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成化时期——马不停蹄？疲于奔命？（1465—1487年）

成化皇帝17岁登基，但39岁便驾崩了。尽管像他父亲一样，他的举止温和乃至近乎柔弱而缺乏自信，但在他的治下，明朝边防及边境管理策略渐趋强硬。失败的将领不再像从前一样轻易被赦免，俘虏也偶尔会被处死。不过总体而言，明朝所面临的局势的复杂程度，恰需要他这种温和的手段作为政策导引。相反，一个更有活力、彰显个性的君主可能会随时点燃这个火药桶。不过，在成化皇帝统治的后期，他的手段变得更具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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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化之前，明朝从未过多关注到河套地区（鄂尔多斯）——一个藏在黄河“几”字形河道下的半沙漠半草原地区。作为广袤的中国国土的一部分，河套地区的面积接近西班牙的一半，但在明朝，这里几乎没人定居，明军的防线已经铁桶般地将之保护起来。但在此后，随着草原人口的增长，它逐渐成为鞑靼人窥伺明朝边防的前线基地，而明军亦逐渐转向战略收缩态势。鞑靼骑兵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过河套南下突击，而每当严冬黄河结冰时，鞑靼人的大军就可以随意穿越黄河，向东攻打大同，或向西进攻甘肃。

成化三年（1467年）三月，整饬边备兵部尚书王复，对整个河套地区的形势作了全面评估。他奏称：

今天下一统，诸种番夷，虽或出没，不足深虑。惟北虏动辄长驱深入，最为边患。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有高山大川，长城固垒限隔。延绥境外，亦有黄河千六百余里，实天造地设之险。洪武间，东胜迤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且延绥地方，东起府谷堡，西至定边营，萦纡二千余里。今声息稍缓，亦可因循度遣。傥班师之后，贼若复来，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两处地方，通无二千里远，又皆控据雄险，尚有正、副总兵，参将，协同，守备共一十二员。宁夏三路，不满千里，亦有正、副总兵，参将，协同，守备八员。延绥城堡窎远，最为难守，止有总兵、参将三员调度，岂能周遍？¹

因此，在陕西方面，河套地区逐渐变成军事冲突的集中地带。按照规划的方案，明军的防御部署也许能够挫败不少来犯之敌。²不过，鞑靼打击明军的机会同样存在。成化四年（1468年）九月，吏科左给事中程万里针对这一局面向皇帝献策。彼时，由满四领导的土达反叛势力在宁夏南边的山区中建立据点，而鞑靼太师毛里孩则伺机在河套前线蠢蠢欲动，兵锋直指宣府和大同。程万里指出：

陕西重镇之地，国初以来，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往年虏贼侵扰，今岁亢旱饥馑。有司失于抚恤，是以满四等据险啸聚，党类益繁，臣恐各边土达因之自相疑贰，不早防范，恐生他变。况今黄河欲冻，虏酋毛里孩去边不远，比年关陕无事，尚欲深入，一或闻此，宁无奸计？

为此，程万里提出，应立即采取安抚政策，召集边陲土达人中没有跟随满四叛乱的“年高有识众所信服者”并宣布皇帝的恩威福谕。

针对“毛里孩等久不朝贡，窥伺边境……万一有变，惊扰畿内”的情况，程万里认为其必败者有三，不必惊慌：“近我边方远才二三日程，是彼为客而我为之主，以客就主，以劳待逸，一也；自恃强众，并吞诸部，志满气盈，兵骄者败，驰驱不息，人马疲劳，二也；比来边报，见贼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有此三败，程万里认为应当对毛里孩的中心营地实施一次突袭，“选京师骑兵一万，宣府、大同各一万，每三千人为一军，以骁将十人统之，严其赏罚，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昼伏夜行，径捣其垒破之必矣”。^[1]

兵部也认为必须派遣高级官员到甘肃等处巡按边防，同时抚恤各处土达。但兵部拒绝采纳奇袭毛里孩营地的策略，因为毛里孩尚无进犯之举。在兵部看来，对毛里孩而言，明朝兴无故之师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3[2]成化皇帝认可兵部的奏议，最终，明军在成化五年（1469年）对满四叛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⁴

然而，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明军边防全线几乎都发生了军事冲突。在冰雪融化之前，鞑靼人似乎更倾向在明境附近长期驻扎，而不打算再穿越黄河，回到河套草原了。而从《明实录》等文献看，这一年关于甘肃地区明军怯懦无能，而劫掠者肆意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的记载比比皆是。延绥西路左参将、都指挥钱亮奏曰：“正月初，虏众数万自安边营入境，即引兵追之。至师婆涧被围，与战五日，昼夜不息。都指挥蔡瑄等拥兵不救，粮饷俱绝，我军死者十三四，都指挥柏隆、陈英俱中流矢死。止收余卒一百五十人而还。”钱亮为此遭到兵部尚书白圭的弹劾。白圭指责钱亮等人“寡谋丧师”，请核实治罪。宁夏总兵官沈煜等复奏：“虏众数犯边境，且以粪土湮塞各墩井泉，渴我士马，不可不虑。”成化皇帝命大臣集议以上诸事。不过，与此同时，前方也有捷报传来。宁夏副总兵林盛奏：“正月以来，虏众累驱所掠畜产，从海马儿口东行出境。臣督游击将军张翊、都指挥韩英累败之。”是役，擒敌4人，斩首15级，夺获被虏男妇32名，兵仗700件，牛、羊、马、驴13394只。^5[3]

是年二月十八日，兵部尚书白圭再次奏道：“虏势深入，顷已敕吏部右侍郎叶盛亲诣陕西、延绥、宁夏会议边务。然臣等切虑，虏性桀黠，苟知我内地空虚，未免复肆剽掠，宜如臣等所会议，敕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调甘、凉、庄浪、兰县官军防守要害。又今河冰既开，虏无遁意，计其秋高马肥，必复入寇。在边并见调官军，仅足捍御，未可穷追。若明春复然，则边患何时可息？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请先调军夫五万，摆堡运粮，计可足半年之费。然后选集精兵十万，简命文武重臣各一员充总督，总兵二员充副参将官，每兵一万坐营统领者各一人。所须出战驮马、鹿角、战车、军器之类，俱宜预备，期以十二月启行。”成化皇帝认为“虏寇悖逆天道，累犯边境，明春必须统调大兵，以剿除之”，同意其作战计划，但出于谨慎，他让白圭与叶盛、王越再仔细斟酌详细方案。

不久，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奏报一系列捷音。有“虏骑十余，从定边营入境”，把总都指挥廖珷领兵追之，将之击退，略有斩获；“又有虏骑二千五百从宁塞营入境，分为三路，南行剽掠”，总兵官许宁“分布官军御之”，明军于古峰子、小蒜涧、于侯家寨设伏，成功击溃敌军。成化皇帝听后大悦，敕奖励诸将。⁶

明军计划发动的大规模战役，显然是一项极为复杂严苛的行动。相关的战前会议断断续续地召开，其间，叶盛详细地向成化皇帝介绍明军一系列军事部署和后勤保障。他奏道：

若虏拥众来侵，我则通调各路军马，相机防御。或彼众我寡，势难轻敌，我则坚壁清野，弗与浪战。俟彼剽掠而归，气盈心惰，则设伏以邀其前，纵兵以袭其后，使彼大遭挫衄，庶可遏其侵暴之志。其在边官军，俟虏深入我境，宜相机设策，分遣精兵，捣其老营。若有所得，仍将军马分布要害，以邀其归，是亦取胜之道。若虏知我有备，仍如往年近边屯驻，我则号令军士分为数路，各裹糇粮，乘夜而进。彼有妻子头畜，卒遇我军，势不敢敌，乘胜急击，势必成擒。万一虏寇惧我兵众，远遁套内，不肯渡河，我则挑选死士，重加赏劳，使之迫近虏营，举火放炮，或阳为搜套之势，或诈为劫营之举，彼必心恐，渡河而去。剿贼方略，恐不出此。

成化皇帝命兵部进一步讨论叶盛的主张。⁷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吏部右侍郎叶盛，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等再次集议此事，并向成化皇帝奏道：

往年，虏寇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不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其部落犹少，不敢深入。天顺间，阿罗出进入河套，不时出没，尚不敢迫近居民。至成化初以来，毛里孩之众乃敢深入抢掠，攻围墩堡，盖以先年虏我汉人，以杀戮恐之，使引而入境，久留河套。故今日贼首孛罗合、癿加思兰相继为患，卒不可除。臣等谨以增兵守险，可责近效，可保久安之事上闻。

一、延绥沿边地方，自正统初创筑榆林城等营堡二十有三，于其北二三十里之外，筑瞭望墩台，南二三十里之内，植军民种田界石。凡虏入寇，必至界石内，方有居人，乃肆抢掠。后以守土职官私役官军，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垦田营利，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内，因总兵、巡抚官之议，乃依界石一带山势，随其曲折，铲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左右俱筑大墩，调军防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然未尝拟奏，借役民夫，而守备城堡客兵，多不过千人，不可供役。乞敕所司申戒总兵、巡抚等官，严加禁约，自后敢有仍于界石之外私役军民种田召寇者，官必降调，逃民即彼充伍。仍乞念修筑边墙之利，量起山西民一万、陕西民二万，于声息稍宁之时，听延绥会官移文二布政司，各选委堂上官，于每年三月、八月，各一兴工修筑。二三年间，必致就绪，此诚不战而屈人兵之计也。

二、延绥西路，旧守土门、大兔鹘等堡，并未守铁鞭、锁圪塔、五谷、黑城子、银州关等城，俱宋时防守夏人所筑，山势最险，水泉甚便。近年以来，弃土门等堡，乃守怀远、威武等堡，既无险可据，又取水太远。宜将今守怀远等堡官军，仍守土门等堡，其铁鞭等城，亦宜渐为修补，及于银州关隔河总要之处，添筑一堡，积贮粮草，量拨守边额内官军，于铁鞭等城操守，以为官军截杀驻扎之所。仍将内地鱼河堡官军移守，添筑新堡。又米脂以北，直抵榆林，乃顺川大路，粮运往来，居民商旅必经之地。亦宜令本地军卫、有司，量其远近，添筑小堡，以备警急。

三、成化二年，以延绥官军数少，敕监察御史李纲至延、庆二府，选取壮丁五千名为土兵，相兼操守有功，一体升赏。寻以都御史项忠言，土兵为边方头目科害，乃令每年九月朔，各于延安、绥德、庆阳三处操练，次年三月朔罢之。遇有警调，则不拘时月。近都御史马文升奏，欲将庆阳土兵掣回本境防御，而抚宁侯朱永等又奏，欲如大同土兵例，常年九月朔俱赴榆林城操练。事久未决，今边方有事，宜如永所奏施行。内地果欲防御，则更为佥选，方合增兵初意，有益边备。⁸

三月二十六日，吏部右侍郎叶盛在另一份奏议上质疑明军在河套方面的军事部署。他奏称：

臣与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议，延绥边境与河套相对，东、西、中三路共二十堡，约远一千五百余里，旧无边备，且河套宽漫，便于驻牧，故虏连年不去。今本境马步官军、舍余仅一万二千，内马队精强者仅满七千，其余次等仅可分守墩堡，不足调遣，故递年调取大同、宣府、山西官军一万三千，往来随便进止。去冬，虏来侵犯，累为所拒，不得深入，遂往钞宁夏，而其守将不出，致虏入境得利，延至今春，又不渡河而去。若调军选将，分路入套，固安边之计，但套中地境，动经数千百里，沙深水少，军行日不过四五十里，往返必逾月计，惟调集官军，必至一二十万，所需粮料供运之人，不下数十万，事体重大，未敢定拟。若以原调，与兵部今拟，并本境官军，通为筹算，各就近分守要害，酌量虏情，来即拒杀，去不穷追，俾进无所得，退无所恃，势既困迫，必将图归，此虽为守之长策，亦战之权宜也。

今拟于东路清水、孤山、镇羌、柏林，中路平夷、怀远、威武，西路清平、龙州、镇靖、靖边十一堡，各拨骑兵一千守之。东路神木县、高家堡，西路安边营，各拨骑兵三千守之。中路双山、波罗，西路宁塞、定边，各拨骑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拨骑兵五千守之，东路令游击将军王玺、蔡瑄与延绥参将神英，西路令都督佥事徐恕，都指挥王瑄、孙钺，中路令许宁、范瑾统领屯驻。其宁夏官军数余三万，本境虏可入路惟花马池、兴武营、高桥三处，不过二百余里。宜令总兵等官会选各城骑兵，及游击将军祝雄见领堪战者，共九千人。即令副总兵林盛分领三千，于高桥屯驻；祝雄分领三千，于兴武营屯驻；参将罗敬连所部轿（辏）领三千，于花马池屯驻。又虑各官如前怠忽，宜令京营把总都指挥白玉、康永、吴瓒协济操习剿杀。今次拟调甘州等处官军一万六千，宜令副总兵赵英等领六千五百人赴安边至高桥一带屯驻；副总兵马仪等领九千五百人，及选辏靖虏参将周海所部官军共二千五百人，量于固原、庆阳、环县、西安州等处屯驻添部。军马既众，乃拟于七月请命监督总兵官统领原拟京营马军，往与王越，通行调度战守。而京营与大同、宣府步军，势难追击虏骑，兼以沿途徒步艰辛，榆林各堡狭小，无以屯聚，今宜停止。

又虏马羸瘦，本境官兵可以截杀，原调大同、宣府、山西等处官兵，宜如兵部原拟，暂放休息，俟六月上旬，则先调取马仪、徐恕等官军至彼防守，其余以渐调发，或警报异常，乃不拘时月。然军马虽已分布，遇警则留行无定，必豫积供饷，庶乎绥急有济。

又粮料措办稍易，草束转输尤难，今所议定，延绥、大同、宣府、山西正从马凡三万九千六百六十有奇，自六月迄于二月，实用草一千七十一万九千。甘州、陕西、靖虏、宁夏正从马凡三万五千八百三十有奇，自六月迄于二月，实用草九百六十七万四千九百。今延绥一带边仓，见粮约可支本境一年余二月之费，豆可支八月，草可支五月。若用京营官军正从马，则所须粮草尤多。宜通行总督粮饷官急为措运。外，延绥有柳树会、土门子、塞门、大兔鹘、白落城、保安、铁鞭川，宁夏有山城、萌城、小盐池，俱虏出没要路，军马所必经，各有旧堡。今亦宜量为措办刍粟，以便屯驻。以将领言之，大同、宣府、延绥、宁夏、陕西等处，若游击参将等官范瑾、孙钺等，亦俱历战阵，堪以委任。其余沈煜、林盛、张翊、罗敬等，先以拥兵不出，行勘未报，而各处把总、都指挥等官，大同则缑谦、李镐，宣府则周贤、王祥，延绥则陈辉、岳嵩等，俱堪领军。^[4]

但是，兵部尚书白圭并不同意叶盛的主张。他复奏曰：

御戎之道，守备为上，攻战次之。盛等所言，固持重之良策，但延绥二十三堡，已余一千五百里，而宁夏所属花马池，直抵高桥，又可四五百里。今各堡人马分地而守，供给倍常，使虏知我兵势之分、转输之苦，俾奥鲁^[5]远处河套，而以精骑时出剽掠，因粮于我，至春不去，则大同、宣府、甘凉等处客兵，经年调发，累岁戍守，师老粮费，军罢民敝。况所积粮草有限，以七八万之众驻师坐食，傥有不给，必须征发。意外之患，在所当虑。宜俟盛、越至京之日，仍以所奏事情会官议处，所须粮草，宜行户部处之。沈煜等失机之罪，俟越等勘报至日处置。⁹

从这些奏议中我们不难发现，鞑靼人进驻河套地区的举动将明军旧的防御格局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似乎是增派更多部队、更多马匹、更多武器和补给，同时加强战备训练，修筑更多城墙堡垒、哨塔墩台。但这势必将极大增加明军的防御成本，因此，某些“速战速决”的进攻性方案逐渐浮上水面。

与此同时，叶盛与巡抚宁夏右佥都御史徐廷章合议如何在宁夏复杂多变的地形上，利用现有交通网络修筑防御工事，以便阻止劫掠者长驱直入。这是明军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的是大量缜密的研究和计划，而非过多宏大的理论支撑。他们向成化皇帝奏报了一系列遣将分兵防守边防线的主张，而成化皇帝则令兵部具体考虑其可行性。¹⁰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明廷突然决定组织一场进攻。成化八年（1472年）五月十七日，明军开拔。成化皇帝命武靖侯赵辅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统制诸路兵马，与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赴延绥等处进攻虏寇。进攻的理由是“虏酋癿加思兰等久居河套，频年寇边，荼毒生灵，罔有纪极，若不痛加剿殄，边患终无宁日”。此外，除了赵辅和王越所领的大军，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等亦分督陕西、延绥、宁夏方面的兵马，加入这场军事行动中。¹¹

但是，事情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八月，兵部以“西征将士未见成功”为由，请求派兵科给事中郭镗赴延绥等处，咨访行军事宜。成化皇帝降敕给郭镗道：

比因虏贼入寇，朝廷已命将出师。闻此虏六月间，又来剽掠临洮、巩昌、平凉之境，时赵英、鲁鉴等率兵俱到安定、会宁等处，适逢其会，乃拥兵坐视，致令得利而去。今七月间，虏复从花马池入，大掠环、庆等处。其时赵辅、王越统军已到花马池，而马仪、赵英、鲁鉴、姜胜、白玉、杨铭等亦驻兵境上，许宁、范瑾等又各领兵沿边防御，使总兵等官果能运谋设策，并力夹攻，必可大捷。傥又失此机会，纵虏出入，如蹈无人之境，则边患何时已乎？朕念地方骚扰，生灵荼毒，宵衣旰食，不遑宁处，特命尔星驰以往，逐一访勘地方虏情若何，总兵、参赞及统兵等官调度若何，勇怯若何，何人逗遛不进，何人坐失事机，何人竭忠效力，真有为国为民之心，何人推艰避难，专为畏首畏尾之计？今宜设何长策，作何处置，其博采群议，星驰来闻。¹²

敕书内容意味着，原本针对癿加思兰的进攻将被取消，明军转而回归本土，以抵抗虏贼源源不断的袭扰。到了九月，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奏：“虏寇自夏及秋，深入环、庆、固原境内，四散抄掠，势日滋蔓。署右都督白玉，凉州右副总兵、都督同知赵英各分兵邀击之，前后擒斩六级，追获被虏牛羊二十余。”总兵官赵辅亦奏：“延绥西路指挥孙鉴、阎威各率军御之，于半个城、红寺儿等处追还牛羊千余。延绥总兵官许宁军夜袭其营，于境外鸭子湖杀伤甚众，夺获其马百匹以还。”兵部对这种局部战果感到十分不满，在兵部看来，“虏众犯边，首尾三月，赵辅、王越师行已久。今唯闻白玉、赵英及阎威等略有捍御擒斩之功，其余俱拥兵袖手”，显然并非明军大动干戈而应得的结果。兵部告诫赵辅等将领要“立功赎罪”，并已令郭镗遍访核实战情，如再有战捕不力、督责无方的情形，将从实弹劾。¹³

数日后^[6]，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奏：“虏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累次调兵战守，陕西、山西、河南供馈浩繁。今边兵共八万之上，马亦七万五千余匹，略计今年运纳之数，止可给明年二月。且今山陕之间，旱雹所伤，秋成甚薄，每银一钱，止籴米七八升、豆一斗、买草七八斤。财力困穷，人思逃窜。倘不预为计虑，恐后患复生。如此，虏今冬不北渡河，又须措备明年需费。”余子俊“姑以今年之数计之，截长补短”，详细估算了军队后勤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米、豆每石计银1两，共需银94.6万余两；每人运米6斗，共需157.7万余人；草每束计银6分，共需银60万两；每人运草4束，共需250万人。运输者往返两月，每人需行资2两，共需815.4万余两，而“脱用牛驴，载运所费，当又倍之”。因此余子俊认为，“盖自古安边之策，攻战为难，防守为易。向者，奏乞铲削边山一事，已尝得旨，令于事宁之后举行。窃计工役之劳差，减输运战斗之苦。欲于明年摘取陕西运粮军民五万，免徭给粮，倍加优恤，急乘春夏之交，虏马罢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纵两月之间不能尽完，而通寇之路已为有限。彼既进不得利，必当北还。稍待军民息肩，兵食强富，则大举可图”。

尽管听起来代价颇昂，但余子俊所奏仍不失为一良策。不过，兵部对此却持质疑态度。兵部称：“铲削山势，恐虏已近边，难于兴作。”但成化皇帝认为“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于是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设项目。¹⁴

马文升继续向朝廷奏报边情。在余子俊的奏议送达明廷不久后，马文升又奏曰：“虏贼孛罗忽^[7]于六月内，乘我大军未集，拥众深入固原、安定、会宁、环、庆等处。盖以道路平夷，居民富庶，寨堡疏远，戍守乏人，不入则已，入则必获厚利。窃计其入寇之路，自安边、定边、花马池、兴武营，进至萌城、盐池，约三百余里。自萌城、韦州分为三路，东则自东打狼山至镇原、平凉；中自胡卢峡至固原、静宁；西自雪山、鸣沙州至安定、会宁，远近广袤四方千里，路远地偏，兵分势寡，实难应援。”随后，对鞑靼人累次犯边之事，马文升又引咎自责，请求朝廷惩处自己和同僚：“虏寇犯边，势将深入。比命议调大同、宣府、甘凉诸军征剿，今年四、五月间，此虏出没榆林左右，六月初，复大掠花马池、安边营境内。其大同游击将军范瑾，方充宁夏总兵，使能闻命，即趋率兵至高桥屯驻；延绥总兵官许宁，闻贼西行，率军至安边营按伏。虏众知我有备，岂敢长驱直至巩昌？而瑾延至八月，方抵宁夏，宁徒拥重兵，深居清平堡内，虽受总兵赵辅督责，终不能到安边。及分守庄浪都督同知鲁鉴，凉州副总兵赵英，都指挥姜盛，甘州副总兵马仪，或遇虏退避不战，或率师逗遛不行。太监刘祥，右都督白玉，并臣等俱不能镇抚，致此寇攘。请先将臣等治罪，仍令科道官备劾宁等六人，重加刑宪，庶警将来。”但在明廷看来，现在还不是计较功过是非的时候。兵部要求马文升、白玉等“合谋御寇，务图成功，勿更疏虞，以罹宪典”。¹⁵

山西按察司佥事贾俊则十分担心鞑靼人对东线一带的袭击。他奏道：“偏头、宁武、雁门三关，俱边塞要地。偏头突出二关之外，西近河套，东接东胜，尤为要害。守关马军三千，既皆以大同步兵代去陕西听调，及代州、宁武马步官军亦尽调西征。况三关地势相联，而守备将臣不相统摄，且久处承平，失于训练。往岁，大同有警，命大同、宁武、代州三路合兵进剿，然总制无人，号令不一，临事却顾，卒难成功。今虏众一据河套迤西，一据东胜迤东，似有谋约，必须预防。倘河冰一冻，两虏势合，恐三关不教之众，难以当之。乞遣一大将，假之重权，使总制三关兵马。仍乞选马军，量给各关，及时训练，以备战守。”成化皇帝和兵部同意贾俊的判断，遂令都指挥戴广专守偏头关，而敕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雷复在冬季总督三关，以解决“总制无人，号令不一”的问题。¹⁶

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平虏将军赵辅，参赞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奏：

虏寇被我军追奔出境，日夜东行。今方秣马厉兵，思与一战，窃恐此虏虽内惧剪戮，不敢迩边，而外避仇敌，不能北渡。迁延河套，又复经冬，老我师徒，弭患无日。夫御戎之策，不过攻与守而已，今欲攻之，必须搜套。缘河套之内延袤二千余里，而从征军士止余二万，所选近边精兵亦然。调遣不足，须得京营、山、陕精兵十五万，分道并进，庶可成功。应用刍粮，宜区画以待。进攻之策，大略如此。但今议者，皆云延绥兵祸连结，供馈烦劳，国赋边民穷竭甚矣。重复科征，恐生内衅。倘念边务之劳，暂为退守之计，宜即散遣从征军马，量留精锐就粮鄜、延等城，以便防守。沿边军民悉令内徙山崖旧堡，深藏避寇。其寇经之路，多设坑堑，密置钉板、'藜，以为险阻。山头多置烽火，以相传报。

此外，赵辅、王越还认为，应当接受此前余子俊的建议，凿山筑墙，以为保障。但在宁夏花马池、高桥一带，因为地形平漫，沙漠绵连，因此难以像余子俊的建议那样修建山墙。于是，赵辅、王越进一步提出：“宜令都御史马文升、徐廷章等于萌城、盐池诸处，量度形势，浚壕筑墙。虏必不敢悬军深入，而甘凉被调诸军，亦且量留精锐，就粮固原等城，以为陕西藩屏。退守之策，大略如此。”

兵部尚书白圭对此再持质疑。他奏道：“辅等统兵七八万众，未闻有一矢之捷，乃称追奔出境，务为夸大。且既膺阃寄，或攻或守，宜定计以行，何乃依违陈乞，首鼠两端，自揣事势不支，欲推避之计。请令文武大臣会议可否。”成化皇帝同意白圭的请求。

于是廷议召开。群臣商议认为：

此虏深入边疆二千余里，单人匹骑，驱我人畜数千。边臣守将，俱拥兵自守，莫敢婴其锋。及辅等兵已至边，虏复大掠，延、庆不能少御，益兵攻剿，事将谁欺？且既欲进攻，又称险远，方张声势，遽诉艰虞，两可其词，聊且塞责。其言退守内地，欲量选精兵，分屯边堡，少苏民劳，似为得计，然大敌在前，我军退却，恐亦非宜。但军中事机，理难遥制，宜敕辅、越会同三边巡守统兵之臣，量度事情，具陈方略。

成化皇帝是其议，要求赵辅、王越等从长筹划，如敌军不退，则必须发兵剿捕，不许退守。¹⁷

前线的情况，要比朝廷“旁观”所理解到的复杂棘手得多。面对西北防线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鞑靼人攻势，明军的防御似乎全未奏效。各边奏报的真实性也常受到质疑。兵部甚至还向成化皇帝奏报过，类似的袭击并非只有西北方面才有，修防御城堡之难，可见一斑。兵部称：“比者，延绥、宁夏虏寇不息，而宣府、独石、古北口诸边警报迭至，辽东亦被杀掠。筑墙丁夫，虽尝取旨戒饬，但今冬寒，正虏马强弓劲之时，又恐冬至、正旦将近，各边守臣耽溺宴游，或私役军士，出境樵猎，以启边衅。更乞降敕，谕令倍加防守。”¹⁸

又后，延绥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祝雄来报，称“虏入延绥镇靖堡，杀千户黄琮，执夜不收以去”。这下，兵部对赵辅的质疑坐实了。兵部奏曰：“比者，赵辅、王越累称虏众远遁，亟欲旋师。今境内官军潜被杀掠，必能觇我虚实，大逞入寇之谋。宜令辅等率兵追剿，毋徒坐视，以贻边患。”成化皇帝同意兵部的建议。¹⁹

十一月，镇守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范瑾奏：“比闻虏酋癿加思兰，外畏阿罗出仇杀，内惧我兵攻剿，待河冰一合，欲西走甘凉，而宁夏孤城，是其归路。乞及今河冰未合之前，行令总制各路军马，总兵、参赞暂分一员，防守西路，或至冰合之际，将原调赴河东官军掣回城守，仍乞如侍郎叶盛所议，以凉州、庄浪军马悉调萌城，抵高桥一带协守。”成化皇帝敕赵辅、王越与范瑾一起斟酌事态缓急，制订临敌之策。²⁰

与此同时，雷复又奏：“比奉敕，选调山西属卫守城屯田军士协守偏头关，但墩堡数多，分守不给，乞令三关下班官军，俱暂赴偏头，并力防守。”守备偏头关都指挥使戴广亦奏：“近获虏中人，言虏酋小石有众二万，欲入边剽掠，事宜预防。”兵部认为：“此虏今居东胜，逼迩偏头，入寇之计，恐不虚传。本关马军三千，先因赵辅等以大同步军五千易去，今步军之数虽存，但便于守城，而不便出战。宜令辅等即以所调马军三千遣回守关。其三关下班官军，则令协守。”²¹

不过，话音刚落，赵辅的军旅生涯就结束了。朝廷以宁晋伯刘聚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赴延绥代赵辅。不久，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郭镗的巡按结果终于反馈到了朝廷。郭镗奏曰：

自今年六月以后，虏众取道花马池，深入平凉、巩昌、临洮等府州县境内。一月间，劫四千余户，杀虏人畜三十六万四千有奇。时分守庄浪署都督同知鲁鉴，分守凉州副总兵都督同知赵英，守备兰县都指挥同知姜盛，俱被调驻安定内，止鲁鉴曾一出兵，余皆闭门退避，虏去始行。而姜盛防护辎重，军士遇寇，莫能救援。其分守靖虏等处参将周海、分守延绥西路参将岳嵩、协同都督佥事杨铭、宁夏都指挥韩英、游击将军祝雄，虽间有擒斩追夺、惊扰虏营之功，仅足赎罪。七月以后，虏众纵横出没于庆阳境内，都督白玉、都指挥张瑛及鲁鉴等出军追袭，而延绥总兵许宁屯驻宁塞，漠若无闻。至若总兵武靖侯赵辅、参赞右都御史王越已至榆林，复逡巡旬日，不肯即到花马池、定远等处控制诸军，并力攻剿，致部将遇敌，辄以不得号令为辞，徒拥重兵虚费输运。方且撰为战书，诬下罔上，余若白玉已老，甘州副总兵马仪，宣府大同副总兵孙钺、黄瑄、赵英、鲁鉴、姜盛，及总兵范瑾等，俱有弛兵玩寇之罪。而赵辅、王越其罪尤深，俱宜逮赴法司究治，以为臣子误事不忠之戒。

对于郭镗的奏章，兵部认为只能处罚其中的典型个案。兵部建议：“总兵、参将等官，拥兵自卫，玩寇殃民，皆宜究治。内惟岳嵩，承钱亮丧败之余，军马单弱，亦尝擒斩有功，庶可赎罪，其余欲一概逮系，恐战守缺人。宜令戴罪杀贼，以赎前过。白玉虽老，而善抚士卒，惟杨铭贪暴事觉，姜盛失机罪大，宜遣人往代。其赵辅、王越互相推倚，明肆奸欺，不正二人之罪，恐众怒不解，边事益隳。”成化皇帝是其议。因赵辅已被取代，不必再问，而王越则被责令尽早杀敌，赎罪立功。

郭镗又继续通过奏章提出很多关于边备的详细建议。他奏道：

比于边境访察之余，博采群议，酌量事宜条画以上。

一、赵辅等所陈退守之策，盖因刍粮不继，兵难久留。于兵食之计，犹在战守之间，或及军需尚充，边兵四集，先声鼓勇，乘间亟攻，此战亦可。分调军马，就粮内地，以逸待劳，俟隙邀遮，此退亦可。今势当全盛之日，手提万众之师，蕞尔小夷，莫敢攘却，脱复退守，亦岂能为？其入愈深，退将何地？且边臣将佐，富贵已极，骄惰偷安，视军民荼毒为寻常，以闭门避祸为得计。盖兵凶战危，人孰不惧。今赏功之典奉行如例，而失机之罚每从轻减。兵势不扬，奸人得志，职此故也。古称赏罚明信，则人人力于事功。乞自今厚之以赏：如当先阵亡、阵伤者，俱量加一级；严之以刑：凡败军偾事之人，无问大将小官，必行诛窜，庶法令一新，人思勠力。

一、每遇虏警，以边兵不足，动调诸路。彼料我客兵难久，粮饷为艰，或缪传渡河，或扬言款塞，或相持不战，或声东击西。比我师方旋，彼已深入，寻复调集，势已难为，春去秋来，堕其智数。今欲全军留戍，则供馈实难，欲从便班师，则此患可虑。窃见^[8]平（凉）、巩（昌）、固原、靖虏等境，戍兵单弱，地势宽平，比之延绥，无险可守，且外与花马池相连，虏骑便于冲突。今平凉精兵二千四百有奇，屯驻环县，明春宜勿放还，悉留战守。仍留甘凉统兵将佐一人，分兵数千，就粮要地。俟彼乘我空虚，我亦出其不意，先人有备，必中事机。

一、关陕之民，材力坚强，兼精骑射，每能扼虏，夺其所俘。募以防守，可纾兵力。但闻前时所募义勇民壮，俱永编行伍，民间赋役不获蠲除，各顾身家，谁肯应者？又旧令，遇冬迁民避寇，但城堡狭隘，人畜难容，不若就令所司于近村便地，或古寨深崖，百家相依，共修一堡，无事则四散耕牧，有警则入堡敛藏。仍推举二丁，立为总甲，得相号召，保障一方，杀获功次，如例升赏。止属有司拊循，不许军职干预。

一、今边将遇警，不分众寡，惟事闭门。俟其大掠而回，徐图追蹑。或收拾弃余为夺获之数，或乞买首级为擒斩之功。传报寇警，以少作多，畏避贼锋，彼前我却，奸谋罔上，积弊已深。是以黠虏轻视我军，肆行无忌，虽参赞、巡按等官得相纠举，然责任不专，玩怠如故。乞如旧制，仍命方正御史二员，特居军前，督军杀贼，纠察奸弊。

章下兵部，兵部认为：“镗所条列，俱中时弊，宜如议举行。但赏功之典，已有近例，败军之罚，如把总等官以下，退缩无勇者，听总兵、参赞以军法从事。而总兵等官，听巡按御史纠闻究治。督军杀贼，已有巡抚及参赞、都御史。又增御史督军，恐多掣肘。但乞敕遣二员随军纠察，以杜奸欺。”成化皇帝是二者之议，但遣御史督军之事则作罢。

郭镗继续奏道：

宁夏、灵州之地，土达错处，虏贼入掠之时，往往互相答问边情虚实，岂无漏泄？且其徒多贫乏，见外寇剽掠得利，岂无羡慕？乞敕有司加意抚恤，或多添军马，镇慑其心，或安置便地，以散其党，或收召豪勇，以尽其力，庶几防微杜渐之意。

…………

陕西边境，累岁用兵，士卒死于锋镝，不可胜计。此皆奋勇当先，忘身徇国之人，中间得与阵亡之赏者少，而摈弃不录者多。身膏草野而人，不知父母无依，而人不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怜。顷至庆阳，夜闻哭声满耳，问之于人，皆云多系前日师婆涧阵亡官军妻子，臣一闻之，不觉堕泪。况其同类，宁不感伤？然朝廷虽有存恤之典，行之既久，人以为常。乞令巡抚等官重加抚绥，务令得所。仍乞遣官，亲履边城，备勘累年阵亡将士名数，勿遗一人，尽收其骸骨，赐予一祭，非独以报死事，亦足以激劝众心。

对于这些建议，兵部认为：“灵州军马数多，不必添置。土达安居已久，无事迁动，恐致他虞。宜行巡抚都御史徐廷章加意抚恤，其豪勇可用者，宜从招募施行。阵亡军士，理宜矜怜，乞行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审勘名数，抚恤其家，并收葬给祭。”成化皇帝从之。²²

***

河套前线的诸多问题，仍需极大耗费明廷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赵辅因督战不力方从前线召回不久，又奉敕与王越、余子俊、马文升等讨论战守之策。

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四日（1473年1月12日），赵辅奏道：

比奉敕，会同参赞、都御史王越，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余子俊、马文升等勘议所上攻守之策。及修筑沿边墙堡，皆以为搜套之计，用兵一十五万，姑以两月为期，共费粮料四十余万石，输运夫卒十一万有奇。深入虏境，事难万全，若精选从征军马，就粮内地，如庆阳、鄜州、延州、清涧等处，权宜退守，使虏进无所掠，退惧邀遮，事无大害。或可为其铲山筑墙，并修理铁角等城，用力不多，为计甚远。镇守等官奏欲动调人夫五万，优免徭役，支费官钱，俱乞允行。

兵部认为：“赵辅等既覆议，以搜套为难，则向者乞兵十五万之言，欺诳可知。今乃以守为良，便欲量留军马，就粮内地，以省输运之劳。但比者传闻孛罗忽为小石所杀，癿加思兰顺何（河）亡走，傥此虏渡河而西，越至镇番，则甘凉必有侵轶之患。其甘凉调征军马，宜遣还操守，铲山筑墙及修铁角等城，众议既协，宜令及时兴举。”成化皇帝俱允之。²³

成化九年（1473年）二月初九，因地方灾异，朝廷令各处上言献策。马文升因此上奏，陈御寇安民事宜。他奏道：

河套虏寇犯边，将及四载。今欲御之，方略有三：其一，远为哨探，遇虏将近花马池等边，我则通调各路军马捍御。但彼初来，其锋甚锐，况去边不远，彼兵方集，胜负难必，此下策也。其二，纵彼深入，示之以弱，待其还时，分布奋击，纵无大捷，亦无大失，此中策也。其三，及今虏马瘦弱之时，掣还各处客兵，驻于宁州、镇远、合水等处，以隐其形。俟彼入寇，则移往平凉、固原、静宁一带潜住，量留军马防守各堡。若虏至巩昌，离边已千余里，分掠则会兵击之，退走则纵兵邀之。又令宁夏军马于萌城一带，榆林等处军马于花马池、定边营一带，截其归路，此上策也。万一虏知有备，不肯深入，则分守守备之策，亦须讲求。盖我宿兵于边，供费日广，而虏常伺隙抢掠，反为以逸待劳。今宜效有宋缘边次边之制，省百姓转输之劳。以榆林等一带城堡为缘边，令见在重兵就粮防守。若虏来近边，则勿轻出，必其深入，乃合击之。以米脂、绥德、安定、保安、金汤、铁边、柔远、槐安、环县、庆阳、平凉、固原一带为次边，分布客兵，以时截杀。各处该运粮草，止于次边，使彼在边既无所掠，深入又多，失利必将渡河而去。纵不渡河，陕西军民亦可少息矣。

成化皇帝非常喜欢马文升的这份奏章，认为其“言多切事”，于是命各部参酌其言。²⁴

事实上，从《明实录》中的各类记载可以看出，明廷确实在非常认真地应对来自河套方面的挑战。彼时，朝廷中最优秀的精英几乎都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二月二十七日，陕西纪功兵部郎中刘洪奏陈备边事宜，其中涉及不少边防薄弱环节，引起成化皇帝的注意。其奏曰：

一、延（安）、庆（阳）自清水营至永济堡，一千五百余里，险易相半，为营堡十有九。自永清堡至灵州所五百余里，俱平原沙漠，止有五营堡。其安边东、西三四十里，近参将岳嵩新设壕堑、陷阱，虏颇知惮。惟定边、花马池等处，墩台疏远，瞭望不及，馈运为难。宜及今虏马瘦弱，起自永清，直抵灵州，每一里半筑一墩，共为三百有奇。每墩下方十丈，上方六丈，高一丈五尺，上盖土房一间，四角用板遮护，剜为箭眼。墩中空处仿（岳）嵩之法，设为陷阱，筑墙浚壕，以渐修举。及观兴武一营，置于灵州、花马池之间，偏出东北境外，道路迂绕。今宜迁入，与二堡适中，并于二堡间各增一小堡，摘宁夏中卫守备西安官军就近防守。仍令宁夏总兵或副总兵一员，专于兴武营居中巡督。其永济堡以东至清水营，仿都御史余子俊法，傍险铲削。内凡系平旷川原，俱为里半一墩。但今陕西人民困苦已极，难再驱使，宜量摘各处客兵，与各堡官军兼工，修筑完日放回。

一、榆林兵少，久留各处客兵守之，本处兵因得互相推托，而客兵久留，又于人情不堪。今西安等府县民，多系云南、贵州军籍，累年清解，辄复脱逃，往往愿听榆林召募。而镇守等官不敢违例收领，乞暂许自首免罪，发榆林卫食粮操练。仍行原卫所，除其名籍，而以本地邻近布政司该发充军囚犯补之。又鄜州离边颇远，见存西安左等卫守备官军千余，坐费粮饷，宜暂调安边营操用。事宁之日，照例轮班。又延安等处土兵三千余名，分派各边营堡州县，止令府州县委官管领，无人操习，不堪调用。宜分送榆林、镇羌、安边三处操习。事宁之日，照旧放回。

一、延、庆临边军民，迁移边外，就地耕牧，往往招寇，宁死不避。宜令缘边各卫所、府州县差官会勘，量其多寡远近，择取险地，督令修筑寨堡。每寨堡推选众所信服者一人，免其本身差操，定为总甲，各备兵器，自相操演，从便战守。有功则照例升赏，所获财物，令自收用。如有失误，罪其总甲。

成化皇帝和兵部很赞赏刘洪的建议，因此刘洪的建议很快就得到执行。²⁵

九月，新任总兵官刘聚和王越的“安边三策”陈言，则多少显得消极沮丧。他们奏道：

一、陕西要地，环、庆虏虽少，可犯固原，非拥众不敢深入。今虏出没河套，环、庆、庆阳及西安等三卫守备官军止有四千余，固原一带，则有甘、凉、靖虏等处官军、舍余、民壮共一万八千，颇足防守。若此虏及冬渡河而去，原调客兵可令各回本镇。但虏情谲诈，安保其不复来？今宜将陕西官军每年冬初分拨一千五百人，令都指挥康永率赴庆阳；一千五百人令都指挥张瑛率赴固原，并力防御，河开而返。固原既不设总兵，宜令陕西在城镇守官至冬往来提督练习，并调甘、凉下班临、巩、秦、平等卫官军并力截杀。其固原、环、庆，或挑筑壕墙，或铲削山崖，其靖虏接连宁夏黄河两岸，各修筑厄塞，使虏不得渡河，此则陕西安边之策也。

一、延绥沿边一带，各处官军、土兵轮班防守，以次归农，皆为常制。自孛罗忽等继入河套，彼时兵力寡弱，调集客兵，必以土军为向道传报，以此班满，不得归农。而马不给刍豆，士不给军器，以致马毙军疲。然陕西、山西、河南三处军民输给，已及四年，每年财力不下数百万，兼以旱涝相仍，瘟疫交作，死伤不可胜计。而粮草每告不足，推原其由，辽东、甘肃虏难犯边，而不能久驻，惟河套北有黄河可据，中有水草，利于放牧，南有人烟，便于虏掠，以是久居不去。今欲省民力，当于声息稍缓之时，大同游兵令于朔州等处操候；山西游兵原为延绥而设，令于灰沟营等处操候；宣府游兵又在临期相度事势调用。其东、西二路墩台迤南，俱有山险，先已役民五万铲削如城，以便防守，后因天旱，以巡按御史苏盛之言而止。然可责近效，又能经久，无如此举。又定边营、新兴堡、安边营、永济堡、毕家梁、镇靖堡，俱水苦且远，人马多病。内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四营堡，虏易窥我虚实，军马难于出入。镇靖堡已奏准仍守塞门，其余四营堡，俱宜就险而守。移新兴堡于迤南海螺城，安边营于迤南中山坡，永济堡于迤南上红寺，回塞门却于迤北。白塔涧、海螺城、中山坡、上红寺多削山为城，白塔涧口就快滩河迤南之险，其河深有二三十丈，远有一百余里。事成之后，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宁塞、靖边、镇靖、龙州八营堡以守则固，以战则利。且令纳户就彼刍牧，可以省转输之费，此则延绥安边之策也。

一、宁夏三路俱当严守，东路平漫，尤为要害。其花马池、兴武二营为萌城、盐池、石沟一带藩篱，而灵州尤宁夏城喉襟，唇齿相赖。但二营孤悬沙漠，无险可据。今当自灵州之东，兴武之西，曰磁窑，又于兴武之东，花马之西，曰天池，各添筑一堡。二堡间仍筑墩四座，以便往来传报，供给刍粮，仍照前奏于灵州、兴武并螺山等处相度地形，斩崖挑堑，以绝贼路。若虏深入二营，止留步军守城，马队俱掣盐池、石沟等处，会合截杀。其盐池等塞，亦量展筑，积草储粮，以备军马按伏。西路则委州城，亦为要害。原守御旧籍庆府军余，宜别选军五百，委指挥一人统之，外御虏寇，内防奸宄，诚为经久之利。此则宁夏安边之策也。

兵部左侍郎李震等认为刘聚、王越之奏颇有可取之处，于是成化皇帝也同意其请求。²⁶

不过与此同时，王越也给明廷带来了好消息：他率兵袭破虏营于红盐池。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自河套出，分寇西路”。王越认为“遣兵往追，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应“率轻兵捣其巢穴”。于是王越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咸（盐）池，连营五十余里^[9]，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进距虏营二十余里。虏集众来拒，臣督诸将方战，伏兵忽从后呼噪进击，虏见腹背受敌，遂惊溃”。是役，明军擒斩敌人共355人，缴获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并“烧其庐帐而还”。成化皇帝非常高兴，专门赐敕褒奖王越。

为此，《明实录》中还专门加入了一段评议文字。其文曰：

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其中。后以阔远难守，内徙而弃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迹罕到。天顺间，虏酋阿罗出入居之，时出劫掠。成化初，毛里孩、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继至，初犹去住不常，六年以后，始为久居计，深入诸郡，杀掠人畜，动辄数千百万，岁常四三入。边将拥兵坐视，或视其出而尾之，偶获所遗老弱，辄虚张以为斩获之数。甚者，杀良民为虏级，皆冒为功被，升赏无算。有败衄者，罪止降谪，且多宥之。尝三命大将朱永、赵辅、刘聚出征，王越常董其役，然大抵皆如边将所为耳，虏患由是日炽。用事者议搜河套，聚兵八万于边，预征陕西、河南、山西一岁刍粮数千百万以馈之。然莫敢当其责，皆以地阔事大为解。师老财屈，而外郡皆被残破，内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为是役，时三虏之精壮皆已四出，惟老弱在营，闻鼓炮声而馈（溃），我军邀其奔命不前者，斩获之以还。及三虏回见庐帐、畜产皆已荡尽，而妻孥亦多丧亡，相顾悲泣以去，由是不敢复居河套，其势顿衰。议者谓此捷自前所未尝有，越等虽频年玩寇，不得无罪，然能乘夜冒险，成此奇功，亦可嘉尚云。²⁷

这段评议文字可谓振聋发聩。文字总结了河套地区有明以来的历史发展状况，介绍了王越此前所参加的数次“败绩”，最后才提到此役王越获胜的缘由。但我们也不禁发问，对胜利预期的赞歌在何处？讴歌明军将士的赞词又在哪里？在文字中，我们统统没有见到。似乎在字里行间，我们更多感受到撰者为明军屠戮毫无防备的妻孥老弱而感到羞耻。²⁸

明军的行动远未止此。十一月初一，王越再次奏韦州之捷。他奏道，十月十一日，“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入寇韦州。臣方自境外破虏老营而还，宁夏、大同、宣府、延绥总兵等官范瑾、周贤、岳嵩俱率兵至韦州。适协守环庆佥事左钰等兵来会，至红城儿，有二虏衣红，突攻右哨。游击将军缑谦、祝雄击退之。已而复攻左哨，副总兵王玺及周贤就阵斩之。虏众夺气，众军乘之，呼声振地，虏散。复聚战十余合，大败而奔。弃辎重、军器满野”。十月十四日，“总兵官刘聚又邀败之于三岔”，斩首149级，夺回被掳男女1934人，马骡牛羊12.98万只，皮袄、盔甲、弓箭等物1610件。但成化皇帝在这次褒奖中显得更为理性谨慎。他敕谕王越道：“得奏，具见尔等先时运谋，临时奋勇，故能成此克捷之功。但虏贼二万余入境，所夺回人口头畜止此？未夺回者不知几何？今后须从长计议，用何方略，使虏贼畏惧，不来犯边，虽来不敢深入，庶几生民免蹂躏之患。尔等不负寄托之重，而朕亦用纾西顾之忧。勉之慎之。”²⁹

或许，成化皇帝应该更为乐观。事实证明，韦州之捷以及红盐池的袭杀，使明军在河套方面获得了几年的休整喘息之机，而前述余子俊等所倡议的沿边铲削山体，建筑城墙的方案也得以稳定开展。用不了多久，这一行动就能将陕西与草原世界隔绝开来。

与此同时，明廷也开始着手治理军队的腐败问题。陕西纪功兵部员外郎张谨指出奏捷中往往掺杂虚假的成分。他奏道：

韦州之捷，臣验所献俘馘，多不似胡人面目，而女妇、儿童颇众。因访：虏初入寇，营阵甚整，总兵刘聚、都御史马文升、副总兵马仪、参将赵顺等伺其大众既去，袭其余贼，斩获多不实者。时总兵范瑾，副总兵王玺，参将岳嵩，游击将军祝雄、缑谦，都督佥事周贤按兵不出，佥事左钰、都指挥刘琮自萌城来，值虏突战，瑾等见钰被围，不得已出兵往援，惟嵩、贤军颇有斩获。虏见兵合，乃弃所掠而去。时被掠者，多以冻伤不能走，随处休憩，官军四散寻杀之，以为首功。三岔之战，我军被伤数多，而不获一虏。及聚等至，虏以出境，又纵其下搜山寻杀被掠逃回者以为功。行道相传，痛心流涕，都督白玉抱病不出，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不亲督阵，又不举劾。王越在红盐池劫营还，辄为具奏。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亦以劫营在边屯驻，俱宜究治。

而兵部却为许多涉事者找到开脱罪责的理由。兵部复议曰：“荼毒之患，甚于剽掠。上逆天道，下咈人心，非痛加惩治，无以示戒。惟岳嵩斩首是实，王玺、左钰未报功策，白玉、徐廷章有疾，许宁、（周）玉俱在延绥防守，余子俊方修治边墙，难于概治。”于是成化皇帝命工科给事中韩文前往前线，“体勘明白”，再行回报。

经此一役，固原作为明军西北防御体系中新的中心点，登上了历史舞台。成化皇帝则命王越专居固原，总督诸路军马。³⁰

***

成化十年（1474年）二月十八日，分守独石、马营等处参将都指挥使李刚奏：“虏性狡猾，或于迤东入贡，则在迤西犯边，种类繁多，真伪莫办。朵颜等三卫，尤为桀黠，往往探我军之虚实，为诸胡之乡导。且其巢穴密迩独石，不可不虑。欲俟其复来答话之时，乘机擒捕，以破其奸。又边民之被虏者，得睹官军，幸其救援，如见父母，而官军临阵追奔之际，顾乃杀以报功，乞严加禁制，凡将士有此，罪及身家。”但兵部毫不客气地指出：“刚等不能临阵破贼，徒欲诱致答话之人，恐启边衅。宜令宣府镇守、巡抚等官会议可否，及将士临阵有杀掠陷虏之人以为功者，宜通行各边镇守、总兵、巡抚等官，重加禁止。”³¹

是月，韩文自庆阳调查归来，奏曰：

命辨验纪功郎中张谨所劾总兵官刘聚奏报首功之数，其问斩获贼首才十九级，其余疑似难辨者十九级，幼男女妇者一百一十五级，皆为虏所系累，出境冻馁弃余之人。惟副总兵马仪、参将岳嵩等所报不妄。余若总兵官刘聚、范瑾，游击将军祝雄、缑谦，都督周贤，指挥刘琮，都御史马文升等，所报多虚少实。雄等有全虚者，窃见此举乘机妄杀，饕冒功赏，行道闻之，痛心流涕。诚有如张谨所言，刘聚、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刘祥、马琇奏捷希宠。左都御史王越，职居总制，幸胜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遥闻，附众罔上，后知事觉，奏饰其非。及张谨参奏之数不同，亦当有罪。

成化皇帝同意其奏议，并道：

此曹滥杀妄报功次，本宜重罪，但今虏贼既遁，不为无功。总兵、参将、巡抚等官，姑宥其罪，报功得实者，许如例升赏，疑似难辨者，不准亦不问。杀幼男女妇者免逮问，俱调发边远，立功哨瞭五年。内马文升、祝雄、缑谦、刘琮部下所报全虚，范瑾部下虚多者，仍俱停俸半年。文升、琮停俸三月，张谨不必问。³²

对于明军而言，韦州之捷到底算大获全胜还是局部小胜？从史料看，鞑靼人此次袭击范围极广，破坏性也非常强。成化十年（1474年）六月，巡按陕西的御史们奏称，“秦州、安定、会宁、通渭、秦安、陇西、宁远、伏羌、清水九州县俱被寇，而通渭、秦安尤甚”，鞑靼人的入侵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总计杀掠男妇3364人，掳掠牲畜16.53万余只，焚毁屋庐4620余间，食践烧毁收贮谷麦等36.76万余束。“时（傅）泰、（雷）泽以兵千九百八十人守备会宁，（陈）溥及肃府仪卫正曹珍，指挥徐昇、宴彬千五百人守备安定，指挥洪寿以兵三百人守备通渭，百户陈海、镇抚蒋彪以兵三百余人守备秦安，皆不能防御，失机贻患，俱宜罪之。”同样地，成化皇帝只以停俸一年的方式进行惩罚。³³

但不管怎样，韦州之捷和红盐池的杀戮确实已经重创鞑靼人的后方，因此他们不得不越过黄河，离开河套地区，而重新在广漠草原中安置自己的营地。

据抚宁侯朱永奏：

往年，虏酋孛罗忽、癿加思兰久居河套，为我边患。近虽过河，累寇大同，既知有备，却又东行。今永平、辽东等处节有警报，臣虑古北、喜峰等口密迩京师，往年虏人来朝，出入于此，熟知道路，恐其纠合丑类，由此入寇，不可不预为防范。先时，简选精锐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今事故外，实有十万六千五百余人。内有两班工作六万四千余人，下场牧马二万五千余人，见在营者止一万七千五百。其工作者，劳役已疲，牧马者，星散难集，恐猝然有警，何以调发。且调发军马，粮草为先，乞命户、兵二部，预为计画，庶几有备无患。

兵部解释了其中某些工程的需要，而成化皇帝看过他们的奏议后，只是平静地要求“修浚城壕，亦为要务，俟工毕，即还操练”。³⁴

不久后，癿加思兰一度袭击宣府，兵锋南向，但很快又掉头北遁。起码在明军看来，癿加思兰的行动轨迹是这样。因为游牧骑兵一旦回到草原深处，其行迹就难以追踪。当然，也有其他陆陆续续的边关奏报。守备偏头关都指挥使戴广奏：“十月上旬以来，瞭见境外烟火非一。”朵颜卫使臣又传报：“满都鲁、孛罗忽西行进川，癿加思兰则往东胜境上。”基于此，兵部右侍郎滕昭等言：“癿加思兰实引丑类，在彼屯聚。况朔州抵偏头关，地方散漫，恐乘虚而入，不可不虑。而河套乃此虏久处之所，甘凉迤西亦其故巢。今河冰已合，皆所当备。”成化皇帝深以为然。但很快，成化十年十二月（1475年1月），明军边防又开始受到骚扰。来者不能确定是癿加思兰抑或其他部落，于是兵部右侍郎滕昭奏言：

癿加思兰潜于河套，构患边方，顷始渡河北遁，吾民稍有息肩之渐，而延绥宁夏累有警报，必此虏复入，以图寇钞。虽数行守臣御之，然逮其大入，始为之谋，则缓不及事。宜敕谕延绥、宁夏镇守巡抚、总兵等官严督参属，加意防范，仍遣侦卒察其入寇丑类，果癿加思兰与否或是其余党。仍宜敕谕陕西镇守巡抚等官，令预为计议。若虏已在套，宜令都督白玘、都御史马文升量调官兵，往屯固原、环、庆，会同参将赵顺运谋据险，有警则并力图功。仍行偏头关、代州等处镇守、守备等官，各饬兵堤备。又行大同守臣，令遣游击将军缑谦统领游兵于大同右卫境上屯聚。行宣府守臣，令遣游击将军周玉整兵，以备警调。³⁵

***

新的燎原之势似乎开始在草原上蔓延，也许，一个新的草原政权正在形成中。成化十一年（1475年）七月，迤北虏酋满都鲁等，遣使臣桶哈、阿剌忽平章等男女计1750余人，备马进贡，前至大同。但成化皇帝只允许其中500人来京，其所贡之马也只拣选良马入贡，其余则交给边军操练。后来，迫于满都鲁的压力，朵颜三卫之人不得不避其锋芒，潜避明边。为此，朵颜三卫酋首援引旧例，请求明朝于辽东广宁开放马市。但兵部不愿意开放马市，兵部认为：“此虏为北虏满都鲁所驱，离彼巢穴，潜避近边，故欲求市易，以济其急。宜令（杨）信等谕以不可，且俾还故地。”成化皇帝认为明军可以保护朵颜三卫，但不能开放马市。他说：“马市久罢不许，果彼为北虏所迫，暂令于近边三四百里外屯驻，虏退，即还故地。”到了秋天，明廷听闻满都鲁“僭立名号，吞并别部，驱散朵颜三卫”，明廷担心，朵颜三卫“设或被其逼从，为之向导，遗患非小”。为此，成化皇帝敕谕英国公张懋等曰：“尔等其悉心训练官军，仍会议军中因革事宜，奏闻区处。”张懋请于各营内抽拨马、步兵精锐者，不时训练，官府添给养马费用，成化皇帝同意其请求。³⁶

成化十二年（1476年）四月，明廷终于得到确切消息。据监察御史薛为学奏，满都鲁自称可汗，癿加思兰亦自称太师。这不是一个好信号，毫无疑问，这些称号意味着草原方面再次掀起帝国重建的风潮。为此，成化皇帝命文武大臣集议此事。于是，兵部会文武大臣及科道等官、英国公张懋等一同讨论薛为学所奏之事。经过合议，兵部以及众官员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让边境各地的将官有效地联合呼应，遐迩一体，共同御敌：

大同、宣府、独石、马营、龙门并山西朔州、偏头、代州，辽东广宁、开原、辽阳等处，俱临边境，北虏各部人马自去岁进贡之后，远离边墙，恐有奸计。沿边将官多拥兵自卫，互相推托，难以责成。宜令各边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定议，如偏头有警，延绥东路、大同西路虽非统属，必须策应。朔州、威远、代州有警，偏头、宁武南路、宣府中路虽非管摄，随当掩袭。大同、宣府，辽东广宁、辽阳、开原有警，本处左右前后副参等官互相邀截，即将出城人马总数及将官职名奏闻。又山西繁兴、岢岚等处，切近朔州，辽东海盖、金复等处，逼近辽阳，恐虏众纠合三卫，沿边窃掠，无有所得，必驻营要地，散入各境。宜令代州、宁武、辽阳等处镇守、总兵、守备等官，严督操练，使随处有备，庶免后艰。

成化皇帝从其议，而户部随后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边防军需供应方案。³⁷(https://www.daowen.com)

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就此浮现。左参将署都督佥事李刚指出，鞑靼人内部并不团结，他们的统一只是维持在表面，实则“乌合之势，外附内疑”。据此，李刚提出自己的建议：“北虏结构犯边，阴谋已久，招诱朵颜，以为向道……宜觇其入寇之时，预施反间之计，故为与朵颜密约之辞，广布于虏所经行之地，云将诱令入境，反兵相攻，马牛辎重，随所取获，庶或携贰其心，分散其党。”随后，李刚又谈到自己对边防的看法：“朵颜巢穴，俱在迤东，避其侵掠，必引而西，恐大同、宣府受敌最先。然其地与京师声势连络，贼乘锐锋，利于速战，我军慎勿轻出，沿边坚壁以伺。彼进不得逞，退无所掠，众难久合，势必渐分。然后诸军掎角攻剿，一军克捷，众必惊奔。彼如决意内侵，然后大军鼓勇，以当其前，边兵合势，以邀其后，使之首尾受敌，进退两难。”针对李刚的意见，兵部却认为使用诈术有损国体。兵部称：“刚所言用间之术，固兵法所有，但朝廷抚驭四夷，怀远以仁，伐叛以义，不用他道，以幸成功。且兵家所慎，莫密于间。今窃恐机事先露，宜行刚等临机应变，勿堕其奸。且虑虏众入寇，内外夹攻，其计良是，但军中事情，开阖变化难于预言，宜俟临期酌量缓急，具闻区画。”³⁸成化皇帝同意了兵部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明朝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的言行。在一系列史料梳理中，我们发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明朝已经很少在战争中再提及“仁义道德”，但现在它再度出现。在明廷看来，彻底打倒（或称感化）敌人的方法，当是以仁义之心怀柔远人，这超越了任何因军事需要所采取的合理手段。有趣的是，“正义化身”的明朝，在应对自身防御和供应系统中严重且持久的腐败和衰退时，已经捉襟见肘。

明军的边防供应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值。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商辂提到辽东边防可能存在的漏洞。他说：“辽东并山海关一带，密迩京师。往年，朵颜三卫为我藩篱，今俱被满都鲁等服属，倘为彼乡导，犯我边陲，则京师不得安枕。况自居庸迤南至紫荆等关口，尤为京师屏蔽。虽岁有御史点闸，然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宜命兵部推选历练老成官，会同各处总兵、巡抚、守备等官，蚤为处分，庶不至缓不及事。”成化皇帝同意其意见，命边防将领及相关部门关注防御体系更新之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魏景钊也奏道：“近闻迤北虏酋满都鲁等久屯境外，万一拥众来侵，无以制驭。今居庸东、西关隘，军马既缺，而粮草亦少，如黄花镇与白羊口、倒马关，俱无积蓄。紫荆关虽云有草，而浥烂者多，于今无事，尚为不足，设有警急，何以为备？请敕户部计议。”户部商议后，提出了应对方案：“古北与密云县仓、居庸与昌平县仓俱相近，且密迩京师。若紫荆、倒马等关，则皆内地，又与易州、涿州、良乡等仓相近。设若行军，犹可给济，惟白羊口、黄花镇，先有积蓄，近以出军不由此地，故至腐烂，自后会计者少。今请移文顺天府，令如所奏上纳各仓，以备供给。如粮少，则于昌平、居庸、隆庆仓支给。”成化皇帝批准了户部的方案。³⁹

蓟州等处总兵官、右都督冯宗亦奏道，蓟州沿边关堡官军，旧额2.98万余人，现今逃脱者已超过3000人，“无可调补”，因此“乞行法司问拟谪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云南、两广逃避军役之人，潜住境内，乞容招集收用”；此外，喜峰口、罗文谷、黄崖口、刘家口、石门子、一片石、桃林口等关隘，“俱系通寇要路，官军防守不周，欲选所属军卫、有司舍余民壮，编伍教练，御冬协守，春深放免”。兵部议奏之后，成化皇帝同意冯宗的大多数意见。⁴⁰

但在不久之后，就有被俘的鞑靼人透露，北虏之间自相仇杀，满都鲁与癿加思兰杀孛罗忽及满都知院、猛可等三人。兵部认为，如其所言不假，则满都鲁等必无南侵犯边之举。但若是虚言，“恐各边守将风闻是言，遽生怠心，废弛边防”。⁴¹

成化十三年（1477年）九月，镇守辽东太监叶达奏：“朵颜三卫虏骑远去，恐从西北大虏为患。”为此，兵部右侍郎马文升、英国公张懋等议：“癿加思兰旧居土鲁番迤西，成化六年始入黄河套，与阿罗出各相雄长，时来寇我陕西。其后渡河而东，时寇宣府、大同。今满都鲁既僭号可汗，癿加思兰复伪称太师，声势渐张，鼠窃狗盗，彼决不为。即今边陲，可保无事，但数年之后，吞并部落，其忧方深耳。乞戒敕边臣勿以时无寇盗，废弛武备。”成化皇帝认可这一建议。⁴²

协守偏头、雁门等关的山西按察司副使蔡麟奉敕言备边事：

偏头关僻在穷荒，三面受敌，而镇西、岢岚等处军民畜牧布野，招寇召衅，臣欲相度地里，择其高阜险隘，或十里、二十里筑立团堡，凿堑置桥，一闻有警，驱人畜入堡。虏虽来寇，将无所掠，此不战而胜之之道也。又胡虏技艺虽便于骑射，而谋略终下于汉人，莫若以计破之，昼则望其尘，夜则望其火，迨其入寇，清野以待，而设伏要路，多张疑兵，使彼恍惚，莫知所之。或安静以老之，或示弱以骄之，然后揜其不备，捣其虚懈，马步并进，首尾夹击，所谓贱战贵谋者也。又北虏入寇，必以中国被虏之人为乡导，临敌之际，必令当先，我军杀伤多中国之人，宜于胡人经行要路立牌时谕，若有汉人被虏，能弃甲来归，或斩首来献，或密报虏情者，重加官赏，亦足以疑其心而分其势矣。

这次，成化皇帝和兵部均同意其建议。⁴³

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已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从宣府降虏口中得知虏中情报，于是上报成化皇帝：

虏酋满都鲁、癿加思兰等事情不一，缘此虏占据河套，退遁未久，又与瓦剌干失帖木儿、猛该（可）等仇敌远处沙漠，亦非本心。今闻孛罗忽已为癿加思兰所杀，干失帖木儿已死，则其所部不附猛该，必奔满都鲁、癿加思兰。今朵颜三卫从之者半，而又役属他种精兵万余，党众僭号，亦势所必至。今传闻二酋有衅，固为中国之利，若彼或连和入寇，分钞诸边，则戍兵不能互救，而京军远不可致，纵使调发，而战马瘦弱，衣粮无备，重为可虑。宜移文各边守将，及京营提督重臣，画谋防御，勿谓事出传闻，不以为意。⁴⁴

而事实上，至是年秋，宣府、大同方面已经累遭袭击长达数月之久了。

此后，到了成化十五年（1479年）五月，福余卫都指挥扭歹奏报明廷，癿加思兰为其族弟亦思马因所杀。《明实录》在此处梳理了一段癿加思兰简短的传记：

癿加思兰，虏酋之桀黠者，有智术，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鲁番地面往来抢掠，西域贡使多苦之。天顺间，遣使赍敕书赏赐招抚，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儿思渴地方住扎，自是渐犯边。成化初，入黄河套，与孛鲁忽、满都鲁、猛可、斡罗出等梖会榆林，边患从此起。既而同孛鲁忽，将猛可并其头目杀死。斡罗出觉而避之，癿加思兰乃与众商议，欲立孛鲁忽太子为可汗，而以己女妻之，因立己为太师。孛鲁忽不敢当，让其叔满都鲁，癿加思兰乃以女妻满都鲁，而立为可汗，己为太师，有众数万，由是调度进止，惟其所命。居数年，满都鲁部下大头目脱罗干等不分（忿），与亦思马因谋杀之，遂立亦思马因为太师。亦思马因者，其父毛那（里）孩，曾为太师，故众心归之也。⁴⁵

对明廷而言，这一消息是否利好？如果消息准确，那么它展示出了大草原上精英阶层之间最直观的权力谱系图。至于癿加思兰、毛里孩、亦思马因是什么民族人氏，我们从其姓名，推测其可能是畏兀儿人。

***

成化十五年（1479年）七月，由于大同、宣府和辽东屡遭袭击，成化皇帝认为满都鲁等可能有大举入侵之嫌，于是派宦官汪直行边探望军情。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和王振^[10]同为明代权宦，手段残忍，生性好斗，是明朝特务机构西厂第一任厂公。由于成化皇帝的专宠，汪直得以受某些大臣支持，如余子俊、王越等，但更多的臣僚对他敬而远之。⁴⁶

明廷决定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积极的军事攻势。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十六日，成化皇帝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率京兵万人赴延绥抵御虏寇。

然而，这一决定引起了争议。时镇守延绥太监张遐奏，“传闻虏贼拥众渡河，潜图入寇”。但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徐舟认为，虏贼可能会撤出河套：“靖虏等处虏贼入境，但今河冰将解，宜速遣人觇其去留，倘此虏尚留河套，乞下廷臣杂议战守机宜闻奏。”兵部、内阁中也有人认为：“今新正已半，虏未见动静，虽防患预图，但当戒饬沿边将官，俾各慎固封守。贼至，并力捍御而已，未可轻易用兵也。”而余子俊能当上兵部尚书，与汪直的举荐不无关系，因此，当他探知汪直的心意时，他便不敢违拒，于是明面上奏请会官廷议，实则已经暗自默许了这一行动。他说：“往时，各边有警，朝廷命将出师，多因整治什物迂延，以致缓不及事。今宜议定，早为措置。”最终，廷议认为应当出师，于是有了上述成化皇帝的任命。此后，成化皇帝又命宣府副总兵江山，游击将军阎斌，大同参将周玺，游击将军李镐，偏头关分守、都指挥支玉，宁夏总兵官神英，靖虏、固原参将田广，甘肃副总兵康永，协副总兵李俊，陕西署都督同知白玘，各领所部边兵共3万人，赴延绥听调待命。在战马和饷银都很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无疑成本巨大。⁴⁷

尽管朝臣存在分歧，实际行动中也存在种种客观障碍，但军事攻势仍然展开了。成化十六年（1480年）三月初六，前线威宁海子方面传来捷音。汪直等奏道，二月二十二日，京营、大同、宣府官军2.1万人，“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于二十七日抵达猫儿庄，之后“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趣（趋）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是役，明军生擒幼男妇女171人，斩首437级，缴获旗纛12面，马1085匹，驼31头，牛176头，羊5100只，盔甲、弓箭、皮袄等1万余件。这一切，看起来很像七年前王越进攻红盐池时的重演。

但是，延绥出征一事，可谓王越一手操持，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王越希望自己能像朱永一样获得封爵而显贵，但事出无由。恰好此时传有边警，于是王越便唆使汪直请命出师，自与汪直率军由宣府、大同往榆林，又于半途劫杀威宁海子的鞑靼人。事实上，住在威宁海子的鞑靼人对明朝无害，且多老弱病残，丝毫没有防备明军会对其进行的屠戮。而为了独揽战功，王越又与汪直一道，派朱永另路出击，是以此役之功，与朱永无关。王越最终如愿以偿，得封爵威宁伯，是为数不多在将班里步入勋贵序列的文臣。^[11]《明实录》的记载似乎也无意质疑这一越轨行为是否属实，而更多地想强调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必要性。⁴⁸

但是，虏势并无丝毫减弱。成化十七年（1481年）五月，巡抚山西都御史何乔新奏请明廷，禁止边民随意出境：“缘边军民，往往潜出境外，伐木捕兽，猝遇虏寇，多被拘执，考问虚实，其人冀得免死，不复隐情，虏遂用为乡导，侵犯边境。设有桀黠不逞……其计谋扰我疆场，其为边患，可胜言哉！”为此，何乔新建议应“严立禁防，犯者问拟如律”，“仍奏请处治其守城把关之人，知情故纵及该管里老、官旗人等，俱谪发烟瘴地方。领军、守备等官并都指挥、指挥犯者，亦复奏请，有能捕获者，给赏犯人财产，庶奸顽知警，而边防益严也”。成化皇帝从之。⁴⁹

不久，成化皇帝又命汪直监督军务，王越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调度击贼”。当时，独石方面刚刚受到鞑靼人的袭击，参将吴俨率兵出击追敌，直至日暮也未能归还。但在汪直、王越尚未出征之前，有逃归者报称：“虏酋亦思马因等窃议，与小王子^[12]连兵，欲寇大同等边。”⁵⁰收到此情报后，明廷决定取消此前的出征计划，而改令汪直、王越“量率轻骑”，加入另一场防御战中，与宣府总兵官周玉等合兵攻剿来犯之敌。数日后，成化皇帝改派太监刘恒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与其他各将率兵一万，兵分两路，准备启程支援边防前线。

又过数日，汪直等率军至怀来，奏道：“宣府西路虏骑千余入境杀掠，参将孙素等战却之。”到了十一月，汪直、王越乞班师。他们奏称：“臣到宣府分兵要守害，虏知有备遁去，近边无复烽火。士马久在边，坐耗刍饷，宜班师还京，如有警，则兼程往赴之。”但成化皇帝不准他们班师回朝。成化皇帝降旨给汪直等：“今冬月，正当堤备，直等且不必回。京营官军，宜于有粮草处暂驻。大同、宣府预备粮饷，户部区画以闻。”汪直等又上奏请求班师，兵部尚书陈钺亦拟同意汪直所请，恰在此时，巡抚宣府都御史秦纮又称有虏寇窥边，成化皇帝非常生气，斥责陈钺等不以边务为重。⁵¹

成化十八年（1482年）闰八月，朵颜卫革克台来降，告知了一些草原方面的情报：“北虏亦思马因，与三卫阿儿乞蛮等，彼此劫夺，既而互相媾和，欲至我边抄掠。”成化皇帝告诫兵部官员：“亦思马因纠众沙漠，雄长诸部，日夜谋画，欲来犯边久矣。比复与朵颜三卫解仇结党，其志非小。秋高马肥，入寇之事，难保其无，纵彼不资他人兵力，彼独不能寇乎？其勿以传闻之言为不可信，宜戒缘边守臣，务相严谨兵备，无或少怠，堕其计中，以自取失律之罪。”在这里，我们看到，成化皇帝在国防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⁵²

与此同时，辽东方面，亦思马因为小王子所败，其家小被朵颜三卫带到海西女真贩卖，以交易兵器。此事为巡抚都御史王宗彝等辽东官员所知，因此他们决定沿途买下这些准备跟海西女真人交易的人口，并献至朝廷以为俘。王宗彝等奏道：“马市之设，正欲革海西与三卫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军器，而不豫为杜绝，他日必将纠合，以为边害。乃遣译谕之，凡携幼稚来市者，倍偿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来献兵部，请如降虏处之。俟其长，遣置两广。”成化皇帝同意其主张，但认为不必将所买男女遣来作为俘虏，而直接将他们分赐予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⁵³

鞑靼人仍持续小规模地骚扰着明朝边防线。汪直等驰奏：“有自虏中逸归者传报，北虏小王子欲纠率部落，大举复仇，恐众寡不敌。”汪直请求将其“旧所统达官头目都督卢深等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但或许此时汪直的影响力已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这一次，兵部持反对意见。兵部称：“时方盛暑，师难久戍。计大同各边士马数及四万，使内外守臣，勠力齐心，兵亦足用。直所请姑勿许。”成化皇帝同意兵部的意见，他敕谕汪直：“今虏贼沿边住牧，必有入寇之举，防御之计，不可少缓。尔等宜照前敕定，委副参、游击等官统领原选官军，尝时操习。仍严饬沿边官军，用心了探，如虏入寇，即分路截杀，尔等须发兵策应，不许坐视。倘在宣府交界之处，急须移兵，并力攻剿，亦不许自分，彼此推调，重取罪愆。如贼众军少，则驰奏区处。尔等其钦承毋忽。”^[13]54

实际上，上述对话还意味着权势熏天、傲慢欺人的汪直快要走到其政治生涯的尽头。想必，他的心里充满了各种怨恨，但个中复杂情况则无法在此一一展开叙述。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十四日，汪直被贬南京，从此在明朝朝野上再无作为。⁵⁵

小王子方面加紧了南侵的步伐，大兵压至大同。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许宁充满忧虑地向明廷上奏他所面临的窘境：“比得降虏言，虏酋小王子等拥众近边，密遣人觇入寇之路。及大同东、中、西三路，俱有虏报，恐地方广漫，兵力不足。乞调延绥官军五千，协同战守。”成化十九年（1483年）七月宣府总兵官周玉，巡抚都御史秦纮等亦驰奏，当月十三日，“准大同总兵官许宁等报，煤峪口等处虏贼万余，越山而南，大肆劫掠。宁等督兵与战数合。比暮，敛兵相持，翌日，虏复以三万余骑突至，与之鏖战二昼夜，胜负未决。臣等据报随调副将江山等将兵应援，仍行缘边有警之处，分守守备等官各领屯兵战守。臣玉、臣纮则分驻于万全左、右，以节制之”。成化皇帝非常重视此次征伐。他答复道：“昨大同报虏拥众入境，已遣人驰视。今宣府警报复至，可见虏势猖獗无疑矣。京军若复待报启行，恐缓不及事，其令马俊率所统兵兼程而进，务必合势奋击，以图成功，毋或迟缓误事。”

随后，许宁亦奏，七月十一日，小王子“率三万余骑寇边，东西连营五十余里。我军仅万余，而宣府、延绥援兵未至，遂部分诸将以御之”。两天后，“虏缘山而南，入我内地，即遣左参将刘宁、游击将军董昇督兵先发，臣等将兵四千，分为三哨继进。行至毛家皂，宁、昇猝与虏遇，臣等方督兵驰赴，而前锋都指挥张钺、杨彪等已与虏战于灰河。寻遣都指挥刘江、王荣、李文泰等应援，连战数合，日暮于夏米庄、窦家坊村按兵。虏复聚攻，围钺、彪。至晓，臣等乃先设伏截其归路，遂扬兵西北，虏见尘起，相顾骇愕，而周玺等复鼓勇向之，虏遂奔北，尽弃所获而去。复为参将庄鉴、少监陆訚等据险邀击，虏惊溃，还走出境，计连战二日一夜”。是役明军生擒1人，斩首17级，缴获马54匹，衣甲、弓箭等物970余件，夺回牲畜1.66万余只。明军损失亦甚惨重，阵亡586人，伤1111人，损失战马1070匹。

明军取胜了吗？我们知道，许宁一向以正直诚实闻名，其统帅能力亦有目共睹。如果这场战争是一场胜仗，那么，明代的史官们想必应当大书特书。但是，《明实录》的记载显得模棱两可。一方面，《明实录》记载了成化皇帝的褒奖之辞；另一方面，编纂《明实录》的史官们却认为，“宁等此时兵败失利，乃更以捷闻，词多掩饰，朝廷一时未究其详，故降敕云尔”。⁵⁶

在这段时间里，小王子似乎已经解决了亦思马因和其他潜在对手，可以说，时隔多年，小王子再次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取得荣光。至少，他在形式上完成了对蒙古诸部的统一，且在强势的瓦剌太师克失（又作克舍）的辅佐下，渐次成为大草原上的主要角色。他计划对明朝边防线进行一系列冷血无情的袭击，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宣大地区。对他而言，“小王子”这一称号显得十分贴切，这大概是他年轻时的一个绰号，但明朝的史官在记载中一直沿用着它，直到1517年他去世，也从不称他为“巴图孟克”或“达延汗”。

七月二十九日，成化皇帝命保国公朱永佩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兵出大同征虏”。朱永奏道：“虏若散漫劫掠，必资轻骑追剿；若聚众迎敌，必籍步军障援，请益步军一万以行。”但成化皇帝最终只增派了5000名步兵给他。⁵⁷

八月初，大同总兵官许宁奏称“虏贼复拥众犯边”，成化皇帝与兵部讨论后，于宣府、大同、居庸关、古北口等处沿边增派兵力布防。而紫荆关与大同之间相距四百里左右^[14]，是扼守京师的咽喉要冲，故兵部尚书张鹏决定优先向那里增援部署。同一时间，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边镛驰奏：“虏贼深入浑源、朔州等境肆行剽掠，而雁门等三关与之密迩，虏或拥众南侵，恐士马不足捍御。请调京营官军应援。”兵部认为京军被抽调协防诸边的数量已经很多，不宜再派出兵力，于是令“朱永倍道进兵击之”，同时令“延绥东路参将郭镛，将所部精兵二千驰赴山西应援”。此时由于“虏乘胜入境抢掠”，声势大振，雁门关外“烟火蔽川、炮声连接”，战火已蔓延至紫荆关，因此边民多感到害怕而逃窜至真定、保定，于是兵部又令边关军民与郭镛等协力据守，不许退避。⁵⁸

八月十二日，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秦纮等驰奏：八月初三，“镇西台、西河台等处虏贼六千余骑散入内地剽掠，蹂躏田禾，总兵官周玉率兵二千前发。明日，行至白腰山遇虏，臣纮等亦将兵二千继之，至则督兵合击。虏且战且却，我复纵兵奋击，彼始奔遁。又为把总指挥曹洪等伏兵追击，至西阳河而返”，明军斩首9级，获马56匹，弓箭、刀仗等219件；另一方面，按伏都指挥孙成等于顺圣川（位于宣府西南60公里）“与虏力战，于七马房败之，获马十匹，虏委弃鞍伏而走”。成化皇帝一一给赏。同日，提督雁门等关参将支玉等亦奏，八月初五，“虏贼拥众散入大同、应、朔等州县剽掠，逼近本关，烽火照映川谷。臣于次日引兵二千，至关南遇虏五六百骑攻围本关北口，即督兵击之。虏稍却，复聚千余骑，循关口而东，漫山南行，突入内地，乃督守备指挥陈隆等官军五百，据口邀击。臣躬率官军一千五百，迎战数合。已而内臣刘政、都御史边镛等复将兵千余赴援，众军争奋，虏遂奔北，我军直追至马邑，近虏大营而返。且请速催京兵策应”。成化皇帝急令都督冯昇充游击将军，率官军3000人驰援。看来，此次战役使明廷感受到某种来自漠北的严重危机。⁵⁹

八月十五日，许宁上报了明军和虏贼在大同一带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遭遇战。七月二十八日，“虏贼复拥众薄大同城马铺山，东西长百五十余里。参将刘宁率兵三千至聚落站西，遇虏三百余骑，迎敌击却之。明日，进至三十里铺，复遇五百余骑，力战败之。比暮，至怀仁顿兵”。八月初二，“虏复由水峪村南入内地抄掠，宁等随遣诸将督兵，分路邀击，自将兵由马铺山出，遇虏一百余骑，战于红墙儿村。刘宁兵至聚落站，复遇二千余骑南驱，乃与左监丞石岩合兵击败之，追至大沟口，虏见宣府副将江山、京营游击将军马俊援兵骤至，遂惊溃北遁。游击将军董昇、少监孙胜兵至沙窝村，遇虏一千余骑拒战，我军击退之。游击将军宋澄，兵至厚子口，遇虏八千余骑，鏖战十余合，虏败而遁。参将庄鉴、少监陆訚兵亦与虏一千余骑遇于牛心山，战数十合，虏乃引去”。经过总共七场战斗，明军生擒1人，斩首15级，夺获马18匹，弓箭等物229件，夺回牛马233只。明军阵亡2人，伤224人，损失战马136匹。成化皇帝逐一赏赐，并敕谕许宁等继续协谋分剿。⁶⁰

八月十八日，秦纮再奏：八月十一日，“虏骑千余驻兴宁口，肆行抄掠。臣令都指挥张澄等分兵为三部，而臣纮与太监简颙等将兵一千，居中节制。明日，兵至兴宁，与虏战数十合，虏委所掠而遁。追至常梁，虏骑四百余突至，并力拒战，我军驻南山，虏阵于北山。又明日，虏恃众复来突斗。至暮，虏乃奔北出境”。是役，明军斩首5级，缴获马34匹、弓箭等物81件，夺回被虏人口12名，马、牛、驴、骡、羊800余只。数日后，宣府总兵官周玉亦奏，同样在八月十一日，“虏贼二千余深入顺圣川等境，分路抄掠。臣乃会大同士马合击之。分守监丞石岩、参将刘宁引兵驻古城沟，臣等将兵四百驻定安营。分遣指挥等官丁铭等，领兵七百驻大柳树；李雄等领兵五百驻漫流堡；都广等领兵四百驻东井晡。时李雄等与虏五十余骑，战于赵石厂。明日，都广等败其二百余骑于五岔口。又明日，虏众千余自南驱所掠头畜而北，遣丁铭等督兵与战数合。俄有数骑自山而下冲阵，我军炮伏兵齐发，并力击之，虏遂弃所掠而遁”。是役，明军生擒5人，斩首50级，夺获马59匹。成化皇帝命人均行给赏。⁶¹

严格来说，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十分透明。其准确性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虏寇在战斗中伤亡不高，而这恰表明其突袭成果利大于弊。对他们而言，所谓伤亡人数，不过疮疥之疾，因此虏寇才会如此前赴后继地剽掠明朝。小王子持续不断地南下扰边，烧杀抢夺，所到之处必定皆是残垣断壁。这使得明朝边民们张皇失措，四处逃窜，甚至使那些未受影响的村庄也惴惴不安。基于此，无怪乎明军一直全力修建避难所和防御堡垒，这样，在边报有警时，百姓及牲畜就可以进入其中避难。可以说，明朝在边防问题上耗费巨资，并非仅仅是为了能够彻底驱逐北虏，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即使他们突破边防线深入腹地，也将一无所得。

宣府、大同一役后，明廷势必更为紧张，尤其是战争的耗费，必将使明朝的财政困局更进一步恶化。户科给事中李孟旸自大同盘点粮草后回到朝廷，陈奏处置边储四事。他说：

一、大同府仓场虽有蓄积粮草，迩因边患，费用不赀，朝廷虽遣官籴买，召商报纳，然本处无收，兼边地有警，无应召者。况所遣官止于籴买，不敢别有处置，恐致缺乏误事。乞简命在京堂上官一员，领敕总理，从宜处置。二、大同各卫秋成拨军采草，其草场多为豪家霸占，军士无所采，催征既迫，则以私财买纳。乞令巡抚、巡按等官踏勘分拨。三、近阅各场草，多浥烂不堪者，缘官军不挨陈关支，故旧草多坏。请令巡抚并管粮郎中等官，自后须计各场远近缓急，量为分派，或令新旧兼收。四、宣府边粮，皆山西、山东等处征纳转输，跋涉艰苦，而管粮等官乃以任情加耗及索余价。今山西荐罹灾荒，兼边事未宁，米价踊贵，宜行沿边收粮，止一平一尖。若于正粮外索余价者，计粮坐赃论罪。

成化皇帝和户部批准了李孟旸的奏议。⁶²

八月二十九日，保国公朱永等又奏报了自八月初五至十六日大同方面的战报：“虏贼复侵扰大同等边，臣永等督兵击之。初十日，都指挥刘鈗等与战于石佛寺。越二日，指挥赵伯章等败之于陈家堡；参将刘宁等伏兵三千于白登等村，仍会宣府总兵官周玉等兵，于十二日战败之。明日，复败其众二千。先是，初五日，延绥副将李玙败虏三百余骑于朔州驼梁，参将庄鉴亦与拒战于钱家岭。至十六日，虏遇刘宁等兵于柳林屯，其众败走，追至小鹁鸽峪，又龙王沟，俱有所擒斩。而监丞左敬与周玉副将江山等，亦皆击败虏众于大鹁鸽峪等处。”是役，明军生擒8人，斩首75级，缴获马109匹。成化皇帝非常高兴，嘉奖众人“擒斩虏贼”“尽心调度”，于是为诸将加升一级。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户部开始统计大同方面军粮的耗损情况，而朱永亦被召还京师。朱永回京后，向朝廷奏称虏酋已经远遁，同时他还写道：“大同东西延袤千里平漫，居民星散，无险可守。宜及此间暇，修治边墙，及增筑野口、宣宁、四方涧、石佛寺六堡。虏至，驱人畜入其中，既可以自固，亦可以伏兵。”⁶³

***

但是，鞑靼人很快卷土重来。成化二十年（1484年）二月，兵部尚书张鹏向成化皇帝奏报前线的最新战况：“迩者大同守臣奏，今年正月以后，虏骑万余入境，于黄花岭等处屯聚。”战事似乎一触即发，成化皇帝急忙下旨，命张鹏同总兵官、英国公张懋等“计处以闻”。诸臣认为，“虏势猖獗，沿边兵力恐不能支，如俟临期奏请，缓不及事。乞于京营总兵官内简命一人，佩大将军印、充总兵官，统领官军五千人会兵往剿”，“仍照先次分兵按伏事宜”，沿边调兵遣将，严阵以待。⁶⁴数日后，大同方面来报，“虏贼入边，潜伏三日，觇我有备而去复，闻有众二万已往东行”。但边防明军仍不敢稍怠，时刻处于警戒状态中，因为不久后山西代州、朔州接连出现虏寇大规模抄掠事件。不过，许是边务繁忙，要求惩处失防者的弹劾没有得到处置。⁶⁵

成化二十年（1484年）三月，有从漠北逃归者称：“瓦剌虏酋克失，欲与迤北小王子连和，俟秋高马肥，拥众入寇。”明廷立即根据这一情报重新调整军事部署。⁶⁶

恰在此时，明朝最为杰出的军师，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兼督粮储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余子俊，就宣大方面的边疆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规划。他奏道：

比奉敕整饬兵备，至大同、宣府，与内外守臣会议，边陲所急，保障为先。顷臣巡抚延绥，尝议削山筑墙，建墩挑堑，今十余年，民被其利，请以其法行于宣府、大同。或可捐小费而成大功，竭一劳而享永逸……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头关，东西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欲于其中每二里许筑墩台一座，每墩阔方三丈，高亦如之。每角作二悬楼，方径六尺，两墩相去空内挑壕堑，广一丈五尺，深一丈。一墩计役丁夫五百，大约十日可成。以一万人力计之，十日可成二十墩。及今四月、五月，虏马疲弱，未能入寇之时，动调中、西二路军士，两月可筑一百二十墩。以道里计之，已及二百四十里之远。一墩令十人守之，非但远能瞭望，而多备枪炮等器，又可以四面击虏。盖枪炮之力，可及四百余步，今两墩共击，一空远止三百六十步，若彼此互发，势无不及。其大同东路西起宣府，至大同接境一带俱仿此。但今边军困苦，乞视延绥夫役之例，量为优恤，仍给口粮。山西民力困于供输，难更征发，乞敕兵部量借京军三万，各备畚锸等器，赴边助役，庶几力众工省，刻日可成。若疑二里一墩为大疏，内宜增筑，徐待来年。

事实上，因为饥荒，余子俊的整个工程规划的实施不得不推迟一年。⁶⁷

奏议之后，余子俊又提出边防所需的粮草供应和武器装备等问题，他特别指出火器对敌人的威慑力：“虏贼所畏者，惟神枪。乞给硫黄千斤，以备火药。”成化皇帝与兵部、户部、工部等部门讨论之后，同意了余子俊的大多数建议。余子俊虽提及“其偏头关在延绥界北，非臣职所及，乞令别议施行”，但成化皇帝还是听取了兵部的建议，授权余子俊至偏头关边地勘察地形，统辖各部门修筑长城。⁶⁸

但是，大草原上又出现了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泰宁卫都督脱脱索罗的弟弟小失台王言：“迤北虏酋克失，遣人招降诸夷及朵颜三卫。”另一名都督阿儿乞台亦遣使察歹上书告急，言：“克失与小王子连和，约东行掠其部落，将大举入寇。”对此，翻译这两则消息的大通事、锦衣卫署指挥使杨铭^[15]提出自己的建议：“窃见朵颜三卫为东北藩篱，岁入朝贡，熟知道路，向被虏酋也先招为乡导，致有正统己巳之变。今如小失台王等所言，窃恐小夷合势，倡乱难图，况朵颜与小王子诸部，素为仇敌，抚而用之，亦以夷攻夷之法。宜因其请，遣使抚谕，以息边衅。”兵部认为，杨铭所提的“以夷攻夷之法”固虽良策，但终究是权宜之计，无法久安。兵部请求在接受杨铭建议的同时，也令余子俊前往整饬边备，方为头等要务。成化皇帝同意兵部的意见，但对于朵颜三卫传报边情，成化皇帝亦持赞赏态度，他传旨地方守臣，“如遇三卫夷人赴边传报夷情及避难潜住等，宜倍加存恤，以固其效顺之心”，同时又给小失台王、阿儿乞台等人以丰厚的赏赐。⁶⁹

通过这一系列历史片段，我们可以看到成化末年（15世纪80年代）明朝对大草原的战略和政策转型。我们发现，天子与诸酋首之间的对话几乎不见，特别是明初那些带着道德礼仪至上的训诫，亦不再用以熏陶感化草原部落的首领们。天下一家的观念罕见提及，朝贡使臣虽仍时有往来，但更像一种官方易货行为。礼部的宴请款待变成机械性的礼仪，鲜少涉及外交谈判。谈判的任务，则主要移交给边防将帅，他们接收来自草原方面的信息和请求，并转达到北京，由明廷做出最终区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又难以全面解释的现象，即作为“宅兹中国”的大明王朝，为何逐渐从与外部世界的积极接触中退出。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将继续考察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劫掠行为仍在不断发生。先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四月，宣府、代州再遭虏袭，而后在六月，虏兵又入张家口、野狐岭诸处，“攻围墩台，杀死官军”。

至于朵颜三卫的问题，五月初一，都察院经历李晟陈奏边防五事时指出：“三卫世受国恩，为我藩篱，人皆土著，可以耕稼，比之北虏，势实不同。今外逼于虏而莫之救，内依于我而莫之恤，亦为怪其不叛我而从虏也哉！苟当其叛服未决之际，为之羁縻，为之应援，彼之怀我之恩，畏我之威，不至从虏为逆，以益重三边之患矣。”⁷⁰

明朝对待三卫的政策，史料鲜见记载，但李晟的奏言侧面反映了当时明朝的战略情况。明朝并不选择主动出击，甚至不愿在培养盟友上多做尝试。明朝将其财政、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以建设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固若金汤的“堡垒”王朝。但是，是什么原因驱使明朝作出这一战略转折，我们尚不十分清楚。

三卫试图改变入贡路线，“欲从辽东开原入贡，兼带传报虏情”，这一要求也为明廷所拒绝。明廷的理由是：“三卫入贡之路，旧例俱从永平之喜峰口，无自开原入者。况今大同、宣府屡报虏势东南，此地正其入寇之冲，难从请。”明廷要求辽东镇守官告知三卫这一决定，仍循旧例。⁷¹

对于余子俊修筑墩台、开掘壕堑的工程，成化皇帝格外赞赏。他敕谕余子俊曰：“闻尔于大同、宣府修筑墩台，开掘壕堑，今已兴工，此诚御夷良策。军士勤劳，宜加优恤。尔即督同镇守等官，于本处官库给银赏劳。人各五钱，除京军外，每人口粮月再加一斗，事完仍旧。”余子俊如敕给赏，最后共赏赐官军5.98万余人，计银2.99万余两。余子俊还极力促成战车在边防战争中的使用。他奏道：“自古出师，多用战车。今奉命督军边境，其大同、宣府地多平旷，寇至，车战为宜。大率万人为一军，用车五百余两（辆），每两（辆）用步军十人驾驭，行则纵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两车之间空阙处，以鹿角补之。乞敕工部量运生熟铜、铁至大同，造车一千，宣府五百，以备战守。”成化皇帝和工部均是其议，但实践证明，余子俊这一提议并不成熟。余子俊所造战车“费用不赀”，且“迟重窒碍”。方造好初试的时候，就有数人死于来往途中，于是这一项目最终作废。⁷²不过，项目虽失败，但侧面亦表明朝廷并不反对这一试验。

九月，又有自草原逃归者称，“小王子并阿出来等议，欲近边钞略，复议钞宁夏、高桥儿并凉州等处”。成化皇帝敕谕陕西及延绥、宁夏、甘凉守臣整饬边防，并令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户部尚书余子俊等计议歼灭“残虏”。为此，余子俊陈奏一系列建议和规划，涉及后勤补给、部队轮调、人事安排等诸多方面：

虏酋小王子今已远遁，调发兵马，所费不赀，且米价踊贵。其京营参将杨玉及游击将军马俊所部精强，宜各留骑兵一千五百于大同备冬，而所余骑、步兵三千，及都督白全、李俊、王义、白瑜等兵俱回京。明春有警，仍令白全领兵往代杨玉，李俊代马俊。延绥参将郭镛，都指挥李杲、刘清所获（领）军马，各以时罢遣。

又分守万全、怀来等处右参将孙素、宋澄俱老不任事，宜择人代之。又顺圣川等处山川空旷、田土沃饶，兼有盐利，游民无算。旧用正军三千三百九十余人屯种公田，给以种食，得不偿费。顷已选壮丁易之，数满千人，宜添设参将一员，给太仆寺寄养马四千匹，就以罢遣，京军之甲胄、弓矢给其用。更乞命都察院榜谕大同、宣府、偏头关等处守臣，尽心防虏，凡游民潜至境内，交通外夷，扇惑军民，盗耕田地，强据盐场者，觉则谪戍广西边卫，遇赦不原。又行户部检核正军旧屯田地，即令编户代耕，如例征税。而盐场亦勘处灶籍，令之煎煮，量取其税。其或所司故纵，俱以枉法论罪，武职亦调发外卫。如此庶边储可省，奸宄可销。

对上述建议，成化皇帝悉皆同意。而到了成化二十年十二月末（1485年1月），鞑靼人果然再度突袭大同和代州。⁷³

同时，延绥方面则遭受鞑靼人严重的打击。延绥总兵官、署都督佥事岳嵩等领兵出境烧荒，不设防备，且试图负盐走私时，虏骑突然杀至。最终，诸营堡军士109人，伤79人，被杀散26人，战马被杀270余匹，明军损失惨重。巡抚右佥都御史吕雯核实伤亡后，上疏弹劾岳嵩等人。不过，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虏贼三千余骑”自延绥入境，被游击将军董昇、把总指挥郑骥等率兵击退，数日后，又有“虏贼五千余骑入境”，把总都指挥佥事朱祥等率兵击之，两战两捷。明军共计斩首34级，夺取战马60匹，兵仗、器械710件。⁷⁴

余子俊所总督的边防建设和改造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首先，余子俊根据沿边各地的状况，再次提出人事任用的建议：“偏头关介大同、延绥之间，与丰州、东胜等处接壤，虏常于此驻牧。而山西巡抚、分守等官，恒驻太原、代州，距关辽远，加之兵备久缺官整饬，多致废弛，近已请调分守大同东路副将周玺恒居本关，兼督宁武、雁门，仍守代州。今会山西内外守臣叶淇等议，守备偏头、宁武二关都指挥郭瑄、王昇，咸久习边事，而按察佥事郝志义经理边疆，具有成绩，请升志义为副使，整饬兵备，调郭瑄守备代州，王昇守备偏头关，俱受淇等节制。其宁武关亦宜别推举一人守备。”成化皇帝诏从之。

随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七月十四日，余子俊又提出新的边防工事方案：

去岁受命行边，即以曩在延绥曾修边墙事宜建议闻奏，蒙赐允行，适岁歉而止。今会大同、山西、宣府一带边关内外文武守臣，随方经略，躬率士马，遍历边境，登高履险，凡四十余日，度地定基。东自四海冶起，西至黄河止，长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旧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该增筑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广俱三丈。宣府二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每座计用六百工，六日可成。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及偏头关一十七座，宜筑以土，每座计用一千工，十日可成。总计宣府人四万，共二十五日；大同人四万，共三十八日；

偏头关人六千，共二十八日，俱可毕工。大约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人八万六千，每人月给粮米六斗、银三钱、盐一斤，共粮一十五万四千八百石、银七万七千四百两、盐二十五万八千斤。马六万三千匹，于草青时月，每马给料升半，共八万五千五十石。视昔延绥修边之费，虽曰有加迹已然，而验之将然，实一劳永逸之功也。告成之日，仍遣科道官阅实，墩给手把铜铳十，铁炮二，且请敕户、工二部议处粮料、银、盐、铜、铁等物，以给前费。

兵部对余子俊的提议表示极力赞成，兵部奏称：“子俊前在延绥，曾收明效，故今于宣府、大同、偏头关一带边方，不惜勤劳，亲历艰险，画图具说，筹算详明，盖欲必成未毕之功，期收将来之效也。”成化皇帝也同意其意见，令各部门先期备好器材，等来年四月开工。事实上，这些数据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现实操作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几乎不能实现。余子俊本人希望自己能尽快回京，因此对这一计划的实施热情也大打折扣。很快，对这一计划的质疑和谩骂声开始出现了。正如《明实录》所载：“是奏，子俊欲以筑墩责成于边臣，而以阅实付任于科道，但计成算数目，言之可听，而行之惟艰。且自欲还京，盖不近人情者，是后物议喧然，不平怨谤之来，岂无所自云？”⁷⁵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1486年1月），户部奏称，余子俊多年来主持修建边防工事之费用，共计银100万余两、粮料350万余石、开中淮盐65.5万余引，“较之往年，修边调军，为数加倍”，于是朝廷派工部侍郎杜谦、工科给事中吴道宁、监察御史邓庠前往大同去审计边防建设经费。⁷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朝转向内在，为保卫国家安全而采取的“堡垒”政策绝非廉价的边防建设方案。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二月，余子俊遭到弹劾。户科给事中刘昂等奏称：“余子俊谓为国必先爱民，爱民必先节用，使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恶在其为爱民为国哉？且国家赋有定制，今则创为预征，边有常供，今则索于额外，借漕运而京储因以不充，急斡运而京民为之扰动，报虏警而势多虚张，修边防而财多妄费，徒劳人力，未见完功，惟务更张，无益于事。虽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费之责难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为大臣妄费边储之戒。”河南等道监察御史朱钦等亦奏：“子俊往在陕西缮修城壁，疏开河湟，盖尝粗有成绩，颇获时誉。乃荷圣明，拔自疏远，置诸六卿之列，增其职任，委以边寄之隆而昧于审时，急于成事，乃于凋弊之余，辄兴城堡之筑。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边备空虚，群情嗟怨。”

成化皇帝命户、兵、工三部集议此事，恰工部左侍郎杜谦等勘实完毕，向朝廷回奏道，余子俊在边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共用银150万余两、粮料230万石，“虽因供给军马，修筑墩台，置造兵器，优赡阵亡，皆出公用，然亦劳民伤财，不为无罪”。最终，在诸多大臣的建议下，成化皇帝对余子俊以革爵稍作惩罚并令致仕，其余姑置不问：“余子俊受朝廷重托，不审事势，偏执己见，处置乖方，费用钱谷数多，姑置不问，革太子太保，令致仕。”⁷⁷可以说，余子俊这般有魄力、有决心、有才能的大臣，自然容易受到他者诽谤和怨怒。不过，他虽一时致仕，很快就东山再起。

劫掠者仍在持续不断地越过明边，大同、延绥等地纷纷受到打击。固原方面粮寡兵弱，更是不堪一击。固原曾有大同方面的明军驻扎协防，但后来由于大同方面告急，这批部队不得不撤回大同，重新进行布防。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正月，大同总兵官、署都督同知王玺发现，“大同三路俱有警报，丰州等处烟大不绝，而延绥反报虏警渐息”，因此王玺认为，虏骑可能欲“乘河冰未泮，取道东归”，如若如此，则大同必为其兵锋所向。兵部认为，若“虏果东行”，则原本大同游击将军董昇所率驻扎于清水营“以为固、靖声援”的三千游兵“宜掣回，余军俱还本镇”；若“其河开不退，仍如原调之策，协守捍御”。⁷⁸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二月，面对南方灾情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削减军队开支。户部称：“今山、陕、河南军民饥困，朝廷屡发内帑京储，犹不能给，加以江西、湖广、四川、两广并直隶凤阳等处水旱，减免数多，即今边务方殷，粮储急缺，欲取之于官，则帑藏已无所积，欲取之于民，则疮痍犹未得苏。若不存首，后益难为。乞行各处巡抚都御史并管粮郎中，督同布、按二司官，通查各卫所、城堡官军月支粮料，裁省扣除，凡重冒滥支者，一一禁革。”⁷⁹

***

此时的鞑靼人也逐渐发现，明军遥远的西北防线存在巨大的弱点：其瞭望塔间距过远，防御工事过度延展，甚至有部分荒废。于是，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一月到二月间，虏贼深入临洮、金县，杀掠军民30余人，掠夺牛、羊畜牧以万计，所过之处，兵燹遍地。即使面对如此局面，“两月之间，不闻边将遣一人一骑，少遏其锋”。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为此弹劾守备兰州太监蓝蕙、署都指挥佥事于昇等人之罪。成化皇帝和兵部都同意彻查此事。不久，兵部复奏：“虏自去冬十一月乘冰渡河，先遣黠酋伪为僧，窃入兰州，觇我无备，是以深入兰州、安定境内，杀掠军民、男妇及马、牛、羊畜一万三千有余，去而复来，无复畏忌。提督、哨守、千百户等官李春等十六人，俱闭门自守，漫不经意，罪宜究治。”最终，这些人都依律惩处。⁸⁰

而活跃在庄浪、甘肃、兰州等地的鞑靼人，正是满都鲁和亦思马因的部队！他们分小股袭击，并无大兵团来犯。鞑靼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宣府、大同一带。⁸¹

因此，可以说，在成化晚期，甘肃方面局势相较而言颇显宁静，而通往哈密的丝路沿线则反而出现新的动荡迹象，这给明朝的边防安全带来了另外的棘手问题。马文升对此颇为了解，他的著作《兴复哈密国王记》记载了相关情况。⁸²在这里我们先对地理方位稍作回忆：兰州西北约230公里为凉州，凉州西北又200多公里为甘州，甘州之西北又200多公里则为肃州，肃州以西又约20公里，为明军长城第一关——嘉峪关。嘉峪关之西北500多公里为绿洲城市哈密，沙州位于二者之间。哈密以西350多公里，为吐鲁番。此外，在嘉峪关外，还零散分布着一些非由明军控制的羁縻卫所。

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吐鲁番统治者，也在积极扩大他们的影响范围。可以说，他们是明朝最西端边境一切问题的根源。哈密虽非明朝直接设官立县之所，但永乐以来向由明廷羁縻，受明廷册封，常为明朝使臣往来提供便利，尤其是提供翻译和军队护送。而现在，吐鲁番开始威胁哈密的统治。早在成化八年底（1473年初），吐鲁番速檀（又作速坛，即苏丹）阿力汗便率兵攻入哈密，俘虏哈密王母亲，抢去明朝册封的金印。哈密都督罕慎被迫率余众逃至甘肃苦峪重新建立基地。苦峪位于沙州以西约60公里^[16]，有城墙作为屏障。明廷试图助其规复旧地，于是令罕东、赤斤二卫协助哈密，最终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军哈密，顺利收复哈密八城。不过，也正因此举，吐鲁番未能与明朝有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此后，在成化十八年到二十年（1482—1484年），罕慎逐渐被确立为哈密王位继承人，而甘肃方面也非常乐意将尚留驻在苦峪的罕慎护送回哈密。双方的政治互信由此确立。

基于此，当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满都鲁和亦思马因袭扰甘肃等地时，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唐瑜奏曰：“为今之计，宜宿重兵于兰州，加轻兵于古浪、镇番、镇夷、高台等处，而又严备肃州，且遣人往谕哈密都督罕慎，使厚结小列秃^[17]，因之招诱亦思马因等酋，至彼屯聚，毋令东行，为我边患，则我之战守，举得其要矣。”兵部则认为：“彼地虏众多不过数千，使守将能运谋振武，则本镇兵力足以御之，矧河冻之后，自兰东抵神木，俱须兵分布，难以分调，宜移文瑜等，第阅境内精兵，分布要害。其招诱诸夷之计，宜从其便。”⁸³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权间关系问题。类似问题本应由皇帝和明廷作出圣断，但我们看到，明廷把决断权力交给了地方当局，让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理解来处理这一问题。

不久，镇守甘肃总兵官焦俊奏：“哈密都督罕慎遣人来报，虏酋瓦剌克舍（失），并亦思马因已死，两部人马散处塞下，而克舍部下立其弟阿沙，亦为太师；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与之有隙，率众至边，欲往掠甘肃，且胁罕慎，欲与和亲。瓦剌小列秃闻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潜驻。”报至，兵部认为可令肃州右参将李俊与翻译官往谕罕慎，令其勿与阿力古多者和亲，也不要留小列秃部在瓜、沙二州处住牧。随后，明廷又遣使往赤斤、罕东，复申前谕。⁸⁴可见，在明军西北防御体系构建中，哈密地位仍举足轻重。

尽管有上述史料记载，但总体来看，有关遥远的西北防线的精确情报仍属罕见。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明廷想要积极干预遥制西北地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无疑是明廷选择将外交权力下放给边境官员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对于经过长时间转手的远方信息，明廷也多认为是不可靠的，而这又进一步加剧其对外交事务的误判。

因此，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八月，明廷收到关于瓦剌首领克失（也许他当时位于明朝西部的某个地方，或离哈密并不遥远）的信息，以此说明来自草原方面的消息间或不可靠，以致明廷对草原政权所采取的外交策略也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消息载：“瓦剌酋长克失，以迤北小王子常为边患，且阻其入贡之道，欲以今年冬，借三卫兵往劫之，预托泰宁卫遣徐阿劳兀等赍番文来奏。阿劳兀等又云小王子欲以九月中为寇，未知所往。阿劳兀自诉本名安，为御用监银工。正统末，为也先所虏，尝奉先帝遗命留处虏中，其后逃入泰宁随住。今乞授之职事。”

此事极为蹊跷，兵部质疑了这种说辞。兵部谓：“六月中，哈密传报克失已死，而今报不同者，盖安等入瓦剌在前年故也。其云小王子欲来寇边，似亦不虚，宜移各边守将、京营重臣饬士马以备之。且厚赉各夷，命归语各酋，坚守臣节，北虏胁诱，固不可从，而瓦剌调用，亦不可信。又安乃华人，宜怀柔之，以诱其来归。”成化皇帝同意兵部的判断，遂升徐安为泰宁卫副千户，又移文辽东守臣，令其告谕沿边巡卒，如遇徐安至边，即时放其入境，不得稽缓。⁸⁵

9个月后，已经是锦衣卫正千户的徐安再次荣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然而他的身份仍存在疑点。在新的记载中，他的过往似与前述有异。《明实录》载：“安，锦衣卫军匠。正统己巳，为虏酋也先部下虏去，也先死，复从孛罗太师。时汾州民武子宁者，亦为孛罗部众所掠，遂与安同居。久之，二人各挈其妻孥来归，道为泰宁卫虏酋短台拘留。（成化）二十二年，安因朝贡来京，传报虏情，辽东守臣以闻，上嘉之，升安泰宁卫副千户，且谕以他日果能携家来归，尤当优待。”此后，徐安果真携带武子宁及眷属等13口人并马、牛、羊等来归。成化皇帝赞赏他们“慕义来归”的做法，于是对来归的13人进行不同程度的赏赐，徐安被授予锦衣卫正千户。这是明廷经过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正如兵部所言：“安言无凭，而其义可取，且朝廷爵赏，所以劝忠义。况安备谙虏情，用之未必无补，宜如所陈，以示优异。”⁸⁶从这一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明廷在草原外交政策上的基础何其脆弱，但为了尽可能了解草原方面的情报，明廷又不得不常如法炮制，以换取可能有用的草原情报。

冬去春来，河冰渐次消融，鞑靼人也逐渐退去。大部分明朝边防的威胁得以暂时缓解，但甘肃方面仍面临重压。京营指挥使颜玉自甘肃回京，向成化皇帝汇报甘肃所面临的内外窘境并提出改革方案：

一曰：兰州距陕西一千四百余里，其镇守将臣，每冬于兰州防守，倏往忽来，人无固志，宜令其恒驻兰州，西应庄浪，东保河桥，北以为固、静（靖）声援。二曰：庄浪至兰州二百余里，其间止有土堡四座，兵卫寡弱。虏尝乘其无备，入境剽掠。请增筑若水湾驿、堡，广资储，置守备。三曰：甘肃等处地方延袤一千五百余里，其间虽有巡抚、巡按官，岁惟一至，将校无所忌惮，公肆贪残。请于肃州、庄浪各设宪臣一员，俾饬兵备而禁贪墨。四曰：甘肃大小将臣，既占肥饶之地，复专灌溉之利，请度田以实，给与老弱军余，务令灌溉以时，勿容侵占。五曰：陕西、甘肃军马器杖多无可观，请移镇巡等官，务使整肃部伍，毋得占役锋利器械，使不废弛。六曰：驿站官吏，惟以迎送上司为急，而于驰报边情，反视为缓，请申明禁约。

成化皇帝和兵部接受其建议，并移交甘肃守臣核实验办。

哈密方面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甘肃总兵官都督同知周玉奏：

哈密都督罕慎译报，虏酋瓦剌养罕王率众七千，在把思阔境屯驻。大瓦剌阿沙太师与其平章把秃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舍王等分驻察罕、阿剌帖儿等境，欲入边剽掠。而羽奴思王子锁檀阿麻王，复侵夺察力失等四城，野乜克力达子亦分屯失把力哈孙及禽山等处，欲往甘肃剽掠。今庄浪境外，亦有烽火贼迹。加之东、西二路，俱有警报，虏若拥众犯边，恐边兵不足备御，乞预调陕西、延宁等处官军并力戍守。

兵部为此作出一系列相关政策调整和战略部署。⁸⁷

***

但仅仅就在周玉上奏的数十天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二十二日，成化皇帝驾崩，享年39岁。在成化皇帝生命的最后一周里，由于病势沉重，他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但其病由却令御医们莫衷一是。继位的弘治皇帝，为瑶族宫女（与太监汪直为同一民族）庶出。弘治皇帝17岁登基，1487—1505年在位。

成化皇帝在位期间，对边疆事务的处理值得称道。他虽非善于预谋，亦非铁腕君主，但他深刻地意识到，其任内，“北虏之患”已变得空前猛烈。始初，他希望效仿列祖挥兵漠北，殄灭虏寇，但当他发现势在难为之后，开始转向大规模的防御体系的建设。这一战略转折标志着曾经作为天下共主的大明王朝转向内在，逐步退出与周边频繁的交流。“堡垒政策”在嘉靖皇帝在位期间达到顶峰。

注释

[1]原著无此引文，据上下文意补引。——译者注

[2]参见《明实录·宪宗实录》卷40，原文如下：“于是兵部为廷臣议，请敕宁夏等处守臣，抚恤各处土达，或起陕西致仕兵部尚书王竑，就彼巡边，密切防范，不必专以抚安土达为名。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请敕东北一带沿边守臣，戒严以备。”——译者注

[3]本段原著颇有错误。原著称钱亮为“Vice Regional Commander Qian Liang”，与副总兵“Vice Regional Commander”同译。核《明实录》，钱亮并非副总兵，而是左参将、都指挥。又宁夏副总兵林盛，原著作“Liu Sheng”，亦误。刘昇任宁夏副总兵在林盛之后，核《明实录》，本次战斗由林盛指挥，非刘昇。——译者注

[4]作者原著并无全段摘录《明实录》，而简单概括为“叶盛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考虑到与下文白圭的反对意见形成呼应，译者将作者概括的内容具体展开，以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彼时明廷的战守政策。——译者注

[5]“奥鲁”为蒙古语音译，意为“老小营”。蒙古军出征，置老小辎重于后方营地作为屯驻地，随军从事生产﹐经营畜群和其他产业﹐供应前方，被称为奥鲁。——译者注

[6]原著作12月时，但查余子俊所奏，载于《明宪宗实录》卷108“九月癸丑条”，距前款马文升所奏时间“九月甲辰日”仅有10天，断无可能是12月。——译者注

[7]关于孛罗忽，可参见前述罗文达的著作。——原注

[8]此处“窃见”原著作“Gao said”，即将“Guo”误为“Gao”，当系笔误。——译者注

[9]“榆林在宁夏、大同中间，据此可知，红盐池大概在河套腹地，榆林以北数百公里。”此句原为正文，为使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10]原著提到，王振卒于土木堡，与汪直没有关系（no relation）。之所以特地点明二人之间没有关系，是因为在英文里，王、汪均作Wang，英文读者可能会产生混淆，特此说明。——译者注

[11]据《明宪宗实录》卷201，原文如下：“越既贵显，欲得封爵而无名。会有边警，遽嗾直出师。比命下，越恶保国公朱永先征建州，不为己地，又闻河套有虏潜住，河开则移于威宁，乃以计绐直，奏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由宣府、大同往会于榆林。既至大同，闻有虏营在威宁海子，劫之可树勋以自固，乃说直尽调两镇劲兵，冒险袭击。时威宁虏自以不为寇，不虞官军之至，壮者仓卒，或祼体得马而避，老弱者多被杀掠。而直等乃以大捷闻，永独不与，盖有自云。”——译者注

[12]“此处的‘小王子’，应当是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即达延汗。他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黄金家族后裔。这是他首次被载入《明实录》中。”此句原为正文，为使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13]原著在这里提到成化皇帝要求汪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更番赴工的京军5.2万人，以及暂且替换下班的其余2.46万人身上，理由是宣府地区很快就需要这些军队。但核《明实录》原文，成化皇帝给汪直的敕谕如上文，并无相关言语。而在上述引文日期之前三月，有保国公朱永的奏议，道：“团练见军共九万三千四百有奇，各处更番赴工者五万二千，下场者二万四千六百，操练者仅一万六千七百而已。劳役频繁，不遑蓄锐，且马亦散牧远郊，一有警急，卒难调集。”以此观之，作者转引此处文献时，当有错误。——译者注

[14]原著称紫荆关与大同相距百里。《明实录》记：“守备紫荆关内官郭聪等奏：‘本关距大同、宣府四百余里’。”——译者注

[15]大通事杨铭即哈铭，前述英宗皇帝被俘时相伴其左右的官员，此时任锦衣卫署指挥使。——原注

[16]此时的沙州卫已经内迁，并非明初设于今敦煌的沙州卫。——译者注

[17]小列秃为贵族首领，其部族驻牧于哈密北山把思阔之地，明代文献中，将其人或其部均称为“小列秃”。本书为作区分，正文中分别称之为“小列秃王”“小列秃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