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顺时期——此起彼伏“天难顺”（1457—1464年）

复辟后的英宗皇帝，改年号天顺，意为“顺应天意”。接下来，英宗皇帝需要着手处理明朝与边防线外各部落、势力之间的关系，以便对它们形成有效牵制。他需要谨慎对待也先之后，草原各势力可能造成的潜在后果。特别是在天顺五年（1461年）之后，各个游牧部族之间又开始出现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部分瓦剌人向西迁徙，他们将在几个世纪后成为准噶尔汗国的一部分。他们的族群中有一部分在俄罗斯一直延续到今天，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成为俄罗斯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而另外一部分，则在孛来的带领下，重新于漠北草原建立起新的政权。这一政权与此前也先所建相似，以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幼子马儿可儿吉思为汗，孛来则自称“太师”。与此前也先的政权一样，草原上又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带有元代官职的首领。

而景泰八年（1457年，同年改元天顺）到天顺五年（1461年）间，草原的贫瘠造成大量游牧民涌入明朝的同时，也加剧了袭击的发生。曾为使臣的皮儿马黑麻一家七十口，也成了移民浪潮中的一员。天顺元年（1457年），皮儿马黑麻为孛来使臣赴阙，之后奏请留京效力，被英宗皇帝授予左都督一职，留任后军都督府，并赐汉名马克顺。讽刺的是，作为原先瓦剌、鞑靼使臣的马克顺，又成为明朝使臣，被重新派往瓦剌和鞑靼。¹当然，明廷重新向漠北草原遣使的举动，意味着景泰皇帝时期一再争执不下的遣使问题尘埃落定。

毫无疑问，孛来也将成为明朝的麻烦。尽管复辟的英宗皇帝像此前派遣使臣到也先处一样，遣使去往孛来处，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孛来太师发动进攻的决心。前述天顺元年（1457年）皮儿马黑麻来京时，奏称要将“玉玺”来献，通过转交“受命于天”的玉玺，来完成元朝统治终结和确立明朝统治完全正统的转移。英宗皇帝对事件的处理并不满意，他敕谕孛来曰：

先有尔处遣使臣进贡，以通诚款，朝廷宠信，特命都督马政等赍敕并彩段表里，重赐尔等。岂期尔重信小人之言，变诈不一，辄将马政等四十九人拘留在彼。及遣哈塔不花送哈铭等回，又从中途杀抢官军器械马匹，似此逆天道背，朝廷法不可容，因此朕内外将校，咸奏欲整饬军士，声罪致讨。朕体上天好生之心，不忍遽加杀伐。今尔又遣使臣来奏，说尔等念我朝太宗皇帝恩德，欲将传国宝来献，此意可嘉，但此宝已失其真，虽真亦是秦始皇所造不祥之物，非尧舜之所传。况我朝自有祖宗所传真正之宝，亦不用此，其进来与否，任从尔便。

即今朝廷良将健卒林立，其马政等留之，何损于我，但益生尔速祸之衅尔。尔处送至作孽者三人，想同恶之徒不止此，今姑还送尔处自杀之。盖朝廷惟体天道行，尔等敬顺朝廷之心，其诚与伪，并所言之事，或是与非，无不洞察。已敕沿边总兵等官，按兵不动，各守信地，今后尔等部落，宜各自管束，于境外荒远水草去处，自在牧放存活。其来进贡者，毋滥率人众，愿投降者，循例抚安之。无故入境，虏掠为害者，即加剿杀。特敕令尔知之。向为多遣使臣生事，今不再遣，就令原来使臣赍领彩段表里赐尔。故敕。²

孛来同样在明朝边境施压，而这很可能与他的部属生活贫困的窘境有关。孛来常在宣府、大同方向哨瞭，后来又逐渐在延绥、宁夏、甘肃发动攻势。后者，甚至是也先在世时甚少涉足的区域。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被孛来扣押的都督同知马政来书至京，称：“比闻敕旨令大同边臣给虏赈济粮米，至今未到，虏中饥窘之甚，俱带家属移营于黄口下水海子一带屯驻。近见孛来说，粮米如不见给，愿将前使放回。又言前使不回，尔辈亦未得回中国等语。今访得也先弟阿字伯阿剌的儿子昂克秃等，欲与孛来仇杀，若与赈济，以系其心，异日孛来有急，必有归附进宝之意。乞遣哈铭等来，以全和好。”³

兵部集议马政的意见，称：“政往时为孛来乞粮，朝廷不允，哈铭今已执问，虏贼近边驻扎，侵犯之谋，显然明白。但令各边总兵、镇守等官，严饬士马，固守要害，一或有警，应机战御，务使边圉坚完，贼人知惧，此策之善者也。”英宗皇帝认可了兵部的建议。⁴此后，孛来沿边发动了数次进攻，但均被明军击退。⁵九月，宣府总兵官杨能试图对孛来的营地发动夜袭。他邀约了兀良哈的奄克帖木儿一起劫营，结局如何，史无明载。但兵部和英宗皇帝不认为这是个明智之举。兵部曰：“虽云用兵之计，然虏情叵测，设使其党附孛来，异时犯边，举以为号，岂不误事？”英宗皇帝认为：“能此举诚为失策，但其初意欲除边患，姑置之。且敕其自后举动宜慎，再犯不宥”。⁶

宣府、大同方面的防御已经固若金汤，或许正是因此，孛来决定往西北方向试试运气。实际上，在十月，已经有漠北归附者将这一动向告知了明廷。明廷要求延绥、宁夏方面加强戒备，但孛来的行动更是出其不意：他在庄浪和兰县剽掠，而镇守庄浪的都指挥使魏荣等却未能阻止他。⁷

天顺二年（1458年）七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向英宗皇帝全面介绍了目前的局势。他说：

臣等切思，虏贼见在陕西凉州等处，纵横抢掠，势甚猖獗。况此虏贪得无厌，又系秋高马肥之时，变诈难测，大同、宣府一带，不可不为之虑。近闻彼处田禾成熟，米谷价贱，草束正多，当预积粮草以备有警支用。宜写敕与两处都御史，将官军俸粮暂且停支本色，照与时价，关与银两，仍令趁时收积草束。及晓谕官员、军民之家，倘有警急，亦当同心出力，以保乡土。凡有壮丁，尽数开报在官，仍令自在生理，只待紧用之际，方才借倩出力，有功之日，一体升赏，宁靖之后，各还本家，照旧生业，不许拘留应役。并酌量各处合用盔甲等项器械，一一整点，如有不敷，即便开奏取用。凡一应预备长策，听其设施措置。《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英宗皇帝敕谕右副都御史王宇、右佥都御史李秉等前往各边实行李贤的提议。李贤等还进一步奏言：“沿边墩台，全不得法，一遇贼来，多不能守，以致深入抢掠。访得右通政刘文，备知此弊，宜令巡视整理。”英宗皇帝一一采纳。⁸

就在数月前，鞑靼人大军压境，新兴崛起的毛里孩在延绥集结部队。天顺二年（1458年）二月，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就奉命调往延绥，与彰武伯杨信合兵退敌。不久，达兵7000余骑进犯高家堡，杨信领兵击退之，擒贼5人，斩首72级，另获驼马、器械无数。⁹

天顺三年（1459年）二月初十，总兵官、定远伯石彪奏：“比者，达贼二万余入安边营抢掠。臣与彰武伯杨信、右佥都御史徐瑄、都督佥事周贤、都指挥李鉴等统领军马往剿之，遇贼连战，掣夺旗号、喇叭，斩获贼酋鬼力赤平章首级，余贼奔溃，追至昌平墩出境。贼仍聚众，复回对敌，转战六十余里，交锋数十余合，至野马涧半坡墩，贼众大败。”是役，明军擒敌47人，斩首513级，缴获驼67头、马510匹，夺回被掠男妇18人，驴、骡、牛、羊2万余。都督佥事周贤被贼射死，又有达贼入南地名把都河，把总指挥柏贤等与战，败之，斩贼首一人。收兵间，贼复众四面攻围，官军奋勇杀出，都指挥李鉴亦陷没。

英宗皇帝对战果颇为满意，他敕谕石彪：“彪等能奋勇杀贼，忠勤可嘉。其生擒达贼并获到驼马，尽数解京，毋将好马抵换隐藏，达贼首级沿边枭挂。周贤赠都督同知，遣官祭葬，李鉴等阵亡头目俱给与棺衾殡殓。夺下人口给发宁家，驴、驼、牛、羊招主识认，有功官军明白造册，以俟升赏。”¹⁰

假如我们能从掠夺一方的角度出发来判断战争胜负的话，或许能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边境局势。另外，我们也能因此更为客观地判断双方攻守之间的成功率。当然，这只是假设，我们缺乏一方的史料，难以全面判断。正如前述，明军看起来取得了丰硕战果，“达贼”溃退了，但谁又能完全保证？我们只能从明军单方面的记载看到其中的一面。闰二月初五，镇守延绥等处太监王春奏：“达贼杳无踪迹，边境宁靖。”英宗皇帝回道：“延绥既无声息，令独石、马营官军回原处操守。”而次日石彪也奏称“达贼人马已俱往东北去”，英宗皇帝又回复他“贼既去，彪领军且回大同”。¹¹

天顺二年（1458年）七月十四日，兵部奏：“陕西、甘肃等处屡奏北虏孛来等四散犯边，朝廷虽已命安远侯柳溥等统兵征进，而此虏在边日久，知我虚实，虽已败衄，去而复（来）。苟非先事而备缓急，何以支吾？乞敕在京总兵等官，忠国公石亨等计议区画，设何方略，用何将领，凡可以安边御侮，保境安民者，一一条陈，以俟上之裁择。”英宗皇帝从之。¹²而事实上，就在七月十三日，孛来已经领军进犯镇番城。¹³天顺三年（1459年）二月，因“达贼入境，杀伤官军，抢劫财畜”，守备兰县署都指挥彭智等受到朝廷谴责。监察御史陈典庸又奏“陕西、凉州等卫所俱被达贼抢掠耕牛，恐误屯田”，于是英宗皇帝命陕西布、按二司出银5000两，“于腹里买牛给之”。¹⁴

天顺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460年1月22日），明廷又全面拉响西北边防的警报。英宗皇帝敕谕镇守延绥太监王春、总兵官杨信等曰：“得奏虏中脱归之人言，虏酋孛来率众二万剽掠榆林城等处，次于沙山。此虏既近边境，必乘间入寇，其严督各城军马，昼夜防慎。贼至，相机战守。”到了天顺四年（1460年）初，“达贼”再度来袭，他们以2万骑兵突袭榆林（位于河套沙漠边缘，位于宁夏东300公里）。总兵官杨信率轻骑兵分五路杀敌，擒贼12人，斩首23级，获马100匹，军器300余件。随后，杨信继续追击，追缴被虏人口及牛、羊、骡、驴等万余。¹⁵以上奏报所无虚言，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是鞑靼一次失败的突袭。

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谁在指挥这些袭击，但更倾向于孛来坐镇幕后。尽管在此之前，孛来主要的活动范围在汉人、土达、藏人定居交界一带，但现在看来，他已经逐渐将活动范围扩展到甘肃东部和宁夏西南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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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军事冲突发生的天顺三年到天顺四年（1459—1460年）间，明军也遭遇某些来自内部的烦心事。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初一，大同总兵官、定远侯石彪被捕，下锦衣卫狱。石彪是石亨的侄子，尽管石亨在奏疏中称其“不才”，但我们仍能从史料中看到，石彪是明朝当时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石彪甚至可称得上数一数二。石氏家族的兴衰沉浮事，颇耐人寻味，亦令人唏嘘，它甚至还导致明军对内部高层偶尔出现的变数变得更为敏感。

石彪的迅速晋升，并非通过继承某些特权取得，而是与他的赫赫战功有关。他曾在威远卫（位于大同西南90公里）用火器重创敌军。天顺元年（1457年），他又退敌于防线之外，并斩杀虏酋1名及敌军120名。他又乘胜追击，斩获敌首72级，夺取敌军所用旗帜。天顺三年（1459年）案发前，他还在安边营败敌2万，斩其首领，并追击残敌60余里，再度擒获47人，斩首513级，获牛羊马无数。从这些惊鸿一瞥的瞬间看，石彪可谓能征善战，但他又为什么被捕呢？

部分原因是他自己有不端的行为，而部分又与他的叔叔石亨有关。腐败是个永恒的话题，即使是最具军事才能的石彪，也未能幸免。此前，石彪曾虚捏奏词报复同僚，纵容家人侵夺田产（军队中司空见惯），又强迫50户难民到边境上拓荒，而这些不法行为，最终都被一一赦免。但是，石彪的傲慢自大、结党营私行为，已经使厌恶之情在英宗皇帝心里滋长。在阁臣李贤的提醒下，英宗皇帝开始注意到石家势力的日益壮大，这对他本人的皇位乃至对大明的江山社稷无疑构成了威胁。石亨是南宫复辟的关键人物，而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他（忠国公）和他的侄子石彪（定远侯）俱有爵位，这是极不寻常的。石彪还试图在威宁海子（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筑城，此地远离明境，为鞑人时常出没之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北京时，鞑靼使臣又为何称他“石王”？大同将士又为何一再请求明廷批准石彪继续担任大同总兵官？

这些问题不停地萦绕在英宗皇帝心间，他担心，石亨、石彪叔侄可能在酝酿另一场政变。尽管石亨上奏附和英宗皇帝对石彪的处置，但仍无法消除君王心头的疑虑。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十六日，石亨死于狱中。四天后，石彪也被处死。

有人认为，石亨经常目中无人、盛气凌人，这种人很难会有缜密的心思去策划政变，而石彪的案子也多少存在一些疑点。不管如何，对于丧失这样一名堪称将才的将领，时人常有扼腕，也常私下质疑对石氏叔侄的处置是否公允。¹⁶

是年年底（1461年初），英宗皇帝敕谕大同总兵官杨信曰：“今得偏头关械所获鞑贼间谍刘三等至京，言系石彪家人，惧罪逃往虏酋孛来处，授以伪职。八月间，尝导贼入寇。今又同贼众四十余人潜来各边探听，约以黄烧饼衣针为信，及累石塔为号。但余贼尚多未获者，其严督官军及所属地方，昼夜尽心挨究。况今正旦已近，尔等慎勿以声息稍缓，纵情宴乐，懈弛防守。”¹⁷

以上现象向我们说明了明朝边防安全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军的边防几乎是强有力又极具弹性的。且不问公正与否，石彪之死并没有在明军内部激起什么涟漪。国防机器仍在运转，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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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来对凉州以及甘肃东部的其他地区发动的袭击似乎有利可图，因此他不断穿梭来回于此。甘肃总兵官卫颖奏：“虏酋孛来等，自今岁五月以来，从镇番抹山儿入境，至凉州、永昌，延及山丹黑城子等处往来剽掠，官私畜产，俱已罄尽。自兰县抵于甘州，道路梗塞，转输不继。况今岁自春徂夏，大风连作，雨泽不降，河水枯干，麦谷俱无，人民艰窘，不可胜言。臣等原操官军六千八百员名，多方起调，止余三百六十员名。虽竭愚忠，昼夜区画，惟恐失误。”英宗皇帝命兵部商议。即使如此，明军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据右少监龚荣等奏：“虏酋孛来、阿罗出等率众二万，寇钞镇番、凉川（州）等处。臣会总兵等官、安远侯柳溥等，号令三军，前后于南乐堡、黑山等处交锋，擒虏三十五人，斩首八十一级，并获驼马军器等物。”兵部对这一战果似乎无动于衷，兵部议曰：“我军虽小捷，而虏势益张。乞行总兵等官，毋狃于小利而失大机。”¹⁸

这的确只是“小捷”。天顺二年（1458年）十月二十三日，总兵官卫颖又奏：“达贼自五月及今，屡寇凉州、永昌、古浪、庄浪、山丹、甘州诸处，杀官军男妇一千四百有奇，掠男妇五百余，马、骡、牛、羊八万二千，仓粮七百余石，焚毁草二万束，及驿站、屯堡、墩台数处。”对此，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芮钊毫不客气地弹劾一系列失职将领和边臣，卫颖赫然在列。他奏称：“镇番、甘州、庄浪、古浪、凉州、山丹、永昌诸处镇守总兵官、安远侯柳溥，武平伯陈友，宣城伯卫颖，都督过兴、雷通、毛忠、李荣、刘震、林宏，太监蒙泰，少监龚荣，监丞福保，奉御杨敬，进保都指挥刘杰等俱失机。然其间亦有能奋勇剿贼者，乞量为劝惩。”柳溥被英宗皇帝赦免了。作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柳溥被委以一方重任，但不久，再一次临阵对敌时，他却闭门敛兵，任由敌骑横冲直撞，“于城上坐观敌骑往来偷安”。柳溥再次被弹劾，英宗皇帝认为“溥玩寇长奸，法本难宥”，但最终并没有处死柳溥，而是革除其太傅头衔，致仕。¹⁹

到了天顺五年（1461年）二三月间，孛来再度拥众万余人来袭庄浪。与此同时，又有达贼数十骑过黄河准备剽掠兰县，被都指挥彭智掩杀败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军构筑的防线愈发坚固，防守愈为严密。到四月底，孛来的袭击频率增加了，但明朝京军和其他地方部队也投入到支援战斗中，并在此后袭击减弱时返回驻地。即便如此，边防形势依然严峻，但我们又可以反过来想，若非明军如此投入，那么自景泰元年（1450年）以来，从宣府到凉州方面的无数袭击可能会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²⁰

袭击明朝显然能给孛来带来非凡的利益，而此后，孛来开始向明廷示好。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二十三日，兵部集议应对孛来的示好作何反应。事后，兵部奏曰：“虏酋孛来三上书求遣使讲和，宜顺夷情，选谙晓夷语，素有名望者，往彼开谕。如其诚意请和，即令退兵远牧，而我兵亦得暂息以待；如其谲诈，邀求无厌，候通事还，即与拒绝往来，堤备剿杀。”英宗皇帝同意其奏，并令指挥佥事詹昇为正使、都指挥同知窦显为副使，前往孛来处。

八月初二，英宗皇帝敕谕迤北太师、淮王（昔日明朝赐予也先的封号）孛来曰：

比得凉州总兵官奏进太师文书，前后三纸，其间事情，俱已尽知。所言拘留使臣，并无此事，恐是小人捏构，以为衅端。且往者我朝廷与尔北边国土，遣使往来，和好最久，其后背约构怨，常在北边。其中是非得失，朕与太师各自知之，上天神明所共鉴也。事在已往，彼此不必深究。今年以来，太师部下人马深入庄浪等处，抢掠财畜，残害人民，边将出兵追捕，两有所伤。在朝臣宰屡请动调天下大军，并力攻剿，朕体上天好生之德，爱惜生灵，不曾动调大军。今太师文书中累累以爱惜多人性命，要相和好为言，似此言语，方能上顺天道，下合人心，虽古之大丈夫，不过如此。朕一览之，再三嘉悦，特遣正使都指挥詹昇、副使都指挥同知窦显赍敕前来，谕以朕意。若太师果有和好诚心，宜即晓谕部下人马，散归北边，差遣使臣，照旧往来。朕厚以礼物赏赐，决不追咎前失。且世间道理，莫大于顺天恤民，自古以来，奉顺天道，爱惜民命者，无不久远享福；背逆天道，伤害民命者，无不立见灾祸。太师宜深体此意，弃细故，行大道，永远和好，使南北人民各安享太平之福，使臣行间，念太师在外劳苦，特赐织金彩段表里，用表朕怀。²¹

局势甚至更为复杂。明朝边将奏报，据降虏说，脱脱不花的“王子”领兵万余，准备前往袭杀孛来，而这一切发生在不久前孛来的部队刚对西宁卫进行洗劫之后。与此同时，明军亦加紧在西北防线的动员工作，明军势力迅速增长。十月十六日，甘肃右参将李荣等奏：“八月五日，达贼三千余骑犯永昌卫境，七日又有万余骑自山丹境外直抵甘州，近城劫掠。臣等各领官军，分门四出殊死战，生擒三人，斩首十级。至暮，黑风暴起，贼众遂退。次日，臣等追至四十里店，获回被虏男妇五百三十口，牛、羊、驴六千二百四十只。臣等窃惟贼酋孛来大举入寇，臣等不能运谋制胜，尽数荡除，虽有小捷而得不偿失，罪当万死。”兵部请命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前往覆实李荣所奏，英宗皇帝准奏。²²(https://www.daowen.com)

恰在此时，原前往孛来营地的指挥佥事詹昇陪同孛来的使臣纳阿出等，由大同旧道入贡，以通和好。方行一日，纳阿出拒绝由大同旧道入贡，而请改道兰县。而那里，正是孛来部队所在地。英宗皇帝敕从之。

孛来的使臣最终由兰县入贡。但在寻求和平的同时，孛来也对宁夏发动了袭击。他率众万余人，试图破坏大坝以淹灌宁夏城，但被明军有效阻击了。英宗皇帝很高兴，他敕谕宁夏守将曰：“尔等同心协谋，出奇制胜，以副朝廷委任，朕甚嘉之。然贼方请和佯退，而又乘机潜入，其狡诈昭然。尔宜益加戒严，勿以小捷而萌怠心，勿以约和而弛兵备，常如寇至可也，其敬慎之。”²³

西北边防这些战争所带来的损失令明廷不安。通政使司左参议尹旻在巡按陕西后奏称：“臣到陕西，审其军行之处，非止一途。兰县至于庄浪，尤为紧要。已将各处米菽及民间谷草尽行征运赴彼，其后次征调士马驻扎平凉者，又别项重复征运。今逆虏北遁，官军八万之上，分为三路，刍粮之资，悉取民间，地产有限，费用无穷，财力俱殚，民无宁日。其转运之途，动经数百里外，路险天寒，牛毙车摧，不可胜纪。今东作方兴，民将何倚？近闻平凉之民，日渐逃窜，盗贼荐生。盖缘其地前岁既遭旱伤，去岁又遭疫疠，加以边务方殷，宁不益致困惫。夫民穷为盗，理势必然，师老费财，古今通患。今所运刍粮，仅备士马正月之用，若再催征，诚恐人民愈加逃窜，相扇为非，边患虽除，复有意外之虞。”对此，英宗皇帝命令户部官员：“速移文总兵等官，从长区画，战守进退，惟彼所宜。毋弛边备，毋困农民。”²⁴显然，当地的局势已经甚为棘手，尚未有人能妥善应对。

以此观之，镇守庄浪奉御进保遣其家人及土军20人出境围猎，最后为达贼所伤并被掳走马16匹的事件，就值得重新思考了。进保这么做，是为了获取士兵的生存补给，或者仅仅是为了“畋猎嬉戏”，抑或他在试图试探明朝所能控制的辖境？但不管如何，英宗皇帝知道此事后，便将他召回朝廷了。²⁵

天顺七年（1463年）四月十一日，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吴琛奏：“庄浪、凉州等卫所，累因遭贼侵扰，兼连岁霜雹为灾，军民缺食者多。正军月粮照例支给外，其贫难土民并正军户内家口，自今年三月至四月终，止每大口给米三斗，小口给一斗五升养赡，秋成偿官。”英宗皇帝同意其建议。²⁶

看来，明朝西北边防一带的经济困难，使袭击变得不再如以往有利可图了，因此孛来将他的部分军队转移到东边的大同地区。天顺六年（1462年）五月二十三日，英宗皇帝敕镇守大同太监王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等曰：“得尔等奏报，孛来所遣使臣察占等已入大同馆驿安歇，而余贼仍于各边拆墙进入，可见此虏名为朝贡，心存谲诈，且又有三千人马护送在边，尔等宜用心关防，恐有内应外合之变。”与此同时，英宗皇帝也敕谕其余宣府、辽东、延绥、宁夏、甘肃总兵等官，让他们提前做好防变准备。五天后，英宗皇帝又敕谕察占曰：“今得大同奏报，尔领三百人来京朝贡，跋涉远路，勤劳可嘉，兹特遣太监吴昱、都督喜信前去慰劳。然天顺元年曾有敕与太师孛来，凡遣人朝贡，不可过多，今三百人来，其数多矣。往年为因人多，致生是非，遂失和好，今日当戒前失，以图久远。尔可与吴昱、喜信商议，将紧要使臣带领来京，其余从人，俱留大同安歇，给与口粮下程。有货物交易者，听其就彼交易。尔其体朕至意毋忽。”²⁷

***

在西北地区，明军还面临另外一股游牧势力——其首领为癿（bié）加思兰²⁸——的侵扰。这股游牧势力主要活跃在明朝通往哈密的道路上。天顺三年（1459年）正月二十四日，英宗皇帝敕谕哈密王卜列革曰：

先差使臣马云等往迤西公干，因尔处有达贼癿加思兰，截路为恶，不曾前进。后因尔处通报贼情宁静，道路无虞，以此使臣进去。及至尔处，其原差使臣指挥乌钦、舍人沃能回还，报说癿加思兰仍在彼处，差人见王，谋为劫夺之举。使臣在彼，进退两难。以此言之，过实在尔。且尔祖宗以来，世受朝廷大恩，守此境土。永乐年间，使臣往来，护送恭勤，何曾有失？尔宜遵承前志，不可与贼交通。今使臣在彼，尔即差人送去迤西，如不可前进，尔即差人护送回还。尔若背逆天道，包藏祸心，助贼为恶，以致钱粮人马疏失，朝廷必调大军征剿，决不尔宥。尔其慎之，毋贻后悔。²⁹

天顺四年（1460年）九月十八日，兵部奏言，“先遣使撒马儿罕等处都指挥佥事马云等尚在哈密，为癿加思兰攻劫”，因此朝廷遣兵护送“至卜鲁古秃地面，并敕赤斤蒙古、罕东二卫防护”。³⁰

然而天顺六年（1462年）六月初六，《明实录》中出现了明廷为癿加思兰麾下首领加官晋爵并处理其继承事务的记载。这种记载似表明明廷与癿加思兰之间亦存在某种政治往来，令人费解。几天后，哈密王的母亲弩温答失里上奏，其羊畜“被癿加思兰尽掠”，因此希望能“于陕西边境买羊一千，以图孳牧”，但英宗皇帝只允许她买走200只。³¹

同年十月初六，英宗皇帝敕甘肃总兵官卫颖曰：“得尔奏报，癿加思兰强取哈密忠顺王妃，及逼胁哈密人马往掠赤斤、罕东二卫，可见其势渐盛。今此虏又遣使来朝，似有远交近攻之意，尔等宜严兵为备，以防不虞。及遣译者往谕二卫，俾加备之。”³²

但与此同时，英宗皇帝又急于安抚癿加思兰，他下令赐癿加思兰“织金纻丝十八匹，红白氆氇十段，并红缨、獭皮等物”。³³

到了天顺七年（1463年）九月十二日，哈密王的母亲又上奏道，哈密僧人兀歹奴前往癿加思兰处，“妄言羊儿年本国城当破，癿加思兰信之，兴兵攻围本国城者两月”，而今癿加思兰派遣该僧赴京朝贡，“乞将此僧拘留，放之南方”。兵部认为“所奏不可从，恐失外夷心”，英宗皇帝是其议。³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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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来对明廷采取的策略与癿加思兰相似，亦战亦和。与癿加思兰的小打小闹不同，英宗皇帝必须时刻迁就着威胁更大的孛来，但同时又要坚决组织防御。然而，对于明朝而言，边防战线各处的明军难以团结一致地行动，前线将领也缺乏动员号召力——主战的呼声过于微弱。天顺六年（1462年）六月十八日，英宗皇帝严厉谴责了宣府守军。他敕谕宣府总兵官陈友、副总兵董斌、右参将江福等曰：“近因达贼屡次入境剽掠，福等视为泛常，以致失亡甚众。及陈友等领兵前去，又不同心勠力，祛除边患，却乃立意矛盾，以误事机。且尔等为朝廷武臣，受边阃重寄，既无勇无谋，又多猜多忌，拥兵自卫，纵贼完归，为边将者，当如是乎！宜痛自克励，以副委任之意。如仍前乖戾，必治罪不宥，不患朝廷无人代尔也。尔等其慎之。”³⁵

宣府总兵官、都督同知陈友向朝廷上奏，“独石、龙门等处守备内外官多私役军士，缺兵防守，以致达贼数入为寇”。朝廷命巡抚右佥都御史韩雍等核实。天顺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463年1月17日），韩雍等奏道：“五月六月达贼凡四入寇，杀官军一百余人，掠人畜一千有奇。及右参将、都督同知江福私役军六百余，右监丞阮禄四百余，都指挥佥事张杰二百九十余，奉御陈庄一百六十余，都指挥郑祥等共几二千。因论福等职居守备，平时既不能廉以律己，而役兵图利，临事又不能勇以率众，而玩寇失机，宜痛惩其罪，以为将来之戒。”兵部亦对宣府诸将发动弹劾，于是英宗皇帝决定：“私役军士如此，寇至，宁不误事？福、禄、杰、庄，尔兵部其即移文召还，另选人往代。其余失机者，令巡按御史执问，不系失机者，姑宥之，令退还操守。”³⁶

看来，英宗皇帝不愿意把这些袭击完全归罪于孛来。天顺六年（1462年）七月十九日，他敕谕孛来曰：

去岁，太师遣使来京朝贡，边上虽有为恶者，非出太师本意。今太师又遣使臣察占等朝贡，所进文书又有悔过迁善之言，足见和好诚意，朕甚嘉悦。但来人数多，已依正统年间例，止将紧要使臣五十余人接取来京，其余俱留大同，馆待、衣服、表里，与来京者一例赏赐。今后宜坚守和好，若再遣使，止可三五十人，不必过多，仍戒约部下人马，毋得近边侵扰，庶得永享太平之福。³⁷

当然，在草原上纵兵劫掠的并非只有孛来一家，癿加思兰和兀良哈人也在其中。不久，有“自虏中归者”带回消息称，“朵颜三卫达子议，待收田禾后，遣三千人马往东虏掠，三千人马往西虏掠，欲伏人马在边，止令一二百人诱我官军出战”。英宗皇帝即敕谕沿边总兵官、巡抚等曰：“尔等务要严加哨备，如遇此贼入境，即用出奇剿杀。既退，不可穷追，恐堕其计，尔等慎之。”³⁸

十月十七日，兵部又奏：“有自虏中逃归者，言孛来于今年九月初二日，领胡骑万余东行，侵兀良哈地方。虏情叵测，乞敕沿边诸将严为备御。”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史无明载。史料本身并没有谈到兀良哈人对明朝的袭击，但英宗皇帝仍在随后敕谕他们：“近者，尔等部落妄生衅端，侵扰边境，群臣阖词请调大兵剿戮。朕念尔三卫皆祖宗恩恤人民，中间有善有恶，大军一临，玉石不辨，故敕边将按兵勿动，以俟改过。既而尔等果遣人朝贡，且奏逐回日前自作不靖诸人，驻扎一处，深惬朕意。自今，尔等宜各申谕部属，改过自新，以享平安之福。若仍不悛，必举大兵，剿无噍类。是时，尔等亦不得辞其责矣。”³⁹

孛来对兀良哈人发动的战争，对明廷来说或许有利。据镇守独石的阮禄奏称：“虏酋孛来率众二万东掠朵颜三卫，遣使臣纳哈出等四十人来朝马献捷，欲从独石入境。”英宗皇帝命其仍从猫儿庄入境。但孛来使臣称其“马疲且境外无草，不能往猫儿庄”，再次请求从独石入境，英宗皇帝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⁴⁰

天顺六年十二月十三日（1463年1月2日），孛来遣使臣来奏，称其“乃鞑靼国之为首者，而朝廷赐物与众略同，心实不甘”。对此，礼部抗议道：“旧年赏赐，孛来已尝额外加厚，唯其王子与之同，而丑虏贪求无厌，不复存君臣之迹，请更加织金彩币一表里，以塞其怏怏。”英宗皇帝同意了礼部的建议。⁴¹

可以说，孛来对明廷施加的影响是奏效的。四月二十九日，英宗皇帝再次敕谕沿边守将：“近福余卫遣使扣关奏报，虏酋孛来于今年二月间，差人纠集福余等三卫人马为前驱，意在侵扰我边。福余等卫头目虽称不肯从彼，因来奏报，然孛来与三卫交通，已非一日，所奏情词，实难听信。预防之道，在我当然。敕至，尔等各整搠士马，申严号令，以逸待劳，不可以此虏入贡，怠于边备。尔等其慎之。”尽管如此，明廷还是给拒绝追随孛来的三卫首领以丰厚赏赐。⁴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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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沿边诸游牧势力一直是明廷最为伤脑筋之事。到了天顺七年（1463年）十月，兀良哈人又来抱怨。朵颜卫指挥兀孙帖木儿奏：“孛来营所逼近本卫，乞依边城牧放。”但兵部认为“夷情谲诈难信，宜令沿边守将为备，并令通事都督季铎等省谕兀孙帖木儿回还，遍谕其部落毋得近边”。英宗皇帝同意兵部的意见。⁴³看来，在朝堂君臣看来，兀良哈人此举可能是联合孛来犯边的前兆。

孛来与其名义上的君主——小可汗马可古儿吉思^[1]，正不断向明廷施压，以迫使明朝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天顺七年（1463年）四月十九日，小王子遣使臣500余人赴京进贡，户部于沿途委官准备好粮料草束等以为供应。使团中，也有太师孛来和毛里孩王的使臣，他们随后也会得到赏赐。他们索求的“洙翠织金冠服、琵琶、拍板、药味等物”，明廷逐一赏赐。在给小王子的信中，英宗皇帝称：

天下人民，皆天之所生。凡为君者，其地方虽有大有小，但能修德行仁，爱养百姓，则天必命之，世世为君，永远享福。若不能修德行仁，残害百姓，则天必恶之，累降灾祸，不能长久。朕奉上天眷命，嗣守祖宗大业，体天道好生之心，爱养人民，视万国如一家。今尔能继承尔父，君主一方，特遣使臣朝贡，朕甚嘉悦。自今以后，尔宜各安本土，毋相侵犯，以副朕兼爱天下人民之心。使回，特书以答，惟可汗亮之。

而在给孛来的信中，英宗皇帝虽重申了一些原则性问题，但也同时警告孛来不要犯边，制造矛盾：

天道好生恶杀，报应甚明。自古为君为臣，能体天爱人者，享福无穷，逆天害民者，主见祸败。朕为此故，常兼爱四方人民，不忍恃中国军马众大，侵害小邦，纵有作恶者，亦涵容不校，常以恩德抚之。今太师遣使通好，朕甚嘉之。但当坚持此心，戒约部属，不可近边，有乖和好。如此，庶几永远享福，其敬承之毋忽。⁴⁴

此后，大草原方面的来使日渐增多，明廷“恶其数为边患”，有意推却。阁臣李贤等言：“胡虏叛服不常，自古皆然。中国驭之，务得其道。今孛来遣人进贡，不过贪图财利而已，容之则喜，却之则怨，怨则必来扰害。莫若且宽待之，其使臣一千余人宜皆许其来京，勿令久住，就赐宴赏。俾回，亦自省费。”英宗皇帝虽然认可其议，却又同时敕谕宣府总兵官董兴等曰：“近得大同奏报，孛来遣使臣千余来进贡。然前此累敕孛来，令少遣使臣，今愈增多，岂其诚心？不过假此以生衅端耳。若我边将谋勇，士卒精强，虏虽变诈，奚能为患？尔其体朕此意，整搠军马，严谨瞭备，如其侵犯，即为机相剿杀，毋畏缩以贻边患。”英宗皇帝同时将敕文发往辽东、代州、延绥、宁夏、紫荆、倒马、偏头各边关守臣。不久，兀良哈人亦有使臣400余人从大同朝贡，英宗皇帝敕谕镇守大同的王春、杨信等曰：“得奏朵颜三卫进贡使臣共四百余，俱至大同。然三卫往年皆从东路入，今乃随孛来使臣一路入，殊非常例。尔等其谕以此意，令其头目三四十人赴京，其余俱留大同。仍须加意防闲，毋令漏泄事情。”⁴⁵

英宗皇帝在位的最后时光，还处理了与孛来、小王子等相关的一系列政务。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二日，礼部奏：“昨日译出迤北麦儿苦儿吉思（马可古儿吉思）可汗番文，欲乞遣使往来，以通和好。奉旨，命臣等议。臣等以为，宜谕来使满都等还报麦儿苦儿吉思可汗，果能尊敬朝廷，听其遣人来朝。今朝廷欲遣使臣往彼，恐别构是非，反生嫌隙，请遵祖宗旧制毋遣，庶得永远和好。”英宗皇帝是其议。正月二十四日，新继位的成化皇帝还授予马可古儿吉思王子及其太师孛来的部下满都等79人各类官职。⁴⁶

正月十七日，英宗皇帝驾崩，年仅36岁。他在位时，先后有过正统、天顺两个年号，明朝亦处于多事之秋。最终，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他带走了。后世对他的统治普遍没有过高评价，但这在作者看来显失公允。他曾两次为人（也先、景泰皇帝）软禁，这对一个天子来说亘古罕见。总的来说，英宗皇帝看起来内向而被动，但他也有仁爱的一面，特别在复辟后，他的统治差强人意。他对王振有着近乎依恋之情，对他的弟弟景泰皇帝却近乎怨恨。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在特殊处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情绪化的一面，哪怕天子也不例外。

注释

[1]马可古儿吉思是孛来拥立的可汗，又被称为“小王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