事例，量为措办验给，必须足用，不至告乏。仍支给官钱买办彩段、梭布，量赏赤斤、罕东二卫头目，并奄克孛剌、写亦虎仙、阿南答、拜迭力迷失等，以结其心，令其益坚臣节，因守藩篱。凡敕中所载，皆是会官计定事理。敕至，尔等即会同彼处镇巡等官，酌量事宜而行，务使夷民安妥，边方宁靖。处置毕日，具奏回京。⁴⁸

但就在两个月后，张海、缑谦就遭科道官弹劾而下锦衣卫狱。这一惊变令人错愕。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先来看看弘治皇帝敕谕后，张海、缑谦二人都做了什么。据张海奏：

今阿黑麻贡使复来，而陕巴尚未归，城池尚未复，臣谨遵成算，凡阿黑麻所贡方物，尽数驱逐出关，示以绝意。其前次贡使写亦满速儿等一百七十二人，仍旧拘留不遣。原给赐阿黑麻并使臣彩段诸物，悉贮之官库。当日即封闭嘉峪关，暂绝西域贡路。此后，如天方国或撒马儿罕使臣来贡，仍左验放入，其来自土鲁番者，一切拒之，万一阿黑麻自欲送死，则我边将士及哈密之寄住苦峪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以来，苦峪城池修浚者数百丈，哈密、甘、凉地方诸夷往居苦峪者已二千余人，其行者有所赍，来者有所止，耕者亦颇有其具矣。臣当归朝，谨具疏以复命。

那么，张海、缑谦二人的任务完成了吗？我们不知道，但据科道官的弹劾，二人被捕下狱的原因是“海等奉命经略哈密二年，事未就绪，辄上奏请还。及至真定，复得敕，令赈恤甘、凉边军，海等又不复请命，径入朝复命”。⁴⁹

张海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吴宽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解释了他提前回京的原因：“西方既无事，公乃还朝，将陛见。或谓宜疏经略事目以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还者，遂落职，有山西之命。”⁵⁰缑谦则只能无奈“住俸闲住”。⁵¹

张海、缑谦经略哈密之事，权住于此。当然，他们仍有未竟之事。在他们去职之前，曾经有镇守甘肃太监傅德奏道：“哈密卫秃兀儿夷人癿儿的癿党土鲁番为恶，其家属宜安置广西边方，以离散其党。”兵部决定令兵部侍郎张海等复核。于是，张海等奏：“癿儿的癿结婚土鲁番，附阿木郎，谋害奄克孛剌，坏乱哈密，人皆知其恶逆，已取至甘州居住。但凶恶之性，终难悛悔，留之不遣，则官军有防范之劳；徙之苦峪，又恐为异日之患。解送广西事体为宜。”弘治皇帝是其议。⁵²

***

张海等确实不应过早回京，因为哈密的局势仍暗流汹涌。丝路不断遭到蚕食，明廷新派遣赴任的官员，必须应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镇守甘肃都督同知刘宁等向明廷奏报了两条消息。一条来自罕东左卫都督只克，言“沙州地方屡被土鲁番阿黑麻抢杀，且逼胁各夷归附”；另一条来自哈密都督奄克孛剌，言“苦峪城内近被火烧毁房舍，无以自存，乞容归降”。刘宁请求朝廷赐其牛、犁、种、食。又有传言，“阿黑麻欲夺苦峪、赤斤、肃州等处”，刘宁请求“缮修赤斤城以为之备”。此外，刘宁还认为：“哈密、罕东、赤斤俱我藩蓠，今哈密之居苦峪者被火，罕东之沙州被寇，义当救恤，但苦峪去肃州逾四百里，其地贫薄，水草不足以自给。赤斤城高，复饶水草，且去肃州为近，有急易于应援。请令苦峪寄住者悉迁之赤斤城内，其城或有颓圮，宜及时修治。并请遣人赍服食之物，往抚谕沙、瓜、王子庄等处番夷，以坚其内附之心。复递遣哈剌灰各种夷人有贰心者，互来入贡，用破散其异谋。前此肃州拘留阿黑麻贡使写亦满速儿等，请安置烟瘴处所，以正国法，且防其逸出之患。”对此，兵部议曰：“宁等所奏多可行，惟写亦满速儿等不必安置远方，但量移陕西近地，仍官给酒食。俟阿黑麻悔过之日，并其赏赐之贮库者，悉以归之，于事体为便。”弘治皇帝是其议。⁵³

除了《明实录》，许进的《平番始末》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弘治八年（1495年），许进升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与太监陆訚、总兵官刘宁共同经略哈密。许进称，其上任伊始，即遣夜不收6人前往哈密探查情况。夜不收等回报称，牙兰和撒他儿率精兵200据守哈密。牙兰此人机警而有勇力，传闻能并开六弓。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安全，为了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可以连夜移徙驻所多达十次。他招徕大量雄黠之人，时常切磋如何干扰阻挠明朝在该地区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此，许进提出建议：

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太宗建立此国，为虑最悉，外连罕东、赤斤、苦峪等卫，使为唇齿，内连甘肃等卫，使为应援。若哈密有警，则夷夏共救之，此非为哈密，为藩篱计尔。土鲁番去哈密千余里，中经黑风川等处，俱无水草，虽其人惯战习兵，使哈密有备，诸番掎角，我兵乘之，其易破哉？王母之虏也，实以哈密久安忘备，土番^[3]乘间袭之尔。既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归，一切仰我经略，我边又不肯身任其责，令其暂住苦峪等处，蓄精养锐，以图恢复，是以日月坐迁，愈久愈废。罕甚（慎）之封也，天兵之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势未振，赤斤等卫之援未合，苟简为之，能不取败？罕慎既死，贼势益横，谓我兵不能远制，遂求为王，以主哈密。迨皇上震怒，下敕切责，则又佯归城印以款我谋，而其实王哈密之心无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陕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来，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轻信寡谋，致有今日。且今牙兰凭其累胜之威，据有坚城，内外连结，大势已定，非复昔日或出或入专事剽掠之举，而哈密三遭残破，锐气已尽。近闻苦峪遗民种瓜放债，生理百出，皆不愿回本国，此岂有恢复之志哉？其赤斤等卫则又劫于土番之余威，心怀疑贰，踪迹不定。然则独欲以我兵与之千里争锋，诛寇立王，此谈兵之士所以为之束手而无策也。

众人皆问曰：“公何如？”许宁曰：“不袭斩牙兰，则天威不振，而土番终不知惧；不怀来诸夷，则声援不合，而我兵终不敢入。今日之计，结好北虏，抚谕南羌，收赤斤等卫未一之心，作苦峪遗民已馁之气，以夷攻夷，佐以汉兵，出其不意，则牙兰成擒矣。牙兰既擒，贼计沮塞，然后绥和诸夷，使之结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报复。少迁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旧业。整饬我兵，联络声势，以为诸夷应援。如是则土番进不能战，退无所得，力屈智穷，称款有日矣。”

许进称，他将此用兵方略上奏后，弘治皇帝认可其奏议。未几，阿黑麻贻书于罕东都督只克，自称：“速檀阿黑麻可汗敕书与只克都督、仓阿朵儿只、剌麻朵儿只众头目：在前我祖宗拜答儿主人的子孙在哈密住来，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属管束，进贡好物，和气住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缘何不照前例进贡？因这等气恼，所以来抢你。今后若差人投顺，与我进驼马便了，不然便动人马来问罪也。”

以此看来，阿黑麻也在试图构建自己的“朝贡体系”。问题在于，他的行为和领土宣告行为是否能得到明廷承认？其对明朝“藩篱”的争夺是否会被明廷纵容？阿黑麻此举，又是否能构建属于自己的边防“藩篱”？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只克得书后，“惊惧失措，乃自驰上肃州”。许进览书，曰：“事急矣，无赤斤、罕东，是无哈密也；无哈密，甘肃受祸矣。”于是许进上疏其事于朝，曰：

速檀阿黑麻冒认残元之裔，僭称可汗之号，既已占夺哈密，杀其国王，却又侵扰属番，逼令从顺。揆其动静，为志非小。且罕东、赤斤等卫属番住牧地方，实为甘肃西北藩蔽，若不早为区处，倘被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胁从，将来边患，有不可言。除将罕东左卫都督只克以礼优待，量给彩段、梭布、食粮等件，善加抚谕，令知朝廷恩威顺逆生死之理，照旧住牧地方，勿听哄诱，自贻后悔；其阿黑麻若果复来侵扰，一面驰报我边，发兵议讨，一面调集各卫夷兵并力剿杀。更乞敕哈密、赤斤、罕东三卫管事大头目奄克孛刹、只克等预先调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机，克期进取，仍量给各卫夷人赏赐以结其心，庶几番夷用命，成功有日矣。

书奏，弘治皇帝令厚赏只克，遣其返回罕东，然后复遣人赍缎布、食物分赐赤斤、罕东等卫抚谕之，并告诉他们：“土番无道，朝廷已出兵克期声讨，尔等皆累朝有职臣子，宜坚守臣节，整兵以待调发，勿生异心，自取灭亡。若各卫军饷不足，许即来告，为尔转奏，量给协济。事成，朝廷自有升赏。”

只克大喜，即发书信答复朝廷曰：

先年设立哈密、赤斤、罕东三卫，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密夺了，我每谁不怀恨他。昨日又差虎剌黑麻、扎麻力丁两个人来我罕东地方来说，也要我每投顺他。我只克等众头目只是不敢忘了皇帝主人洪恩，不肯投顺他。去年将我大小人口女儿都抢了，此仇几时报得。如众大人可怜见时，调罕东、赤斤、哈密三卫人马同到哈密，将牙兰头割了，也是报了我们仇恨。若不去时，恰似害怕他一般。

罕东卫坚定地站在了明朝的一边。随后，驻守苦峪、哈密都督奄克孛剌亦遣其头目脱脱忽、写亦虎仙等至，称言本国失火，延烧财产略尽，又被西蕃抢掠太多，欲求赈贷，其辞十分哀切。许进的僚佐皆言：“此辈自寄居以来，即仰给于我，迄今所费不下数万。彼方以此为得计，不复以恢复为念，少有不足，辄来告扰我边，岂能一一应之？”许进却持不同意见，他说：“不然。哈密三遭残破，人无固志，若非我边抚绥，称降土番久矣。今为彼图恢复，而先失其心，事何由济。且养之二十余年，而一旦弃之，何为也！”

于是许进向朝廷上奏，请令都督奄克孛剌继续约束部落，照旧于苦峪地方耕牧，所缺种子令人于肃州领取，趁时布种，无致流移。其被西蕃掳去的财物，许进亦请求朝廷“差抚夷官员拘集西蕃头目速鲁都思到官，抚追原抢行李，一一给还原主”。许进又叫来其使臣脱脱忽，亲自安慰曰：

土番无故灭尔国，致尔播迁，窘辱至此，孰不愤恨？朝廷忧念尔等，特敕甘州守臣厚加优恤，思欲为尔等报仇，兴复旧业。尔等为人臣子，惟知窥利，反不动心，岂不贻笑四夷？今朝廷知尔等终无大志，自欲为尔出兵，袭杀牙兰，兴复旧国。尔等宜坚守臣节，协力进剿，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机，即便来报，勿执狐疑，自取后悔。

脱脱忽声泪俱下，拜泣道：

哈密不幸遭土鲁番害，国破人亡，皇天可怜见，留下些残民，住坐苦峪。若非皇帝主人与些口粮赏赐，也都饿死了，不能勾有今日。我每但说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才报得此仇。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烧了，过不得日子，只等天兵征进，我每随着出气力。天兵又不出來，延迟到今。如今朝廷可怜见我每，与了大赈济，又要出兵与我每复仇，我每就死合先去做头哨马，如何敢把朝廷的恩背了！

明廷准备发动一次远征。朝廷令抚夷官，“凡遇西域夷使入贡者，密为之言，告诉他们朝廷将有事于哈密，有能倾心向化、同力进取者，皆结为盟好，厚加赏赐，许其岁岁进贡，为国藩篱。其迤北虏使进贡者，亦皆以此意晓之”。不久，肃州夜不收杨荣等四人回到明朝，报称其在天仓墩瞭望时，“被达贼捕捉到营”。其头目对杨荣等说：“我是野乜克力人马，先前有满可王等去甘肃，见众大人，蒙朝廷与了大赏赐回来。今有赤剌思王、亦上因王、满可王、奴秃卜花太师、哈剌忽平章等从哈密地方上领着部下人口来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与朝廷出气力。有大达子人马合我们去抢肃州，我们不肯依他，差我们来到这里住了十七个日子，今日才等着你。把你这八个马当下，另与你四个马骑，去甘肃见众大人告讨买卖，就差通事来说话，我们在这里住着，若外边有歹人来，我替你堵着杀。”随后将杨荣等人放回。恰逢奄克孛剌亦遣人来报此信息，许进告诉他们：“北虏素诈，不宜轻信，然方有事西域，且诱致之，以孤土番之势，不然又生一敌也。”

与吐鲁番相比，明朝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为潜在的盟友许以重利。于是，许进遣抚夷千户陈杰同夜不收杨荣，领哈密哈剌灰人二名，携带羊、酒、米、面出境四处诏谕，如果有诚心归附者，便抚令前来。未数日，野乜克力头目川哥儿等34人前来投附。这些人说，他们“俱系野乜克力坐营大头目亦剌思王部下头目。有亦剌思王因是有外边大达子常要来抢，逼胁我每投顺，与他领路来犯肃州。我每不肯依他，将我每抢了一遭，说：‘再不肯时，还要来抢。’因此我每亦剌思王将带马一千、驼二百、羊一千，与他陪话去了。我每在亦集乃地方上住，害怕汉人把我每错认做歹人，在外边住着，又怕大达子来抢。我每心里十分艰难，过不得，因此要讨个水草便利地方住着，与朝廷进贡出气力。就在甘肃城边做些买卖过日，别无歹意”。

许进等对此说审核无误后，决定厚加犒劳这些人。他上奏道：

野乜克力原系北虏癿加思兰暨思亦马因遗落部种，一向潜住甘肃迤北亦集乃等处地方。自成化以来，时引外寇突出山丹、甘州、高台、镇夷等处掳掠，前后贼杀官军不下二百员名。在边窥利，积有岁年，山川险易，道路远近及城池虚实，军马众寡，彼尽窃知。今称在外边住则恐大达子抢，在内住则又恐我边剿捕，欲求近边住牧及进贡买卖。察其动静，虽非真诚，似见势不容已，将有向化之意。若不俯从其请，恐失虏心，致生他变。况今方有事于哈密，声援甚寡，若羁縻此虏，使居西北，一则足以牵制土番东向之兵，一则足以沮塞土番乌合之计。除将达人川哥儿等以礼抚待，官为措办段布等物，给付犒劳，使彼感激效顺外，伏望敕该部计议，准令此虏遇有大达子抢杀，暂于天仓境外威远地方躲避，无事之时，仍在亦集乃一带往来住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进贡，照赤斤、罕东事例每季许来互市一次，不该互市之日，不许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听其勠力剿杀。如此则边患少息，得以并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

明朝还需要更多盟友。除了野乜克力部，还有哈密北部的小列秃部，他们是瓦剌人的一个分支。小列秃王与哈密有亲，其妹嫁与罕慎为妻。阿黑麻来袭时，小列秃亦出兵救援，而阿黑麻又将小列秃的哥哥和妹妹杀了，由是双方产生仇隙。于是，许进决定遣人探寻小列秃部所在。最终，许进的使者在小列秃部的原驻地找到了他们。小列秃王决定遣其头目脱脱迷力、脱忽麻为使，到明朝纳款称臣，脱脱迷力告诉许进：

我每小列秃见在把思阔地方住坐，今年三月里有小列秃差他兄弟孛罗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根（跟）前讲和去，到那里听得阿黑麻说：“我每已抢了沙州，沙州都要投顺我哩，再要去抢瓜州等处，却怕小列秃路上打搅。不如先把小列秃抢了，然后去抢瓜州等处。将这差来四个人不要放回，留下与我每领路。”我每听得说这等话，暗行逃回，见小列秃才说了这话，阿黑麻随即差了四个人来到小列秃根（跟）前说：“你这里差人到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来了。”有小列秃说：“阿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术（木）郎哄着杀了，如今又来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元（原）是仇人，有甚好处。把来的人杀了三个，留一个领路，与他厮杀。”有小列秃收拾人马中间，有野乜克力头目奄克合（台）三十个人也到了，向小列秃说：“我每往汉人地方上去，蒙甘肃众大人与了大赏赐、好筵席，打发回了。”小列秃闻的喜欢不尽说，我两下里差人往甘州去，情愿与朝廷出气力。因此，差我同脱忽麻来边上报知。

许进非常高兴，犒劳了两位来使。

此时，阿黑麻遣人至沙州，令只克等投降，并令其抄掠赤斤、苦峪、肃州等地。众人感到忧愁，但唯独许进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何则？其载如下：

众方以为忧，余曰：“小列秃请附，吾事济矣，阿黑麻不复能来也。”众曰：“何如？”余曰：“小列秃与野乜克力不同，野乜克力之称款也，特欲窥利于我，我边抚致之，亦不过欲孤土番之势耳，岂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秃，则与土番世仇，志在报复，观其此来，绝无告讨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战，若抚而用之，夷夏并进，牙兰不足图也。今当遣人令其速发，以挠阿黑麻东向之计，勿先为人制，则是计矣。”

于是，许进乃奏请令哈剌灰头目拜迭力迷失量带本卫人10名，携带布匹及番字文书，同小列秃部使臣秘密回到其驻地，找到小列秃王及野乜克力首领奄克台等，宣布朝廷恩威，并加以奖励，号召他们同心协力，共灭逆虏，兴复哈密，以成不世之功。

弘治八年（1495年）夏，不少瓦剌人加入战争中。小列秃王率其部下并“纠其邻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骑向西进攻，阿黑麻大败，死者数百人。

问题是，此时选择进攻哈密的时机是否成熟。许进的答案是肯定的，且在他看来，由各款附部落组成的联军足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此时的北虏并未给明军制造过多事端。

众幕僚对许进的看法是存疑的，他们都认为远袭千里，深入番境的做法非常冒险。但许进道：“自土番倡乱以来，西鄙用兵余二十年，凯音未奏，主忧臣辱……牙兰远守孤城，所恃者阿黑麻之援耳，今阿黑麻已为小列秃所败，狼狈归国，东向之谋，急难再举，此可乘之时也。卜六阿歹衔其杀父之仇，痛入骨髓，若往宣谕，使之提兵西向以断土番援路，而我轻兵倍道，出其不意，则牙兰成擒矣。纵阿黑麻闻之，必不敢越小列秃而援牙兰于哈密，况野乜克力精兵皆驻北边，亦足以牵制阿黑麻东向之计。而苦峪遗民与夫罕东、赤斤等卫精锐凡数千，自怀辑以来，咸感激思奋，合势而前，必胜之道也。又况我边适无北虏之警，得以并力西事，失此机会，后难再图。”都督刘宁厉声称赞是议，决定与许进一起将此建议上奏明廷。

弘治皇帝是其议，并事下兵部集议。兵部认为可“敕调罕东等三卫番兵往剿，但此虏素称强悍，而三卫兵无纪律、人无固志，必须兼用汉兵，始克济事”。弘治皇帝还强调，必须关注周边形势，“如无北虏西蕃声息，及访察向背，审度强弱，果备无不周，机有可乘”，则“功可必就，事无所失”，届时，“一面应机速发，仍令副总兵彭清亲临节制番兵，分路进攻，汉兵按垒遥振，使声势联络，诸番有所顾藉，不至胆寒气馁，一面星驰具奏。其行兵之际，务要计虑周悉，不宜先时泄露，自取败衄。功成之日，升赏不吝”，但“如无可乘之机，不宜轻易而动”。此外，弘治皇帝还敕命许进：“敕至，尔等即选委素为诸番信服的当官员，赍赐罕东等卫敕书各一道，及量支官钱，措办表里、布绢等物，就令带去，交与只克、瓦剌达儿奄克孛剌并部下大小头目，谕令密探牙兰动静，各将所部惯战精兵尽数选出见数，密切授以方略，立以期会，分以地方，听候调发。尔等先将本镇汉、土官兵，拣选十分精壮者，给与坚利器械及精壮正驮马匹，预定领兵领哨之人，严加练习，喂养马匹，如有瘦损，即将兑补。粮料草束及犒劳物件，俱要充牣赢余。”⁵⁴

***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时期后，已再难见到明朝主动的对外军事进攻。现在，它重新出现在明朝的战略图谱中，且有意思的是，它发生在弘治时期，而弘治皇帝并非尚武之君。这是一次以甘肃为前沿基地，有瓦剌、野乜克力等部族，苦峪、赤斤、罕东诸卫参加的番汉联合军事行动。阿黑麻与小王子别有不同，后者纯粹是为了掠夺而袭扰明朝边境，而前者显然有很强烈的领土扩张目的。阿黑麻吞并了哈密——一个接受明廷册封的卫所。明廷无法容忍这一行为继续发生，故战争在所难免。

接到弘治皇帝的敕旨后，许进便令抚夷指挥杨翥往谕奄克孛剌、写亦虎仙，要求他们遣人打探阿黑麻和牙兰的消息。没过多久，奄克孛剌的部下便俘虏了一个敌人。该俘虏名叫也的骨，是牙兰的伴当。八月十九日，牙兰遣其“同讨剌骨等六人出城南边场分驮麦子”，被奄克孛剌的部下拜迭力迷失等18人抓捕。也的骨供述道：“我在哈密时，听见人说，速檀阿黑麻调了四千人马，要往汉人地方上去抢中间，有小列秃领了四千人马，来到土鲁番地名乞台哈剌兀，和阿黑麻厮杀，把阿黑麻人杀了许多，小列秃也折了些人。小列秃如今在哈密北边离四五日路程哈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几日，这八月里往土鲁番做虎儿班节去了，又听得小列秃还要领人马和阿黑麻厮杀哩，阿黑麻害怕不敢离土鲁番，今年汉人地方上也是来不成。”至于哈密的情况，也的骨说：“牙兰如今在哈密坐哩，他跟前上马的好汉，不上三四百，其余都是老小男妇。同牙兰守城的头目撒他儿前月往土鲁番去了，还要来哩。”随后，罕东、畏兀儿方面亦传来类似情报，与也的骨所说无二。

于是许进乃会赤斤、罕东、苦峪诸头目，讨论进兵方略。许进要求各头目领精兵于住牧地方等候，等待朝廷的调发敕令一到，随即进兵。同时，他又命小列秃王按兵不动。诸头目欣然领命。

行动开始了。十月，许进开始排兵布阵。他令赵协副守甘州，自己与陆訚、刘宁到肃州，调精锐4000准备发兵吐鲁番。副总兵彭清为前部，率兵1500人先期征进，出嘉峪关，沿途会合赤斤、罕东等卫兵1500人。少监沈让整饬全部“神枪、神铳、火器、火药等件器械”；户部郎中杨奇提督仓场；佥事孟准督运粮草；兵备副使李昱攒运军饷；分巡西宁、佥事葛萱负责接济事宜；百户何祯、镇抚刘宝持旗牌，率都指挥李清等1500人押运火器、粮料等物资。许进、陆訚、刘宁三人率主力大军随后跟进续发，与彭清等会于羽集乜川。十一月初五，所有工作均安排妥当，众将士于肃州演武场誓师，次日出发。

行军八日，明军先后经过扇马城、赤斤、苦峪、王子庄等处，到达羽集乜川。是夜，大风肆虐，飞沙漫天，许多平地很快堆起了小沙丘。将士们感到寒冷，体力不支，在马匹旁边取暖。许进记载道：“余重裘尚不堪，乃环走帐外，问慰诸军。胡地有鸟夜鸣，声极悲切，僚佐有垂泣者，余曰：‘此正臣子图报之日，死沙场亦幸矣，何泣为？’”至半夜，风沙渐停，将士们方才稍微安定。

次日，小列秃王^[4]遣其弟卜六赛罕王来见许进等，说道：“土鲁番原与我们仇家，我老子因此与阿黑麻厮杀，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歹做了太师的职事，终日要报此仇。想起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卜六赛罕等来边上谢礼，就告禀众大人知道。我兄弟们连我叔叔孛罗罕同领人马，情愿与朝廷出气力，如今人马见堵着土鲁番路里。”许进“嘉其意，犒以牛酒，令随中军”。

时各路兵马已至，唯有罕东兵尚未至。许进决定不等待罕东卫。他说：“潜师远袭，贵在神速，兵已足用，不须待也。”于是，许进令彭清精选番、汉兵1950人，克日进发。指挥杨禧领兵300于北路坦力一带，另一名指挥朱玉领兵300人于南路养威一带，为彭清声援，以防不测。许进等继续率主力部队前进。随后的一场降雪，对明军而言可谓天赐祥瑞——其从苦峪到哈密的行军路上无水，往时入贡商队都需要自行驮运水袋，明军亦不例外。而此时这场瑞雪，极大缓解了明军的水源补给问题。十一月十八日，明军抵达哈密。

接下来，是明军的攻城战。许进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以都指挥李清所领甘州官军六百一十余员名分为左哨，令百户何禛、冠带舍人刘㝘执旗牌督之；以指挥杨翥所领肃州官军六百七十员名，分为右哨，令将才所镇抚刘宝、冠带舍人萧纪执旗牌督之。与番兵六百三十余名，四面合势进攻，贼亦悉力拒战，自寅至辰，贼气渐衰。我兵呼噪并进，凿城为坎，蚁附而登。贼众崩溃，退保土剌。土剌者，犹华言大台也。我兵乘胜直入，与贼首撒他儿复战于土剌下，指挥何玉、李珍等奋不顾身，先登陷阵，贼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攻破土剌五座，烧毁房屋三百间，夺获已故忠顺王妻女，获到牛马羊只三千有奇。

牙兰、撒他儿乘间逸出，余贼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慑不敢动。惟余大土剌一座，守者几千人，我兵以枪炮矢石攻之，杀百数十人，尚未下。问其俘，则言皆哈密人，为才兰协从，非敢拒命，恐一概被诛耳。余闻其说，急遣人传令勿攻，时有贪功者冀欲封侯，乃诣余耳语曰：“此辈既从牙兰，即是逆贼。且面貌不异土番，若诛之得八百首级，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险，千里争锋，而以数十百级归，何以为辞！”余曰：“朝廷用我辈专为恢复，我辈图恢复，当务安定。妄杀一人，尚恐远人不服，况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谁与守，吾宁无功，决不为此。汝今尚未有嗣，第从吾言，天必令生佳儿。不然，吾劾汝矣。”乃止，令官执信牌往谕之，遂下。

咸给牛种，抚令宁家，并谕以时寒天兵不能远留，各改心涤虑，谨守旧土，春来当为尔等修筑城垒，迁发流人，以图久安之计。

二十三日，乃以获到牛马赏犒将士，分哨结营，全胜而回。遂遣人以捷音闻，而合军由嘉峪关入，诸番兵令各还本卫，其头目皆赴肃州议功行赏。

随后，明廷因功赏许进、陆訚、刘宁及各从征将士等。哈密已然克复，接下来明军又会有何计划？许进认为：“今当一面先行严饬我边，简阅士马，分布要害，以防内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谕罕东等卫各选精兵，与苦峪居人相为依倚，以防袭取；一面谕令都督奄克孛剌与小列秃约为婚姻，以坚和好。及令差人与小列秃从军使臣先回哈密，探听牙兰、撒他儿去向及土番动静，并赍赏犒赐小列秃诸物。省令以精骑布伏要地，遇有土番逆贼，先行跟袭截杀，仍速报我边及赤斤等卫并力追剿。若阿黑麻果未悔祸，东出为逆，小列秃袭其后，我兵犯其前，赤斤等卫之兵冲胁旁出，四面夹攻，无不破者。倘彼两三出不逞，智力自困，强弱之形判而主宾之势成，然后可以随机应变，为哈密永远之图。今虏心叵测，诸事未定，不计其害而图其利，恐非计也。”

奄克孛剌与小列秃王遵从许进的建议，彼此结亲。许进等又抚育罕东等被掠之众，西域诸部自是稳固。弘治九年（1496年）春，据谍报，阿黑麻与牙兰谋划道：“我经营哈密二十年，中国已不复望。不意瓦剌余孽相与为梗如此，岂天意耶？今中国诸卫之兵皆养锐不动，而但令此虏日与吾搏，深入则恐被夹攻，近则无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与求和，还我使臣，复通贡路，何如？”但牙兰劝阻了阿黑麻，随后，阿黑麻再次袭破哈密。

众僚佐均感愕然，但许进很快平息了他们的恐惧。他说：“哈密经我兵之后，居者皆移住小城，城中止有老羸数百，食且垂尽，而小列秃兵方往来其地，阿黑麻岂能持久乎？行且退矣。”

吐鲁番也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战争的传言。有人说：“只说汉儿人无用，看了他一个个都是舍命的好汉。虽说先年癿加思兰的人有好汉，今汉儿人又强似他。”这种说法，明人自然非常喜欢。还有人另说道：“今年三月里，有速檀阿黑麻又领人来到哈密，要把大城土基折（拆）着，另砌一个小城儿住。城里又没多的人，计较中间，听见小列秃人马有些在把思阔地方住坐，又有些在他失把力地方住坐，因这等害怕，又见哈密坏了住不得，阿黑麻领着人马就回去了。有小列秃太师儿子领了人马跟着，将后头走的赶上，杀子（了）十四个人，又活捉了一个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儿着守哈密，撒他儿不敢来，如今那在剌术城坐着。”看来，小列秃部践行了此前对许进的承诺。

许进开始与僚佐们评估接下来的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抑制吐鲁番的计划。他说：

哈密湮没，中国不复望者几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以为不拔之基。天佑我国家，得小列秃诸夷之助，一战而走牙兰，再战而走克克可失^[5]，三战而阿黑麻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时俱振，哈密大势略已平矣。虽撒他儿尚在，然不敢据哈密，而移住剌术城，其胆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满三百，余皆协从，近闻我师与小列秃掎角累胜，心皆改图，日有逃者，其散处各城遗民又皆日传番、汉人马将至。闻撒他儿在剌术夜凡数惊，时走城外，此不终日之计也，复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种夷人每月递遣数十精骑入哈密小列秃之地，往来招谕，声势不绝，使知我大势已复，兵威四集，以耸动其心。又时纵反问于哈密，为言阿黑麻见哈密反覆，欲尽坑其众，使协从诸人疑阻生变。我边亦简阅士马，声言欲合小列秃、赤斤等卫，克期进讨，以夺其气。如是，则撒他儿授首有日矣。撒他儿死，大势自定，然后修城堑，广种植，议迁发为防守。一面闭关谢绝西域，使激怒于诸夷；一面远窜羁留使臣，使挑怨于部落。阿黑麻进无所得，退有后悔，不款塞求通，将何为乎？

弘治皇帝与兵部尚书马文升俱赞其议。

与此同时，瓦剌人亦极逞智勇地打击吐鲁番的防御，但同样也对哈密造成严重破坏。为此，许进向弘治皇帝奏道：

臣等窃虑牙兰遁迹于前，撒他儿授首于后^[6]，固为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虚，正在急于安处之时，倘若迟缓，恐土鲁番纠众复来，外援未合，内心不定，势岂能支！臣等欲将赤斤住种三种夷人尽数发遣前去哈密，并力住守。奈事出仓卒，粮糇未备，又彼中事体缓急，尚未的知，难如前议。若不随宜审处，又恐有误事机。除行左副总兵彭清速便差人前去，招谕哈密都督奄克孛剌等前来，令其挑选精壮本部夷人三十五名，哈剌灰五十名，畏兀儿一十五名，俱量加赏犒，着令前去哈密，与彼见在夷众并力占守，以壮国威。仍差人赍赏前去卜六阿歹处，谕以朝廷嘉尔复仇恤患之功，诱令往来和好，联络声势，以慑虏心，一面差人星夜来报，以凭另行奏请处置。

不久，阿黑麻复遣五百骑袭击哈密，欲屠其城。奄克孛剌差人来报，说道：

前日有众大人着都督奄克孛剌差人去哈密探听消息，都督就差了我脱脱苦木等十一人去到了哈密城边，撞见一个人，问他哈密声息。他说：“如今哈密城里都是我每人，土鲁番一个也没有。”我就和他进到城里。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马来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剌围了。我每认的是土鲁蕃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个人，我每土剌上就放火煨烟，有小列秃的人看见烟起，有卜六赛罕王领了六百人马来了。土鲁蕃人见了人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六赛罕王到了城下，我每下土剌同他赶到速术哈剌灰地方上，和他厮杀，把土鲁蕃人杀了九个，我每也折了五个人。有土鲁番回去了，我每和小列秃来到哈密，小列秃随往他地方去了。我每原听事的人他每留下九个在哈密守城，着我四个来报信。

苦峪方面亦差人探听哈密动向。得悉后，苦峪方面遣使来报，曰：“哈密城守已固，但不敢远出耕种。”来使又称小列秃人常与哈密人做生意，以维持其生计。同时，他又请住在苦峪的哈密人尽数回归哈密，协助守城。但许进对此提出异议。他说：

哈密国势虽复，第累经兵燹，室庐积聚荡然一空，若骤以苦峪二千之众遣之归，何以自赡？阿黑麻虽屡遭挫衄，包藏祸心，尚未可测。为今日计，莫若再练精壮者二百余人，令入哈密，修复室庐，多放冬水。候来春无警，则尽遣苦峪壮丁入田。果刍粮既备，守具不缺，然后尽其家属查照起发罕慎事例，量为周给。委副参将官前至赤斤等处驻扎，遥振军威，相机发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过，则已不然，战有余力，守有余备，吾无患矣。

弘治皇帝是其议。

最终，明朝成功了。弘治十年（1497年），阿黑麻归还陕巴和金印，决定投降。至是，吐鲁番得以重新遣使入贡，边关无警，西域咸通，丝路和平恢复。后来，许进被擢为户部右侍郎，离开了陕西。数年来，哈密贡使感念彼时许进率兵兴复哈密之意，每至京朝贡，都要去拜访他。他们告诉许进，哈密已恢复昔日繁荣，生聚富强。许进回忆起他当年行军时的景象，记道：“予昔冒雪以袭牙兰，食干糒，饮冰水，蒙犯矢石，肌肤毁裂，往返沙漠盖三千里，不解甲而卧者四十余日，当时已分无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领，复叨宠命，再转崇阶，及今优游林下者又数年，此非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⁵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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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的荣耀回忆，一方面反映出弘治时期明朝的士气高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了明朝对天下朝贡体系的执着。即使势力再小，但只要这一势力危及明朝的朝贡体系，它就会受到明朝强有力的打击。这些此起彼伏的势力，其军事实力在日渐增长，但经由此番打击，它们对明朝的不敬暂时得以平息。关于哈密兴复事件始末，许进的《平番始末》并非唯一记载，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兴复哈密国王记》亦然。许进的记述角度多在前线现场，而马文升则更多站在北京的角度观察这一切。其所在高度，决定了他视野之广阔。

让我们重新回到阿黑麻杀害罕慎的时候。马文升时任兵部尚书，而阿黑麻在杀害罕慎后，请求明廷封其为王，并允许他领有哈密。马文升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认为：“近日迤北大虏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难封彼为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贡，亦所不拒。”数年后，甘肃守臣及奄克孛剌等皆称陕巴“年少量宏、足以服众”，请求明廷册封其为哈密王。马文升亦认可这一说法，但陕巴“尚未给官服”，完成册封，就被仓促送往哈密赴任。不久，阿黑麻杀陕巴的部属阿木郎，理由是阿木郎“尝克其赏赐，又尝虏其部落头畜”。最后，阿黑麻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陕巴掳走，明廷册封的金印也一并被阿黑麻带走。

马文升的记载中还谈到他与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丘濬之间对哈密问题的讨论。丘濬是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其著《大学衍义补》是其经世治国思想之集大成者。对于哈密的事情，丘濬对马文升说：“哈密事重，须烦公一行。”马文升回答道：“边方有事，臣子岂可辞劳？但西域贾，胡惟图窥利，不善骑射，自古岂有西域为中国大患者？徐当静之。”丘濬担心民间传闻会对事态造成影响。他说：“有谶言，不可不虑。”于是马文升不得不集廷臣群议。但大多数人皆认为：“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虏在边，四方多故，公往甘凉，四方边事付之何人？”因此，马文升没有前往哈密，而代之以张海和缑谦。

阿黑麻一方面遣人进贡，试图修复与明朝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冷落明朝送敕使者，这使得马文升非常生气。他认为“此虏既遣使入贡，复虏陕巴、金印，迨敕使往，又久不报，其轻中国之心著矣”，于是他向朝廷建议将阿黑麻使臣写亦满速儿等40余人皆安置两广、福建，并关闭嘉峪关，拒绝西域诸部进贡。在他看来，只有这样，阿黑麻才会为众所怨，并被孤立。马文升还认为，阿黑麻之所以如此愈肆骄横，是被哈密回民唆使。他们甚至还让阿黑麻放话，“诈称领夷兵一万，用云梯攻肃州城，并蹂甘州”。马文升认为这一消息只不过是阿黑麻虚张声势的结果，理由是“土鲁番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俱无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数程，亦无水草，入贡者往返皆驮水而行”。马文升建议明军以逸待劳，等吐鲁番兵筋疲力尽时纵兵出奇一击，“必使彼匹马不返矣”。

弘治八年（1495年）明朝挥师哈密，也与马文升在朝中支持有莫大关系。马文升认为“此虏若专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终不知畏，必须用陈汤故事”^[7]，于是向朝廷奏请出兵奔袭被吐鲁番占据的哈密城。如前述，最终明军成功攻破了哈密。在他看来，此举能“为各种番夷所信服”，并直接促成次年阿黑麻的投降。

前述许进的记载至此结束，但马文升的记载则仍在继续。据载，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月，明廷终将冠服、敕谕赐至，陕巴始衣着哈密王服，重新任哈密王。随后，明廷又令抚夷千户数人，将哈密离散人口2000余人遣送回去，并给予他们牛具、种子、布匹、衣粮以安营生。马文升感慨：“慑服黠犷之丑虏，兴复久灭之番国，仰仗圣天子明圣，且经略者十有余年而功始就，中间任事者亦岂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好在最后，西域又恢复了和平。

马文升的《兴复哈密国王记》被编入《马端肃公三记》中，该书付梓于他去世20年后的嘉靖九年（1530年）。彼时，哈密已经再次沦陷，不在明朝版图。许进之子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许诰在本书的后序中写道：“臣恐岁月既远，人不知当时用兵始末，虽兵部有卷可查，卒难检阅，亦难广布，谨用誊写封进上尘御览，伏望皇上宣付史馆，亦足以见当时用兵之盛，亦足以见我朝德威之远。”⁵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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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弘治八年（1495年）明军袭破哈密，阿黑麻败走。不过，在北境防线的其他部分——从甘肃到辽东，明朝还得面对一个棘手敌人——小王子领导的北虏势力——的挑战。此时，小王子已经被尊为“达延汗”（即大元汗），并慢慢将明朝卷入一场无止境的边境战争中。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达延汗的袭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破坏力度与日俱增。相应地，双方为战争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亦水涨船高，几乎难以达成有效的妥协方法。

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一月，兵部尚书马文升在一篇奏疏中向弘治皇帝分析道：

蓟州、永平、密云、喜峰口外，洪武间建大宁都司，设营州等十余卫，又封建宁王以镇之。永乐初，徙司卫于保定诸内地，徙宁王于江西，虚其地以处。今朵颜等三卫为我藩篱，朝贡不绝，岁久弗驯，渐生寇扰。宣德四年宣宗皇帝亲率六师征剿，正统九年，复命将出征，自是虏不能犯。弘治初，守边官军贪功启衅，遂致频年侵寇，大约密云境二十四次，马兰峪境七次，燕河营境十七次，密云关外官军逻卒，多为虏杀，贼皆步入，如蹈无人之境，恐其久而习玩，导虏为患。况密迩京师，事有大可忧者。今守边马步军三万五千余，兵既增多，不能获一虏以为功，请督责镇巡等官，各陈守边卫民方略。又今宣府、大同等边，各分为三路，镇巡官居中，左、右参将各守一路，而蓟州独不然，请令熟计其便，并以闻奏。

弘治皇帝是其议。⁵⁷

宁夏方面，巡抚宁夏都御史王珣奏：“宁夏地方孤悬河西，密迩虏巢，所赖贺兰山、黄河为之险阻，山下隘口虏所出没，正当设兵按伏。然苦于无水，军马多在僻处就水，贼入不知，比得报追截，贼已出境。”这些“贼虏”会不会是和明朝在哈密一通对抗吐鲁番的瓦剌小列秃部？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之，“边民常被寇钞，不敢耕牧”。为此，王珣建议道：“臣闻本边旧有古渠三道，东为汉渠，中为唐渠，今见通水利可为守御，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余里。渠两岸高峻，中广二十余丈，相传亦汉唐旧渠，故道虽存，已多淤塞。请发卒相地势循故渠，疏凿成河，引水下流，修筑东岸，积土如山，斩削如墙，山口要害，各设营堡，即掣各军马于沿河堡内按伏，以遏贼冲，保障地方。令军民耕种其中，稍赋之以益边储。请出京帑银三万两，并借支灵州盐司五六年盐课之直，以给其费。”⁵⁸

那个年代前线将士的营房，我们是无法通过照片直观感受到的。不过，早在天顺八年（1464年）时，叶盛便提到宣府边防士兵遭受冻伤、失去手指、皮肤皲裂等情况，同时亦指出这些士兵“御寒穿用，俱各破碎”的惨状。⁵⁹弘治十三年（1500年），巡抚宣府都御史雍泰奏：“边军贫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卖者。乞命所司给与资财，令聘娶收赎。”户部为此提出：“宜行所司核实奏报，贫者给与聘财，典卖者官为收赎。”弘治皇帝是其议。⁶⁰那么，问题在于，假设我们再去关注其他明军边防营垒，是否还会看到类似贫困潦倒的悲惨景象？我们认为，腐败至少是引起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

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北虏拥众自威远卫入境抢掠，游击将军王杲等出军御之，惨遭败绩。巡按监察御史赵鉴奏其事曰：“虏之来，约有七千余骑，从西北入境，离威远城不远。先遣轻骑数十觇引我军，其余伏沟下。守备都指挥邓洪坚壁以待，令毋轻出，游击将军王杲督之再三。虏望见我军出城，疾来冲突，合战间遂拥至，洪及把总指挥五人、官军九百余人俱为所杀，被伤及抢掠人畜无算。舆尸满路，众口嗷嗷，皆以为王杲邀功所致。数十年来，无此丧败。”兵部为此建议“阵亡官军请人给埋葬银二两，其被虏之家量加赈济”。弘治皇帝是其议。是年底，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吏科给事许天锡调查后发现，明军阵亡人数为把总指挥等官52人、旗军545人、官军598人，另损失战马、盔甲、枪刀、弓箭等物资“咸以千计”。调查结果还具体指出了明军将领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一事件牵涉颇深，甚至连收复哈密中屡建奇功的许进和刘宁，亦受到弹劾罢职。⁶¹

大同方面仍在持续不断受到袭扰，并渐渐波及东面的宣府。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促使朝廷不得不考虑在前线将领中进行人事变动。大学士刘健称：“虏寇扰边日久，朝廷命将出师，到彼已逾一月，未闻出奇制胜，少挫贼锋，诸将怯懦无谋，不足依仗。”是年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奏：

大同、宣府二镇为京师藩篱，防御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虏进贡，因赏赐浸薄，去岁秋冬，潜入河套间，至宁夏、延绥、大同等处抢掠，殆无虚日，官军疲于奔驰。今又寇东路阳和，深入蔚州，远至广昌、大同，属县举遭蹂躏，侵犯宣府，我之藩篱，十损四五。已请命平江伯陈锐、户部侍郎许进等统领京军剿杀，欲其指日克平，以纾九重北顾之忧。今经一月，虏势益甚，内外惊惧恐，此虏不退，加以刍粮不继，延至秋深，或由雁门三关捣我太原，或由紫荆等关掠我保定，或经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师，事之可忧，莫大于此。

于是，马文升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这些方案都被朝廷一一批准。⁶²

弘治皇帝决定发动一次进攻，以阻缓袭扰。弘治皇帝命太监苗逵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晖充总兵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大同等处军务，率兵征剿北虏。弘治皇帝敕谕道：

今闻前贼虽以退去，虑恐秋高马肥，复来为患，粮草、马匹等项不可不预为整理。特命尔先去会同大同、宣府镇巡等官，并督原差管粮等官，先将各边粮料、草束、马匹查理见存若干，如有不足，查照该部节次题准行去事理，并送去各项银两及开中引盐等项，公同设法，多方措置，粮草务要丰盈，足主、客兵支用；马匹俱要肥壮，足官军骑战，不至临时缺乏。其余合行事宜，悉听尔便宜区画。所在官员，敢有视常怠忽，徇私挠法者，武职千、百户及文职五品以下就便拿问，依法惩治，其余指实参奏来闻。

这其中所提到的“该部节次题准行去事理”，是指户部此前向皇帝题奏的“大同虏患尤急，请借宣府、宣德等仓粮二十万石，豆二十万石，草一百万束，运于大同以给边饷”一事，彼时弘治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⁶³

礼部右侍郎焦芳对采用军事手段持赞成态度，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奏曰：

臣惟自古有中国，斯有夷狄，王者恒置之化外，待以赤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奈何近来迤北小王子等，累年假以进贡，邀我重赏，岂期豺狼肆毒，犬豕无恩，自春徂夏，扰我边方，虏我人畜，比常滋甚，以致忧劳我皇上，勤动我王师。命下逾时，功未大著，揆厥所自，谅有攸归。然为今之计，以其所急者言之，其一莫先于任人，任人则莫要于选将材。其次，莫先于誓众，誓众则莫要于申大义。

其曰选将才，臣闻分守独石马营等处左参将、都指挥姚信，镇守宣府游击将军、都督佥事张俊，光禄寺少卿王璟，工部郎中李惟聪，山东按察司按察使刘宇，都察院照磨兼大同赞画李晟，九年考满监察御史史瑛，或可任副将，或可任参将，或可任游击，或可当一面，或可当巡抚，或可当参赞。此数人者，皆惯经战阵，素著威名，间拔自贤科，留心武事，积愤有年，抱负奇特。合无作急行令催取各人前来试验，令其教场中会同兵部及内外坐营总兵等官，慎选精兵，或三万，或五万，操练教习，任其指麾。特敕责令其一领兵一万，专擒小王子，其一领兵一万，专擒火筛，其一领兵一万，专一摧锋陷阵，续拣精兵一百万，秣马厉兵以待。其各边关仍严防守，则小王子等将从此先慑其心，就擒可待也。尤望皇上圣谟庙算，徐兴问罪之师，以歼彼渠魁，仍执丑虏，然后以次剪其余孽，以泄神人之愤，以宣赫怒之威。此又诚天下中外臣民之至愿也。

其曰申大义，臣又闻小王子、火筛部下多是胁逼我中国之人，曲从椎髻，返为所使。伏望皇上下明诏出榜，各边不分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有能奋勇出奇，先擒杀此二凶者，不拘常例，进升伯爵，永与世袭。其被胁逼之人，在彼腥膻寒苦之地，岂无父母、妻子、故乡之思？若能设计仗义，暗刺二凶来献功者，亦升伯爵，仍与世袭。又其被胁之人，有能走回，带达马一匹者，即赏银二十两，十匹、百匹以上，悉照二十两之数给赏，仍复其家永免粮差。若更能立功，一体升赏。其各边军士，夺回牛马羊畜，就均给与各军士，虽千数以上，亦不许入官。又凡我军士能立奇功，上赖天威，有能亲斩小王子、火筛头来献者，除升伯爵，仍赏以千金。臣又闻小王子被火筛啜哄，赂以女子、玉帛，助恶为盗，或者非其本心。其小王子若能念朝廷累年赏赉大恩，悔过效顺，先斩火筛以献，即移伯爵千金之赏，厚与小王子并其部下。盖彼乃夷狄，不畏天道，背弃朝廷，犯顺异常，神人共怒，此令一下，屈指可擒。臣闻此虏不胜惋愤，忠义所激，言语迂直，伏望皇上俯赐裁处，下之廷议，则宗社臣民曷胜幸甚！⁶⁴

焦芳随后提出恤民足兵五条建议，大体不出通过赏罚来动员军民加入边防建设中。在他看来，兴师动众往往收效甚微，相比之下，这才是消除草原威胁的有效手段。但是，焦芳的建议未能得到广泛支持。在明廷看来，不图苟利的报国信念才是明朝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良方。

弘治十三年（1500年）七月，六科十三道官劾奏总兵官、平江伯陈锐，监督军务太监金辅，提督军务侍郎许进，副总兵、都督刘宁，及监枪太监姚举，称：

各官初到大同，正遇羊圈地方报有贼五十余骑抢掠。锐等议令宁领兵一万袭之，寸功无获，而官军指挥邵平等死者十有三人，战马死者百余匹。又大同东关外报有零贼数骑，锐遣麾下轻骑数百逐之，头目死者六人，从此遂不敢议战矣。贼知其无能为，愈肆猖獗，至有五七骑直抵镇城者。自五月十二日以来，西自威远、平虏、井坪等卫所，东自阳和、天城、顺圣川，南至应、朔、山阴、马邑、浑源、蔚州、广昌等州县，中间环屯列寨，绵亘千里，烟火聚落百万余家。旬日之间，生产荡然，人畜殆尽。锐等止知婴守一城，军门之外，悉以弃敌。且虏深入浑源等处之时，各分部曲四散无统，锐等苟能统率官军，并调集军马，据其要害，分路夹攻，纵不能成斩获之功，亦庶几少挫贼锋，必不至纵令此贼大肆抢掠，逼临关辅，震恐京师，重贻九重之忧。⁶⁵

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又陈备边八事，指出了大同方面面临的边防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城堡过小，难以提供足够的避难场所，并指出大同城存在的种种弊端。其文略曰：

一、大同东有聚落、堡驿，西有高山堡，俱为虏寇出没要害之地。宜按伏士马，以便截杀。但堡城狭隘，不能容众，请因旧开拓，以大同往年招募土兵千人或八九百人，总设指挥一员，千户二员，百户四员领之，仍别设守备官二员，各统领山西、河南轮操官军五百在彼操守，并添设管理刍糗仓场官各一员。其土兵就给以近堡空地各四五十亩，令且耕且守，以为保障。二、大同城周围止十三里有奇，内有王府、宫室并司府州县公署，军民稠密，刍粟浩穰，无地可容。请于城东南、西南各展筑新城，为地方久远之计。三、大同、宣府地方小大边墙，岁久倾圮，空缺数多，请会计物料、工价，逐年修葺，以待不虞。

弘治皇帝是其议。⁶⁶

***

北虏对大同、宣府的袭扰似无止境，但规模似在缩小。如前述，大部分地区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因此对北虏而言，再次发动袭击并不见得有所收益。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廷的注意力再次被马文升吸引到了陕西方面。在过去20年里，陕西各地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虏患，也正因如此，这里可能会重新成为虏寇劫掠的目标。马文升言：“陕西延绥、环、庆、临巩、固原等处无虏警者二十余年，畜产蕃盛，恐虏觇知，河冻入套为患。欲移文各边守臣，整饬军马，分布要害，以防不虞。”⁶⁷

事实上，在一次大同遭受袭扰后，兵部就猜测小王子会在东西之间来回冲突。兵部奏称：

往年，小王子部落冰冻则西入河套，河开则东过大同，或间来朝贡，或时有侵犯，未敢大肆猖獗。自弘治九年朝贡回，以赏薄生怨，频来侵掠。今春遂入西路，大获而归，意犹未满，冬初复来剽掠，幸我军声势联络，御之出境。今虽渡河而西，明春恐复东寇，请仍行各守臣严为之备。⁶⁸

但现实中未见得一定如此。弘治十四年（1501年）三月，没有任何关于北虏东来的记载，他们似乎打算在河套地区度过夏天。对此，兵部奏曰：

延绥既调有大同、宣府游奇兵万二千，又拟有京营听征官兵一万有奇，虏若窃发，报至启行，亦足御之。其环、庆、固原、靖虏乃心腹要害地，虏若深入，正须益兵防守。秦州、环、庆兵岂宜他往？谓宜令（秦州卫指挥郭）溯以所领兵，及都指挥杨敬领西安精锐二千，首夏俱往备庆阳。八月后，溯仍回备固原，别于西安选马步兵一千，令（都指挥房）怀领之驻保安塞，以防南入之患。

随后，虏骑时有抄掠，兵部为此又奏：

本路军马不足，虽有调集之兵，然分布诸地，卒难会集。请敕原拟监督太监苗逵、总兵官朱晖、提督都御史史琳帅师待报启行。仍敕甘凉游击将军赵铉领兵三千同会于固原，协力征剿。

巡抚山西都御史魏绅等又奏：

偏头关西路及宁武关最为要害，其胭脂铺以南三十余里，路皆平漫，墙多沙碱，虽常修葺，终易倾圮。虏乘河冻，所以易入。请仍于旧墙外随逐河曲相度地方，增筑大边一道，务极坚厚，墙内每三里筑一墩，增军守之，其减会等营城堡狭小，宜广之。

弘治皇帝皆同意其议。⁶⁹

不过，明朝的策略仍存在可调整的空间。本来，经兵部批准，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曾遣翻译官持番文前往晓谕虏酋火筛，但兵科都给事中屈伸反对此行为。屈伸奏道：

中国之御夷狄，精神折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交锋原野，战而后胜者，次也；今晓谕之策，亦折冲一事，必须朝廷处置尽得事宜，兵将威力能制其死命，然后其言易入，而丑虏可屈。若止凭译者番文，欲以笔舌屈而制之，臣等窃有隐忧。何则？虏贼潜驻河套，已在吾边鄙之内，又不时深入腹里，抢杀人畜，其桀骜之状已著。假令晓谕虏酋悉如史琳所拟，心诚畏惧，佯为顺服，至以进贡款我，保国公朱晖等连十万之师，受专征之寄，其何以处之？设若转达朝廷，彼犹据套中，时出寇盗，又不知沿边将士将尽力与之战乎？抑坐视而不与之较也。战则彼以进贡为辞，不战则彼之猖獗益甚，上损朝廷之威，下索将士之气。若止谕以宜帅部众往复旧疆，如遇进贡，须于大同边外驻止，附守臣奏闻，又恐迂缓不切，虏酋滑黠，未必遽从。若于二者之外，复欲临期议定，间言收功，旦夕不为远谋，窃恐事体一乖，将来筮脐之悔，有不可胜言者。又况太监苗逵会同史琳等奏报虏情谲诈，殆非昔比，欲见则隐，将信且疑，或称归服汉人，潜兵沟壑，或装来降妇女，诱我官军。今虽传报朝贡，但恐奸谋不足取信。切详各官所奏，足见阴狡多端，恐我番文适堕彼计，折冲之计，所宜详审。

弘治皇帝命诸司官员集议其奏。⁷⁰

其实，屈伸的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除非明廷对北虏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否则所谓“晓谕”，不过是明朝软弱的表现。若长期“晓谕”，北虏难免心有觊觎，妄自尊大。在屈伸看来，或许“晓谕”的做法在以前能够奏效，但现在“虏情谲诈，殆非昔比”，此举显然已经对他们失去吸引力。

是夏，北虏果未离开河套。据谍报称，“黄河套内，大众虏贼采木于黄河西岸，大治簿筏，将渡河而东”。大同方面得此信息后奏请明廷道：

虏众入套日久，因天旱草枯马瘦，不敢出套大举。近得雨，草长马肥，正其出掠之时，而乃治筏渡河者，盖闻大兵驻延绥，且各镇援兵皆集，不敢侵犯。又知大同兵马皆出修边墙，而游奇兵复西援他境，将出我不意，过河寇掠耳。请掣回游奇兵之在延绥者，分驻西路城堡防御。

随后，大同守臣又奏道：

虏在套中，虑我大兵将捣其巢穴，故多在西岸住牧。其渡河东来之计，量必有之。请及其未渡时，令偏头关等处并山西巡抚都御史魏绅选善水者乘夜过河，潜断其木筏，并焚其所积材木。臣等今选中路精骑二千，令指挥徐俊等分领之；选西路精骑一千，令指挥温恭等分领之。及选逻卒百人，善水者四人，委千户阮英等领之。总兵官都督庄鉴统领西出，潜营于黄河东岸，候贼半渡至中流急湍处，官军铳炮俱发，贼筏当横流而下。诸筏相压，万虏可沉。贼若止往西岸，就将铳炮逐之西走，适与延绥捣巢之兵相会，可以诛灭无遗，永除边害。

在这里，防御的一方看起来更具侵略性。大同守臣似乎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北虏的重大突破时机已经到来。然而，兵部并不认可其意见。兵科先反驳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不宜冒远乘危。况领兵出境，亦不宜先发后闻。宜从兵部再酌处其宜。”随后，兵部议谓：

虏酋火筛尝获厚利于大同，而今春为延绥所制不得逞，恐我捣其巢穴，其造筏东渡，所传当不妄。然虏情难以遥度，抑或设疑误我，大同守臣所奏，亦思患预防之意。但欲分布兵马，沿河防范，似乎轻发难行。请行监督提督等官令守土将官再行哨探，如虏众果欲东行，或伐木造筏是实，宜发回大同、宣府游奇兵，以备防守。若所传不实，仍存留应援。其大同兵马须远哨严备，庄鉴今出境兵马，亦须掣回自卫，毋致疏虞。

不同寻常的是，弘治皇帝这次并未完全同意兵部的奏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监督等官并大同镇巡官，已各有敕令，随宜调度，相机防剿，并行山西镇巡官知之。庄鉴所领人马，且不必掣回，贼情缓急，既难遥度，该科如何妄参？本当究治，姑宥之。⁷¹

而此时的北虏，却几乎活跃于整个北境。宣府、德胜关、张家口等处陆续受到袭扰。甘州方面官员奏称，自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以来，虏寇侵入甘肃境内共计18次，先后杀掳官军人口342人，掠夺马畜凡6300余只。边务废弛，明廷震怒，总兵官彭清被罚俸两个月，巡抚都御史刘璋罚俸一个月。随后，蓟州马兰峪亦遭到袭击。

前述朱晖等率军征剿虏贼一事，取得若干小型胜利。其师从红城子墩出塞，乘夜捣虏巢于河套，但是虏贼事先警觉，已经逃走，因此明军斩获有限，只斩首3级，追回原授敕文3道，并缴获骆驼5只、马426只、牛60只、羊1080只，各种器械2500余件。弘治皇帝命奖赏诸将。⁷²

尽管明军袭破虏营，但虏兵也同时入境平凉、宁夏，杀掠无数。宁夏镇巡官言报称虏寇来者络绎不绝，请朝廷区处。兵部为此奏称：“宁夏自春夏以来，节有虏寇，或数千，或万余，俱经花马池、盐池、石沟、萌城直抵韦州、鸣沙州等处，丧亡人畜，不可胜纪。请下巡按监察御史按问诸失机误事者。况固原、临巩等处生畜繁多，数十年来未遭剽掠，虏所垂涎。恐一旦拥众深入，未易防御。”而兵部紧接着奏道，由于花马池一带土地缺乏水草，因此难以驻兵，明军只得分守各地，以待时机：“近闻监督等官分遣裨将往花马池防守，后云彼中无草，难以屯兵。仍令参将杨玉、神英分统兵六千于环、庆、韦州屯驻，及令副总兵鲁麟移驻韦州，游击赵铉移驻环县，如此处置，似非所宜。请仍调杨玉兵三千，或遣延绥副将多领边兵，或遣赵铉、鲁麟兵马赴花马池、盐池等处，分布要害，遇警会同宁夏副总兵傅钊等随宜截杀。参将神英兵在韦州，亦须往来策应，不得专守一城。”弘治皇帝从其议，但仍强调边将关注军储问题，防止供应不继。

庄浪人有归自虏中者，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虏酋孛罗王与其巴王选兵四万，杀马祭天，再请小王子调兵六万，期七月初至灵州，乘麦豆成熟，入境杀掠。仍驻营河岸，候冰冻过河，入宁夏、甘凉杀掠。”兴武营（位于宁夏卫东南80公里）亦遣人报称：“虏贼约八百余骑，两拆墙入内地，其大众在套者势甚猖獗。宁夏守臣以闻，请益兵防守灵州、环、庆、固原、临巩等处。”对此，兵部议曰：

河套之虏，自三月后，从花马池入至韦州、鸣沙州，杀掠凡数十次。宁夏兵少不能支，丧亡人畜不可胜计。虽尝斩获贼级，而虏不为惧。近传虏已入固原，而神英之兵七月尚未到韦州。今天雨连绵，河水泛溢，虏尚敢尔，秋高马肥，大举入寇，势所必至，传言当不虚。窃料虏欲深入，必留兵在套，自护人畜，别选兵入临巩剽掠。若不预选精兵，屯驻要害，以逸待劳，则胜负未可知。乞敕监督太监苗逵等密探虏势，先令总兵或提督一员，赴固原或韦州，节制各路兵马，相机战守。仍令大同、宣府游奇兵及分延绥兵一万，调环、庆、宁夏兵五千，会于韦州。待虏回至罗山西东截之，须大挫其锋，方肯过河而退。不然，则陕西用兵无时已也。⁷³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忠直言边将瞒报的情况。其奏道：“陕西环、固及宁夏花马池等处，虏寇充斥，道路阻塞，有数月被围者，有全堡被掠者，地方伤残，生民受害，所不忍言。而各镇巡、副、参等官，方习为欺罔，不以实报，乞各治以罪。”⁷⁴各官既奏不实，明廷又岂能据其所奏制订正确的应对之策？

坏消息接二连三。屈伸指出，陕西西部面临严重危机，而朱晖、苗逵等一再误事，难逃其咎。屈伸奏道，九月十六日，陕西方面来报：“虏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宁夏花马池深入固原，迆南分路抢掠，火光营盘数十余里。又且埋伏阻路，势甚猖獗。由此观之，则边疆失守，地方伤残，关陕动摇之势，朝不保夕，传至都下，人人为之惊疑。而逵等实专制三边，声势联络，少有动息，岂得不知？”而九月初二朱晖、苗逵奏称，“达贼大势俱往内地抢掠，调度行事，难以遥制”，故而明廷经过商议，命“朱晖领都督马仪并京营头目及游击张雄、李祥统兵”，于当日启行，“节制各该将官”。在小王子入侵后的两天，兵部“覆奏贼情，已拟朱晖等俱会韦州，必能申严号令，并力剿贼，捷音可期”。但朱晖、苗逵根本没有率军抵达韦州。故屈伸奏曰：“达、晖、琳三人受此重权，罔思立功报国，顾乃玩日愒时，互为欺蔽。榆林贼势稍缓，便谓奔窜，内地声息紧急，若罔闻知。况今虏帐之遗留，即前空巢之故，智堕彼奸计，略不自惭，方且称捣巢为奇绩，指弃物为畏威，若律诛心之法，罪在不原。”弘治皇帝大怒，降敕责令他们用心杀贼，不许怠忽。

为了更好地了解前线情况，明廷命锦衣卫千户牟斌前往边境走访。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牟斌总结了边防问题所在：

一谓盐池、萌城正当贼冲，诸将不久驻于此，有警乃于百里驰赴，所以人马俱困。如七月都指挥杨琳遇贼于固原、黑城，兵千余人皆没。八月初，虏过盐池，杨玉、神英、郭鞫、傅钊、吴江率众追击，战复不利。京营都指挥金玉又为所杀，盐池驲至花马池道路为之不通。今虽称入套，难必其不复来。乞精选将三四人专驻盐池、萌城等处。一谓诸边仓场空虚，军士皆采草饲马，马多瘦损，益以前之所收皆折色故也。乞自后皆收本色为便。一谓宁夏孤悬河外，兵将皆驻灵州，常有贼过河夺舡。乞增兵渡口守之。一谓虏数遣细人窥伺虚实，乞于乡村往来处密为稽察。一谓陕西各府运粮草于榆林，劳费不赀，民困已极，乞行有司宽恤，免其他役。一谓传报边情，驿传多以羸马给付，迟误机宜，宜行禁止……一谓盐池北边墩墙颓败，至揭破裙为旗，重损军威，贻笑虏寇，宜急为修制。一谓都御史史琳在榆林，时有书生献策曰：“虏入腹里，宜令兵截杀，否则捣老营之虚，皆可成功。”琳不能用，其总兵所过之地，皆预撽所司，办好酒羊鹿以待。一谓虏之入寇，先以精骑数百哨探，而后合营以行，师律甚为整肃。今秋直入平凉，如蹈无人之境，恐后日尤为可忧，宜急为计虑。

随后，又有其他边臣陈奏此事，证实了牟斌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兵部又再次指出，“总督官以夤缘受任，才实不足制变，且兵出无纪，又多次避，遂养成虏势肆入蹂践，三辅震动”。兵部有大臣听闻“有人有过虏经之地，见人发遍野，索冒宿草，风吹之旋舞”，深感痛心。⁷⁵

对陕西损失及战况的了解，需要一段时间。九月，兵科都给事中屈伸又奏：

陕西西北，即是河套，以延绥、宁夏为第一边，以环、庆、韦、固为第二边，东南则内地也。今春，虏犯延绥，夏犯宁夏东路，直至韦州、固原，至秋，由花马池入固原以南平凉等处。是边城既已不守，而内地复被伤残，先所遣监督等官苗逵、朱晖、史琳皆驻榆林……其盐池、萌城、隰宁堡正虏出入襟喉之地，乃无兵防守，是盖诸将畏怯，故各为退避如此。今固原杀伤官军动以千计，掳去人畜动以万计，关陕摇动，而都御史周季麟节制不严，总兵官郑英统驭无方，以致偾事殃民，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以寻常容易视也。以故，廷议咸请罪苗逵、朱晖，使立功自效，先征史琳还京，更推堪总制者代之，而未蒙俞允。然琳之庸鄙贪黩，众所共知，凡文臣偾事，无琳比者，伏望俯从舆议，速令代还，庶地方有平宁之日。

当然，史琳最终没有被撤换。事实上，史琳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南方人，画竹颇得神韵，书法亦甚精工。他的墓志铭由明代名臣李东阳所撰，而墓志铭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史琳在边关的一系列成就。⁷⁶

监察御史匡翼之等进一步上奏事件始末。其称：

前宁夏访事、锦衣卫千户牟斌言，都指挥杨琳固原之败，获免者仅七十余人，余兵九百余人皆死，马及盔甲器械俱尽。而都御史周季麟奏报匿不以实。季麟之不职如此，请并镇守武安侯郑英、太监刘云，俱正其失律偾事之罪。又况苗逵、朱晖、史琳三人，统数万之师，久驻延绥，不肯西援，致使王师偏重于一隅，虏寇纵横于内地，罪尤难逭。请遣官往按诸失机事状，别遣人往代琳还，并降敕切责逵、晖，使立功自赎。⁷⁷

频繁的兵燹，使陕西地方士兵锐减。兵部紧急在西北诸边每镇招募土兵5000人，但应者寥寥。于是兵部重定招募征赏规定，出榜晓谕。其制：

一应人等，有能召募舍余、汉、土丁者，不为常例，各照所议名数升职，就令管领所招募土兵，听调杀贼。每镇务及五千名以上，如无为首招募之人，查各卫所户口文册，每三丁内抽选一丁，其应募者每名给与银伍两，抽选者三两五钱，就与关支粮赏及军器、马匹。仍免户内空闲一丁帮贴，有功照例升赏。一户三四丁获功者，并功升赏。舍余仍照先年事例升用。边事宁息，即便放回生业，不请拘留失信。见任官员招募者，亦照所拟升职加俸，管领杀贼。若有为事立功及革职闲住者，招募及数，悉与复职。⁷⁸

此制内容颇有吸引力。

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大理寺寺丞刘宪、太仆寺少卿王质承弘治皇帝命，分别前往延绥、宁夏、陕西、甘凉四镇招募土兵。兵部请给四镇官银20万两及买马银4万两，分送各巡抚官支用。兵部又奏请：“所募兵不限汉、土、番、夷人，给银五两，册内三丁选一者，人给三两，各与粮赏，仍免舍余一丁助之。见任百户、副千户能募兵百人，正千户募百五十人，指挥佥事、指挥同知募二百人者，各升一级，至指挥使而止。都指挥佥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升一级，至都指挥使而止。为事立功，戴罪革职闲住者，能募百人，悉与复职除罪，即各统其所募之兵。”弘治皇帝是其议。⁷⁹

弘治十四年十二月（1502年1月），有消息称，虏寇已出河套，往东徙向宣府。或许，他们的目标重又锁定宣府了。⁸⁰

我们知道，明军的防御体系，极易受到腐败、管理不善及各种疏忽的影响。而如果没有廉直刚正的科道官的鞭策和警醒，其防御体系甚至难以久维系。在事态极为严重之时，科道官会毫不犹豫地弹劾地方大员，如前文提到的屈伸。不过，屈伸身体羸弱，旧病缠身，最终英年早逝。⁸¹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屈伸长篇大论地弹劾保国公朱晖等人。其奏曰：

保国公朱晖等，徒膺专征之寄，竟无敌忾之功。在套达贼，正月、二月于延绥各路犯边，三月在宁夏东路入境，四月以后，势愈猖獗，俱从花马池、盐池、萌城直至固原、韦州等处，分番入寇，甚至据为巢穴，道梗不通，至七月方出境。虏贼蹂躏腹里，盖已数月，人心望救，以日为年。晖等师行在路，犹有可诿，六月以后，既至榆林，便合兼程前进，奋力决战，以挫贼锋。顾乃拥兵一隅，日引月长，虚张东北捣巢之功，不顾西南深入之惨，其坐失机会一也。七月，终又有贼众过鸣沙州，入韦州、固原等处抢掠尤甚。晖等倘能奋勇一行，亦足以少挫贼势，犹且指空巢为畏威，陈前功以要赏，其坐失机会二也。闰四月，贼又拥四万余骑从花马池入掠固原、平凉等处，杀死官军一千人，虏去人畜几有十万。当时沿边聚将，各戍屯兵，若主将申严号令，必能用命一战，何至畏避如此，其坐失机会三也。

事势已极，苗逵等始议朱晖前去，朱晖辄又逗遛不前，及至花马池，曾未五日，又以粮草为辞，随即旋兵。贼又入灵州掠境杀人，晖佯若不知，径回宁塞。当时廷臣愤其怯懦，屡曾奏劾，皇上降旨切责，至于再三。而晖等不思感激，固为身谋，累称贼势过河，日渐移兵东向，延绥守臣则称黄河虽冻，贼尚在套，晖等亦称套中有贼，另行议处。不知在套之贼，晖等能保其不复犯边与否？而所谓议处者，其谋略竟何如也？观其进退无计之奏，益见推奸避事之情。况会议班师，始奉成命，随征军士已入国门，又不知晖等何从预知宸衷之欲，振旅而先军士之还家也。

又查户部前后解边应用银两已及八十余万，而各省调发并召中等项料亦不下此数，其捣巢所获贼首止于三级，而奏报功次一万有余，是费银五十万两，易一胡人无名之首。假使斩一虏酋如火筛者，或俘馘千百，恐竭天下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费，而报功者又不知当至几万万也！

夫晖出自勋荫，缪总兵戎，不思奋死以立功，顾乃拥兵以自卫，损朝廷之威重，长夷人之猖狂。史琳以风宪大臣，受提督重任，不能正己以律人，却乃党奸而偾事，纵恶子冒报首级，因人言又行退出，即其所为，甚失宪体。苗逵以亲信之中官，承心膂之重托，不能督发讨贼，以致屡失事机，御史王用前以纪功为名，继以监军为事，功次既多，滥冒军务，殊欠建明，俱合治以重罪，以彰天讨。

兵部同意屈伸的意见，而弘治皇帝却置之不理，留中不发。⁸²

***

后来，又有消息称，一部分北虏已由河套转入贺兰山后，似乎准备袭扰宁夏。另一部分北虏则突破偏头关，杀死男妇10人，掳掠49人及牲畜无数。⁸³

刚刚被北虏蹂躏过的陕西千疮百孔，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纮决定精心设计一个确保陕西不再被肆意入侵的计划。他将北虏入侵必经的六盘山、临巩、秦州、固原四条防线，以堡垒和城市相串联，构建砖石城墙并部署军队。在秦纮看来，这一多层防御体系牢不可破。明廷是其议，并为其计划实现提供便利。⁸⁴这里，我们也看到明廷在西北边防设置的“总制陕西军务”一职，有当方面之任的意图。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秦纮抵达固原后，又向朝廷奏道：

臣自到固原，凡事必询谋佥同，复折衷己意。臣见固原人烟萧条，城池湫隘，于是增筑城郭，又以小盐、池盐立为定价卖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征其直，岁可得银四五万两。又见固原迤北地方，豫望城、骡子川、狮子川、石硖口、韦州延袤千里，可种田土无虑数十万顷。韦州迤东至花马池，亦不下万顷，但旷野近边，人无城寨可倚，尽为抛荒。况腹里商民输纳货卖宁夏者，野餐露宿余二百里，遇贼入寇，多致失陷。欲于花马池迤西至小盐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筑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五百人。骡子川等处亦各筑屯堡，募人住种，计顷征粮。姑以十万顷为率，每顷五石，岁可收粮五十万石。又使粮户盐商之往来者，遇警有所依避，计画已定，拟于来年兴工。近巡抚宁夏都御史刘宪奏，花马池官军俱边方待敌之兵，使之执役，恐人心不乐，激成意外之变。止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筑旧墙，厚三尺，高三丈，墙之内外，各掘沟堑，深阔各三丈，以为防御。若使此墙果能阻贼，墙尽之处即黄河南岸，各冬深河冻，可以履冰逾越，亦徒劳无益。且臣议筑堡用五千人，其堡周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臣常评三边之要害，延绥、甘凉地虽广而士马精强，宁夏士马虽怯弱，而河山险阻，惟花马池至固原，士马怯弱，墩堡疏远，达贼一入，即至固原而入腹里。故花马池必当增筑城堡、墩台，韦州、豫望城等处必当增筑住种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筑将完，惟花马池迤北柳墩、红山墩迤西二百里，该筑十堡。

巡抚宁夏都御史刘宪与秦纮意见相左，秦纮指责其“偏执不从”。弘治皇帝令刘宪服罪，今后且听秦纮节制，同心协力，以济边务。⁸⁵

三月，秦纮奏报北虏动向：“虏中走回军余谓，小王子四十万众，驻察罕脑儿之地，续至黄河岸下营。臣面审之，则谓虏众老幼四十万，分为四路，此欲逐水草以便牧猎也。而宁夏守臣倡为虚声，直谓四十万众，意后来战或无功则诿于众寡不敌，其平居畏怯如此，临敌何以制胜？乞令各边守臣今后奏报贼情，皆不得虚传，以惊疑人心。”弘治皇帝是其议，敕边将曰：“今后各边如有声息，务从具奏实，不得增减事情及隐匿不报。违者重治以罪。”⁸⁶

早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户部就有边防费用的统计，我们从中可见一斑。据户部统计，自弘治十三（1500）年用兵以来，朝廷向大同、宣府、延绥总共运送白银425万余两、开中盐661万余引，茶900万斤（可能是为了榷换番马），举行纳官等例30余件。而以银折粮的做法间接抬高了粮价。据载，“先年榆林每石不过二钱五分，宣府不过八钱五分，近因边方多事，故征本色，每石用银至一两八九钱”。看来，这是一个收成欠丰的年份。⁸⁷

弘治十七年（1504年）三月，小王子遣使臣阿黑麻等6000人赍书求贡，但其番文书中年月称号存在一些问题。明廷重派译使前去询问，得归称：“往年谋入贡，书已成，以事不果。番地纸难得，故仍旧书，无他意。”知情后，明廷最终决定以弘治十一年（1498年）例，准其中两千人入贡。但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弘治皇帝命诸镇移兵严备。⁸⁸

但小王子还在同时为突袭做准备。有从虏中逃归者称“虏有异谋”，于是内阁会同司礼监和兵部，照成化先例，于左顺门审核其实。逃归者皆能言汉语，其一人称北虏欲进犯中原，又三人称朵颜三卫以一女子“通和小王子”，欲引小王子寇边。事实上，小王子的使团仍滞留边境，尚未前往北京，火筛就已率领几百人突袭明边。随后，虏兵增至近万人，与明军交锋数十回，各负输赢。⁸⁹

七月，因北虏在延绥方面“掘墩杀军”，弘治皇帝罕见地在退朝后召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集中探讨北虏问题，这似乎预示着明朝面临极为严重的北虏威胁。弘治皇帝道：“我边墩台，贼乃敢穵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营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刘健与李东阳以边防并无要求朝廷出兵为由苦劝，但弘治皇帝犹未释怀。于是李东阳话锋一转，将焦点转移到朵颜三卫。他奏道：“近日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为可虑。今闻贼在大同稍远，欲往东行，止不知何处侵犯。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少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弘治皇帝道：“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行，免致临期失误。”不过，弘治皇帝仍未完全死心，又召兵部尚书刘大夏面谕出师之事，刘大夏亦主张不宜轻动京军，弘治皇帝最终作罢。数日后，边报称虏至大同。弘治皇帝旨令兵部选京营官军两万听征，同时命御马监太监苗逵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晖挂征虏大将军印、充总兵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军务，并令司设监太监张林管领神枪，都督李俊、神英充左右参将，待报启行。随后，弘治皇帝又增兵一万，选参将两员带领，准备随同朱晖等出征。又数日，经略边务、工部左侍郎李鐩奏道：“古北口边方西至墓田谷关，东至山海关、庙山口，墙垣一千五百余里，关塞营堡二百四十余处，俱坍塌损坏。宜从新修理，以图经久。但今边方多事，防守尚且不及，若又令赴工，未免重困。乞令顺天、永平二府，各于所属轮班人匠摘发四百五十名，其间精通艺业者起解赴工，不堪者照例纳银一两八钱，解赴蓟州官库，雇倩工役，与所在操守下班官军，并疏放农种协守舍余相兼修筑。”⁹⁰

但朵颜三卫似乎又重新向明朝靠拢。朵颜卫都督阿儿乞蛮遣使来贡，并奏称：“迤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从，数被仇杀，终不改图。”虽不知此言是否属实，但兵部仍赞道：“阿儿乞蛮自陈为国效忠，不与北虏和亲，其情伪虽不可知，然不可不量加奖励，以坚其内附之心。”⁹¹

西部，虏兵对宣府、大同的袭扰丝毫未见停止，此前秦纮重构的防御体系正在经受这一压力测试。弘治十七年十二月（1505年1月），虏犯甘凉及宁夏花马池界，宁夏守臣奏：“近虏数万围灵州，都指挥焦洪等力战却之，然犹虑其深入，请调京营军马六万，分驻各境，俟警会剿。”但兵部认为此非良策。兵部称：“沿边一路，已调有兵马，自足破贼。但陕西内地，东西相去千有余里，闻警调发，诚有缓不及事者。宜敕平凉等处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经略调度，事宁仍还故镇。其宁夏镇巡官员，不能先事预备，致虏猖獗，乃设此动摇之策，以为他日宥过之地，请先降敕责之，俟事宁日，究治其罪。”弘治皇帝从之。这是才华卓著的边防将才杨一清的首秀，此前其于平凉等处督理马政，此时则为明廷委以经略巡抚大任。后来，虏骑三万围灵州，又自花马池入掠韦州、环县等处。兵部议谓：“宣大、延绥兵顷已有旨听调，又令参将王戟招募延绥土兵二千截杀，但虑各镇不能速赴，请再移文督之。若甘凉游兵，止可令戒严，以备贼骑冲突。本部仍移文都御史杨一清、毕亨，设法招谕所在舍余、土人，各随便利，协力御贼，事宁放遣，不得拘留。”

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月，虏陷宁夏清水营，焚粮料2900余石，草12万余束。这几乎是毁灭性灾难。弘治皇帝叹道：“清水营堡要害之地，所储刍粮不少，如何全不设备，致贼直入焚抄！边防废弛甚矣！其令巡按御史阅实以闻。”

两个月后，巡抚陕西都御史杨一清奏：“固原之地，东西均有虏患，而东路无兵，西路肩背受敌，猝难东援。乞选洮河等七卫游兵一千五百余人，委都指挥黄正统之，驻清平苑，以防东入之路。令固原守备都指挥苗英等专守西路，以控安惠、隆德诸处，则声势连络，缓急有备。”弘治皇帝是其议。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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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弘治皇帝最后关于边防问题的记载。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弘治皇帝驾崩，享年34岁。纵观其治，他对北境边防采取的政策虽然偶见侵略性，但总体是平稳且极具战略智慧的。在他统治的18年里，鞑靼人（北虏）的威胁愈见严重，内阁送来的文案堆累如山，他已经尽力妥善处理每一件文书。在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要达到其统治目的，不见得必须像明太祖那样“事必躬亲”。

那么，明朝的总体表现又如何？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如英国、法国抑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它们无法进一步扩张时，就会发现自身越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和危险中。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帝国，都时刻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曾指出：“一个帝国总是处在紧急状态的阴影之下。”⁹³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亦曾称：“英帝国的核心教训是，任何拥有权力的国家最好的希望就是稳定，不管它有多不完美。促进活力就是招致混乱。最后，一个拥有权力的国家总是不得不用武力来保卫它的体系，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分崩离析。”⁹⁴事实上，弘治时期的明朝，尽管边防处处面临强压，但它基本上（未能尽善尽美）遏制了游牧民族的毫无规律且极具破坏性的袭扰。明朝的边防地带不断遭受战火和劫掠蹂躏。尽管如此，生活仍要继续，社会仍在发展。

注释

[1]哈剌灰为瓦剌部的一支。也先死后，瓦剌的一支迁至哈密，后被称为“哈剌灰”。——译者注

[2]原著作“Ding Bolong”，核《明实录》原文，系“丁伯通”。——译者注

[3]许进《平番始末》中之“土番”，指吐鲁番，而非藏人。下同。——译者注

[4]此处的小列秃王指其子卜六阿歹。小列秃在与阿黑麻作战时中流矢而亡，卜六阿歹继其位统率部众，但明人依旧习惯称其人和其部为“小列秃”。——译者注

[5]克克可失为牙兰部下，被小列秃部击败。《平番始末》载：“先是，牙兰、撒他儿之被袭也，牙兰有名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鲁番，阿黑麻闻之大惊，欲遣牙兰还追我兵，牙兰难之。复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骑而出，过哈密，见城已残破，乃不攻而东，至哈剌秃，以掠罕东并窥我边。时，余所遣卜六赛罕王适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语其太师卜六阿歹，并致我边款厚之意。卜六阿歹喜，率精骑要击之于也力帖木儿之地，斩首数十百级，所掠人畜尽得之。克克可失遁归，阿黑麻闻之惧。”——译者注

[6]撒他儿被哈密城内的反对势力和小列秃部内外夹击，最终被杀，吐鲁番势力退出哈密。许进在《平番始末》中载：“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寝起栉发，忽传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来献土鲁番王首级。余大惊，以为阿黑麻死矣，亟出视之，乃撒他儿首也。”四名夷人分别名叫奄克孛剌、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满可，他们率哈密人反抗撒他儿。撒他儿领人镇压，双方厮杀三日，不分胜负，此时小列秃部众赶到，击溃撒他儿。“撒他儿败了，走到城门下，有火者哈只、脱火乃苦把撒他儿哄着拿住，割了头，其余的走脱了几个。”——译者注

[7]陈汤，西汉将领，曾攻杀对抗汉朝的匈奴郅支单于，为安定西域作出了巨大贡献。马文升此处援引其故事，意在展示明朝“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