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阶下囚皇帝（1449—1450年）

土木堡之变中，有相当一部分幸存者。英宗皇帝即为其一。据杨铭（又名哈铭）的《正统临戎录》载，当瓦剌士兵一拥而上时，英宗皇帝“蟠膝面向南坐”。后来，“有一达子来剥我^[1]衣甲，我不服他剥，达子要伤害我。有达子兄到来，问说：‘怎么的？’达子回说：‘我要他的衣甲，他不肯与我。’达子兄说：‘这个人不是等闲的人，动静不像个小人儿。’就将我拿去见也先弟赛刊王^[2]。”

《正统临戎录》后文又载：“我就问：‘你是也先吗？你是伯颜帖木儿吗？你是赛刊王吗？你是大同王吗？’赛刊王惊惧，不花就上马去见也先，说：‘我的爱马的拿将一个人来见我，问那颜名字，问我的名字，问大同王名字，怕不是大明皇帝？我来报得那颜知道。’也先说：‘这个人在哪里，领来我看。’当时，也先就在帐房内，叫原来我们处做使臣的哈巴国师、哈者阿里平章来，看是大明皇帝也不是？我见了他，就叫他二人名字。二人惊惧，与我磕头。回也先说：‘是大明皇帝。’当时，也先聚会大小头目，说道：‘我们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们手里。’”看来，也先对此战果也难以置信。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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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将以下三条事件发展脉络交织起来考察。其一，英宗皇帝如何在瓦剌处度过了长达一年的囚俘生涯。直到目前，这位君临天下的皇帝还只是一位鲜少露面的默默无闻的主上，以他之名的明朝政府正井井有条地管理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偌大帝国。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得知他更多的信息，当然，杨铭和另一位锦衣卫袁彬^[3]，因为追随英宗皇帝“北狩”而有了更多关于他的记载。英宗皇帝本人对此事则三缄其口。其二，也先的战略，特别是关于他对统一草原乃至中原的宏大目标，是如何一步步潜移默化地影响被他俘获的英宗皇帝的。其三，明廷如何应对这次突变所带来的双重劫难：大军覆灭，皇帝北狩。我们将从这三条事件发展脉络出发，考察其与明朝边防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大明是否能经受住这次打击？又或许可以进行如下思考：在土木堡之变前，明朝对于其政权安全非常自信，且认为其在外交事务中能够占据足够的主导地位。而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震惊于此，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满了复仇的思想。

先从英宗皇帝本人说起。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这位年轻君主的遭遇恐怕绝无仅有，因此，历史中自然没有什么先例能够给他提供参考。22岁的他在被俘的岁月里坚忍安静，小心翼翼。我们从史料的只言片语中未察觉其抱怨，甚至想象他是否已经作好准备，永远成为一位游牧民，开启一段新生活。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从原本奢华的宫廷生活变成如今囚禁的境遇。这种囚禁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偶尔也会令英宗皇帝感到沮丧和焦躁，但值得敬佩的是，他并未因此让大明王朝蒙受羞辱。

袁彬和杨铭，对他的帮助甚大。袁彬是江西人，为锦衣卫校尉。据其多年后所撰《北征事迹》载，土木堡之变中，“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什么人？’臣说：‘是校尉。’当奉圣旨：‘你不要说是校尉，只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本日，奉圣旨讨珍珠六托，九龙段子蟒龙金二百两，银四百两赏也先，着臣写书与千户梁贵回京奏讨”。²

杨铭大概也是20多岁，与英宗皇帝年纪相仿。他与其父杨只均为穆斯林，其先辈大约于永乐时期来华，并在此定居。杨铭曾为通事，出使瓦剌，并被也先带枷拘束，以此表达对明朝的不满。后来他随也先南征，最终被也先放回明朝。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是他多年后对英宗被俘事件的回忆录，虽为汉语口语，但偶尔显得语无伦次。他是如何获得也先的准许，得以侍奉英宗皇帝左右，我们也很难知晓。一开始，英宗皇帝只知道其父，未知其本人，但很快，他就与袁彬一样，成为英宗皇帝的侍从了。³

杨铭在《正统临戎录》中叙述了也先及其下属就如何处理英宗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据载：“数中有一达子名唤乃公，言说：‘大明皇帝是我们大元皇帝仇人，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恩赐与了到手里。’口发恶言伤害。当有伯颜帖木儿忿怒言说：‘那颜要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开口说话！’当时，把乃公面上搥了两拳，说道：‘那颜只要万年的好名头。大明皇帝是云端里的皇帝，上天不知因那些怪怒他，推下来。数万的人马，着刀的，着箭的，躧死的，压死的。皇帝身上，怎么箭也不曾伤他？刀也不曾砍他？怎么人也不躧着他？他的洪福还高，还在里。拿住他时，怎么就问那颜的名字？怎么问我们的大小头目的名头？他不曾做歹，我们也曾受他的好赏赐，好九龙蟒龙。天地怪怒上，今日到我们的手里。上天不曾着他死，我们怎么害他性命！那颜图万年的好名头，落在书册上，差人去报他家里知道，着差好人来取，那颜这里差好人送去，复在宝位上坐着，却不是万年的好名。’众头目听说了，齐说道：‘那颜，特却（知）院说的是。’也先说：‘伯颜帖木儿，你就把皇帝领了去，养活他。’有伯颜帖木儿回说：‘是，我养活他。’就领了我去。”

不过，瓦剌方面想要以英宗皇帝为赎的策略，遇到了困难。就在俘虏英宗皇帝的数天后，瓦剌人把他带到了宣府，袁彬的《北征事迹》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时间在八月十七日。也先让英宗皇帝与宣府官员联系，试图开始讨论移交事宜，英宗皇帝“传旨谕杨洪、纪广、朱谦、罗亨信开门来迎”。但是，他的“圣旨”能得到认可并执行吗？

杨洪并不在城中，城中纪广、朱谦、罗亨信等却在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最后，他们通过城中守军称，他们奉命为天子守城，如今天色已晚，不敢随便开门。火铳手已经准备好射击，也先决定不再硬闯。他带着英宗皇帝前往大同，准备去那里碰碰运气。⁴

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带着英宗皇帝抵达大同，跟随他的还有瓦剌士兵20余人。大同守将尚未知悉土木堡之变，于是英宗皇帝差力士张林到大同城相告。总兵官刘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将张林付断事司审问来历，终于弄清事情原委。尽管他们未能全信此事，但还是同意进行谈判。于是，英宗皇帝又派袁彬持驾牌入城相告。

袁彬向城中守将诉说土木堡之变，并奉圣旨令刘安出城相见。刘安闻讯，急忙出城与英宗皇帝相见，叩首痛哭。确信圣驾被俘之后，郭登、沈固等大小官员亦俱出城迎驾。唯有通事指挥李让不愿出城，理由是“我^[4]女儿许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若出去，他定杀了我。”袁彬扯住其腰带，道：“皇帝在门外，你如何不去？”刘安也说：“我在（皇）上前说过了你。”于是李指挥不得已而同行。

众文武与英宗皇帝相见痛哭。郭登哭曰：“六军东归，孰料至此！”英宗皇帝道：“将骄卒惰，朕为所误，复何言！”于是询问大同尚有钱物多少，刘安等答“有银十四万两”。伯颜帖木儿等索要赏赐，英宗皇帝命取22000两，以5000两赐也先，以5000两赐伯颜帖木儿等三人，余钱赐其各级随从将士。八月二十二日，英宗皇帝又命袁彬入城取赏赉物，得朱冕、郭敬家资，分送也先官员。整个过程，英宗皇帝始终谈笑自若、神采毅然，丝毫不失人君风范。郭登见之，谓其他人曰：“圣主可谓处困而亨者矣。”⁵

瓦剌并没有打算放走英宗皇帝，而是继续挟持他西行。临走前，英宗皇帝告诉郭登：“固守城池，人来有所传报，必察诚伪，慎勿轻信。”郭登试图派出夜不收五名前往瓦剌军中救驾，但英宗皇帝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我命在天，今若为此，万一不虞，乃自取也。”⁶

八月二十八日，刘安赴京奏报：“皇上谕臣曰：‘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谕臣：‘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入虏地。’”但监国的郕王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对刘安说：“此盖虏寇设计诈诱尔等，尔等无知无谋，至于如此。朝廷用尔镇守何为？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今后但有此等不分真伪，尔等决不可听信，以误国家。”

与刘安一同前来的，还有被俘的明朝宦官喜宁。他是北方人，很可能是鞑靼人，而他不久之后即将向也先投诚，并为之充当向导。随后，岳谦等赍赏赐等物回到大同，到达瓦剌军营。来使告诉英宗皇帝，郕王朱祁钰即将即皇帝位。杨铭抗议道：“也先诚心要送皇帝回来，你且不要立！”但无人在意他的说辞。⁷

又往后数日，太后托人送来貂裘、胡帽、衣服等物给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让袁彬写书三封，一并托使者带回北京，一封禅位于郕王，一封问安于太后，另一封则致意于百官，“绝也先辟地之心”。⁸本来，也先一直将英宗皇帝视为大明天子，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变成“太上皇”。明廷另立新君，彻底打乱了也先的节奏。

十月初一，也先在大同城下，再度试图将英宗皇帝送回朝廷。喜宁、岳谦等代为传言，曰：“今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虽五年十年，务要仇杀。”知府霍瑄出城觐见英宗皇帝，皇帝密谓之曰：“汝去与郭登说，固守城池，不可开城门。”十月初三，大同总兵郭登奏称：“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景泰皇帝命兵部、锦衣卫同通事审实以闻，而事情很快得以证实。⁹

十月初五，宣府总兵杨洪称：“本月四日，达贼三万人马过顺圣川、洪州堡，欲侵犯京师。”而与此同时，明廷也在首都积极动员，为保卫京师而努力。明廷实行坚壁清野策略，同时“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陈于京城九门。总兵官石亨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陈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陈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城门外所有民用、军用房屋俱被下令夷为平地，居民们徙入城中，以便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但由于“众情汹汹，争负行李入城”，给事中李震认为这样下去会“动摇人心”，于是拆除建议被取消了。朝廷又从宣府调集2万部队，同时从没有受到进攻的辽东方面调集3万部队增援京师。十月初九，喜宁引瓦剌骑兵攻进京要道紫荆关。4天后，瓦剌军从背后偷袭紫荆关，副都御史孙祥战死。初十，另一支瓦剌军队突袭京师以北50公里处的居庸关。事态看起来非常严重。¹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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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稍微把时间提前一点儿，重新评估一下当时的形势。土木堡之变是明代边防建设迄今遭受的最严重的系统性冲击。明军本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但到头来，皇帝本人却成了阶下囚。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几乎没见过类似的灾难降临到中原王朝头上。若非要说有类似的案例，那也只有公元311年西晋灭亡及 1126年的靖康之变。这两次巨变，导致中原王朝大规模撤出华北地区，而偏安于南方。但凡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些历史典故大约无不知晓，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肯定有某些时人认为，因为土木堡之变，明廷甚至不得不重蹈历史覆辙，撤离北京，在南方建立偏安政权。如是那样，天下将重陷割据。但这一次并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土木堡一役损失惨重，但中原大量的人力、物力，仍为明朝政府牢牢掌握。另外，此时，明朝始立国八十载，内部还没出现严重的党争，因此，即使事起仓促，朝堂之上也几乎可以立刻形成基本共识，即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抵抗瓦剌，保卫京师。最后，明朝的国家机体之所以没有进一步伤筋动骨，还因为它所面对的入侵者也先，与此前公元311年和1126年的入侵者不同。也先充其量只考虑过征服和统治华北，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意外和惊讶。而直到俘虏英宗皇帝时，他的全部想法也只有让英宗皇帝怀戴其恩，重新回去执掌大明政权。

明朝上下又是如何在这一局面下恢复万众一心的斗志的呢？土木堡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十六日，消息就传到了北京。而事实上，可以用来保卫北京的大部分京军，已经葬送在土木堡了，更可怕的是，英宗皇帝下落不明。谁也不知道，也先接下来会出现在哪里。京师陷入了恐慌，“人心恟恟”。有些官员已经预谋将家人送往南方避难，又有许多官员聚首恸哭。郕王聚文武百官商议对策。翰林侍讲徐珵认为星象有变，应将朝廷迁回南京，但众议纷纷，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建议。礼部尚书胡濙曰：“文皇（永乐皇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兵部左侍郎于谦更是厉声责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而在宫闱中，太后也与太监李永昌商议认为，“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最终，“中外始有固志”，太后和郕王决定留下守卫京师。¹¹

当然，土木堡之变，总是需要有人出来负责的。八月二十三日，以于谦为首的官员们，包括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等，于午门外痛斥王振等祸国殃民（英宗皇帝极为宠信王振，如果他此时在场，肯定不会同意群臣的观点）。郕王说：“国家多难，皆因奸邪专权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诸极刑，籍没其家，以谢天人之怒，以慰社稷之灵。”最终，朝廷只处理了内官毛贵、王长随等少数王振“党羽”。¹²这是一种有效的替罪羊手段，避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清洗，使得朝廷得以将全部精力放在拱卫京师上。

群龙无首时，明朝政府又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呢？这一点，明廷的处理也极为巧妙。监国和储君之立，使人心得以安定。^[5]我们可以从八月二十二日太后的诏书中窥见一斑：“迩因虏寇犯边，毒害生灵，皇帝恐祸连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师，往正其罪。不意被留虏庭，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呜呼！国必有君，而社稷为之安；君必有储，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军队护驾有失之责，也一概被豁免。彼时，“官军脱回者”心有惊疑，怕朝廷有怪罪之意。郕王即令谕各营大小把总、管队官：“迩者，大驾亲征胡虏，不意被留贼庭，究其所由，皆由主事者不得其才，所以赏罚不当，运谋不得其人，所以号令不严，勇敢之士莫用其才，忠正之士莫展其志，致有此失，于尔何罪。尔等即将所领官军回到京者，一一开报，以凭给赏。果有阵亡及被伤成残疾者，令弟男子侄袭替，其无伤者仍旧操练，每人再给赏银二两，布二匹。”

这些符合当时需求的政策举措，最终以景泰皇帝的登基为标志，得到贯彻推行。英宗皇帝被遥尊为“太上皇”，实则不过一虚衔。景泰皇帝的登基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更像某种柔性的篡夺。但仅就目前而言，明朝政府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一做法无疑具有合理性。它修补了明朝统治体系中一个关键缺口，完成了英宗皇帝在外被俘期间无法完成的工作。这一举动也进一步意味着，也先无法再将英宗皇帝作为自己可资利用的工具了。¹³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也先在土木堡胜利后就直接向北京进军（北京在土木堡东南方100公里处），这座毫无防备的城市，很可能就会被也先迅速占领。假设他真的控制了北京，那结果也必将是灾难性的。对于也先的势力而言，草原注定是他的最优选择，而中原腹地更适合作为他剽掠物资的“大仓库”。正因如此，他与明朝长期以来相安无事，明皇室南渡的威胁也从未因他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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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英宗皇帝回驾，仍旧是横亘在明朝与瓦剌中间的一个问题。也先希望回归的英宗皇帝能够重获最高权力，而明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明廷看来，太上皇很可能只是也先的一个诱饵，用以诱使北京或其他城池的官员打开城门，进而让瓦剌军队可以肆意掠夺。对于也先而言，威胁和武力永远是最好的谈判筹码。因此，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下，也先希望逐步放弃这个“废帝”的想法，甚至要比明朝希望也先接受他的愿望^[6]更为强烈。某种角度看，明朝在这一问题上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并最终使僵局得以解决。

土木堡之役后，也先就撤回了他的军队。八月二十一日，明廷以于谦为兵部尚书，他利用也先撤退之机，动员整个帝国以应对危机。为了保卫京师，重新修复北境防线的缺口，地方各省及各地明皇室成员纷纷应召勤王，大规模征兵活动也节次展开。

如前述，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裹挟英宗皇帝，向大同守军施压，得到了巨额银款。此时，英宗皇帝仍是大明皇帝，但瓦剌人没有试图通过谈判让他尽快回国。

大约一周后，总督独石等处备御、右少监陈公奏称：“达贼万余围龙门城（位于宣府东南约140公里），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来讲和，因系书于矢，射入城内。臣等答言：‘可说与阿剌知院，尔是好人，素向我朝廷，我皇帝厚加赏赉，未曾相负，今奈何兴兵留驾，毒害生灵。’^[7]贼点头，然臣等所言而去。少顷又来言：‘我阿剌知院说：我是个大头目，已年老了，如何留一个恶名？我与你讲和了罢。我亦曾劝也先太师来，不听我说，可将所射书奏尔朝廷，我亦回禀也先太师，须仍旧往来和好。’贼又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我却不是了。’”但兵部认为“虏情谲诈，不可轻信”。¹⁴

尽管阿剌知院的话看似真诚，但明廷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一系列事件表明，在瓦剌内部，首领们之间对战争目的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当然，也先最终会接受阿剌知院的观点。

九月初五，郕王致书鞑靼可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二信内容大同小异，略曰：“往者，朝廷遣使通好可汗，以保太平之福于悠久。近者，因下人之言，彼此动兵，大抵天道人心莫不好生恶杀，好逸恶劳，好治恶乱，我与可汗当顺天道，合人心，和好如旧。”与文书一起送出的，自然还有大量贵重的礼品，如金百两，银二百两，托珠十托，珍珠百颗，织金九龙纻丝五匹，织金蟒龙纻丝五匹，织金胸背纻丝十匹，浑织金花纻丝五匹，素花纻丝二十匹及乐器等物。这些信件对瓦剌方面产生多大影响未可尽知，但明廷期望的和平并没有马上到来，战场上仍旧兵戎交错。但当郕王正式登基为景泰皇帝后，锋芒毕露。他立刻敕谕宣府总兵官：“皇太后命朕即皇帝位，以安天下，尊大兄皇帝为太上皇帝。奈何虏寇往往使人假作大兄皇帝，到各边境，胁要开关入城，或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尔等恐堕其奸计，故特驰报尔等，今后凡再有如前项诈伪到尔处，不许听信。”¹⁵

前述那位随同刘安去觐见英宗皇帝的通事官李让，在九月份被大同总兵官郭登举报通敌叛国。郭登奏道：“李让以讲和为由，潜结也先，约许幼女为也先弟大同王儿妇。又密受也先赏马四匹，被虏妇女二口，将各城指挥姓名尽报与也先。又诈传上皇圣旨，令臣与也先相见，又擅许也先以口外城池。臣已羁留让于此。”副都御史朱鉴亦奏：“也先许以让为知院，镇守大同，让教也先诈为上皇敕书，言皇上不当正位，也先必来为朕报仇。”得此奏报，兵部令郭登遣人押解李让赴京。¹⁶

瓦剌军在土木堡搜集了明军的衣甲战旗之后，以之为模板进行新的设计，准备在未来制造供给军队使用的新式武器铠甲。

九月二十四日，锦衣卫小旗陈喜同自瓦剌走回，称：“脱脱不花王领一万达子去劫广宁，既回野猪口旧营，又往西南，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约来攻北京。”宣府总兵官杨洪也奏：“得奉使瓦剌都指挥季铎报言，也先嗔赏赉物薄，又云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约在四五日后，即至大同。先是有敕令臣选官军七千往土木焚瘗将士遗骸，恐宣府军马一出，贼人猝至，难以堤备，宜候边事稍静，方去焚瘗。”¹⁷

九月二十八日，景泰皇帝又向瓦剌寄信两封。一封给太上皇英宗，一封给也先。他对英宗说：“弟祁钰再拜，奉书大兄皇帝陛下：迩者，以保宗庙社稷之故，率师巡边，不幸被留边廷。自圣母皇太后以及弟与群臣，不胜痛恨。我皇太后复念宗社臣民无主，已立大兄皇庶长子为皇太子，布告天下，以系人心，以待大兄驾回。奈何日久，宗庙缺祀，国家无主，我皇太后及宗亲诸王皆统率人马，赴京卫护宗社，同念太子年幼，不能亲理国事，臣民无望，命弟即皇帝位，以慰舆情。在京公侯驸马伯及文武群臣万姓亦合辞，请蚤定大计。又使臣回，亦传大兄之命令弟主典宗庙之祭，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弟身虽已如此，心实痛恨不已，仰望大兄蚤旋，诚千万幸也。近得赐书，捧读再三，且喜且痛，若太师也先果欲送大兄回，是能上顺天道，下顺人心，真大丈夫所为，岂不名扬千古？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画。兄弟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望大兄与也先太师言之，送兄回国，不必多遣人马，恐各王人马在京众，大势有相犯，不能自已，非弟所能保无恙也。只宜用五七骑送来即可，以全和好，伏望大兄深念祖宗社稷生灵为重，善为一辞，天地鬼神，必加保佑。”

给也先的信中，景泰皇帝又写道：“迩因太师遣使致书，欲送大兄太上皇帝回京，足见太师上顺天道，下顺人心。比先朝廷与太师处，皆因下人之言，彼此俱动军马。我朝廷为奸邪所误，以致一时生灵受害。先因朕兄不知存否，国家无主，宗室诸王统率天下军马皆来守护宗社。我圣母皇太后及王公侯伯并臣民皆言，自古生灵不可一日无主，朕当嗣位，主宰天下。又得指挥岳谦、梁贵回京口传大兄皇帝圣旨，命朕嗣位以典宗庙之祀。朕不得已，勉尊大命，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诏告天下，即皇帝位，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居朕上。太师果能送兄回京，朕有大事，必当禀命而行若大兄。大兄仍居皇帝位，则为降尊就卑，是罔天矣。罔天之事，朕岂敢为？太师必同此心。朕谓太师送兄回京，以全和好，真大丈夫所为，古今少有，岂无美名播扬千古？但今各处军马皆来，聚集京师，保护宗社，布列远近，太师宜少遣数十人，送朕兄回京，庶几众军之心不疑，不至相犯，尤见太师保全和好之盛心也。往事彼此俱勿留意，颁去礼物，至可收领。惟太师亮之。”¹⁸

从使者的口头转述看，英宗皇帝似确已同意由其弟继位，因此，在上述两封书信中，景泰皇帝都点出了这一点，并希望也先真心诚意送回其兄，而非借机兴兵推翻他的统治。¹⁹

也先当然派了一支军队“护送”英宗皇帝回来，但并不是信中所称的“五七骑”或“数十骑”。在我们继续讲述事件经过之前，我们是否应当思考一下，在土木堡之变中，明朝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应受指责？这也许难以理解，因为一般我们会优先认为，是瓦剌军队发起了这次战争，他们才是应该受指责的对象。但仔细想想，或许在明廷看来，明军未能充分进行抵抗就兵败如山倒，同样也应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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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的护送部队到达京外西南十余公里处的卢沟桥。据《北征事迹》载：“十一日（10月27日），到卢沟桥。有果园署官以果品来进。上（英宗皇帝）又令臣（袁彬）写书三封，奉圣母皇太后及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报虏情，固守社稷。”很明显，这些信件得以寄出，与也先对英宗皇帝的松懈管理有关。十月十二日，京城外支起了英宗皇帝的大帐，也先希望明廷看到英宗皇帝后，会决定把他接回去。这个策略并未奏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明廷完全要放弃这位曾经失败的统治者，而是明廷拒绝屈服于也先的施压。前来接洽的是通政司左参议王复，中书舍人王荣，二人并非朝廷重臣，无权代表明廷作出任何决议，和谈很快结束。^[8]

赴京勤王的军队源源不断。永平守军两万前来增援京师，女真诸卫、朝鲜亦遣兵来援，户部郎中汪浒甚至前往河州调兵勤王。武清伯石亨、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外击溃了来犯的瓦剌军队。战争的经过，据载如是：“初，虏以数骑来窥德胜门，谦等伏兵于两傍空房，先遣数骑迎战诈败，虏众万余来追，伏兵起，以神炮火器击之。虏遂却。”十月十四日，王敬、武兴又于彰义门外与瓦剌军交锋。“兴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虏至，以神铳击却之。”不料骑兵争功冲锋，致使明军阵脚大乱。瓦剌军趁机突击，明军逃入土城，幸赖“居民皆升屋，以砖瓦掷之”，抵住瓦剌军。后王竑、毛福寿驰援，瓦剌军方退。^20[9]

瓦剌军队决定不再挑战固如铁桶的京城防御，他们带上英宗皇帝，从来时的路撤回，由紫荆关而顺圣川。至迟到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漠北草原深处。²¹

从杨铭或袁彬断断续续的记载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无论是明朝还是瓦剌，都对这种僵持状态感到疲惫。也先不明白明廷为何不愿派出高级官员来接英宗皇帝，袁彬甚至放声大哭。英宗皇帝希望能被接回朝廷，因此他要求赵荣等回去，“叫大臣们出来”。可惜，没有任何大臣出来接驾。数日后，喜宁甚至略带挖苦讽刺地告诉他们：“太师诚心送皇帝来到你的城门前，你的家里兄弟做了皇帝，你的臣宰悖了你的恩，不肯出来认你，接你进去做皇帝。”另一支瓦剌军队甚至已经失去控制，开始于沿线村庄肆掠起来。受挫的也先深感愤怒，决定北归。²²

在此期间，明廷也向也先和押送英宗皇帝的伯颜帖木儿致书。可以这么说，给也先的信件充斥着外交说辞。书曰：“使来得书，知太师欲送太上皇帝回京，足见厚意。今闻军马从西路剽掠人民，众心惊疑，以此整搠军马，堤防他人，非为太师。太师倘能退扎山下，止遣一二十人解甲置兵，送至中途，此亦当遣一二十人解甲置兵来迎，重加赏赐。太师及众头目以全永远和好，庶几上顺天道，下协人心，惟太师亮之。”

与伯颜帖木儿的书信，内容大体一致，但同时也感谢他对英宗皇帝的照料。书曰：“今者，闻太师与知院亲送大兄太上皇帝回京，足见敬顺天道之意。又闻知院晨夕省视，供应帐房饮食之类，尤见厚意。今遣人来迎，倘得少遣人早送回京，自当重加赏赐，以答知院。”²³

也先曾经认为，展示瓦剌军的军威可以帮助英宗皇帝重新掌权，但明廷巧妙地化解了他的意图。瓦剌军或许能够肆无忌惮地突至京城，但不能试图强迫明廷改变意志。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假设当时的明廷真的屈服了呢？如果英宗皇帝在此时如愿回来，也先的妹妹会不会成为他的皇后？瓦剌能否借此顺势控制明廷？历史无法假设，但人们很想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样。

***

那么，瓦剌军过后的华北形势如何？通过史料介绍，我们知道，此时的华北必定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尸骨累累的战场。原本的良田村庄被抢劫、摧毁，遭到遗弃。牲畜横行四野。这一萧瑟的死亡地带，最终将北京与也先的部队隔离两端。使臣恐怕无法再自如穿梭其中，有的使臣甚至被沿途游荡的劫匪杀害了。随后，杨铭、袁彬与喜宁之间还出现了龃龉，后者已经由金銮殿下内侍一跃而为也先的军师了。^[10]是年冬，天大寒，蒙古高原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几十度，这给英宗皇帝的生活带来更多苦难。据袁彬记载：“时天寒甚，臣得宿寝傍。每至中夜，令臣伏卧，内以两胁温上足。”同样，杨铭也需要给英宗皇帝取暖。至春天时，也先以为宁夏的明军会来抢夺英宗皇帝回朝，而事实却没有发生。于是，也先的部队洗劫一番之后，就掉头向东，返回漠北草原。²⁴

对于被俘的英宗皇帝来说，也并不需要感到沮丧。瓦剌人对他的招待是周到的，牛肉、羊肉、野味、牛奶、酒菜等一应俱全。^[11]他们甚至还在万寿节和元旦时为英宗皇帝设宴。^[12]也先甚至还曾对英宗皇帝说：“勿忧，终当送还！”^[13]为了宽慰英宗皇帝，伯颜帖木儿还曾经在酒席上跟他讲过一则故事：“我有一个比喻，你皇帝上奏。大海里水潮时，一个大鱼随潮水落在浅水滩里。大海里的鱼怎么在浅水里住得？这个鱼急了，还要归大海里去。潮水时候不到，怎么到得浅水根前；潮水时候到时，接着浅水，这个鱼还归大海里去了。皇帝你宽心，你不要心急。你的时候到了时，留不住，自然回去了，好歹见娘娘。你心焦忧出病来，有些好歹，没人替你皇帝宽心。”又一日饮宴饯行，“也先、伯颜帖木儿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碗酪盂肉长啜，亦更互吟弹歌舞以为欢”。总之，英宗皇帝在“在虏营逾年，未尝屈尊”，“虏人往来窥觇天容，穆然殊无惨沮”。²⁵

据《正统北狩事迹》载：“也先一日自至帐殿前，曰：‘日出处至日落处皆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济，只得哈十一人之力。你饥饱冷暖非铭言何由知？我两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总不知道。我有一譬喻，铭可将闻于上。一朝天子为百姓与恶人相争，落在恶人之手。本国只有一人与他为伴。一日天意回，复还本国，复登宝位，把这一人忘了，也不寻他，也不举用他。一日早朝，百官皆会，这人于众中举其一指，皇帝金台上看见，问是谁，其人曰：“彼时只我一人也。”皇帝他日回朝，勿忘铭今日之功。’诏说：‘太师言是，我不忘也。’”^26[14]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也先也有非常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似乎认可明朝时常提到的“天道”“伦常”，他的话语中不时也带有“天命”色彩，体现其某种政治家风范的品质。甚至，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希望能留名青史。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不折不扣的军事首脑。现实中瓦剌人也需要他成为一个掠夺者，通过掠夺人畜、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获得朝贡和榷市所远远不能满足的需求。

九月二十日，脱脱不花汗遣使兀灵哈等来朝。礼部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陈循等曰：“脱脱不花王本与也先俱来犯边，今乃遣使入贡，愿容纳之，依例赏赐遣回，使也先知彼潜求和好，不无怀疑，此亦离间之一端也。”景泰皇帝又给脱脱不花致书一封，其文曰：“近者朕兄太上皇帝，一时信任奸邪，遂为所误。已往之事，不必尽言。今朕继大位，岂肯再蹈前失？当与可汗彼此鉴戒，若听下人之言，则其利归于下，祸归于上，国土人民，皆不得安矣。今得可汗致书与马，足见能顺天心，以全和好之意。兹特加意款待使臣，授以职事遣回，并致礼物回答。至可收领。可汗其深亮之。”²⁷

瓦剌军队簇拥英宗皇帝到漠北草原时，已是冬去春来。瓦剌军队的入侵和撤退，使所过之处变成一片废墟，仅有残存绝望的难民和三五成群的劫匪，包括冒充瓦剌军的，以及依附于也先的鞑靼人。明军正耐心地完成对难民的安置及清剿劫匪的任务。²⁸

十一月初八，因瓦剌退兵，景泰皇帝诏告天下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统。仰惟祖宗创业之艰，宵旰孳孳，勉图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銮舆未复，痛恨日深，方诘兵数十万，欲以问罪于虏。而虏以使来请迎复者，屡皆诈太上皇帝诏旨，谓若重遗金帛以来，虏必款送还京。朝廷固疑其诳，而于礼难辞拒，悉勉从之。奈何其计愈行，而诳愈笃。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众躬诣城下，仍以请迎讲和为词。朕遣大臣出迓，遍历虏营，不见大兄銮舆所在，遂焚书斩使，挥六师捣之，斩获其类无算。虏众大溃，乘夜奔遁，余孽散伏于近郊者，亦皆搜戮无遗。京师内外，为之帖然。尚虑四方远近，罔闻克捷，犹怀惊怖，耕鉴未遑，室家靡定，无以慰安人心。特兹诏示，其各复尔旧宁，尔生永彰杀伐之功，共乐雍熙之治。”²⁹

这份昭告天下的诏书，旨在安抚明朝百姓，因此在语气和内容上都与送达脱脱不花和也先的书信完全不同。另外，针对是否通过和谈，容忍瓦剌的行为，抑或继续坚持激进和对抗，明廷内部出现分歧意见。

十二月初八，景泰皇帝敕谕居庸关、宣府、大同等处将领，决定采用较为激进的军事路线。敕曰：“自土木师溃之后，也先累言送上皇还京，朕喜以为实，然三遣使赍书及金宝缯锦往迎，不见送来。十月，也先亲率人马犯京师，至土城外，又言送上皇还。朕念至亲，立遣王复、王荣出迎，虏意遂变，乃知也先欺诈。今闻又以送驾为名，显是欲来窥伺边境。倘彼复来，尔等其念宗社为重，固守城池，拒绝勿纳，毋堕虏计，以误国事。如其送上皇来，有喜宁随行，尔等先诱喜宁入城，即时杀之，枭首示彼，以见拒绝之意。如喜宁不来，必是欺诈，必无上皇，其仍前固守拒绝勿纳。”³⁰

喜宁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之后成为也先的得力助手。他会两种语言，熟悉中国北方许多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理环境，可以成为也先的行军向导。喜宁的另外一层身份是英宗皇帝的内官侍从，因此，这种两面派身份对他来说是非常致命的。英宗皇帝决心除掉喜宁。景泰元年（1450年）初，仍是寒冬腊月时节，英宗皇帝为瓦剌军押至东胜州。一日，他对喜宁说：“使人往往不达，须烦一行。”喜宁不愿前往，于是英宗皇帝又至伯颜帖木儿帐，令他将相关诉求转达也先。伯颜帖木儿为言于也先，乃令喜宁与高谢^[15]同行。英宗皇帝令袁彬想好计策，密书两封，将喜宁谋叛情迹函于木片内，绑于高谢腿上，令其带回给朝廷。不过，似乎也不必要这份密函，朝廷已经对喜宁的所作所为咬牙切齿了。

二月二十日，万全右卫报称，探知瓦剌方面有三人使团抵达边防线附近。两天后，高谢及瓦剌士兵50人亦到达。高谢称乃瓦剌方面来使，确认身份后，便得入关。宣府方面，朱谦与杨洪之子杨俊等领军于万全东北15公里处的野狐岭埋伏。二月十五日上午，喜宁等千余人行至野狐岭，被高谢抱住滚下濠里，缚入城内。其他瓦剌军，多被火器打死打伤。随后，喜宁很快于北京被凌迟处死。

事件很快被传到英宗皇帝和也先那里。英宗皇帝获悉，自然更高兴，他说：“干戈久不息，人民被害，皆喜宁所为。今后边方宁靖，我南归亦有日矣。”也先的反应不为史料所载，但我们可以看到，喜宁死后，也先的袭击行动一度加强了。³¹

***

从正统十四年到景泰元年（1449—1450年）的冬春之交，明朝所有的活动都围绕三件事展开：征集各方关于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意见，稳步重建边防工事，在从甘肃到辽东整条北境防线上全面阻止瓦剌入侵。明廷与也先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交流。

英宗皇帝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尽管局面看似走向绝境。早在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初八，景泰皇帝就发布诏谕，称“凡被虏人口，有能自还者，军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终身。官支全俸，各赏银一两，布二匹。有能杀获达贼一级者，军民人等俱与冠带，赏银五两，官升一级，一体给赏。若能杀给也先，赏银五万两，金一万两，封国公、太师；杀伯颜帖木儿、喜宁者，赏银二万两，金一千两，封侯”。³²(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喜宁已于二月十七日被捕并押往京师凌迟处死，但明廷认为，瓦剌军可能还会发动一次袭击。兵部认为，应当巧妙地利用也先与女真、兀良哈等之间的潜在矛盾，瓦解他们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盟。兵部称：“女直、兀良哈、西蕃部落，虽或投附也先，然狼子野心，本无常性，大抵视强弱以为从违。臣等愚见，欲奉敕各处边夷，量与赏赐，谕以有能擒杀也先者，赏金一千两，银一万两，彩币一千，封以王爵，仍管本处夷人。万一此计得行固善，不然，亦可使卜野、也先与各夷彼此积忌，足以散其乌合之势矣。”景泰皇帝同意这一建议。³³

但不久，在面对瓦剌的再次侵袭时，景泰皇帝的说辞又似与现实有异。他敕谕各处官员及部分京官，曰：“去岁，因反贼喜宁诱引虏寇也先入关，劫掠数日，即被官军杀败而去，再不复来。然而各处人民一向惊疑，不止挟带家口逃躲，亦有自弃毁其产业，无家可居，不思复业者。今闻水陆通路尚百十成群，或白昼肆夺，或暮夜行劫，尔等佯若不知，不思设法招抚，又且蒙蔽，不以上闻。况今喜宁已被擒获，处以极刑，也先失其向导，无复入寇……腹里人民，何用虚惊？尔等若能以此晓谕多人知悉，彼必安心，回还复业，谁肯仍前流移在外？……敕至，尔等严督府、州、县官，分投设法，招抚晓谕，务令回还复业，趁时耕种，如果缺食及无牛具、种子，或官为赈济，或设法劝借。”³⁴

景泰皇帝所说，是否属实？恐未尽然。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从被俘的瓦剌间谍口中，明廷得到了一个情报，即瓦剌军队正酝酿发动大规模、多管齐下的袭击。据称，“也先与赛罕王部分诸酋入数，欲自领人马一万七千寇大同、阳阿，大同王领人马一千七百寇边头关，答儿卜花王领人马一万七千哨乱柴满，铁奇卜花王领人马七千寇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领人七千围天城，脱脱不花王领人马寇野狐岭并万全，痛战以偿喜宁田达子命”。据俘虏称，为打赢这场殊死决战，也先还令“于老营束草人为虚营，诱官军劫之”，又令汉人“至北京，诈云也先已被杀”，请迎英宗皇帝回京，并伺机入城劫掠。³⁵

四月，又有边将报称，当初明军失利时，马营、独石、龙门、雕鹗等处守军弃城内徙，留下的物资被瓦剌军队带着驼马运走了。不久，雁门关处又为“达贼数万”袭击，“贼众我寡”，明军无法应敌。瓦剌军同时还不断袭击怀来、宣府，进一步向明军防线施压。³⁶

面对这一局面，大同右参将都督佥事许贵奏：“近者，边报有达贼三人来言，若朝廷差人讲和，我等便回去。窃见自旧岁七月以来，达贼攻劫，人心惊惶，田土不得耕种，道路不得转输，山野不得樵牧，欲与战斗，众寡不敌。以臣愚见，莫若遣使和好，休兵积储，练卒养锐，密定讨伐之策，如来侵犯，则我有备，而贼可擒矣。”³⁷

许贵的建议，或者是和谈的好理由，但景泰皇帝的拥立者，兵部尚书于谦提出强烈反对。四月十八日，于谦奏：

贼首也先，逞枭獍之雄，合犬羊之众，既侵犯边境，邀留上皇，复入寇京畿，震惊陵庙，其为仇恨，庸可胜言！且以和议论之，去年秋冬，朝廷亦尝遣都指挥季锋，指挥岳谦往使财赂，方入穷庐，骑已至关口。继遣少卿王荣、通政王复又往，不见上皇銮舆而还朝廷，灼见虏情谲诈，和不足恃，以故绝使，不与往还。惟敕边将修武备，励人心，固城池，相机守战。今贵又倡和议之说，臣窃惟今日之事，理与势皆不可和。何者？中国与虏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则背君父而忘大义，此理之不可和也。丑虏贪而多诈，万一和议既行，而彼有无厌之求，非分之望，从之则不可，违之则速变，此势之不可和也。苟以为虏强难制，姑从和以缓其兵，臣请质之。前宋澶渊之役，契丹屡为我兵摧沮，既盟之后，朝廷尚岁输银绢三十万，迨徽钦北狩，中国名将如张、韩、刘、岳之徒，屡败京师。及奸臣秦桧，一主和议，既割土以与之，又输币以贿之，甚至降去尊号，其含垢忍耻，屈己从和，无所不至，卒之人心解体，国势陵夷，援古证今，和议之不足恃也明矣。为今之计，莫若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剿贼，贼若远遁，则不贪利穷追。若大举入寇，则将帅奋勇，臣当尽死效力以图剿灭，以雪国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点虏自知数寇不利，遣使入贡，则量与赏赐遣回，示不拒绝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则示彼以弱，而启其轻侮之心，万万不可。贵叨居重任，保障边方，不能锐意灭贼，乃敢倡为和议，其忠义何在？请移文贵，令其整饬边务，固守城垣，期必灭贼，以盖前愆。及行缘边总兵镇守等官，训练士卒，谕以忠义大节，使之感激思奋，以图成功。³⁸

到了四月底，各地又陆续出现瓦剌军队的袭扰。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奏，瓦剌军数千人进犯河曲县（约于北京以西450公里，大同以南210公里），“杀虏人畜殆尽”，四天后方退。随后，瓦剌军“又犯义井屯堡，尽杀其守卒，及指挥佥事刘受安”。总兵官武清侯石亨又奏：“达贼五六万攻围代州，官军出战，射杀百余人，明日又射杀八十人，即今南侵腹里，四散剽掠。”山西静乐县也奏报：“达贼杀虏男妇八十一口，牛马驴骡一百四十余匹，羊六百八十二只。”五月初五，石亨再次奏道：“达贼营雁门关一路，恐侵犯京师。”对此，廷臣议曰：“黄花镇驴鞍口外卫西北边境，内护陵寝京师，宜益兵守备。”景泰皇帝即命军队增援驴鞍口。与此同时，瓦剌军再次突破明军防线，进入宣府，守军几乎难以抵敌。³⁹

又数日，景泰皇帝敕朝鲜国王李珦曰：“近得镇守辽东总兵等官奏报，开原、沈阳等处达贼入境，抢掠人畜，及攻围抚顺千户所城池。审知各贼乃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凡察、董山、剌塔为北虏迫胁，领一万五千余人来寇，守备官军追逐出境，又称欲增人马，再来攻劫。已遣敕辽东总兵等官，整搠军马，固守城池，设法擒剿。朕详李满住等素与王国有仇，至今怀恨不已，恐其乘机前往王国地方，哄吓为寇，不可不预为之备。敕至，王宜戒饬边将，严整军马，谨慎烽堠，设法防备。倘遇前贼出没潜遁，即便截杀，以除边患。将士人等有功，一体赏赉。王其图之慎之。”⁴⁰难道，另一场“蒙古征服”将要出现了吗？

与此同时，兵部奏称：“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置诸法。”景泰皇帝命将之缉拿到锦衣卫狱中审问。⁴¹

五月底，瓦剌阿剌知院遣其参政完者脱欢等贡马请和，明廷不知真伪，于是令太常寺少卿许彬、锦衣卫都指挥同知马政前往怀来，与之接洽。完者脱欢称：“欲朝廷差大头目，去阿剌及也先、脱脱不花讲和退军，如欲迎上皇，就奉还京。若不讲和，我三家尽起人马，来围大都，彼时毋悔。”但是，完者脱欢又称：“此非特阿剌意。凡我下人，皆欲讲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为质。”景泰皇帝与群臣商量后，仍然认为“也先背逆天道，邀留上皇，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和”。但户部尚书陈循同时也提出，即使不与也先和谈，也可“敕谕阿剌并赏来使，令回，以缓其谲诈之情”。同时，景泰皇帝又敕谕在京各营及各边关，务必整搠兵马，以防瓦剌军队偷袭。景泰皇帝还给阿剌知院回了一封信，信曰：“自我祖宗以来，与尔瓦剌和好，尝加恩意相待。不意也先违背天理，去年率领军马犯边，朕兄太上皇帝兴师问罪，也先背义，邀留大驾，毒我生灵，残我边境。赖天佑我国家，命朕嗣承大统，宗室臣民，咸请兴兵复仇。朕以也先屡奏欲送大驾回京，是以遣人赍书给赏，乃知也先谲诈，终无实情。今阿剌使至，又奏要朝廷遣使讲和，朕欲从之，但闻也先军马尚在边上，似有挟制之意，恐违天道，难以讲和。盖天下者，天所与之天下，朕不敢违天。阿剌若欲讲和，必待瓦剌军马退还原地之后，异日和好如旧，未为晚也。若在边久住往来，寇掠中国人民，朕决不惜战斗，也先后悔，恐无及矣。使回，朕加恩赏赉，并颁赐阿剌礼物，以答来意。至可领之。”⁴²以此观之，虽然明朝与瓦剌有潜在和谈的可能，但明朝不愿在武力胁迫的情况下参与和谈。

六月十四日，瓦剌军请倒霉的英宗皇帝往大同一行。总兵官郭登计划于城月门里穿朝服迎接英宗皇帝，同时命人埋伏两侧，一旦车驾入城，即放下城门闸板，救下太上皇。但瓦剌军发现了郭登的计划，于是未即入城，又把英宗皇帝带走了。⁴³

瓦剌军之所以让英宗皇帝出现在大同，是因为他们从被俘的明军夜不收王智那里听说，明朝百姓已经确信太上皇“为虏所害”。在杨铭的劝说下，也先决定将英宗皇帝带至大同，使明朝老百姓眼见为实。但无论是瓦剌军队还是杨铭，所有人对郭登的诱捕计划都一无所知。也先似乎也随军在场，后来，杨铭为此费尽口舌，才让也先等知其并无事先串通郭登之意。^44[16]而据袁彬《北征事迹》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也先到大同东门，叫城中头目出见。城中不从，惟进羊酒诸物。上亲说与城上官军，这厮每（们）说谎，不肯送我，你们守祖宗的城池，操练军马，不可怠慢。”⁴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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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攻守博弈中，明朝和瓦剌的对峙终于走向缓和。针对“太上皇”的回归，明廷与瓦剌开始进行认真谈判。或许英宗皇帝是此时双方关系的焦点，是平衡各方力量的重要砝码，因此，确定其重返明朝的时间、方式及理由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不容半点儿含糊。

掳掠仍在继续，但明朝的防御体系正在重新焕发生机。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2000余骑犯大同，总兵官郭登邀击之，斩首5级，获马12匹及各色武器盔甲。防线漏洞正在逐渐修复。宣府总兵官朱谦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与2000余名“达贼”作战，“至午，铳炮矢石齐发，贼遂败北”。但敌营仍在左近，等待下一次掳掠的机会。大同方面，也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许贵奏称：“达贼万余骑，突至城下而退，焚毁东岳庙，复率轻骑二千余来薄城。臣同内官韦力转帅，都指挥周广等出城截杀，斩首二十七级，获马四十三匹。”怀来、永宁等处，亦遭到瓦剌军队程度不等的袭击。而对于山西的地位，明朝官员之间出现相左意见。一些官员认为山西地处前线，不宜就地辟耕、建设粮仓，而于谦等则认为，必须支持山西当地的耕作，为大同等前线城市供应粮食，进而使山西成为拱卫京师的西部重镇。在于谦等人的坚持下，景泰皇帝终于接受其建议，敕右副都御史罗通曰：“山西外控大同，内卫京师，连及河南、大名等处，实为西北重镇。况今虏寇在边，累以讲和为言，实则设诈，缓我边备。今特命尔往彼，与内官怀忠、署都指挥佥事王良一同镇守地方，提督军马，修整器械，设法训练，分守关隘，以防御之。务令寇不能侵，地方宁靖，庶尽尔职。”⁴⁶

明朝君臣竭尽全力重构防线，对也先所寻求的和平却视而不见。直到最后，明廷认为防线已经足够强大了，才开始尝试与也先接触。就在六月的一天，郭登称，有“达子”40余人^[17]至大同西门，送之前掳去的男子二人入城，他们带来了一封用番语写就的信和一封来自袁彬的信，信中通报虏中情报，并提出讲和。但景泰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只是令地方守将“相机战守，不可怠忽，以堕奸计”。⁴⁷

六月下旬，瓦剌阿剌知院遣完者脱欢参政等5人再至怀来，希望能前往北京朝贡。明廷令守备都指挥同知杨信遣兵送赴北京。但与此同时，明廷认为，瓦剌军队正在酝酿着在北境防线的西段或辽东侧翼某个地方发动入侵。一如往常，兵部尚书于谦再次认为阿剌知院的朝贡只是一个幌子。他对景泰皇帝说：“近日以来，虏使迭至，皆以讲和为名，而边关虏贼窥伺。自如兵法有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况黠虏也先，奸诈百端，恐以讲和缓我兵备，而别出精骑，攻袭关隘，侵犯京畿。”⁴⁸力主拥立景帝的于谦，或许担心未来可能的报复，因此他的言辞在任何时候都透露出不希望英宗皇帝回来的想法。果真如此，那么他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而事实上，这一担心将在7年后成为现实。

很快，也先也派遣5名使者到大同，郭登遣人伴送至居庸关。提督守备、右佥都御史王竑向京城奏报此事，称使者“赍番文表至请和”。朝廷不欲令其入京，于是遣礼部侍郎李实等为使，赍厚赏以赉来使，并与之一同前往瓦剌。从史料看，于谦没有提出异议。于是，景泰皇帝升李实为兵部右侍郎（后又改为礼部右侍郎），为正使；罗绮升大理寺右少卿，为副使；马显升指挥，为通使，与瓦剌使臣一同回去。^[18]七月初一上午，李实等陛辞，景泰皇帝于左顺门敕谕之曰：“尔每（们）去脱脱不花王、也先那里，勤谨辨事，好生说话，不要弱了国势。”⁴⁹

随着时间推移，使节团也逐渐从中原进入草原地带。七月初五黎明，有“达贼”20余人，剑拔弩张，其中一人更是仗剑冲入帐边。完者脱欢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尚书阿鲁述送平章皮儿马黑麻去往北京，就近在此等候。误解消除后，气氛就融洽许多。阿鲁述等下马作礼，复送30里别。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使团却相继被盗去十来匹马。到了七月十一日，使团终于到达也先驻扎的营地，该地名为失八儿秃。⁵⁰

也先与其妻在大帐中，李实等前来开读敕书。敕曰：

自尔祖父至尔，我国家所以待遇之恩至矣。曩因小隙，遂致连兵，将臣弗戒，大驾淹留，此特一时之失，不可以为常理。昨已遣人重赍金帛，奉迎大驾，至三至四，而尔不发不报，以此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过。乃者，纵兵四出，杀掠人民，夫彼此人民皆天之赤子，欲其啖饭着衣，长养生息，若有生事残害其生，绝其衣食者，是天之仇也。既为天之所仇，岂能享有其富贵？近阿剌之使来言，追止各家兵马，仍议和好，是能畏天爱民，真大丈夫矣。而近边尚闻有劫掠者，是情与词异，朕固不惜大战，但恐害天之赤子，违天之意，故特命使臣偕来使往谕此意。太师其念往日之恩，顺上天爱民之意，罢兵息战，以图永远之福。⁵¹

开读敕书毕，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尔每（们）来？”李实答曰：“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今瓦剌知院（阿剌）上合天道，下顺人心，奏知可汗，禀过太师，特念前好，同差参政完者脱欢赍文赴京，以求和好，依旧遣使往来。”

也先曰：“这事只因陈友、马青、马云小人上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儿做成大事。我的实心送太上皇帝到京，你们不差大臣出城迎接（也先所指乃正统十四年十月在京城附近发生的对抗）。我又着张关保、姚谦去奏，又将他来杀了。”

李实答曰：“太师说是送驾，军马不由关入，漫山而来，肆意抢掠，不过假名送驾，我朝廷不能无疑。况又分兵各门厮杀。姚谦、张关保既为使臣，却引达达百余人各张弓矢，遇敌乱杀，实不知二人为使臣。”也先曰：“说得是。”

随后，他们又对沟通失败进而发生战争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李实解释了明廷的想法和意见，也先似乎能够接受。后来，也先又问：“我又差喜宁奏事，何以杀之？”李实说：“喜宁自幼至长，受累朝圣眷厚恩，托为心腹，令赍金帛迎取上皇，却令太师人马抢掠，复寇宁夏。朝廷已将喜宁明正典刑，凌迟三日，以为将来不忠之戒。”也先喜其言，曰：“我亦知道。”

也先又曰：“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天的气候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射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明日着人引你们去见。”李实答曰：“足见太师仁厚之心。”

最终，和谈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七月十二日，李实又差人往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处送敕书并礼物。当日，也先又差平章人等引李实、罗绮、马显去30里外朝见英宗皇帝。三人给英宗皇帝带来苎麻丝4匹，及粳米、鱼肉、梅杪、烧酒、器皿等物。李实三人泣下，行礼毕，见到英宗皇帝帐中只有校尉袁彬、余丁刘浦儿、僧人夏福等三人侍左右，杨铭似乎不在这里。英宗皇帝所住的是围帐布帏的帐篷，席地而寝，另有牛车一辆，马一匹，以为移营之具。

英宗皇帝说：“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青、马云所陷。也先实意送我回京，被喜宁引路，先破紫荆关，抢杀人民，拥至京师，喜宁不肯送回。后至小黄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宁阻住。在乾又要送回，又被他阻当。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英宗皇帝又问：“圣母及今上安否？”李实奏曰：“安。”又及问旧臣，李实一一道其姓名，英宗皇帝觉得特别熟悉。他又问：“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你们与我将得衣帽来否？”

李实如实奏曰：“陛下蒙尘，大小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虏中数次走回人口，有言见陛下者，有言未见陛下者，言语不一。又四次差人来迎，俱无回报。因此，特差臣等来探陛下回否消息，实不曾戴得有衣服靴帽等物来。”

英宗皇帝又曰：“你们回去上覆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若不来接取，也先说今人马扰边，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稷天下生灵为重。”

李实询问得知，也先每五日进牛、羊各一只，并认为这就是最上等的食物，但李实还是认为还缺少米菜。李实奏曰：“昔陛下锦衣玉食，今服食恶陋不堪，臣有大米数斗，欲进。”上曰：“饮食之类小节也。你与我整理大事。”

李实又奏曰：“王振一宦官尔，因何宠之太过，终被倾危国家，以致今日蒙尘之祸？”英宗皇帝曰：“王振无事之时，人皆不说。今日有事，罪却归于朕。我亦知此人坏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李实对英宗皇帝说，因其昔日任用非人，所以回京之后，英宗皇帝本人当引咎自责，谦退避位。这是李实所谓的忠言直谏，此时此刻，英宗皇帝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日暮，李实与英宗皇帝不舍作别。英宗皇帝本欲留宿李实，但同行馆伴催促其还，只能作罢。

次日，也先宰马备酒相待，令十余人弹琵琶、吹笛，按拍歌唱，欢笑曰：“你们来可怕我吗？”李实答曰：“古今敌国讲和为上，欲要讲和，必命使臣以通两国之情。中途有贼寇，躬冒危险，尚无所怕，今到太师营中，便是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也先又问：“你们认得上皇，可想他吗？”李实曰：“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君父之恩岂可忘乎？我们之思上皇，如太师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迎回？”李实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赍金帛，太师皆不发。今太师既肯差我们迎回朝，自有厚礼，给赏不轻。”也先曰：“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皇帝，是一个闲人，诸事难用。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太监一二人，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轻易了你们皇帝了。再不可言。”

又次日，即七月十四日，李实与也先作辞。也先曰：“今我差一人与你们议，一人去大同调大同并山西黄河一带人马，说与大同、宣府沿边可放人出郊收禾稼，打柴草。我的人马也不动你一苗。差来接驾的人约在八月初五日（9月10日）。”李实答曰：“差人不差人，奏知皇帝请圣旨，我们岂敢约期？”也先曰：“初五日不到，你们边上人民吃苦了。”后来，他见李实实在无权应允，便又道：“若来迟呵，可差去两个鞑靼同两个汉人，务要初五日先到回报，正差使臣迟三五日亦可。若无人来，军民扰边，我们不失信。”显然，也先对他手下将士的掠夺约束，只能控制在这一时间内。接着，李实又拜辞英宗皇帝、伯颜帖木儿及其妻子。英宗皇帝再三叮咛迎复之事，唯恐来迟，又从袖里出书三封，令李实赍回。李实又对伯颜帖木儿说道：“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朝廷，给赏慰劳。”英宗皇帝又曰：“你们回去，上覆圣母太后，上覆当今皇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龙织金彩段等物，可着早赍来。”李实领命拜辞。⁵²

七月十九日，李实回程至怀来，与都御史杨善等相遇。原来，前番平章皮儿马黑麻使至京城后，明廷又差杨善等再往瓦剌处议和。李实将瓦剌方面的情况，与也先应对之词等一应事情，还有奉迎回上皇之礼详细地告诉了杨善^[19]，这样，瓦剌处就无法再借信息不对称之机进行讹诈了。还在京师的时候，皮儿马黑麻曾对景泰皇帝言道：“今关外城池凡十四处，皆为我瓦剌所困，事势危甚。

昨者，阿剌知院遣使议和，朝廷尚令人偕往。今我辈乃脱脱不花王及也先所命，朝廷必须遣大臣同往，庶事有济，不然恐未易了。”明朝君臣虽然认为“黠虏多诈，虽遣使讲和，其情未可深信”，但仍念“边报日急，人民缺食流移者众”，而决定遣使议和。⁵³

七月二十七日，杨善一行抵达也先驻扎营地。与也先见过后，杨善直问也先：“太上皇帝朝，太师遣贡使必三千人，岁必再赉，金币载途，乃背盟见攻何也？”也先道：“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又减岁赐？”杨善解释道：“非削也，太师马岁增，价难继而不忍拒，故微损之。太师自度，价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为之，事露，诛矣。即太师贡马有劣弱，貂或敝，亦岂太师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或犯他法，归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为？贡使受宴赐，上名或浮其人数，朝廷核实而予之。所减乃虚数，有其人者，固不减也。”也先听其所言，屡屡称是。杨善又继续说：“太师再攻我，屠戮数十万，太师部曲死伤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师好杀，故数有雷警。今还上皇，和好如故，中国金币日至，两国俱乐，不亦美乎？”

也先笑纳其言。他又问：“上皇归将复得为天子乎？”杨善曰：“天位已定，难再移。”也先又举他略知一二的古代历史人物，问曰：“尧、舜如何？”杨善曰：“尧让舜，今兄让弟，正相同也。”这时，伯颜帖木儿闯入，要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复位”。也先惧失信，不答应伯颜帖木儿的要求，最终令杨善侍奉英宗皇帝回北京。

其实，杨善到达也先营地，还未见也先之前，他与馆伴之间还有一次有趣的对话。馆伴问杨善：“土木之役，六师何怯也？”杨善道：“彼时官军壮者悉南征，王司礼邀大驾幸其里，不为战备，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将士归，可二十万。又募中外材官技击，可三十万。悉教以神枪火器药弩，百步外洞人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缘边要害，隐铁椎三尺，马蹄践辄穿。又刺客林立，夜度营幕若猿猱。”馆伴惊惧，杨善却跟他说：“今皆置无用矣。”馆伴问其故，杨善曰：“和议成，欢好且若兄弟，安用此？”最后，杨善又送给馆伴若干礼物，馆伴心喜，又将杨善的话都告知也先。⁵⁴我们不知道杨善说的是否如实，但他这种“夸张之辞”，很可能是为了让瓦剌人相信，议和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需求的选择，而事实上，这些说辞似乎奏效了。

接下来，七月二十八日，也先带杨善去见英宗皇帝，同时设宴为英宗皇帝饯别。宴中，也先自弹琵琶，令妻妾奉酒。也先说：“都御史坐。”但杨善不敢坐，直到英宗皇帝说“太师着坐便坐”，杨善方敢就席。也先称其“有礼”，颇有羡慕之意。八月初一，英宗皇帝终于启程回京，瓦剌众人皆含泪相送。⁵⁵

另一边，在七月二十一日，已经回到朝廷的李实将他与也先的谈话奏禀景泰皇帝。景泰皇帝问他：“也先讲和之意虚实何如？”李实说：“臣入番境，彼处虏人举皆喜悦，夹道讴歌。沿途乳酪劝臣等饮之，咸愿和好。盖用人马多病死。”但李实也不敢完全肯定也先的意图，随即又补充说道：“离家年久，窥其和意，似有实情。但也先万一变诈，非臣可知。望陛下处置。”到了七月二十五日，李实又进言，大略曰：“臣窃谓先差臣等未尝令迎上皇，专为讲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复之事，及定约日期，皆出也先之口，臣特传说虏情，伏望陛下如群臣之情，另差有能大臣奉迎上皇。虽虏情变诈不测，亦可使无词。倘不差人，失约，则直在彼而曲在我耳。臣若不言，恐日后差人，复不用命，必曰臣实可差。臣自揣违期失约，决不敢去，则彼此猜疑。彼此猜疑则和议不成，和议不成则上皇终不可复，干戈终不可息，边鄙终不可宁。今臣颇测虏情，不避铁钺，昧死为陛下备陈，乞早赐乾断，天下生民幸甚。”景泰皇帝道：“待杨善来再定夺。”⁵⁶

八月初十，兵部尚书于谦奏：“今大同、宣府地方，贼寇稍退，道路颇通。”⁵⁷这是一个颇为积极的信号，表明也先对议和及送回英宗皇帝一事是带有诚意的。而这不应该是，但又似乎是，明朝迫于胁迫而屈从的一个实例。

还有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即英宗皇帝的回归是否应该得到热烈欢庆。对此，朝廷官员似乎有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即应不遗余力地庆祝英宗皇帝回驾。八月初九，户科给事中刘福等言：“今用轿一乘、马二匹，丹陛驾于安定门内迎接太上皇帝，礼仪似乎太薄。”而到了八月十二日退早朝后，有石亨、王直、胡濙等侯伯、尚书、都御史等官，于午门外拿到一幅书帖，正议论纷纷。景泰皇帝问其故，王直、胡濙即将实情具闻，奏曰：“（书）帖实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谷处接来，备载唐肃宗迎接上皇故事。”对此，景泰皇帝心有怫意，他说：“朝廷大开言路，高谷是大臣，唐肃宗故事，何不明言，必有异情。”尽管后来胡濙等解释此事，但景泰皇帝不想再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了。他说：“虏人谲诈，未可尽信，欲备大礼远接，恐堕贼计，故止用车马远迎。但得大兄入城，宗社奠安，亲亲尊让之礼，朕自处置。今太上皇帝车驾入东安门，朕于门内迎接，行叩头礼毕，朕同文武百官随至南城内便殿，太上皇帝升座，朕行礼毕，文武百官行礼。卿等悉遵朕命，再不许纷更。”⁵⁸

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事实上，也先自从俘虏了英宗皇帝后，就一直希望能放他回到明朝，重掌大权，自己也得以与明朝建立更为深厚的盟友关系（假设英宗皇帝不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的话）。尽管景泰皇帝没有明言，但无疑他十分担心英宗皇帝的回归，会动摇他作为兄长的皇位继承人的合法性。八月十五日，在20名瓦剌士兵的护送下，英宗皇帝抵达北京城的东安门^[20]。没有更多的排场，景泰皇帝率文武百官，依前述规格侯于南城内便殿。诸礼毕，英宗皇帝诏告文武群臣，曰：“朕以不明，为权奸所误，致陷于虏廷。已尝寓书朕弟嗣皇帝位，主典神器，奉宗祀。此古今制事之宜，皇帝执中之道也。朕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母后皇帝悯念之切，俾虏悔过，送朕还京，郊社宗庙之礼大事，既不可预，国家机务，朕弟惟宜。尔文武群臣务悉心以匡其不逮，以福苍生于无穷。朕到京日，迎接之礼悉从简略，布告有位，咸体朕怀。”⁵⁹此后，他被软禁于南宫，直到景泰八年（1457年）的南宫之变，他才复辟掌权。

注释

[1]此处引文中的“我”均指英宗皇帝。——译者注

[2]“赛刊王”又译“赛罕王”。

[3]原著作“Yang Bin”，实系袁彬。——译者注

[4]本句的“我”，是李指挥本人。——译者注

[5]本句据上下文意增补。——译者注

[6]景泰皇帝自然不希望英宗皇帝回来，因为这将对他的皇位造成巨大冲击。——译者注

[7]这是明廷惯用的外交辞令。显然，在危机当头之时，明朝当局各级官员仍能在外交政策和事务上保持一致。——原注

[8]从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彼时现场的对话。据载：“十五日，有也先同圣驾领人马到于德胜门外土城庙里。将吴良升都指挥，阮旷升内官，父亲升正千户，差同鸿胪寺卿赵荣等赍送羊酒，俱见圣驾前说话。奉圣旨：‘家里怎么大官人不出来？’也先问：‘这个都是什么识事？’爷爷回说：‘这个都是小官。’季铎说：‘是中书舍人。’也先亦说：‘大臣宰每（们）怎么不出来接皇帝进去？养狗还认得主人。我把皇帝送到门口，都不来接皇帝进去。’有圣旨：‘你每（们）都回去，到家里说，叫大臣每（们）出来见太师，接我进去。’当时，赵荣等就回。”——译者注

[9]原著叙述事件有所删略，难以理解，故译者据《明实录》原文补全。——译者注

[10]事见《正统临戎录》。据载：“后太监喜宁与忠勇伯把台说：‘都是袁彬这厮每（们），年纪小想家里，拨置皇帝。将这厮每（们）都杀了。’铭说与袁彬，有袁彬慌了，哀奏。奉圣旨：‘哈铭，你去与太监说，不干袁彬事。’是铭传奉圣旨，说了后差使臣计安、苏斌等赴京奏讨使臣，到宣府地方尽行杀了。”——译者注

[11]据《否泰录》载：“伯颜帖木儿每二日献羊，七日献牛。也先每七日献马。二人者，每出猎，则又以其所获野马、黄牛之类来献。”——译者注

[12]如《正统临戎录》载：“十一月十一日，遇圣节，有也先亲来与爷爷上寿，进黄蟒龙、貂鼠皮袄，杀马做筵席，计议差人讨使臣……正月初一日，爷爷烧表告天。烧表已毕，有也先差人来请圣驾。到于地名断头山营里做年，同妻并大小头目递皮条庆贺。”——译者注

[13]据《正统临戎录》载，也先曾说：“一日，天意回了，皇帝还得回他本国，坐了皇帝位儿，还管着他的人烟。”——译者注

[14]本段在《正统临戎录》中也有，但过于拗口，故转引《正统北狩事迹》。《正统临戎录》文如下：“又于本月内，有也先亲自来帐殿看望，言说皇帝：‘日头出至日头落处，往来的人多，吃了皇帝的盐米茶饭。许多的臣宰听见说，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天地的怪怒上，皇帝上都不得济，你如今只得了哈铭的济了。你的饥饱冷热，他不说，我每（们）怎么得知道。他如你的身口一般，我两个坐着，不得他说，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怎么得知道。我说的，你也不知道；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比喻，皇帝上说，哈铭你不要怕，你说是我说的话。一日一朝皇帝，也为自家人烟。上与歹人两个相争，落在歹人手里，止则有他本国一个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皇帝还得回他本国，坐了皇帝位儿，还管着他的人烟。那时，止得了这个人的济。做了皇帝时，把这个人忘了，也不寻这个人，也不抬举他，十分亏了这个人的心。一日，皇帝早朝，多官众会间，这个人把一只手抬起，伸出一个指头来。皇帝在金台上坐着，说道：那个人是什么人？拿了。有这个人回说：“彼时，只有我一个来。”后皇帝与他官做了。皇帝你若回朝时，天可怜见你的洪福大，皇帝位子坐时，把哈铭不要忘了，好生抬举。’皇帝回说：‘官人说的是。我不忘了，吾抬举他。’也先说：‘这每（们）便好。’”——译者注

[15]《北征事迹》作“高谢”，《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作“高旺”，《明实录》则作“高斌”。——译者注

[16]据《正统临戎录》载：“次日，也先差伯颜帖木儿等，自领人马同圣驾到大同。见得大同，说计请驾。众达子知计，将铭怪怒要杀。伯颜帖木儿言说：‘皇帝把你当眼目、心腹一般。你往来两日，与城里人说话，你和他一心害我每（们）。若养狗时，也认得主人。’铭回说：‘我并不知道。’当有也先弟赛刊王说：‘我的人在先时赶他城里的人往东边小门里进去，城楼上放下闸板，把我的人拿了。我和你说，你也不信。’有孛来劝说：‘是哈铭不知道，你也不要怪他。’有伯颜帖木儿言说：‘我每（们）若进去中了他的计，只争一分，不曾落在狗口里死了。’铭方存命。”杨铭所述文白参半，难以解读，因此更多参照整理版《正统北狩事迹》。——译者注

[17]作者称有“四千余人”，核之《明实录》原文，仅有四十余人。——译者注

[18]原著把阿剌知院的使臣完者脱欢误作也先的使臣，实则有误。据《明实录》，也先的使臣是哈丹、纳察罕等。——译者注

[19]杨善随永乐皇帝“清君侧”，又在英宗皇帝时任礼部侍郎，土木堡一役中侥幸逃归。此句原为正文，为使行文顺畅，改为注释。——译者注

[20]原著作“Andong Men”，当作“东安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