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统时期——英宗皇帝^[1]的多事之秋（1436—1449年）

宣德皇帝驾崩后，继位的是他年仅7岁的幼子——英宗皇帝。嗣君年幼，因此，皇室与在廷文武之臣需要共同协心辅佐。皇室方面，由威严端庄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政，直到正统七年（1442年）她去世。内廷方面，由略通经书的宦官王振充任小皇帝的教官。王振乃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因落第不举而自阉入宫，当了宦官。入宫后，王振颇得明宣宗喜爱，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他与英宗皇帝的关系极为牢固，可谓亦师亦友，亦父亦兄。）朝廷方面，则由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导，他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杨”。他们从永乐时期就为朝臣，后又陆续于洪熙、宣德朝担任重要职务，对政府运作和决策了如指掌。主少国疑当前，“三杨”确保了明朝政治从宣德时期向正统时期的平稳过渡。然而，“三驾马车”的格局很快被打破。除了前述太皇太后张氏的去世外，三杨也在随后几年内陆续去世：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去世；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王振还幸运地活着，但他将给年轻的英宗皇帝带来不幸。

明廷之事权且搁置，我们先来看看因宣德皇帝驾崩而被打断的阿鲁台势力瓦解之事。阿鲁台败亡后，一些残部被阿台王子和朵儿只伯重新收编。阿台王子是黄金家族后裔，很可能是又一名被阿鲁台树为标杆的人物。朵儿只伯则是阿鲁台的旧部。在阿鲁台势力瓦解后，他们成为继承其政治遗产的双寡头——一个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一个则是强大的军阀。

正如前章所述，在宣德九年底到宣德十年初，朵儿只伯成为明朝边防的最大障碍。到了三月，巡抚陕西行在工部右侍郎罗汝敬^[2]在巡边后向朝廷奏报：“先有凉州住坐土番叛，于大铁门关南一堵山潜住岁久，往往窥伺边境。苟不先事为备，恐虏得我人口，用为向导，于永昌、镇番等处劫掠，其害非小。矧甘州、凉州、庄浪相去各五百余里，遇有警急，猝难应援，乞将临洮等四卫官军操备甘州者，选将臣统领，同都指挥包胜于永昌、凉州、镇番地方守备，以扼虏寇往来犯边之路。”英宗皇帝^[3]命之与刘广计议此事。¹

七月，宣府总兵官谭广向朝廷奏报，据“达子”（鞑靼）称，瓦剌脱欢与朵颜三卫联结，欲合兵一起寻找阿台王子。但英宗皇帝认为他们只是假寻人为由，实则意图犯边，因此他命边将“整搠军马，严督城堡、墩台，昼夜巡哨，庶几有备无患”。²皇帝的猜测是对的，草原诸部对明军的骚扰确实增多了。但即使如此，一如既往所发生的那样，明朝并未因这种骚扰而与草原诸部断失联系。九月，脱欢甚至遣使臣月鲁卜花贡马及貂鼠皮、青鼠皮，英宗皇帝也盛宴款待了使臣。³

十月，阿台王子似乎成功躲过了瓦剌军队的搜捕，并向西进发，与朵儿只伯顺利会合。英宗皇帝告诉兵部尚书王骥曰：“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不顺天道，罔感国恩，屡寇边境，各处虽有官军守备，缘此贼出没不常，未能剿灭。卿等其榜谕多人，如此贼再来寇边，凡一应人等，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其赴官自陈，即关与糇粮、兵器并绵布二匹，以俟调遣。若能出奇劫寨，斩首擒贼者，升二级，赏绢四匹，布加其半。其遇敌斩首擒贼者，升一级，赏绢二匹，布倍之。”⁴

十月初四，英宗皇帝遣使敕谕阿台王子^[4]等，曰：“尔等昔在先朝，屡廑职贡，朝廷嘉乃诚悃，听尔于近边生聚。讵虞尔等不戢，互为仇敌，时复突入凉州、镇番境内为患。朕体好生之心，不欲兴兵殄灭，尔能识达天命，相率来归，许尔休养如故。若永昌土达头目长脱脱帖木儿等曾出为寇，今能效顺，亦许自新。尔或稔恶不悛，朕虽欲曲全尔生，如王法何？尔尚筹之，无贻后悔。”⁵

或许是阿台依旧执迷不悟，明军最终采取了行动。宣德十年十二月（1436年1月），甘肃总兵官、宁阳侯陈懋率军连败阿台和朵儿只伯的军队于黑山。陈懋称，先是，阿台和朵儿只伯率军围镇番（位于凉州东北约80公里），陈懋与侍郎徐晞一同率军支援，敌人退却，明军追袭。右副总兵李安率兵至孛罗口，率先侦察到敌人的营地，于是明军压至，阿台等大败，遁入黑山，又为明军追袭一阵，总计折兵260多人，被夺走马匹牲畜3.5万余匹，舍弃辎重无数，所掳男女悉被放还。甘州左卫指挥刘杰跃马入阵杀敌，还缴获元枢密院官印一枚。阿台、朵儿只伯等又向深山遁去。⁶

事情仍远未结束。刘广（此时被降为“甘肃左副总兵都督同知”）向朝廷奏报：“比闻来降胡妇脱欢等言，贼首阿台并朵儿只伯等，向被大军杀散^[5]，各遁于亦集乃并亦不剌山潜住。马疲粮绝，欲纠合入寇。脱欢夫阿曾出，同叔脱欢合儿窘迫来降，为镇番巡哨官军杀死。其官军擅杀来降者，法宜究问。”但英宗皇帝认为这名胡人女子可能在撒谎，其目的是“诱我师远出，乘虚入寇”，因此他只令边防明军严加防备，不可主动出击，前述擅杀之事亦不再追究。^7[6]不过，令皇帝始料未及的是，甘肃方面的部队早已纪律涣散。行在兵部尚书王骥曾就此事与公侯、驸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官弹劾陈懋，认为此前黑山一役，作为总兵官的陈懋“失机误事，以致达贼入镇番等处，杀伤官军，抢掠孳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刘广的弹劾，措辞更甚。廷臣们认为，“副总兵刘广耻活懋下，凡事推避，军政多被沮败。虏犯凉州，懋属广援之，广引避不进击。副总兵李安与虏战，广又不助之。比虏自遁去，乃冒取所遗老弱为指挥马亮、昌英及子杰等功，受升赏”。副总兵李安、右侍郎徐晞亦受到程度不等的指责。廷臣弹劾的结果，是一系列惩罚。最甚莫过于刘广，英宗皇帝认为刘广父子“纵贼怀奸”，令械送京师治罪。⁸还有更糟糕的事。正统元年（1436年）四月，镇守甘肃太监王贵带去的鞑官赛因不花、司兀鲁思不花偷盗官马，叛逃出境，并将明军的边防虚实透露给了“敌军”（很可能叛逃至朵儿只伯处），致使敌军犯边。此后，二人回到王贵身边，王贵竟为之隐匿，终究纸包不住火，东窗事发。英宗皇帝震怒，命人将王贵从京城带去所有亲信之人押送回京。⁹

阿台和朵儿只伯当然没有死，不但没死，还具有极强的犯边实力。很快，他们袭击了守备不足的肃州。¹⁰五月，英宗皇帝敕甘肃左副总兵都督任礼等曰：

冬胡寇遁去，朕已计其必来。及来降胡妇言状，朕计此贼诱我出师耳，屡敕尔等戒严。而尔等略不加意，辄领兵东行，贼果自西来寇肃州，皆尔见小利而忘大计，致此，虽悔何及！曩贼奔遁之时，灭之反掌耳，而奸人刘广故意逡巡，纵之出境。广既失计，复敢欺诳，于法不可容。已执其父子下狱，舆论称快。尔等与广同事，不察其奸，而从其议，是至东出无功，而肃州大创！贼既得志，而去复来必矣。此贼不除，则士卒之苦，转运之劳，将何时而息耶？尔等宜夙夜竭忠，以励士心，以饬边备。俾贼来无所得，去有追袭之惧，庶称委任。¹¹

这一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六月，王贵奏称，有胡兵百余人犯边，杀伤驿站军民，并夺走牛羊马匹等。朝廷以指挥颜昇、刘兴玩忽职守，罢免其职。¹²在这里，为何《明实录》称来犯者为“胡”，而不再称为“鞑”，我们尚未知悉。合理的猜测是，他们虽是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属，但并非来自漠北草原，而是甘肃本地人。

“胡寇”再次犯边。这次，他们选择从宁夏方面入手。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称，胡寇来犯，掳走军屯中的耕牛70余头，马100余匹。都指挥陈忠率兵追之，只夺回耕牛，未能夺回马匹。陈忠被罚俸半年，与指挥丁昱、林英等以失去马匹数量作价赔偿。¹³看来，新天子的“辅政团体”更愿对失职官吏施以惩戒，而非如宣德皇帝一般，报以宽恕。

随后，在七月，又有胡骑千余人寇犯肃州，袭击了两座哨塔及一个驿站，杀掳边民200余人，及马匹牲畜等1.4万多匹。¹⁴

举朝皆惊。八月初一，英宗皇帝敕谕甘肃副总兵左都督任礼曰：

比闻达贼又纠沙州贼来寇肃州，尔等徒拥精兵在甘州何为？且甘、肃相去五百里，不早为备，及贼已退，方出兵追剿，其何有济？沙州达子归附已久，乃与同恶，此必为奸人所诱，宜密察以闻。贼既获利，其贪无厌，今秋及冬，或御或剿，宜悉条奏。朕当择其所长，以安边境。¹⁵

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同样收到了朝廷的敕谕。敕曰：“向者，人言达官牧马草场密尔境外，恐为达贼所掠，以助其力，轻我边备。已尝命尔等筹画哨备，尔等略不加意，以致达贼入寇，果若人言，乃饰词支吾，以掩其过，论罪难宥。姑置不问，顷因延安都指挥王永言欲往河曲焚草搜贼，已允所请，并敕尔等相机而行，其会永悉心搜捕，期灭此贼，以赎前罪。”¹⁶

明廷对其西北边疆民族复杂程度及其对边防安全的冲击和影响，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的奏议中有所反映。他说：“巩昌府（位于兰州东南约150公里）迭烈孙巡检司在黄河东岸，回回、达达、土番杂居，恐诱胡贼来寇边境。宜即巡检司修筑营堡，增添官军，以备不虞。”我们不清楚郑铭担心的事情所依何据，但朝廷听取了他的意见后，也认为应“急为缮理”。¹⁷

明廷还试图与顺宁王脱欢结盟，以便对付被视为最大边患的阿台、朵儿只伯。英宗皇帝遣使往谕脱欢曰：“惟王克绍先志，屡修职贡，朕心嘉悦。先后二次遣来朝贡使臣，朕皆重加宴赏，遣官赍敕护送，并赐王彩币，用嘉诚悃。不虞出境俱为达贼孛的答里麻等阻隔，已敕边将发兵擒剿，俟道无梗塞，即遣使同王使臣归报。今王又遣使臣朝贡，足见诚意。比者，阿台及朵儿只伯等逃居亦集乃地，时来骚扰边疆，抚谕不悛，不得已发兵剿捕。近闻王亦躬率人马往征西北弗率之人，若两军相值，王宜约束部伍，遣人驰报边将，俾两无相犯，彼此并力追捕，则此贼可擒矣！王其亮之。”¹⁸

但是，在西北方面做好应对阿台、朵儿只伯的袭扰并非易事，有许多工作亟待解决。九月，英宗皇帝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榜谕陕西及缘边甘、凉等处各卫所，募集骁勇善战之人，或能料敌制胜、知敌底细的人参军。有愿应征者可赴平虏将军蒋贵处报名审核，收用有功之日，“一体升赏”。¹⁹

同样亟待解决的，还有刘广留下的烂摊子。为了征剿阿台和朵儿只伯，西宁、庄浪等八卫选调官军，往戍甘肃，跋涉道途，冲冒霜雪，十分辛苦。将士们正欲一举其志，却因前任总兵刘广的失职，导致前功尽弃。英宗皇帝认为，尽管如此，但八卫士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量情迁赏，以激励将士。在前番黑山战役中，赤斤蒙古卫亦尽力剿捕贼党，其都指挥同知且旺失加等51人俱升官受赏。²⁰

到了十月，局势有所好转。新任总兵官的蒋贵及左副总兵都督任礼全面负责甘肃一带明军边防。朝廷知道，“残虏不过二三千人，而尔等所领军士殆十倍焉”，因此，英宗皇帝要求二人勠力同心，必能殄灭贼寇。可以说，此时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明军手中。在督促边将恪尽职守的同时，朝廷也得到边报，称“阿台、朵儿只伯人马自亦集乃路而东”。皇帝与廷臣合计后认为，此番行军是因为阿台、朵儿只伯等知甘肃方面有备，故试图从宣府方向袭扰明军。英宗皇帝随即命宣府明军加强戒备。后来的史料表明，阿台和朵儿只伯并没有往宣府方面进发，而是对庄浪^[7]发起了进攻。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奏称，“达贼”袭击庄浪，被调去增援的京军打败。据俘虏称，他们正是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下。不久，“达贼”又于兰州附近杀掠人畜。²¹

看来，想要准确预测敌人的进军路径、进军人数是很困难的。这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与边防部队的信件往来和讨论中就能看出。十一月，蒋贵奏报“达贼”再次袭击庄浪，内官吉祥、都指挥江源等率兵击杀来犯之敌，但明军牺牲人数高达140多人。英宗皇帝闻讯，心甚痛之，高赞牺牲者“为国死忠、名垂青史”。痛定思痛，英宗皇帝敕谕边将：“此贼谲诈万状，甫侵我西，又掠我东，诚不可测。尔等宜多方图之，期于一举扑灭。且兵家胜负无常，慎勿以庄浪一挫自馁也。”²²

作者认为，庄浪一役之于明军，确实谈不上胜利，而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因为，在不久之后，行在兵部右侍郎徐晞就弹劾此役指挥官——总兵官都督蒋贵及其部将。他说：“蒋贵身居将帅，心罔朝廷。比者达贼出没庄浪，贵乃逗留不进，以致官军轻敌失利。都指挥魏荣分守庄浪，往西宁选马，延缓不还，坐此失误，俱宜究治。”朝廷最终决定对他们的过失不予追究，却反过来质疑弹劾者徐晞。朝廷认为：“（蒋）贵受命甘州选兵，庄浪有警，彼何能及？（魏）荣论罪难容，但以初犯，姑宥之。然庄浪密迩凉州，正（徐）晞及都督李安所隶，今乃归咎他人，以晞己罪，令具实以闻。”²³

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437年1月1日），英宗皇帝再次敕谕蒋贵曰：“近得甘肃副总兵都督赵安奏，达贼东北行距凉州五百余里，追之弗及。又得陕西镇守等官奏，馈运烦劳，民力弗堪。卿等其公集议之。如达贼出境已远，可将所领官军暂令就饷于东，往来巡哨，或仍驻原处，将羸弱者发还腹里卫所就饷，庶几兵精费省。以朕遥度如此，未识于事宜何如？卿等宜酌其可否，或更有良策可以强兵足食，御贼安边者，详悉以闻。”²⁴

正统元年十二月（1437年1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奏：“陕西地界，与东胜及察罕脑一带沙漠相接，胡寇侵扰，殆无宁岁。洮、岷等卫亦临绝塞，所控番簇，叛服不常。各卫官军恒被调遣，止余羸弱居民。比者，庄浪有警，虽有守备官军，临敌不能捍御。况瓦剌脱欢人马，比之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宁等处久住，习知中国虚实。脱使亡归本土，必然泄我事情，导之入寇。访得各卫军丁及民间多有骁勇、精锐、通武艺之人，乞命廷臣前来慎选。及募自愿立功者，量加赏赉，给廪蠲役，严督训练，有警易为调用。又言巩昌府迭烈孙巡检司地方，密迩沙漠，止赖黄河为之限隔。每遇河冰冻合，辄调官军往戍，岁复一岁，秪为烦劳。乞将巡检司改设一卫，拓其城垣，修其墩隘，分兵屯守，庶几兵政有备，边境永安。”事实上，此事早在去年就讨论过了。兵部认可其议，出榜招募。六个月后，募得“军余民壮愿自效者”4200人，每人得布2匹，月给粮4斗。²⁵

总体而言，明军在北境防线西北段的防务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君臣之间累次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这是15世纪初以来还未出现的局面。据边报，阿台与朵儿只伯等长期游弋于宁夏附近，乘间侵扰。事态发展令人错愕，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右侍郎邝埜竟锒铛入狱。英宗皇帝责之曰：“边情紧急如此，尔等何故迟延不议？欺朕年幼邪？”但作者怀疑这是否是英宗皇帝的本意，毕竟当时他才9岁。

英国公张辅与其他侯爵、五府、六部官员重新集议边备之事。最后，他们共同认为：“甘肃、延绥、大同、宣府，各边俱有镇守总兵等官，师旅不为不多，烽堠不为不备。然而残虏得为寇者，以守将提督之不严尔。欲便命将出师，则贼寇出没不常，初无巢穴可捣。为今之计，宜令各处镇守等官尽心措置，毋踵前为，遇贼剿除，不限分守。仍令蒋贵、赵安各率精骑时于贼人出没地方巡哨，遇贼追杀，毋纵入境。官军有功，计劳受赏，畏缩失机，量情行辟。其延绥地方旷远，都指挥王永所领兵少，乞将山西在京操备官军内摘2000人，举智勇都指挥一员管领，前去同永守备。其在京旧选官军四万，令成国公朱勇训练，以备有警。”英宗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又数日，英宗皇帝敕甘肃总兵官蒋贵、宁夏总兵官史昭、大同总兵官方政等曰：“即今冬寒，草枯马瘠。正残虏授首之时，机不可失。尔贵其率兵趋宁夏，尔昭其与贵会合出兵。尔政其率兵出境巡哨，为贵等声援。尔等先议出师之期，道里所由，并剿贼方略，密疏以闻。境外机宜，惟卿等所便，朕不遥制。”

至于其他地方各级将校军官，虽然他们会因为违反纪律受到朝廷批评，但法不责众，他们通常不会因此受到过多指控。奉命行事、埋头苦干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甘肃左副总兵都督任礼试图于春季发动剿捕敌人的攻势，但“贼人巢穴无常，莫知所止”，于是他请求朝廷暂且释放还在狱中的刘广以为向导，因为刘广长期在前线供职，熟知敌情。但英宗皇帝认为刘广“纵贼出入，罪当诛夷，不可释”，令任礼重新于甘肃官军中选得替之人。²⁶

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437年2月1日），成国公朱勇^[8]奏称：“夷狄桀黠，从古为然。近闻瓦剌脱欢与朵儿只伯互相仇杀，势不俱立。臣恐其并吞之，余势益强大。乞敕各边广其储积，以备不虞。”英宗皇帝是其议，命严饬边防战备。²⁷

且不问边报是否准确反映敌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朵儿只伯对宁夏的攻势日益凌厉。“达贼”多在庄浪、兰县及宁夏山后潜藏出没，时常纠合入寇宁夏，因此总兵官史昭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英宗皇帝一面以京畿卫所调拨宁夏协防，另一方面又令大同总兵官方政、都指挥杨洪率兵两万，都督蒋贵、甘肃右副总兵都督赵安亦从凉州出发，率兵前往与宁夏方面都督佥事丁信会合，出击清剿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队。这支部队预计将于两个月后与阿台、朵儿只伯的军队爆发一场全面生死战。明军的战略是，以凉州、宁夏方面的部队发动进攻，而以大同之兵填充两方因出击而造成的防守兵力真空。而弥补大同方面兵力缺失的是来自京畿的部队，因在大同边境的阿鲁台残部仍非常活跃。²⁸那么，这一切的最终结局又如何？

正统二年（1437年）二月，瓦剌脱欢的使臣阿都赤等陛辞时，英宗皇帝告诉他们，明军即将对阿台、朵儿只伯发动大规模攻势。为防止误伤使节，朝廷会派兵护送使臣出境，并请使臣转达顺宁王脱欢，如两军夹攻阿台、朵儿只伯时相遇，令“两无相犯”。²⁹

三月，蒋贵来报：“先因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在宁夏山后潜住，上命臣等探其情实，与宁夏会兵剿杀。臣等累遣夜不收分途出境，直至宁夏贺兰山后，探知贼营移往东北。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遣夜不收谷聪言生擒达贼阿台部下同知马哈木，审知阿台等欲往亦集乃去。臣等议欲整搠军马，遇有声息，不分界地即往，相机剿杀，互相策应。”英宗皇帝命其小心行事，“尽心竭力，奋忠贾勇，以建大功”。³⁰

或许出于对他族的防范，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向朝廷奏报另外一个问题，即希望西安左卫等番、鞑官军通过调除的途径移居内地河南，分守南阳等偏远州郡。但朝廷对此事持谨慎态度。英宗皇帝告诉郑铭：“朕以此徒狼子野心，非可以仁义诱化，亦非可以法度制驭。若轻迁动，必然生疑。敕至，尔等再议可否。仍密切察听，如果各安生业，恒令管束官员关防抚恤。其或有强梁生事，决不可容者，具奏来闻。”³¹复杂的多元民族矛盾一直是明朝西北地区常见的问题，因此，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在被释放出狱后，又重新被朝廷派往陕西、甘肃处理这些矛盾。临行时，英宗皇帝嘱托道：“陕西多夷人杂处，军中奸诈亦多，交引漏泄，故边境虚实动静，贼皆知之，得以纵横出没。卿其会议，寄居鞑靼、西蕃诸人当发遣者，如例徙之江南，以杜其患，当留者亦宜严关防、申禁令，使不得肆其奸。”³²

蒋贵声势浩大的进攻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明军却因此陷入后勤补给困难的窘境中。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向朝廷奏报：“都督蒋贵等奉敕征虏兵，至鱼海子逗遛弥月而还，虚糜馈饷。今夏旱，无麦，禾亦未植，第恐边储不继。乞敕总兵镇守等官，度事势缓急，储蓄多寡，或选兵守御，或去冗省费，养威蓄锐，以图后举。”英宗皇帝命王骥、任礼等前往合计陈镒所奏之事。随后，朝廷又令陈镒往宁夏、延绥等处遍历，协助史昭等处理当地大小政务。

很显然，蒋贵这次失败的远征令人大失所望。与他们大肆宣传相反的是现实中并没有反馈对等的战果。都御史等上疏弹劾蒋贵等人，理由是蒋贵等“怀奸失机”。王骥等奉命前往执行军法，将做出重大失误决策的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安敬斩首以徇。³³

六月初六，宁夏总兵官右都督史昭奏报：五月十六日，“胡寇五千余骑犯唐来渠，退驻三塔墩，剽掠马牛三千有奇。署都指挥施云，指挥刘理、戴全领兵哨备，玩寇不追，请治其罪”。但朝廷方面认为这一切罪责应归咎于史昭。英宗皇帝道：“昭等拥重兵，而达贼入境，不自追剿，乃归咎偏、禆以掩过，总兵、参赞所掌何事！”兵部左侍郎邝埜、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等纷纷上疏弹劾史昭，英宗皇帝命朝臣集议此事。³⁴

我们前面问，这场征讨阿台、朵儿只伯的声势浩大的战役，结果怎么样？从这一系列事件看，怕是出师未捷即崩溃了。明军甚至没有真正与阿台、朵儿只伯交锋过，遑论战果。正统二年（1437年）六月初八，英宗皇帝敕谕史昭，总结此次征伐的全过程。敕曰：

去冬，达贼匿宁夏山后，草枯马瘠，正殄灭之时也。朕屡敕尔等及都督蒋贵、赵安合兵剿之，尔等不遵朝廷之命，欲自为功。适贵进兵，而尔报云贼往亦集乃去，致贵趑趄不进。及了贼起营，驰报则缓不及事矣。尔等虽云领兵追剿，去贼仅一二程，乃畏缩不前，使贼得遁，失此事机。今贼又犯唐来渠，纵横劫掠，实尔等之咎。欲诿之于下，可乎？廷臣论尔等罪不可宥，其洗心涤虑，图以自赎，否则，以军法处之无赦。

史昭是安徽合肥人，同样行伍出身。他的从军生涯漫长而给人深刻印象。由于英宗皇帝的斥责，朝廷处罚了一系列措置失当的将官。其中，史昭就由宁夏总兵官右都督降为都督佥事，仍充总兵官。英宗皇帝还警告他们，如能立功，则官复原职，如再失机，则必置以军法。³⁵

接下来，事情朝我们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阿台、朵儿只伯竟遣使来朝纳款！³⁶难道这是那场一塌糊涂的战役所取得的战果吗？以作者愚见，这显然不太可能。更大的可能是，阿台和朵儿只伯的部队面临饥寒交迫的威胁，抑或受到瓦剌军队的威胁。总之，在七月初使臣阿鲁陛辞时，明廷仍慷慨地赐予阿台、朵儿只伯彩币等物。³⁷

然而，在使臣来京的同时，袭击却仍在继续。任礼奏称：“达贼寇庄浪，都指挥魏荣等率兵却之，生擒贼首朵儿只伯侄把秃孛罗”。英宗皇帝下令论功迁赏。这似乎表明，阿台、朵儿只伯阵营内部在明朝问题上存在分歧，抑或因所部过于分散，把秃孛罗方面尚不知阿台等与明廷媾和之事。

使臣阿鲁陛辞时，英宗皇帝还修书一封与阿台等人。信文如下：

尔等自和宁王没后，妻子老稚，不得宁处。近者，屡于边堡劫掠，盖饥寒切身，不得已故也。朕屡敕边将，不令出兵加害，又令兵部揭榜，宥尔等前罪，悉听自新。尔等今遣使臣来京，览其所奏，具见尔意，良用嘉悦。尔今欲求边方居住，乞粮接济，此诚改过迁善之意，转祸为福之机也。兹特遣指挥岳谦等，谕朕至意。尔等宜集众审处得当，遣大头目或亲信子弟来朝面议，朕即与封爵，任尔择近边利便处，居住耕牧，打围飞放，得以保全部属，作我外藩，实朕本心，亦尔之大利也。朕之此心，坚如金石，通于神明，尔更勿致疑，失此机会。若今东南海外诸番，国王与九夷、八蛮、酋长莫不归心向化，遣人朝贡，朝廷重加恩赉，令各安其所。即如昔时，和宁王阿鲁台至诚归顺，亦近我边北方居住，钤束部伍，不相侵犯，遣人朝贡，相与和好，恩待之礼，始终不替于时。尔等皆其部下，岂不知之？今既使臣往来相通，尔宜严加约束，更不令复来边境侵扰，则天心悦鉴，不惟多人受福，且俾尔子孙及部属人民，俱得永膺富贵，安享太平之福矣！³⁸

瓦剌对阿台和朵儿只伯形成的压力，显然也是他们对明朝称臣纳贡的原因之一。泰宁卫都督拙赤曾奏：“顺宁王脱欢遣部属剿杀阿台。”但朝廷对这一说法表示存疑。为防其诈，英宗皇帝还是令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延安、绥德等处总兵官用心哨备。³⁹

八月十四日，瓦剌脱欢遣都指挥佥事阿都赤等267人来朝进贡驼马等物，英宗皇帝命赐宴款待来使。正巧于次日，朵儿只伯的使臣阿蓝火者陛辞，英宗皇帝赐之彩缎等物，又敕谕之曰：

尔等比遣殿中阿鲁奏，欲率众来归，复遣知院伯（阿）蓝火者贡马，具见诚敬。数年来，尔等屡寇我边，朕宥不问。今瓦剌顺宁王脱欢，及哈密河州赤斤、罕东并兀良哈等处俱遣使奏请合兵征讨。朕以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不忍加兵以毒尔众。尔果来归，听就近边，视水草便利处居牧，永享太平。若仍不悛，朕将从瓦剌等所请，尔悔不及矣！⁴⁰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史料记述中阿台的名字不见了，似乎明廷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并没有）。第二，朵儿只伯改变了其以往的政策，决定向明朝称臣纳贡，显然与他从甘肃到辽东处处捅马蜂窝的行为有关。他的四处剽掠引起群愤，而瓦剌又是其强大的对手。因此，朵儿只伯希望能够寻求明廷的庇佑，而明廷自然也乐见其成。于是，明廷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一心备战的姿态，恢复到宣德时期不插手草原诸部矛盾，充当居间调停者的位置。

但是，我们知道，明朝这些充满道德说教的措辞，充其量不过是在粉饰太平，掩盖早已纷纷扰扰的边防局势。宏观上来看^[9]，九月，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奉敕前往甘肃，与边将们集议平虏方略。其略为：“兵贵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处，则贼来或东或西，我军疲于奔命。宜分兵四处，各命将臣分领守御，自庄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黄河，东北抵宁夏界，以属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镇番，南抵古浪，东北至板井，以属都督赵安；自甘州东过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胭脂堡，西至深沟垒，以属都督任礼；自肃州东接深沟，东北抵镇夷，西抵嘉峪，北抵天仓，以属都督蒋贵。俾其各守地方，训练士卒。贼至则各自拒御，去勿穷追。如贼大举入寇，则互相应援，并力截杀。如此则内外有备，将士齐心，军无奔走之劳，民省转输之苦。”朝廷认可了这一方略，命诸将尽快实施。⁴¹

微观上看，如肃州内部，仍有将帅龃龉不和的情况出现。肃州都指挥胡麒原为镇守肃州都督王贵麾下部将，后因功迁至都指挥一职。王贵妒忌其升迁过快，于是处处刁难他。据《明实录》载，王贵“尝出城迎敕，闻但敕麒，遂勒骑回，竟不赴拜”，又“有所部镇抚以事如京，贵附百金于京官，谋所以倾麒”。胡麒因边报，急命城门不得早启，王贵以令非己出，杖责守门者，说：“城中产畜如许，欲馁死邪？”乃悉纵民出牧。虏卒至，尽为掩取去。王贵还曾藏匿降胡4人，及虏犯边，令降者为向导追之。降者反而降虏，引导虏大肆杀掠。士卒死者，不可胜数。镇守佥都御史曹翼等弹劾王贵，朝廷命将王贵押解京师，问罪当斩。但英宗皇帝念其“效力边圉日久”，决定赦免他。但是，明廷以西宁卫都指挥陈斌取代王贵的决定显得非常奇怪：陈斌本人在西宁也卷入了将帅内斗的矛盾旋涡中，而兵部认为陈斌其人“奸宄不忠”，请求将之调离西宁卫，故而将其调往肃州。^42[10]

此后，政策再次毫无理由地出现戏剧性反转。明廷再次动员军队剿捕阿台和朵儿只伯。在朝廷的命令中，中军左都督任礼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左军右都督蒋贵充左副总兵；左军都督同知赵安充右副总兵；兵部左侍郎柴车，右佥都御史曹翼、罗亨信等一起率军出征，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又以都督李安、侍郎徐晞等居守甘肃，并敕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监察御史郭智选精锐士卒交付参将丁信统领，以俟调遣。英宗皇帝同时敕谕王骥，命他全权掌握前方军情，临时作出区处。其敕曰：“卿监督诸军，剪除残寇。凡百机务，悉听便宜处置。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事得专制，然后奏闻。”⁴³

从这一政策转变中，我们可以至少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朝廷现在显然已经肯定阿台没有死。其二，是什么原因驱使明朝发动战争？实际上这很难猜测，因为当初阿台和朵儿只伯的称臣纳贡应当是真心的，并非权宜之计。果真如此，那么变化的原因很可能就出在朝廷方面。我们可以设想，假定明廷只是因阿台、朵儿只伯袭击肃州一事感到恼火，那么它的惯常举动应该是对他们进行斥责，并警告说如不停止这种行为，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因此我们猜测，明廷高层可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权力变动，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好战的太监王振一手策划的。台阁三杨就曾经批判王振的本性。特别是在此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役中，王振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了这个特点。而此时，正统二年（1437年），王振尚未一家独大，9岁的英宗皇帝还在宫廷、朝堂权贵势力明争暗斗的夹缝中生存。尽管有上述部署，但战争最终没有爆发。

十月二十五日，甘肃参赞军务佥都御史罗亨信曾上疏总结此前蒋贵带兵出征而被劾一事。他说：“比奉敕，同都督蒋贵、赵安等领军，会宁夏军马搜捕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军士莫不用命，踊跃争奋，使为将者能出奇画策，协力同心，一鼓而进，贼必成禽。而贵等乃驻师鱼海，逗遛不发，臣苦口力劝，彼此龃龉，延缓十日，竟尔空还。”基于这种失败的教训，罗亨信进一步谈道：“今水冻草枯，兵难再出，宜且休师，多遣间谍探贼所在。俟来春和暖，乞专命智勇谋略总兵官一员，量调原分四处精兵，约会宁夏军马，仍从鱼海出境，如此则残贼可灭，边方宁谧矣。如或仍前委任不专，彼此抗衡，则贼徒无授首之期，边民无息肩之日。”英宗皇帝深可其奏，命传抄与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及甘肃等处总兵官等。⁴⁴

蒋贵的实际情况，是否如罗亨信所说的无勇无谋，不能“出奇画策，协力同心”？很显然，罗亨信恐怕有曲解之嫌。如果我们从蒋贵的神道碑、墓志铭的传记材料看，会发现蒋贵实际上是一名才华横溢、久经沙场的老将。我们且节选其《定西侯赠泾国公谥武勇蒋贵神道碑》中与此事相关的一段作为示例：

正统改元，召还，升右都督。时西戎伪王阿台等寇甘凉，边将屡失利，命公佩平虏将军印，率京营五千骑征剿。凡陕西及甘、肃、凉州等处官军，悉听节制。兵至镇番，出鱼儿海子哨还。时虏酋把秃孛罗率众犯庄浪，公命将御之，生缚孛罗等百人。又谍报阿台屯伏河西，遂蹑踪倍道至乱山，奋勇冲入，且追且杀。至石城泉，斩首二百余，尽获其马驼衣械。虏有逃奴来言：“阿台府在。”公议即往，副将李安沮之，公拔剑厉声曰：“汝任边寄肉食且数年，坐视其纵横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挠我师！敢复谏者死！”乃策马前驰见贼，遂整阵而前，生擒男妇数十人送营。谍复知其不远，令军士疾走至兀鲁，猝见虏牧马，遂约冲马群，以鞭击箭櫜声惊之，马尽佚。虏既失马，皆挽弓步战不决，即令众跃马挥刀齐入，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内擒一胡译，审自石城泉败衄，止余八百精勇者。公得其情，乃分为犄角势列五百骑为左右翼，纵百骑登高峻疑之。既遇贼夹击战逾九十里，阿台亦窘死，西土遂宁。

阿台固然没有死，但从《神道碑》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役实际上也有其胜处，而蒋贵在其中功不可没。⁴⁵

那么，我们能否设法将《神道碑》所载的内容与罗亨信的弹劾内容协调起来呢？恐怕不能。神道碑、墓志铭这类文体，是将死者生平公开展示给所有能够看到的人，镂之金石，传之后代。因此，这类文体往往会丰富和夸大死者生前的个人形象，但它不可能完全无中生有。《明史·蒋贵传》中提到了蒋贵因鱼海子一役而受到朝廷指责，而《神道碑》中却未提到这一点。^[11]而传中又提到，蒋贵因为被指责而感到羞愧，决心弥补这一损失。当其时，“朵儿只伯惧罪，连遣使入贡，敌势稍弱”，蒋贵借机出兵，于石城大破敌军。此后，蒋贵“闻朵儿只伯依阿台于兀鲁乃地”，遂领兵2500人前往突袭。副将李安试图阻止他，蒋贵大喝：“敢阻军者死！”最后，蒋贵率军“疾驰三日夜”，赶到敌营，驱赶其马匹，杀败敌军。随后，他分军为两翼，追赶敌人80余里，“阿台与朵儿只伯以数骑远遁，西边悉平”。这些记载与《神道碑》同。⁴⁶

蒋贵对阿台、朵儿只伯的进攻，与彼时的和平形势相悖。然而，蒋贵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或指责。不过，蒋贵肃清阿台、朵儿只伯的另一负面效果是，瓦剌方面得以借机向东扩张。朝廷告诫宣府总兵官谭广务要作好应对瓦剌的准备。英宗皇帝敕谕之曰：“比闻瓦剌脱欢聚兵饮马河，又遣人交通兀良哈、女直诸部。今虽遣使来庭，然虏情谲诈，终不可测，万一猝来犯边入境，不知卿等所恃以待之者何策？所用以御之者何人？以战以守，必有成算，一一条陈告朕，庶见卿等方略。”

***

阿台和朵儿只伯的势力退去之后，瓦剌人将成为明朝接下来20多年在漠北草原的主要对手。正如前述，明廷收到情报称瓦剌聚兵饮马河，与兀良哈、女真诸部秘密交结，其情叵测，为此，英宗皇帝命都督陈怀、谭广、李谦、王彧集议应对这一威胁的对策。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十三日，他们向朝廷奏报策略：“胡寇出没不测，难以常法取胜。自古御之，惟守为上策。宜于沿边要害，各置军马，而聚兵以守总会。仍遣智勇头目，不时巡行，遇贼入寇，彼寡我众，则相机剿杀，彼众我寡，则坚壁清野。遣间谍探之于未来，出轻兵蹑之于已去，如此则贼来无所得，去有追袭之虞，而边患可少弭矣。”英宗皇帝是其议，命之严饬边防，切勿疏忽。⁴⁷

在明军的北境防线中，防守最为薄弱的地段位于陕西的延安至绥德一线，其北面则为鄂尔多斯草原，西临宁夏，东至大同。十一月十五日，英宗皇帝提醒镇守延安绥德都指挥同知王祯曰：“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奏，了见鞑贼约三千骑，自东而西，意者兀良哈三卫贼徒，欲往延绥一路劫掠。又指挥岳谦使残虏阿台、朵儿只伯处还，言此贼探知甘肃有备，亦欲来延绥、宁夏一路侵扰。卿等其整饬军马，昼夜戒严，贼至多方剿杀，毋或怠误。”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438年1月15日），英宗皇帝又敕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等曰：“镇守延绥都指挥同知王祯，械所俘贼徒朵罗歹等三人至京，言兀良哈、朵颜、福余等卫部落约四五百骑，先屯东胜地方，恐大同军马截杀，欲引还，及获我边军，询知总兵官皆畏懦无为，乃敢长驱而西。既而祯又报，贼复寇榆林庄及桃园墩，被官军追杀遁去。朕虑此贼，不逞于西，必窥伺于东，卿其严督哨备，多方剿除。若拥兵坐视，而不能为边境有无，信如贼所谓畏懦无为者矣。卿尚勉之，苟立懋功，不吝厚赏。”⁴⁸

我们看到，就在漠北草原对明军边防的威胁愈加升级时，宫闱和朝廷的意见是通过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圣意”传达出来的。这些意见化为皇帝旨意，加盖玺印，而太皇太后、阁臣和宦官在其中各提出怎样的意见我们却无从得知。想来，如果这一切皆非幕后操作，而置诸当面，那么明廷中的党争可能会稍为削弱。

被击溃的兀良哈寇在东返途中遭遇游击将军杨洪率领的明军的截击，明军斩获无数。杨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明军将领，备受朝廷宠幸。其先太原人，北宋名将杨业之后，其后一支迁至六合县，因此到杨洪的曾祖父辈时，杨家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六合人。其祖父杨政从龙起义，官至汉中卫百户，其父杨璟袭职，后战死。永乐初，杨洪袭父职，远戍开平。永乐皇帝亲征时，杨洪随御驾至饮马河，“首入贼阵，获其人口、马驼以献”，永乐皇帝夸他乃国朝“将才”。⁴⁹此后，杨洪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直到现在我们谈到他对兀良哈寇的伏击，也取得成功。他的事迹后面我们还会叙述到。

因为王祯、杨洪的前呼后应，兀良哈寇被彻底击溃。朝廷褒扬他们，英宗皇帝甚至以此为例，敕谕谭广、陈怀曰：“顷者，都指挥佥事杨洪击败鞑贼于西凉亭，俘其人畜、器械，盖此贼即前日寇延绥一路者，屡为都指挥王祯所败，遁还而洪复败之。然此贼尝越东胜而西，去尔等所驻甚迩，亦既知之，而不能奋勇扑灭，视洪等不有愧耶？继自今其各勉图尽职，否则责有所归。”⁵⁰

正统三年（1438年）初，瓦剌使臣再度来朝进贡。他们从大同入境，朝廷只令正使三五人赴京，其所贡马驼亦遣人代送，其余随从则只住在大同等候。不过，朝廷仍同意留在大同的随从们在不滋扰当地社会的前提下，得以与民众任便交易。同时，朝廷赐予使臣们彩缎800匹，作为对瓦剌方面贡马的回应。赴京的瓦剌使臣速丹等转达脱欢的请求，他希望明军能与瓦剌一起夹击阿台和朵儿只伯。但朝廷对脱欢的建议半信半疑，既不肯定，也未否定。与此同时，英宗皇帝却敕谕谭广等严加戒备，防止瓦剌以此为名，借机犯边。⁵¹

另一方面，杨洪率领的明军却节节获胜。福余等卫酋长阿鲁歹等纠集500余骑，从葭州渡河肆掠，返至西凉亭，又遭游击将军杨洪截杀，生擒百户乞里麻等3人，斩杀6人，所夺女子、马驴骡、衣服、器械等尽数被明军夺回。朝廷命将所俘乞里麻等人当着兀良哈使臣的面斩首示众，同时于喜峰口外枭首以震慑敌军。⁵²

数日后，朝廷遣指挥陈友等携带敕书，随瓦剌使臣往顺宁王脱欢处宣敕。其敕曰：

尔累遣使臣知院察占、国公兀思答阿里等远来朝贡，具悉尔之勤诚。往者，阿台、朵儿只伯犯边，为我边臣剿获其亲属人等，悔过祈恩，朕已许其效顺。今尔复请兴兵夹击，朕以大信不可失，远道难预期，行止听尔自便。但宜戒饬部属，毋使近边，以坚和好。⁵³

同时，英宗皇帝又敕谕兀良哈、福余等卫都指挥等人，警告说：“尔等不思累朝恩宠，却纵部属人等来扰我边疆……在廷文武群臣咸请发兵征剿。朕曲全尔生，姑令遣敕谕，意尔等能将为首者擒赴来京，及还我所掠，庶赎尔愆。毋尚不悛，以重后悔。”⁵⁴

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明军在正统三年（1438年）夏初竟独自对阿台、朵儿只伯所部发起进攻，甚至没有与瓦剌联手。行在兵部尚书王骥与总兵官蒋贵、史昭等组织了这次行动。二月二十七日，朝廷同意王骥等出兵，四月初二，前方即传来捷报。据王骥奏：“臣同总兵官都督任礼、蒋贵击败胡虏朵儿只伯于石城。残虏食尽，窜于兀鲁乃地依阿台。贵将轻骑二千五百人出镇夷，间道兼行三日夜。及之，虏众迎拒，指挥毛哈剌奋入其阵，诸将率麾下乘之，执其伪左丞脱罗及部属百人，斩首三百有奇，逐杀八十余里，获金银牌六面，玺印二颗，马骡驼牛四百有余，兵甲、衣裘称是。阿台与朵儿只伯以数骑遁。是日，礼兵至梧桐林，执伪枢密同知、院判、佥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执伪万户二人，云朵儿只伯窜野狐心。礼令为乡道，将二千骑追袭五百余里，至黑泉而还。伪平章阿的干招其余党来降，右副总兵都督赵安等出昌宁至刁力沟，执伪右丞都达鲁花赤等三十人，及马驼、械器。盖兵出沙漠，千有余里，东西夹击，虏众几尽，边境用宁。谨遣署都指挥佥事马亮，指挥佥事马能奏捷。”毋庸置疑，明廷大加迁赏参战的将领。⁵⁵

九月二十六日，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上言，据从瓦剌回来的都指挥康能称，阿台、朵儿只伯等已被瓦剌脱脱不花王所杀，西北方面得以平静。那么，此前大量调集到宣府、大同、延绥、甘肃一带的明军，就需要各自撤回驻地休养生息，同时也可以减轻前线的后勤补给压力。⁵⁶而让我们重新聚焦到几个月前，兀良哈寇被杨洪等杀败一阵后，重新来朝纳贡。泰宁卫指挥伯都、福余卫指挥哈孩来朝时，英宗皇帝敕谕他们道：“尔等远处东陲，奉公守法，保境恤下，于兹有年。朕屡敕边将，不许令人需索，听尔等自在放牧。不期尔处人马数犯边疆。朕初以为部属无知，及边将擒获解京，询其所由，悉尔等同恶相济。在廷文武群臣皆欲举兵征剿，朕虑大军一出，未免伤及无辜，心所不忍。已尝遣敕往谕朕意。今尔等遣指挥伯都、哈孩等朝贡，具奏作歹之人远遁不服，此似饰非难信。兹因伯都、哈孩等回，再遣敕往谕尔等，宜深念朝廷大恩，即将犯边贼首擒获解京，以正国法。否则，命将问罪，虽欲追悔，不可及矣。尔等其审思之。”⁵⁷至是，兀良哈诸部的短暂作乱结束了，它们对明朝边防所起的威胁不过一点儿涟漪。真正的威胁，仍然弥散在大草原。

***

取得全面胜利的明朝是时候该与瓦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了，后者现在是漠北草原的主宰势力。故此，正统四年（1439年）正月，英宗皇帝遣使赍敕，随瓦剌使臣回见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在这里，英宗皇帝称脱脱不花为“达达可汗”^[12]，并一如既往地采用溢美之词赞扬天地的“好生之德”及明朝无上的正统地位。随后，信中又详细地罗列了剿捕阿台、朵儿只伯时所获各色金珠宝玉、牛羊马驼及所属将臣。最后，英宗皇帝再次表达“使命往来，讲好修睦”的意愿，并赐其织金四爪蟒龙膝襕八宝衣等物，其下文武俱给赏赐。作为回馈，是年冬，瓦剌亦遣人贡马3725匹，驼13只，貂鼠皮3400张，银鼠皮300张。⁵⁸

也正是在这年前后，瓦剌人强有力的领导脱欢寿终正寝了。他的长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也先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在接下来的年份中，他将倾其所能建立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并因此成为明廷迄今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必须被放置在草原和中原均出现人口大规模增长的背景下进行观察解读。显然，边地人口密度的增加暗示了未来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及其规模。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即瓦剌方面的朝贡规模逐步扩大，瓦剌人对来自明朝的商品，特别是通过边关自由市榷的需求不断扩大。正统七年（1442年）正月，英宗皇帝在给边将石亨的敕文中就对这种现象有过抱怨^[13]：“往者，瓦剌遣使来朝，多不满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动以千计，此外又有交易之人。朕虑边境道路军民供给劳费，已令都指挥陈友等赍敕往谕瓦剌，令自今差遣使臣，多不许过三百人，庶几彼此两便。此后如来者尚多，尔等止遵定数，容其入关，余令先回，或令于猫儿庄（位于独石西南、大同北部，明军在大草原上的一个季节性哨所）俟候使臣同回，从彼自便。”数日后，瓦剌使臣还在大同驿站殴打明军士兵，寻衅滋事，英宗皇帝对此感到非常恼怒。他敕谕也先曰：“来使有于大同驿伤残服役军人陆弘得肢体者。又四人于驿前迫狎妇女，遂伤百户晏昱之母。有司俱请治罪，朕以太师所遣人，曲贷之，令脱思木哈等率去，听太师自治。后此遣人，必须严切戒饬，毋因小衅，以伤和好。”⁵⁹

在与明廷和谐相处的同时，瓦剌却试图对其他地方施加压力。嘉峪关以西，是丝路通向的广大西域地区，这些地区并未为明廷直接进行行政管理，但明廷往往通过“羁縻卫所”，来构成明军防御的最前沿。嘉峪关以西500公里，是哈密，又以西350公里，是吐鲁番。再往西，由于远离明廷中枢，明军在此的防御部署就极为稀少了。哈密东南300公里，嘉峪关以西300公里的沙州卫，离明廷实际行政管辖的地区就很近，但它属于羁縻卫所。

由于上述地缘关系，沙州卫一旦陷入困境，则意味着明军的边防线受到威胁。正统七年（1442年）八月，针对此前沙州卫掌卫事都督困即来对瓦剌骚扰事件的上奏，英宗皇帝回敕困即来道：“比者，尔等言哈密援引瓦剌人求索物件，及踏看道路，已力拒不与。尔之忠诚，朕深嘉悦。盖尔等臣事朝廷，已历四朝，继自今务坚此心，如复有人邪言扇诱，慎勿听信，则上天鉴祐，永远享福。尔虑瓦剌今冬或来劫掠，欲修赤斤城以为备御，又言赤斤是且旺失加地方，虑有争竞，乞修尔沙州境内苦峪旧城。朕已敕总兵镇守官遣官军前来修理，汝可熟计。若尔与且旺失加等两相和好，久后无争，欲修赤斤城，即从修理；如以苦峪城为便，即修苦峪城。计定当即兴工，时将寒冻，不可缓也。尔等亦须起集军马，协力修筑，远出哨了，不可怠忽。”同时，英宗皇帝又敕赤斤蒙古卫都督佥事且旺失加：“沙州卫虑瓦剌劫掠，乞修赤斤城以为保障。朕已敕困即来计议之矣。如尔等与其和睦，即听修理，遇急同住。或有相碍，尔亦明白声说，令只修理沙州旧苦峪城。务要两相利便，共图长远。已敕遣去官军，不许扰害，尔亦宜戒饬部属，无或生事，自取罪愆。”⁶⁰

然而，且旺失加因为担心瓦剌来袭而希望迁居肃州，英宗皇帝不得不安抚他们：“比闻尔等虑瓦剌劫掠，欲迁居肃州也恪卜剌白城山地。朕思尔世守赤斤地方，人口众大，岂可迁动，自虚其地，为人所窥？尔等宜整搠军马，严饬部伍昼夜哨探，果有声息，即星驰遣人飞报总兵镇守官统军策应，相机擒灭。已敕总兵镇守官令人常于境外巡哨，尔等安居乐处，毋为深虑。”⁶¹

明廷试图组织沙州卫与赤斤蒙古卫一同对抗瓦剌，但二卫之间几难结盟。困即来称，赤斤蒙古卫指挥鉴可者劫掠其牛马。朝廷命甘肃总兵官转告且旺失加，要依价格赔偿。结果可想而知，沙州卫最终只能修苦峪旧城，而明廷没有允许赤斤蒙古卫修建赤斤城的请求。⁶²

由于明廷拒绝且旺失加举卫迁徙至也恪卜剌的建议，他对瓦剌来袭的忧虑与日俱增。于是，他又进一步向朝廷请求能在也恪卜剌山中修建寺庙，并致书总兵官任礼，请求拨给颜料、工匠等。任礼却认为，“夷虏异类，若许其建寺，彼必移居之矣，恐遗后患”，而英宗皇帝也认可任礼的建议，再次拒绝且旺失加的请求。⁶³

确保丝路（彼时当然还未有“丝绸之路”这一专业术语）保持开放和安全，对明廷来说是个令人头疼、永无休止的问题。明军需要时常应对来自瓦剌的威胁，以及处理与各个位于绿洲的“卫所”之间的关系。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朝廷敕谕沙州卫都督困即来等曰：“朝贡使臣及买卖回回，道经哈密来甘肃者，多被尔处人民劫杀。此事未知虚实，或尔部下所为，尔所不知。今使臣回经过尔处，尔等须戒约部属，以礼相待，护令出境，勿纵小人抢劫，自启衅端。”⁶⁴

而早在去岁寒冬之时，位于沙州东南部的罕东卫就已经率人马至哈密城外，俘虏其居民、僧道百余人，获马匹、牛羊无数。哈密、罕东都是明朝的羁縻卫所，承认明朝的宗主地位。哈密遣人至罕东取索，但罕东卫拒绝了哈密的要求。哈密不得不向明廷告状，而明廷则指令罕东卫都指挥等人尽快归还哈密卫人畜等物，避免伤及邻好，又敕哈密“与尔（罕东）消释旧怨，不许怀忿互相侵犯”。⁶⁵

祸事接踵而至，且旺失加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早在正统五年时（1440年），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曾向明朝求医治母疾，明廷也派遣医官哈先偕要前往，并敕令沙州卫困即来、赤斤卫且旺失加遣人护送。沙州卫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但赤斤卫却有将官于“沙州地界肆为寇盗，邀劫往来使臣”。不仅如此，他们还诈称自己是“沙州头目”，意欲嫁祸沙州卫。英宗皇帝对此大加斥责，他对且旺失加说道：“朝廷建立卫分，授尔官职，正欲管辖一方之众。而尔等自为不道，尚安望其钤束下人，使之安分乎？传闻之言，事或失实，朕已悉置不问。自今宜恪业勤诚，恭承朝命，毋蹈前非，庶几享福于悠久。”⁶⁶

还有更多麻烦事需要明朝来处理。正统七年（1442年）七月，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奏称，他近来派遣头目亦剌马丹送礼给赤斤蒙古卫都督佥事且旺失加，试图与之缔结婚约，不料至中途，被其下属都指挥可儿即男写令掳掠牛羊马驴。明廷敕令写令归还所掠财物。倒瓦答失里还试图与瓦剌的也先太师缔结婚约，同时希望明廷能赞助他修筑佛寺以报答父母恩情。为此，明廷赐其纻丝彩绢及颜料等物。⁶⁷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在以明朝为中心的“天下”中，明廷必须时刻密切注视着周边势力的敌对或友好的各种状态，并在其中当好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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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京师更近的地方——大同，瓦剌使臣的越轨行为令明廷不满，明廷要求其纠正做法。此前，明廷曾要求大同方面，将入境的瓦剌使臣人数限制在300人左右，而如何具体执行，却成了边将们头疼的问题。九月，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参将都指挥同知石亨，户部右侍郎沈固等上奏建议：“比奉旨：瓦剌朝贡使臣入关者，毋得逾三百人，余悉留猫儿庄，以俟使臣同回。兹者，瓦剌使臣朝贡在迩，切虑夷人不识王化，带来从人必多，苟执法拒之，必生嫌隙而起衅端。臣等集议，其使臣三百名之外，余者亦令入关，宴待糗粮如例。第人不给车辆，马不支刍料，如此则骑负者必致羸败，控引者亦多瘠损，鬻之则价不登，存之则料不敷，原直有亏，贪心必戢，下年来使，自能减少。况今春使回，调军远送，彼乃不知感恩奉法，敢于中途困辱我军。乞自今使臣回还，止送至播儿庄，量给酒食糗粮，听其自去，著为定例，庶免途中不虞之患。”英宗皇帝回敕称：“去岁曾遣敕与脱脱不花王及也先，言不可多遣人来。今若一概又纵入关，尔后何以示信？敕至，若彼使臣至境，尔等即与太监郭敬会议，审度事情。或敬同石亨量带精锐官军，前去接取，就与都指挥陈友等筹议。先令要紧之人暂于猫儿庄以里牧放，遣人星驰具奏处置。仍须用心照管，毋令失所。盖彼夷人不知礼法，必须善谕晓之，使不惊疑。尤须整饬我军，严切堤备，及防外盗侵扰。此待夷重务，朕一委付尔等，宜熟思审处，用副重托。”⁶⁸

不过，数日后，明廷就撤销了前述敕令。英宗皇帝敕谕瓦剌使臣卯失剌孛端曰：“尔等敬天道，尊朝廷，不远数千里，奉使来朝，朕深嘉悦。已遣内官林寿及敕缘边镇守总兵等官，如例馆待，遣人护送来京。然去年因使臣及贸易人众，其中有纵酒越分，缘途殴伤军夫者，今年春敕谕令自后少遣人来，亦敕大同总兵镇守官，除正副使定数外，凡从人及贸易之人，悉留居猫儿庄。今闻尔处遣来之人，仍复过多，朕念天寒远来，若处之边地，必致失所。特令总兵等官俱纵尔等来朝，俟来春同归。大抵和好之道，贵以至诚，彼此人民皆须爱恤。尔之来者不少，则此供给不易，远来不恤仁者，不为劳此给彼，亦非仁道。况遣人动以千计，其间宁无越分违理者乎？尔等宜体朕眷待之意，戒约从人及贸易之人，各遵礼法，不许生事扰人，庶几可保和好于永远。”

同时，明廷还敕谕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参将都指挥同知石亨曰：“今瓦剌朝贡使臣众多，于理宜如前敕，约量俾入。第念天寒，若遣之回，必致失所。敕至，尔等可令其来大同，如例馆宴，起送赴京。”又令马军同都指挥陈友等处理使臣所贡马驼等。⁶⁹

明廷的宽容，使2000名瓦剌来使进入大同，得到官府款待，然后遣送北京。随后，又有瓦剌来使百余人至大同，他们自称是也先太师派来的使臣，总兵官朱冕不敢擅自接纳，只能再次作询朝廷。英宗皇帝敕曰：“瓦剌使臣续有至关者，尔等疑弗纳。然彼既远来，理须从宜宽待。敕至，即启关纳之，同前使发遣来京。馆谷之例，一准前敕。”数千名瓦剌使臣来京，果然容易发生治安问题。正统八年（1443年）正月十三日，在一次宴会后，瓦剌使臣卯失剌与女真使臣酒后喧呼忿争，甚至抢夺卫士的武器互殴。事闻明廷，英宗皇帝说：“夷狄素无礼义，不可以醉饱之故责之。宜谕虏王自治。”而随行翻译人员、通事都指挥昌英等不能导之以礼，责令其戴平巾供事。最后，在正月二十六日，这个庞大的瓦剌使团终于带着明廷赏赐给脱脱不花和也先太师的敕书和礼物离开了。⁷⁰

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的十一月，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就曾奏称，边境局势持续升温，这与“达贼”作耗有关，边防各级将官对此发愁不已。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上疏八策，受到广泛关注。其中，针对作耗“达贼”，他提出：其一，“御虏莫善于烧荒。盖虏之所恃者马，马之所资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才五六十里，胡马来侵，半日可至。向者甘肃，今者义州，屡被扰害，良以近地水草有余故也。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胡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行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其二，“积粮莫先于屯田。近年屯田，皆取卫所老弱之人，是以粮无所积。乞将马队守了，夜不收并精选奇兵遇警调用外，其余悉令屯田，责其成效。俟秋成之后，归伍操备。如此则民力不劳，而边储有积矣”。其三，“虏使入贡，朝廷每遣官锡宴，赏赉有加。但犬彘之性，实贪货利，交易物货，稍不足其意，辄凌侮驿夫，伤残市人。朝廷每曲法宥之，彼以我为可欺，而恣肆不止。乞凡遇虏使非礼凶虐，即令其酋长自责罚使，知朝廷法度之明。如此，则中国尊严而夷狄知戒矣”。其四，“边境士卒，终年演习武艺，别无奖劝，止是视其军装有不称，即加捶楚，致其贫难逃窜者有之。乞将陕西、山西税课，赃罚量拨甘、宁、大同等处，收买皮铁筋角，以供修造军器。遇总兵官会同较艺，果有才勇骑射特出者，量加赏赉。如此，则赏罚明信，而三军鼓勇矣”。⁷¹这些建议在朝廷中集议，并颇受采纳。

翰林院编修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也建言五事。关于“达贼”，他主要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国之武备，莫先于治兵。要使国兵足以制边兵，边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哨了。今宜于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以抵万全；一出山海，以抵辽东。各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虏寇出没，即相机剿杀。每岁冬出春归，休息一月，仍于教场操练。如此，则京军皆习见边情，临敌不惧，虏寇慑伏，无敢窥边矣”。其二，“西边去京师窎远。自延安、绥德以至宁夏、甘肃，地方数千里，关山隔绝，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难应救。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余万户，其中大户有四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余丁者。乞差御史、给事中与兵部官，会同陕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官，集民点选五丁以上者，户取一人为兵，愿两三丁为兵者听，从免其粮差。每府立为一营，委廉干官管领，教之战阵。遇有征进，与官军一例关支行粮。有功之日，一体升赏。如此，则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备充实而朝廷无西顾之忧矣”。此外，他还提了不少其他建议，英宗皇帝令兵部与五府管事官集议之。⁷²

罗亨信从更高站位，对火器在处理“达贼”问题中的作用提出建议，并要求朝廷重视地方火器的配置。他说：“北虏强悍，惟畏我中国火器。各边自洪武间，置神铳、神机箭、火枪等件，但有损敝，许令修理。近年惟给诸京库，然必损敝多，始得给少，则因循度日，有警何以应用？”⁷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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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正在迅速恶化，最终影响到北境防线。其一是宁夏方面的防御缺失和腐败。明廷注意到，宁夏方面之所以累次遇袭，与自总兵官史昭以下无人恪尽职守，多敷衍了事的局面有关。史昭无心守备，他甚至把4000名精壮士兵纳为私人部曲，与他们畋猎悠游，无心训练。史昭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下属将官。这也就无怪乎明军的防御体系会受到削弱。朝廷斥责在宁夏参赞军务的右佥都御史金濂，也斥责总兵官史昭。其文曰：

宁夏密迩胡虏，屡敕尔等严兵以防不虞。近闻缘边城垣颓圮，兵器损坏，皆不整饬。乃广买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致军士怨嗟，兵政废弛。近胡虏入境不满百人，官军束手无措。若大寇猝至，何以御之！今姑不问，敕至，尔等其洗心易虑，废弛者整饬之，私占者改正之，以赎前愆。如不遵朕言，仍前恣肆，必罪不宥！⁷⁴

或许，像宁夏或者北境防线的其他地方，攻守双方之间永远会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的心理预期。作为进攻一方的掠夺者更为警觉，亦更专注于他们想要获取的对象和目标。而防守一方的明军却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如斯。在明军看来，突袭频繁过甚，而防御却四处静默，枯燥无味。

实际上，宁夏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据当时担任参赞宁夏军务右佥都御史的金濂奏称，史昭等亦曾极力拓荒开垦新田，积极发展灌溉，并于贺兰山中砍伐树木，以构建阻挡游牧骑兵南下的屏障。但现在，“比来官校多倚公谋私，深入斩伐，至五六十里无障蔽，有如樵采者，猝为虏所得，致知我虚实，豕突入寇，即无以阻遏之。”因此金濂提议：“自今凡百材木需用，于雪山取之，不得于贺兰山纵伐，以规利目前，贻患无穷。”朝廷是其议，并责令总兵官史昭严加禁约。⁷⁵

兀良哈部的朵颜三卫——福余、泰宁、朵颜，是明军边防的第二个问题。兀良哈人别具一格。在生活方式上，他们与其西部的其他蒙古部落有差别。他们没有永久定居场所，总体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东部及辽东地势海拔较高的地区。自永乐皇帝将这片地区划拨他们从事游牧生活后，他们就与明朝建立了亲密互利的朝贡关系。他们常需与明军协同作战，随时待命。明朝对他们偶尔的不端行为亦予以宽容。当然，这一宽容并非无底线。如前文提到的，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就曾先后给予兀良哈人沉重打击。

兀良哈人本身并未留下任何文献，所以后世学者在研究中不得不时常揣度他们令人费解的行为和动机。朵颜三卫之间时而会发生内部冲突。明廷认可他们的首领采取世袭方式继承卫所都指挥职位，而即便在鞑靼、瓦剌人裹挟他们一起进攻明朝时，三卫也均向明廷表示臣服。他们参与掠夺，但似乎除了掠夺之外，别无动机。三卫首领通常否认自己对掠夺行为进行授权，以此来推卸因袭击明边而需要负起的责任。

举例来说，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福余卫鞑靼人（他们与西边的蒙古人一样被明人称为鞑靼）猎于辽东石峰口外。4名骑兵悄无声息地拆除木柞入境，直至静安堡窥探时，明军仍无察觉。事情上报后，英宗皇帝命记都指挥裴俊、胡源等罪。⁷⁶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兀良哈人所谓的突袭很可能纯粹是偶然事件，他们的行为似乎不受其首领指使。

当然，明朝不恰当的双边政策，亦有可能引起兀良哈人的反抗。正统五年（1440年）五月，朵颜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奏称，其于明朝易货所得农具犁铧等物，为边隘守军所阻，未得通关放行。英宗皇帝告诉兵部大臣：“远人当怀柔，农具故未有禁，听其归勿阻。”⁷⁷这一事件最终虽因最高层干预而得以和平解决，但事非通例，很可能在其他场合就会被推翻。

有时，朵颜卫还会试图讨好明朝。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英宗皇帝曾敕朵颜卫都指挥完者帖木儿及大小头目等曰：“比奏本卫头目委塔委心朝廷，无他异怀，兼多识见，欲保协同视事，已允所言。但命谨守国宪，安处边陲，恪修职贡，用副朕怀。”⁷⁸

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福余卫都指挥安出奏称，其卫有野人头目等300余人往西捕猎。朝廷急敕宣府总兵官、左都督谭广：“其旧尝入寇，恐假此故，欲来扰边。或闻瓦剌使臣来朝，欲肆劫掠。尔等宜严为之备，贼至，相机剿杀；贼去，不可穷追，恐堕贼计，慎之慎之。”⁷⁹

传闻成真。十月，大同总兵官朱冕奏称：“达贼声息切近边境，臣今与太监郭敬等领马队并神铳官军四千八百余名，马六千匹，于本月二十二日出境，往龙门伯颜山等处哨探截杀。”十一月初二，宣府总兵官左都督谭广又奏：“十月二十四日，左参将、都督佥事黄真等率兵巡哨至伯颜山，遇虏骑百余，击走之，获其马八匹。明日，至闵安山，复与兀良哈三百余骑遇，都指挥朱谦、文弘广等率众又败之，生擒二人，获马四匹。贼溃，官军从之至莽来泉，贼遂越山沟遁去。”英宗皇帝非常高兴，称“边将遇敌，效力可嘉”，遂升黄真为都督同知，朱谦为都指挥使，文弘广为都指挥同知。⁸⁰

朝廷不愿边将过于急功冒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远征漠北，否则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落入埋伏，同时也使大后方兵力空虚，疏于防备。⁸¹早在正统三年（1438年），镇守大同参将石亨欲于官山设立界牌，令北方来者知其越境。但朝廷拒绝这一建议，理由是“圣朝土宇之广，际天无外，立界牌未当”。在朝廷看来，边防无须警示，只要“哨备谨严，何用牌与关邪？”但到了正统六年（1441年），明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英宗皇帝敕诸边将曰：“曩时，各处边境多有界碑，凡外夷不得擅入，入则即同犯边，擒杀毋赦。其后边将怠慢不修，致夷人往往辄入近边，以围猎为名，肆行寇盗。自今其即于境外要害之处，约量道里远近，可置界碑者，并具地名，奏来建立，使外夷不得擅入为非，而我官军亦不得私出启衅，庶内外各安其所。”⁸²

正统六年十二月（1442年1月），泰宁卫都指挥隔干帖木儿奏称，因其女欲与瓦剌也先太师为婚，故乞进贡马匹，用以换珍珠罟、姑姑冠等物为新娘嫁妆。英宗皇帝命赐大红纻丝、青纻丝、珍珠罟、姑姑冠等物。⁸³但不久后，英宗皇帝就敕谕福余、泰宁、朵颜三卫都指挥同知等官及大小头目人等，指责他们没有约束部众，致使明军在牛心山与越境的“达贼”50余人发生冲突。其敕文曰：

今年十二月十八日，边将奏达子五十余人至牛心山寨边，称系兀良哈三卫人出猎。至晚，各贼围寨，掳去军一人，又至扒头崖寨，射伤军一人。朕以尔三卫皆朝廷设立，统领部属，安处边陲，尝戒饬边将听尔于境外牧放，不许侵扰尔等，盖欲远近人民各安其所。今乃侵犯本寨，伤害官军，是皆尔等为头目者平日不能严切禁约，以致下人如此。边将奏请发兵追剿，朕念作恶者不过十人，大兵一至，不免害及良善，故不允其请。敕至，尔等即挨究前项贼人，追要掳去军李羊儿，及擒其为首贼人解京罪之。其为从者，听尔自治，庶见尔等遵奉朝廷之意。今后仍须戒饬部属，不许生事犯边，若有不遵朕命，党比小人，则天灾人祸，必不可免矣！⁸⁴

是年九月，兀良哈人又来了。时永平（位于北京东北200公里，靠近喜峰口，是兀良哈人朝贡的入境点）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王彧等奏：“兀良哈三卫，往往假以牧放射猎为名，犯我边境。今后遇有近边者，欲便剿杀。”朝廷却不认可其建议，英宗皇帝告诉他：“三卫头目，亦有尊朝命不为非者，岂容一概剿杀？况田猎乃其衣食所关，卿等其念之。”⁸⁵

随后，福余、朵颜二卫遣使臣与察罕使臣一同赴阙朝贡，但守关将领以无印信文字，不予放行。事闻，英宗皇帝敕谕王彧曰：“察罕远在千里之外，非附边诸部之比。其使臣忽南不花等如尚在关，即审实发遣赴京。今后凡朝贡人使系卫所属，而无印信文字者，照例止之。其远方初至，及往来希阔者，不在此限，不可概行阻遏，以失远人归向之心。”⁸⁶这里，我们看到兀良哈人表现良好的一面，即能为他人的利益奔波于途。

但很快，他们就展示了其恶劣的一面。他们掳掠辽东，这令英宗皇帝大为震怒。他敕谕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曰：

近者，兀良哈要结女直野人入境剽掠。此贼多有受我官职及赏赉者，朝廷以其向化，听于近边牧猎，而彼乃因以为非。尔等又皆姑息偷安，致彼纵横出没，如蹈无人之境，失机损威，如国计何？论尔等罪皆不可宥。今姑曲法贷之，命佥都御史王翱往取尔等死罪招状，就令提督整饬边务。此贼孤恩悖德，神人共怒，尚其同心协谋，设法挨捕，以宁边境。毋以私废公，毋以小妨大，毋纵目前，以贻后患，期于成功，以赎前罪。⁸⁷

佥都御史王翱是位非常有名的文官，政绩卓然。他被派往辽东，是明代边防管理由军管向文官政治转变的又一前兆。⁸⁸

正统七年十二月（1443年1月），明廷加大了对辽东兀良哈人的镇压力度。英宗皇帝敕谕兀者卫⁸⁹掌卫事都督佥事剌塔曰：“犯边贼寇内，二人系女直野人，四人系朵颜等卫头目及家下达子。廷臣、边将俱请发兵剿捕，朕念各卫之人为恶者少，为善者多，锋镝之下，猝难分辨，特遣指挥王息等同尔赍敕前去女直各卫同兀良哈三卫，责令管事大头目挨捕犯边贼人，追要抢去人口、头畜，及将贼首遣人管押，随王息等赴京。其余随从贼人，悉令各头目处治。朕以尔世守东陲，累效忠勤，兹又传报声息，已加升赏。尔宜体朕眷待之心，宣布朝廷恩德，抚善擒恶，用副委托。事完，仍同王息等来京，爵赏之典，必不尔吝。其王息等至尔地方，及往福余卫等处，尔等须量拨军马护送，往回缘途，但有纤毫失所，即是尔等纵容下人为恶，罪不轻恕。尔等其钦承朕命，毋怠毋忽。”事实上，这项任务确实在次年四月顺利完成了，相关人等亦各有迁赏。⁹⁰

显然，此时的明廷更热衷于局部剿捕作耗“贼人”，而非对漠北、关外诸部进行全面打击。但这种局部剿捕行动似乎并未抑制兀良哈贼人作耗的热忱。他们的活动轨迹遍布整个北境，从辽东乃至延绥、宁夏，连绵千里。正统七年的那个冬天（1442—1443年），烽烟营火日夜交辉。战斗警报响了，但明军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与此同时，袭击也在辽东方面出现，但守备明军未能彻底击退来犯之贼。朵颜三卫贼孛台肆掠辽东时被擒，明廷命总兵官都督曹义遣人押送京师问斩，并聚朵颜三卫其他在京头目及使节共同观看行刑。⁹¹我们不清楚兀良哈人突然大加肆掠的原因，但人口增长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兀良哈人对农具的需求似乎已经暗示了这种现状。

很明显，王息对歹徒的局部剿捕未能起到震慑作用，更多兀良哈“贼”仍逍遥法外。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初三，英宗皇帝敕谕三卫首领曰：“尔等不能戢下，屡致寇窃。比朕使人督捕，始遣使谢罪，然览观所奏，皆曲护其非，且边将所擒戮者，悉是犯边贼徒，尔等所知也。今乃云彼因报复旧仇，故为不靖。朝廷以朝贡之礼，不在多人，彼此交易，自有边市，故省节来使，免致纷扰。今乃云缘阻节往来，因怀怏怏。以此观之，党恶纵奸，罪在于尔，但念尔等既知悔罪，姑示优容。其即挨究未获贼徒，擒送赴京，庶赎前愆，毋贻后悔。”⁹²这些兀良哈“贼”仅仅是一个祸害吗？也许仅就其本身而言，的确如此。而他们更有威慑力的地方是，他们可以按照瓦剌也先的想法，投送到任何一处需要他们出现的地方。这让他们更令人厌恶了，此时的他们俨然成了明军的军事威胁。

***

在兀良哈人侵扰不断的同时，也先率领的瓦剌军也蠢蠢欲动，对明军遥远的西北边防施加沉重压力。甘肃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奏曰：“近得边报，瓦剌也先遣其徒那那舍利王等率众三千攻围哈密，分遣款哥伯等领众二万，欲来劫掠沙州、赤斤及肃州。”朝廷急命各边将领加强防备。⁹³

来自瓦剌方面日益严峻的威胁可能会严重窒碍丝路商贸，特别是作为护送商贸使团的沙州、赤斤卫受到直接威胁时。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英宗皇帝敕谕沙州卫困即来、赤斤卫且旺失加曰：

哈密诸处贡使回，朝廷念其远来，道经番夷，恐有疏虞，特敕尔等卫之出境。今得边将奏言，前项使臣至赤斤，尔且旺失加称人马放散，令其自去。至沙州，尔困即来称疾，令使臣少驻。俟其收集人马，延数日竟无一骑卫送。朕以尔等为国内属，朝廷恩待，积有岁年，今遽违命，恐有他端。

敕至，各具实来闻，毋朦胧欺蔽，自取祸愆。⁹⁴

随后，更多对赤斤卫的不利指控传到了朝廷。明廷感到震怒，英宗皇帝再度敕谕且旺失加及赤斤诸将，责之曰：

近者，哈密等处朝贡使臣沙免力爪秃等回，朕念其远来，缘途恐有疏失，已敕尔等遣人护送。今得甘肃总兵镇守官奏，遣千户周晟赍敕伴送使臣。至沙州，困即来遣都指挥南哥领人马护送。至莽来川，被尔卫所千户乞巴他儿等四十四人欲行劫夺，使臣畏惧，与三梭布十匹，韂六副，小刀十把。又追逐至哈剌忽鲁烘地面，复欲劫夺，使臣又与布十五匹，洗白布四匹，锅二口，方肯放去。然此事必下人所为，未审尔等知否？敕至，尔等即拘千户乞巴他儿等追究，原勒要使臣沙免力爪秃布匹等物明白，听尔等自行惩治其罪。仍具实奏来，尤须戒饬部属大小头目，今后使臣经过，务体朝廷优待远人之意，不许纤毫侵扰。违者，即尔等钤束不严之罪。凡有境外声息，即遣人飞报甘肃总兵镇守官，协力剿杀，务使边境宁靖，尔等其钦承朕命。⁹⁵

瓦剌的也先，亦越发成为明朝边防的心腹大患。明廷试图在他朝贡时，通过异乎寻常的优待来安抚也先的野心。正统八年（1443年）九月，瓦剌使臣朵脱儿等来朝贡，朝廷命内官林寿接待，又令大同总兵“应付车辆，遣人护送”。使者所乘马、驼，由宣府、大同方面官给照料。而随使臣前来的回回商人哈三火者、肉迷等，亦被允许将“带到马、驼等物，听于大同、宣府及缘途交易。若欲带至京师买卖，亦从所便”。边防守将亦被告诫“禁约下人，不许搅扰”。后来，大同总兵官朱冕又奏称“迤北使臣所进马多瘦小不堪”时，明廷亦无表现出过分焦虑和不安。⁹⁶

即使也先有更为出格、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明廷仍试图对其进行安抚。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奏称，因其不肯前往瓦剌，致使瓦剌人马大举来犯，抢掠城市。明廷即命在边明军戒严，同时抚慰倒瓦答失里曰：“闻尔遵守朝命，不肯去瓦剌，足见忠诚。已遣敕谕也先，令敬顺天道，无听谗构祸……已敕甘肃总兵官差人往彼，追究陪还，并赐尔织金袭衣、彩币，至可领也。”随后，英宗皇帝又敕谕缘边诸将曰：“瓦剌虽岁遣入贡，然虏情不常，讵可忘备。曩闻也先遣人纠合兀良哈，近复攻劫哈密，擒其王母，又与沙州等卫结婚，其情皆未可测。尔等受朕边阃重寄，须夙夜尽心，严督训练，以防警急。阅视山川险易，修咠（葺）城堡墩台。贼至，相机战守，多方殄灭。尔等皆勋旧之臣，当体念前勋，乘时建立，以古名将自期，爵赏之颁，朕不尔吝。”⁹⁷

明廷还试图以一种建设性的手段出面干预瓦剌、哈密卫、赤斤卫和沙州卫之间的关系。对于也先提出的政治联姻，明廷对且旺失加、困即来道：“得奏，知也先差头目款哥伯送马匹酒礼，欲娶尔困即来女为弟妇，且旺失加女为男妇。尔等敬畏朝廷，不敢承命，特遣人奏请，具见忠诚之心。也先与尔等皆朝廷臣属，结亲之事，听从所愿，但须审实差来头目，以防欺诈。”

明廷恩威并施，在向也先宣布批准其联姻的同时，也对其作了不算严厉的批评。英宗皇帝敕谕之曰：

近哈密奏称，太师头目奄克土剌等率领人马寻猛哥不花，同哈密逃叛头目陕西丁围哈密城一月，杀头目三人，及城外男妇五十余人。抢去忠顺王母及人口千余，并牛羊马匹等件，纵火焚其田苗。又令忠顺王逼年去瓦剌见，令陕西丁同忠顺王一处管事。惟哈密去甘肃不远，其地方人民视他处最少，然与太师世为亲戚，未尝侵扰。今太师若见王之母，及头目果有不律，为亲戚之耻，当以大义正之，见其微弱，当体尔先人之志，厚加存恤，使保其境土，安其部属，不宜欺凌劫杀之也。大抵惟德有常，势力强弱无常。虽豪杰不能保后，但在人勉于为善，以求天祐耳。天道好还，不可不审。太师宜深体朕言，遏绝小人，以扶微弱，以保亲谊，则上天鉴临，享多福于悠久矣。又沙州卫都督困即来、赤斤蒙古卫都督同知且旺失加，俱奏太师遣头目送马匹酒礼，欲与结亲。困即来等以世受朝命，未敢轻允。朕惟太师恭事朝廷，困即来来归命守边，彼此和好，如同一家，听从所愿，故兹敕谕。⁹⁸(https://www.daowen.com)

不料，就在是冬，困即来和且旺失加却相继离世，朝廷遣锦衣卫指挥同知丁全前往祭祀。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二人的死仅仅只是巧合。⁹⁹

如前述，大量瓦剌人随使团涌入大同，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傲慢表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明朝与漠北势力重新取得平衡的晴雨表。瓦剌使臣甚至还带头交易大量违禁品。为此，英宗皇帝敕谕总兵官谭广曰：“瓦剌使臣行李内多有盔甲刀箭，及诸违禁铁器，皆大同、宣府贪利之徒私与贸易者。尔等号令不严可知。其自今申明禁令，有踵前非，一体治罪。”彼时，又有民众以铁器卖予瓦剌使臣，牟取暴利，为锦衣卫捕获，可知走私贸易猖獗。瓦剌使臣还对朝廷御赐诸物挑三拣四。礼部尚书胡濙曾奏：“瓦剌使臣、左丞兀麻儿等十四人不受素纻丝，求换织金衣服及退还彩段表里、绢女衣，并下下等马价绢。既而兀麻儿等十人于都指挥陈友处告取，惟沙黑撒答并妻男三人固执不受。”英宗皇帝道：“受者与之，不受者其勿与。”¹⁰⁰

从这一系列事件看，毫无疑问，瓦剌人正在四处夸耀其武功。后来，明廷似乎逐渐意识到其在外交上的安抚性辞令正在失去效力，瓦剌人对此无动于衷。我们未能尽知，此时的朝廷是谁在发号施令，但从一系列后续事件看，明廷显然认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展示自己的威力，以震慑蠢蠢欲动的群小了。于是，在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二十一日，明廷突然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分统兵出境剿贼。不过，此次行动的目标并非针对也先，而是相对易于打击的兀良哈人。动员的部分约有三四万人，分别从喜峰口、刘家口、界岭口等出兵，辽东的部队也将加入剿捕行动中。据《明实录》载，此次出征的原因是“兀良哈三卫达贼，虽阳朝贡，屡寇辽东、延安边境”，英宗皇帝对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深感恼怒，故有是役。

劫掠的兀良哈人从延安返回，需将近1600公里的行军。英宗皇帝命守备独石、永宁左参将，都督同知杨洪前往邀击截杀。同时，他又告诫杨洪：“中途或遇瓦剌迎接贡使人马，宜明谕以截杀兀良哈犯边贼寇之意，庶免其惊疑相犯。”

总体而言，明朝对也先的态度仍然比较友好，尽管如前述，有些瓦剌使臣在朝贡途中显得倨傲不恭。在给瓦剌可汗及太师也先的敕谕中，英宗皇帝提到在最后一次朝贡中，瓦剌使团只有283人前来，规模符合明朝的要求，且也先为此前使团过多的人数和酒后撒泼事件向明朝道歉。英宗皇帝非常高兴，命赐其大量奇珍异物。

与此同时，杨洪告捷，其与内官韩政等率领官军，于以克列苏等处俘斩兀良哈贼无数。但一份来自右都御史王文的奏议提到发生在延安方面的另一场失败的战争。时“达贼”千余人突入延安卫的定边营，百户张琏等6名提调墩台的军官因畏缩不前，致贼杀死千户杜璟等军官并士兵40余人。把总守备龙州寨门等寨署都督佥事陶敏等4名将领600骑迂路潜回大营，不于沿途截击敌人。镇守延绥都督佥事王祯等亦不按命令出兵，故意迁延逗留，贻误战机，而宁夏前来的援军“俱不奋勇向前”。撒谎、欺瞒，督师不力，弥漫在延安方面的明军中。明廷震怒，对所有王文上报的军官都逐级作了惩罚。为了增强延安明军的战斗力，明廷又决定拨付延安、绥德等处官军手把铳2000支，奋勇讨贼杀敌，量功迁赏者1781人。后来，又在一次冲突中，“达贼”杀死官军50余人，余军皆降，“跪伏乞命”。最终，这些士兵丢盔弃甲、赤身裸体地被放回营地。陕西监察御史程宪认为，“窃闻此虏每与官军战，辄用此计，示以可生之路，弛其必死之心。故我军遇虏，不肯力战”，同时又因“将领不得其人，操练无素，号令不严”，故程宪请求朝廷派遣“兵部堂上官”一员前来督边，以戒饬将士用心卖命，勇敢作战。

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二十二日，对兀良哈贼人的征伐结束了。英宗皇帝敕谕泰宁等卫（不知为何没有提到朵颜和福余二卫）都督佥事拙赤及大小头目人等曰：

尔等自前岁十月以来，不体朝廷眷遇大恩，纵容部属，屡犯边方。朝廷累敕尔等，令擒首贼并所掠人畜解京。尔等曲蔽恶人，饰词妄奏，或云被杀亲属报复旧怨，或称远方部落不能管束，阳遵朝命，心实诡谲，遣使来朝者未回，纵贼犯边者叠至。去年十月，又侵延安边境，边将俱奏尔等怙罪日深，请调大军剿绝。朕念天地好生之心，不忍大肆杀戮，姑止进兵。尔等宜痛加警省，改过迁善，仍遵前敕，擒获首贼及所掠人畜解京，严禁部属，毋再犯边境。若尔等仍前作恶，朕必命骁勇将臣，大调精锐官军，分路剿杀，穷追沙漠，捣尔巢穴，非惟使尔父母妻孥不保，凡山川草木亦皆不得宁息。此时虽欲改悔，万无一及矣！尔等其深省之！¹⁰¹

敕文中反映出明朝的某些外交手腕。显然，对延安的袭击很可能只有泰宁卫参加，而明廷为了掩盖明军在延安的糟糕表现，以皇帝好生恶杀为由，为最终采取不报复的行为作说辞。然而，明廷又威胁称，如泰宁卫再不停止行动，明军必将“分路剿杀，穷追沙漠，捣尔巢穴”，充分展示其恩威并举的外交辞令。

***

15世纪40年代中期，明朝的边防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明初以来皇帝喜用温情脉脉的外交辞令——“天下一家”“皆吾赤子”等，都在这种格局变动中呈现衰势。与此前的数十年相比，这些辞令的使用，及皇帝使用时的信心，都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抗、现实政治及带有报复色彩的恐吓。认同明朝话语体系及文明价值观的群体，与对这种话语、价值观充耳不闻，恶虎毒狼般贪婪的群体之间的分歧也在进一步撕裂。瓦剌、朵颜三卫，与明朝及其羁縻卫所哈密、沙州、赤斤、女真诸部等由此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深渊之中。甚至他们彼此亦非铁板一块，如瓦剌与兀良哈人之间，有时关系虽很密切，有时却势同水火。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瓦剌方面势力日益增长的“太师”——也先。

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大同总兵官朱冕似乎已经预感到某些与以往不同的氛围。他向朝廷奏道：“大同地方广远，密迩敌境。近年，胡虏骄矜，往来之间，多纵凶横，虽云通好，其实怀奸，所宜预加兵备。今本处军马止有二万四千六百余人，内分天城等六处守备，外左参将石亨等领四千人守备东西二路，余存大同。若居常无事则可，倘贼势奔突分寇，恐策应不给。况马队尤少，师旅之兴，步军持重守营，而驰骤追剿，克敌制胜，惟马是赖。请以大同原调步军二千四百人往山西行都司屯田者，仍旧遣回，选其半为马队。更于山西、河南操备步军内选一千五百人为马队，赴京领马。分中、东、西三路操练，庶军威大振，战守无虞。”朝廷答应了朱冕的请求。¹⁰²

在前述延安一役中惨败的明军，时隔半年之后仍深受上次败绩的影响。英宗皇帝敕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王直等曰：“去冬，兀良哈侵延安，命沿边诸将及在京官军出境剿杀，捣其巢穴，获其人畜以归。尚虑余党必怀报复，秋高马肥之时，尤当谨备。闻灵州千户所土人鞑鞑官军，其中多骁勇精健，稔知夷情，尝自备鞍马随征。今年防秋之时，其选堪用者，令署都指挥佥事许宗、指挥佥事韩鹏统领操练，仍委都指挥张泰提督，加意抚恤，固其心志，养其锐气。遇警，令鹏率领出境，必能同心勠力，用图灭贼。如彼欲取便前进，不必拘制，有失机会，亦不许摘拨，以分其力。至明春河开之后，仍令依旧生理农业，不许拘集妨废。如其用之有效，以后防秋依此而行。尔等其尽心审处，务存远图，若或别有窒碍，尔等驰奏以闻。”¹⁰³

不久，年仅17岁的英宗皇帝御奉天门，谕都察院大臣曰：“诸土达之在宁夏、灵州诸处者，边适有警，朝廷亦借其力，彼所以为生，惟马牛羊诸畜耳。比闻各卫所官军有亡借者，往往假名巡捕诈取之，不嗛辄肆禁辱。又有横者既盗之，复从而夺其器械，不容追求。尔都察院其揭榜，为沿边多人言，往者悉置不究，后此敢有复尔者，宁夏参赞军务官收治之。军官降调，军旗调守边墩，民舍发充军。参赞官如徇势不理，罪亦不宥。”¹⁰⁴

又后来，朵颜三卫头目晃合儿等朝贡辞归时，英宗皇帝敕谕指责了他们，其文曰：“尔三卫部属，屡犯辽东、延安边境，劫掠人畜甚众，边将屡请发兵剿捕，朕恐大军一出，伤及无辜，但敕尔头目擒贼首及所掠人畜解来。尔等累饰虚词，不见擒送一人。今年春，总兵官巡历边境，捕获近边贼徒并原掠去人口，至京俱审，系尔三卫部属。仍敕尔等挨拿未获贼徒，尔等不即同心协力，设法擒解，复饰词延缓，则尔等平日党恶纵贼之情，昭然可见。朕怜尔等愚昧，姑置不问。敕至，即会所部头目，将节次犯边贼徒及掠去人畜悉解来京，赎尔前愆，仍加升赏。如是似前党蔽，朝廷必发大兵，夷尔境土，捣尔巢穴，锋镝之下，善恶难分，此时虽悔亦无及矣！尔等其深悔前过，殄灭凶徒，保全良善，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¹⁰⁵实际上，明廷并非就此忍气吞声，而是时刻准备进行报复。在此后不久，英宗即令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整搠人马，做好进攻朵颜三卫的准备。¹⁰⁶

那么，到底是谁真正想要复仇？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二十三日，辽东总兵官奏称，朵颜三卫抱怨明军经常“擒杀人畜”，决定整顿兵马一战。另外的情报却显示，瓦剌也先正差人于三卫索取人畜，但明廷未能确定这一情报的可靠性。为此，英宗皇帝敕谕边防诸将曰：“尔等宜整搠军马器械，预备粮炒，如法操练。缘边关隘墩台，急为修整完固，精选守瞭官军，勤谨哨望，遣夜不收往来巡探。遇贼入寇，即相机擒剿，务在谋画周慎，用图万全，庶几军威振举，边境肃清。敢有怠慢边事，遇贼不能殄灭，及闻邻境有贼，推托畏避，不即策应者，俱重罪不宥。”¹⁰⁷

而与此同时，远在西边的赤斤卫，在新首领阿速的领导下，正逐步被证明成为明朝防御体系里的薄弱环节。正统九年（1444年）八月，阿速遣使往甘肃总兵官任礼处，告称也先要求阿速将其妹妹许配于他，但阿速并未答应。阿速使者又称：“臣思归顺朝廷已四十余年，今被达子累行侵扰，不能安业，欲迁居善地。”明廷曾在两年前拒绝过赤斤卫类似的要求，此时任礼再次上疏陈言此事，明廷又用更多安抚语言劝说阿速：

尔赤斤蒙古，自我祖宗时设卫授官，多效劳力，遇有事务，宁不加意保恤？去岁，且旺失加尝奏也先结亲之事，已谕令各从所愿。今彼诚欲求亲，则当遣人赍送礼物，岂可呼其亲远取财物乎？且尔为一方之长，受朝廷重爵，有土地人民之寄，又可屈己而远取微物乎？万一为彼所制，悔将无及。尔等宜以善言辞之，斯为万全。且尔赤斤地方，去边境不远，系尔祖父世守之地，足可耕牧养赡。今无故欲迁，是自示怯弱，弃尔善地，或为人所乘，欲复不可得矣。已敕总兵等官踏看境外附近，有无山川险固，可以保众御寇之处，奏来处治。尔等宜仍旧安处，毋自惊疑。果有警急，驰报总兵等官，悉为尔裁处，不致疏失。尔阿速与且旺失加亦当奋忠贾勇，奖率头目，同心勠力，抚治人民。务使地方宁靖，外寇不敢侵侮，则尔等功名愈著，朝廷爵赏愈加。尔等其勉之。¹⁰⁸

到了九月十二日，英宗皇帝又降敕与王翱等曰：“比得降虏言，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不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卿等宜戒饬将吏，练军马，缮营垒，多遣间谍以觇之，坚壁清野以待之，使其进不能战，退无所掠，卿等其慎之。”¹⁰⁹

事态愈发严峻。兀良哈人与女真人的战争正在进行。肥河卫都指挥别里格称，“兀良哈拘杀其使人，朝廷许其报复”。别里格遂同呕罕河卫都督你哈答等率众与兀良哈头目拙赤、安出等战，大败兀良哈人，英宗皇帝命赐彩币等物以为奖励。兀者卫指挥莽剌本与别里格同往诸部互市，不料因兀良哈人袭击其边境市场，所赍之物，悉为掳走。莽剌要求复仇，明廷亦准其所请。¹¹⁰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明朝试图以一个居间调停角色介入诸部之间的纷争，而现在，它开始有所倾斜，这一变化，恐怕与瓦剌也先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密不可分。

迤西之地，也先太师也应接不暇。据任礼奏报，正统九年（1444年）六七月间，“瓦剌也先遣人授沙州等卫都督佥事喃哥等伪官，及欲分遣人马，由大同、宁夏等处入寇”。十月二十五日，明廷戒饬边防将士“备边御贼”。¹¹¹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事件前后的时间差。

从时间差看，明廷的反应似乎已为时过晚，但朝廷仍向沙州、罕东、赤斤卫发出敕谕。敕文曰：“初，朝廷以尔等忠顺岁久，瓦剌亦常来朝贡，欲结姻亲，各随所愿。近闻彼此往来频数，必生衅祸。盖自昔憸人诱惑良善，或啖以微利，假以官爵，或许以土地，胁以势力，一或听从，则驱使如奴隶，稍不如意，则斩艾如草芥，积威所制，虽使之赴水火，不敢有违。及事机败露，彼则深藏远遁，而被诱者乃受其祸，如晓霜春雪，太阳一升，无不消化，此必然之理也。尔三卫头目皆朝廷选拔委用，大小人民皆朕赤子，故特惓惓开谕，欲相保全，宜坚守臣节，毋听人诱惑，陷身罪恶。部属有不遵约束者，以法治之。果有执拗不驯，心怀反覆者，奏来处治。如遇外寇侵扰，协同诸部并力相援，果别有警急，即速报边将，为尔剿捕。尔等其体朕至怀，省念毋忽。”

关于此事，《明实录》中没有更多的记载。该段之后却提到，“时兀良哈已阴附瓦剌，而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亦将附之”。我们可以看到，如兀良哈，其一方面阳作尊奉明朝圣谕，为其掳掠行为致歉并逮捕参与掠夺的人，另一方面，却阴结瓦剌，结成同盟。而在西部，则有也先遣人授喃哥等以颇有元代特色的行省平章等官。看来，也先的野心是要在以罕东、赤斤等处恢复其“甘肃行省”，明廷急令边将做好防御。¹¹²

如此事态进一步发展，结果将难以想象。也先不仅仅是一位游牧式的掠夺者，正如前文所述，他的野心更为宏大，似乎在考虑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其入主中原的桥头堡，就是甘肃。不过，此时的明廷似乎仍未意识到也先的真正意图，他们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放在也先身上。

正统九年十二月（1445年1月），长期沉寂后，我们终于看到来自哈密方面的消息了。英宗皇帝（此时英宗皇帝已经年近18岁，这则敕谕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看法）在给哈密王倒瓦答失里的敕谕中回顾了双边关系的整个历史，其文曰：

近得尔差镇抚沙免力赍奏到京，备言前被小人于也先处赞言，将尔子母取去，今俱差人送回具悉。然尔去岁尝奏也先取尔子母赴瓦剌，已尝敕谕也先以义处之，全尔亲亲之意，毋听谗言交构，有伤大理。今彼以礼遣尔子母还本土，是亦顺天道、尊朝命之所为也，朕甚悦之。又闻彼累差人往来尔处，然也先与尔，俱世事朝廷，往来和好，如同一家，皆以保境安民为心，朕固不禁绝之。但虑往来之人，或有交构蛊惑，坏久长之好，甚非尔一方之福也，朕切虑之。且尔祖脱脱早亡，父继亡，伯茕茕无依，乃流来中国。我皇高祖特加恩养育成人，暨我皇曾祖即位，尔祖脱脱之叔安克帖木儿来朝，特封以王爵，颁给金印，俾管治哈密人民，保御边境。

其后亡没，皇曾祖俯念尔宗祀无人承继，命尔祖脱脱袭封王爵，遣还抚治人民，恩礼锡赉，视之如子。迨尔父卜答失里，及尔承袭王爵，世受朝廷大恩，下及头目，俱受重职恩赏，愈久愈厚。尔当体念国家厚恩，勉竭忠诚，一心无二，庶不负尔先世之志。若或昧于大理，罔知顺逆，岂臣子忠孝之道？已往之事，悉置不问，自今尔益宜敬顺天道，忠事朝廷，坚秉臣节，恪修职贡，用图保全于长久，严禁部属头目人等，各怀忠诚，毋为小人所诱，自作不靖，以取灭亡。敢有奸诈之徒，生事启衅者，尔即严加惩治，毋累良善。其有强横凶恶，构怨生灵，不听尔惩治者，即具实奏来，调大军剿杀。盖天道以福善祸淫为心，国家以赏善诛恶为治，一于至公，远迩无间。尔其钦承之。¹¹³

在这份敕谕中，明廷几乎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外交辞令，来试图控制1900多公里外的哈密。在它看来，和平共处的希望无处不在，而它更不希望看到哈密与瓦剌联手对抗明朝。天道，是明朝外交辞令中常为倚借的内容，而明朝总是将自己置于“奉天承运”的角色。在这个角色的带领下，温情脉脉的情感纽带用以联结四夷，进而彼此同享太平之福。因此，明朝呼吁哈密，必须认真考虑其在“天道”中的道德责任感。当然，如果最后这一切善意归于虚无，明朝也必将采取惩罚手段。

沙州卫方面同样传来令人不安的谣言。英宗皇帝敕谕沙州卫掌卫事都督佥事喃哥等曰：

近闻今年七月间，脱脱不花王并也先差人来尔处，着喃哥做平章，锁喃奔做王，撒力做三平章，别立哥做右参政，锁可帖木儿做大使等情，但未见尔等奏到，朕深疑之……迤北近年差人朝贡来京，朝廷亦遣使臣往彼赐赉，视同一家，无有间言。今彼妄与尔等职事，未知果出脱脱不花王等之意，或其差来人虚张声势，假托妄为。已遣敕谕脱脱不花王等，尔等或被其威胁，不得已而受之，即宜改悔，毋为所累，仍具奏来。若系尔下人所为，不听尔等约束，不行改过为善，即具奏来，剿杀不宥。如尔等纵容部属，与彼交构，即尔等不忠之罪，亦不轻恕。朕以尔等世世忠事朝廷，特以至诚谕之，实保全尔等长久之意。切不许听彼奸人甘言哄诱，受制于人，自取灭亡。果有外寇胁尔，即遵前敕，起集人马，协力剿杀。及飞报甘肃总兵镇守官出兵剿捕，务使尔等大小人民，不至失所。尔等其体朕至意。¹¹⁴

难道明廷仅仅以这些敕谕就能挫败也先的野心吗？彼时人们还不知道，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

兀良哈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正统十年（1445年）十月，明廷一改此前支持女真对兀良哈人的报复行动，恢复其居间调停的中立角色。英宗皇帝敕谕兀良哈人：“尔兀良哈与女直，皆朝廷开设卫分，乃彼此交构报复，论法俱不可容。特念尔等远人无知，悉置不问。自今各宜谨守法度，毋作非为，与邻境和睦，用图永久。仍宜戒饬部属，凡往来须远离边境，恐巡哨官军一概剿杀难辨，特谕知之。”不久，类似的敕谕也被送到女真诸部。¹¹⁵

明廷仍试图扮演天下一家的守护者角色，于是它又向远在西陲的也先发出敕谕。敕文曰：

今沙州卫大小头目人等差人朝贡，报称今年九月间，太师遣头目款哥伯等将文书、马匹、貂鼠皮等物到沙州结亲，令都督喃哥自送女去。或不自去，差人马劫掠沙州，致彼处头目人民怀忿惊疑，屡报甘肃总兵镇守等官，具实以闻。且沙州等卫切近边境，设卫授官，皆朕臣子。太师诚欲与之结亲，亦须以善相处，若生事构怨，非惟有伤朝廷和好之意，实背尔祖尔父（马哈木和脱欢）忠顺之心。近者，迤西来朝使臣至甘肃边境，多有假称瓦剌者，真伪莫辨，已敕边将不许放入。太师今后遣人，只从大同路来，庶照管得所。或有警急事情，欲从甘肃来者，只可令三五人赍真实印信文书前来。太师宜遵朕言，毋令小人乘间为谤。¹¹⁶

有趣的是，瓦剌使臣桑加失里等奏，太师也先求人参、木香诸药及阴阳、占候、算卜诸书，但明廷拒绝给予其物。在明廷看来，“彼贪得无厌，且词涉不孙（逊）”，故不愿予之（或许我们能够合理地推测，在瓦剌阵营中，能阅读这类书籍的都是原先从明朝叛逃过去或被俘的人）。后来，也先还派遣一名特使——灌顶国师剌麻禅全，乞求明廷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等物。但礼部尚书胡濙认为，这种赏赐“稽无旧例”，不当给予。英宗皇帝认可了礼部的意见，再次拒绝也先的要求。¹¹⁷

也先之所以有这些未能成功的请求，似乎与两个目的有关。其一，他似乎重新遵循忽必烈时代的某些传统——与藏传佛教结为一体，以使他如日中天的帝国对其他地方的人更具吸引力；其次，他似乎还有更大的野心——不甘为“丑虏”，而希望自己步入文明世界的序列。以此观之，明朝的拒绝显得狭隘且妄自尊大。

然而，瓦剌的朝贡已经超出以往所见的极限——贡马800匹，青鼠皮13万张，银鼠皮1.6万张，貂鼠皮200张。因为贡品过多，明廷只收其中上等马及部分动物皮毛，其余均允许使臣们自己于市场中出售。¹¹⁸

大同方面，因招待瓦剌使臣而支出的费用也在与日俱增。正统十年十二月（1446年1月），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奏曰：“比年，瓦剌朝贡使臣动二千余，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取给官粮不敷，每卫助银完办。其卓（桌）凳釜瓮之类，皆军民应用，毕日所存无几。宰过牛羊等皮，亦系折粮之物，递年销费无存。臣近奉命提督，切思丑虏络绎，请求无厌，虽朝廷优礼远人，不此之计，然非处置有方，则亦不免劳费官私。”为此，石亨向朝廷提出了一些权宜之计，大多为朝廷所接受。¹¹⁹

也先计划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重新联合起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草原帝国。事实上，他的这一计划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了，从哈密到辽东，草原上遍布着瓦剌的势力。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开始进一步吞并阿鲁台死后鞑靼瓦解的残部，并欲遣人马往朵颜三卫搜捕阿鲁台之孙。三卫首领竟遣使至北京，“请朝廷悯恤”。明廷同意其请求，敕之曰：“朕从所奏，敕边将不许侵扰。其阿鲁台之孙，听其来朝，保全身命。”不仅如此，英宗皇帝还借机劝谕朵颜三卫，希望他们能与女真议和，“但在各守礼分，共图悠久，毋生事启衅，以取罪戾”。¹²⁰

明朝一般会从两个层面处理与周边势力的关系，当然，对待也先更是如此。明朝惯于以德谕人，以天下一家为号召，这并非空话，在强敌环伺，夷虏难信的环境下，在明军需要投入大量军事、行政成本才能控制他们的情况下，这切切实实是明朝的政策出发点。从大量记载可以看到，每当瓦剌可汗或也先方面稍作缓姿，明廷就会予以大量馈赠，哪怕一些烈度不高的掠夺仍在发生。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丑虏”的掠夺行为是否受也先指使，抑或他们仅仅是肆虐的强盗。而明朝通常也不会将罪责直接归于也先。正因此，也先的策略是在巩固其在大草原上的权力的同时，试图与明朝保持顺从友好却又若即若离的关系，进而在明朝“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中逐渐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权，此后甚至有发展为取而代之的征服王朝的趋势。也先所领导的瓦剌，有这种格局和态势。比如，英宗皇帝多次严饬明军不得劫夺使臣的马匹、物件，而也先也同等对待明朝使臣。除此之外，双方还多次归还那些被偷盗出境的马匹。^[14]明军士兵甚至因偷瓦剌使臣的马匹而被斩首示众于边境。¹²¹

***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五月，哈密王倒瓦答失里的使臣奏称：“近日，瓦剌也先令头目塔剌赤等至哈密，取尔母妻弟，适有撒马儿罕兀鲁伯曲烈干遣使臣满剌麻等一百余人进贡方物，路经哈密，被塔剌赤等逼诱，同往瓦剌。又将沙州逃来人家，亦强逼带去。又称瓦剌令三百人马至边，体探事情等。”明廷对此深感不满，但与其说是对也先所作所为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哈密管理不善的局面的不满。几个月后，也先释放了撒马尔罕使臣，而他们最终也成功抵达北京。¹²²

沙州确实陷入了危机。据甘肃总兵官任礼称，沙州当时面临着沙州卫都督喃哥与其兄弟争权及“饥窘”的问题，这座丝路城市正出现内部崩溃的前兆。喃哥率领一部分沙州人“欲入居肃州之小钵和寺”，而另一部分沙州人却决定投奔瓦剌。任礼以兵所迫，将沙州人250户1230余口尽数迁入肃州。入迁的沙州人最终由朝廷安排到甘州南山一带，令之耕牧。明廷给任礼的建议是：“俟其志向安定，收为土官土民，随军操调，皆姑从尔议。但安抚远人，须在经久，今其来附，恐非得已，且向背不齐，实情叵测，不可不防。议者谓果无异图，置之边州无不可者。如或不然，必须徙之内地，庶无后虑。”¹²³

与此同时，喃哥又称，其弟锁南奔曾与罕东卫指挥撒巴之女有婚约，请求朝廷批准其弟往娶撒巴之女为妻。但明廷得知锁南奔曾受瓦剌伪封祁王，恐有他变，于是又令任礼随其往罕东卫安抚众人。¹²⁴

从这些记载看，遥远的西北防线毫无疑问处于混乱动荡之中。不唯如此，赤斤卫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我们可以从一些记载捕捉到蛛丝马迹。《明实录》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赤斤卫的往事，并由此提到了此时赤斤卫面临的严峻局势：“初，赤斤蒙古之先有苦苦者，娶西蕃女，生塔力泥。又娶于达达，生锁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为三：凡西蕃人居左帐，属塔力泥；达达人居右帐，属锁合者；而自领中帐。后苦苦没，塔力泥及锁合者相继来归。永乐中，始置赤斤蒙古卫处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继掌卫事，部众日盛，遂欲并右帐，累相仇杀，而锁合者不能支，至是诉于边将，言怨隙已深，势难共处，欲以所部内属。”

于是，总兵官任礼令锁合者诣京朝贡并陈述此事。任礼的意见是，信从锁合者之言，发兵收其部众，而明廷却认为，锁合者的意见虽可考虑，但仍要考虑事情原委是否如锁合者所言。英宗皇帝敕谕任礼：“锁合者至京，欲朝廷尽取其右帐人民，与之且乞波罗寺白真山之地以居。然观其词情，未可尽信。今仍遣还尔处，尔等须再三审察，果无他，即遣人往赤斤，谕都督阿速发其家口部属同来。然其人之在赤斤者，未知其意亦果愿偕来乎？盖此事须出本情，少有抑逼，则得此之心，失彼之心，亦非经久之道。”¹²⁵

喃哥率众来归后，到了正统十二年（1447年）三月，^[15]朝廷将之分开，迁徙至内地山东平山、东昌二卫及清平、博平二县等地。其所率头目至普通部众等，俱得薪俸、田地、月粮及各色袭衣、绵布、房屋、床榻、器皿、牛羊不等。¹²⁶

任礼奉命往罕东卫接喃哥弟锁南奔，但罕东卫都指挥阿黑巴不肯发遣。明廷遣人敕谕罕东卫，速将锁南奔送回，“若仍前党蔽，或纵令出境外，因而勾引为非者，剿之不贷”。¹²⁷明廷的威胁并非无稽之谈，且事情很快就会得到印证。

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罕东卫千户阿束偷盗哈密的马匹。哈密头目脱火赤率众追击，道遇赤斤卫指挥锁火者^[16]，杀之尽掠其人畜而还，显然没有再去找罕东卫复仇。后来，哈密以赤斤人畜为质，令锁火者子总失加前往罕东索取其被盗马匹。三卫之间的纷争告到明廷，英宗皇帝令三卫各还其所掠人畜，并依西蕃习俗赔偿各自死伤。他还指责哈密王纵容下属之罪。¹²⁸故此我们看到，在遥远的西北防线，除了如沙州、赤斤等卫有内部分裂的情况下，诸羁縻卫所之间的攻讦不断也给丝路及沿线明军造成不少困扰。

这些现象多少都预示着明朝边防安全问题堪忧。尽管也先一次次尝试从这种混乱的僵局中获益，但他仍有失手之时。他的部属把把来王率众两千屯伯塔山，却在一次出巡中意外被哈密军队袭击，人畜皆为所俘。英宗皇帝获悉此信，即敕谕边将曰：“也先既失志，必欲报复，其令甘、宁、延绥总兵镇守官严饬兵备。”¹²⁹

明廷对哈密也有所不满。在明朝君臣们看来，哈密在保护撒马尔罕使臣免受也先侵扰的问题上表现不尽如人意。英宗皇帝敕谕哈密王倒瓦答失里曰：“前岁，撒马儿罕等处来朝使臣回至尔处，不即遣人护送，却纵令无知之人潜通瓦剌，拘留使臣，夺取赏赐。揆之大法，当捕治示众。今姑不问尔等，自今宜各效忠诚，谨守法度，若迤北人来诈诱，悉拒绝勿听。远夷使臣往来者，皆如旧护送，庶盖前愆。若尔等悖逆朝命，仍私通夷虏，贻患生灵，必调大军剿捕尔等，其毋忽。”¹³⁰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七月，兵部奏称，任礼千里追袭，已于罕东擒获接受也先伪祁王号的喃哥弟锁南奔，认为对锁南奔“宜正大法”。但英宗皇帝持反对意见，他决定放过锁南奔。他说：“朝廷先因沙州系近边卫分，每被瓦剌逼胁欺害，已准都督喃哥等奏移其全卫头目人民于境内，安居优恤。锁南奔不感朝廷大恩，潜窜瓦剌，私受伪职，又拒官军，不听招抚，论其叛逆之罪，固当处死。但念其父兄忠顺年久，特屈法伸恩，免其死罪，待其到时，兵部与通事明白谕以恩意法度，连其家属送东昌卫，与其母兄完住。”¹³¹

因剿捕有功，任礼与副都御史马昂并麾下各级将校8421人俱受赏，锁南奔等26人则被遣往山东定居，并颁赐农田。¹³²

我们现在已无法知晓，也先得知“祁王”锁南奔被擒获时的反应，但是，也先对沙州、赤斤诸卫所施加的压力，显然已经使当地社会趋向支离破碎。现在，他还在向哈密继续施压。也先邀请倒瓦答失里前往瓦剌，看望其被俘的母亲。倒瓦答失里不知如何应付，于是请示明廷。英宗皇帝回敕道：“尔奏瓦剌太师也先因亲戚之故，遣人邀尔往见彼母。及也先声言出军回，尔亦当往见，并所有尔遗民，候尔到时，俱与领回等因，具见尔忠敬之意。朕以天下为家，一视同仁，固无分彼此，但尔世膺王爵，守御近边，洊受恩宠，忠诚尤笃。凡有事务，宜与尔图长久。也先虽与尔为亲戚，其部属安能尽体也先之心，倘为利害所惑，一言不合，必生嫌隙。况相去窎远，山坂溪涧之间，或为小人所乘，祸患难测。古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尔以王爵统守一方，亦当知所自重，思患豫防，斯无后悔。也先果促尔行，尔以保守地方之事，明白回答。或选一良使往彼致意，用全交好，亦无嫌疑。尔尤须谨守礼法，不许轻听奸诈怵诱，妄谈是非，自速后祸。盖朝廷选将练兵，赏善诛恶，行之未尝或爽。尔宜体国厚恩，益坚臣节，庶几永保富贵，尔等其钦承之。”但英宗皇帝的一席话，倒瓦答失里最终没有听进去。两个月后，他率众前往瓦剌，英宗皇帝甚至为此责骂他一番。¹³³但由此事可以看出，此时的明廷对哈密的管束力度非常有限，对哈密王的最终决策往往无能为力。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皇帝的统治生涯意外中止了。彼时，甘肃走廊及丝路沿线的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¹³⁴赤斤、沙州、罕东、哈密诸卫纷争不断。他们对明廷显然不再像其祖辈时一般效忠，内部倾轧、斗争、报复、迫害，此起彼伏。而明廷唯一能做的，只有责备、威胁，或威逼利诱。

而在东北段防线，则有瓦剌、兀良哈与女真之间的斗争。他们的战火甚至经常燃烧到明军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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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从正统十一年（1446年）后期开始，明朝官员们就开始投入到全面巡查北境防线的任务中，并在巡查中提出各种建议及措施，如增加明军数量，优化明军部署，建立更多后勤保障、粮仓等。从这些行动中我们或许可以意识到，瓦剌也先正在迅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明军必须尽可能在其羽翼丰满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搜集并复原关于也先各种行动的零碎信息，对于明军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明廷必须根据这些不完整不连续的信息作出判断，以研究如何使大明免受也先袭扰乃至入侵，并制订相关的计策行动。而我们也试图去探究了解这一点。当然，我们没有义务在对情报进行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付诸具体行动，而明朝却不一样。明朝在推知瓦剌试图成为草原霸主的时候，就需要采取实质行动去应对这一威胁。它一方面设法安抚也先，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加强战备。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执行这一策略时，明朝又有哪些现实可行的选项呢？

让我们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月看起。彼时，也先遣其部下奄克到大同，称也先率众往兀良哈，恐回程时人马困乏，希望大同方面能有所接济，同时还希望与太监郭敬会面。事情上报到朝廷，英宗皇帝希望也先亲自与朝廷商谈，于是他敕谕郭敬道：“此虏狡黠，切宜严备。设若必欲要尔相见，宜应之曰：‘我奉命守边，非有诏旨，不敢擅离。况我与太师皆朝廷臣子，以心相契，虽不相见，即如面会。’或再言求粮，宜应之曰：‘非有朝命，升合不敢擅支，京师储峙如山，尔可自请。’”同时，英宗皇帝又遣使臣敕谕也先曰：“朝廷闻太师与兀良哈仇杀，已戒饰边将勒兵，切宜严禁部属，毋令近边，恐难分辨，务在善辞应答，毋启衅端。”¹³⁵

数日后，英宗皇帝再次敕谕也先，曰：

近者，太师差头目把秃不花等赍奏，将所得兀良哈人口、马匹来进。朕特颁敕褒奖，赐以彩段表里，付把秃不花等赍回颁给，用旌太师之忠诚。初，把秃不花等不由大同朝贡使臣往来大路而来，乃从迤北境外，山路险窄之处行走。及遇巡边官军，又不明白说系太师差来进贡之人，及不将所赍文书看验，几为官军剿杀。朕令人审其实情，及得所赍奏文，方知果系太师差来进贡之人，特宥不问，仍给赐衣服、加恩宴、赏馆待尤厚。今后太师凡差使臣来者，务令赍铁牌及印信文书，从大同路来。太师又奏请将先差使臣把伯等今冬打发回来，然把伯等近方到边，即日放进，于大同宴劳，复遣官迎接馆待，从容来京买卖物货，及陆续赏赐筵宴，礼不可缺。待其事毕，即遣使臣护送回还，必无所失。朝廷兵制，在内有大将精兵，各路有总兵镇守，缘边有守备之兵，境外有巡哨之兵，皆常操练，以防不虞。近闻太师等杀掠兀良哈部属，恐彼余众奔遁，来边为盗，已敕边将严谨堤备，遇有近边者，即时剿杀。今虑太师人马不知朝廷禁令，或往来境外，边将一时不辨，或误有所伤，太师宜毋令近边，庶副朕一视同仁之心，亦见太师克全和好之意。

这则敕文显得很微妙，英宗皇帝竟描述了明朝的层层防御体系。这种描述似乎在暗示也先，明朝拥有最顶尖的防御体系和精锐部队，从漠北草原进入中原的每一条道路都被严格控制起来，固若金汤。¹³⁶

不久，朝廷又收到靠近蒙古高原的吉河卫的奏报，称鞑靼来抢各卫人畜，诸女真卫所欲集结人马，驱逐来犯之敌。英宗皇帝赞成他们的主张，但同时也告诫道：“尔即约束部属，但有远夷奸人，到来蛊诱尔众为非者，即拒绝捕治。或来侵尔境，即并力剿杀，斯为尔福。”英宗皇帝给女真诸卫举了兀良哈人的例子，称“兀良哈三卫，皆因其头目与远夷交通，致彼数数往来，察其动静，今被劫掠人畜，实所自取”。¹³⁷不过，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在这段记载中，“瓦剌”“也先”这类名字，会被“远夷”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所取代。

又过数日，也先奏称，永乐皇帝封其祖父马哈木为瓦剌顺宁王的金印，在与把秃孛罗的斗争中丢失了。明廷即重新赐予其瓦剌太师金印。¹³⁸这一细节暗示我们，此时也先仍在名义上臣属于明朝，而他在瓦剌亦仍有一位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

又一日，明廷由礼部主持宴请脱脱不花汗朝贡使臣、也先使臣等1165人，毫无疑问，其中有大量的随行商人。¹³⁹

所有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双边关系似乎非常稳定，但我们知道，实际并非如此。正统十二年（1447年）正月，兵部尚书邝埜对当前形势作了令人不安的评估。他向英宗皇帝奏称：

瓦剌虏酋也先，自其父脱欢时吞并阿鲁台部落，益以强大，而西北一带戎夷被其驱胁，无不服从。惟兀良哈三卫不服，也先又亲率人马，分道掩杀，自此北漠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前年，也先尝欲俟我边将送彼使臣出境，乘间抢杀，及分遣人马于甘肃、宁夏等处，约期入寇。仰赖皇上深烛其奸，豫敕沿边严备，又命定西侯蒋贵等统率精兵巡边备之，其计不行。今也先率其丑类，远离巢穴来边窥探，烟火不绝，乞敕在京各营拣选精壮军马各数万，令智勇头目分投管领，整点军装、器械，于虏使起程之日，命将统领往宣府、大同两处驻操，壮我边军勇敢之气，消彼虏贼觊觎之心。又京师官军，为因修城摘拨二万人，工作已一年之上，宜令休息养锐，遇警调用。

邝埜建议如此，但朝廷方面鲜有应对举动。也许在明廷看来，这样的说辞未免过于危言耸听。¹⁴⁰但之后，罗亨信又奏道：“达贼也先自去年秋抢掳兀良哈，得志回还，累来窥探不绝，料必扎驻不远，决有伺隙为患之意。臣等深虑大同左右参将分守东、西二路，所统军马数少。乞将山西、河南操备下班官军暂留堤备，遇警分遣二路，并力杀贼，俟二月终无声息放回。”这次，明廷终于同意其奏。¹⁴¹

与此同时，明廷又向朵颜三卫首领下发敕谕，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他们仍游离于也先之外，而非为也先所控制。敕文曰：“比闻尔等为瓦剌所侵掠，朕甚悯之。盖尔部属，或有私与往来交通者，屡敕尔等禁约，率不经心，今被其害，实所自取。自今宜戒饬部属，毋听其诱惑致祸。或有警急声息，星驰奏报。今赐尔等及大小头目织金、袭衣、彩币表里，分命来使脱木儿等赍与，至可领也。”在这里，明朝表现出了其以德报怨的大度姿态。¹⁴²

这一年，也先逐渐完成对丝路沿线诸城市的控制，并慢慢将注意力转向东侧。就在前述事件不久之后，辽东总兵官曹义便以“虏寇也先离辽东不远，恐乘隙为患”为由，奏请朝廷精拣2000人于广宁（位于辽阳以西120公里、北京东北500公里）操备，以应付可能遭遇的突袭。明廷接受了他的请求。¹⁴³

但曹义口中所称的“虏寇也先”，确然是瓦剌军队吗？似乎也未尽然。三月，提督辽东军务左副都御史王翱便奏称：“臣会同军马出境巡哨，总兵官都督曹义出广宁，兀良哈贼众匿林中，义卒兵围之，贼突出迎战，我军奋勇击之，贼大败……凡斩首三十二级，生擒七十余人，获马牛羊四千六百有奇。”英宗皇帝命选良马赴京，其余的分赐诸有功将士。¹⁴⁴

也先虽未在明军辽东边防附近，但他的确在周边其他地方。根据王翱的奏报，朵颜卫指挥乃儿不花等向辽东方面抱怨，称“也先诱彼往取所虏人畜，比至，一无所还，反遣人取其所虏人家属”。为此，乃儿不花请求移居白山，以躲避也先之锋芒，明廷是其议。尔后，乃儿不花又再次状告：“速可台娶兀者卫都督剌塔妹为妻，也先令可台来，迫剌塔馈送粮食，且言违命即肆抢掠，因来侵扰广宁、开原。盖也先今者犹在境外，夏深草茂、秋高马肥之时，必复来胁兀良哈同来犯边。”为此，英宗皇帝令王翱“往剌塔处体察事情”，确保各项防御事务就绪，同时安抚诸卫，务求对明朝忠诚不贰。¹⁴⁵

但坏消息亦接踵而至。朵颜卫指挥乃儿不花弟阿鲁花遣使奏称：“瓦剌也先弟赛罕王，领人马侵轶部落，杀死乃儿不花，劫掠头畜，即今在边未回。”明廷命阿鲁花为指挥佥事，代领其众，同时驰文与辽东、大同沿边总兵等官，“各令戒饬士马，申严号令，如有侵扰，出奇掩捕”。¹⁴⁶

这样一来，东北防线的局势就变得更糟了。兀良哈人俘虏了明军的侦察斥堠夜不收，后来将之放归。但在英宗皇帝看来，夜不收之所以能被放归，“岂不漏泄事情？”英宗皇帝称，此事非小，边防将领必须提高警惕。¹⁴⁷

七月，大同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奏：“达贼也先并吞诸部，其势日盛，必来犯边。宜令各边将分别队伍，孰可为正，孰可为奇，大小头目孰可以守，孰可以战，俾各分领操习，庶使兵知将意，将识士情，不致临阵无统，仓卒误事。”朝廷是其议，并请有长策者，同议奏来。¹⁴⁸

我们把视线拉回辽东地区。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奏：“泰宁等卫达子在小凌河等处，哀告为也先所害，逃散乏食，愿以土物来易米粮。宜令暂于广宁魏家岭关外放入交易，即令回还，庶使不得窥探虚实，且知朝廷拯恤之意。”但英宗皇帝仍不放心这些“可怜人”，他告诉曹义：“此辈艰难时来投托，稍得势便为贼盗，恐往来熟知道路，后为北虏向导。”他提出的建议是：“果归顺者给赏安置优恤，不愿归顺者，听于境外远地居牧。敢有近边，调军擒剿。”¹⁴⁹

同时，海西、野人女真诸部也都接到了来自明廷的警报。英宗皇帝敕谕之曰：“今兀良哈来朝者，言瓦剌复欲侵劫兀良哈部属。且瓦剌居迤北之地，兀良哈居迤南之地，本不相侵犯，近年瓦剌谋取兀良哈，以结亲为由，与其都督拙赤等交结。去岁为彼劫掠，拙赤等先死，其余败亡，往事可鉴。今此虏又欲谋尔野人女直，尔宜戒饬所属头目人民，但有虏寇来蛊诱者，即便擒拿，送镇守官具奏处治。侵犯者即并力剿杀，无失建立功名，忠报朝廷之意。”

八月，兀者卫都督剌塔奏：“迤北鞑靼遣人来其卫，追寻兀鲁歹等。”明廷急令王翱告知剌塔，以朵颜三卫的惨痛教训为戒，不要“轻与虏和，自取灾祸”。¹⁵⁰

九月，王翱来报，据瓦剌使臣言：“也先兵侵兀良哈，其泰宁、朵颜二卫已为所胁，惟福余人马奔脑温江（今嫩江），彼又欲待冰冻时追之，因往海西收捕女直。”英宗皇帝告诉王翱：“尔宜遥振军声，使虏闻风不敢近塞，斯为全策。谨斥堠，饬将卒毋贪微利，以启衅端。”¹⁵¹

九月，明朝与瓦剌有了一次使臣互动。时骁骑右等卫副千户马青奉使瓦剌，回来时，与脱脱不花汗及太师也先使臣皮儿马黑麻等2149人同归，英宗皇帝命赐宴于大同。原来，在此之前，也先曾俘虏了辽东明军4人，于是朝廷派马青与千户马云赍彩缎、布帛13345匹出使瓦剌，索回被俘士兵及犯边寇2人，故而有此次瓦剌使臣的大规模回访。而也先的影响力更是突出体现在他对哈密和撒马尔罕使臣的控制上。他令哈密使臣脱脱不花同撒马尔罕使臣马黑麻的等339人由陕西入贡，对明军边防骚扰日深，但明朝似乎接受了这一切。那我们不禁要问，明朝的朝贡制度究竟由谁运作？是也先，还是明朝？《明实录》编修们总结也先的行为是“公私骚扰，边患益深”。¹⁵²

也先在辽东方面施加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明廷告诫王翱，不要忘了“太师”曾经的所作所为。英宗皇帝说：“瓦剌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噬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今又东极海滨，以侵女直。女直自开国以来，役属中国，一旦失之，是撤我辽海藩篱，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已敕女直卫分，俾知堤备，卿等亦宜严兵为备，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来不攻，尚须有恃，况其必来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¹⁵³对瓦剌“往事”的回顾，虽然简洁，但很奏效。但目前为止，也先已经粉碎了丝路上原本附属于明朝的势力，而现在又开始在辽东地区对女真诸卫做同样的事。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时，瓦剌脱脱不花可汗和也先太师竟径直绕过明廷，致书在宣府总兵官杨洪，并赠送其马匹。如前述，杨洪是明军一员大将，以袭杀挫败兀良哈偷袭部队而闻名，但他没有直接面临过瓦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因此他对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杨洪选择把事情上报到朝廷。显然，这是瓦剌试图与明朝边将建立的“私人联系”。瓦剌十分擅长分裂瓦解对手，而与杨洪的直接联系，也恰恰是这种策略的外在表现形式。对此，英宗皇帝敕杨洪曰：“人臣无私交，但夷虏以礼相敬，不可固拒，宜量以礼币答之。虏情虽多虚少实，料其意亦不过以岁时人使往还，烦尔馆待故耳。凡接见之际，虽以礼貌相接，犹必内加关防，动以朝廷恩威为言，务有以阴折其心，使无所窥测，则善矣。”¹⁵⁴

瓦剌在外交上对明廷施压的同时，对辽东防线也增加了威胁。十一月，英宗敕谕王翱、曹义曰：“得奏瓦剌平章领人马于北山驻扎，此必也先所遣，欲胁野人女直，使之归己，又窥山川道路险易，及我边境兵备虚实。尔宜勤瞭望，谨巡逻，练士马，利器械，昼扬旗帜，夜举烽火，使虏知我有备。或彼侵扰近边女直，宜酌量事情，遥为声援。若来犯边境，则严督官军，运谋奋勇殄灭之。”¹⁵⁵

此时，鞑靼阿儿脱台来归，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阿儿脱台与也先帐下平章克来苦出有矛盾，为防被其加害而叛逃明朝。他说：“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¹⁵⁶

朝廷显然认为这种说法可靠，因此英宗赐予其冠带房舍，命其于南京居住。如果这则消息是真的，那它对明朝可以说有独特的意义。这是一则来自瓦剌内部的军情，充分显示瓦剌内部阵营的分立，特别是也先与脱脱不花的矛盾。也先想要推翻其主，入侵中原，甚至想要征服天下，正如消息中也先所说，纵不能占领中原的大城池，起码也能有所剽掠。

那么，这个时候的兀良哈人怎么办？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有部分兀良哈人不惜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到西部地区冒险剽掠，另一些人则觉得难以忍受饥馑冻馁，逐渐归附明朝。当然，他们往往得到明廷慷慨的安置。¹⁵⁷前述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因瓦剌袭击而逃往脑温江，明廷决定让他们重新于辽东境内，选择水草便利、宽舒善地安插居住。到了正统十三年（1448年），英宗皇帝又敕谕仍于旧地居住的朵颜三卫首领，允许他们如再被也先劫掠时迁徙辽东。六月，朝廷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¹⁵⁸

女真诸卫方面，兀者卫都指挥剌塔等从瓦剌处收到一封文书，决定上呈明朝。英宗皇帝览毕，回敕道：

近尔等进瓦剌与尔等文书，朕览之，皆甘言诱语。且自古国家兴废，皆出天命。今虏乃以元成吉思、薛禅可汗事诱尔，且元亡已百余年，当其亡时，子孙奔窜草野，皆为人所害，今其称为首领者，亦不过冒其名以胁部属耳。其属人尚皆不信服，况欲欺远方之别类者乎？我祖宗受天明命，统御万方，尔女直野人皆自开国之初设卫授官，颁给印信，管治人民，尔等世受国恩，听朝廷节制，兹乃受虏文书，于理不当。况尔居东陲，虏居北地，相去甚远，虏以文书遗尔，事必有因。论情固当究问，但念尔等素多忠谨，自以文书缴进，不隐其情，悉置不问。自今尔等宜严禁部属，毋与虏往来。或虏侵犯尔境，尔等备御不及，驰报辽东总兵等官，为尔量度应援，务使尔等不致失所。尔等其敬慎之。¹⁵⁹

正统十三年（1448年）年底的这则史料，为我们了解瓦剌的征服战略提供了另一扇稀见的窗口，尽管我们此前在许多史料中已经捕捉到蛛丝马迹。看起来，瓦剌的征服战略并非也先一人在唱独角戏，而是也先与脱脱不花的双簧戏。毕竟，也先仍需要脱脱不花这一所谓的黄金家族后裔来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脱脱不花也绝无可能脱离也先的瓦剌而自号为汗，二者处在一个相互倚借的共生系统中。尽管脱脱不花与也先都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但他们又坚持向其下属乃至其他部属授予元代官职，这就以一种模糊但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宣告，元朝并没有在1368年结束，它在草原上仍世代永存。也正因此，也先只能对脱脱不花宣称，他进军中原只是为了掠夺。但这完全是表象，也先永远不可能将其内心深处的野心——恢复整个蒙古帝国——透露给脱脱不花（而事实很快证明，即使没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合法外衣，也先也照样能够统治瓦剌）。

正统十三年底（1449年1月），瓦剌使臣如约而至，次月，礼部亦设宴款待1799名随从使节，其中还有666名穆斯林商人得到单独款待。无疑，这又是也先的一次“安排”。正统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瓦剌使臣陛辞，英宗皇帝托其致书达达可汗脱脱不花，其文曰：

朕惟天地运至诚之德，故能生成乎万物。帝王存至诚之心，故能抚育乎万民。天理、人心，一诚无间。朕即位以来，祗体天地之德，推至诚以御华夷，可汗深体朕心，竭至诚以通和好，是以家国乐清宁之福，人民享太平之治，皆一诚相与之，明验也。去年冬使回，备称可汗敬礼朝使，亲领人马护送而还，知顺天循礼之意……来书首举尧舜贤明帝王为言，又云：“说过的言语要坚固谨守，中间或有小人奸诈非言，不可听信；所行的事务要诚实和好的道理，不可怠慢。”盖知可汗明达古今灼见，顺逆用图和好久远之意，朕甚嘉之……来书有云：“去岁书内写我作达达可汗缘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称名号，亦有定体。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诚，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达达可汗称之，亦尔俗至美之号。朕与可汗和好，在有诚意，不必论此虚文也。

这是英宗皇帝回信中措辞较为柔和的部分，但随后，针对脱脱不花的“大元可汗”梦，英宗皇帝的语气转向强硬：“去岁……尔……赍文书到（女真）各卫。其书言：‘前元成吉思及薛禅可汗授彼父祖职事，要令彼想念旧恩，及要彼整备脚力粮饭。’……朕览其词，皆诱胁之意，非正大之言，未知果系可汗之意否？且自古国家兴衰，皆出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今元运久去，天命在我大明……朕虑或可汗以下贪利生事者妄为，姑令止之。若此事果出可汗之意，以后宜切戒，毋启衅端。倘出下人，即严切禁止，穷治其罪，庶彼此相安，毋伤和好……凡尔处使臣，亦独选择的当之人，节减差来，庶朝廷可以加恩馆待。”

当然，随着信件寄出的，还有英宗皇帝赏赐给脱脱不花及其妃子的大量物资，当然，也先与另外数十名将领，及各家女眷也获得了各类赏赐。¹⁶⁰

通过这些文书，明朝展示了其对北境防线安全战略的考量。在明廷看来，脱脱不花也好，也先也罢，只要他们不以反明复元为旗号，他们在草原上的势力就会得到明朝的承认，得以肆意发展，因为明廷认为，一旦打出“复兴大元”的旗号，就会对周边其他势力，如中亚民族、藏人、女真人产生吸引力。明朝对其权力和重要性的承认，无疑十分重要，因为这代表明朝将会以礼待之，且在朝贡时给予大量馈赠。明朝承认脱脱不花的首领地位，但除了他那天然的黄金家族身份外，我们无法得知明廷基于什么理由才承认其地位。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在这份明朝对草原权力格局的描述中，也先的地位并不明显，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廷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总的来说，文书中明朝的姿态显得柔和低调。

二月，辽东总兵官曹义奏：“广宁沿边累报烟火，臣等同太监亦失哈、提督军务右都御史王翱率领官军出境，遇见达贼，与之对敌。将士奋勇杀败贼众，斩首一级，生擒男妇五十名，马八十七匹，牛二十七只，车七辆并军器等物。”英宗皇帝命将俘虏及勘用马匹、武器送往京师，其余犒赏有功将士。四月，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备御署都督佥事卜马麟“出境巡哨，至箭豁山，亨分巡山北，麟巡山前，各遇达贼数百人，俱击败之，擒四十六人，斩首四级，获马七十余匹，牛四头，及弓刀衣甲。贼盖兀良哈部属也”。¹⁶¹

以此观之，明军开始有效地制止小规模掠夺的发生。或许这也是也先决定组织大规模进攻的原因。宣府总兵官杨洪很早就预感到也先可能会组织大规模进攻，因此正如前文所述，他时常对此显得担忧。明廷同意其奏请，拨付杨洪所属部队角弓5000张，弦1万条，箭15万枝，碗口铜炮300个，信炮1000个，木马子火药若干，全旗牌各10面。¹⁶²

守备防线的明军多少预感到了什么问题。总督独石、永宁等处守备都指挥佥事赵玟奏：“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等七堡，止有军马七千，分守地广兵少，乞于腹里量拨官军，带领火器，前来训练备用。”但明廷的意见是：“腹里官军不必调，但令玟等整饬见在官军堤备，遇有贼寇，即报杨洪，令互为应援。”明廷似乎有更加庞大的计划。六月，英宗皇帝决定令平乡伯陈怀等，率精锐马步官军3万人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等1.5万人往宣府。英宗皇帝令他们“在彼训练，养威蓄锐，以备不虞。或遇虏寇侵轶，即与总兵镇守等官相为掎角以击之”。所有4.5万名京军士兵都得到了银两、盔甲、衣鞋等赏赐。随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整条北境防线上的所有士兵都赐银一两，新鲜的粮食、草料亦源源不断运往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等地。¹⁶³看起来，明军已经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二日，瓦剌军队动地而来。没有宣战，没有任何辩护和声明。瓦剌军兵分四路，全面进攻明军，也先本人则率领其中一路军队，由猫儿庄进抵大同，明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可汗脱脱不花放弃此前的立场，率军在辽东方面声援也先。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甘州方面亦报瓦剌军队入侵。

当时的明廷并不清楚是什么引起了瓦剌此次大规模入侵。从《明实录》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测，瓦剌此举与其对明朝索取需求日益失衡的形势（可能由人口增长造成的）有关。如前述，瓦剌对明朝的朝贡规模日渐增大，峰值时达3000人，而明朝却不愿其使节大规模前来，时时加以限制。明廷所能提供的贸易量不足，使瓦剌方面日益不满，而双方缺乏相应的机制或机构来磋商解决这一外交、贸易矛盾，因而，由经济而起的“蝴蝶效应”，最终煽动了一场大型战争。^164[17]

消息传到北京，明廷立刻动员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每人赐银1两，胖袄、裤各1件，鞋2双及行粮1月，麦3斗。明廷又颁给他们新武器80余万件，每三人给驴1头为负辎重。随后，英宗皇帝又宣布，其本人将御驾亲征，剿灭胡虏。¹⁶⁵

皇帝亲御六师以临塞下，自然是有风险的，但并非毫无意义。在宣德时期，宣德皇帝虽也三次亲临边防，但并非为抵御外敌大规模的入侵。年轻的英宗皇帝血气方刚，试图效仿乃祖乃父，却完全没有经验。彼时，吏部尚书王直率廷臣合章奏请英宗皇帝慎重考虑。在他们看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但英宗皇帝拒绝这一劝谏，他告诉王直：“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¹⁶⁶

这一切似无先谋，都是在紧急事态的推动下所作的临时安排。这又与宣德皇帝不一样。宣德皇帝亲征时，漠北草原局势相对稳定，且经过朝廷一定的规划。如今，22岁的英宗皇帝，将第一次作为九五之尊出现在公众视野。有说法认为英宗皇帝并非自愿走向前台聚光灯下，而是在王振的坚定支持和鼓励下，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监国，宦官金英等辅之。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17名大将，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15名朝臣扈从随征。因为前方事态紧急，故此次御驾亲征，英宗皇帝几乎没有时间大力宣传。七月十六日，车驾启程离京，前往宣府、大同，因为也先正在那里指挥瓦剌军队进行作战。在明廷看来，也先所在，即是瓦剌军威胁所在。但大军最终并没有到达那里。

前线开战，传来了噩耗。大同总督军务宋瑛，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与瓦剌军战于阳和后口（大同东北数公里处），但因为太监郭敬^[18]监军，诸将俱受其节制，导致军队全无纪律，全军覆败。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奔还大同，郭敬躲在草丛中逃过一劫。也先同时还包围了马营堡，将河水切断，致使营堡中无水。¹⁶⁷

英宗皇帝率领的明军士气十分低落，且在出征前并无详细的进军路线。扈从文武并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走到哪里，明廷也从未对此事进行宣传，以便使天下臣民相信这一亲征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次充满问题的出征，将很快终止于八月十五日的土木堡之变。是役，也先彻底击溃了明军，俘虏了年轻的英宗皇帝，这一事件，大多数人已经耳熟能详，本文在此不再赘述。¹⁶⁸值得一提的是，数十名高级文武官员及王振等宦官均在战役中被杀（太监喜宁被俘，后成为也先的谋士）。英宗皇帝率领的明军遭到毁灭性打击。¹⁶⁹

***

本章到此就结束了。英宗皇帝的正统时期，在次年（1450年）正月初一就结束了，但实际上，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英宗皇帝的统治就暂时宣告结束了。我们回顾其自登基而到土木堡之变的14年间，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相对合理的看法，即就明朝的北境防线而言，其前景并非完全暗淡无望。即使在这段时间里，明朝名义上由年幼的皇帝统治，但在太后、内阁和王振的辅佐下，明廷所作出的政策总体上是理性、有智慧且符合国家利益需求的。复杂的边防机制一次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边防形势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但是，我们一再看到，后世不少学者总把明朝的军事防御概而论之为失策或严重管理不善，但这一结论显然与我们看到的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的文献记载相矛盾。那些被广为诟病的征用或管理不善的个案，事实上大多得到了处理和补救，事情或多或少，差强人意。当然，问题也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便是正统年间辅佐英宗皇帝的顾命元老相继离世，最后只有宦官王振成为英宗皇帝的亲信。以此观之，土木堡之变不能被过度解读为明朝政治肌体慢性恶化的结果，似应被视为短暂的命运转变更为妥切。它固然造成了一场明朝政权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明朝终究转危为安。

注释

[1]因明英宗朱祁镇先后有两个年号，故本章称其为“英宗皇帝”，而不作“正统皇帝”，下章同。——译者注

[2]原著作“Liu Rujing”，核《明实录》原文为“罗汝敬”。——译者注

[3]作者这里改用“palace”，意为此时正统皇帝朱祁镇尚未亲政，其政令虽以其名义发出，实则为太皇太后张氏所为。考虑到《明实录》中亦皆载作皇帝言行，因此本处仍从《明实录》，译作“英宗皇帝”，特作说明。下文情况同。——译者注

[4]《明实录》中称“阿台王”。——原注

[5]作者转译此段时，误称“阿台、朵儿只伯已死”，核《明实录》原文，实际上只是被“杀散”，并未言及其死。——译者注

[6]“前述擅杀”一句原在注释中，行文需要挪至正文。——译者注

[7]原著称，庄浪即今之平番县。实际上，平番县是清朝旧制。清代雍正时期将庄浪改为平番，1928年改永登县，今仍称“永登县”，隶属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约在兰州西北85公里。——译者注

[8]作者把成国公朱勇写成“Zhong Yong”，显属有误。——译者注

[9]本句为译者所加，使上下文更为衔接。下文“微观上看”亦同。——译者注

[10]此处作者认为“陈斌取代王贵成为肃州新的都指挥”一事很奇怪，实际上恐怕是作者的误解。核《明英宗实录》卷35原文，陈斌在西宁的内斗及其调动之事如下：“调西宁卫都指挥陈斌于肃州哨备。初，镇守西宁著（署）都指挥佥事金玉言，斌党附会宁伯李英，数构陷前镇守官。英坐罪，斌谋招番簇寇掠，觊朝廷释英，又以危言，迫取诸簇马牛。恐败边事，请迁斌远方，或调他卫。章下，行在兵部复奏，以斌奸宄不忠，宜从玉言，故有是命。”从这一段记述看，此调动既符合金玉所请，也没有直接提到陈斌取代王贵之事，只令之往“肃州哨备”，是正常调动，很难认为是令人费解的决定。——译者注

[11]《明史·罗亨信传》中亦载有此事。传曰：“正统二年，蒋贵讨阿台、朵儿只伯，亨信参其军务。至鱼儿海，贵等以刍饷不继，留十日引还。亨信让之曰：‘公等受国厚恩，敢临敌退缩耶？死法孰与死敌？’贵不从。亨信上章言贵逗遛状。帝以其章示监督尚书王骥等。明年进兵，大破之。亨信以参赞功，进秩一等。”《明史·李安传》对此亦有所载。——原注

[12]脱脱不花是瓦剌真正的可汗，为脱欢、也先父子先后拥立。脱脱不花是元昭宗爱猷识里达腊之子哈尔古楚克的孙子，黄金家族后裔，尊号岱总汗。脱欢、也先父子以之为旗号控制瓦剌。最后因与也先决裂而败亡。——译者注

[13]此时的英宗皇帝已年过14岁了，或许已不再是太皇太后或顾命大臣教他如何拟敕，而是他本人的意思。——原注

[14]该句结合上下文意作了调整。——译者注

[15]此处记载实则与前述内容一致，当系指一事，故译时作一定调整，使上下文更为衔接。——译者注

[16]即前文所述欲内附明朝的赤斤卫锁合者。——译者注

[17]《明英宗实录》卷180载：“虏使贪婪无厌，稍不足其欲，辄构衅生隙。虏酋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又索其贵重无有者，朝廷但据有者与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虏酋，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虏酋以是衔恚。初，遣使不满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余人，又虚益其数，以冒支廪饩，会同馆官勘实数以闻，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使回，虏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胁诱群胡大举入寇。”——译者注

[18]原著作“Guo Ying”，核《明实录》原文，实系郭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