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1403—1424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一代君王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次年，太祖的四子，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清君侧”，靖难之役爆发，边防势力出现了部分的失控。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进入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即位，年号永乐。¹战争的硝烟散尽后，永乐皇帝不得不再度面对西至藏族聚居区，东至辽东的广袤北境防线。他的制度性创举在于：他以陕甘、宁夏、大同、宣府、辽东五处总兵官^[1]，替代了此前诸王戍边的旧制。此外，他还逐步将京师由南京迁往他原先的封地北京。^[2]

这一切，显然都不在太祖原先的预设范围内。在洪武时期，高级将领只出现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而非令之常驻于边防前线。在各个边防区中，太祖会直接令驻防当地的卫所将校负责。但永乐皇帝即位后，很快就设立了一级军政部门以节制诸卫所。这一变化，似乎是早期明军转向防御的某种信号。但令人费解的是，永乐皇帝又同时向周边四面发起进攻。当然，永乐朝与太祖朝在某些方面也有承继性。如在军官用人方面，永乐朝镇抚一方的要员多为太祖朝军官之后裔。部分开国功臣之后甚至得以承袭父爵，并继任封疆大吏之职。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甚至可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军事小集团。

在永乐皇帝看来，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时刻警备北境防线，因此他时常敕谕边将，要时刻注重边备，警惕边患，要时常营缮边垒，勿要孤军深入漠北追袭穷寇。

永乐皇帝还认为，明朝必须自己成规模地饲养战马，因为从茶马贸易或朝贡中所获的马匹远远不能满足明军的需求。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皇帝决定在陕西、甘肃置两处苑马寺负责饲养马匹，令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估选适合养马的基地。每处苑马寺下统六监，每监下辖四苑。每苑视其地理远狭，分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每寺设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在获取和饲养马匹问题上，永乐皇帝还以敕谕详细指导二将：“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各草枯，则收饲之……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其监之未设者，即按视水草便利可立处，遣人以闻。”²很快，永乐皇帝又依样画葫芦，在北京和辽东置提督养马官负责饲养马匹事宜。但他认为汉人不擅养马，因此又令鞑靼官员“教民畜马”。³又有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将大同东北猪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地理画为一图，进呈永乐皇帝，向他推荐彼处适合畜养马匹之地。⁴在永乐初年，与马政相关的奏议堆积如山，若我们有意将之整理归档，恐怕尚需费时费力。

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皇帝与何福在处理鞑靼军官率军之事上产生分歧。或因谗言，何福在率领所部鞑靼士兵的问题上遇到困难，于是他请求永乐皇帝从京师派遣鞑靼军官前往甘肃率领鞑靼士兵。但永乐皇帝表示反对，他敕谕何福曰：

得奏。欲于京师选鞑官之材能者诣边，率领所调鞑官军，朕亦计之。鞑官素于地理不谙，人情不悉，遽令领军出境，将不知军，军不知将，不相亲附，而于号令，或有乖违，则功不成。此事理甚明，不待智者可知矣，于尔有不知耶？得非有人谓尔总蕃（此处“蕃”的概念很模糊，它大多时候指藏人）、汉兵久，虑势重致谗，为此言乎？朕为天下主，赏罚予夺，皆自己出，未尝以谗加罪一人。况尔老将，为朕素知，故推诚委任，所言辄听，有未听者，必相与尽心商度其事之可否，何尝有一毫致疑。且尔皇考旧臣，有疑不信，于鞑官又可耶？自今诸事，但竭诚致力，尽其材识，可行即行，慎勿复有顾虑。⁵

永乐皇帝即位伊始，明朝对北境边防的关注侧重在如何吸收漠北草原上残存的元军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这些小部落多左右逢源，或依附明朝，或与残元势力合流，或以剽掠为生，或如女真人一样，时而与朝鲜为盟。而永乐皇帝则费尽心思，意图招诱他们归附明朝。早在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3]，永乐皇帝便遣使往谕兀良哈、鞑靼、野人女真诸部，敕文曰：“朕命统承天位，天下一家，薄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者，与使臣偕至。”⁶后来，何福又以边地降者有重新叛回草原的，请求领兵追击之，永乐皇帝再次阻止了他。永乐皇帝说：“夷虏谲诈，不可凭恃，自古则然。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心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被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⁷这一建议看起来颇为明智。

野人女真主要居住在辽东腹地，在永乐一朝，他们如涓涓细流般逐渐归附明朝。通常，他们会被成建制地编为卫所，其旧首领则摇身一变成为这些卫所的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最后，归化的女真诸部被整编为384卫和24千户所。这些卫所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暂，通常在史料中看到它们成立后，便杳无音信。⁸部分女真人可能在此过程中迁入中原。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皇帝以天气炎热为由，令兵部大臣于开原卫置快活、自在二城给入关的女真人居住。他说：“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镇守官勿阻之。”⁹很快，在快活、自在二城的基础上，永乐皇帝又为这些南来的女真人设置自在、安乐二州。

这些城市仍采取了前述诸族属杂居的形式。或许入住者会成为中原礼乐教化的对象，并渐渐被汉人所同化，但即使如此，作为藩属臣民，他们仍有纳贡义务。永乐九年（1411年），建州等卫指挥宁失加乞、塔河卫指挥失剌等来朝，称愿居于快活城，永乐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另一则史料，则展示了居住在安乐、自在二州的鞑靼人、女真人的某些特有权力：“今后非奉朝廷文书而私出境者，处以重刑。其守臣不严管束者，论罪如律。若安乐、自在等州女直、野人、鞑靼欲出境交易，不在此例。”然而，永乐十九年（1421年），朝廷又于安乐、自在二州征精锐士兵五千，随永乐皇帝亲征漠北蒙古。¹⁰

从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简单地推断，永乐皇帝之所以优待这些对边界威胁不大的藩属臣民，其目的在于使之与朝鲜脱钩，同时也暗含着阻止他们进一步壮大的意思。早在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皇帝就制定了这一政策。他对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广等人介绍说：“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贪残，自昔数为边患，劳动中国。至宋岁赂金币，剥及下人膏血，卒为大患。今既畏服来朝，则恩遇之，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捐小惠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¹¹

***

永乐年间，边患不在辽东，而在遥远的甘肃和宁夏。除了早已定居彼处的汉人、蕃人和土达外，大量归附的鞑靼人亦逐渐移徙当地，环居于凉州卫等处。族属杂居难保不出摩擦和矛盾。“非我族类”，其可信乎？洮州卫所镇抚陈恭认为似未尽然。他上疏奏言：“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

永乐皇帝览奏毕，回称：“禁卫宜严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毋庸置疑，在处理甘肃鞑靼移徙问题上，永乐皇帝不带种族偏见的态度值得称赞。不过，陈恭所言亦“本是忠朝廷”，而非出于私心，故当有大臣提出“加（陈）恭妄言罪”时，永乐皇帝认为“罪之则言路塞人”，拒绝了处罚陈恭的提议。¹²

在永乐二年（1404年）时，有鞑靼首领土答力尼率所部男、女500余人，自哈剌秃之地来归，永乐皇帝命设甘州赤斤蒙古千户所，以塔力尼为千户。¹³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皇帝又于赤斤千户所附近设立沙州卫（今甘肃敦煌），以归附头目困即来、买住为指挥使。¹⁴

永乐七年（1409年），鞑靼有脱脱不花王、把秃王、都督伯克帖木儿等人率部来归，但只将部队驻于亦集乃。永乐皇帝担心他们在亦集乃迁延日久，或生变心，于是遣使敕甘肃总兵官何福，教之怀柔远人，毋致生变。敕文如下：“脱脱不花等既来，而止于亦集乃，迟回日久，或至生变。尔可与杨荣计度，从长行事。其哈剌你敦、伯克帖木儿初与把都帖木儿同来，已而叛去。今者复来，必心未安，故徘徊近塞，欲进未果。朕于远人，来即抚之，未尝尤其前过。可遣把都帖木儿及将校数人，往亦集乃，以朕意谕之。或与俱来，或令居亦集乃，招抚归附之众，用安边陲。尔等须斟酌权宜处之，务在得当。”¹⁵

即使如此，永乐八年（1410年），矛盾还是在凉州地区爆发了。该卫鞑靼千户虎保、张孛罗台和永昌卫千户亦令真巴等率部分土达士兵叛逃，沿途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辎重，并盘踞在驿站要路。彼时，永乐皇帝正御驾亲征漠北蒙古，因此叛乱一事上报至京，便由皇太子，亦即未来的洪熙皇帝处理。

此前，那里的一切显得风平浪静，虎保等人也“归顺已久，安于其地”，但为何突然之间，矛盾会在凉州地区爆发？原来，在叛变发生之前，当地忽起谣言，称朝廷欲将虎保等鞑官移置其他卫所，意在削弱其势，虎保等惊惧，故集结诸鞑官谋叛。朝廷最后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将54名投降的鞑官悉置于凉州监狱，虎保等遁走。被俘者的同伙意欲劫凉州狱以救之，凉州守将听闻，即将这些鞑官全部斩首，以绝后患。一个半月后，叛乱的事情传到永乐皇帝那里，他命史昭充任总兵官，提陕西都司河州诸卫步、骑兵3000人，前往镇守凉州，并随时征剿当地叛乱者。¹⁶

叛乱镇压数周后，肃州又发生了另一起叛乱。寄居当地的回族人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并控制了肃州。时千户朱迪等领军于城外巡逻，城中军少，故指挥冀望、陈杰等率军力战不敌，紧急向周边的赤斤、沙州、哈密等卫求援。后来，朱迪等兵回，赤斤卫援军亦至，城中开始陆续出现反抗哈剌马牙的斗争。赤斤千户塔力尼遣人至城下责骂哈剌马牙：“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随后，沙州卫千户可台等率众千余至，多方齐下，最终镇压了叛乱。¹⁷

到了年底，本将成为一场灾难的凉州叛乱事件最终被淡化。永乐皇帝认为虎保等人之叛乃惑于谣言，实非本心，因此宽宥其罪，令其回归本业。最终，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其妻子部众12000余人来归罪，永乐皇帝俱皆赦免其罪。¹⁸

宁夏等处，亦陆续出现叛乱事件。永乐九年闰十二月（1412年1月），宁夏都指挥佥事韩诚认为居住宁夏当地的鞑靼别部怀有二心，但永乐皇帝并未对此采取行动。既而反叛被镇压了，明军擒斩无数。后来，韩诚入朝，永乐皇帝对他回顾其事，说：“朕于远人来归者，皆推诚待之不疑。早从尔言，发兵擒叛，何至多损物命？然初之不发兵者，犹欲怀之以恩，不谓豺狼不可驯。今彼悉皆擒戮，皆其自取也。”¹⁹

除此之外，边防线附近仍时不时爆发小规模武装叛乱，如罕东卫（今甘肃敦煌市）的土达叛乱。时罕东土酋常为寇盗，永乐十年（1412年）掳安定卫民户300户，又纠合西蕃无赖，阻截关隘，剽掠过往行人车辆。永乐皇帝命指挥康寿前往敕谕其人：“俾悉还掠且戒饬，自今能悔过迁善，庶可宥罪。”对永乐皇帝而言，这也许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佳选择，因为明军对这种游击劫掠行为暂时还束手无策。但是在对另外一名叛变鞑官察罕歹时，永乐皇帝却下令将之诛杀。察罕歹本为明军宁夏中护卫小旗，永乐十年（1412年），因伙同都指挥毛哈剌等作乱，杀掠地方居民，被宁夏总兵官、安远侯柳升所擒，械送京师处死。其余锁只耳灰等从叛者19人亦悉数被杀，所掳掠辎重、马匹等尽数没官，余众皆散。²⁰

尽管永乐皇帝软硬兼施，但土达人的不安情绪仍在蔓延。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对土达军民常怀戒心，认为他们随时都在酝酿着叛变。这种叛变是由粮食短缺而引起的吗？永乐皇帝认为，如果因此而起，则应令土达人就粮于兰县。同时，他又令柳升率宁夏骑士2000屯驻凉州，以防土达人食于兰县时作乱。同时，他又知会西宁卫土官指挥李英，令其率精锐蕃兵屯驻野马川，以随时防备叛变。²¹

永乐皇帝的戒心并非无中生有。两年前，他曾赦免一批谋反的土达。两年后，这批土达再次作乱，领导者仍为老的罕。^[4]李英本人就是土达人，但在此次平叛中他屡建奇功。他于讨来川追捕敌军，获男女900余人，斩杀叛军首级300余级，生擒叛军60余人。^[5]余众欲趁雪夜脱逃，最终多被擒获，叛军首领老的罕等星夜逃往赤斤卫塔力尼处。塔力尼接纳了老的罕，引起永乐皇帝不满。时值隆冬腊月，道路险恶，后勤补给难以跟继，又担心明军追击过程中伤及无辜，于是永乐皇帝下令明军停止追击，却另遣使敕谕塔力尼曰：“尔等归顺朝廷以来，绝无瑕衅。今乃容纳叛贼老的罕等，甚非计也。盖朕待此贼素厚，竟负恩而叛。负恩之人，何可与居！尔勿贪末利，自贻伊戚，譬如人身本无疾病，乃灼艾加针，以成疮疤，尔宜审之。如能擒老的罕等送来，当行赏赉。不然发兵讨叛，非赤斤之利。”²²

永乐十一年（1413年）初，叛贼伯颜等及其家属被押解至京，刑部认为其罪当诛，永乐皇帝怜其愚昧，且非主首，于是命宽宥其罪名，将之远流广东廉州卫沿海充军。当他们到达江西赣州时，伯颜等又率300余人复叛，劫掠村寨并逃入深山中。但这些叛军为官兵击伤，山中又多瘴气，且乏食物，因此他们后来多死于山中。剩下500余人未叛，入廉州卫服役。

赤斤千户塔力尼最终亦听从上意，擒拿老的罕，并将之械送京师。永乐皇帝褒奖了他的忠诚。甘肃、宁夏之变故，至此就基本告一段落。起码，因形势大为缓和，故即便还有些许小型摩擦争执，大概也不见史书记载。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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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道北境防线，似乎终于沉寂下来，变得相对和平安定。或因于此，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10—1424年）间，永乐皇帝得以腾出时间、精力和人力物力，向漠北蒙古诸部前后发动五次战役，皇帝本人甚至御驾亲征。在这里我们不禁发问，既然边境已经趋于安宁，那么永乐皇帝北伐的目的又何在？他的这一系列北伐，又与太祖时期所组织的北伐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他在晚年回首往事时，会否为此感到后悔？这一系列北伐，是否真正加强了明朝的边防？抑或只是炫耀武功？

有几点，我们从一开始就需要留意。

首先，朱棣自幼便获得镇戍边境的“特权”。在他10岁时，太祖便封他为燕王，20岁时，即就藩北平。大将军徐达，以及傅友德等先朝名将均多次指导他如何领兵打仗，使之获益颇深。徐达甚至还将女儿嫁给永乐皇帝。后来，燕王参加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讨乃儿不花一役。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他又出现于剿捕纳哈出的行动的记载中，尔后又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和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多次参与深入漠北的征讨活动中。这些战役多以胜利告终，而永乐皇帝，或许已经在征讨过程中逐渐适应这种戎马生涯。

其次，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都是从中原汉地的角度出发，而无法见诸异域史料。鞑靼方面并无文书档案流传，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在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中，他们是失语者。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明朝这一系列北征，似乎与其所谓的生死攸关的边防安全问题关系不大，而更像一份天下道德和政治霸权宣言。任何政治实体，若不尊奉明朝为天下共主，或有意无意地对其天下共主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那么明朝将会对之诉诸武力，以作惩戒。^[6]以此观之，漠北草原上的蒙古（鞑靼）诸部拒绝承认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拒绝向明朝纳贡，成为其北伐的直接原因。如前所述，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后裔，仍坚信自己拥有“上天眷命”。太祖非常担心元朝规复中原，因此他组织数次北伐的目的，与其打乱元朝规复中原的设想息息相关。而到了永乐时期，这种威胁已经消失，因此永乐皇帝的北征，与其说是为了阻止蒙古诸部东山再起，巩固边防安全，毋宁说是其政治存在的一种宣誓。（从明朝流传的史料看，蒙古诸部似乎常在是否向明朝称臣纳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明人似乎很难准确地了解鞑靼诸部及其内部派系，如其中的阿鲁台一系。阿鲁台先后拥立鬼力赤、本雅失里、阿台等黄金家族后裔为汗，自称大元朝太师。这几位可汗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其幕后权臣则为阿鲁台。此人时而降明，时而复叛。²⁴在此过程中，以阿鲁台为代表的鞑靼部，与崛起于蒙古高原西部的瓦剌部发生内讧。而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明人却知之甚少，故而无法从中坐收渔翁之利。鉴于明人这种窘境，永乐皇帝索性对任何来自漠北草原的朝贡使团雨露均沾，恩赐等同，其目的亦无非是想置诸部于明朝的“天下”中，继而实现彼此间的永久和平。

永乐元年（1403年），即位不久的永乐皇帝修书一封，遣使送给鞑靼汗鬼力赤，并赐其文绮、彩币各二匹，其所部诸将亦赐彩币等物（在《明太宗实录》记载中，阿鲁台在“所部诸将”名单的第四位）。其书曰：“自昔有天下者，必得天命，故运祚兴衰，事机成败，人心去留，皆非智力所能与，冥冥之中，实有为之主宰者。宋失天命，元世祖入而代之，立国垂统，将及百年，得天命也。逮后嗣荒纵，致以乖乱，天命不畀，海内兵起，国势土崩。天乃眷求有德，命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削平祸乱，统御华夷，立纲陈纪，制礼作乐，治道昭明，万方宁谧，此岂人力所能？实天命所在也。肆朕仰承天休，入正大统，尝遣使臣朵儿只等赍书币往报，重念帝王之治，以天下为家。可汗远处沙漠，当知天命废兴之故，遣（使）往来，讲好修睦。窃闻有所觊觎，是特自生衅端。盖违天逆命，非善者也。古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汗博古知今，宁不鉴此？今再遣指挥革来、完者帖木儿等赍书谕意，并致仪物。可汗其审之。”但是，鬼力赤及其诸将对此作何反应，史无明载。²⁵

数月后，通事锁飞、镇抚答哈帖木儿奉命使瓦剌，恰逢瓦剌马哈木与鬼力赤、阿鲁台等大战。马哈木败退，鬼力赤等据其地，遂扣押了明朝两位使臣。半夜，锁飞偷了一匹马，疾驰回朝报备。永乐皇帝得知鬼力赤等大胜后，敕令边将严加防守，防止鬼力赤等以得胜之师“南行以逞”。²⁶

到了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永乐皇帝听说了一些漠北草原的消息，于是通过敕文转达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知悉。敕文曰：“近兀良哈有人来言，虏酋也孙台、阿鲁台、马儿哈咱各怀异见。去年大败瓦剌，今春瓦剌亦败鬼力赤。又云鬼力赤部落比移向北行。胡人谲诈，未可遽信，以朕度之，彼或觇知武城，侯军出，故遣游说，以怠我军。若我军轻信而骄，即堕其计。尔宜比常加慎……尔可官给米曲，令诸屯多酿酒。如探知虏寇将至，即置毒酒中，河井亦然，而退以避之。彼饥渴之际，人马受毒，可不战而毙也。兵家之事，以权取胜，此而或济，不犹愈于杀人以逞乎？其斟酌行之。尔若别有奇略，则不必尔也。”²⁷宣府、开平方面亦同样收到了永乐皇帝的严防戒令。看来，来自漠北草原的信息十分有限，以致永乐皇帝不得不出此下策。

永乐三年（1405年）初，鞑靼人扫胡儿与其弟答剌赤等前来归附明朝。扫胡儿原为阿鲁台部下，他们告诉永乐皇帝说：“鬼力赤闻兀良哈、哈密内附，遂相猜防，数遣人南来窥伺。”得此消息，永乐皇帝认为“狡虏情状固亦如是。谨吾边备，虏何能为”，遂令边将加强防备，以防虏寇窥袭。²⁸

数月后，又一名鞑靼降将察罕达鲁花向明廷告知鬼力赤的行踪，称鬼力赤现居卜鲁屯之地。永乐皇帝判断，这一信息应当无误，理由是不久前，有探马于山西回报，云内及天城小尖山处有篝火，疑似鬼力赤部队在窥伺明军边防。据此，永乐皇帝令边将以精锐骑兵为前哨侦查鬼力赤之动静，若其来袭，即于开平设法伏击。²⁹

永乐四年（1406年）初，永乐皇帝再次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务要严防死守，不许让鬼力赤有可乘之机。敕曰：“比闻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等率众东南行折而北，既复南行，如此一进一退，或者欲来剽掠。宜训练士马，坚固城池以俟，无为虏所乘。”³⁰

是年春，永乐皇帝又再遣使哈先千户等赍书谕鞑靼可汗鬼力赤。书中，永乐皇帝再次施展恩威手段，其文曰：“朕嗣天位，抚天下，体天心以为治。惟欲万方有生之众，咸得其所。今海内、海外万国之人，悉已臣顺，安享太平。尝遣使致书可汗，谓宜通好往来，共为一家，而可汗不晤，拘我使臣，掠我边境，自阻声教之外。夫天之所兴，孰能违之？天之所废，孰能举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不然，元之后世自爱猷识里达剌北从以来，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者否？古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况尔之众，甲胃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从，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数十年矣！是皆何罪也哉？可汗聪明特达，宜敬天命，恤民穷，还前所遣使者及掠去边境之人，相与和好，且用宁息。尔众同享太平之福，顾不伟哉！若果负倔强之性，天命人穷有所不顾，必欲以兵一较胜负，朕亦不得独已。中国士马精强，长驱迅扫之势，恐非可汗所能支也。可汗其审度而行之。”赍书同时，永乐还赐予鬼力赤文绮两件，“往致远意”。³¹

囿于史料，我们只能尝试去推测鬼力赤为何一再对明朝产生敌意。如果永乐皇帝对鬼力赤的描述所言不假，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双方产生冲突的核心在于天命归属问题。作为成吉思汗子孙，黄金家族后裔，鬼力赤必然不可能接受任何明朝所宣称的“天命所归”。那么，对永乐皇帝来说，这就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也许，针对这一挑战并非无计可施。永乐皇帝或许能够断其左臂右膀。当前信送出数周之后，永乐皇帝又修书一封与阿鲁台，劝他达识天命，率部来归。书曰：“曩者丑闾回，具言尔聪明识天命，有归诚之心。近忽都帖木儿至，又言尔母子同心，归诚有加无替。自古名世之臣，怀先见之明者，能审时议识，去就如王陵、陈平去楚归汉，尉迟恭、李靖舍隋归唐，曹彬、潘美委身事宋。此数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几，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孙。况尔明达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则当决之。或遣尔子来见，或率部属同来，听择善地以处，荣膺王爵，世守其地，传之子孙，永永无穷。盖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举。且难得易失者，时几（机）也。时几（机）一失，他日进退两难，虽悔莫追。尔宜审之。”同样，永乐皇帝赐阿鲁台织金文绮两件。³²

至冬，永乐皇帝又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敌人相关的可疑情报。是时，百户赵贤等自兀良哈察罕达鲁花处回朝，称据情报，鞑靼部也孙台为部下所杀，马儿哈咱往归瓦剌，阿鲁台则前往海剌儿河之地居住。但永乐皇帝认为这一情报未可遽信，甚至还怀疑提供情报者可能收受鞑靼贿赂，故意散布假消息，以懈怠明军边备。于是，永乐皇帝再次告诫甘肃总兵官宋晟，宁夏总兵官何福及开平、兴河、大同等处守将，务要小心谨慎防边，不可为此言所惑。³³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永乐皇帝遣使亦剌思等前往瓦剌。是时，有鞑靼降人称鬼力赤为部下所废，其众意图拥立本雅失里为可汗。但此时永乐皇帝更为属意瓦剌，遂令亦剌思赐瓦剌首领马哈木等织金文绮若干，并谕以“天命所在”之论。³⁴

对于鞑靼部的内斗，永乐皇帝仍然静观其变。^[7]显然，这些来自漠北草原深处的“好消息”非但不能打动永乐皇帝，反而使之愈加困惑。因为，虽然风闻鬼力赤被罢黜，但事实上他似乎仍活跃于草原各处。永乐皇帝从兀良哈处得到消息，称鞑靼部有完者秃王，欲连结别失八里之众剽掠其东北方向上的兀良哈部。兀良哈人惊惧，遂向永乐皇帝求援。但永乐皇帝认为，这一信息恐怕有诈。他说：“完者秃，元之遗裔，名本雅失里者。比指挥丑驴至撒马（儿）罕，见其部属不过百人。且别失八里远在西北，安能相合？其哈儿答歹之来，必鬼力赤令张虚势，惑我边境耳。”为此，他遣使前往抚慰兀良哈部，并谕福余、朵颜、泰宁三卫官军，各安边防，勿为谣言所慑。

阿鲁台与明朝的关系则还在蜜月期。永乐五年十二月（1408年1月），阿鲁台遣使来朝求药，永乐皇帝命太医院依所需赐药。³⁵

此后，本雅失里准备为汗的消息时常从漠北传来，这些消息表明，鞑靼人内部似乎出现了巨大动荡。动荡之于中原，未必是好事。时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出使别失八里等处回朝，称“本雅失里初居撒马儿罕，后奔别失八里”，鞑靼人似乎准备迎立其为可汗。来自边将的谍报亦称，如鞑靼人将本雅失里从别失八里处迎接回漠北，则必先顺道剽掠明朝边地。边将建议，不如“选劲骑出塞觇伺，或要击之”。不过，在永乐皇帝看来，即便鞑靼人真的拥立本雅失里为汗，谅他也不敢妄行其事。但出于谨慎考虑，永乐皇帝仍遣人密探其动向，同时遣太监王安前往别失八里处监视其举动。又令何福遣人往哈密，以买马为名窥伺本雅失里动静，所遣之人务要时常与王安联系。最后，永乐皇帝还令诸卫发兵护送王安等人。³⁶

一切安排毕，永乐皇帝也在考虑，是时候给本雅失里写信了。永乐六年（1408年）4月8日，永乐皇帝遣使送信与本雅失里，意图劝其归附。信中内容一如既往地充斥着恩威并用之辞，其曰：

尔自撒马儿罕脱身，居别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尔北行，以朕计之，鬼力赤与野（也）孙台文结肺腑之亲，相倚为固，今未必能弃亲就疏矣。况手握重兵，虽或其下有附尔者，亦安敢与之异志？今尔与鬼力赤势不两立矣。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由（猷）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然则尔之保身，诚不易也。去就之道，正宜详察善处。古之有天下者，皆于前代帝王子孙封以爵土，俾承宗祀……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存恤保全，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脱）古思帖木儿^[8]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今朕之心，即皇考与前古帝王之心。尔元氏宗嫡当奉世祀，吉凶二途，宜审思之。如能幡然来归，加以封爵，厚以赐赉，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若为下人所惑，图拥立之虚名，虽祸机在前，有不暇顾，亦惟尔所欲。朕爱人之诚，同于皎日，今再遣刘帖木儿不花等谕意，并赐织金文绮衣二袭，彩币四端。尔其审之。³⁷

本雅失里对此不屑一顾。三个月后，王安向永乐皇帝报告称，本雅失里自别失八里没有经过哈密，而是从“他道北行”，直接回到漠北。临走时，本雅失里遣18名侍从前往哈密窥探明军虚实，为哈密王所俘获。永乐皇帝令哈密王将这18名俘虏转交给甘肃总兵官何福，令何福询问其实情。³⁸在此期间，瓦剌马哈木遣使朝贡，并请求获得明朝印信及分封爵位。永乐皇帝嘉其善意，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³⁹

永乐六年十二月（1409年1月），部分甘肃、宁夏的边将主动请缨，以精骑出塞巡边，以报朝廷厚恩，其中不乏鞑靼军官。永乐皇帝赞赏其忠诚和勇敢，并令总兵官何福等就中选拔精锐壮勇之士出边。时边将吴允诚等巡边，抓获鞑将完者帖木儿等22人。完者帖木儿等称，鬼力赤已被刺杀，如今鞑靼部已拥立本雅失里为可汗，政见相左者俱已亡走。数月后，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基于此，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皇帝决定以局外人的姿态，遣使致书鞑靼新汗本雅失里。其书称：“边将得尔部下完者帖木儿等二十二人来，其言众已推立尔为可汗。尔欲遣使南来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赍书谕意，可汗诚能顺上天心，下察人事，使命来往，相与和好。朕生中国，可汗王朔漠，彼此永远相安于无事，岂不美哉！”为了表示诚意，永乐皇帝还以“念其有父母妻子”为由，将所俘完者帖木儿等22人遣送北归，同时向本雅失里、阿鲁台等赠送丝绸等物。而为了进一步制造友好的和平环境，永乐皇帝甚至随后敕谕甘肃总兵官何福、大同镇守吴高等，务要严格约束边民，切勿随意捉拿鞑靼人，以免引起本雅失里的警觉。⁴⁰

永乐皇帝的示好，恐怕仍是一厢情愿。不久，随金塔卜歹、郭骥等出使的百户李咬住等自漠北归来，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给事中郭骥被本雅失里杀了。他们还说，本雅失里、阿鲁台等为瓦剌所败，屯驻于胪朐河，欲以其残兵南掠兀良哈诸卫。永乐皇帝闻讯大怒，骂道：“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殄除之耳！”⁴¹

***

这成了永乐皇帝选择开战的原因。此时，明廷已经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永乐皇帝对本雅失里发动战争，完全师出有名。永乐皇帝向边将曹隆等说道：“今胡运虽衰，鼠窃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若城池坚完，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因此，在永乐七年（1409年）七月初三，永乐皇帝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督远征漠北之事。此次远征，打着本雅失里抗拒天命、杀害使臣的旗号，但永乐皇帝仍要求丘福等行军须万分谨慎小心。他说：“本雅失里悖逆天道，拘杀信使，厥罪既捻，特命尔等往讨之。兵，重事也，不可不慎。自开平以往，虽不见敌，常若对敌。日夜严谨瞭备，敌至则出奇兵以击之，否则审势察几，可进则进，可止则止，不宜执一。尔等常从征战，经历行阵，备悉致胜之术。正当奋力共灭此虏，须智勇毕效，庶建茂勋。”丘福等受计，出征前陛辞，永乐皇帝又赐其文绮、袭衣、名马等，以壮声势。同时，永乐皇帝又致信本雅失里，称：“迩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送完者帖木儿等还，期与尔通好，尔乃悖慢，要杀信使，驱败亡之众，欲肆寇掠，何桀骜颠越如是！即今命征虏大将军率师往问杀使者之故，朕明年必亲率大军往正尔罪。”⁴²

以丘福为征虏大将军，似非最佳人选。与其他明军将领一样，丘福亦与太祖为同乡人，以年资历深，授燕王府中护卫千户。在靖难之役中，丘福因战功卓著而受永乐皇帝宠幸，授封淇国公。志得意满的仕宦生涯冲昏了丘福的理智。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丘福率将校千余人先至胪朐河，与敌人游兵作战而胜。所俘敌军中有人称本雅失里闻大军将至，仓皇北逃，至今已去三十余里。丘福大喜，认为应当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敌人，而其他诸将均认为此俘疑为敌人所遣，故意以虚言诱我军深入，不可盲目轻信。但丘福不听众将之言，一意孤行，遂不等大军毕集，以所部人马急追本雅失里，甚至还威胁诸将“不从命者斩！”鞑靼军佯装示弱，将丘福诱进包围圈。八月十五日，本雅失里围歼丘福所部，安平侯李远、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等皆战死，丘福亦被杀。此前反对冒进者，亦多殁于是役。⁴³

此役结果之反转令人错愕，它甚至使明朝天朝上国的地位受到严重打击。不得不说永乐皇帝巧妙地淡化了这次失利。他说：“（丘）福不从吾言，以至于此，而将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过。”自责之余，他又谴责丘福的鲁莽行为，并将他的家属流放到海南。其余因丘福的莽撞决策而殁于王事的将校，则获得各种封赠，如屡谏丘福不止而又力战不屈的李远、王聪二人，死后则追赠莒国公和漳国公。剩余从征之十万将士及阵亡者家属亦各得安抚。现在，永乐皇帝最担心的，是因丘福败绩而造成的一系列恶劣影响，包括新附者可能出现的反复、草原上的蠢蠢欲动等。他敕谕甘肃总兵官何福、宁夏镇守陈懋等，加强边防安全，关注新附者的动向。他说：“比遣丘福总师讨虏，昏耄失律，不待三军至，辄先率千余人直抵虏营与战，为虏所败，福等皆死，负朕委任如此。然虏新附鞑靼闻之，恐或有异志，又虑虏或乘胜侵边，当谨斥堠，严侦伺，周察人情，以防不虞。”同时，他又向皇太子讲述这次惨败的教训及其后续安排：“比遣淇国公丘福等率兵征剿北虏，以其久从征战，授以筹略，谓必能任事。乃冥顽驵愎，违弃朕言，拒咈众论，不待各军齐至，轻犯虏营……皆没于虏，军士皆驰还，其损威辱国如此。若不再举殄灭之，则虏势猖獗，将为祸于边未已……来春朕决意亲征，凡国家之事，尔当慎重，不可忽也。”永乐皇帝还致信瓦剌部顺宁王马哈木等，称本雅失里可能会以所获丘福部队的旗帜器仗为伪装，诈攻瓦剌，戒之慎防其袭。为了挽回尊严，他还再次向马哈木等表示来春将御驾亲征。⁴⁴

同年（1409年）秋末初冬，永乐皇帝的亲征行动仍在策划中，他以亲征之策告诉诸将，曰：“昨有自虏中归者，言本雅失里、阿鲁台志骄气盈，谓我师新挫，不能再出……朕今秣马厉兵，来春必再举。虏果在东南久住，则我师可缓出。虏若乘新胜之势，往攻瓦剌，则其众西行矣。我俟草青启行，其去渐远，追之无及。朕拟来春二月行，是时胡马疲瘦未可动，我师约载二十日刍豆，可至其他（地）。虏觉而遁，亦可追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永乐皇帝令工部在大军必经之途，沿线建筑贮粮之城，分兵驻守，以备大军随时就食。工部受命，自宣府以北，以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每行10日则筑一城，每城斟酌贮粮若干于其中，又遣军士若干守把。⁴⁵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四，永乐皇帝以亲征胡虏事诏告天下，诏文曰：

朕受天命，承太祖高皇帝洪基，统驭万方，抚辑庶类，凡四夷僻远，靡不从化。独北虏残孽，处于荒裔，肆逞凶暴，屡遣使申谕，辄拘留杀之。乃者，其人钞边，边将获之，再遣使护还，使者复被拘杀。恩既数背，德岂可怀？况豺狼野心贪悍，猾贼虐噬其众，引领徯苏，稽于天道，则其运已绝，验于人事，则彼众皆离。朕今亲率六师往征之，肃振武威，用彰天讨。且朕必胜之道有五：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伐劳，以悦吊怨。鲜不殄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抚绥颠连。将疆场乂安，人民无转输之苦，将士无战斗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布告中外，咸使闻知！⁴⁶

出征前，永乐皇帝还诏谕全体从征将士曰：“尔等有从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从朕靖内难者，有袭祖父之职者，亦有顺天道来归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壮，今海宇清宁，四夷向服，独此残虏梗化，数为边患。尔等相与协力驱除之！太祖高皇帝鸿业有万年之安，尔等暨子若孙亦享万年太平之泽！因言今有必胜之道，又言昔薛仁贵、狄青之徒皆奋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间。至今谈者，想见其风采。尔曹勉之！”尽管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听到永乐皇帝的诏谕，抑或只是太监们替他传递圣音，但不得不说，这仍是一场颇为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演讲。⁴⁷

接着，大军开拔。三月初十，御驾次凌霄峰，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永乐皇帝登顶远眺漠北，对随从的学士胡广等说道：“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虏势衰微若此，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学士们不置一议，只以“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对答。永乐皇帝颇为不满，他诘问道：“是何言也？圣人有资于蒭荛之言，何况君臣之间，古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朕有所为，必尽众人之情，曷尝专任一己以掩群策？”

据金幼孜的《北征录》载，在凌霄峰时，永乐皇帝曾感慨：“人未经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观望良久，众始下山，见草间有两条路痕，永乐皇帝道：“此黄羊、野马所行路也。”当天，他们在凌霄峰驻营，但此地少水，干粮无法下咽，因而士兵多不食。将帅大臣等则以豆粥、黄羊肉等勉为糊口，间或还能吃上一些甜瓜和蔬菜。士兵的饥饿，天见犹怜。于是到了半夜，大雪降临，平地尺余，饮水、吃饭问题都得到解决。⁴⁸

五月初一，大军进抵胪朐河，永乐皇帝驻马良久，决定将胪朐河改名“饮马河”。金幼孜对此河及其沿岸风光有过描述：“河水东北流，水迅疾。两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芦苇、青草，长尺余，传云不可饲马，马食多疾。水多鱼，顷有以来进者。”⁴⁹五月初八，永乐皇帝终于闻知敌情。一名被俘的敌人透露：“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今本雅失里至兀古儿礼（札）之地，将奔瓦剌矣。”（兀古儿札可能是兀察河，一条与斡难河和克鲁伦河并行而流的小溪）⁵⁰通常而言，永乐皇帝对这种话应当是将信将疑的，不过此刻他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信任。他决定发兵追捕本雅失里。五月十二日，军次兀古儿札，本雅失里果已遁逃，于是永乐皇帝将古儿扎河改名为清尘河，并数度于营地到河边之间来回逡巡。次日，追兵于斡难河处赶上本雅失里，与之战。永乐皇帝登山布阵，指挥大军掩杀，振臂一呼，将士齐心，本雅失里大败，与随从七人仓皇渡河逃走。每念丘福于此发生的一切，永乐皇帝就一阵心痛，于是他下令明军继续追杀本雅失里。⁵¹

此次北征，明军几乎全面对本雅失里造成致命打击。对于俘男女人等，永乐皇帝称此行仅为严惩凶贼，其余无辜百姓“亦吾赤子，为贼所困”，下令释放他们，并给予口粮羊马。众人皆感恩，山呼万岁，归附者由是日益增多。但永乐皇帝认为“彼皆有父母妻子，留之其心未必乐”，于是又将归附者遣归。⁵²

是役遂告结束，永乐皇帝下诏班师。那么，此次北征，明军是否算成功了？从中又透露出明朝对漠北草原——这个对天朝上国的权威和边防构成严重威胁的地区——怎样的战略？也许，永乐皇帝对漠北无辜百姓的称呼——“亦吾赤子”是对上述问题最凝练的概括。

永乐皇帝当然认为自己“远征逆虏”是胜利的。在班师回京途中，永乐皇帝向胡广等提到自己出征及班师的考虑。他说：“朕为宗社生民，不得已远征逆虏，冀一劳永逸。今首恶已遁，其众败散，朕当旋师，且休兵息民。申严守备，更务屯田，使兵坚边实，虏不足虑矣。”

在班师诏中，他又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此次北征的胜利。诏文如下：

自元祚既终，四海鼎沸。天命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华夏，溥天率土，莫不臣妾。惟胡寇余孽，奔窜沙漠，呰窳偷生，杀戮易置，有如反掌。朕承大统，抚治寰区，志在安民。惟怀不及，尽心殚虑，以求其宁。凡居覆帱之中，举纳甄陶之内。独此残胡，骋凶梗化，屡使抚循，辄见拘杀。往者，边将擒其部属，朕念其各有父母妻子，尽释之归，且遣使送之。彼瘈性不移，复杀使者，积慝骋虐，益肆寇攘，怨憝神人，实天所殛。遏虐之旅，以慰徯苏，遂亲率六军往征之，用拯颠连，绥宁降附。五月十三日，师至斡难河，遇胡寇本雅失里来战，即摧败之，追奔逐北，电扫霆驱。本雅失里奔命不暇，以七骑潜遁，获马驼牛羊生口无算。其余款附者，相继而至，咸抚安之，给粟羊马，令复生业。数百年之蘖茅，一旦荡除，千万里之腥膻，由兹洒涤。乃封其山，即日班师。于乎！包举无外，用施一视之仁；抚辑有方，茂衍万年之治。布告中外，咸使闻知。^53[9]

不过，班师途中，明军还是遇到了小股侵扰。不少鞑靼部落注意到永乐皇帝的行踪，他们显得异常惊异。六月初九，阿鲁台遣人诣军门请降，然而永乐皇帝不敢相信，认为“虏多诈，此欲缓我师，为自脱之计”。他尝试抚谕阿鲁台，以观其动作。他致书阿鲁台道：“尔聪明特达，岂下前人哉！朕今驻师于此，尔能来朝，则名爵之荣，不替有加。且俾尔子尔孙承袭世世，所部之众仍令统领。”

阿鲁台收讫书信，有归降之意，但他的部下俱皆反对。他们认为，“天朝皇帝何负尔，尔皆背之，今复归之，纵天地大量能尔容，尔何颜面立于其朝乎？”其欲降者半，欲战者半，阿鲁台犹豫未决。永乐皇帝意识到阿鲁台可能有铤而走险的意思，于是下令军队严加防备。很快，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永乐皇帝亲自上阵，大败阿鲁台。阿鲁台骂其麾下曰：“不从吾言至此，今无及矣！”遂策马与其家眷逃走了，余众四散。时天气炎热，将士无水，口渴难耐，故永乐皇帝命收兵于静虏镇暂歇。（彼时金幼孜随军，故其《北征录》中详细地记录了此次战役。）⁵⁴

六月十四日，永乐皇帝开始注意到虏骑时常窥伺明军，阴魂不散，因此他决定予以伏击。他令大军先渡河，惟伏骑士数百于河曲（可能是饮马河）柳林处，又令步卒十余人持火铳殿后，佯装背负草料，落伍于大军。敌兵以为这些明军士兵所负甚重，必是贵重物资，又见大军已渡河，果来剽掠。步卒见状，随即鸣枪，伏兵四处杀出。敌人大惊，作鸟兽散，误入河中泥淖，被俘者数十人。其中有不少俘虏是兀良哈部人，曾经入朝为官，后来叛投阿鲁台。永乐皇帝责其不忠不义，悉命斩之。⁵⁵

尽管永乐皇帝常常宣称自己无问华夷，对天下赤子一视同仁，但从这次北征中仍不难看出，即使是明军中，不同族属之间也多少潜藏着一股彼此对立的压抑情绪。在永乐皇帝的明军中，鞑靼、土达、女真人所组成的军队在其中占有相当比例。金幼孜在《北征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五月二十八日，金幼孜在行军途中需要渡河，但无人给渡。正发愁之时，金幼孜遇到东宁卫指挥裴牙失帖木儿。裴指挥乃女真人，善骑射，为人轻财好义，此次北征，率百余部众扈从。其见金幼孜等文臣无法渡河，遂命手下制造木筏以渡诸文臣，又于晚饭间向金幼孜等提供新鲜鱼肉。金幼孜认为，像裴牙失帖木儿这样乐施好善的人，“胜寻常万倍”。他坦言，沿途之中他遇到不少达官显贵，皆日常谈笑风生之辈，又行有余力，将金幼孜等载渡过河并非难事。但真正到了“邂逅之间”，却又“面目相视，如不相识”，这令金幼孜等大为恼火。他认为，平时行军时尚且如此，何况战乱之时，这也正是裴指挥难能可贵之处。⁵⁶

到了七月十七日，车驾终于回到北京。至是，北征宣告圆满完成，前后历时五个月。金幼孜的《北征录》主要是作为个人日记而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未花大量笔墨于军事战略等问题上。但《北征录》仍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尽管我们今天普遍认为蒙古高原相对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但是永乐八年（1410年）的记载显示了其气候异常潮湿的一面。彼时，蒙古高原的春天经常有风雪和暴雨，河流常处于汛期，营地也时而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道路又多泥泞不堪，记载中常见马匹在泥泞中磕磕绊绊地行进。以此观之，永乐八年的这次北征实际上充满了许多潜在的危险，部队行军亦可想见疲惫，并不轻松。其二，金幼孜把永乐皇帝的形象塑造为一个有能力、充满仁爱之心以及多少有点喜欢策马纵横的君主。这无疑带有媚主的色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其所言全虚。其三，大量史料表明，此次北征并非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当时明人对草原地形、生态的研讨之旅。行军沿途所见的野生植物，特别是可供食用的植物，都在《北征录》中有详细记载。此外，各类草原上的动物，如土拨鼠、瞪羚羊、野鹅等，以及各类矿物、盐池沉积物、各色石头等也为明人所关注。沿途所见山冈、溪流、扎营场所，记载中也都一一标注了汉名。不唯如此，汉人文士亦常于沿途岩壁危崖处题诗。

永乐皇帝对此亦倍感兴趣，他自己也常于沿途摩崖石上刻字，如车驾至玄石坡，即制铭于立马峰石上，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至擒胡山，又铭：“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至清流泉，则铭：“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⁵⁷明人随军游览蒙古山水的行为，颇似于林间撒欢的猎犬，四处奔窜，到处标记。明军并没有想过要吞并漠北草原，其沿途所至，既未设立卫所，亦未别置州县。但永乐皇帝及其侍读、顾问的酬唱之作，在某种形式上对大草原完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吞并”。他们在草原上吟诗作词，用汉字重新为草原山水命名，便间接地在文学意义上将漠北草原纳入了“版图”之中。

***

尽管永乐皇帝于永乐八年（1410年）的北征取得了胜利，但漠北局势依旧动荡。瓦剌与前元残部的斗争仍在持续，但明朝没有介入其中进行调解或呼吁和平。事实上，无论瓦剌或鞑靼，他们的首领才是真正掌握这场逐鹿游戏主动权的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明朝在其对草原统治地位中有所作用时，他们才会屈就于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第一位“求助者”就是阿鲁台。永乐八年十二月（1411年1月），永乐皇帝北征半年之后，阿鲁台遣使至京师贡马，承认元氏子孙已绝，并率部向明廷请降。来使还向永乐皇帝诋毁瓦剌人，称“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我们知道，中原王朝改朝换代的一大标志，即前朝的传国玉玺必须交给新朝，以示天命转变。但永乐皇帝并不在意这种传国玺的流转。他说：“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彼诚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尝重此宝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主天下，岂有此宝？盖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为宝，则元氏得之，当永保天位，福及子孙，何至衰败凋落如今哉！”永乐皇帝最终厚赐阿鲁台，遣归使者。他心里应当明白阿鲁台的用意，但天朝不应偏执一方，而应如其所言，令“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因此，永乐皇帝并未对此采取措施。⁵⁸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阿鲁台再次遣忽鲁秃为使入贡，忽鲁秃辞归时，永乐皇帝赐其白金、文绮彩币等物，又另赐阿鲁台母亲彩币等物。年底，永乐皇帝又赐阿鲁台织金文绮一件，并遣其兄、妹两人北归。这是明朝向阿鲁台表示友好的行为，因为此二人在太祖时期的捕鱼儿海一役中被明军俘虏，至是得以与阿鲁台团聚。⁵⁹

与阿鲁台同时向明朝谨表忠心的，还有瓦剌部。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来朝，称本雅失里已殁，其传国玺在瓦剌处，瓦剌欲将之交予明军，又恐阿鲁台半途截取，因此希望明朝能够为其提供军器，并赏赐其诸部将士等。永乐皇帝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认为瓦剌已经愈发骄盈，但又认为“狐鼠辈不足与较”。最后，永乐皇帝只命礼部宴请使者，同时以敕谕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但敕文内容失载，不知细节。⁶⁰

后来，永乐皇帝对阿鲁台献忠心的行为似显意犹未尽。他认为阿鲁台可能还在担心此前对丘福的杀害，因此他遣指挥徐晟等敕谕阿鲁台，并赐阿鲁台织金文绮25匹，赐其母文绮12匹、彩绢30匹。其敕文曰：

把秃来贡马礼意之勤可嘉。然察尔心，尚未释然，岂非有慊于邱（丘）福之事乎？人各为其主，朕于尔何责？尔所处去京师甚远，迩如能自来或遣子来，庶见朕诚意。昔呼韩邪入朝，汉与之高官；突厥阿史那社尔归唐，亦授显爵。二人皆福及子孙，名光史册。尔聪明特达，岂下古人哉！朕待尔盖将有过于汉唐之君者。今遣使指挥徐晟等谕意，并赐尔及尔母彩币。至可领也。⁶¹

对于永乐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言，这应当是他能说出的最平易近人的话了。在这个问题上，永乐皇帝已经江郎才尽了，而阿鲁台仍忸怩作态。当然，最终结果取决于阿鲁台，而非永乐皇帝。另一方面，明朝与瓦剌部的关系出现恶化。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贡马，称甘肃、宁夏所归附的鞑靼人多为其瓦剌部人亲属，请归还瓦剌，言辞之间，颇有傲慢之色，同时又扣押了明廷所遣使臣舍黑撒答等。永乐皇帝闻讯大怒，另遣使责其罪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⁶²当然，结合前述事件看，双方关系的破裂早有征兆。

阿鲁台则准备再与瓦剌人开战。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阿鲁台遣使来奏，希望明军能帮他一起进攻瓦剌，为此他愿为前部先锋。来使说：“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阿鲁台的请求来得恰到好处，因为战争的情绪也在明朝君臣中酝酿。不少大臣认为，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永乐皇帝也附和称：“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⁶³

看来，永乐皇帝已经准备与阿鲁台达成战线了。到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七月初一，阿鲁台最终同意接受明朝的册封。永乐皇帝封之为“和宁王”（取和谐安宁意，亦与哈剌和林的另一名字——“和宁”一致），又封其母为和宁王太夫人，其妻为和宁王夫人，赐金印、金盔、鞍马、织金文绮20匹、绒锦2匹。永乐皇帝称赞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的举动，为此他允许阿鲁台继统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十一月，阿鲁台遣使谢恩。⁶⁴

明军开始备战，永乐皇帝命诸将“简士卒，精器械”以待命，并于甘肃到辽东防线上调集军队。十一月，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俘获瓦剌间谍，称马哈木率军进抵饮马河，名为攻阿鲁台，实为入寇明边。不久，阿鲁台亦遣人奏报相似军情，称马哈木欲进攻其地，随后寇开平、兴和、大同。永乐皇帝一面戒严边防，一面备战，最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敕谕沿边诸将，向瓦剌宣战。其敕文曰：“瓦剌残虏，既弑其主，又拘杀朝使，侵掠边境，违天虐人，义所伐当伐。尔等其秣马厉兵，以俟大举。作尔志，奋尔勇，共成大功，毋或慢令，以干军法。”⁶⁵

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明朝与瓦剌交恶的深层原因，我们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做一定推测。如果瓦剌意图称霸草原，正如它选举了黄金家族后裔答里巴（本雅失里之子）为可汗所表明的态度那样，那么，与明朝之间走向最终决裂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但如果瓦剌和阿鲁台均向明廷纳贡称臣，其结果又如何？笔者认为，如是这种情况，那么永乐皇帝可能会介入二者的争执中，这将终结此前瓦剌在斗争中所取得的主动权地位。对于永乐皇帝而言，他固然没有寻求征服漠北草原的意图，也没有材料证明他有玩弄均势政治的意图。他的目的似乎仅在于与诸部建立安宁友好的宗藩关系，但这又意味着，诸部至少应象征性地臣服于明朝。明朝亦能以此宗藩关系，名正言顺地惩戒各种意图作乱的行为。当然，永乐皇帝显然更希望瓦剌服软，但事与愿违。

几年前，瓦剌的马哈木等就曾经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当瓦剌大军压境，危及阿鲁台的统治时，阿鲁台也被迫走上了接受明朝册封的道路。不得不说，明廷的回馈可谓慷慨，这不仅有前述的册封和赏赐，且据史料，阿鲁台部初有2962人被授予各类职事，尔后又增补129人接受授职。⁶⁶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十七日，永乐皇帝再次御驾亲征，率步骑50余万，直指瓦剌马哈木等人。军队沿着永乐八年（1410年）的行军路线，到达饮马河，这年的气候较永乐八年时干燥许多。此次北征，永乐皇帝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与诸文臣吟诗酬唱，而是带着他15岁的皇太孙朱瞻基（未来的宣德皇帝）从行。皇太子朱高炽则继续坐镇京师，暂摄朝政。永乐皇帝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时常在他人面前夸耀其睿智果敢，又令翰林学士等宿儒耆老教其学习礼乐之道。他坚信，将来的某一天，朱瞻基可以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圣君。此时，永乐皇帝令朱瞻基从征瓦剌，是希望向其展示如何领导大军征伐，以及令他细品行军中的艰辛。⁶⁷

四月二十四日，大军至清水源。永乐皇帝于马上向皇太孙朱瞻基指示山川险易及将士之勤劳，又问他说：“汝知吾所以为此者乎？”朱瞻基答道：“陛下岂为图其土地，利其资畜，而勤远略哉？顾此虏禽兽之性，虽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暂服而遽叛，非狝薙之，久亦难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岂不自乐？而仰劳圣躬，跋涉远外者，无非欲驱此除此虏于遐荒绝漠，令一迹不敢近塞下，使子孙臣民长享太平之福耳。”这听起来似乎是刻板的溢美之词，但永乐皇帝认为“孙之语，吾之心也”，喜而嘉纳之。⁶⁸

五月初一，永乐皇帝又给朱瞻基讲述为君之道。他说：“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难，于经国之务瞢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以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负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泽被及下人矣。汝勉之！勉之！”(https://www.daowen.com)

朱瞻基之勇武，亦令永乐皇帝颇感喜悦。早在三月二十七日，军至一山坡时，有野兔起于马前，永乐皇帝命朱瞻基射之，朱瞻基只发一箭，野兔应弦倒地，众皆欢呼。永乐皇帝喜道：“射虽小艺，一发即中，亦人所难。”最后，兔子被带往营地厨中加餐。⁶⁹

五月二十三日，大军次饮马河。永乐八年（1410年）北征时所采用的步步为营战略，在此发挥了巨大功效。粮食均被运至沿线粮仓，兵仗局又以神机铳、炮、盔甲、马甲等军械各200件，明甲1000套送至军前。战前，军中还颁行一份冗长而复杂的交战赏罚号令。官军有疾病者，令太医给药，仍未能治愈者，即送万全城休养。此外，永乐皇帝还谕安远侯柳升道：“士卒是将帅手足，将帅非士卒不能独成功。若为将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缓急，能出力相援耶？尔等宜尽心抚恤，无令失所。”⁷⁰

那么，敌军又在哪里？他们似乎长于机动，难觅行踪。在五月初四时，永乐皇帝就曾对前锋都督刘江说道：“骑士哨瞭，若遇寇，东走即瓦剌之人诣阿鲁台者，西走即阿鲁台部下往瓦剌者，须并执之。盖虏情多诈，不可不察。”⁷¹

到了五月二十二日，都督朱荣报称，敌数千人正在向东行进。永乐皇帝认为，此必瓦剌军队，遂令朱荣遣精骑前往密探。临行前，永乐皇帝又告诉朱荣，从土剌河往饮马河处有捷径可走，且水草丰茂，可省三四日马程。如敌人果真向东行进，则速从捷径回来报告，则皇帝本人将亲率大军进驻饮马河，捉拿敌人。随后，刘江果来报告敌军正往东行进，永乐皇帝遂命大军进驻饮马河，准备瓮中捉鳖。同时，他还判断瓦剌军的辎重在后，无法跟随轻骑突进，故拨1000精骑给刘江，令之与朱荣相机抄略其后。战前，他还告诫全体将士：“五军将士，今深入虏地，一二日必破虏。临阵之际，齐力奋勇，所诛者惟首虏。毋夺财物，毋掠妇女，毋虐老稚，毋杀降附。违者斩！”⁷²

初战始于六月初三。前锋都督刘江于康哈里孩遇敌，斩获数十人而回。永乐皇帝闻讯，猜测敌军随后将至，于是命令所有营地严加巡防，称“虏中亦有能汉语者，或夜假言语相通，因而劫营，当谨备之”。次日，明军抓获瓦剌间谍，称马哈木率军距此约60公里。知敌不远，永乐皇帝甚喜，命诸军尽早启程。又次日，即六月初五，刘江等巡哨，见敌军前来，速驰回报。永乐皇帝亦命全军兼程而进，以迎虏寇。为了防止皇太孙朱瞻基遭遇不测，永乐皇帝特命铁骑五百贴身护卫朱瞻基。⁷³

六月初七，决战时刻到了。马哈木等见明军行阵整列，遂屯兵山巅，不敢往前。永乐皇帝则命铁骑数人前去搦战，瓦剌军不堪其挑，奋勇向前。明军以神机铳、炮等火器立毙数百人。炮阵掩护之后，永乐皇帝亲率大军冒矢突进，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亦率军攻敌之左右翼。经过一天鏖战，瓦剌军阵亡数千人，余众败走。明军一直追击至土剌河，斩获无数。马哈木、太平等皆脱身远遁。⁷⁴战后，明军收兵，永乐皇帝回中军见到朱瞻基。他告诉朱瞻基：“虏尚未远，夜中尤须慎防。迟明追扑之，必尽歼乃已。”朱瞻基则认为：“陛下督战勤劳，天威所加，虏众破胆矣。今即败走，假息无所宁，敢返顾乎？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事实上，朱瞻基的预见是正确的，瓦剌军已败归，明军也于六月二十五日起陆陆续续班师。⁷⁵

阿鲁台的军队呢？很明显，明军与瓦剌的战斗中，阿鲁台始终未现身。六月十九日，大军回到饮马河，阿鲁台遣使称因近来患疾，不能来朝。永乐皇帝遣徐晟等前往慰劳，并赐之米100石、驴100匹、羊100头，又别赐其部属米5000石。阿鲁台复遣使拜谢。⁷⁶

班师途中，永乐皇帝敕令皇太子向天地、宗庙、社稷告祭，并颁天下诏，以告诉天下臣民这一凯旋喜悦。诏文曰：

朕祗奉天命，抚驭华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瓦剌黠虏，僻处穷荒，与其丑类，岁相仇杀，败亡丧殁，存者无几。朕即位之初，抚摩存恤，授以封爵。数年以来，凭仗朝廷，始得休息，乌合为群，即复骄恣，辜德负恩，背违信义，擅弑其主，执我使臣，侵扰边境，豺狼无厌。朕不得已，躬率六师以讨之。师至撒里怯儿之地，贼兵迎战，一鼓败之，追至土剌河，贼首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不度智能，扫境而来，兵刃才交，如摧枯朽，追奔逐北。兽狝禽戮，杀其名王以下数千人，余虏宵遁，遂即日班师。

至饮马河，和宁王阿鲁台之众悉诣军门朝，推诚待之，劳徕抚辑，令回部落。呜呼！奉行天威，扫腥膻于绝塞；绥宁顺附，覃恩慈于远人。用靖边陲，佚我黎庶，故兹诏示，咸使闻知。⁷⁷

纵观太祖、永乐时期的数次北伐，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每逢身陷重围，行将战败之际，无论是鞑靼、瓦剌或其他敌人，他们的首领总是能在明军的层层包围中脱身而逃。通常，明军采用的战术是通过诱徕或追击，将敌人赶入包围圈，而敌军首领最终总是能巧妙逃遁（当然，丘福也遭遇同样的境况，但他战死了）。也许，明军并不十分迫切地想要缉拿贼首。我们猜测一种可能但未见诸史料记载的原因是，明军在进攻之际并未被要求必须擒拿敌首，因此他们并不会在战斗中刻意去寻找敌首踪迹。当然，我们还有疑问的是，假如真的抓住了马哈木或者其他瓦剌领袖，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一点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主动请降的敌人，明军总能待之以礼。

***

就在明军行至边防线附近时，永乐皇帝告诫诸军勿要践踏民田，惊扰民务。他说：“朕出师讨寇，本为百姓。百姓劳于耕作，躬望秋成，况临边苦寒之地，衣食尤艰。今大军入关，朕已遣人巡视，敢有蹂践田禾、取人畜产，悉执送北京，处以军法。统率不严者罪同，尔将士俱慎之。”⁷⁸

无论此次北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成功，它毕竟一度维护了明朝的地位和边防安全。但是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北征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战后，阿鲁台又遣使向永乐皇帝索要163个各级职事以授其部属，同时索取米3000石，永乐皇帝一并赐之。不久，永乐皇帝又谕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称马哈木虽势穷力孤，但仍准备剽掠甘肃等处，令之严加关防。一度安宁的西北边防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与此同时，阿鲁台似乎也成了烫手山芋。就在永乐皇帝答应他前项封赐后不到4个月，永乐十二年十二月底（1415年2月），阿鲁台再次遣都督锁住等390人为使入朝贡马，并再次索要各级职事计275个，钞币、绢布若干。永乐皇帝再次从之。⁷⁹

时局风云莫测。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初八，明朝与草原的关系再度迎来重大调整。是日，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遣使贡良马50匹以谢罪。其使称：“数年以来，仰戴皇上大恩，如天罔极。前者不能约束部属，致犯边境，且拘留使臣舍黑撒答等，实非本心，皆为左右所误，致负大恩。天兵远临，死罪万万。今惭惧无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赐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贡如初。”永乐皇帝览奏毕，认为“黠虏尚敢巧言文过”，显非出自真心。但群臣皆认为，“夷狄禽兽，不足与较。惟天德广大，无物不包，请姑容之”，永乐皇帝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原谅了瓦剌方面曾经犯下的错误。⁸⁰

现在，明朝终于出现了前述——瓦剌和阿鲁台均向明廷纳贡称臣——的情况。尽管表面上看，这两个在草原中互相角逐的势力均在明朝的羽翼下，但实际上呢？从史料看，时局的发展正在变得越发凶险。来自辽东方面的谍报称，阿鲁台正遣人往朵颜等卫征兵，而瓦剌人马亦已到阿忽马吉之境。二者的动向甚为可疑，永乐皇帝严令边防诸军昼夜谨备，不可怠忽。⁸¹

也许，还需要再发动一次北征，永乐皇帝如是想。为此，他开始为新的战役作准备。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一月，朝廷大臣开始讨论此前北征中所暴露的问题。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认为此前军官常以借口躲避出征，各处守备所用武器质量也存在问题。他说：“军政修明，武备整饬，则国家无警急之虞。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法令严明，将士用命，东征西讨，用集大勋。皇上肃清内难，祗守成宪，屡垂戒敕，为将者必体士卒之心，为兵者必听将帅之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队伍整齐，兵甲坚利，庶几可以御侮靖乱，安内服外。而今之掌军卫者，略不究心，一遇征发，百弊并见。士卒精壮者，诈为罢软不行，将校畏怯者，谬托事故苟免。故皮败纸联以为甲，腐筋朽角合以为弓，其他器械敝陋尤甚，苟且因循，积有年岁。既往之罪，必须追究，庶几将来有所警戒！”永乐皇帝是其言，命御史监督征发和造械，如有违令，一例治罪。他还命天下诸将用心操练士兵，整肃行伍，明年春天效仿太祖例，各带精兵入京接受皇帝检阅；又令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选女真将官及精锐士卒同赴北京阅武。到了来年端午节（即龙舟节），永乐皇帝又御东苑，与文武大臣等观击球、射箭等体育活动，并赐钱钞与各级文武臣僚、诸军卫士、普通百姓。⁸²

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二月，由于整个动员、募兵、操练精兵的进展缓慢，出现重重瑕疵，永乐皇帝决定敕谕天下武臣，向他们分享自己的忧虑，并训诫他们要公忠体国，不废军武。敕文曰：

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将勇兵强，削除暴乱，四海晏然。及其子孙弗率，武备不修，丑虏僭窃，驯至海内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传至数世，嗣主荒淫，王纲纽解，军政废弛。群雄并作，竟至覆亡。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时，将帅效忠，士卒奋勇，肃清奸宄，遂建洪业。朕嗣位以来，夙夜惕厉，唯恐蹈宋元覆辙，以坠皇考丕绪。尔等世有爵禄，与国家同休戚者，修饬武备，为国爪牙，此尔等之责。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来纪律废弛，队伍空虚，军士逃逸死亡，悉付不问。甚至通同有司受赇，卖放取军，明有程限，今纵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余年不回，及回所取，军十无一二，猝有缓急，何以应调。武备若此，国何赖焉！是皆尔等下不恤军，上不忠国所致。自今宜鉴古人之得失，体国家之委任，修职务，抚士卒，实军伍，缮器械，使兵政振举，武卫克严，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尔等亦永保富贵。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矣！⁸³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的军事动员愈加频繁。很明显，明朝已经无法同时维系与阿鲁台和瓦剌的双边关系了。在这数年间，明廷与瓦剌的关系日渐亲善，而与阿鲁台的关系却出现恶化倾向。永乐十六年（1418年），太监海童、指挥柏龄等出使瓦剌，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奉表贡马。时顺宁王马哈木已故，其子脱欢请求承袭父爵。永乐皇帝俱皆从之。永乐十七年（1419年）五月，海童等返京，贤义王太平遣其子乃列忽率军护送，至半途遇寇，乃列忽奋勇击退强盗。永乐皇帝听说之后，大加赞赏。而另一方面，明朝与阿鲁台的关系看似平稳，实则暗流涌动，潜藏危机。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脱木儿赴阙贡马，但脱脱木儿在明军边防驻地附近洗劫过往商旅。永乐皇帝遣使戒谕阿鲁台毋得胡作非为，而阿鲁台似乎并不听命。从《明实录》记载看，“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⁸⁴

数月后，瓦剌使臣返归，永乐皇帝再次派太监海童随行前往瓦剌，赐给瓦剌彩币等物，并敕谕瓦剌诸部：“往年寇边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问。自今其头目人等，能摅诚来归，悉授以官。”而与阿鲁台方面的关系却在持续恶化。早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中兵马指挥司就曾在京师市集抓获一名阿鲁台的使者，此人横恣无赖于市，强夺他人财物。永乐皇帝命械送阿鲁台自行处置，并告诉他：“自今遣人朝贡，及于边境市易者，宜戒约之。能守朝廷之法，则两使往来，边境宴安。”⁸⁵

类似的争执，非此一端。问题在于，这些争端会否影响明朝作为天朝上国的格局和地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它们并非一些孤立的事件，而是双边关系走向恶化的先兆。史料曾载，阿鲁台大败瓦剌贤义王太平的军队，对此，永乐皇帝的反应却是：“阿鲁台黠虏，与瓦剌相仇久矣。朕尝遣人谕太平等，令备之。不从朕言，遂至于此。”不仅如此，永乐皇帝还以彩币等物抚谕太平等人。显然，明朝的倾向越发明显，对阿鲁台的厌恶情绪也在滋生蔓延。但是，当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月，阿鲁台及也先土干遣使来贡马900匹的时候，永乐皇帝却又以钱钞、文绮、袭衣等物相赐，甚至还以马计价给予报酬。⁸⁶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位也先土干又是何许人也？后面，我们将会提到这个人，此时我只想简略地提及，他是一位来自黄金家族的王子。阿鲁台奉其为主，显然是为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考虑。而永乐皇帝也很可能关注到了这位重要角色，因此才会最终接受阿鲁台的朝贡。当然，关于漠北草原政权的文献始终鲜见，因此我们无法作过多推定。但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也先土干似乎比阿鲁台更倾向于与明朝保持亲善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明朝与漠北草原的关系能否实现再次平衡呢？恐怕还是不行。

永乐十九年（1421年）六月，谍者称阿鲁台欲寇边，永乐皇帝即命陈懋等严加防备，同时敕开平备御郭亮、兴和备御王唤等加强巡边，修缮守备城池等，皇帝本人即将趁草盛马肥之时亲自巡边。到了七月，阿鲁台听说明军戒备森严，于是令军队北撤，永乐皇帝亦闻讯而罢征兵⁸⁷。但到第二年年初，永乐皇帝重新在北京集结军队。⁸⁸

在此期间的永乐十九（1421年）十一月，永乐皇帝曾与群臣在北京商讨北征战略，但参会的六部尚书夏原吉、方宾、吕震、吴中等均认为宜休养兵民，不宜劳师远征，理由是粮储不足，仅能供给将士备御之用，不足以给大军征伐。这是否为事实，抑或只是诸部大臣为掩饰自己不愿发动战争而寻求的借口？同样反常的还有永乐皇帝。他勃然大怒，逮捕了长期任职且忠心耿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而兵部尚书方宾竟惧而自杀。方宾于永乐皇帝即位初先后升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后扈从至北京，升为尚书，多年来与永乐皇帝关系密切。方宾自杀，永乐皇帝深感不安。但后来，当他听说方宾为人“任情骄恣，睚眦之怨，鲜有不报”时，恨其在世时没有被诛，于是下令戮尸，并不予任何封赠。就这样，尚书们的抗议彻底失败了。⁸⁹

永乐皇帝乾纲独断，决定第三次御驾亲征。他命令华北与华中地区各地政府征民夫造车运粮至北京。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十八日，永乐皇帝再次与六部官议北征之事。不过，这次会议已不再讨论是否北征，而集中讨论粮草供应问题。英国公张辅等建议，将后勤分为前、后两运。前运随大军行进，后运稍后。每运又分车运、驴运。领车运者26人，领驴运者25人。前、后运共计用驴34万头，车117573辆，挽车民夫235146人，运粮凡37万石。为了保障后勤，永乐皇帝又令孟瑛、陈英率领马军1000、步军5000护送。⁹⁰

阿鲁台首先动手了。就在御前会议召开近一个月后，阿鲁台洗劫兴和。兴和位于宣府以北，是明朝插入漠北草原的一把利剑。这个地方自被阿鲁台洗劫后，便没有再重建。阿鲁台的猖狂举动，成为明军发动战争的导火索。在永乐皇帝看来，阿鲁台不思报本，举止悖逆。先是，阿鲁台为瓦剌马哈木等所败，穷蹙日甚，故以其妻孥、部落奔窜南来，向明朝奉表称臣，遣使贡驼马。永乐皇帝知其本性狡黠，称臣非其本心，但秉着“天地之仁，发育而已”的理念，许阿鲁台休养生息，还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其母、妻皆为夫人，又赐金帛等物。不想数年间，阿鲁台“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凶悖之心复萌”，不仅所派使臣剽掠商旅，更甚者乃竟不来朝贡。永乐皇帝警告过阿鲁台，但他仍然怙终不悛，竟至以大军洗劫兴和，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三月十八日，永乐皇帝再次诏告天地、宗庙、社稷，率军出征，⁹¹没人反对。

战争打响了。但是，占据兴和的阿鲁台军听闻永乐皇帝御驾亲征，竟连夜逃遁。诸将请急追之，永乐皇帝制止了他们。他说：“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三月二十六日，永乐皇帝驻跸宣府。⁹²

在宣府，永乐皇帝还有许多细事需要处理，特别是对从征将士医疗健康问题的关注。他说：“将士，国家爪牙。今从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艰难，食则虑其饥，衣则虑其寒，惟恐有失所者。人风雨、寒暑、饥饱、忧劳不调，皆足致疾，况一身远役哉！其令医者朝夕巡视，各营将士有疾者，与善药，勿苟为文具。”于是，太医们纷纷忙碌起来，于各营巡视伤病，及时给药。⁹³

我们说，永乐皇帝的第一次北征是一次带有探究漠北地理风光意味的征程，第二次北征，则一心想要教皇太孙朱瞻基如何行军布阵。那么，这一次进军呢？从史料来看，此次北征似乎是永乐皇帝的一次军事“试航”。这次行军中，有不少将士是新加入的，沙场老将已不再是大军主力。永乐皇帝说：“今从征之士，皆各处简择来者。若不阅习，何以御敌？”

五月初九，大军至偏岭，永乐皇帝又让将士打猎。他认为，行军之中，唯有畋猎才能激发士兵的昂扬斗志。他说：“朕非好猎，顾士卒随朕征讨道中。惟畋猎可以驰马挥戈，振扬武事，作其骁勇之气耳。”⁹⁴

行军途中，永乐皇帝还给开平备御郭亮传授战术：“虏至宜固守，勿与战，以俟大军。禁城中毋远出，各屯堡无要害可守者，悉徙入城。”

五月十一日，永乐皇帝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阅兵中他又向诸将传授战术：“兵形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今先使之习熟行阵，猝遇寇至，麾之左则左，右则右，前则前，后则后，无往不中节矣！”

次日，永乐皇帝又令士兵举行射箭比赛。一名小旗连射三发皆中，永乐皇帝对其大加褒奖，赐牛羊各一头，钞一百锭，银碗两只。同一天，永乐皇帝还现制平虏曲三首，令将士高唱以自励。

又次日，永乐皇帝令全军将领驰射，唯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宁阳侯陈懋连发连中，其余或者命中部分，或者全然不中。武安侯郑亨累射不中，被罚罢其领兵之任，张信托病不至，也降充办事官。事后，永乐皇帝还教导诸将曰：“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弓马便捷，所向无敌，勇也；计算深远，无所遗失，智也；智勇全而后可以建功业，勇而无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之后，车驾至隰宁附近的西凉亭，西凉亭乃故元皇帝往来巡游所经，但现已破败不堪，树木丛生，永乐皇帝见状，不由心生感慨，命军士砍树木，同时也申斥诸将：“军中必严肃，昏夜不得喧哗。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动。寇或遗人口、马驼、牛羊诸物，不可贪取，恐为所饵。”五月十六日，永乐皇帝再次大阅谕诸将，并强调了此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⁹⁵

大军继续前行，并于闵安驻扎。永乐皇帝再次下令，军中若需放牧采樵，则不要越出警戒的长围之外。军中大营居驻地正中，营外分驻五军，左右各设哨塔。步兵居中军，骑兵在其外围，神机枪、炮部队则居最外。神机营外，又设有警戒长围，将整个军队驻地包于其中，周长近20里。安营毕，永乐皇帝与诸文武大臣论用兵之道。他说：“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盖用兵之际，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五月二十一日，永乐皇帝敕前锋都督朱荣等，令其率5000骑兵为先遣部队，一旦与敌遭遇，慎勿轻进，宜速回报。朱荣等领命。数日后，为了防止决策失误，永乐皇帝又与诸将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他告诉诸将：“军旅重事，朕在营中，此心未尝自逸。每出一令，必审思而后行……尔等宜体朕此心，果朕所行未当，尔有深谋长策，即面陈之。”从《明实录》中还能看到，永乐皇帝有早起的习惯，常于五鼓时分（凌晨3点至5点）时即起，或检阅部队，或计议军务。每夜，又或与侍臣论经史，或与诸将论兵法，常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⁹⁶

五月二十九日，大军抵达开平，永乐皇帝令户部运粮12000石，兵仗局运火药1000斤赴开平，为守城之备。数日后永乐皇帝又命都督吴成、都指挥程忠、梁成率骑士500名，先赴应昌，以侦察敌军动向。六月初八，车驾次威远川，开平方面来报，阿鲁台军袭击了大军驻地以南50公里处的万全。诸将以为，应分兵往万全，以拒敌军，但永乐皇帝否定了这个建议。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小股敌军用以转移明军的注意力而已，他说：“此诈计也。虏虑大军，径捣其巢穴，故为此牵制之术。然其众不多，知大军北行，必已丧胆，况敢攻城哉？不足虑也。”永乐皇帝的判断十分准确。次日，开平方面报，进攻万全的敌军已全部撤去。

到了应昌，由于该地地势相对平坦，因此就有必要将军队结成方阵以前进。永乐皇帝令神机枪、炮部队和骑兵部队分列行进，勿得混淆而发生踩踏事故。永乐皇帝还令朱荣领健卒300名充当先头部队，带足粮草，昼伏夜出，以侦察敌军动向。为防不虞，他又令都督吴成再领1000名士兵于后接应朱荣。

七月初四，大军至杀胡原。朱荣等抓获阿鲁台部属，送至御营。永乐皇帝讯之，俘虏说：“阿鲁台所部初闻大军出，皆忧惧，日有背叛而遁者。继闻车驾亲征，阿鲁台举家惴栗。其母及妻向之骂曰：‘大明皇帝何负尔，而必欲为逆天负恩事。尔死固宜，而使吾属骈首就缚为俘囚，将死无葬身处，皆汝所贻祸也！’阿鲁台尽弃其马、驼、牛、羊、辎重于阔栾（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位于北京以北1000公里处）之侧，与其家属直北走矣。”对于俘虏的话，永乐皇帝显得很谨慎。他认为“此黠虏，未当遽信”，有可能只是在示弱，意在讨好明朝。不过，随着抓获的俘虏愈多，阿鲁台夤夜北逃的事情被证实。永乐皇帝命朱荣领兵前去收阿鲁台所遗弃的牛、羊、驼、马等物资，并将其辎重营垒尽皆焚毁。然后，永乐皇帝召集文武群臣，宣布此场战役到此为止，理由是“虏为边患，驱之足矣。将士远来，亦宜休息”。⁹⁷

是夜，永乐皇帝又召集诸将称，阿鲁台虽走，但为之羽翼的部分兀良哈寇尚在。兀良哈寇主要居住在蒙古到辽东交界处，此前常对明朝称臣纳贡。但近来不知为何，兀良哈寇开始倒向阿鲁台一方。永乐皇帝认为，当于还师途中剪除之，诸将皆然。于是，永乐皇帝拨步骑2万，分五路直取此寇。而此行唯有一计：兵贵神速。永乐皇帝戒谕诸将，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兀良哈寇。

永乐皇帝将兀良哈称为“寇”，当是其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用词。兀良哈诸部中，有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与明亲善，而其余倒向阿鲁台者俱被称为“寇”，这就将同为兀良哈人的二者区分开，使归附的三卫避免因此受到指责。按照明朝的看法，这些寇贼均是自发加入阿鲁台军，而非与三卫将校通谋作乱，因此永乐皇帝要求诸将前去荡寇靖边时，不要惊扰朵颜三卫的兀良哈人。

为了防止兀良哈寇向西逃跑，在五路军马出发后，永乐皇帝又亲率精骑数万往西截击，武安侯郑亨、成安侯王通等领大军后行。兀良哈寇主要聚集于阔滦海东南方向500公里处，此处有几条河流，顺着地势一直流至位于下游的辽东。明军在这片沼泽和森林中，对兀良哈寇进行血腥的报复。一场鏖战后，“寇大溃，死伤不可数计”，明军尽获其马匹牲畜，俘虏无数。永乐皇帝令焚其辎重营地，并继续追击首犯，其余从寇者尽皆释放。永乐皇帝称，他本人并不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诸将则宽慰道：“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宁兆民，岂过举也”。事后，永乐皇帝又把从兀良哈寇处所获牛羊10万余头分给从征将士（可能将所获牛羊分而食之）。⁹⁸

大军继续班师回朝。八月十六日，永乐皇帝驻跸武平镇，皇太子朱高炽遣富阳侯李茂芳、礼部尚书吕震迎驾。永乐皇帝接见后，又颁天下诏，将北征的胜利告诸天下臣民。这一次，永乐皇帝刻意强调其在战场中的主导作用。其诏文曰：

天地之大，覆载而无外；帝王之治，一视以同仁。朕恭膺天命，主宰华夷，夙夜勤劳，勉图治理，无非欲天下生灵咸得其所而已。往者，丑虏阿鲁台穷居漠北，鼠穴偷生，屡为瓦剌所困，妻子不保，遂率部落来归。朕念其遑遑无依，特加优恤，授以封爵，令仍居本土，安生乐业。岂意此虏心怀谲诈，僭妄骄矜，违天负德，辜恩逆命，杀戮信使，侵犯边境。朕为保安生民之故，躬率六师往讨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滦）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于乎！声罪致讨，不得已而攘夷；戢干桀弓，庶遄臻于偃武。诏告中外，咸使闻知！

九月初八，永乐皇帝抵京，随即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祭毕，他又前往奉天门，接受百官朝贺。⁹⁹

***

回到阿鲁台方面，他的政治生涯还远未结束。他又死灰复燃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有降者称，阿鲁台将再次犯边。永乐皇帝召集诸将，宣布他决定再次出征。他说：“去秋，寇犯兴和，朕躬率师捣其巢，冗寇仓皇远遁，遂尽收其马、牛、辎重。复东剿贼党兀良哈之众，擒戮其人，获其马、驼、牛、羊，寇之穷甚矣。今必以朕既得志，不复出，故敢萌妄念。朕当率兵先驻塞外以待之，虏不虞吾兵已出，而轻肆妄动，我因其劳而击之，可以成功。”

永乐皇帝的御驾亲征，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因此诸将很快就能代入自己的角色。行军再次组织起来，到是年七月二十四日，永乐皇帝亲率大军离开北京。我们注意到，此次出征的时间并非通常的春季时间。两天后，明军抵达土木堡（1449年，这里将上演举世闻名的“土木堡之变”）。尽管时有微雨，永乐皇帝却在阅兵后心情大悦，款宴诸将。此时，有从阿鲁台军中逃脱归来的明军士兵称，他们在敌营听说，敌人将在大同、宁夏发起进攻。当然，永乐皇帝不会将大军带往二地，他只能敕谕两地守将谨哨严备，并将分散于边地的兵马尽皆徙入屯堡之中，以防阿鲁台军剽掠人口。¹⁰⁰

到了七月三十日，大军至宣府，本来被战争阴霾所笼罩的宣府仿佛一下子透进了希望之光芒。在随后的宴会中，永乐皇帝夸赞了明军的英勇，并认为这是他取胜的资本。他说：“军次固盛然，又将有谋、士有勇，小大协心，乃克成功。”八月十二日，大军至万全，永乐皇帝再次诏谕全军将士，指明此次战争的正义性。他说：“朕不惮劳勤，屡率将士以驱除虏寇者，非志于用武，盖为中国生民计也。尔诸将宜协心奋力，夫有精兵十万，可以横行天下，一人奋躯，千人莫敌。今以三十万之众当残虏，何患不克！况大义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奋尔谋，励尔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将何功不成，何名不立！”¹⁰¹

除了鼓舞士气，永乐皇帝还时常为军务出谋划策。他要求将士在闲暇之时要勤加操练，不可坠废习武，又命诸将安营扎寨时要把火器部队布于阵前，骑兵居后。但是，事无巨细皆需圣裁，对永乐皇帝而言也是个巨大负担。因此，他又在某些方面要求诸将要临机处事。^[10]兵至沙城，宁阳侯陈懋等询问是否继续行军，永乐皇帝就告诉他“诸事宜自审几而行，岂朕一一所能遥度”。

九月十五日，阿鲁台军知院阿失帖木儿、古讷台等举家来降，并给明军带来重要情报。他们说，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人口、牲畜等俱被脱欢掠夺走，余部溃散。阿鲁台一无所剩，只能远遁。尽管如此，永乐皇帝却认为，阿鲁台今虽困于瓦剌，狼狈失势，但鉴于其前科所犯，边防警备仍不能松懈。¹⁰²

十月初七，永乐皇帝驻跸万全右卫的上庄堡。当日，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从前方传来。前锋都督陈懋称，其兵至饮马河时，也先土干竟率众归降。其降书曰：“臣也先土干，穷处漠北，旦暮迁徙不常。又见忌阿鲁台，几为所害者屡矣，危不自保。仰惟陛下体天心以爱民，今四海万邦，皆蒙覆载生育之恩，岂独微臣不沾洪化？谨率妻子、部属来归，譬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沾被光华，死且无憾。谨昧死陈奏。”

消息来自陈懋，当无可疑。永乐皇帝遂敕陈懋必须善待也先土干，毋得侵损其资财孳畜。又以敕文抚谕也先土干，曰：“尔智识卓越，灼知天命，亲率部属来归，可谓超群出类者矣。（朕）览奏，良用嘉悦。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已敕宁阳侯陈懋等，偕尔同来，在途爱重，以副朕怀。”

永乐皇帝对也先土干如此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也先土干并非普通人，他是鞑靼王子，黄金家族后裔，是汗统的合法继承人之一。阿鲁台试图统治蒙古，就必须将之推戴在前，而自己成为幕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太师。显然，也先土干不愿意成为阿鲁台的傀儡和附庸，他常“以黠桀自豪”，故尤为鞑靼人所敬畏。如此风云人物，现在竟主动向明朝请降了！在洪武时期，太祖总是对来自漠北的“大根脚”贵族报以深深的敬意，而无论他们是否主动请降，如前述的纳哈出和乃儿不花。而几乎出于自然惯性，永乐皇帝也如出一辙。早在他还是燕王的时候，他就曾参加款待来降的纳哈出和乃儿不花。

至此，第四次北征就算结束了。十月二十二日，陈懋带着也先土干抵达天城卫。也先土干遥望永乐皇帝，尚有恐惧之色，永乐皇帝主动上去与之交谈，也先土干始稍宽心。他告诉永乐皇帝，自己“久愿来归，但为阿鲁台等牵絷”，是以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大摆珍馐酒馔，宴请群臣。宴中，永乐皇帝决定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并赐名金忠。其甥把台在归附过程中助力许多，授封都督，赐冠带及织金袭衣。其妻^[11]、子及部署将校等，亦各赐钱钞、织金文绮等物。宴席中，永乐皇帝还特命忠勇王金忠，位次侯爵之下、伯爵之上，宴后又将御前珍馐、御用金杯赏赐予他。¹⁰³

十月二十八日，车驾从万全出发返京，忠勇王金忠一骑随后。路上，永乐皇帝询问其部内之事（翻译恐怕也应当在附近），金忠说：“虏中归心天朝者众，但为凶渠所制，不能自拔耳。”

十一月初四，晴空万里。大军至北京以北50公里处的居庸关。永乐皇帝穿着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按辔徐行，进入居庸关。大军整装列阵，军容威武，金鼓喧阗，旗旄辉焕，连亘数十里而不绝。早已等候于此的文武群臣、老幼百姓、四夷使臣等百十万人见之，皆齐齐下跪，山呼万岁，以庆祝明军凯旋。金忠紧跟其后，不禁感慨：“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

十一月初七，车驾抵京。次日，永乐皇帝便以各级职事授予追随金忠归附明朝的将校81员，其中把帖木儿、阿速台等7员为都指挥，卜答帖木儿等31员为指挥，昂克土列等18员为千户，格干帖木儿等25员为百户所镇抚。又以金印铜符、织金文绮、金银钱钞、纻丝罗绫、马鞍、牛羊、米粮等赐其众，并令有司供应忠勇王金忠的居第、床褥、柴薪等生活所需，每年另给禄米1000石。从《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百户镇抚，每人也能受赏银15两、钞300锭、织金文绮1件、棉布20匹，并赐一应生活所需物资。在永乐皇帝看来，这种赏赐并不见得是一种铺张浪费。¹⁰⁴

***

乐极生悲的是，坏消息几乎接踵而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初七，大同、开平守将奏报，阿鲁台所部侵掠当地。而自从金忠归附以来，他就一直劝永乐皇帝发兵讨伐阿鲁台，但永乐皇帝认为时机不到，不但久征会使民间供给匮乏，士卒也疲于奔命。现在，阿鲁台的侵扰使他改变了主意。于是永乐皇帝开始召集公侯大臣计议第五次北征之事，群臣皆认为，“逆贼不可纵，边患不可坐视，用兵之名不得避”，遂决议再次组织御驾亲征。永乐皇帝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各选兵将赴京，准备开赴前线。

四月初四，大军从北京进发。二十余日后，车驾次隰宁，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挥同知把里秃等抓获阿鲁台的一名间谍。间谍称，阿鲁台去秋闻朝廷出兵，已与其部属北遁，因冬天飞雪连天，牛羊孳畜多冻死，部属之间又相分离，各自谋生。此后，阿鲁台又继续北遁，但仍不忘派遣间谍前来探听明军是否真的发动北征。此次北征，正值漠北草原又迎来一个雨水充沛的年份。明军到达开平的时候，恰逢天降大雨，士卒多为雨淋湿。永乐皇帝要求诸将必须“视卒如爱子”，尽心体贴关爱为之卖命的士兵，这样士兵们也才愿意尽心为国除残去暴。¹⁰⁵

在永乐皇帝心中，此次北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阿鲁台。从前几次结果来看，仅仅把阿鲁台赶走恐怕还是不行的。在永乐皇帝看来，因为他杀死了自己曾经拥戴的鬼力赤，归附明朝后，又复叛而去。再后来，他又意图控制也先土干为傀儡而未遂。像这种不忠不义之辈，留之何用？若纵其为虐，亦不过只是在漠北为明朝留下隐患而已。一念至此，永乐皇帝释放了一些俘虏，并遣中官伯力哥随同他们回去劝说诸部族之人归附明朝。永乐皇帝认为，许多人正如金忠所言，意图归附明朝，却又慑于阿鲁台，未敢轻动，因此他在劝谕文中提到：

“往者，阿鲁台穷极归朕，及朕所以待之者，皆尔等所知。朕何负彼？而比年以来，寇掠我边鄙……朕体上帝好生之仁，惟翦其枝叶，毁其藏聚，驱出诸旷远之地，岂徒全其余息，亦犹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兽心不悛，日增月益，比吾边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为恶有本，今王师之来，罪止阿鲁台一人，其所部头目以下，悉无所问。有能敬顺天道，输诚来朝，悉当待以至诚，优与恩赉，仍授官职，听择善地安生乐业。朕此言上通天地，毋怀二三，以贻后悔。”同时，永乐皇帝又诏谕诸将，要求他们善待前来归附之人。其谕曰：“朕为天下主，华夷之人，皆朕赤子，岂间彼此。今罪人惟阿鲁台，其胁从之众，有归降者，宜悉意抚绥，无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向我师者，悉纵勿杀，用称朕体天爱人之意。”¹⁰⁶

应昌，北京以北400公里处的一处城镇，始建于元代，入明后改称清平镇。五月二十二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明军不得不暂驻于此地。次日，永乐皇帝设宴款待随征文武大臣。宴中，永乐皇帝命内侍唱起“太祖皇帝御制词五章”，歌词为太祖所创，备载创业守成之艰难，示戒荒淫酗酣之失道，词曲颇慷慨激昂。群臣听了，无不感慨叩头，表示钦遵圣训，恪职尽忠。^[12]

大军继续前进，但先头部队没有发现阿鲁台的踪迹。忠勇王金忠在行进中异常踊跃，他与陈懋所部为先锋，一路挺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此地原本为阿鲁台的一处驻地，此时弥望荒尘野草，阿鲁台及其部属已杳无踪迹，甚至连车辙马迹也已漫灭不见。显然，阿鲁台撤离已久。永乐皇帝命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分兵于山谷中搜寻踪迹，但二将大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并不见一人一骑。直到六月二十日，一切都毫无进展。永乐皇帝想要结束此次北征。他说：“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的确，明军在广袤的漠北草原追踪阿鲁台，就好似大海捞针，正如永乐皇帝所说：“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他不愿继续劳烦将士，于是召诸将议分兵两路南归。路上，永乐皇帝在清水源的石崖上刻石记事，以铭此次北征于后世。¹⁰⁷

七月十四日，大军次翠微冈。永乐皇帝在御帐中靠着桌子而坐，他的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侍立左右。这位垂垂老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他问内侍海寿归京日期，后者告诉他，约能于下月中抵京。永乐皇帝点点头，没有再继续询问什么，而是顾谓其大学士，咨询皇太子摄政之事。他说：

“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学士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属心，允称皇上付托”，永乐皇帝十分欣慰。

永乐皇帝发布了最后一次告天下臣民诏，诏文一如既往地重申了此次北征的原因及结果。其文曰：“朕恭膺天命，统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业，夙夜孳孳，惟怀永图。比以北虏残孽，负恩梗化，为患边强（疆），乃躬御六师讨之。师驻应昌，前锋获虏声息，盖去秋探知大军出塞，已挟妻孥远窜山谷。及冬，雨雪连绵，积深寻丈，牛、羊、驼、马亡毙殆尽，部落叛散，互相劫夺。今闻大军且至，奔遁益远。朕亲率兵至答兰纳木儿河，穷搜极索，抵白印山，四望萧条，旷无人迹。因念王者之代，夷狄驱之，而遂用班师。於戏！征伐之举，岂朝廷所得已哉！昔高宗于鬼方，宣王于猃狁，皆为保民之计也。肆今徂征之师，遂振攘夷之绩。告中外咸使闻知！”

七月十六日，帝不豫。十八日，帝崩于榆木川，寿64岁。

永乐皇帝驾崩后，为确保大军安全，杨荣、金幼孜等决定秘不发丧，直到大军顺利回到北京。¹⁰⁸

***

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永乐皇帝是否应该五征漠北？这一系列战役，是否真正提升了明朝的宗主地位，巩固了其边防安全？从上述永乐皇帝的一系列说法，他的一系列北征都在于保境安民，并使生活在明朝周边的诸族属部落和平共处，保障他们免受剽掠。应当说，在一段时间内，北征的确发挥了这种作用。瓦剌和鞑靼对边防的袭扰减少了，因为每一次轻举妄动都会招致明军的巨大报复，对于虏而言，代价显然得不偿失。但同样地，明军发起的每一次战役，都需要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代价，这又决定了永乐皇帝的每一次出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再者，永乐皇帝后继无人。在他之后即便是他最宠爱的皇孙朱瞻基（宣德皇帝），也无法成为像他一样雄才大略的统帅。

太祖、永乐时期对漠北草原所发起的一系列战役还产生了一个间接后果，那就是在他们的鼓励和武力炫耀下，成千上万鞑靼、瓦剌或其他族群人民自愿归附明朝。这实际上又间接抽干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尽管他们从未把这一行为列入自己发动北征的目的。大量南下的人民，通常以成建制的方式，由其原先部族首领带领，或安置于中原内地，或于边境附近建立卫所。有关这一切，前述学者司律思的著作中已有详细叙述，可参考之。¹⁰⁹而明朝之所以愿意这样混同华夷，而非将之拒之门外，显然也是经过考量的，认为这样有利于边防安全。

囿于史料，有关鞑靼人的史实已难以深入探究。从明朝的史料记载看，鞑靼蒙古人与瓦剌蒙古人之间常因漠北草原的统治权而展开激烈竞争。而在他们的西边，还有一群被称为土达的蒙古人，定居于甘肃沿边的卫所，他们的首领往往同时兼任明军卫所的官员。而在草原最东边的兀良哈蒙古，他们之中有的倾向于归附明朝，因而明军在此设有朵颜三卫。另一部分兀良哈人则倾向于与阿鲁台合作。综观漠北局势可以发现，尽管明朝号称天朝上国，明朝皇帝号为“天下主”，但他始终无法将统治延展至此。明朝在漠北的存在是断断续续的，它无法，也从未试图在漠北草原设州置县，直接实行统治。明军虽强，但它在漠北的活动能力，仍取决于草原诸部族的力量。以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漠北草原的角逐场中，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草原一方，明军只是因之所行而作出反应。鞑靼人也好，瓦剌人也罢，他们所谓的“称臣纳贡”，充其量只是为了换取明朝的支持罢了。阿鲁台曾这么做过，但那只是因为永乐九年（1411年）时，瓦剌人严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的应激反应。同样地，瓦剌人也是利用了明军，才能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彻底将阿鲁台打压下去。

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愿意向明朝“称臣纳贡”吗？因为史料不足，这个问题恐怕要永远成谜了。我们只知道，这些漠北草原部族，曾经在是否接受明朝为宗主国的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但个中细节我们又知之甚少。瓦剌方面、阿鲁台方面为何一再拘杀明朝使节，又为何时而剽掠明朝边民，我们也无法再全部得知了。不过，当我们打开地图，仔细琢磨他们袭击的时间、地点时，我们或许能推测其个别原因。

显然，袭击并非为了引起明军的报复，而是为了掠夺物资。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些“虏”从未试图攻占明朝的领土，也没有对袭击提出更高的目的，比如，通过武力迫使明朝改变某些政策。也许，在缺乏常态化的市场贸易体系和机制的情况下，剽掠必需品是游牧经济唯一的补充手段。也许，袭击就像外出打猎一样，是鞑靼青年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只有让他们不断处于忙碌状态，他们才能心无旁骛地追随自己的首领。也许，有些袭击的确是无法无天的打击，但那往往超出了他们首领的控制。明人常将他们称为“虏”，指责他们贪得无厌，但掳掠之意，似并非全为部族首领之本意。

注释

[1]作者认为陕甘（Shaanxi-Gansu）总兵官是一个官职，但实际上明代陕西总兵官、甘肃总兵官为两个单独的官职。此外，明初的总兵官多为发生战事时临时设置，尚不是常设职位，作者理解恐有误差。——译者注

[2]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永乐皇帝采纳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的建议，以北平乃“承运兴之地”，将之改名为北京。——译者注

[3]本为建文四年，因朱棣不承认朱允炆政权，故又改为洪武三十五年。——译者注

[4]原著作“Laodisha”，译为“老的沙”，但核《明实录》原文，作“老的罕”，从而改之。——译者注

[5]核《明实录》原文，获男女900余人的是都指挥满都、何铭。——译者注

[6]原著于该处称明朝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译者据明朝当时语境而改。——译者注

[7]本句系译者据上下文意增补。——译者注

[8]太祖所遣者，乃买的里八剌，非脱古思帖木儿。——译者注

[9]原著称这些内容是给皇太子的谕文，但核《明实录》原文，其实是班师诏的诏文。——译者注

[10]本句为译者据上下文意补。——译者注

[11]原著称其妻名为“Ye Chi”，但核《明实录》相关页码中，并无其妻名氏。——译者注

[12]此句据《明实录》上下文意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