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正德时期——“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1506—1521年）

正德皇帝朱厚照于1505年即位，即位时年仅13岁，1521年驾崩。他在位期间，切实证明了他在人格上与乃父弘治皇帝完全相反。他的生活作风极尽奢靡浮夸，且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本人对军事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他渴望离开幽深禁宫，走向战场。尽管明朝迎来如此“任性”的皇帝，但强大的官僚体系及其中杰出的人才仍在发挥作用，出色地维系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转。

弘治皇帝驾崩后，鞑靼人的袭扰越发加剧，破坏烈度有增无减。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北虏大举入寇宣府，由新开口毁垣而入。尽管明军奋勇作战，但诸军仍被围困六七日，人马饥乏。援兵“为虏所扼”，救援难为。是役，明军最终死者2165人，伤者1156人，失马6500余匹，被掠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这看起来似乎是土木堡之变以来明军遭受最惨重的损失，《明实录》称之为“己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尽管京军陆续前往援边，户部亦拨银至宣府筹措兵粮，但这一切为时已晚。¹

五月二十六日，苗逵、朱晖、史琳再度与张林等率神铳火器兵往宣府征剿北虏。内阁以皇帝之名行敕与朱晖等曰：

近宣府守臣节报，虏贼拥众寇新开口等处，势甚猖獗。尔等其相机调度，分布要害，设伏出奇，或攻围未解，多方救援，或肆为冲突，悉力拒遏，或掩其未备，或邀其归路，务期克捷，毋坐守一城，听其掳掠，毋率意轻进，堕其奸谋。宣府、大同、偏头关及延绥等处游骑等兵，俱听调用。参将而下及各镇巡等官，悉听节制。官军头目人等，敢有违犯号令者，重以军法处治，其临阵退缩，不用命者，指挥以下就于军前斩首示众，然后奏闻。斩获贼级，俱送纪功官处审验，从实开报，以凭升赏，不许冒滥军中。事有难拘常例者，听尔等便宜处置。尔等受兹重托，宜竭忠效力，以纾朕北顾之忧，其往钦哉。

明廷并没有对此次北虏入侵掉以轻心。但是，朱晖等表现平庸，御虏无策，与其节制宣府地区军民人等大权不相匹配。另外，在北虏作耗的这段时间里，兵部仍希望当地踊跃募兵，以替代京军。²

六月，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陈其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亩，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所用夫力计四百九十余万，工马价、匠价银计二千二百九十余两，夫钱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余文，口粮二万四千三百余石。”³如果李鐩所奏属实，那么经略山海关的确所费不赀。明廷似乎对北境防线所面临的威胁早有预感，但直到目前为止，北京以东的边防线仍相对平静。

七月，由于“虏贼”在宣大一带势力猖獗，兵部集廷臣会议边事。给事中尚衡言：“丑虏之谋之势，殊非昔日，如架梁哨、高台营，布阵皆效中国。至如盔甲、旗牌，彼亦得诸抢夺而用之。奸细探访，又或过我。我军之虚实强弱，无有不先知者，则彼（朱）晖、（史）琳二人之智勇，亦有不必言矣。”兵部亦称：“二镇主兵几八万，客兵余三万，将领十四五人，京营调遣者又六人，若使监督、提督、总兵等官果能秉公仗义，惟诚调度，未必不能效力而成功也。”⁴

随后，提督军务右都御史史琳奏捷：“虏犯大同、洪州、顺圣川等处，参将陈雄等败之”，是役，明军斩首87级，生擒1人，缴战马200余匹，夺回被掳男妇2700余人，器械、牛马等无算。正德皇帝命嘉奖之。

然而，我们很清楚，这场胜利充其量只是一连串失败中的一次偶然逆转。不久后，万全右卫再次遭遇惨败。据兵科给事中邹轩言：

万全右卫去宣府仅七八十里，实京师北门之外。近日，二将败死，官军六千弃甲祈生，虏皆不杀，削其毛发而纵之，今归者殆半焉。彼岂仁之？盖欲款我边士，使畏其势而衔其恩，守边将士莫不解体。且近以虏犯大同，太监、总兵皆统兵赴彼，而宣府之备甚虚，彼或为声东击西之图，其何以支？况古北口、潮河川及蓟州一带，皆贼所出没之路，彼觇知京兵皆聚于边，轻我无备，或间道以窥都城，又将何以御之？乞留军万人于大同，分万人于宣府，使互相应援，仍募土兵，揽群策，究前失事之由而重治之，败归之卒，勿滥恤焉。其古北口诸处，宜益兵以严其备。⁵

又据兵部奏：“虏贼拆墙攻墩，及散漫屯驻者五十余处，追虏人畜、蹂豆麦、杀墩军者二十余处。未报之数，不知几何。其中或数骑、数十骑，初非众寡不敌，而我将士四集，未闻有防御截杀者，后患可忧。”这是一份令人沮丧的奏报，在兵部看来，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虏兵”一旦杀回，明军莫之能御。⁶

宣大事态出现缓和后，明廷开始清算战争中冒滥功赏、虚报战绩及严重渎职的行为。⁷当然，彻底伸张正义不复可能，但伴随这一过程，年少的正德皇帝身边开始出现新的势力和秩序。刘瑾，这位臭名昭著的权宦，是正德皇帝的玩伴，在逐渐取得皇帝欢心的同时攫取权力。他的党羽，号为“八虎”，刘瑾乃首虎是也。他们决定息事宁人，停止深入追究各种腐败渎职问题，并奖励、晋升、安抚弹劾者。《明实录》撰者于字里行间莫不表达痛恨遗憾。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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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官员并不愿意赴任边境，或者即便奉命前去，也会想方设法调离是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官员若能于边境地区用心高效地履职，亦可成为绝佳的升迁跳板，同时获得良好名声。如前所述，叶盛、余子俊、马文升等即属后者。⁹当然，我们提到的杨一清亦在其中。杨一清的文集中收录了大量他在陕西边防之官时的奏议，最早可溯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其于平凉督理马政时。正德二年（1507年），身为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制的杨一清因不党附刘瑾而致仕，次年被诬下狱。不过，他的政治生涯远未结束，此后，他甚至成为内阁首辅，嘉靖九年（1530年）薨。

管理马政听起来枯燥乏味，但对杨一清而言似未尽然。其《关中奏议》中存有21份自弘治十六年（1503年）至正德初年关于马政的奏议^[1]，显示出他对马政工作的付出与热情。弘治十四年（1501年），北虏曾在陕甘交界地带发动突袭，致使当地一片废墟，而明朝自永乐时期苦心经营的马场亦毁于一旦。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任务极为艰巨，其问题之复杂，不啻需要另一本专著来详细分析。在这里，我们无法细数其实，只能从结果上观照明朝基层治理之一斑。¹⁰

在这段时间里，杨一清还同时负责茶马贸易，其《关中奏议》中有自弘治十七年（1504年）至正德二年（1507年）关于茶马贸易的奏议5份。^11[2]要完成这一工作亦非易事，而马政之于明边防安全已毋用笔者赘言。对于明朝政府来说，马的获取途径相对多元，既可通过朝贡贸易、官营马场、强制征收，又可通过私人榷买、茶马贸易获得。明朝政府深知，任何单一获取源都存在风险隐患，而马本身又是易耗品，非永久物品。马有生老病死，人们亦需常加更替。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1505年1月），在突袭宣大之后，小王子的势力又重回河套地区，于是经兵部所请，弘治皇帝命杨一清巡抚陕西。在灵州遇袭，宁夏守臣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杨一清这样的人才正逢其时。¹²

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月，宁夏守臣请复设将官统领陕西游兵，“外以策应花马池，内以保障固原、靖虏”。兵部令巡抚陕西都御史杨一清自行区处。杨一清支持此建议，他说：“宁夏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直抵高桥等处，乃套贼入寇之门户，而其钞掠之利，则在于环、庆、固原、安会、静宁、隆德诸处，以监牧马匹在焉。且土、汉杂处，易于生变，一失保障，则腹心受害，根本动摇，游击之设，往来防遏，所以攘外而安内也。”其建议得到明廷认可。¹³

关于此事，《明实录》的记载相对简练，而杨一清的文集中则有更为详尽的奏议。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十九日，杨一清题奏：

陕西天下要害之地，固、靖等边，又陕西要害之地，八郡数百万生灵之命所系，而缺乏至此。今虽烽火少息，套贼去留犹未可测，纵使河开过套，将来事势，尤有可忧。

盖自弘治十四年大举抢掠之后，虏贼闻知设有总制大臣（即秦纮），将以为修筑边墙，增兵增粮，事事有备，以此，小王子大众不曾过河，止是火筛等枝入套。近日，贼人分散，丑类潜谋剽掠，随处拆墙填沟，如蹈无人之境。各该大小领军官员，拥兵坐食，未闻运一方略，以挫其锋。况黠虏多遣奸细入境，觇我虚实，恐其蔑我无能，知我无备，将来纠合群酋，乘冻渡河，大举深入。势须征调延、宁、凉、庄官军，以为内援。若不先事储蓄，临期缺乏，未免穵运劳民，贻患地方，诚非细故。

臣惟图事于平时者易，应变于仓卒者难。先年，陕西为因不曾先事储蓄，及至大虏入套，动调军马，奏开课盐不知若干万引，运送官银不知若干万两，举行纳银、冠带等项事例，所得又不知其几何。虏寻出套，师旅既罢，仓库一空，徒为乘时射利者之地，而民遭穵运转输之苦，至于阖门逃窜，逮今比屋萧然，生理未复。向使虏贼不退，兵连祸结，内变将作，不知何以为计？言之可为寒心。边报稍息，上下相安，遂谓无事，储蓄之策，废而不讲。

顷者，虏复入套，烽火络绎，会计所储，在在不足，相顾骇愕，仰给朝廷。幸而虏贼悔祸远遁，设或潜伏河套，经年不出，乘秋大举长驱深入，纵然不惜府库之财以充供军之费，而地方所出有限，仓卒亦难办给，此皆失于先事储蓄之过也。

杨一清接着指出边储匮乏对于人心士气的不利影响：

且如每草一束，平时价不过二三分，遇急收买，至七八分一钱而无措；每粮一石，平时价不过五六钱，遇急转输民，至费银二三两而不足，此理明甚，人岂不知？其因仍玩愒，良亦有故。今之士夫，任耳不任目，恶闻人善而乐谈人之过失。宁仓卒而劳费，人无非议，平时招籴、增粮、增草，则群而哗之，以为多事，甚则疑其因以为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矜矜自保，苟免罪责；尊者循循度日，坐待升迁，有能实心为公家任事者寡矣。……臣窃恐议者因见延、宁小捷，地方稍靖，遂置边储于度外，万一有警，又将贻后时之悔，深虑却顾，不得不极言之。

解决边储问题的方法，杨一清认为还是需要依靠开中盐法：

查得先年户部拟奏充实边储事件，非止一端，虽出一时权宜，中间有益无损、经久可行者亦多。至于开仕途滥进之门，为罪人幸免之地，所益者小，所伤者大，苟非门庭之寇，亦正不须如此。若发京师帑藏之财，虽失居重驭轻之宜，终成损上益下之美。但京师储蓄有限，各边仰给无穷，恐非可继之道，求其获利多而取效速者，莫如开中引盐为便。盖榷盐之利，本为助边，果能绝私贩之阻滞，杜权贵之请求，则生生无穷，何忧不给？伏望皇上俯念陕西关中重地，边储缺乏太甚，所宜急时预处。乞敕户部合无于陕西开中两淮等运司，常股、存积等课盐百余万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后，籴买粮料、草束，查拨固、靖、兰州、环、庆各该边堡屯驻军马缺乏去处上纳。¹⁴

数月后，杨一清又亲往沿边巡历，发现许多问题。他奏道：

臣巡历陕西沿边军卫、城堡，阅视军马，多非素练之兵。或弓矢器械之不习，或坐作进退之不知。其间勇健壮丁，又多困疲，身无完衣，而备冬人马狼狈尤甚。询其所以，盖因近年领军官员，以操练为故事，以科敛为得策。遇冬主将巡边，各枝各队辏办银两，官则或马或币，献其所有；军则或粮或草，任其侵克。至于河开将放，每军敛银一二钱，谓之“卸甲”。驿站所过，料草不支本色，谓之“打干”。头目虚张声势，打点过送，以为孝顺。将官佯若不知，端居坐受，以为当得。承应不及，而棰楚随之，钱物到手，则诸事不问。故凡把总、管队等官，但知媚上，岂复顾下？但求免祸，岂暇恤军？以致军日贫、马日耗、武备日弛，职此之由。去冬，套贼侵犯，势甚危急，镇守武安侯郑英统兵固原，不闻扬兵耀武之谋，仍为克科聚敛之举。夫三军之命，皆系于将，驱冒水火、蹈白刃之人而夺其衣食，戕其肌肤，使之怀愤积怨，深入心骨，仓卒遇敌，其不涣然离散者几希矣！况望其捐躯效死，以成尺寸之功哉！¹⁵

杨一清的奏文令人愕然。可以想象，一支士气低迷，腐败丛生，将官玩忽职守、不恤下情的军队如何能保卫明朝的边防安全？或许边防设施损坏可以修缮，奖惩制度失灵可以弥补，军需供给短缺可以临时改善，士兵不足可以调遣，但腐败问题难以连根拔起。即使监察官员们一再弹劾上诉，但这种现象仍普遍存在，且在可视范围内无法消除。¹⁶问题在于，是什么驱使明朝不愿屈服于这种腐败现象？事实上，只要稍加调整，这一防御体系仍能维持低位运转，明朝君臣何以苦苦追求将士们必须以集体主义精神的饱满热忱去忠君爱国？在笔者看来，防御姿态并不需要如此精神，局部取得成功，已经足以称道。

明朝政府并非不鼓励革新。有些革新之法获得成功，当然亦有失败者。如前述，余子俊对新式战车的设计就濒于破产，其墩塔建议亦最终无果。而在巡抚延绥都御史文贵的建议下，明军在榆林城等处修筑新式墩台凡147座。此前，明军缘边墩台多为“前代之旧土木，深厚且坚实”，文贵提议将之易为砖木结构，因为砖木墩台“中空外坚，多留箭窗、铳眼”，可以“伏兵御虏”。但是在实战中，“虏兵”多“毁其砖石，因风纵火焚木，熏烟从窗入”，明军将士多窒息而死，于是这一设计又被废止。¹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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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缘边仍旧处于动乱之中，无论在人们的思想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弘治十四年（1501年）入侵事件的影响依然存在。弘治十八年冬十二月（1506年1月），“虏众拥众数万，毁边墙散入”，“势甚猖獗”，但明军互不统属，指挥不灵，使得虏众得以乘机剽掠。于是，杨一清向朝廷奏道：“近因警报，尝议调延绥游兵、土兵至此分布防御，而无一人至者，盖以事关各镇，不相统摄，彼此抵牾故也。宜命大臣为总制，无事则常驻庆阳，有警则往环县、韦州诸处，居中调度，如虏众出套，亟行经略花马池一带边务，庶有备无患，全陕可安。”明廷支持杨一清的想法，并令其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马政。¹⁸

事实上，明廷也在积极应对多面威胁。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二十六日，兵科都给事中艾洪奏：“河套之虏侵掠宁夏，势甚危急。其半在河外者，逼近宣大，恐其诱我西援，分兵北寇，不可不早为之备。宜遣给事中四人，分往辽东、宣大、延宁、甘肃，召募土兵，程其功能，重立赏格，亦防御之一策也。”兵部奏道：“虏窥伺宣大，实如言官所虑，臣等项欲设总制大臣……仍以请若募兵，则人用银三两七，镇每兵三万，总为兵二十一万，用银六十三万矣。”¹⁹

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文官接管军务的迹象越来越多。高层指挥官团队通常由太监、将领和文官共同组成，仅就此看，是难以察觉其变化趋势的。但若从其他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出，地方巡抚渐渐成了边防军队的“总制”。

作为新任总制官，杨一清开始向朝廷奏报关于河套方面更为详细的边防作战情况。根据宁县总兵官、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祥奏报，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初一“夜丑时分，据鸣沙州迤东枣山墩夜不收周翊同、灵州摆拨夜不收刘瑛报”，十二月三十日未时，他们发现“达贼精兵约有五六万，俱穿戴明盔明甲，张打旗号，三路摆列台营，从地名石把都来，后面灰尘不绝”。而红寺儿夜不收潘关一等报，初一未时，“虎巴山灰尘约长三十余里，亦结营阵联络而行”。初二申时，“哨探夜不收王洪报，未时哨见达贼灰尘涨天，结营行走，从南往旧白塔儿去讫”。副总兵卫勇也看到，“贼势十分拥众，摆列营阵而行，又兼天晚，援兵不能猝至，难以发兵”。明军守将“一面急差乡导陆宽等，飞调韦州按伏副总兵姜汉等人马前来，并力追杀”。戌时，杏园墩摆塘乡导陈演报，未时“瞭见达贼灰尘，从地名白塔儿东空过，至黄昏时分未尽”。

初三黎明，明军出兵，“副总兵卫勇人马为左哨”，李祥“为右哨，指挥杨瑛、周冕统兵车继后袭追”。行军途中遇到白塔儿墩瞭高小旗张英，据张英报，初二未时，“宁夏差来夜不收徐礼保、魏成爪探声息，到于本墩空，被前哨达贼杀死，马二匹抢去。追至白塔儿后，有延绥副总兵姜汉、游击戴钦、参将王戟人马到彼会合，袭踪追赶。随有固靖游击将军陈善亦领人马俱到地名猫儿头山，因见天晚，风雾昏黑难追，彼众我寡，力不能支，恐堕诡计”。故“三更时分，延绥兵马往小盐池”，李祥等“至五更时分到石沟儿驻扎”。

初五，灵州守备焦洪差夜不收张华等报称，昨日，“大众达贼从清水营、木井等墩空，及花马池原拆墙口出境去讫”。李祥等将前线战报上报给杨一清。

杨一清总结了近来的边防战况，认为李祥等作战不力：

前事先因大势达贼于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七等日拥众大举深入固原、隆德、会宁地方抢掠，缺军御敌。臣遵照钦奉敕谕及兵部节该题奉钦依事理，移文调取延绥游击将军戴钦、参将王戟，统领游兵、土兵前来腹里应援。副总兵姜汉统领奇兵会合宁夏总兵官李祥等人马，联络驻扎小盐池、石沟、韦州等处，邀贼归路，因是道途阻滞，游兵、土兵日久征调不至。本月二十九日，据西安州海剌都操守指挥陈晟等差人走报，前项达贼于二十七等日由西路麻张堡、西安州、锦鸡口出境，恐前调游兵、土兵仍来固原，缓不及事，又经差人阻回，行令前去石沟、盐池一带按兵，密切会合宁夏主副将官及陕西游击将军陈善等官，相机邀截，已经具题外。

今据前因，照得前项达贼自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拥众大举从花马池地方拆墙进入，分守参将霍忠兵败被围，杀伤官军数多。贼众乘胜长驱，深入腹里抢掠，至正德元年正月初二等日，从石沟、盐池两界地方出境，虽经会行延、宁二镇将官合兵追截，止是延绥副总兵姜汉奇兵斩获首级二颗，参将王戟、游击将军戴钦人马俱无斩获。又查得各官不遵兵部原拟，到边稽迟，但系新旧将官交代之际，况王戟当虏寇入境之初，冲锋解围，有功于花马池官军实多。戴钦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方才任事，十七日随即统领官军启行，千里赴援，未尝后期。宁夏主、副将官李祥等各称声势，十分拥众，摆列营阵而行，难以发兵，缘事关各镇。中间事机委曲，非臣所能悉知。除将姜汉等解到首级、夷器看验收库，达马给军领养，及陕西官军获功误事缘由俱另行外，缘系大举达贼出境，客兵追截获功事理，谨题请旨。²⁰

与此同时，宣大方面对虏的进攻亦应对不力，部分原因仍与“老师费财，冒功匿罪”等腐败现象有关。²¹

北虏袭扰的奏疏如雪片飞来，朝廷上下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此次袭扰，似乎与弘治十四年（1501年）时的破坏力度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兵科都给事中艾洪等措辞强硬地题奏曰：

臣等窃见胡虏犯顺，边事孔棘。陕西、宁夏等处官军已被其挫衄，隆德、会宁等县地方俱被其抢掠，肆无忌惮，直至秦州西南等处约二百余里抢掠。国步艰难，人心危惧，殆如一发之引千钧势，不可救药。道路传闻，畿甸惊惧，十分紧急，危及宗社。且大势达贼在王府衙下驻扎，声势联络，火光相望，远近不一。传闻宁夏分守东路右参将霍忠人马约有七百余骑，俱被损折无遗。参将王戟所领土兵，中途偶遇达贼，又被杀伤数多。总兵官曹雄人马约有五百，俱被残灭，仍将曹雄围困在红城子，略无一人一马救援，势甚猖獗，人颇怆惶。镇巡匿不以报，地方失陷，咎归于谁？万一不虞，延及宗社，虽万死何赎！

杨一清在其《关中奏议》中记载了这则题奏，并针对艾洪的题奏作出回应，总结了战事细节。²²

接着，杨一清在《奏议》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向朝廷提议招募当地土兵：“往年，达贼河开之后，俱各出套，即今虏请非常，事势难料，若果在套潜住，未免肆意侵掠，为患不已。况陕西一带岁遭大歉，民财已穷，合用军马，除本省三边之外，别处客兵，决难轻动，况彼处土人生长边方，材力勇劲，便于战斗，若欲鼓舞用命，必须激之以利，故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正德元年（1506年）七月初二，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于是杨一清又继续上奏，罗列一系列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来效力明军但没有得到封赏的边方当地土民。此后，杨一清指出：“兵部奏行招募事例，明白详尽，虽有榜文揭示，但边方村野土著军民，字且不识，意何由解？必得能言晓事之人开谕，庶几人心乐从。”同时，他还提到明朝奖惩体系中的腐败和不公平现象，指出这种腐败和不公平极大挫伤了本地土民的积极性。²³

西宁，藏族聚居区的门户，明人入藏，必经此途。此地也是杨一清所“巡抚”的范围，但各族杂居，纷争不断。正德元年（1506年），西宁等处兵备、陕西按察司副使萧翀丁父忧，杨一清向明廷推荐陕西按察司佥事胡经和太仆寺少卿郭珠，从中择一代萧翀职。明廷最终升胡经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整饬西宁等处兵备”。²⁴

不过，这段时间，明朝边防的主要安全问题仍集中在河套地区的南部边缘——宁夏东部至延绥一带。杨一清为此奏道：

切见陕西各边，延绥城堡据险，宁夏、甘肃河山阻隔，贼虽侵犯，止在本境，为患犹浅。惟宁夏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里宽漫，城堡稀疏，兵力单弱，一或失守，乘势拆墙而入，其所利不在宁夏，而在腹里，必将犯我环、庆，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凤、临巩等府州县。其间土汉杂处，倘兵连祸结，内变或因之而作，根本动摇，诚非细故。此所谓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

杨一清接着又说：

成化初年，北虏在套，彼时未有边墙，恣肆出入。后该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今边墙二百余里，开浚沟堑一道。延绥地方边墙壕堑，又该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修浚完固。北虏知不能犯，遂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世平人玩，边备稍疏，墙既日薄，沟又日浅。弘治十四年，大虏由花马池拆墙入寇内郡，戕败我士卒，鱼肉我生民。虏人得志，始蔑我边墙为不足畏，连年拥众拆入，我军动辄失利。

杨一清根据自己在陕西任官的经历，认为：“虏情边事，颇尝究心。但腹里频年旱荒，仓廪空虚，馈饷不继。虏贼动号数万，倏聚忽散，出没不常，未至而广征士马，则徒费刍粮，既至而调兵应援，则缓不及事。纵使大兵既集务速，则彼或不来，持久则我师先老，恐终无以伐其深入之谋，沮其方张之势。”

对此，杨一清根据自己实地考察的经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臣恐坐谈不如亲见，本年五月间，自庆阳、环县历延绥、定边、宁夏、花马池、兴武、清水营直抵灵州一带，边墙、城堡、墩台逐一躬亲阅视，及将原勘议事情，会同巡抚陕西都御史张泰，巡抚延绥都御史文贵、总兵官张安，巡抚宁夏都御史刘宪、总兵官李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邢缨面议，所见所处，大抵略同。臣广集众思，兼收群策，参酌损益，始有定论。其大要有四：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饬韦州以遏外侵。当务之急，莫先于此。

杨一清承认，修筑边墙确实劳民伤财，但面对“虏患”威胁，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修边一节，陕西各该地方财匮民劳，兴此大役，必多异议。然利害有重轻，关系有大小。土木之害，较之抢杀为小，动摇之患，比之劳费为大。大事可成，则小费不足计，远效可图，则近怨不足恤……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万，用省内郡转输，斯为上策。顾今之力有未能，未敢议及。使虏人不恒入套，或如近年，入而遄出，犹可支持。万一拥众在套，经年不出，则陕西用兵，殆无虚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穷盗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及今将延绥、宁夏一带边防，设法整饬，贼来有以待之，虽不得为上计，犹愈于无策。然边防既固，虽中人可守，丑虏闻知，或数十年未敢轻犯，馈饷可省，休养生息于十数年之后，东胜之议，未必终不可复。

而之前历任官员主持修建的边防工程存在缺陷，不足以有效“御虏”。杨一清曰：

前项边防，委的壕堑窄浅，墙垣低薄，墩台稀疏，节被大势达贼入套，近边窥伺。墙里既无大兵阻遏，墙上又无官军拒敌，贼众填沟而进，掏穵边墙，一日可开二三十处。本处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剿？墩军惧其攻穵，往往弃墩而逃，烽火不接。纵使征调客兵前来应援，墙内墙外，俱平漫广衍，黄沙白草，弥望无际，贼众动称数万，我军众寡不敌，无险可据，难以遏其初来之锋。贼既入境，驰骤长驱，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无复邀阻，连年失利，职此之由。

针对这一局面，杨一清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以更为严密强大的防御体系来防止北虏袭扰。“将旧墙内外帮筑高厚”，墙上开设垛口，安置遮板；墙外添设壕沟、小堡，以及“上盖暖铺一间”以供士卒居住的敌台，“每间用五人守之，该用军四千五百名。无事之时，止守旧墩，每冬月河冻，不拘达贼曾否入套，即便调拨铺军上墙防护。仍添拨军人于新墩守哨，河开无事，疏放回营……虏贼若果入套，必似前窥伺侵犯，原拟征调延绥游奇土兵，及宁夏副总兵等人马，各于定边、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灵州等处驻扎，仍各分兵于新旧小堡内按伏策应。其间应分应合事宜，又在临期调度。如此，则边备严密，威武振扬，足以伐其邪谋，不敢轻易近墙。若是仍前填壕，近墙攻穵，官军出列墙上，敌台两边枪炮矢石攻击，贼徒愈众则所伤愈多。步兵击之于墙上，骑兵待之于墙内，其锋必沮，其气必丧。虏贼远来，利于速战，入既无策，势必遁归，纵使犬狼不肯悔祸，结聚攻围，边墙受敌不支，然相持之间，未免少延时日，烽火传接，环、庆、固原一带人畜既敛，兵备既严，可保无失。事不得已，则我边兵姑敛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锋。贼果深入，速将原拆墙口补塞，量留官军坚壁固守，各挑精兵袭踪而入，陕西官军挠之于内，俟其将遁，蹑踪而出，延宁精兵邀之于中，沿边官军拒之于外，贼虽枭雄，岂有善归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边墙，我军仍于墙上里面垛口用枪炮矢石攻击，势必溃乱。诸军乘之，纵不能使其匹马不旋，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数十年不敢入套。犯边经略之计，宜无出此”。在奏议后文中，杨一清详细计算这一方案所需的成本。

不过，很快杨一清就会注意到，即使方案如他所规划的那样实行，仍会存在不严密之处，还有许多工作亟待解决。至于防御体系中事关其他族属的问题，杨一清亦奏道：

灵州千户所北临广套，西控大河，实宁夏之喉襟，中原之门户。原额土、汉马步官军四千八百余员名，备御西安右护卫官军七百五十一员名。所管地方，东至萌城，北至兴武营，方数百余里，大小城堡二十余座，诚为达贼出没要害重地。灵州不守，则宁夏隔为外境，环、固势孤无援，无环、固则无陕西矣。

关于灵州，杨一清奏称：

内有土民四里，并土达军余六百户，俱系洪武年间山后节次归附人数。我祖宗嘉其诚，款收而羁縻之，给与田地草场，使其任意耕牧。后因有警，土人自备鞍马，出力报效，累有斩获，北虏畏之。近年以来，所司不知存恤，草场被人侵夺，莫为理断；马匹一概走站，死则追赔，虏贼外侵，科差内扰，人畜凋耗，死徙居半。

从杨一清的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朝边境颇为惨淡的画面——暴力冲突、叛乱或其他糟糕的事情互相交织。

杨一清还说道：

巡抚衙门奏设州治，建学立师，训诲土官、土人子弟，用夏变夷，似亦有见。但宁夏军余改设编氓，未免损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仍隶宁夏卫管辖。夫州治固不可设，缘本所军非不足，官有剩员，复守御之旧，当无不可。且今之管军官员，多一层则受一层之害，灵州军民，甚以为害，而宁夏之人，则因以为利，贪豪恣肆，上下交征，众暴强凌，无所控诉。必须复设守御千户所，专设宪臣一员，在彼常川驻扎，庶几夙弊可革，土人获安。但陕西按察司添设兵备副使已多，若再添除，又启官多人扰之议查得环庆兵备副使止管庆阳一卫事务，甚简况，又兼理灵州盐法。庆阳相离大小盐池各数日之程，实难遥制，灵州相离盐池不远，易于提调。合无将灵州千户所改设守御千户所，换铸印信用使，径隶陕西都司，所辖土民听本所吏目带管。将环庆兵备改作整饬环、庆、灵州等处兵备，自环、庆迤西，宁夏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直抵灵州一带地方，俱听提调约束，常川在于灵州驻扎，操练军马，问理词讼，抚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灵州盐课司大小盐池、盐法。仍听陕西、宁夏巡抚官员节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则军民免十羊九牧之扰，土人有趋利避害之望，而一带地方边备，钱粮有所稽考，不为无益。²⁵

明廷十分赞赏杨一清的一系列提议，很快，明廷就批准其各项奏议并下发实施。而杨一清的叙述，也确实让我们难得一见地窥视到明朝边防地区基层行政的情况。从中我们看到，经过一系列深思熟虑，明廷决定重组当地行政架构，而这可能会对生活在当地的非汉人族属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福祉也事关明朝的边防安全。如此，我们似乎也得以进一步理解，为何文化上“用夏变夷”的政策会被明廷所否决，因为这并非根源于“夷”的反对，而是直接减少了“夏”可兹利用的兵源。

***

正德时期，明朝北境防线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最高指挥官通常拥有极为广泛的管辖权。杨一清并非唯一一位出任“总制”的要员。在杨一清“总制”范围以东，还有附从于刘瑾的阉党人士刘宇出任大同、宣府、偏头关等处总制。他与杨一清之间需要彼此协调，以便北虏离开河套时明军得以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当然，无论杨一清还是刘宇，都无法做到一言堂，他们的决策仍需要“宫里”——正德皇帝及刘瑾的同意。故如此前所引杨一清的奏议，亦多由兵部尚书刘大夏、许进奏进获批，方可实行。²⁶

当然，明廷并非事事都应允杨一清。尽管他以十分的热情应对边防事务，但明廷亦会偶尔驳回其请求。如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十三日，杨一清就向朝廷提议停止继续要求宁夏方面进贡红花，但遭到朝廷拒绝。众所周知，红花是西北地区的特产，是重要的染料、药材和佐料，产量极低，故弥足珍贵。但杨一清指出进贡红花对宁夏方面造成了极大负担。他奏道：

访得宁夏镇守衙门递年采摘进贡红花，拨用官军数多，恐有别项私役情弊，已行查报去后。今据前因，切照惟正之供，在圣王不能废；毕献方物，亦臣子所当为。宁夏镇守太监、总兵进贡红花，未知起自何年，及称节奉钦依事例，各该官司亦无案卷可查。以臣度之，既不经由司府卫所衙门，又无额征一定斤数，其非任土常贡明矣。先年或以其土产之良，暂时取用，又恐喜事贡谀之辈倡而为之，递年相承，以为故事。

夫红花之为物，取之以供服用，固非奇技淫巧之比。但播种浇灌，薅锄采摘之役，拨用军丁，动以千计。前项查报，犹恐未的。经该人员借是以耘种私田，营干私事者，难保必无。计其所进之数两，镇守衙门每岁共不过二千余斤，装盛柜扛，差官赍进，起拨车辆、人夫。宁夏距京师几四千里，未免骚扰驿递，中间指称盘费打点等项使用，莫可查考，利之归于官者甚少，害之及于人者实多。

且宁夏地方，孤悬河外，与虏为邻。在先年间，边境宁谧，年谷丰登，军有余力，似不为虐。近年以来，山后之贼，不时窥伺，河套之寇，乘冻侵扰，按伏截杀，征调无休。正兵兼有守墩、守墙、守堡之劳，余丁又有修边、修渠、修坝之役，加之频年荒旱，衣食不继，屯粮重大，输运孔艰。原领军伍，凋耗居半，逃者未复，存者又逃，不得已而抽选招募，求以实边，所得不偿所亡，空虚转甚。陕西各镇边兵，未有若宁夏之最贫且弱者，将来事势，臣切忧之。及今正宜多方宽恤，扶衰补羸，以图元气之复。一切不急之务，似应停止。

臣切惟圣明轸念边镇重地，岁发帑藏之银，易买粮草、马匹不知若干万两。前项红花，京师所值价银不过数百余两，若蠲每岁数百两之银，宽每岁数千人之役，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亦何足惜。如蒙乞敕工部查议，合无将宁夏镇守太监、总兵进贡红花，特降德音，停免。额拨播种余丁，听当别差，果有钦奉先朝着为常贡敕旨，亦乞暂停三五年，以恤边兵用，成损上益下之美，且免假公营私之弊。所谓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边人云霓之望，此其一端也。

工部同意杨一清的建议，试图将原来种植红花的土地改为屯田，但正德皇帝（或刘瑾）不同意这一做法。²⁷

弘治十四年（1501年）之殇，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仍存在余波。是役而后，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杨琳受到牵连，锒铛入狱，而后被发配充军，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杨一清（与杨琳并无亲属关系）奉命彻查此案，并将事情本末如实上奏。其曰：

弘治十四年间七月内，巡抚都御史周季麟于固原驻扎，闻知达贼侵犯韦州地方，随差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杨琳率领官军九百九十四员名，前往黑水口按伏截杀。本月二十四日，杨琳据夜不收马黑儿走报，达贼进至打狼川。本日至午时，达贼万余先已攻围镇戎所。彼时杨琳以众寡不敌，与随征西安左卫指挥朱鼎等议要仍驻黑水口，以避其锋。有朱鼎等回说：“若不进兵，被周都堂打一百，也只是死，不如进战，便死也有名。”杨琳当即发军。本日未时分，行至孔坝沟，卒遇大势达贼，约五六万骑，连山遍野，满川前来迎敌。占在四面高岗，将官军围在沟南。两阵相离不上三十余步。杨琳在中军发放：“如今彼众我寡，且又陷在死地，须是大家力战求生。”当令指挥朱鼎、妙龄、武臣、许庆，千户杨玺各分一面，督军当先对敌，因是两阵相近，矢无虚发，战至戌时，官军死者三百余人，其贼死者亦有百十余人。官军在前者奋死力战，在内者挤㧜，不得展手，彼时心慌目乱，莫辨谁何，直至昏晚罢战。敌众俱在周围扎营，又值夜雨如注不息，至天明二十五日，军火器具皆湿，又复交锋。贼说：“不要杀了，只与我马罢。”官军叱骂固拒，舍死力战，至巳时，官军死者又约三百余人，敌死者亦有八九十人，俱在沟中重迭枕藉。贼见朱鼎、妙龄、武臣、许庆、杨玺善战当先，仇视四面，攒合拥挤向前，将朱鼎等钩搀下马，俱支解讫。杨琳与见在中伤官军三百余员名，各中贼箭，血流模糊，俱在死尸内掩藏。贼退，方才走出回城。

此后，贵州道监察御史杨仪为杨琳说情，认为其在孔坝沟提一千之弱兵，当十万之强敌，奋不顾身，输心死战，使彼处居民得以逃生。但大理寺最终仍认为其“轻率交锋，全军覆败”，据此问拟斩罪。后来，秦纮又奏称“彼众我寡，情有可矜”，于是朝廷决定宽宥杨琳，发为充军。杨一清认为此事仍有蒙冤，于是亲自前往杨琳交锋之处仔细勘察明白。据他陈奏：“杨琳以寡御众，奋死对敌，又值夜雨如注，弓矢、铳炮、火药俱湿，不堪使用。官军虽多损折，虏贼亦多杀伤，阻遏贼骑至于一日夜之久，不但山野居民得以逃避，而固原各城堡官军闻警戒严，方得保全。不然，地方之患，尤有不可言者。较其功罪，似亦相当。且孔坝沟南至黑水口三十余里，北至镇戎所仅七八里，彼时黑水、镇戎俱有按伏人马，而镇巡重臣又在固原驻扎，相去不远。初传贼众攻围镇戎，人心震恐，杨琳领军急趋而进，意欲与镇戎所主、客官军合兵拒守，且料固原援兵必至，不期未到镇戎，骤遇强敌，外无救援，只得奋勇对敌，事势至此，无可奈何，比之怯懦逗遛者，委的不同。”鉴于此，杨一清进一步指出，如果杨琳进一步受到惩罚，那么守军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不公正待遇而畏缩不前。他奏道：“近日，各边将官动以杨琳借口，贼至则婴城自守，杜门不出，坐视深入，不交一矢，以图全军，致令虏骑蔑我无人，肆行无忌，戕害生灵，抢掠头畜，其数无算，元气为之萧索，流弊至此。故欲宽彼覆军之罪，用励敢战之人。臣闻胜负兵家之常，成败利钝，诚难逆睹。古之名将，不能保其无败。若使沿边小大将官，咸怀以身徇国之忠，遇敌量力以战，不先为退怯，纵不能保其常胜，亦岂得全然无功？贼虏知我处处有敢战之兵，未必不少沮其方张之势。”²⁸

***

边境的短暂平静给了明朝军民休养生息的时机，也让杨一清等沿边守臣得以反思重构明军的防御体系。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十八日，杨一清再奏道：“照得黄河将冻，虏贼虽未见入套，备御之计在我，不得不严。看得延绥、定边营迤西，直抵宁夏、灵州地方，广袤平漫，无险可据，边墙低薄，壕堑淤塞，不堪保障。贼每从此拆墙深入陕西、环庆、固原地方抢掠，上廑九重宵旰之忧。臣切详此虏频年犯顺，其气方张，不曾遭挫，必无惩戒。然其志已骄，罪恶贯盈，天实怒之。今岁若复不肯悔祸，决当重遭殛罚。臣受命总制各路兵马，谨当申严号令，分布主、客官军，扬兵耀武，以伐其谋于未入之先，出奇设伏，以乘其弊于将归之际。然须脱略常法，随事达变，乃克有功。且善战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审常变，我边兵患于备多，将病于权分，各据利便，自分彼此，机可乘而不乘，兵当合而不合，其轻率寡谋者，则又知常而不知变，往往堕贼计中，以致我武不扬，狂胡日肆，职此之由。”杨一清接着又将前线按照纵深分为四类，“以定边营、花马池、兴武营、灵州一带为藩篱，以石沟、盐池、韦州、萌城、山城一带为门户，以固原、黑水口、镇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带为庭除，以安定、会宁、静宁、隆德、平凉一带为堂室”，并各安排将领布防，以争取最大限度保护明境。²⁹

杨一清并非唯一一位热衷此事的官员。镇守延绥总兵官、都督佥事张安向杨一清呈报道：

切见近年以来，虏酋骄横肆志，势甚猖獗，动辄深入腹里，诸镇被其蹂躏，地方尽皆残毁，未尝有一挫彼锋锐，切齿含恨，无所施为。且如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旬，虏中走回人口传报，酋首会议每人杀羊一只，牵马二匹，前往迤西地方抢掠。彼时得此消息，欲集官军乘夜出境，扑捣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势，但恐又有引惹边衅之说，有为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难行，以故贼徒得利而归，动摇内外。言及于此，实可寒心！若不预为处置，使贼痛遭挫衄以回，边患何时得息，地方何时得宁？合无将来虏贼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镇探听声息，选定马步官军住守，先差乖觉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贼巢远近、帐巢多寡，果离边墙一二百里之远，的实回报，然后将马队官军分为左右哨掖，步军驾御兵车随同出境，挨边扎营，作为家当，声势联络，遥振兵威。马军昼伏夜行，徐徐前进，约至贼巢，分兵四面，齐起惊击散乱，擒拿老小，剿杀强壮，邀赶生畜，纵有侥幸逃命脱走者，冬则冻饿死伤，夏则困渴疲敝，自有不战而亡。且又致使深入腹里抢掠之贼，得知前后不顾，急趋回营，见其巢破营空，妻子散乱，无所顾藉，生畜被劫，无所收集，加之腹里按伏官军追击，内外夹攻，手足无措，未免魂丧胆落，号哭奔遁。虏贼所顾恋者，妻子生畜，如此谋为，使再不敢返顾轻犯，庶保内外军民得安。缘系预计兵机事理，合行具呈，乞为参详可否，明示施行。

杨一清认真考虑了张安的建议，并认为值得一试。他向朝廷奏道：

虏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绥、大同官军失利之后，志骄气横，肆无忌惮。弘治十四年，深入陕西腹里，残害生灵，动以万计。弘治十八年，宣大游兵全军覆没。又河冻之后，连年窥伺陕西，既未遭挫，必无惩戒。今冬踏冰入套之举，难保必无。既入河套，必不安静。臣方部署将士，振扬威武，已将沿边直抵腹里，分为四路，布置主、客官军相机邀截。及具题外，但兵少备多，未免以一当十，出奇制变，似不得已。前项扑捣巢穴之议，不为无见。臣非不知来战去守乃御戎之常道，犁庭扫穴非圣王之本心，缘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颉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内地，而彼据以为巢，由是以窥我近边，犯我内郡，此正田中之禽，利用搏执，固非称兵于阴山之窟，溅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为也。

接着，杨一清详细向明廷介绍了自己的布阵方略，并强调前线将领的临敌措置之权，希望明廷能够授之以方面节制大权，而非事事遥制。明廷最终认可了他的建议。³⁰

***

问题远不止此。陕西有一部分管辖地域已经深入藏族聚居区，而越往西，则藏人生活的痕迹就愈加明显。在这里，负责军政事务的是明军的卫所，而非文官统治的州县。

那么，这里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杨一清有五份奏议涉及此处^[3]，其中不乏他自己的观点和评论，而大多数时候，兵部也非常认可杨一清的建议。正德二年（1507年）正月二十六日，杨一清奏曰：

洮、岷、河州、西固城、阶文五处地方，切邻边境，番贼先年不时侵犯，陆续奏设守备官各一员，职专操练军马，抚治番夷，保障地方。近年以来，仗赖朝廷恩威，诸番顺服，但夷性狠诈，种类数多，反覆不常，祸患难保。况岷州相离阶州五百里，文县七百里，西固城三百里，洮州一百余里，河州五百里，河州直抵阶文一千二百余里，且又山沟陡峻，道路崎岖，若将各该守备官员尽行裁革，止设参将一员，常在岷州驻扎，边备副使常在河州驻扎，有事公同计处，倘遇有警，直待呈报各官，方才调用人马，不惟缓不及事，抑恐所丧滋多。其称前项守备官每人常带家属四五十口，莫肯自出己财养赡，分外供亿，何胜其繁，甚有不守法度，肆为剥削渔猎，诚有所见。但征剿截杀之际，若非亲人跟随不可，合无将各官随带家人，量为查革，各止许存留十数名跟用，其余俱发回原籍随住。各官仍照旧存留于各地方守备，若有人口过多，甚或废弛边情，剥削军士等项奸弊，听边备官用心访察。

明廷是其议。³¹

在另一份奏议中，杨一清指出攻守之道的不同，并为此要求重新安排才能不同的将领各就其位。他奏道：

惟三军之命，实系于将，而战守之将，其用亦各不同。今之参将，分疆画地，各守一隅，所谓守将，遇警固未尝废战，而其用则先于守。今之游击，随贼声势往来策应，所谓战将，所至固未尝无守，而其用则专于战。守将之务，修车马、备器械、据要害、固封守、明斥堠、谨禁防。寇至而先为之备，不必求取战功，求无所失而已。若游击之官，披历荆棘，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齐力，非躬冒矢石，则不能解围溃坚。虽谋勇贵乎兼济，而常以勇为主，是二者固未始不相通。而目前之用，则先其所急。切见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都指挥佥事时源，性资果敢，胆气猛厉，惯经战阵，骁勇著闻。今分守一方，虽亦未尝废事，使当游击之任，冲锋破敌，是其所长。延绥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戴钦，性资明爽，才识疏通，晓畅边情，熟闲戎务。今为游击，非无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过人。且人才难得，用违其长，虽能者无以自见，随才器使，则天下无不可用之人……如果臣言可采，合无上请将时源改充游击将军，戴钦改任分守参将，各换敕行事，则此二人者易地而居，各当其才，战守之寄，两有所托。

明廷是其议。³²

我们暂且不看杨一清关于经略要害边防、保固疆场的一系列冗长奏议，而先看看他《为衰病乞恩休致事》的奏疏。他自陈“臣禀赋素弱，血气早衰，中年以来，耳鸣如蝉，目眩生花，元气受亏，火邪乘之，痰晕呕逆，时作时止，腰膝无力，行立艰辛”，希望朝廷能恩准他致仕养老，或至少让他回去养病，待病稍痊再行出仕。他在朝堂的朋友们也都替他在刘瑾面前说情。^[4]他将在正德五年（1510年）重新出山，届时我们再将焦点聚集于他。³³

***

总的来说，弘治十八年（1505年）到正德五年（1510年）期间，除了个别小规模袭扰，明朝北境防线总体相对稳定。此时，明廷的“当家人”是权宦刘瑾，他非法谋权，排斥异己，被广大士大夫所唾弃。在边防领域，刘瑾严格审计各类军需粮银的支出，试图以此降低成本，节约军费。不仅如此，刘瑾还诬陷杨一清冒领浪费边疆费用，将之逮捕入诏狱。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安化王朱寘鐇反，与周昂、何锦、丁广等联合，图谋不轨。叛乱始因刘瑾党羽在宁夏敛财而激变，安化王决定“清君侧”。正德皇帝以圣旨重新启用杨一清以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身份提督陕西等处军务，剿灭叛军。但叛军力量薄弱，杨一清尚未到陕，叛军已被镇压，杨一清转而奉命彻查事件始末。其《关中奏议》对事件作了细致入微的详细记录，所有证人证言的采信度以及处置方式，亦均作如实记录。³⁴

这里，我们需要以弘治十四年（1501年）所编的《宁夏新志》³⁵——最早的边疆方志之一——为参考，对宁夏作一简要介绍。《宁夏新志》对宁夏的细节记载是其他史料文献无可比拟的。据该志载，宁夏有户41474，城市发达，有羊肉市、柴市、靴市、鸡鹅市、巾帽市、杂货市、杂粮市、猪羊肉鱼市、米麦市、骡马市等。住户职业、身份亦各有不同，包括宗藩（庆王及叛乱的安化王等）、太监、都御史、总兵官、王府官等一系列官家人等，儒、释、道人员，王妃、郡主、县君、乡君等贵妇群体。此外，普通居民有耆老、农民、医生、卜者、阴阳家、丹客、博局、圆社、园丁、樵夫、牧民、猎户、巫师、火夫、回族、土达、通事、医兽、仵作等。军人则有将军、舍人、舍余、总小旗、总小甲、校尉、旗手、旗牌手、马步军、守城军、夜不收、弓箭手、大炮手、神枪手、盾牌手、弓弩手、吹鼓手、屯军、操丁及军属老幼、备御军、伴当、军牢等。另外，宁夏还住着许多基层吏员和贩夫走卒，计入掾史、令史、典吏、司吏、攒典、军吏，斋郎、巡拦、斗级、库子、秤子、厨子、门子、水手、马夫、驴夫、皂隶等。

又有一等工商业者，如酒、肉、米、布、油、鱼、杂货商人，行屠，店主，牙侩等，及画工、刊字人、金箔匠、银匠、裱褙匠、笺纸匠、塑匠、金线匠、织机匠、毛褐匠、绣匠、锡匠、帽匠、纸匠、丝线匠、绒线匠、钉磁匠、木匠、盔甲匠、裁缝匠、梳篦匠、镊师、冠带匠、碾玉匠、伞匠、笔匠、销金匠、描金匠、磁窑匠、瓦窑匠、车匠、石匠、挑花匠、挽花匠、生熟铁匠、打铜匠、铸铜匠、弓匠、箭匠、刀匠、油漆匠、錽银匠、旋匠、鞍子匠、秋辔匠、护衣匠、毡匠、绦匠、刷牙匠、各色染匠、琵琶匠、弓弦匠、穿花匠、绒花匠、雕栾匠、篾匠、绳匠、柳斗匠、芦席匠、笼甑匠、斜皮匠、熟皮匠、靴匠、鞔鼓匠、火药匠、泥水匠等。

社会底层的“贱役”者有媒人、家人、小脚、雇工、乐工，“贱女”者则有乳婆、尼僧、道婆、媒婆、师婆、稳婆、卖婆、干婆和妓女。³⁶

大多数方志并不如此详尽地罗列这样一份清单，那么，这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清单，实际上非常有助于即将上任的官员及其家属快速了解到本地的商品和社会服务行业发展状况。从这份清单我们也能看出，当地存在不少奢侈品生产职业，这可能与地方皇室成员的存在或官员骄奢淫逸的贪腐生活有关。另外，与军事装备相关的制造职业也占据极大比重。最为有意思的是，尽管宁夏这个边陲军事重镇远离富庶的中原地区，但它并没有变成一个斯巴达式的原始武装营盘，而逐渐发展成一个市民阶层多元、结构多样，居住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城市。我们不禁要问，其他边境城市，如大同、西宁，是否与宁夏的状况一样？

此外，通过《宁夏新志》，我们还可以看到宁夏某些时间断面上的人力与生产力状况。如《志》中所载，宁夏有军屯12826顷又45亩，每年可收粮14.84万余石，收地亩银1283两6钱4分5厘。每岁又可于官湖内采秋青草1840980束，窑草30万束，主要用于烧造修城砖瓦。另有样田^[5]20顷，岁纳粮1500余石，由惠民药局收贮，“以备人马药饵及各公署公物支用”，同时亦用于“给来降之人兑换衣袄”。不仅如此，宁夏还有红花田6顷72亩，为每年向宫里进贡红花之专田，由太监、总兵管领；又有敬禄田333顷，为庆王府专田。³⁷

《志》中还向我们透露出宁夏军民的“差役”很重。军丁每年需挑浚唐、汉等渠以及修理东西墙关，号为“挑渠、修边”。驻地明军还需要向朝廷进贡红花、灰石、秋青草等物，同时向边防哨军运送口粮、器物，以及往来官员行李、军器等物。“烧窑”也是“差役”之一。官窑一共6处，计300余名军余负责烧造砖瓦。另外，当地还有军匠280名，每岁负责造弓320张，箭9600支，刀320把，枪320条，甲320副，盔320顶，盾牌160面，铳箭头3600个，信炮700个，撒袋320副，弦320条。“烧荒”和“守瞭”是边防军队常有的军事行动。所谓“烧荒”，指每年农历十月，副将及都指挥分领骑兵3000余人，至山后、河套地区放火烧草；而所谓“守瞭”，指明军每年分四季，每季用步兵944名轮流守墩瞭望。其中，设提调巡墩官16员，又有夜不收188名，协助侦察敌情。巡哨则每隔一个月差遣一次。其中，往玉泉营、大坝方向各差500名士兵，往黑山营则差50名，往威振堡、镇朔堡则差300名。把门者则有311名，计把南熏等6门。³⁸

以此观之，宁夏方面似乎完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甚至摆脱中原王朝控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多民族政权。事实上，公元1038—1227年间，西夏王朝就在此立国。因此，安化王之反并非没有经济基础。不过，在明朝，宁夏仅仅成为其北境防线中的一环，是应对河套和贺兰山后之敌的桥头堡。这里地处前线，时常有前来应援的明军驻扎，加上偶尔歉收，明廷需要不断向宁夏调遣客兵，并提供各类补助，以弥补其供应不足。此时的宁夏，已完全成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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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五年（1510年），借由安化王叛乱之事，杨一清与诸臣一起携手除掉了权宦刘瑾。此后，他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终至内阁首辅。嘉靖三年底（1525年初），杨一清重新以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的身份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此事我们在后文详述。

就在此时，明朝西部出现了新的威胁——亦不剌（又作“亦卜剌”）。亦不剌出身于野乜克力部。³⁹正德六年（1511年）年底，亦不剌和其“丞相”阿尔秃厮与小王子在河套相互仇杀，为小王子所败，余众溃散至凉州、庄浪，四处掳掠。分守凉州右副总兵苏泰领兵与之战于大河滩，先后斩获首级113颗，夺获若干马匹、器械。随后，明军又在洮、岷诸卫加强防御，防其复寇。正德皇帝决定赐敕奖励有功将领。⁴⁰

如前述，野乜克力与哈密为邻，在此前的哈密兴复战中曾站在明朝一边。后来，野乜克力与小王子结盟，后者当时的主力部队正在贺兰山以西，亦不剌是其右翼蒙古部族的首领。自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来，亦不剌一直是袭扰明军的主力将领。不过，在正德三年（1508年），裂痕出现了。小王子在河套北部打败了亦不剌，随后亦不剌率军向西南移徙，沿途袭击了甘州、凉州、庄浪，而明军亦予以有效回击。在小王子和明军的双重打击下，亦不剌只能进一步远徙，并于正德七年（1512年）在藏族聚居区东部边缘锁定了新的征服目标。亦不剌的势力逐渐渗入这片山林草原交替地带，并在松潘、洮州、岷州、西宁等处发动更多袭扰。⁴¹从亦不剌的一系列行为看，他既不拥护宗教，亦非意图以族属立国，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他的血统和个人才能给他带来了一定名声，但在明朝看来，他始终是“达贼”、是“虏”，与其他势力并无二致。

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亦不剌采取双重策略对付明朝。一方面，他令阿尔秃厮寇永昌，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他又遣使肃州，“求速剌（川）、讨来（川）之地居住”，又欲以女与哈密都督奄克孛剌成婚。肃州守臣厚劳之而遣归其使。事情上报到明廷，兵部议曰：“虏情叵测，请令总制、都御史张泰亟驰赴甘肃，会镇巡、总兵官议处。”⁴²

但张泰卒于任上，这使得事态放缓。不过，至少在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明廷就已经拒绝了亦不剌的请求。而此时，亦不剌亦已离开“兔河”（讨来川）^[6]，西入乌斯藏。对此，兵部议曰：“亦卜剌窜伏边陲，苟延性命，乃敢阴怀谲诈，非分妄求。镇巡等官略无制御，乃欲以利羁之，是纳侮也。宜令总制都御史张泰等审计预防，喻以利害，若入境侵犯，则相机剿杀，毋或误事。”正德皇帝是其议。⁴³于是，西海子——今之青海湖——一带，成了明军抵抗“草原侵略者”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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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与前述事件同时，正德皇帝开始亲自主持军政事务。尽管兵部及其他朝臣反对，正德皇帝仍决定亲力亲为，荡平“流贼”。自正德四年（1509年）以来，“流贼”肆虐京畿附近，荼毒百姓。为此，正德皇帝将原本驻扎在宣大一线、久经战阵的明军调回京师参与“剿贼”行动，而孱弱屡败的京军，则被调往边区戍守。廷臣对皇帝的计划表示反对，他们深深知道，削弱边防防御力量对明朝整体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⁴⁴

正德皇帝这一举动是否可行？现在看来，确实存在明显漏洞。尽管到了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明军镇压了大部分“流贼”，但作为代价，北境防线也同样遭受破坏性打击，局面比部队换防之前还要糟糕。

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北虏五万骑寇大同，巡视居庸等关侍郎丛兰奏乞“选调真定、保定等卫京营下班官军防守紫荆、倒马、龙泉、居庸及浮图峪、插箭岭、白羊口等处关隘，仍择骁勇指挥等官七员，统领各协守操练”。兵部议如所请，且发辽东买马余银及太仆寺库银共15万两买马，寄牧于畿内州县，以备宣府、大同调用。

但是，这一策略远未奏效。很快，“虏贼”又犯大同，由白羊口入掠平虏、井坪、乾河等处，围总兵官叶椿、潘浩于黄土岭。随后，“虏骑”撤围，南下直趋马邑、朔州。宣府、延绥亦同时声称有警。巡抚都御史高友玑奏言：“本镇地方广阔，各卫所堪调马队官军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乞增调游奇兵分布按伏于天城、阳和、平虏、威远左卫等处城堡，相机策应，庶几三路可守。今延、宣各称有警，不发奇兵，又欲掣回游兵，事势危迫。乞敕兵部责令二镇守臣，无分彼此，速行应援，更乞命将出师，以彰天讨。”兵部议曰：“宣、大二镇，为京师襟喉，而与偏头、延绥境辅车相依，奇游兵马专为应援而设，故一方有警，诸镇策应。近因盗贼窃发，延绥兵马调征河南、四川，宣府兵马先调一千戍河间，又兑三千入京师，故兵力寡弱，不能相援。为今之计，宜以停征四川，兵守延绥，其游奇兵调于大同西路，以京操兵守宣府，其游奇兵调于大同东路，以大同、偏头兵扼其中路。仍令巡视提督官严备宁武、雁门、倒马、紫荆等关，如兵更不足，量发各州县民快义勇军余救援。仍乞于团营总兵内简命一人，统率原选听征官军六千人，分布截杀，余一万四千人待报启行。”于是，正德皇帝命咸宁侯仇钺充总兵官提督军务，统京营军六千人，“往会各镇巡官，协同操守”。⁴⁵

接下来数周，北虏的袭击此起彼伏，有关明军防御的崩溃、失败，以及粮食供应受阻等问题层层上达天听。不过，咸宁侯仇钺也取得了一系列战果，受到嘉奖。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仇钺奏称“北虏已退，边事稍宁”。但正德皇帝认为此时撤军为时尚早。他诏令仇钺“审量虏势缓急”，再班师并散遣所调各镇士兵。⁴⁶

西北防线方面，袭扰重新出现，但我们尚无法判定其与此次“虏军”撤退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正德八年十二月（1514年1月），巡抚甘肃都御史赵鉴奏陈边务：“一、自古浪以西，直抵肃州、酒泉驿，俱极边，军站原额每站甲军一百一十二名，今逃亡过半，乞令山、陕、河南三省应问充军囚犯，俱解本边，听其拨补。仍行陕西问刑衙门，一应赃罚，类解本边，听其供应，则往来朝贡，传报声息，不至阻滞。二、本镇倒死官马，俱由灾伤、征战，难照常例追赔，乞以西宁茶易马匹，暂准全给本镇骑操。”正德皇帝从之。数月后，正德皇帝与兵部商议，命兵部右侍郎邓璋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军务。之所以突然增设总制，是因为“达虏犯边，诸番族部落为所侵扰，往往寄寓甘肃城外，居人惊窜，耕牧皆废”，故有此设以应对。⁴⁷

吏部尚书杨一清又奏言：“甘肃虏情最急，边备最弛，为将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几缓急可倚。如副总兵徐谦、山丹卫指挥佥事武振，最宜用之此地。今谦处四川，用违其才，振尚居闲散，才而不用，且战将之与守将，各有攸宜，御虏之与驭番，为用亦异。西宁控制西蕃，藩屏陇右，抚御安辑，全在得人振之。廉勤镇静，练事知兵，足以办此。若西宁守备都指挥杭雄，其才可充游击，而局于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量为拔擢则用”。兵部基本认可杨一清的用人策略，并进行调整。⁴⁸

正德九年（1514年）五月，据报，吐鲁番再一次占领哈密。此时的吐鲁番速檀，已经不是前文提到的老对手阿黑麻了。阿黑麻本人在弘治年间率兵救援汗国西部，为月即别（乌兹别克）人所败，不久去世。⁴⁹阿黑麻之子满速儿经过一番王位争夺，最终夺取了汗位，并在正德八年（1513年）重新吞并哈密。⁵⁰满速儿遣使要求明朝赏赐，“狂悖益甚”，邓璋奏其事，引起明廷警觉，于是正德皇帝敕都御史彭泽总督军务，量调延绥、宁夏、固原官军驻甘肃御之。据《明史》称，彭泽其人“材武知兵，然性疏阔负气”，为此，不少大臣认为遣其经略哈密颇为不当。彭泽至甘州时，满速儿方寇赤斤、苦峪诸卫，遣使向彭泽索要金币。彭泽认为“蕃人”贪利，于是与甘肃巡抚赵鉴合谋，令哈密都督写亦虎仙以银币两千及其他各色物品贿赂满速儿，令其归还哈密印信。满速儿接受了馈赠，但并未作出任何表示。⁵¹

或许，正德皇帝对“蕃人”自有好感，因此他似乎不愿意对满速儿采取过度强硬的措施。甚至，当满速儿以击退瓦剌为由邀功请赏时，明廷还慷慨地赐予其彩缎、织金衣服和白银等。朝贡似乎仍在继续，到了正德十年（1515年）六月，明廷召彭泽回京，其奏曰：“满速儿悔过效顺，乃付哈密金印及城池于都督满剌哈三、写亦虎仙掌守之。召监守头目火者他只丁还，仍献所夺赤斤卫印。”⁵²

但这仍存在问题。兵部尚书王琼认为，哈密忠顺王乃拜牙即，而满速儿仅归还金印，令写亦虎仙等管理哈密，并未遣归拜牙即，恐其中多有变诈。王琼指出，应督令满速儿速成其事，正德皇帝是其议。不过，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地困扰这位兵部尚书，我们不妨随后再谈。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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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剌及其“丞相”阿尔秃厮，同时在藏族聚居区东南部给明朝制造事端。自正德五年（1510年），他们从河套撤离后迁至青海，先后攻破堡寨53座，杀掠官军并居民1200人有奇，“孳畜、器械、粮饷亡失以数万计”。巡抚都御史张翼、镇守太监宋彬等匿而不报，以“虏老弱残病及为小王子所败亡者”冒功充赏。正德九年（1514年）秋，巡按御史成文纪奏报其实，但正德皇帝下令无复追究，事乃作罢。⁵⁴

亦不剌沿着明军的边防线不断发动袭扰。正德六年（1511年），甘州、凉州、永昌、肃州等地先后为亦不剌所袭扰。正德七年（1512年），亦不剌将注意力转移到沙州南部，置于青海湖西北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占据了四卫的牧地。同年六月，亦不剌再寇嘉峪关，为指挥佥事赵承序等袭击，斩首百余级。同时，小王子的势力也没有给他喘息之机。两个月后，小王子的部队从贺兰山后直趋甘凉，亦不剌为避其锋芒，因此才如前文所述，遣使到肃州求速剌川、讨来川之地居住，并欲将女嫁与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奄克孛剌因不满哈密王拜牙即投降吐鲁番，率众于肃州一带牧放，与亦不剌驻地邻近。亦不剌试图与奄克孛剌结成同盟，并倚靠明朝。可惜的是，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明廷拒绝其请求，或许，这并非明智之举。⁵⁵

亦不剌挥师南下，向川藏交界的松潘地区遁去。但小王子北归，亦不剌则又再度往北，袭击洮、岷二州。在明军的抵抗下，他又掉头突袭松潘，随即又将兵锋重指洮、岷二州。亦不剌对松潘的袭击引起四川方面的恐慌，当地“番夷”或“诸寨”为其所掠，或“乘变纠众以侵松城”，如果所传无误，那么这样的结局显然更有利于明朝。⁵⁶亦不剌最后选择在青海湖附近安营扎寨。尽管小王子将之驱离河套，但青海湖一带对于亦不剌来说，显然是另一个河套。亦不剌进可与吐鲁番结盟，发动对甘肃的袭击，或待河冰开日，再次袭扰洮、岷二州或西宁卫。于是，正德十一年冬（1516年底至1517年初），这些“西海达贼”又开始侵犯洮、岷二州。不过，河冰已开，明军未知其下一步动作。他们有可能“久住河东”，继续袭扰洮、岷二州，也有可能与吐鲁番一起袭击甘肃，明军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准备。⁵⁷

正德十年（1515年）秋，明军遭到双重夹击。北虏寇陇州，亦不剌复寇洮、岷二州。二者相距约360公里，明军显然捉襟见肘，不得不匆忙动员各镇军兵。显然，对于明朝而言，这不是什么好消息。⁵⁸巡按陕西御史常在奏：“虏自春至秋，深入腹里为害，至八月十二日，十万余骑从花马池入固原，联营而行，长七十余里，肆行抢杀，城堡为空。”两年后，明廷统计损失，显示伤亡人数高达3700余人，近20万马匹牲畜被掳走。⁵⁹

明军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只能任由侵略者摆布。是年十月，亦不剌又犯临洮，明廷以右都督张洪充总兵官，提督陕西诸路军务，另京营兵马奉命出师讨伐^[7]，但军队从北京开拔到临洮，显然需要相当时间。给事中任忠奏：“顷者，北虏及亦卜剌入寇，命将出师。窃恐此虏狡猾，师出暂退，班师复来，是当以守御为本。近年，各镇以贪懦之将官，御疲敝之兵马，加以军饷不给，饥寒切身，故每遇虏辄避不前，及至失机偾事，朝廷悉从宽贷，军士有出死力杀贼者，未必获赏，而诡名奏带，足迹未至行阵之人，或得以攘其功，何怪乎将士之不振也！”兵部议谓：“今边务久废，卒难整饬，虏入寇方急，兵非得已。宜再敕监督等官相机剿杀，各边守御事宜，其循旧规，巡抚官必六年以上迁转，并总兵官亦宜久任。”正德皇帝从其所请。⁶⁰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月，任忠向明廷奏报陕西边境的恶劣形势：“陕西北邻胡虏，西接番戎，地瘠早寒，民多穴居野处，衣皮哺藿，无他生计。顷因北虏入套，沿边之民，耕牧尽废，腹里未遭杀掠者仅三四府。又以调集士马，日费刍粮，千里转输，亦皆疲敝。况春夏亢阳，麰麦少熟，继以霜雪，苗稼尽死，流移逃窜，十室九空。”但是，正德皇帝对此留中不报。⁶¹而在延绥方面，总兵官柳涌乞辞任。他报称：“虏连岁扰边，我军委靡，以致虏益轻中国，出入长驱，盖由把总、坐营等官贪懦，惟事剥削，军士困苦，莫肯赴敌。臣尝以利害申谕之，鲜有能自振励者。况延绥为关陕咽喉，军令岂可一日而废失？今不惩日复一日，养成骄蠹，边防大坏，臣虽万死，于事何赎？乞遣官按各官罪状，奏请黜革，仍别选才勇者代臣，庶地方可靖。”正德皇帝嘉奖其忠勇，但不准其辞呈。⁶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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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年（1515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整整一年，明军的处境极为糟糕。北境防线处处面临突袭。从松潘到陕西，再到蓟州，小王子、亦不剌以及兀良哈人的袭扰此起彼伏，明朝君臣心有戚戚然焉。甚至有“虏报传闻”传至京城附近，百姓一片恐慌，“西直门外居民奔入城者数千人”。为此，御史卢雍等上言，“宜命文武大臣分守九门，严讥察以安人心”。阁臣梁储等亦建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加强边备，为正德皇帝所采纳。⁶³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虏众将南侵，以僧法顺者为间谍”，为守关士卒擒获。数日后，巡抚宣府都御史王纯奏：“虏六万余入寇，总兵潘浩御之，于贾家湾败还，复整众迎击于鸡鸣山，杀伤亦略相当，但众寡不敌，征兵邻镇，虑缓不及事。”事下兵部，兵部尚书王琼极为愤怒，议曰：“纯初自谓宣府兵马足以御虏，可不烦发兵。及虏骑充斥，顾婴城自卫而事败，又不敢明言请兵，此非臣等所能遥制。其令太监张忠、侍郎丁凤、都督刘晖等督同纯等相机战守，纯、浩俱仍戴罪，俟事宁勘处。”正德皇帝是其议，并在随后同意言官请求，逮捕潘浩，发京治罪。⁶⁴

明廷决定抓捕“猴儿李”，并对其进行通缉：募边士有能擒获“猴儿李”者，“首从皆授指挥使、世袭，赏银二千两，仍以‘猴儿李’家产给之”；有能“就阵擒斩者，赐以爵赏”。那么，“猴儿李”是谁？据载，他原名李怀，为明军指挥，战败后“降于虏”。明军从抓获的间谍口中得知，北虏似乎非常重视他，授其为“平章”，“诸部落听其号令”。兵部曾试图将其子李勇以及其余家属迁往湖广，以迫其降，但最终并未奏效。尽管“猴儿李”听起来像江湖混子，但从明廷悬赏的金额看，此人必定十分重要。⁶⁵

接着，太监张忠、侍郎丁凤、左都督刘晖“各奏获虏奸细”，称“虏酋”郭那颜将在本月“复寇大同迤西”。兵部认为：“宜令提督都御史彭泽会总兵、游击等官议，如东、西二路贼远，量发兵驻紫荆关；如寇蔚州一带，令都御史臧凤严守，刘晖、时源等策应；如寇隆庆一带，仍于东路关隘防御，悉听泽便宜从事。仍令忠等多方哨探，马锡、王宪、时源等各整所部兵会剿。”随后，明廷又得知“虏谍”已四散入京的消息，于是兵部又令锦衣卫、巡城御史严督兵马司缉访，“凡流移潜住，及踪迹不明者，皆捕治之”。⁶⁶

九月，大同城内出现动乱。代王府镇国将军朱聪温、朱聪灍、朱聪濯等恣横为虐，代王朱俊杕等纵容之。聪灍曾殴打大同府知府鲍继文，几致其身亡，又怀刃欲杀之。聪濯则盗马出城，私铸军器，“遣谍潜刺边事”。镇守大同总兵官时源以“掠马”罪名，执代王府人，由是与代王朱俊杕有仇隙。于是，代王府皇室宗亲十三人至时源宅第，“毁其私所造旗牌及诸器服”。后来，“虏兵”寇大同，时源为其所败，退入大同城，“虏直抵城下，四散杀掠，死亡不可计”。时源之子时隆，亦非善茬，淫侈不检，朱俊杕由是向朝廷参奏时源，而时源亦向朝廷奏禀诸事，两相倾轧。刑部议令将“王府诸拨置舞文者十四人，及源等党殴伤宗室者六人，俱发戍边卫，情重者仍枷号，杖而遣之”。时源及其子隆、承奉都指挥等七十九人逮系京师。据《明实录》载，大同“且境临极边，既莫之制驭”，这里随后将有更大的灾难发生。⁶⁷

此时的小王子，亦在宣大方面厉兵秣马。正德十二年（1517年），“虏七万骑分道入寇”。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分兵进攻，这对小王子而言，无疑获益颇丰。明军败北四溃，“虏兵”杀掳军民3749人，掠夺牲畜2.35万余只。正德皇帝仍令巡按御史纠治涉事官员罪责，先后有数百人“下巡按御史治之”。不过，最终仅6名官员受到惩罚，其他人皆为赦免。⁶⁸

以上这些“虏患”、冲突、边军腐败及战争失败等，构成正德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亲临北境防线视察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明朝皇帝的上一次“视察”，还在正统时期，其结局则是土木堡之变。那么，正德皇帝为何甘冒此险？其巡行目的又在哪里？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介绍一下这位时年25岁的年轻皇帝。正德皇帝自幼颇特立独行，少年叛逆之心未泯。他不喜欢那些让他循规蹈矩的文人士大夫，同样地，士大夫们也对正德皇帝的种种言行报以抗议。明廷之中，如阁臣焦芳，两任兵部尚书陆完、王琼等，愿纵由正德皇帝并与之为伍，因此受到同僚道德上的谴责。但年轻的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他有能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改变数千年不变之成例。他讨厌幽禁他的紫禁城。正德三年（1508年），他搬到了臭名昭著的“豹房”。豹房之中，蕃僧乐师，西域舞姬，奇珍异宝，娈童鹰犬，无所不有，甚至在豹房中，正德皇帝还建立了骑射场（内教场）和军队。他在这里过着荒嬉无度的生活，每日莺歌燕舞，沉溺女色。而他最宠爱的，则是他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⁶⁹

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明朝君臣看起来尽职尽责地致力于北境防线的建设管理，但此举似显吃力不讨好，从我们目前的史料看，明军总是输多赢少。而正德皇帝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机遇。在他看来，破旧不堪、勉力维持的明军防御体系给了他施展个人才华并获得荣誉的机会。他渴望御驾亲征，驰骋疆场，将自己一腔热血投入明军所面临的严峻和危险的局势中。或许在正德皇帝看来，此举既能给北虏留下深刻的印象，又能鼓舞萎靡不振的明军。⁷⁰

正德九年（1514年），正德皇帝命令陕西太监购置的162顶铺花毡帐运抵北京。这些毡帐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住房、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⁷¹正德皇帝及其随从等开始居住在这些毡帐中。正德十二年（1517年），这些毡帐开始成为皇帝巡幸各地的“旅游工具”。正德皇帝开始离开北京，到宣府居住。这一主意来自江彬，作为宣府人，他极力邀请正德皇帝驾临宣府，而理由仅仅是宣府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美女。

不出所料，正德皇帝巡幸宣府之途，更似越狱。朝臣和地方大臣等竭力劝行，但正德皇帝屡不听劝。七月十九日，巡按直隶御史张钦冒死进谏：“臣职巡视边关，敢一言而死。人言纷纷，谓陛下欲过居庸关，巡行宣大。臣意陛下非事慢游，必深愤虏贼也。此虏谲诈凶狠，惟可命将御之，不必自与之角。汉高祖经百战之余，所统者皆良将，且围于白登七日，我英宗不听大臣之言，自出亲征，遂有己巳之变。且匹夫尚不肯自轻，陛下以宗庙社稷之身，又无太子、亲王监国，而轻出远游，万一不虞，将如之何！今天下之事，言者寒心，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长驱观兵，不谋之朝廷，而独谋之宫中，不议之众人，而独断之一己。使大小臣工莫知所措，恐非保国至计也。”八月初一，张钦再次奏道：“或传陛下欲出居庸关巡宣大，臣惟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清道，百官扈从。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有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在群臣反复进谏下，正德皇帝欲出居庸关不果，只好作罢，自昌平还。

但是，正德皇帝并不死心，很快，他再次外出，这一次，他成功了。车驾启程，无威严仪仗，亦无过多炫耀武力的兵马。八月二十三日晚，正德皇帝复夜出德胜门，趋居庸；八月二十八日，车驾过居庸关，遂幸宣府。这次，张钦出乎意料没有阻拦，未知是否正德皇帝乔装打扮，蒙混过关。⁷²

正德皇帝驻跸宣府足足五个月。此行最值得称道的是十月份的“应州大捷”。此役发生在大同以南60公里的应州，小王子率军寇掳此地，为正德皇帝率领的明军所击退。⁷³十月初五，正德皇帝亲督诸军御虏于应州，至暮，于驻地建成营垒。次日，虏兵来攻，正德皇帝复督诸将御之，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虏兵退却。复次日，虏兵退往西去，天大风黑雾，正德皇帝与诸将且战且退，直到退至平虏、朔州等处。虏兵最终撤退，正德皇帝命总兵官王勋、巡抚佥都御史王瓒等奏捷于朝廷。据《明实录》载，是役明军斩首16级，而明军阵亡52人，重伤者563人，圣驾乘舆亦几陷“虏”手。

兵部尚书王琼，随后表达不满。其文集《晋溪本兵敷奏》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虏营仍住威宁海子，本部预奏设备，视正德十一年（1516年），尤为周密。大同镇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机宜。适车驾幸阳和，虏贼入应州，辽东兵已在阳和待奏，方发稽迟，大同总兵官亦在阳和回迟，杭雄等虽遇战，不获大捷。惜哉！”⁷⁴九月二十八日，“达贼一万余骑，从怀仁城、煤峪等口入境往东南直行”，势甚猖獗，但王琼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提到“达贼入境，其原布人马有无获功失事，地方有无抢杀被害”，并要求地方合行查勘明白。在他看来，应州大捷后，“虏寇”虽已出走，但是否会倏忽复来，亦未可知，他要求边防明军尤当提防戒备，并请求正德皇帝允许兵部会同都察院遣巡按御史贾启“亲诣大同虏贼经过地方”，查照勘验各地损毁情况及地方官员是否恪尽职守。令人费解的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德皇帝方可其奏，但彼时早已势异，无须再行王琼的建议了。⁷⁵

后来，正德皇帝还慢慢被卷入边防腐败中。十二月十六日，兵科给事中汪玄锡奏：“延绥、宁夏二镇迭有警报，盖黄河冻合，虏骑可渡故也。今宁夏之兵调甘肃，延绥之兵调宣府，万一虏乘虚，而不知何以御之？且圣驾驻跸宣府日久，仓库虚空，又益之以各镇之兵，供亿不足，率皆饥困，万一哗然而起，不知又何以制之？夫事有召乱之形，已了然矣，陛下独不虑及此乎！望散遣所调兵，俾还卫各镇，早旋车驾，则边方之大幸也。”但正德皇帝并无答复。⁷⁶

正德皇帝确实想过解决边军供应短缺的问题。他督责户部务必凑足白银百万两以添军饷，但户部亏空，无以应命。于是，正德皇帝和户部决定“开源节流”，拟开纳银授职例：“武职授空衔者，都指挥佥事六百两，指挥使五百，指挥同知减五十，指挥佥事减百，正千户二百五十，副千户减五十，所镇抚、百户各减百。犯罪立功者许赎，岁以二十两为卒。生员入监者，廪膳二百，增广二百八十，附学及武生三百四十人，以千五百为限……义民授冠带者二十两，九品、八品、七品散官递增，阴阳医官七十，僧道官减二十，未给度牒者度之。”⁷⁷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初六，正德皇帝终于回到北京。为了向臣民们展示其亲征成果，正德皇帝于奉天门下陈示应州等处所获的“达贼”器械诸物，令文武群臣纵观，又于文华殿前颁赐赏功银牌、彩缎等物。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又言：“前日应州之役，杀掳人民难以计数，六军之众折损亦多，得失相较，实为悬绝。君臣动色相贺，不知丑类退还部落之时，亦有大赉如我中国之为乎？吾民之拘系于虏廷，南向而哭者，亦望君臣有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则前项赐物，非惟臣等不敢受，而亦非所忍受矣。”正德皇帝继续无视其言。⁷⁸

那么，我们今天又应如何审视正德皇帝的北巡呢？它是否增强了明朝的边防安全？抑或仅仅是一种收效甚微且代价高昂的任性行为？我们又是否能将这种行为，仅仅定性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叛逆统治者，为公然反抗道德前辈的约束所采取的行动？对正德皇帝的行为进行界定诚非易事，事实上，就连北巡或“应州大捷”本身亦存在争议。如果将这一问题政治化，我们就会看到，卷涉其中的人，或选择与皇帝为伍而加官晋爵，或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各种名正言顺的理由将皇帝的北巡斥为灾难性结果。若双方两败俱伤，则北虏无疑要成为最后的赢家。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二十一日，不安分的正德皇帝再度离开北京，并于九天后到达宣府。五月初一，圣驾驻跸宣府以东近300公里的喜峰口，巡抚蓟州都御史臧凤谏言：“迩者，传闻圣驾驻大喜峰口，欲招朵颜卫夷人至关宴劳。此夷非朝贡不绝，而豺狼之性难驯，今屈万乘之重以临之，彼怀谲诈，未必肯从。纵使率其部落而来，恐无以塞无厌之求，请早回銮，垂拱大廷，四夷自来王矣。”正德皇帝未予回应。大学士杨廷和等又进谏道：“圣驾在外已余一月，臣等犬马之情，依依恋慕，以日为年。又闻亲出喜峰口外，使人招引三卫达子近边交易，人心益以惶惶，莫所知措。况虏情狡诈，尤难料度，万一变生不测，何以处之？此在凡人稍知自爱者，尚不肯为，而谓万乘之主可为之乎！伏望回居大内，颐养圣体，以尽孝道，以襄陵寝。大事兵政则委之该部，边备则责之边臣，坐收不战之功，永保无强之业。”正德皇帝依旧没有回应。⁷⁹

五月初八，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士元向正德皇帝上表了他的担忧：

近者，圣驾远出，北至密云，东经渔阳，又东北直抵喜峰口，猎于古北，渔于滦，且闻将招朵颜三卫夷人纳贡宴劳，以臣论之，有不可者四。王者之驭夷狄，来则受之，去则不追，所以严夷夏之防也。今必欲招徕而强致之，与古人制驭之道异矣。此其不可一也。夷人狼子野心，虽阃外之将，尚不轻与之接，况屈万乘之尊，履其地而狎其人乎？此其不可二也。万一梗而不来，来而无礼，损威失重，关系非小，且牛酒盐布之赐，今日与之矣，自是以后，援为岁例，其何以待之？此其不可三也。往年贼虏犯顺，残我边将，耻尚未雪，恩又滥施，示夷狄以威信者，固如是乎？此其不可四也。请亟回深宫，恪守大礼，以政务责诸公卿，以边务责诸边将领，天下幸甚！

兵科都给事中等亦以为言，但正德皇帝均未予理睬。⁸⁰

正德皇帝并不急着回京，并在这个时候诡异地为自己更替身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以“寿”为名，似非文人士大夫所能为。“寿”意为长寿，但听起来颇接地气，倒像山野村夫的用名。正德皇帝令太监萧敬传旨：“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甚。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布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腥膻，靖安民物。至于河南、山东、山西、南北直隶，傥有小寇，亦各给与敕书，使率各路人马剪削。”⁸¹我们不禁疑问，正德皇帝如此掩饰，意欲何为？

接着，正德皇帝开始录应州御虏功，“升赏太监、总兵、副、参、侍郎、都御史、御史、郎中、主事及官旗军舍”9555人有差。此前，巡按御史贾启纪应州一役功册，但其冒滥者凡56449人。兵部尚书王琼援引御虏旧格，认为符合升赏者仅9555人，此言行激怒了正德皇帝。皇帝传旨曰：“朕统六师亲临战阵，率少击多，解应州敌，大展雄威，振扬士气，全捷而归，比于分命差委者不同。尔兵部拟奏失体，其仍依原册，别拟毋缓。”但科道官们并不买账，六科十三道言官奏言：“应州之役，所获不偿所失，且其间未出国门而冒名者不可胜数，岂可专以纪功者之言为是，而众论为非乎？乞赐宸断，处以至公。”正德皇帝继续不予理睬。最后，兵部尚书王琼只能曲为变通，依援征剿流贼升荫例为众人拟赐封赏。⁸²

以此观之，这位九五之尊，已经集独裁者、三军统帅、移花接木大师、鼓吹专家于一身。由于他的离经叛道，瞒报、腐败被视为真实，甚至本为虚构的内容，也竟成了事实。

正德皇帝回京师不久，便再度北巡。但此次出巡宣府、大同、偏头关，他的身份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兵部、户部、工部各有大臣扈从管理军队后勤。八月十八日，正德皇帝驻跸大同，九月初三，圣驾抵达偏头关。礼科给事中李纬上疏谏言：“圣驾远幸宣府、大同、甘肃、延绥等处，六军所至，掠人财物，乱人室家，侵陵有司，需索百倍。四方闻风，十室九窜，诚恐祸变之来，不可测也。夫欲巡视三边，修举戎务，岂无文武大臣可遣？何必亲冒艰险，下行将帅之事，与区区丑虏角胜负哉！况秋气渐寒，圣节在迩，伏望早赐回銮，以安人心。”对此，正德皇帝依旧不予回应。而到了十月十三日，他已经驻跸河套南缘的榆林了。⁸³

十一月初四，大学士杨廷和再次上奏，从奏疏中我们亦能感受到其愤怒之情：

伏自去秋以来，皇上时出游幸，人心忧惧，遑遑不安。然宣大犹在近京之地，彼时胡虏侵犯，幸赖神灵默祐，得无他虞，至今言之，可为寒心。今又闻圣驾自偏头关渡河而西，远幸延绥等处，驱驰道路，经冒雪霜，以蹈危险不可测之地。切虑我军暴露日久，疲困已极，而河套虏贼近日自固、靖、临、巩诸处抢掠人畜，满载而还，势众力强，其情叵测。万一乘隙突出为寇，顾我疲困之卒，何以御之？意外之患，恐有不可言者。陛下纵不自忧，其如宗庙、社稷何？且今沿边城堡粮草在在缺乏，六师经过，日用不赀，镇巡官员节次奏讨银两，缘帑藏空虚，既无所积，而各处运司正德十四年以前引盐，又开中已尽，该部计无所出，连开纳银事例，及差官四出催督逋赋，事势穷迫，一至于此，不知明年又将何以为计？盖天下钱粮，岁入有限，近日各镇用过百十余万两，皆往年所未有者，陛下何为无事而靡费若此也？又延绥去京数千里，奏事人员往回，动经五六十日，一应军马、钱粮、机密文书，未免稽迟，误事非细。况圣驾之出，今已四月矣……臣等若不恳恳为陛下言之，则废事误国之罪，其何以自逭于天下？伏望皇上仰遵祖训，俯慰人心，严郊祀之敬，竭宫闱之孝，几务不可以久稽，财用不可以妄费，慎摄圣躬，深防虏患，则保安宗社之大计，诚无以逾于此者矣。⁸⁴

杨廷和一番恳恳而谈，但到了正德皇帝这里，仍是留中不报。事态并未好转。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学士杨廷和等再次向已在绥德的正德皇帝问安，并奏曰：

伏自圣驾出关，由宣大以至延绥，跋涉数千里，自秋初以至冬季，经历五六月。上而圣母思虑之深，下而臣民瞻恋之切，皆谓京师根本重大，居守无人，宗庙神灵久失归依，宫阙宸居久虚幸御，黼座不临，朝仪尽废，祖宗百五六十年来成规定制，一旦荡然，虽臣子不敢言，天下不敢议，而远近惊疑，人心惶惑，甚至室家妻女，不相保持，奔窜流移，号泣道路。陛下但知驰骤鞍马，纵情弋猎，以取快于一时，左右之人，亦惟知曲为顺承，先意迎合，以图希恩固宠，而岂知闾阎之下，人情惶惶，一至于此！况边塞萧条，冰雪寒冱，公私窘乏，供给不敷，行在内外，扈从人马数多，其中饥寒愁苦，疾病呻吟，千态万状，岂能一一悉达于宸听？又况北虏屯牧黄河套内不下二三十万，自西而东，一带边墙外，无处无之，日夜窥伺，欲骋奸谋。万一堕彼计中，智勇俱困，将何以处？凡此利害关系匪轻……臣等职叨辅导，休戚相关，此而不言，死有余责，用是冒昧上陈。伏惟嘉纳，宗社生灵，不胜庆幸。⁸⁵

同样，正德皇帝仍旧不予表态。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初八，正德皇帝终于回京。六月，关于宣大地区的财政问题，正德皇帝与户部尚书杨潭发生了争执。时兵部右侍郎冯清以宣府、大同军饷缺乏，数次奏请多发官帑，户部尚书杨潭则认为，最近一年内，解送宣大二镇的白银和开中盐引共计已高达188.12万余，“若使每岁如此，则虽倾天下之财，亦不足以供二边之用，诚非臣等愚昧所能区处也。乞敕镇巡等官，以后非有紧急边报，不许假以按伏为名，擅自调兵，靡费粮饷”。出人意料的是，正德皇帝下旨斥责杨潭“擅议军机，欲为阻挠”，随后又令杨潭从实陈状，并先发银10万两充军饷。⁸⁶

是夏，宁王朱宸濠反，正德皇帝再次化身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讨伐宁王。但杨廷和担心正德皇帝将边军调往南方剿叛，会影响北境防线。他说：“伏见近日宣府奏报，兴和城等堡达贼下营，长阔数十里，日遣轻骑，千百成群，入境侵扰，势头猖獗。已调大同游兵前来怀安城驻扎，但虑各边军马调去南征数多，在镇军马缺少，未免顾此失彼。伏望皇上轸念西北重地，万一仓卒有事，恐难支持，将所调南征军马掣回本镇防守。”但正德皇帝并不买账。⁸⁷

那么，对于正德皇帝在北境防线的维护作用问题上，我们应如何评价？积极的一面固然有之，其最重要的是，在他在位的16年里，北虏从未能突入华北，造成毁灭性的入侵。他御驾亲征的举动很可能重振了边军士气。毕竟，作为大明天子，他将自己置身行伍，与普通士兵面对同样严苛的环境。这两点评价，是基于史料的合理推测。另外，北虏袭扰势头有所减弱，是因为他们对正德皇帝有所忌惮吗？皇帝亲临指挥前线，真的令“虏兵”望而却步吗？应州大捷之于明军固为壮举，但彼时“虏兵”的士气如何，我们未能得知。明军方面，也未见正德皇帝有怜悯士卒、关心部下的举动。或许，正德皇帝慷慨的封赏为他赢得一些支持，但不见有谁因此而受到振奋，起码于史无征。

官僚集团最终占了上风。正德皇帝的性格，完全不适合位登九五。从史料记载看，尽管臣僚对正德皇帝举止的抗议有时稍显矫枉过正，但他们的反对亦非捕风捉影。毫无疑问，正德皇帝的特立独行，对明军军事机构的运作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的思想中，甚至没有对此提出改革计划或设定战略布局，他的行为更多地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有意思的是，尽管正德皇帝荒诞不羁，但他的行动大体是可控的，明朝的防御体系依旧韧性十足。但这种情况又能持续多久呢？正德皇帝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驾崩，年仅29岁，可谓英年早逝。试想，短短16年，正德皇帝已经让明朝的臣僚们疲于奔命了，那么，如果他活到70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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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明朝国家安全的崩溃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帝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王琼于正德十年至正德十五年（1510—1515年）担任兵部尚书，其在边政事务方面的影响力显然超过了正德皇帝。尽管为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不得不屈从皇帝的恣意妄为，并且为这种屈从付出了声誉上的代价，但从他的文集《晋溪本兵敷奏》看，在边政事务上，王琼仍是位合格的领导。

王琼在《晋溪本兵敷奏》中将其所奏文书分门别类，计分类22种，其中，有关北境防线的部分，以地域划分，计分京畿、蓟州、辽东、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延宁、陕西甘肃7类。每类目下俱涉其所奏边政事务，述备大全。

在辽东类的序言中，王琼指出：“国朝自山海关以东置辽东镇，周回数千里，盖兼古幽、营之地而有之。设都司一，卫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诸夷，各因其类，设卫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职，令每岁来朝以羁縻之。每卫不过五人，至于朝鲜尊奉正朔，岁入朝贡，视前代独为恭谨。内安外顺，固无足虑。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诸夷，往往桀骜难制。成化以来，议当剿者，恒以姑息，纵贼为害；论当抚者，又以贪功启衅为非。然其机系于本兵，必欲视顺逆之势，得剿抚之宜，而处之不差，斯亦难矣。呜呼！金起女直，据中国辽东边备，其可忽哉！”⁸⁸

王琼提到的半个世纪前的成化时代，与正德时代的局势完全不同。那时候，明朝采取的边防政策仍充满活力而偏带激进，而非正德时代一潭死水的防守姿态。成化时期的总兵官赵辅，于成化三年（1467年）大破建州女真，战后封武靖侯。在其著《平夷录》中，赵辅称：“建州三卫，世为女直，东方之黠虏也。深处万山，林木障天，晴昼如晦，恃险负固已有年矣。永乐间，开原降虏杨木答户者悖逆，率众数百骑往投之。其党类遂滋，日浸强悍。会我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初，闵生民之艰，不即加兵，姑抚绥之。彼狼子野心，终怀觊觎。乃者守边将吏弗能制御，以致猖狂莫遏。一岁间，寇边者九十七次，杀虏人口十万余。”接着，赵辅提到朝廷兴问罪之师一事。赵辅本人挂靖虏将军印，总统戎师，其他参战之太监、御史及各级将领总计36名。明军“兵分五路，深入虏地”，朝鲜亦遣兵万余参战，以助明军。战事出奇顺利，“一月之内，虏境萧然”。据赵辅称，“时积雪盈尺，寒风裂肤，不可久居”，于是明军整兵凯旋。随后，又有女真指挥张额的里率其妻赴军门，哀辞请降。他感慨道：“吾所处之地，自唐以来，人迹罕到。太宗东征，至凤凰城而止，亦未尝入吾境土。今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顾，兄弟妻子尽被擒戮，家产已尽，死亡无日，岂非天也耶！”正是因为此次大捷，赵辅最后极尽溢美之词，以赋一篇吟咏，是为《平夷赋》。⁸⁹

从王琼关于辽东防线的九封奏议看，他对辽东之势并无必胜把握。毕竟，明军在辽东方面的战绩乏善可陈。部署辽东的军队已经节次西移，加强京畿守御，这便使得辽东本土更易受到兀良哈及鞑靼的袭击。王琼认为，事不宜迟，当速为之计。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巡抚辽东都御史张贯、镇守太监郭原、总兵官韩玺等建议，再次发大军，讨伐建州：“挑选各路兵马，分为奇正哨掖，整搠齐备，督令各该副、参等官统领分投，一齐出境，直至犯边贼营。若系长壮达贼，尽行诛戮报官，幼男妇女俘获解京。”但兵部尚书王琼持质疑态度。他认为：

御夷之道，抚剿二者不可偏废；抚剿之法，顺逆二者不可混施。查得成化十四年，建州、海西夷人犯边，都御史陈钺主于剿，侍郎马文升主于抚。以剿为是者，病抚之不能息兵；以抚为说者，忌剿之或启边衅。卒之命将出师，捣巢杀戮，虽威振殊俗，而至今借口，思欲报仇。盖由抚剿之势有所偏执，而不能审顺逆之宜故也。今建州等贼叛服不常，乘机寇掠，节次侵犯开原、清河、碱场、叆阳等处，杀死官军，残害地方。照依成化年间事例，兴师问罪，未为不宜。但详奏内，建州左卫都督脱原保等说称，“孛速合、金奴、尚叟四等做了贼，我们劝化他，不从”。建州左卫都督尚哈说称，“有都督牙委哈的儿子金奴、尚叟四，与左卫赵士四、哈桑失哈四个人商量做贼，我们拦当他不住”等情，显是中间亦有归化效顺之人。若便捣巢杀戮，未免玉石不分。成化十四年，本部尚书余子俊等所议以为，“宁成功于门庭之间，勿远致于敌人之境。来则击之，使无遗类，去则置之，不必穷追”等语，诚为至论。近日，叆阳等处节报贼众三千入境，斩首五十三颗，国威自振，虏自知畏，何必捣巢尽诛，然后快心？合无照依成化十四年事例，不必会议，本部马上赍文交与辽东镇巡官等，督令通事人等于各夷近边答话及入市交易之时，宣谕朝廷恩威。大意谓尔等世受国恩，每年进贡，宴赏甚厚。今速长加等自作不靖，犯我边境，朝廷欲照成化年间事例，整点人马，捣尔巢穴，大加杀戮，使尔种类无遗，事无难举。但念中间必有归化效顺之人，如都督脱原保等所说情词，不忍一概诛戮。今后务须坚守臣节，敬顺朝廷，不许听信奸夷诱引，一概犯边。各夷中间有能擒斩速长加等曾经犯边达贼者，镇巡等官审实具奏，大加升赏，以酬其功，决不失信，将宣谕过缘由回奏查考。其镇巡等官务要协谋计议，料度虏情，调集精兵，预谋战守。夷人纳款进贡交易，照例施行，倘来犯边，督兵剿杀。如近日叆阳旧古河之捷，升赏自不吝惜。若贼势败散，料无伏兵，亦许乘胜追逐，出境剿杀，但不许捣巢穷追，妄杀无辜，或堕贼奸计，责有所归。

正德皇帝是其议。⁹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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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以西是蓟州，又称蓟镇，其总兵官屯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位于北京以东约160公里。明朝设置蓟州，将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绵亘千余里之地纳入明军的控制之中。明军在此修筑驰道，建立卫所，蓟州镇总领113关、72寨、115营堡。蓟州之设，以控制“外夷”，故在蓟州之外，明廷又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以羁縻兀良哈人。王琼认为，三卫“为中国藩篱。三卫夷人每岁入贡处，待有常规，不可因其挟求赏逾常格，而启轻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备御亦有常法，不可轻议增兵，而使百姓困于输挽”。⁹¹《晋溪本兵敷奏》共计收录关于蓟州的奏议28篇。

在蓟州，明军也将面临颇多挑战，特别是当明军转入防御后，兀良哈人变得更具侵略性。正德十年（1515年），兀良哈人袭击马兰谷（今马兰峪，位于北京东北110公里），杀守将陈乾。王琼在奏议中指出：

百余年来，穷寇零贼，鼠窃狗偷，时或不免，未闻轻骑深入，杀害将官，如蹈无人之境，如今日者也。况访闻马兰谷地方，外隔重关，自来并无达贼进入，显是参将陈乾平昔号令不严，提备不谨，一遇贼入，寡谋轻敌，致堕贼计。及邻近关营把总等官，视常怠玩，并各营官军，内有役占卖放，以致军威不振，遇警失事。

为此，王琼建议，其一，应令夜不收出境打探敌情，特别是朵颜卫都督花当及其子把儿孙的动向。如“贼势众大”，则发兵防御。其二，王琼建议兵部右侍郎陈玉前往提督军务，并拣选马队官军三千人随行，同时命工部备好军器，户部备好马匹草料。其三，启行之日，每员士兵照例赏银二两，布一匹，以备军装。户、工二部照例差官先至沿途预备粮料、草束、槽、镰、锅、瓮等物，以备军队经过或驻扎时使用。最后，王琼要求通行辽东、山海、永平、宣府、独石、马营等邻近蓟州的军镇，务要严谨提备，不分彼此，相互配合。马兰谷之事，兵部会同都察院遣巡按监察御史前往查勘并评估损失。

王琼接着提出：

再照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夷人，自我太宗文皇帝安插在彼，授官降印，畜为藩篱，百余年来，坚守臣节，未闻悖逆。自去岁以来，奸夷造为小王子结亲之说，敢为要求之计，守臣轻信，张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贡，朝廷俯念夷情艰难，暂从其请，曾令大通事谕以祸福，令其效尔祖父，永守臣节，毋起歹心。若倚北虏和亲，要求无厌，必调大兵痛加剿杀，扫除巢穴，不许住牧。又曾俟其来朝，令礼、兵二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于礼部明白宣谕。后该朵颜卫都督花当奏，要与本卫所镇抚失林孛罗不必赴京，就彼承袭祖职。右都督职事守臣又曲为奏请，准写敕一道交与蓟州镇巡官，亲付失林孛罗收领。今年二月，礼部手本开称，译出朵颜卫都督头目花当奏称，迤北达子伊并不知东西二处达子已省谕了，并不作歹。今巡抚都御史王倬奏称射死参将陈乾等，系花当男把儿孙等带领达贼拆墙入境，显是花当等外示效顺，中怀悖逆，以要求为得计，以犯边为长策。都指挥陈乾之死，轻率寡谋，虽其自取，但奉敕将官殒命于臣服小夷，亏损甚大。

针对这种局面，王琼建议：

请敕蓟州镇巡官从长计议，选差通事并有智识官员前去近边地方，拘唤花当等责问：朝廷既节次施恩，抚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阴纵尔子把儿孙领人马到马兰谷抢掠，射死参将陈乾？如果花当不知，就令花当将把儿孙捉拿解京，或令自行处治偿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故纵不问，再来犯边，朝廷必要兴师问罪。将京营并通州、蓟州、天津、保定等卫精健步军选调三万，各执短兵火器，分路进入，犁庭扫穴，再调辽东精兵二万攻其左，宣府精兵二万攻其右。汝失故巢，进退无门，追悔无及。

正德皇帝同意王琼的建议。⁹²

明廷严厉的措辞之后，兀良哈人有何表现？显然，明廷非常重视马兰谷事件，并将之视为兀良哈人的严重挑衅。但这次，兀良哈人也表现得极为强硬。五月二十六日，兀良哈人从板场谷袭来，数日后又从神仙岭袭来，又数日后从水关洞袭来。提督军务陈玉等乞调辽东兵三千或京营人马协防，兵部据闻以报。

巡关御史张鳌山又奏称：“朵颜三卫花当与失林孛罗谲诈骁勇，彼欲增贡则增，彼欲袭职则袭职。我既堕其计中，彼遂决为大举。今之画计者有三，曰增贡决不可从；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则忠臣义士之愤，未可为非。要调宣大、辽东边军，旬日之内，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攻之，预为必战以御之。”王琼认为，张鳌山所言“理直气壮，词严义正”，当合准所言。正德十年（1515年）六月初十，正德皇帝亦是其奏。

兀良哈人得以大举入侵的事由也渐次调查清楚，乃因明军通事程理等交通敌人，指引其侵犯边疆所致。王琼建议，应对通事选差制度进行改革，要选差谨整老成者为通事，“一年一换，通行各边，着为定例”。

此外，王琼还提出一系列征剿朵颜三卫的建议。他指责花当“恃其诈力，敢肆侵凌，外示效顺，中怀悖逆”，一面进贡，一面犯边，是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同时，他还指出：“北虏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为中国边患，去年深入崞、代，今年屡犯延、宁、固。不假朵颜等卫夷人和亲而后敢犯中国，亦不必自蓟州一带边关进入而后可以内侵也。”因为小王子与花当互为掎角，花当之子把儿孙才有恃无恐，杀死参将陈乾。此罪显著，随后花当更是拥众侵犯，以致张鳌山等极言“夷虏侵侮之患，当以攻讨为急”。鉴于此，王琼采集群言，度量事势，将合行事宜逐一开款条列，奏报正德皇帝。最终，正德皇帝同意其大部分建议。

王琼的建议计开六条，大致如下：

都指挥桂勇钦奉上命，领军前往蓟州边关征剿“叛夷”，专问朵颜卫杀死参将陈乾并屡次犯边之罪。出征的目的，是“擒斩虏贼，明正其罪”。或若未能擒斩之，也要“使虏众畏服，将把儿孙等献出”，押解至京，并许诺不再犯边，方能照旧入贡。若“夷人”“畏威远遁”，则桂勇等切不可远追。如长久未能擒斩，则必须速行班师，不可“老（劳）师坐费”。若有将领“贪功远处，致有疏虞”，则朝廷必将有所惩戒。（王琼的奏议中还列出若干桂勇进军时应注意的事项，兹不枚举。）

接着，王琼又指出明军出征时可能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但访得三卫夷人往来辽东前屯、学避寺处地方，尤为密迩。见今辽东镇巡等官节次奏报，海西、建州等处达子在彼犯边，诚恐三卫夷人往来，在彼勾引为患。”为此，他建议令辽东镇巡官选精兵三五千相机剿杀作乱“贼人”，并同时让通事晓谕各部“夷人”：“今次朵颜卫头目花当等设诈杀死参将，屡次犯边，以此朝廷遣将征讨，止问花当等罪过，其别卫夷人各安生理，照旧进贡，不许听信花当谗言，一概惊恐。若各夷有能拿住杀死参将陈乾花当男把儿孙的，押送前来，赏与织金纻丝十匹、绢一千匹，以酬其劳。”

这一计策是否奏效？要知道，明朝开展了巨大的攻势，一方面在辽东东部部署数千士兵，以报复朵颜卫这个麻烦不断的小势力，而后者也试图当两面派，一面议和，一面掳掠。这种做法与鞑靼人如出一辙，而明廷这一雷厉风行的手段，则为了表明它对这种两面派的厌恶，及其对此事的认真程度。

随后，六科十三道言官开始交相弹劾前线诸边将，并迫使朝廷更换帅臣。桂勇奏请出征时带官旗、舍人一百三十员前往听候调用，但王琼认为“奏带太多，中间未免混杂无用”，请令桂勇精选三五十员从行即可。如果这些人有所斩获，亦可照例得到赏赐。

九月，张鳌山奏报，桂勇差舍人刘鼎巡边，“招抚朵颜卫达子把歹等六名赴边答话”。议者以为，把歹等“信服”“纳款”是因为桂勇统兵征剿，大振天威的结果，其余虏夷则畏惧远遁，不敢近边。局面看似良好，但王琼认为尚有未尽，仍需谨慎：“把歹等回还，与花当等说知，亲来答话一节，未知从违，难便定夺。”

王琼在另一封奏议中，统计道，朵颜三卫的“虏贼”在正德九年（1514年），犯边50次，杀官军男妇67人，掳走军民男妇共167人，被伤官军男妇共60人。此后“虏贼”“益肆猖獗，戕我将臣，背德逆天，势甚凶恶”。自正德十年（1515年）五月以来，“各该提督等官仰承敕旨，惕励图新，将士效力，军威大振”，明军在数次作战中斩获贼首52颗，获马161匹。“自是虏贼破胆，关口百里之外哨无贼踪，不敢似前入境侵犯，是皆皇上圣武布昭、付托得人之所致也。”于是，明军保持警戒，徐徐班师，而朵颜三卫也恢复了对明朝贡。

把儿孙又有何后续处置？据王琼称，朵颜卫的首领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今看得都御史李瓒等奏内明开，审得朵颜卫头目扯秃等说称‘都督花当差我们来’，赉着无印番文一纸。及看番文，内亦开‘都督花当、男都督失林孛罗、弟干儿路阿剌忽、头目把儿孙惧怕叩头’，不曾开称‘系把儿孙一人独自认罪进马’缘由，各官会奏，却要容令把儿孙进马赎罪。”王琼认为：“今若容令把儿孙以数马赎杀死陈乾之罪，恐非所以尊中国而示外夷也。合无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瓒等，督令原审通事王远等再审扯秃等，果系都督花当差来进马，以礼犒劳，验放入关。若系把儿孙独自差人进马，仍照本部前拟，相机行事，设法擒剿，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机谋疏漏，误堕贼计。”正德皇帝批复称是。

前音刚落，变故再起。蓟州等处边备左佥都御史李瓒又奏，“朵颜卫小失台等六名说称：‘把儿孙差我们来，叫扯秃等回去，只在三四日要行作歹’”。李瓒调查后认为确系实情，故上疏请求展缓将驻守各处的辽东明军撤回蓟州。王琼认为：“（朵颜卫）既以认罪为词，又以作歹为说，岂蕞尔臣服小夷所以敬事中国之体？而都御史李瓒等不能以大义责问，辄便畏惧，意欲朝廷决从其请，快小夷之志，损中国之威。万一此虏得遂其请，肆其犬羊无厌之求，要我悖理难从之事，又将何以处之？……仍乞敕蓟州镇巡官整搠军马，严谨堤防，固不可徼功以启外夷之衅，亦不列尔弱以损中国之威，倘或失事，罪有所归。”正德皇帝是其议。但李瓒已经先行一步，径自任意将把儿孙所贡马匹接纳，使朝廷节次降下的敕令成为虚词。兵部认为，事已至此，宜令李瓒等追回扯秃等人，若果系花当进贡马匹，则如前以礼犒劳。如是把儿孙之人，则差人相机擒剿。

正德十二年（1517年）七月，把儿孙再度要向明廷叩头认罪，并单独差30人进贡马30匹，作为赔礼。这一次，明廷决定看在其父花当的分上，姑且不问，接受其致歉。但王琼也将兵部的意见送达镇守太监、总兵官，告知若花当或把儿孙再遣人来答话，则务要将兵部意见转达使者，回告把儿孙。其意见如下：

四方万国，只有中国为尊；尔朵颜卫一家，只有都督花当为主。尔把儿孙先引人来杀死参将陈乾，已有无君之心，是为不忠；今要于本卫常例三百人外自差三十人进贡，是又有无父之心，是为不孝。在前，朝廷已差副总兵桂勇统领定州等处达军捣尔巢穴，因尔远遁，朝廷念尔父祖世为藩篱，并花当不曾犯顺，特从宽宥，班师不征。今尔不受尔父花当教训管束，任意妄为，姑且不问。若再来犯边，朝廷必敕尔父花当将尔擒拿，解京治罪，尔悔无及。

正德皇帝是其辞，并恩准把儿孙继续朝贡。

明廷最终作出了让步，此时距离把儿孙袭杀陈乾事件已过去两年。或许，袭杀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回忆正逐渐烟消云散。明军有心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由于出征成本，明军无法长期保有大量作战兵力。事后，罪魁祸首者亲自道歉了，基于利益衡平，明朝决定接受其赔礼并恢复朝贡，甚至突破了常规的贡使300人的定例。看起来，这并非值得称道的结局。⁹³

但事情远未结束。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把儿孙又强行独让朵颜卫330人进贡，而不容福余、泰宁二卫一同遣使朝贡。蓟州守臣遣人省谕，二卫则推以“黄毛达子要来抢杀，保守家小”为辞，愿待无事之后再来补贡。王琼认为，福余、泰宁二卫必是惧怕朵颜卫强大，不敢与之同来，而后才借隙前来，以致错过入贡期限，于是他要求蓟州边将提高警惕，“常川在役，比常十分加谨瞭望”，防止朵颜卫袭扰。同时，他还请兵部移咨礼部，要求彻查福余卫、泰宁卫入贡失期的真实缘由。十月，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以此观之，三卫已非一体，情况甚至更为复杂。花当另一儿子打哈说称：“我父花当同兄把儿孙差我们来报，有都督失林孛罗说称，累次差人告讨六百人进贡不准，要收拾人马，往西边做贼。有父花当同兄把儿孙等拦当他了，不知他如何。”又说，“我们众达子几时来进贡？好收拾马匹来关听候。”通事主簿许凤令其于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上旬（1518年1月中旬）来，并依例量赐酒肉、盐米、布匹等物，抚赏回还。

关于此事，王琼认为：“朵颜达子把儿孙惟欲要求添贡，造为交通北虏之说挟制中国。今年万寿圣节乃敢不与泰宁、福余二卫齐来进贡，意欲耸动朝廷，俯从所请。及本部坚执大义，奏准不许，因见所谋不遂，思欲来贡，又恐朝廷罪责，不容放人，以此假以报事为名，归罪于失林孛罗，逆探我意。事虽遮饬，终有悔罪效顺之意，系是夷狄，似不足较。许凤等省谕，令其照常闰十二月初旬来，深得抚待夷狄之体。合无本部行文蓟州镇巡官，将主簿许凤、序班孟昇并魏宗渊等以礼奖励，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朵颜夷人前来进贡，即便设法省谕，以为‘既是失林孛罗不顺，尔朵颜父子效顺，准尔照常年事例人数验放入贡，其以前失误进贡，奏请宽宥，姑免尔罪’。一面严督各该参将、守备、把总等官，督令哨守人役比常十分加谨堤备。倘或设诈侵犯，就便相机剿杀，毋失事机。声息重大，本处官军不能御敌，星驰具奏定夺。不可因其来贡，懈弛边备，致有疏虞，咎必有归。”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518年1月11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尝到甜头，把儿孙决定进一步有所动作。正德十三年（1518年），把儿孙先后送还四名被俘的明朝边民，并借机讨要大头目职位，以便合法地管束朵颜卫人民。王琼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之前朝廷允许把儿孙入贡，不追究其犯边杀将之事，已属法外开恩，若再准其求官之请，“将来狼豕无厌之求有何纪极？况朵颜卫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督花当管束，把儿孙所请实有无父之心，尤为可恶。合无本部行令舍诚等，明白晓谕脱桶阿，回去说与把儿孙：‘尔前罪过既已宽宥，今又要讨大头目职事，管束本卫人民，置尔父于何地？如尔肯着实改过，辅佐尔父花当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边，尔父来奏，朝廷方有恩典。如尔不听父教，再来犯边，决不容恕。’其进送人口，行与蓟州镇巡官查勘是实，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给赏，以慰其心。”二月二十三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或许，这是花当和把儿孙的一出双簧戏。花当唱红脸，充当服从和平的外交角色，而把儿孙则唱黑脸，常来袭扰。当然，明廷不会纵许其实。对明朝而言，若花当与把儿孙父子相互掣肘猜忌，无疑更有利于明朝管控。但是这一做法，也可能会使朵颜卫内部的权力谱系更为裂乱。

五月，便发生了前述正德皇帝欲于喜峰口接见朵颜三卫贡使一事。正德皇帝试图会花当、把儿孙等三卫“夷酋”，遭到明朝官员的强烈反对。但正德皇帝没有回应他们，最后此事似乎也不了了之，很快他就重新回到北京。⁹⁴

《晋溪本兵敷奏·蓟州类》的最后一篇奏议，表明明朝与朵颜三卫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王琼在奏议中说：

查得朵颜等三卫自来进贡验放夷人三百名，系是旧例。正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后复不准，遂启杀死参将陈乾之衅。正德十一年，于朵颜等卫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朵颜头目花当男把儿孙三十人进贡。以后守臣不能禁止，将以为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验放夷人，都御史张润等乃能遵守旧规，开明大义，阻止把儿孙非礼之贡，诚可嘉奖。其要本部于各夷回还之日戒饬，及请敕彼处镇巡宣谕一节，见今来贡夷人将回，未奉有旨，难擅戒饬。合无本部行文都御史张润，会同镇守官员，依奏召集省谕施行。但抚顺夷情，固在晓谕明白，尤在防御有道。况犬羊夷性，惟知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驯服。合无本部行文都御史张润等，务要运谋设策，修举边备，通达烽堠，申严纪律，一遇侵犯，务使痛遭挫衄，不敢近边，斯为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边备，倘致失事，咎必有归。其省谕各夷之时，虽以礼义为主，必须示以兵威，庶彼知畏。

十一月初二，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⁹⁵

最初，朵颜三卫之设，本为明朝藩篱，明廷与之一起抵御鞑靼，屏障辽东。三卫偶尔也确实能够发挥这一作用。但在王琼任兵部尚书的五年后，朵颜卫的把儿孙与小王子等暗通款曲，朵颜卫本身竟变成了明朝的威胁。明廷自此不得不对三卫“夷人”审慎戒防。

***

蓟州以西，便为宣府、大同，简称宣大。关于宣大边防，王琼的《晋溪本兵敷奏》收有奏议36篇。在序言中，王琼指出了北境防线上明军与小王子之间你追我赶的猫鼠局面。小王子常驻威宁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间，离边不远。但他有时也移营驻牧于河套。恃明军防御有缺，小王子常率兵游击抄掠，明军对此束手无策。“虏兵”神出鬼没，其下一步行军亦莫之所向，因此边将常在迟疑不决的情况下调兵遣将。而供给成本及困难又意味着每一处边防力量都稍显薄弱。即便京军驰援，也只是远水不解近渴，只能解决短期临时遭遇的问题。所以对于明军来说，边防时刻处于危机状态，永远不能松懈。也正因此，每当小王子四处剽掠不定时，巡边大臣的反应都近乎恐慌。(https://www.daowen.com)

在防御体系中，宣大之于京师自不待言。王琼称：“宣府南至居庸关，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虏地，近者仅百里许。”⁹⁶可以说，九边之中，宣府离北京最近。

正德十年（1515年）十月，宣、大二镇共有官军14万，延、宁二镇又设有官军7万，岁费粮储数以百万计，专为防御“虏寇”。但是，沿边守将“因循怠忽，不肯预先料度虏情，运谋设策，调度军马，相机战守”，以致“虏贼”大肆猖獗，深入腹地，掳掠得利而去。等到朝廷命将出师，“虏兵”已经撤退，如此反复，师老费多。且因边境线绵长，腹地广阔，“虏兵”出没无常，即使京军与之偶遇，也往往只得仓促一战，难以成功。总的来说，王琼对明军这种被动防守的局面甚为不满。他说：

臣等愚见，乞敕宣府、大同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会同计议，今年河冻，虏贼过河驻牧，作何设法堤备可保无虞，访取熟知边情地理之人，密切审问先年虏贼进境抢掠出入道路，应该调拨何城堡军马，在何地方驻扎，可以正当贼冲，截杀取胜，于何地方按伏，可以邀其归路，追剿得功。本镇军马虽各散处城堡，必须量数挑选精锐官军，记名听候，有警调取，会合剿杀。务在料敌先知，算无遗策，不可互相推倚，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调按伏，不当贼冲，虚应故事，以致虏贼深入抢掠，出入自由，定照叶椿、姜彬、高友玑等事例拿问，取回降黜，必不轻贷。⁹⁷

边将们确实作出了实质回应。巡抚宣府都御史王纯，会同太监于喜、副总兵陶杰一起上奏预防虏患事宜。王纯等指出：“大同、三关、延绥、紫荆、倒马等关俱不系宣府所辖，军机难以遥度，及有碍旧例者俱难施行。”同时，他们也希望朝廷能添选精锐援兵，委任惯经战阵、勇谋兼备的将领前来助战，并派遣更多夜不收探查敌势多寡、进军道路，一遇警情，则“举放炮火，互相传报”。对此，王琼等议以为，近年因“贼至不得预知”，明军往往贻误战机，故对于王纯等提出的“举放炮火，互相传报”之策，王琼认为“深得御虏之法”。同时，对于王纯等提议的“军前执旗，挂牌记功及临阵退缩，立斩示众”等方法，王琼认为俱系旧例，可以准行，但他希望王纯等与总兵官潘浩计议妥当，再行实施。王琼最后告诉王纯等，无论施行什么计策，务要“料敌先知，调军得胜，随机应变，计出万全”。正德皇帝亦是其议。

巡抚大同都御史王宪、太监马锡、总兵官时源，亦有奏报。其奏称，正德十年（1515年）下半年，实有马、步官军46274名，但据管粮署郎中陈溥奏报，在册官军58136名，因此王宪等认为“中间恐有私役隐占，冒支月粮等项情弊”。对此，正德皇帝要求兵部会同户部等一起彻查此事。（若刘瑾当道，此事可能会被极力弹压，但今非昔比，刘瑾已经身败名裂。）

宣府、大同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只有中央的兵部尚书王琼才能监督和协调所有边防事务。巡抚宣府都御史王纯指出，“万一虏贼整阵长驱，本镇官军众寡不敌，莫能捍御”，故请求朝廷协调京营、辽东精锐官军设法“按伏防御”，以助宣府御敌。王琼附其议，认为“近年胡虏强梁，侵犯得利”，王纯的建议深有远虑，不为无见。但王琼也指出：“宣、大二镇见有食粮官军一十四万，竭民脂膏以佐军费，正为防御虏寇之计。设使镇巡等官各能大扬军威，布置得法，虏贼虽有长驱之意，宁无内顾之忧？若恃关内有备，边备稍忽，贼来既不能拒，贼去又安能截？如前岁贼过三关，出入自由，是其明验。”为此，他建议：“合无本部铺马赍文交与宣、大二镇镇巡官员，同心勠力，计处调度，操练官军，振扬威武，务使我军有必战之勇，彼虏有不敢深入之势。或遏其前锋，或邀其归路，务期取胜，勿失机会。如有故违，罪不轻宥。本部再行延绥镇巡官，照例将游奇兵马整饬，听候调取，星驰策应，不许迟误。及通行整饬蓟州、保定、山西边备都御史李瓒、臧凤、李钺，亲诣各该关隘，点视军马，戒严堤备。臧凤仍要移在保定住扎，以便经理。其各关口官军，除旧有外，若应该添调别处官军把截，并一应守口事宜，查照往年事例，应施行者就便从宜施行，应具奏者火速奏请定夺。仍各严谨烽堠，多方哨瞭，但遇有警，互相传报，并力固守，务保无虞，一面飞报本部，奏闻区处。敢有纵放军人，懈弛边备，如马兰谷已死参将陈乾者，听巡关御史指实劾奏，拿问更替。仍行总兵官戴钦、郭锦并参将李清、卢英等及守板指挥刘淳、孙玺等，敢有不行严谨，致虏越过关口地方抢掠，各照律例，治以斩罪，悔难追及。各该巡抚都御史仍责取各关口守备官不违依准存照。其辽东人马，总兵官韩玺操练听调。”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尽管有上述议定，但执行中还是出现些许偏差。王宪等不久即奏称，三月初八，“达贼”两千余骑与明军三千对敌于贝家造，最终明军将其追赶出境。但在大同，又有“达贼”千余人在花家屯将123只羊抢掠一空，城中官军未敢发一兵以援。直到“贼到教场门外杀人”，官兵始出，而“贼”亦远遁。虽然未知消息真假，但王琼等仍感吃惊。“达贼”不过千余，就敢出入抢掠，肆无忌惮，万一“贼众”大举来犯，明军岂能支持？于是，王琼等议曰：“合无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彼处巡按监察御史，将……达贼入境抢掠事情并官军迎敌有无功罪查勘明白，体访得实，具奏定夺。仍行总兵官时源等，务要整搠军马，严谨火堠，贼入先知，相机追剿，毋致得利全归，重贻后患。看得各官奏，要将原调延、宣、偏头守臣兵马催促，盎数督发前来，听其分布追剿。如果贼势猖獗，持久不退，各镇守臣亦该照例整搠兵马，兼程应援一节。查得旧例，各镇官军互相策应，止许征调游奇兵马，其镇城官军各守重地，难以弃离本镇，兼程前往邻境应援。及查偏头等关，原设官军数少，防守本关尚不够用，原无调出关外策应之例。前年为因调出口外，以致连贼越过三关抢掠，以此都御史陈天祥奏准，三关游兵不许动调远出，系遵旧规，难再改议。其延绥游兵六千、宣府游兵三千，各已奏到起程日期，亦无别议。合无本部行移都御史王宪等，从长计议，将杭雄游兵三千、朱銮游兵三千人从宜分布，听杭雄等随机应变，追逐截杀，务使迎合虏冲，遏其来路，不许故为迁延，远避贼锋。如有故违，失机误事，从重究治。”三月二十八日，正德皇帝批复从之。

随后，警情突起。七月十五日上午巳时，方良口夜不收李八、常峪口夜不收王纯等报，“虏兵”漫山遍野而来，直趋怀来，抢掠牲畜，又往南行。防守白羊口都指挥马忠等试图拦截，但寡不敌众，于是星夜差人至京请援。王琼亲自指挥这次作战行动。他命都督张椿、桂勇等前往居庸关、白羊口协防，又令左都督刘晖于辽东取兵三千回防京师。很快——第二天——正德皇帝即批准他的建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北京面临草原方面的直接压力时，明朝的官僚机构就会被迅速调动起来。

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入侵袭扰事件。因边关武备废弛，“虏兵”于宣府杀死游击将军两人，又越过三关（宁武关、雁门关、偏头关），直趋山西省城太原，此后又自固原入平陇。王琼感叹道：“夷狄之祻（祸），近所未有。”怀来防线的突破同样在京师引起恐慌。这表明，尽管明军一直以来采取各种措施构筑防线，但防御体系仍不可避免出现裂痕。其因何在？王琼认为，这一切与总兵官等高级指挥官的严重疏忽息息相关。他责骂道：“潘浩素乏谋勇，又敢不畏国法，先于大同、宁夏两处失事，幸得无罪，复转官阶，略不警悟，玩愒自如；都御史王纯惟知大言以自宽，全无经略以防患；太监于喜不能协谋行事，以致虏寇拥众深入，越过怀来地方，遍满山川，下营住扎，抢至白羊口以里，杀掠人民，惊扰地方，震动京畿。而潘浩等若罔闻知，既不见调兵截杀，又不行星驰奏闻，失误军机，贻患军民，论其罪过，俱难轻宥。”不过，责骂归责骂，大敌当前，王琼并不打算弹劾诸人，而是希望他们戴罪立功，效尽死力。七月二十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奏。

明廷持续防范警惕北虏再度深入京畿腹地。不幸的是，他们真的出现了。羽林前卫正千户苗世英称，七月十五日，其于西山斋堂、清水等社取水与炭时，撞见“达贼”数十骑于宛平县清水社齐家庄、塔河村、清水村等地杀死平民2人，伤6人，掳走男女10余人及牛羊骡马无数。苗世英跟踪“达骑”，发现其于洪水口安营。随后，明军又发现有“达贼”200余骑于三岔村等地劫掠牲畜，并于黄鲁安营。此次“达贼”掳掠之地皆京畿附近偏僻地方，但所掳军民俱来自宛平，以致人心惶惶，颇有朝不保夕之感。而守关边军又寡不敌众，以此向朝廷请援。

七月二十日，明廷收到警情奏报，王琼议曰：

臣等料得前项贼情即系白羊口同日犯边达贼，今已过五日，前贼或已退出。况刘晖等统领军马出口，遥振军威，彼贼闻知，畏惧截其归路，不敢深入。但恐贼势众大，宣府官军尽数发出，彼已轻视不惧，万一闻知刘晖等所发军马数不上万，扎营不退，复入侵犯，逼近京师，若不急早预备，不无仓卒失措……乞召提督团营内外官面谕，令其作急计议，挑选精锐有马官军作为骑兵，每三千名委将官一员管领，关给马匹、火器、什物，各给与赏赐，整办军装。户部上紧措备本色草料，攒喂膘壮，并合用棋炒口粮，俱预为办完。一遇警报，即时出城，相机截杀。仍多选步军，关领盔甲、挨牌、火器并战车，就于教场演习下营，预立阵法，演习熟惯，遇警即发出征。各关厢相视便宜地势，安营固守，一则防护关厢军民，不使扰乱，一则将官所领有马奇兵往来截杀，有所归宿，相机行事，保无他虞。^[8]

两天后，正德皇帝批复曰是。

但是，随后仍不断有噩耗传来。七月二十一日，“虏兵”又至上常谷处劫掠，几至京师，后因明军截杀，退至宣府柳沟扎营。王琼再度敦促增援部队就位，并要求合用军器、粮草等项，各部门应悉心配给。正德皇帝允其议。

巡抚宣府都御史王纯称敌众我寡，难以御敌并请自劾，但王琼认为他意在掩饰过失。王琼责称：

查得前项虏贼七月十三日入境，十九日方出，六日之间，从容抢掠。而宣府官军初出下营，自以为哨探不的，仓皇未齐；复出追袭，又以为连日鏖战，损折不多。详其都御史王纯前项去年议奏御虏计策，预拟虏势重大，京军不必动调，自谓“本镇军马按伏观变，如吴起之善守；夹攻捣巢，如孙膑之解围。必不出虏贼之下”等语，人皆谓王纯大言如此，必有自负智略，宣府一镇必可保其无虞。不意今日虏贼入寇，王纯婴城自卫，一筹莫展，既谓众寡不敌，又不敢明言请兵救援，且要本部从长议处。

正德皇帝赞成王琼的斥责，并要求王纯戴罪立功杀敌。

八月初，关于宣府方面的问题，科道官开始弹劾当地官员。兵科等六科给事中纷纷要求正德皇帝下敕锦衣卫，逮捕潘浩等至京问罪，又请将王纯、于喜召回，罢闲降用。王琼等议得：

窃惟朝廷所以制驭万方、罔敢不服者，赏与罚而已。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自古用法宽纵，威令不行，以致人心轻忽，百度废弛，卒之坏事误国，遂不能救，载诸史册，皆可考见。近年各边将臣失事，往往以有事之际借口，终逃刑宪，遂使人不知畏，因循幸免。如潘浩辈，若有畏法忧死之心，岂无先事预防之策？今既该科道官交章论劾，似难再为宽处……其潘浩等虽是暂留在彼，垂首丧气，亦必不能有所施为。伏望圣明俯从各官所奏，特敕锦衣卫差官校将潘浩先行拿解来京，其王纯、于喜，或一同拿解，或取回，定夺伏乞圣裁。

正德皇帝道：“是。这地方失事情重，比常不同。潘浩便差人拿解来京问理。于喜、王纯姑免提，还照前旨，俱着戴罪杀贼。”

很快，宣府方面就更换统帅，形成以左都督刘晖、太监张忠、侍郎丁凤为首的新守臣团体。很快，刘晖等便有所作为，他们派兵瞭哨，探知北虏营地所在。其虏众大势已到威宁海子扎营，离大同不远，于是王琼认为，应全面加强与之相邻的蔚州、灵丘、广昌及三关十八隘口等处地方的防备。大同副总兵朱振骁勇善战，朝廷擢其为总兵官，镇守宣府，但王琼担心如朱振及其精锐出镇宣府，大同恐一时缺人。但是，正德皇帝并未认可此担忧，照旧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令朱振出镇宣府。

不久，朱振至宣府整顿兵马，向明廷提出宣府新的防御建议。朱振发现“前任总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队，立为营分，听候出战，未曾精选，以致强弱相搀，今年达贼压境抢杀，官军迎敌，因而偾事”，于是朱振提出练兵之法：在团操前后营马队官军中进行拣选，头等者3133人“立为前营，听其统领，遇警当先出战”；次等2089人、步兵800余人，“并随营兵车俱立为后营，探报声息缓急，继后策应”；此外，“仍每五人编为一伍，互相救援。一人有功，四人同赏；一人有罪，四人同罚。果有畏避当先艰苦，夤缘请托更改等项，究问重罪”。

王琼认为朱振所议甚合朝廷之意，但仍要求朱振应与巡抚都御史刘达、镇守太监刘祥作为新的守臣集团，一起“协和计议，依拟施行，不可偏执己见，阻坏军法。如有违犯，御史专得弹劾”。王琼又议得：

宣府一镇食粮官军数几八万，今主将所统不过三千。近日虏贼拥众人寇，动至七八万，寡不敌众，遂至失事。又近年建议者不知边情，方欲添设城寨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困百姓。若不早为救正，其弊不可胜言。及主将所统兵少，亦当早为议处。合无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镇巡官计议，今后不许添立寨堡以分兵势，亦不许召募新军，以致粮草不敷，旧军缺食逃窜。仍查各城堡见在食粮官军，内除已选本镇团操及奇游兵外，中间但系骁勇精锐军人，可以调用杀贼者，挑选见数，编造文册，或临时征调策应，或量数取赴镇城轮操，务使总镇城内常有精锐奇兵二万以备征战，其余城堡官军不必数多，遇贼势小则追逐截杀，若遇势大则坚壁固守以待援兵。

十月十五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宣府方面新的人事任命及战略调整似乎起了某种作用，“虏兵”开始向西进攻。张忠等报称十月十一日早上（辰时），“虏兵”约3000骑，到井坪城三山墩，拆墙七处而入。随后至下午（未时），又有“虏兵”约3000骑往南行进，十三日抵达偏头关，而后往南镇西卫等处抢掠。关于这一局势，王琼在奏议中称：

显是虏贼觇知宣大地方辽东并京营人马在彼有备，不知取回，故从井坪、朔州边界军少去处乘空进入，直趋偏头等关抢掠。计自十三日入寇，至今二十三日，已过十日，山西镇巡官不见飞报，必是又已出境。都御史王宪已行参将李淳，游击卢卿、孙镇并延绥游击杭雄、朱銮，随贼向往，相机截杀。又督副总兵张探贼缓急，相继应援。又调宣府游奇等兵兼程前去，分布防守，倘偏头关十分紧急，亦就督发救援。详此王宪所处，深为得策……今欲再发天兵，不惟缓不及事，抑且访闻大同等处粮草十分缺乏，供给不敷。

接着，王琼又称：

切照近年以来虏贼强盛，动辄深入得利，出没无常，实难料度。各镇兵马东西调发，互相应援，疲困已极，添支行粮、草料，费用不赀……此时达贼虽未知消息何如，但即日起风河冻，大虏过河入套，侵犯延、宁，又恐延绥人马尽调河东，本镇无备，致有误事。及查宣府境外近日亦报零贼出没，倘或乘虚分道并入，亦难支持。

在王琼看来，“难支持”的根由在用人问题，原都御史王纯已辞回，虽尚在宣府等候交代，但难以行事，而新任都御史刘达尚未完全就任，故而明军统帅的守臣集团尚未形成凝聚力。为此，王琼提出了一系列用人部署方案。

十月十三日，大同方面报有“达贼”万余骑洗劫偏头关，但距事发已过去十天，山西镇巡官等又无相关奏禀，通属误事。王琼向正德皇帝请求彻查偏头关事件，正德皇帝可其奏。

正德十二年（1517年），巡抚大同都御史胡瓒会同巡按御史贾启奏陈六事，曰“原情罪以责战守”“严事例以防推避”“体人情以省支费”“养间谍以资探报”“明赏格以激人心”“添兵备以专经略”，皆修举边备要务。王琼等逐一予以批复并启奏正德皇帝。其事计开如下^[9]：

一、原情罪以责战守。前件查得，守边将帅守备不设计，为贼所掩袭，攻陷城寨，或彼贼入境，抢掠人民，俱有太祖高皇帝钦定律条，擅难异议。但中间有守备已设计，本城堡原设军马数少，止可固守城堡，不可轻出御敌，以致地方被抢，其情与守备该设计而故不设计者委有不同。问刑衙门不论有无计策可设，一向俱引前律问拟充军。又因事出不测，或所抢虏人畜数少，参称律重情轻，奏请俱免充军，降级发落。依律言之，虽似减轻，以情原之，犹似过重。所以都御史胡瓒等奏，要将各城堡军少，守备官被贼入境抢虏人畜者，止拟不应从重，照常发落，不为无见。但贼势众大，非守备官军所能支持者，问拟不应，犹似亏枉。倘贼少势轻，可备而不备，被其抢虏者，止问不应发落，不无以后守备官员益加玩忽，废弛边备。合无通行各边巡抚、巡按、问刑衙门，今后各城堡守备等官，可以设计而故不设计，致有失事，俱依律问断，不许宽纵。内有事出不测，及失事数少，情轻律重者，仍照例奏请定夺。若本城堡人马原有数少，贼势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瞭高守哨，及征调邻境兵马等项，俱无失误，别无计策可设，地方虽被抢掠，力量不能支持，系干律内该载不尽事理，参详明白，引律比附具奏，从法司再行议拟，奏请定夺。其调来各城堡按伏住扎将领，往来不常，违期畏缩，失误军机，自有本律，难问守备不设罪名。

一、严事例以防推避。前件查得，各边守备员缺，多系彼处镇巡官疏名奏保，中间亦有不曾奏到，本部虑恐缺人，查照历年贤否考语，斟酌推用。今都御史胡瓒等奏称，各官到任之后，因见地方多事，往往推病辞任，意图日后别用，要将推病官员改调南方。子孙就彼袭替，固是惩戒之意，但律例已定，轻难纷更，罪人不孥，恐失苛刻。合无今后守备等官，但有推病避难者，听本处巡抚、巡按官指实参奏提问，查照律例，问断发落，以后不许再行举用。

一、体人情以省支费。前件议得，兵机最难遥度，用兵最忌偏执。若使兵常散而不聚，各保境土，岂不省费？但料贼先知，预先调集，乃克有功。若报至才发，鲜不失误，所费益多。合无行文胡瓒会同镇守总兵官等料度虏营去远，地方无事，则散兵以自守。若有拥众入寇之谋，非大集兵马不能防御，则依律调遣，会合策应。或调或不调，皆各官临时从长计议，便宜而行，不可着为定例，致有拘泥，耽误大事。

一、养间谍以资探报。前件虏中走回男子，听镇巡官斟酌查取，仍充夜不收名目委用，不必另立通事名目及一概行属查取，致有警疑，妄生疑议。

一、明赏格以激人心。前件查得，先为边务事，该大学士梁储等条陈内一款，大同、宣府、偏头等处土著军民、舍余人等中间，多有材力勇悍、轻生善斗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鼓舞用命，胜于远调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题行宣大二镇事例，该本部议称，各边土人有能奋勇设谋，斩获贼首一颗，随即赏银三十两。愿升者给与冠带，名为义勇，永免本身差徭。若能纠集乡丁，敌杀贼众，斩首至五颗以上，为首者加升署所镇抚。夺获被虏牛羊等项四分充赏等因题。奉孝宗皇帝圣旨：“是。便铺马赍文与各该巡抚官，着好生省谕乡村军民人等，果有设谋奋勇，斩获贼级的，照例重加升赏。钦此。”钦遵通行外，但原拟事宁停止，不为常例。今虏势猖獗，比前尤甚，合无令兵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大、偏头等处三镇，揭示一应人等知会，有功照例施行。盖虏贼初入，势合而强，官军既不敢轻与争锋，及其分散抢掠，军马猝难调集应援。若此策一行，人人踊跃，庶几随地寓兵，虏人知惧，不敢恣肆等因，该本部依拟具题。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二日节奉圣旨：“这各项事宜，便行与监督、提督、充总兵官并各该镇巡等官，都着依拟行。钦此。”钦遵外，今都御史胡瓒等又奏前因，缘土人斩获贼首一颗，赏银三十两，愿升者给与冠带，五颗以上，为首者升署所镇抚，夺获牛羊等项充赏，已有前项题准，见行事例，难以别议。合行各边巡抚都御史，将前项略节缘由遍发告示，于各城堡、乡村张贴晓谕，务令悉知其要。将转卖首级之人暂宽禁例一节难准。

一、添兵备以专经略。前件臣等议得，各边事务，固当修举废坠，亦不可生事，别有更张。宣府城堡最多，止有二州一县，俱属直隶，先年原无设有按察司官。成化年间，兵部尚书余子俊奏设副使毛松龄，吹毛求疵，词讼蜂起，边境多事，人心不安，旋复裁革。近年添设佥事一员管屯，亦未见其有益。至于大同地方，城堡比宣府颇少，州县加多，祖宗旧制定为冀北道，原设分巡佥事一员，及布政司分守官一员，又有管操、管屯等官往来巡历。成化间，巡抚都御史叶淇为因大同边方更替不常，又奏准许令守巡官带家眷在于大同常川住扎，二年更换，识者犹以为政体纷更。今若再添副使一员在于大同，听镇巡官提督行事，不无创立新例，益见更张。其宣府巡抚官必来比例添设，将何阻止？合无行文胡瓒等，遇有应行事务，行委守巡官往来督理，各城堡事务仍令各城堡官就近分理，违误者依律究问，自可责成。再照各边政务，历年俱有成规，各年巡抚官员亦多效劳经画。若不遵旧约束，守而勿失，惟务更张，自立新法，诚恐议论多而成功少，难以保终。合行巡抚都御史胡瓒，凡有边务，照旧修举，不必更张。

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明朝为应对时隐时现的北虏，不得不多次调整防御策略，甚至正德皇帝亦御驾亲征。兵部尚书王琼并非扈从亲征之臣，也许与当时大多数廷臣一样，王琼亦对皇帝亲临前线表示强烈反对。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正德皇帝表达了某种支持。他将奏议直接送往正在前线的正德皇帝，而非如常制，由兵部议拟后上闻。

但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初，北境防线的局势并没有因正德皇帝的驾临而有所改善，明军完全不清楚北虏的动向。王琼称，每年若黄河冰没有融化，则北虏驻于河套不出，为患陕西；若河兵开，则北虏过河东行，威胁宣大。为此，明军必须差人哨探虏情，确定虏兵动向，而后才能有的放矢，以省劳费。另外，王琼还指出正德皇帝亲临前线给边军造成的财政负担。他说：“近因调动客兵，日久住扎，粮草费用尽绝，户部无计措处。今若不再严加撙节，预为计处，宣大二镇官军不但不能御寇，抑恐疲困至极，自生内变。”王琼请求正德皇帝撤走客兵，有事方为急遣，并请户部协调粮饷事宜。二月十四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正德十四年（1519年）秋，宣府出现粮饷严重不足的危机。“各路城堡官军拥门禀告，称月粮半年未支，人心忧惶，不能度遣……军日愈贫，饥日愈甚，逃窜死亡日多，墩堡空虚。”王琼认为，应“咨户部作急查议，拖欠者追补，欠少者措拨，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而兵部则须设法先给予缺粮军人借支军粮，从权宽恤优待他们，以防逃窜。正德皇帝同意给予其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

《晋溪本兵敷奏》中所收王琼的最后一份奏议是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520年1月18日）的《为预防虏患事》。奏中王琼再次对明军防御力量的分布及虏兵的行动作出判断。他说：

明年黄河冻开，虏贼大营若在河东威宁海子等处住牧，仰赖皇上威武，严督宣大将官整搠军马，及调延绥奇游兵马相机战守，虏贼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开，虏贼在套住牧，拥众深入，延绥、宁夏、陕西地方广阔，兵马分布不周，难为战守。查得今之黄河套，即汉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为患中国。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贼大举深入，命太监苗逵、保国公朱晖统领京营官军剿杀，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军饷。弘治十八年，套贼大举深入。正德十年，又大举深入，预设总制都御史邓璋调各路人马防御。其贼俱至固原、平凉下营，分投抢杀。官军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贼闻知固原有备，兰、巩空虚，却从干盐池西入兰、巩抢杀。今不及早议处，虏贼在套，陕西地方必又被害。合无本部差人马上赍文交与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各该镇巡官，各差的当人役哨探查勘。黄河冻开之后，虏贼大营若不在套，在于河东威宁海子等处住牧，宣、大、山西三镇严谨堤备，延绥游奇兵马听调策应。若不过河，在套住牧，待候草长田茂、势将深入之时，延绥游奇等兵俱分布定边、安边等营，宁夏人马俱分布花马池等处递年虏众经行之处，遇虏侵入，会合剿杀。陕西镇巡官预先计处，除环、庆、固靖守备人马及固原游兵外，再量调取腹里卫所州县堪用战阵官军、土兵、民壮，编成队伍，委官管领，处置盔甲、马匹，并查照旧例，预造战车、火器、炮铳等项，料虏必由之路，设伏堤备，一遇虏入，出奇奋击，或乘夜斫营，或截其归路，俱相机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肃各镇巡官，各挑选精锐官军三千员名，定委将官统领，俱约定五月以里到于固原，会合杀贼。户部奏差堂上官一员，整理军饷。本部另行议奏，差官处置马匹，听候兑军。

正德皇帝深感“近年以来虏贼深入抢掠，地方好生受害”，要求兵部务要落实上议内容，地方将官不许怠玩，直至将北虏驱逐出边。⁹⁸

尽管正德皇帝北巡给北境防线的明军后勤带来巨大压力，朝臣对此亦颇有微词，但总体而言，明朝君臣仍是上下一心，一致对敌。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的运筹帷幄。从《晋溪本兵敷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兵部尚书，王琼尽可能设法远离党争，并坚持以现实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商讨对策，而非一味附庸于正德皇帝的幻想世界，或随波逐流，卷入党争的旋涡中。王琼的苦心经营成全了正德皇帝，正因有他，正德皇帝的批奏才得以“是”为结，简单明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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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溪本兵敷奏》中，关于山西的奏议有8篇。其序曰：

今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在太原北境，密迩虏地者也。雁门之东北为云中，即今大同府。朝廷于大同屯兵，命将镇守，固足为太原之屏蔽。然虏自西北马邑而入，则大同路远，亦不能为之援。正德九年，虏贼大举过雁门，深入崞、代，逼近晋城，大同诸路兵应援不及，虏贼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边臣奏报虏贼大营移过河东威宁海子住牧，山西亦报瞭见境外烟火五十余里。琼窃料是岁秋必又入寇，乃预为之备，既申严宣府、大同之边备，复奏令山西严设守备，又奏请遣将出师，差大臣督饷，又奏调延绥兵马过河，于偏头关等处住扎，又奏留巡抚官不必改调，又奏提宣府失事总兵官下狱，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惧。是年十月，虏贼大举由偏头关入寇，诸将合兵击杀，遂有镇西之捷。虏贼百余年来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国之威矣！⁹⁹

颇为令人费解的是，《明实录》中却只字不提所谓的“镇西之捷”。或许，史官们个人对正德皇帝和王琼的喜恶造成了这一记载缺失，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可从《晋溪本兵敷奏》中还原是役：

镇守山西副总兵、都督佥事郭锦奏：

…………

臣见得本镇地方广阔，兵力寡弱，本关止有次兵一千有余，倘遇警报，恐误大事。会同镇守山西太监罗籥、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李钺具题，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调取延绥精壮人马三枝，分布老营堡等处住扎，及将游击张绮仍回本关防守。该兵部议拟奏准，将游击张绮官军发回本关防守，仍将延绥总兵官王勋原调人马过河，在于偏头关等处随宜住扎。后蒙监督军务太监张忠等会议钧帖，因贼西行，又将延绥奇兵副总兵安国分布偏头关按伏。至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二日酉时分，据原差平虏卫爪探夜不收李谷智走报，本日卯时分，平虏卫三山墩哨见达贼三千余骑往西行走。续据守备偏头关地方都指挥同知傅铎呈，据平良泉墩夜不收刘景原走报，本年十月十二日戌时分，瞭见达贼约有二万余骑，张打旗号，进入边夹道下营，从水泉营红门迤东梨儿墩等处拆开边墙二十余处，至十三日寅时分进入边里，分路南行等因，备报到臣。

当即带领守备傅铎，会同副总兵安国并战锋营都指挥朱昶等，于本日各统兵马袭贼踪路，前到地名土沟。臣熟思此贼马壮器锋，其性犷悍，加以众多，又况兵马寡少，势甚难敌，一面差夜不收李通、朱名分投驰调老营堡游击张绮、井坪城延绥游击朱銮、朔州城延绥游击杭雄，星飞前来截杀；一面差夜不收常青驰调平虏城参将李淳，游击卢卿、孙镇，及代州守备朱纶、宁武关守备赵光，各联络以备其东；一面帖仰把总指挥李玠等，管领本镇步军，严谨防范城池、门禁、关厢地方；一面行仰偏头所掌印千户偶威，拘收附近人畜，各入城堡、山寨、窑窨；一面分布本所千户李瀛等，率领本关弱马官军，前往捌柳树堡截杀。布置已定，臣同副总兵安国等昼夜进兵，辙践向往。

至十五日，游击朱銮、杭雄、张绮各统所部人马俱至，五所大寨，合兵一处，当会各枝将领，虑恐贼知我兵聚会，必然整伍防范，臣因将前项兵马匿形前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至十六日未时分，前来镇西卫城西，正遇前贼，约有二万余骑，抢掠牛羊马骡，离城五里，于西川山庄坪等处下营。臣当时会同副总兵安国，游击朱銮、杭雄为左哨，游击张绮、都指挥朱昶为右哨，臣为中哨，各联络并进，一面鼓舞军士，以报朝廷恩典，一面督率官军攻进。其贼不意臣等兵马猝至，披戴盔甲，张打旗号，列阵呐喊，五路来冲，尘土蔽天。两兵相接，矢下如雨，浑战一处，鏖战数十余合，贼尚未败。臣等奋不顾身，督并官兵，各用弓箭、枪炮一齐射打。贼见我兵夹攻愈劲，腹背受敌，方才溃乱，就阵斩获首级，夺获战马、夷器等件。众贼逃往北行，至本日夜三更时分，收兵入城，暂歇馁马。

至十七日寅时分，臣等仍照前分哨掖袭迹追赶。十八日午时分，至地名许林沟赶上前贼，复来冲敌。臣等仍督官军并力向前，倍加勇狠，与贼对敌十数余合，杀败贼众，就阵斩获首级，夺获战马、夷器等件，余贼乘夜逃遁去讫。

查得臣部下官军一千二百员名，斩获首级二十六颗；张绮部下官军三千员名，斩获首级六颗；安国部下官军三千员名，斩获首级三十四颗；杭雄部下官军三千员名，斩获首级五十五颗；朱銮部下官军三千员名，斩获首级八颗；朱昶部下官军二千员名，斩获首级一十二颗：通共斩获首级一百四十一颗。至十九日，游击朱銮回兵原拟井坪城，张绮回兵老营堡，臣同副总兵安国、游击杭雄、都指挥朱昶回兵偏头关。节据各路平良泉等墩坐夜不收刘英等各报称，南来达贼陆续于各墩空经过，答话“你南朝人马杀了我多多达达”，仰天哭痛，悲声不止，共约有二万余骑，俱往正北去讫。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德皇帝按功重赏各将官兵士。王琼累有成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其一子世袭锦衣卫正千户。¹⁰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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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宁方面，《晋溪本兵敷奏》计有奏议47篇。据序言解释，所谓“延宁”，即“延绥、宁夏二镇也”。延绥者，即“延安府、绥德州也”。洪武二年（1369年），设绥德卫，成化七年（1471年），又于其旁另置榆林卫。

但是，榆林卫的设置，给沿边民户带来巨大负担。据序言称：“自移镇榆林，绥德官军多徙居之，在绥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庆之民困于远输，日益流徙，田多荒芜，户口减什之六七，而边储日益匮乏矣。虏贼大举，或由榆林东双山堡等处入寇绥德，或由榆林西南定边营、花马池入寇固原等处。榆林之兵，其在东也，则以无险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则以路远而不能援。而绥德旧镇则以兵寡而不能御，则移镇榆林者，未见其为利也明矣。惟东自定边营起，西至宁夏东黄河岸横城堡止三百余里，中间皆平漫沙漠，无山溪之险，故虏贼大举多由此入寇，故论者多欲于此地增筑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基于此，王琼建议：“为今之计，宜量撒兵卒之半复还绥德，使守险拒敌，遏其深入，又可减省远输以苏民困。其榆林及新设城堡，各计其屯田岁入之数，留兵屯守，以立孤悬之势。而移置其多余者屯于定边营要害之地，委谋勇将官统之。宁夏亦委将官，调兵于花马池住扎。又调集内地骁健之兵屯于固原，令原设总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习，各充其馈饷。如料虏将有大举入寇之机，定边、宁夏、固原三路合兵防御击杀。如此，虽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制其不敢深入。”

最后，王琼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序言的结语：“若曰必使虏不内侵，或欲连数百里之地尽筑城堡，则力有所不赡；或欲置重臣总制三路之兵以抗其冲，则智有所不及；又欲发数十年之师，直捣虏巢，灭其种类，则势有所不能：皆非今日之所可行也。”¹⁰¹

实际上，王琼意在表达，面对北虏不断的袭扰挑衅，明军只能尝试做一些局部微调，以使明朝不致卷入无休止的边防战争中。这里附带提及的是固原。固原本为州县，景泰三年（1452年）以故原州城置固原守御千户所，成化四年（1468年）升为卫，最终成为明代九边之一。¹⁰²固原之设，本为防御小王子、亦不剌及其他驻牧于西北防线周边乃至西海的势力。有时候，这些势力会从西宁、洮州、岷州等处掠夺各族人口，这使得整道北境防线中，榆林、宁夏、固原三处所面临的挑战最为要紧。

王琼的每封奏议之后，都有正德皇帝的批示，偶尔附带建议。总的来说，在陕西延宁方面，王琼的奏议并无具体围绕某个核心事件，总体的思路是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风险及防御弱点，委任、奖励良将，裁汰冗员。王琼的奏议中自然也有针对陕西延宁局势的全面建议，其所奏多为正德皇帝所认可。我们不妨从中管窥一二。

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二十七日，镇守陕西署都督佥事赵文条陈“添设火器，预防虏患”等五事，俱为地方军务重情。王琼予以一一答复，正德皇帝是其议。其奏计陈如下：

一、添设火器，预防虏患。前件查得，先为陈言事，该镇守宁夏总兵官张泰奏，称守边之兵单弱，天顺六年奏准置造兵车一千二百两，遇贼拥众入寇，臣等统调官军驾御，分作二营，互相掎角战守。每车一两，上置两枪，安小铜炮三个，四门四角各载大铜炮二个。车上用二人，一人打神枪，一人燃炮火。每乘用卒十人推辕运车等因。该本部议得，前项所造兵车，并车上合用枪炮等件，俱合整理完备，以防虏骑冲突，为守边之助。成化元年二月初二日具题，奉宪宗皇帝圣旨：“是。钦此。”又查得《大明会典》：“神枪、神铳等项火器，俱系内府兵仗局掌管，都司卫所季造，止是编降字号手把铳口。其各边城堡所用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并手把铳口，一出颁降。若铳口损失，并给用不敷，巡抚、镇守官具数会奏，方许自造。”今署都督赵文奏，要铸造虎尾马腿火炮各二十个、各样将军三百个、载炮车五百两，送固原发兵车厂收贮，遇有大举贼情，城下列阵，万炮举发等因，固为御虏一策，但查《会典》事例，外省不该擅自添造。合无本部移咨都御史萧翀，会同镇守总兵等官查议，如果原降手把铜铳损失或不敷给用，照例具数回奏，请旨定夺。其置造战车一节，听各官查照先年事例，径自从宜置造。

一、请拟征调乡兵，各苏远劳，以便战守。前件查得，陕西原调游兵三千员名，在固、靖截杀，内洮、岷、河、秦、临五卫共一千七百五十员名；平凉原调官军二千四百二十八员名，在庄浪备御。今署都督佥事赵文奏称，洮、岷等五卫去庄浪不过五百里，去固、靖二千余里，欲要改调平凉官军赴固原，洮、岷等五卫官军赴庄浪，以近就近，便于人情，诚为有理。及要于阶、文等所抽选官军六百五十员名补足庄浪之数，亦似可行。但恐先年分拨，别有所见，难便定夺。合无本部移咨都御史萧翀，公同三司官查勘。如果依其所奏，互相更调抽选，人情、事体两便，别无违碍，经久可行，就便明白，具奏定夺。若有违碍，难以施行，宜从照旧，中间弊病设法查处禁革，亦不可因袭故常，益致废弛。

一、添设寨堡，收敛人畜，以保抢掠。前件看得所奏，要于华亭、陇州、崇信等处修筑寨堡以收人畜，添设墩台以便瞭望一节，诚为有理。但前项地方在延、宁腹里，设使延、宁地方慎固封守，虏贼不敢深入，何待腹里处处皆筑寨堡？况寨堡、墩台之设必费财力，而居民散处，家业已定，拘集一处，情必不堪。至于添设墩台，就令本处地方居人守瞭，是驱耒耜之民充哨瞭之役，官吏乘机作弊，必至生事扰人。合无本部移咨巡抚都御史萧翀，公同三司官从长计议。如果民居团聚本处，情愿修筑寨堡以自护卫者，听从其便。其接连延、宁紧要道路，原设有城堡去处，量设墩台，就令本城堡之人哨瞭传报，不必另再传报，负累人逃。其奏要将州县驿递、城郭查勘修理一节，合行依拟修筑，不许迟误。

一、添筑墩台，以便传报。前件看得所奏，去岁套贼俱由打狼等路无墩空地取径奔固原，人不知觉，要于打狼至马刚堡、彭阳城，平凉至镇原县起倩附近军民修筑墩台，以便瞭报。彼镇见有古迹墩台，但工程繁多一节，所言似为有理。但恐先年已曾修筑，后因地方宽广，人力难守，以故废弛。若又修成，恐枉费财力，粮饷难供，缺人守望，又致废弛。况墩台之设，宜在边地，而内地似非所宜。御戎之道，宜急安内，而攘外似非所急。秦筑长城万里，无补咸阳一炬。假使添设墩台不困民力，臣等岂敢过论？合无本部移咨都御史萧翀，公同三司官计议。如果依奏添设墩台不劳民力，不费粮饷，经久可行，即便依拟施行。若工程浩大，劳费财力，姑且照旧，不必添设，坐困中国。其哨探虏情、传报声息事宜，亦要从长计议，作何处置可以先知，不知误事，径自从宜施行，应具奏者，奏请定夺。

一、增军设所，以实边备。前件查无都御史黄宝等奏词抄出在卷。合无本部移咨巡抚都御史萧翀，查勘弘治四年有无将添设红古城守御千户所缘由具奏，仍公同镇巡三司官计议，即今应否设立，明白具奏定夺。¹⁰³

同样，到了八月初四，王琼针对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常在^[11]所奏“更驻扎以防要害”等六事提出意见。大要而言，常在所奏皆御虏安边，兴废补弊之事。其奏与王琼之议，正德皇帝亦多从之。其奏议计开如下：

一、更住扎以防要害。前件查得，先为处置边务事，该总督参赞并陕西、宁夏、延绥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宁晋伯刘聚，左都御史王越，太监刘祥、王清，少监张遐，都督范瑾、许宁，都御史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等会奏，参互议得，定边、新兴、安边、永济四营堡俱系平漫沙漠去处，难以打墙挑壕，贼易窥见虚实，军马难以出入。近年，参将钱亮于安边营咫尺之远被围失利，足为明鉴。及镇靖堡已行奏准，挪回塞门。今议得定边等四营堡俱合挪移，就险而守。但定边营接连宁夏花马池营，此固便利，彼无邻援，合当照旧不动，止将新兴堡挪于迤南古迹海螺城，安边营挪于迤南地名中山坡，永济堡挪于迤南地名上红寺。镇靖堡不必挪回塞门，却挪于迤北白塔涧口，以守则固，以战则利，该兵部依拟具题。成化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奉宪宗皇帝圣旨：“准拟。钦此。”钦遵。缘安边营系成化九年都御史王越、马文升、余子俊等多官会议，挪移事理必有所见，今要复回旧安边营，改调官军，事体重大，难便定拟。合无照旧，待年丰事宁再议。

一、增兵卫以保地方。前件看得所奏，要将灵州守御千户所改为灵州军民指挥使司，惠安堡改为小盐池千户所。切缘每卫要设立五所，每一千户所又要设十百户所，每一百户所又要召军一百名，及选除军职，召募军人，并合用盖造衙门、仓廒，定拨起运粮草，俱未见议拟，作何区处？缘由明白，系干事体重大，难便定夺。合行巡抚陕西都御史，公同巡按御史、三司官计议停当，应否施行，具奏定夺。

一、设营堡以便防守。前件看得所奏，要仍将各堡交界去处已筑未完什字间、砖井二城查修完备，各选委把总、坐堡官员，将各处免粮土兵并原逃召募军人俱清召前来，及再为请给银两，召募新军，在于二城修筑，就将附近地土拨军屯种，公馆、衙门、仓廒、草场一一修复，选官铸印，坐拨粮草等项事宜，无非欲慎固边防之意。若果一举事集，有何不可？但臣等所见，开边增戍，坐困中国，自古为难；兴工动众，劳费财力，决非容易。本部职司边备，岂不欲筑长城、决大堑以限华夷，为长治久安之术？历观载籍，前古所行，皆可以为戒。况今陕西连年灾伤，百姓穷困，正当偃兵息民，不宜生事纷扰。所据前奏，合候年丰事宁，议处施行。

一、严事例以禁冒功。前件查得，买功卖功人员，已有法司会议奏准事例，本部擅难别议。况律例责在遵守，不在过严，所以旧例凡遇用兵，必差御史随军纪验，以公赏罚。若使各官依公纪验，造册奏缴，则不必严法，事自公道。合无本部通行申明禁约，如有犯者，照依律例究治。

一、处墩军以均劳逸。前件看得，军士之苦，莫过于边军；边军之苦，莫甚于哨守。今御史常在要将各边老家马、步军人编定班次，轮流守墩，亦均劳逸以悯人穷之意。合无本部移咨陕西各边巡抚都御史，查议无碍，从宜施行。

一、选军士以备征调。前件依拟。¹⁰⁴

从这些奏议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陕西延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明军似乎从未希冀北虏能够停止进攻，而仅仅希望将事态影响降至最低。明军的防御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像一道复杂的公式，马匹、饲料、粮饷、募兵、营堡、武器等都是公式中的变量。即使这些因素都能得到人为解决，还有平漫沙漠、人体极限、成本负担、无常气候、战损收益、通信距离等不能完全人为控制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从北京到遥远的西北防线，构成一张又一张的编织网，而高级将领和巡抚、太监等文职官员则是其中的枢纽，通过各种地方之间的协商及上情下达的奏议，修复补救这些编织网中存在的疏漏。而这，正是明军防御体系的精髓之处。

正德十二年（1517年）初，御史程启充建议巡抚、总兵官驻扎前线，而另设总制统筹全局。其奏称：

往年，虏贼河冻则住牧，冰解则北渡，今乃据有其地，数年于兹，祸机隐伏，识者寒心。于时去总制以建提督，议者以为无益成败，三边兵马，人各自拥，势分力弱，不相为用。八营固原，适平、陇、西、凤之冲，陕西镇巡高居省城，遥制可否，卒然有如前日之虏乘虚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宜令陕西巡抚、总兵住扎固原，以扼其吭。复设总制，慎选才德系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经略边务、整理兵食。

王琼对此持疑议。他说：

查得自永乐、宣德以来，因各边地方广阔，每镇差都御史一员巡抚，并无总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张鼎建议创设总制。朝廷特改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总督军务，于固原住扎，亦无总制之号。至弘治十年复起王越，始令总制甘、凉各路边务，又恐事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抚甘肃地方，取回原设巡抚都御史吴珉别用，初无一官总制三边之理，亦无总制、巡抚二官并设之例。彼时王越专制一边，尚无成功，自后承讹袭谬，添设总制三边官员，才宽死于锋镝，张泰卒于忧劳，多无成效。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邓璋升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军务，又自江西赈济取回。以诸臣之中而特举邓璋，可谓极天下之选；又夺拯溺救焚之命，不计数千里往返之难，乃自江西取回，可见廷臣堪总制之任者无出邓璋。又虑甘肃危急，恐邓璋一人顾理不周，复命都御史彭泽总督甘肃等处军务，与邓璋颉顽行事，可谓夹辅之有其人。又因差总制而骤升右都御史，其职不为不崇；以一人而遥制三边，其权不为不重；自去年二月以至今日，其任不为不久。而固原、陇州杀掠之祸，前此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由是观之，总制之设无补于事，已有明验。

况邓璋调用延绥军马，既不能为固原之助，翻失延绥之守。而巡抚陕西侍郎冯清，因专任总制，难于自效，无所设施。邓璋当虏寇内侵、时势危急之际方请于朝，欲专设巡抚于固原驻扎以分己责，奏疏未至，而固原、平凉已尽被蹂躏矣……今以三边数千里之军务，而独禀令于一人，臣等故知不可也。今都御史邓璋总制失事，去任未几，而复设总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故实，极陈利害，万一复设总制于陕西，自此诸边戎务互相掣肘，彼此牵制，将来失机误事，系于天下、国家之利害非浅浅也。

况陕西套贼近已遇河东行，合无遵守旧制，再不必添设总制官员。如遇贼情重大，命将出师，自依常例差遣，事毕回京。其陕西事情，仍行巡抚都御史萧翀、陈璘、边宪、李昆四人¹⁰⁵

，各照地方，会同镇守总兵等官，经略边务，整理兵食。交界地方应该会合截杀去处，依律会合策应，不许自分彼此，互相推托，失误事机。其甘肃、哈密、土鲁番事情，及乜克力、亦不剌等贼情，就着彼处镇巡官查照本部节次题准事理，用心筹划，整饬防御。¹⁰⁶

正德皇帝认可王琼的建议，决定不再设立总制一职。正月十七日，巡抚宁夏都御史边宪奏要参照旧例，请命督军大臣一员，前去宁夏等处“经画议处，预防虏患”。但王琼从中听出某些弦外之音。他说：

查得弘治十四年，差太监苗逵、都御史史琳、总兵官朱永征西之时，靡费巨万，未见成功。弘治十八年，都御史杨一清承委总制，事多纷更，亦无实效。况近年添设总制，失误事机，众所共知。已经本部查议明白，屡奉钦依，通行遵守，擅难别议。及照都御史边宪，不以本镇分内防御事宜陈奏，却乃故为异同，沮挠国是，虽由私淑之误，终涉附会之嫌。至于所奏修举废坠、相机战守之说，正边宪职分当为，乃托空言，委诸督军大臣，似于边务有所推托。况前年虏寇由花马池地方深入固原、陇州抢杀，彼时已有总制官在固原，边宪在宁夏不能协谋御虏，见今戴罪听参，乃隐其误事之迹，复陈设官之议，似此识见，难委边方重任。但本官见已升任，合无本部行文新任巡抚宁夏都御史郑阳，会同镇巡等官，查照本部节次题奉钦依内事理及钦奉敕旨，用心逐一遵依，务在武备修举，军威振扬，防御虏寇，保障边疆，凡事悉遵旧规，不许妄议更张。

正德皇帝是其议。¹⁰⁷

***

最后，甘肃方面，《晋溪本兵敷奏》计收有奏议72篇。甘肃方面是明朝边防安全最具挑战的一环，这从王琼奏议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议多涉吐鲁番、驻牧于西海的亦不剌以及北虏，同时与其他各边不同的是，甘肃边防还需维持丝路贸易畅通，为朝贡保驾护航。甘肃地区除明朝军民外，还有不少地方土著势力及寻求庇护的难民，他们并非天然臣于明廷，且本地物资粮饷匮乏，官吏又不乏滥竽充数之辈，明廷之于此边远之所，只能勉力应付。王琼的奏议检讨了如上问题，也在事态恶化之时从明朝管理机制中寻求原因。

正德十年（1515年）四月二十九日，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

甘州等处寄住羌夷数多，历称其害有伍，要将各夷并寄住回舍发遣，归其本域，以塞狂悖。及今后夷人进贡，止许本夷并方物入关，有妻子者免其入贡。不许擅买民间田土、房屋。事发，本夷遣发出境，卖者，军问发烟瘴，民边卫各充军，官调别边卫带俸差操。

王琼认为，冯时雍的提法“援引故实，反复开陈”，其意在“谨华夷之辨，消未来之患”，是有见地的主张。但他也有自己的忧虑。其奏言：

但恐官司奉行未至，此等夷人安土重迁，激生他变，系干夷情，难便定夺。合无本部备咨总制都御史邓璋，会同镇守太监许宣、巡抚甘肃都御史赵鉴、巡按御史冯时雍，将前项所奏事情再行从长计处。如果事可举行，保无后患，夷情顺服，边境获安，就将应行事宜开陈明白，会本具奏，以凭上请定夺。

正德皇帝是其议。¹⁰⁸

冯时雍又提出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土番之酋长尚尔骄悍，哈密之城印犹未归复，请罪之词不闻于军门，犯顺之状颇著于嘉峪，遣使讲好，则大开其沟壑之欲，要我以难从之事，乞要早为决策，以平定贼番。如其不然，地方之变故无形，有非愚臣所能逆睹。

王琼注意到，冯时雍此番言论与御史燕澄所奏内容不同。但王琼认为，言论之不同，主要在燕澄巡按陕西腹里，所奏乃为彭泽掩饰，而冯时雍巡按甘肃，不受总督军务左都御史彭泽节制，其言乃为朝廷之忠言逆耳。王琼决定采信冯时雍之奏，他说：

冯时雍所奏土鲁番嘉峪犯顺，要我以难从之事，必有指实，恐非虚妄。况见今虏贼在套，拥众侵犯，邓璋一人，急难摘离，而又使遥制甘肃之事，未免两相妨误。合无行令彭泽，仍照原奉敕旨“事宁之日具奏回京”，及节奉圣旨“彭泽待处置哈密事情停当，行取回京”，以后本官事宁回京，果建奇功，大加爵赏，以酬其劳，亦未为晚。

彭泽也有自己的奏议。其奏称：

土鲁番速檀满速儿王等畏威悔过，已将哈密金印、城池交付都督满剌哈三、写亦虎仙收掌住守，近抢赤斤印信亦已悔还，头目火者他只丁取回土鲁番去讫。虏寇阿尔秃厮先遁出境，亦卜剌下一枝部落，一半往迤西亦郎骨，一半往迤南乌思藏去讫。及称速檀拜牙即尚在把巴义处，为伊弟兄不和，未经送出。必须量给赏物，令伊自分族众，以相和辑，事乃就绪。除行巡抚都御史赵鉴，将原收见在段匹等物量为增给，责付通事马骥等前去分给，赏犒速檀满速儿王、把巴义等并大小头目，守取效顺番文至日，方将原捉获回夷虎都阿力等发回。仍要候送回速檀拜牙即至日，将速檀满速儿王等一体赏赉。差官押送赏赐前来，交付都御史赵鉴，会同镇守总兵，差人分投给赏。仍请敕谕，令都督奄克孛剌同心扶持速檀拜牙即照旧为忠顺王。

王琼议以为：

其称哈密金印、城池已复，见令都督满剌哈三等住守，具见各官奉扬上命，经略勤劳。但徒有城、印，无人主管，名声虽若效顺，弛张犹系土番。今彼处镇巡等官虽已增添赏赐，差人前去分给。若速檀满速儿果能革心悔过，即便送出，有何不可？但恐缯帛徒入于穹庐，而忠顺王终无下落。合无本部移咨总制都御史邓璋，会同甘肃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从长计处，姑候通事马骥等回日，果土鲁番悔祸畏威，将忠顺王送回，如弘治年间阿黑麻送出陕巴到甘州事例，别无变诈等情，依拟一面将原捉获回夷虎都阿力等发回，一面星驰具奏，以凭议拟，上请赏赉。若万一夷情尚有变动，亦听邓璋等计处，会奏定夺，务要万全停当，保无后艰。

六月十三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¹⁰⁹

六天后，即六月十九日，冯时雍来奏：

土鲁番酋长速檀满速儿、头目火者他只丁弃天叛道，趋利背恩。乃者守臣具奏，朝廷采之群议，命将出师，相机行事。然蠢尔番贼，顾不悔罪效顺，乃敢率众内侵。赤斤之印虽还，而护送之使未发，其情狡诈，未易测知……上以求古之道，下以酌今之宜，远如建武之闭关，近如我朝之绝贡，使中国自为中国，土番自为土番，彼虽包藏邪心而自不得萌，因袭故智而自不得售。

但王琼认为：

今朝廷责差总制大臣在彼经略，哈密之城、印初复，土番之悔过方萌，正向背未定之时，亦事势难期之际，且所奏夷情与总督都御史彭泽等会奏事理多有不同，干系事体重大，本部难擅定拟。

他建议冯时雍与邓璋等再行从长计议，仍旧等候通事马骥归来，再作区处。正德皇帝是其议。

八月二十八日，邓璋的一份奏议令人惶恐。其称：

大势达贼亦卜剌贼众先过黄河，遁往四川松潘，今又回至洮州地方，抢杀番簇，逼近洮州，仅二百里。其甘肃又报，亦卜剌弟把巴歹纠合众贼乜克力等，要来肃州抢掠。访得前贼因我调兵征剿，又见小王子在套，虑恐寻杀，遂过黄河，南走四川松潘，今又回至洮州地方。把巴歹数年以来仍在赤斤、苦峪，又与野贼乜克力等以亲连合，赤斤每被扰害，番夷不得安生。及照赤斤、苦峪乃朝廷内属之地，为甘肃藩篱之倚。今以把巴歹之穷寇，兼与乜克力之强戎同心合谋，以众暴寡，赤斤、苦峪势必胁从，甘肃一镇岂能万全？况今将冬，不久河冻，亦卜剌达子一枝贼众不在归德、洮、河，必复西宁、凉、永，与伊叔把巴歹彼此牵制，两路侵凌，将见甘肃危急。臣即欲前去甘肃并洮河地方往来督调，奈延、宁、环、固见被大虏压境，不时深入，决难擅离，顾彼失此。

王琼议曰：

今详邓璋所奏大虏压境，决难擅离之言，倘后失事，不惟本官得以为辞，抑且公论难以独责邓璋一人。及照甘肃镇巡等官，总兵官、都督同知徐谦等，明知前项亦卜剌弟把巴歹、乜克力等扰害地方，系干本镇重大夷情，自合星驰具奏，却乃隐蔽不奏，转行总制官员。照详其意，惟欲无事得以侥幸，有事推诿邓璋，迹其奸欺，深为可恶。合无本部铺马赍文交与新任巡抚甘肃都御史李昆，会同镇守总兵官徐谦等，将前项所奏夷情用心计处，严谨堤防，一应战守事宜，既是邓璋不得摘离前去，悉听各官相机行事，可战则战，可守则守，务使地方安静，保无他虞。应具奏者，依律径直奏闻区处。敢有似前隐蔽推托，贻患地方，从重究治，决难轻纵。

正德皇帝是其议。

又后来，明廷决定对甘肃进行人事变动，以应对日益紧张的边防局势和粮饷运送困难等问题。王琼称：

议得甘肃一镇孤悬西北，哈密、赤斤、苦峪等夷皆内附中国，为我藩篱。近年为因哈密忠顺王被土鲁番拘留，西宁等处地方又被阿尔秃厮等贼侵扰，巡抚都御史赵鉴具题，科道交章论奏。朝廷虑恐肃州不守，有失故地，关系非轻，先将侍郎邓璋自江西取回，升右都御史总制；随命左都御史彭泽总督军务，专一整理甘肃地方哈密等项夷情；又将巡抚陕西都御史冯清升户部右侍郎，专一督理甘肃粮饷；又添设郎中张键，专在兰州籴粮转运；其为甘肃地方计虑，可谓深远矣。今各项官员俱各取回。赵鉴熟知甘肃事情，屯田得法，又改南京都察院管事。近有甘肃差来舍人王昇，九月十六日在彼起程，说称赵鉴已来兰州，李昆尚未到彼。

臣等窃详，各官所奏甘肃夷情不宁，似不减于去年，而差官处置，大不同于前日。万一果如所奏，土鲁番夷交结把巴歹，胁从赤斤、苦峪等夷侵犯肃州，加以西宁一带番夷抢掠，道路不通，馈运不继，我军力不能支，地方因而失陷，被其盘据，诚非细故。合无本部行文，就令差来人赍回，交与巡抚都御史李昆，会同镇守太监许宣、总兵官徐谦等，整搠军马，严谨防御，遇贼入境侵犯，相机截杀，毋堕贼计。如不来犯，扬威固守，亦不必远出寻杀，启惹衅端，逼迫反噬，惟以保固封疆为重，不以穷追远讨为功。若果各夷纠合势众，窥伺镇城，一面星驰具奏，一面会行副总兵郑卿量调人马，应援截杀。若再势众，再行宁夏镇巡官量调精锐官军，就委副总兵周诚统领，前赴甘肃策应。若遇宁夏河州有警，斟酌调发。本部仍行宁夏镇巡等官，预议选拨听调。及行副总兵郑卿，将原调领附边卫所汉土官兵民快严加操练，修置军火、器械，与甘肃官军声势联络，相机战守，一遇甘肃镇巡官行文约会，火速领兵前去策应。如贼势循常，不得轻易调发。再咨户部，转行巡抚陕西都御史萧翀，严督布、按二司守巡、管粮官起运甘肃粮草，上紧攒运完纳，及将调兵经过、驻扎地方合用粮草整理预备，毋致缺乏。

十一月初四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¹¹⁰

此外，亦不剌并非甘肃方面面临的唯一威胁。西宁卫是明朝的边防重镇，但这里有大量藏民居住。随着生齿日繁，藏人诸部中渐渐出现“作耗强人”。为此，巡抚甘肃都御史赵鉴、总兵官徐谦、太监许宣等奏曰：

西宁控制申藏、隆奔等一十三簇土番，天顺年间，总兵官卫颖等统领大兵剿杀之后，四十余年不敢犯界。弘治年来，生齿日繁，继踵为患。正德九年，因思冬沙等族西蕃纵肆凶顽，敌伤官兵，节蒙总督、总制都御史彭泽、邓璋，各行总兵官徐谦统兵抚追，仍前执迷不听，时常上路抢劫伤人。又奉都御史彭泽、邓璋明文抚谕，而各番公然恬终不悛，先杀死百户王朝复，又杀死千户严玺、吴成等，大肆悖逆，愈甚于前，公差商旅、屯居人等不得安生，道路不通。从宜行令右副总兵柳涌等，选调各路官军共六千员名，刻期会合，取路前去，抚督族头，将为恶正贼挨捕。总兵官徐谦量统甘州马、步官军一千五百员名，复去凉、庄驻扎防守。若各番拒逆，伤我人马，势难再容，相机剿捕，待事宁兵回，另行具奏。

既然诸镇巡官已经会同计议并调兵剿抚，兵部自然别难定夺。但王琼仍借机指出其中彭泽的问题：

但照前项西蕃为患已久，总督都御史彭泽等在彼之时，止令抚谕，不敢发兵，盖恐启衅生事，酿成大患。今赵鉴、徐谦等调兵六千前去剿捕，固非得已，但恐胜负难料，致生他虞。合无本部铺马赍文交与接管巡抚都御史李昆等，查照前项夷情，除已宁息外，若尚未宁，务要用心筹度，相机战守，计出万全，事体重大，星驰具奏定夺。如或处置乖方，启衅误事，咎有所归。

十一月初五，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¹¹¹

正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奏议所示，围绕明朝—哈密—吐鲁番三边关系的迷局，远在京师的王琼很难深入了解，中间备细情由未得悉知。巡抚甘肃都御史李昆等欲筹计哈密城池、金印归还事务，但前述前往吐鲁番的使臣和写亦虎仙等并未曾回还到关，李昆等不知所措。出现这一情况，或许与吐鲁番、哈密内部之间的矛盾有关。写亦虎仙的禀帖曾称：“速檀满速儿调察力失人马，要来汉人地面，被他每劝停止。及领去赏赐尽使用了，将金印与了，城池不与，还要段子一千五百匹，伊等辏段匹、马牛羊只，准去赎取。及速檀满速儿差进贡使臣二百人到哈密了。”

王琼对此感到困惑。他说：

先该总督左都御史彭泽及今都御史李昆等所奏，皆谓哈密城、印俱已送归，火者他只丁亦取回土鲁番去讫。及看今译出哈密写亦虎仙等禀帖，则谓止归金印，火者他只丁尚在哈密城居住，要段子一千五百匹、马牛羊只赎取。各奏不一，未知孰是。即今速檀拜牙即未经抚出，写亦虎仙与原差官通并续与土鲁番送赏抚谕火者马黑木未曾回还到关，以后抚处事情，委难逆料轻议。

面对各执一词的说辞，王琼认为：

合无本部移咨都御史李昆，会同镇守、总兵等官，照依原奉钦依事理，整搠人马，用心防守，不可轻信写亦虎仙等所禀“土蕃人马被我劝止”之言，弛我边备，致堕贼计。仍候官通回还及写亦虎仙等到关之日，译审哈密国城有无归还，忠顺王有无抚出缘由，明白将主守、城印事情作急议处停当，奏请定夺。及看得见今索要赎城段匹一节，镇巡等官不见具奏应否准与缘由，但恐写亦虎仙与火者他只丁彼此交通往来，隐瞒实情，假托土番，要求重利，事久不谐，致生他虞。合无行令镇巡等官从长议处停当，查照先年事例，斟酌施行。既不可严峻拒绝，激变夷情，亦不可示弱轻许，开启弊端。其土鲁番果来效顺进贡，到边之日，照依旧例放入，加意抚待，及严谨关防，毋致疏虞。

正德皇帝是其议。¹¹²

五月初十，甘肃镇巡官请求正德皇帝发敕一道，责让速檀满速儿忘背恩德，轻信火者他只丁谗言，要求无厌。不过，鉴于满速儿已经归还哈密城池、印信，明廷不打算追究其责，仅仅要求他和把巴义尽快将拜牙即送回本国，而后朝廷将与之赏赐。此后，甘肃镇巡官又请正德皇帝再发敕一道宣谕把巴义，其敕曰：“尔既得蒙朝廷赏赐，即将速檀拜牙即差人同去人送回本国，凡事照旧。如各不协和，仍不送回，朝廷别有处置，悔难追及。”王琼认为，随敕送往满速儿的合用织金彩缎、绢匹等，就令甘肃镇巡官以官钱就近采购，可“稍从优厚”，但“不可过多”，以启满速儿“等将来复为抢夺，要求厚赏之心”。而使臣不必另遣，只需令吐鲁番进贡使臣带回即可。王琼告诉甘肃镇巡官：“若敕赏到彼，将速檀拜牙即送回，即便奏请给与金印，照旧为王本国，坏事奸夷查奏处治。若不送回，就便照依弘治七年（1494年）事例，闭关绝贡，不许往来，将先今差来使臣迁徙南方边卫收管，亦即开具奏闻，毋得犹豫。仍要整搠兵马，慎固封守，遇有侵犯，相机剿杀，务要防御得宜，不许轻忽误事。”正德皇帝是其议。¹¹³

亦不剌的袭扰仍在持续。十月二十一日，巡抚甘肃都御史李昆奏称，要加强毗邻亦不剌但势单力薄的镇羌堡和岔口堡的军事防御。但王琼认为，此举纷更事体，人难遵守。他提议：

盖欲增兵要害以御番虏，不为无见，若果无碍，未必无益。但要分庄浪等处官军前来二堡防御，虽称从宜量拨，其庄浪等处官军未免因分寡弱。况事干创始，修营拨粮，劳费财力，恐难轻举。

查得近年肃州西路添设游击将军芮宁，分拨永昌等卫官军二千员名管领，该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勘得前项新添游击势分力单，相应裁革。今若又于庄浪、凉州、甘州三卫分拨官军一千六百，前去镇羌、岔口二堡防守，亦又事体纷更，人难遵守。合无本部行移都御史李昆等从长计议，如果镇羌、岔口二堡地方番贼不时出没，抢劫人财，阻隔道路，量调游击等官，或就委指挥甘玺等量拨官军，统领按伏，相机截杀。候番贼知惧，不敢出抢，即便照旧。不必分定数目，岁以为常，以存庄浪等卫之兵势，以省镇羌、岔口二堡之劳费。

臣等又议得，增兵积粮以备战守，最为有理，但增设太多，难为供给。及分旧兵，多列城堡，虽似处处有备，其实兵分势弱，难御大敌。查得辽东、宣大、延宁、甘肃等边，先年止设大镇，及十分要害去处方设城堡。后因节年差去官员计虑未审，往往建议增置城堡，分军召募，以致势分力弱，一遇虏贼大举，不能防御，原额供边粮草不勾岁用，处处告乏，军士多逃……今后务要循守旧规，修其废坠，遇有军情，相机调发，互相策应。不许创立新法，增兵置戍，罢敝中国。¹¹⁴

在边防问题上，王琼的秘诀在“攘外必先安内”，而所谓“安内”，则是维系祖宗旧制，轻易不更事体。但这种“安内”政策单调且乏味，它需要的是驻防明军时刻保持集体警惕，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尽管正德皇帝特立独行，但在边防问题上，他没有足够的兴趣关注，因而事事倚赖王琼，唯知画诺。

李昆继续上奏称：“速檀满速儿假以赏赐未得、贡使未回为由，令火者他只丁占住哈密城池，牙木兰扑抢境外属番。”又称：“哨探未得，一面选差夜不收密切探缉，如果牙木兰止因求讨赏赐，委曲议处，若果有侵犯，出奇剿杀。”但王琼认为李昆这些说辞皆疑似未定之词，无非夸夸其谈，毫无用处。他说：

查得先该都御史李昆等奏报，土鲁番进贡正使四名、副使四名、打剌罕^[12]三十四名，哈密正使一十名、副使一十名、打剌罕四十名，伴送土鲁番贡使正使二名、副使二名、打剌罕六名，原差去土鲁番传谕夷情、送赏抚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挥火者马黑木等一十二名，俱于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验放入关，今尚未到。既以进贡为名，万里来王，若遽羁留不遣，非惟有失怀柔远人之意，抑且非朝廷待夷狄正大之体。况土鲁番、哈密夷精顺逆，彼处镇巡官尚涉疑似，朝廷岂宜逆诈轻处？合无礼部待候各夷使臣到京之日，仍要遵照常例以礼馆待，赏赐表里、筵宴等项务要齐备精洁……回还之日，仍照先年旧例，选差廉谨通事、序班沿途伴送，以礼馆待，不许交通，纵容生事，扰害地方。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十五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李昆之建议再次未被采纳。¹¹⁵

不知何故，李昆总将自己的建议置于朝廷的对立面。他还奏称：

土鲁番酋首速檀满速儿与奸夷火者他只丁等，贪心无厌，益肆狂图，一面差人进贡，佯为通好，一面侵占哈密，阴谋侵犯，揆之天道人心，十分难平。今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参将蒋存礼反覆推辩议拟，欲将奉到敕谕二道暂免差人往谕，速将先今见在奸夷拘收发遣，及整兵齐力，伺其来犯，奋勇痛杀，以报积年之恨。言词激切，亦诚为人臣子许国敌忾之义，志实可嘉，理当准从。

王琼再次批判李昆的奏议：

查得正德十一年五月内，本部会官议得，土鲁番若将速檀拜牙即不即送回，就便照依弘治七年事例，闭关绝贡，不许往来，将先今差来使臣迁徙南方边卫收管，亦即开具奏闻，毋得犹豫。仍要整搠军马，慎固封守，遇有侵犯，相机剿杀，不许轻忽误事……今都御史李昆等不行恪遵成命，果决行事，却乃多张虚诞之词，尚为犹豫之论，不知廷议当守，妄称副使陈九畴等志实可嘉，理当准从，以致事机不密，军情漏泄，又督调不严，军失纪律，见今报到游击将军芮宁全军败没，致廑圣虑，命本部会官推举文武大臣，上紧前去提督军务。合无候命下之日，将前项贼情备行各官查照，议处施行。

正月二十四日，正德皇帝再次认可王琼的处理意见。

十天后，事态终于进一步明晰。王琼在奏议中追溯了吐鲁番与明朝关系恶化的历史。他奏道：

查得前项先年抚处土鲁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乐以来至弘治五年，并无发兵征进土鲁番缘由。至弘治六年，始差侍郎张海、都督缑谦前去，只是会同彼处镇巡官讲求安攘方略，亦无用兵。弘治八年，止令彼处镇守太监陆訚、总兵官刘宁、都御史许进议差副总兵彭清，就调本处汉番兵，不过二千三百员名，征进哈密，止杀其占住回贼数十人，其首恶牙木兰亦未曾得，因无粮草，难以久住，昼夜奔回，丧失亦多，未足言功。其后闭关绝贡，事自宁息。正德九年，谋臣不考故实，轻主用兵，既设总制右都御史邓璋，又设总督军务左都御史彭泽，既差户部郎中张键赍带银两兰州籴粮，又设户部侍郎冯清专在陕西督理甘肃军饷，远调延、宁人马，专为遏绝土鲁番夷，克复哈密，及剿逐亦卜剌等贼。不意亦卜剌等贼返过河东，抢杀洮、岷。土鲁番夷虽称献还城、印，忠顺王未得复立。会延、宁有事，乃议掣兵回救。其土鲁番夷，理势既难加兵，方议加赏抚处。边情重务，前后异议，而又委任不专，事多推诿，以致番夷请求不遂，阴怀怨怼，节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馈原许段子一千五百为词，启衅纳侮，事实有由。

王琼紧接着又奏道：

今土鲁番既已率众侵犯肃州，杀死游击将军芮宁，揆之大义，似难再与赏赐，示弱求和。若欲似前调兵，又恐延、宁地方虏贼窥伺，乘机深入，顾此失彼。况即今陕西、临巩、甘肃等处地方灾荒，军民十分贫困，倘若攒运粮草，督责严峻，必致激变地方，夷外侵、百姓内乱，实难支持。

为此，王琼建议甘肃地区需要新的官员团体领导，故应走马换将：

合无请敕见差太监张永、都御史彭泽、总兵官郤永上紧前去甘肃，督同彼处镇巡官处置粮草，赈恤军士，振扬兵威，抚驭属番，运谋设策，相机战守。如土鲁番贼已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闭关绝贡，不许往来。若复来犯边，可战则战，毋轻举失利；不可战则尽力固守，以逸待劳，彼当自遁。各官起程之日，经过官司密切挨查土鲁番差来贡使人等，如遇在彼，从长计议，或就所在官司设法拘留，或带去陕西羁管，具奏发落，务在处置得宜，毋或疏漏，致有他虞。各官到于甘肃，询访本边故老，料度彼处夷情。如果土鲁番兵力强盛，蓄有异谋，势将深入，夺占肃州，不能固守，径自从宜取调甘、凉、庄、永等处官军协力战守。如甘肃本镇官军力不能支，方许查照附近甘肃地方以次征调。若该调宁夏、延绥二镇边军，必须会知延、宁镇巡官，查勘本处声息宁息，方许酌量起调，前去应援。若轻易调发，到彼不用，失误本边防御，咎有所归……再请敕三道，就付各官赍捧前去，宣谕赤斤、苦峪、哈密三卫夷人都督，令其照旧内附，坚守臣节，毋或被其逼胁，党逆为患，自取减亡。仍各量加赏赍，固结其心，使三卫结合，互相救援，及随从我军并力战守，有功厚加赏犒。其余属番一体设法抚驭，毋致叛逆生变。其阿尔秃厮、亦卜剌等残贼，尤须严加防御，毋致乘机与土鲁番应合，大扰地方。……再照前项差官处置土鲁番、哈密事情，系干地方重务，诚恐本部前项查议该载未尽，合无通行南北两京府部科道等衙门大小官员及见差重臣，但有安内攘外长策，本部智虑所不及者，并听直陈所见，径直奏闻，取自上裁。

正德皇帝是其议。¹¹⁶

二月初六，明廷收到了吐鲁番寄来的番文文书。其书译曰：

你们原许下的都昧了，说了谎。你一切反事，都是你们引起的。我上马前来了，你承认不是，有好了。若不呵，写出、哈出、苦峪三处人都调将来，会合达子头儿伯彦猛可（即小王子），一处与朝廷的人马对敌，甘州、肃州已是我的。你要好呵，作急差人出来，我与你好和。若不呵，将你地方城池时间坏了。

王琼对信中的傲慢语气感到震惊。他说：

查得近年差官处置哈密、土鲁番事情，委的许与赏赐，送出金印，未曾了结，以致番夷怀恨，借口启衅，大举入寇，杀死将官并军士数多，亏损国威。今欲再与赏赐和好，诚恐益损国体，况夷狄贪婪无厌，万一乘此机会益肆要求，难尽满其所欲。前代增添岁弊（币）之说，可为明鉴。若欲兴师问罪，大张杀伐，又恐地方艰难，钱粮缺乏，激成他变。

且据速坛满速儿所言……似非虚诈。为今之计，纵不往前征进，亦当急为堤备。合无请敕见差提督甘肃等处军务重臣上紧前去，督同彼处镇巡官，斟酌夷情缓急，度量兵粮多寡，或调兵剿逐，或并力固守，悉听便宜施行。及查先前许与段匹之人因何轻许失信，致启边衅，就彼拿问明白，解京发落。干碍镇巡等官，参奏施行。

仍将拿问许与失信缘由设法传示晓谕速檀满速儿，使知非朝廷本意，令其回还本土地面：“若能悔过，送回哈密王速檀拜牙即复立，奏闻朝廷，自有处待。若仍犯边，调集陕西各路人马征剿，尔贼岂得保全？”一应事务，并听各官从宜斟酌施行，不必拘泥原议，惟在事体停当，内安外攘，斯称委任，有功升赏不吝，误事责有所归。

正德皇帝是其议。¹¹⁷

当时，明廷不得不艰难地与吐鲁番等外部势力周旋充满误解的问题。礼科抄译到哈密都督满剌哈三用回文写就禀帖一纸，内称：“许下速檀满速儿纻丝一千五百匹不与。又镇巡官说，哈密使臣许一年一贡，吐鲁番使臣三年一贡，撒马儿罕使臣五年一贡。以此速檀满速儿十分恼怒，要领人马来。因见镇巡官差人赍好文书到哈密，火者塔只丁前去报知，速檀满速儿差人来哈密，言说原许下我的一千五百匹纻丝，若不与我，还去作歹。”帖中同时提到哈密不堪“达贼扰害抢杀”，决定出兵剿杀。这封禀帖原无年月，但总兵官史镛曾称正德十一年（1516年）六月满剌哈三已投顺吐鲁番，据此明廷猜测，此帖当于六月前已送至甘肃。但令明廷不解的是，此帖为何直到正德十二年二月方才送达礼科。王琼要求查清此事，二月初八，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¹¹⁸

上述繁冗复杂的事迹交织在一起，我们只能明确一点，那就是明朝将哈密倚之为藩篱，但无力保护哈密免于战火屠戮，而吐鲁番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巡抚甘肃都御史李昆再次上奏，让本已混乱不堪的局势更为复杂。他奏称：

在途进贡未经到京夷使所赍方物、马匹，已经进贡到京夷使回还所领赏赐，欲要一并差人跟赶，行令所在官司追收封进，缘事干国体，臣等未敢擅拟。及照已经进贡回还在途，亦有天方国、撒马儿罕地面夷人，原不系土鲁番一例为恶之人，应否一并拘收。再照未经起送进贡撒马儿罕夷人，并奄克孛剌进贡谢恩夷众，已到甘州住久，先因起送土鲁番、哈密进贡夷使，恐驿递应付不便，令其暂住，今乃值有土鲁番侵犯之变，应否照旧起送赴京，亦非臣等所敢辄拟，乞要查照议拟的当，早赐施行。

对此，王琼认为：

合无本部再行左都御史彭泽等查照施行。其撒马儿罕并奄克孛剌进贡夷人，既称不系土鲁番一例为恶之人，难以一并拘收，合无行文李昆等再行查访，果无交通土鲁番情弊，照旧起送进贡。

二月二十九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并令太监张永、都御史彭泽等密切留意已经来贡并回还在途的使臣。

肃州明军最终击退了吐鲁番来犯之敌，明廷决定论功行赏。但李昆提出：“彼时以为贼众兵寡，武振等率能全军退敌，忠勇可嘉，是以从宜量行奖犒，已为优厚，若再量加赏犒，或恐公论有所未平，未敢擅拟，伏乞圣裁。”

“有所未平？”王琼对此提出反驳，并指斥边防赏赐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奏道：

查得前项事情，武振奏来，都御史李昆等未奏，所以本部议拟，奉钦依“查勘是实，准量加赏犒，武振还奏未定夺”，初不知李昆等已行径自奖犒，又令量加赏犒也。李昆等自当具实回奏，却乃反复辩论，以为公论未平，是以赏出于己者为宜，而以出于朝廷者为不宜也。盖是李昆因怪武振径直具奏，故为强辩沮抑，以快私忿。

且云本边遇贼侵犯，却敌之事亦尝有之，若俱以偶能却敌自陈叨冒，倘有擒斩之功，何以加尚？原本部原议，兵家之事，以克敌制胜为全功，不以斩首多寡为勋迹，故李牧守雁门，匈奴不敢近塞，非取其能斩首也。今李昆等故为异同，谓却敌为常事，斩首为奇功。近年甘肃地方失事，多有隐匿，及至搜斩病死幼小番达，即便冒报功次。近来前弊方少息，如李昆所论，不无又启贪冒之风，大沮名将之气。如近日游击芮宁不能却敌，全军败没，较之武振以军七百敌退达贼八千，夺回人畜者，岂常事乎？奉旨谕奖，岂得为过？

及看奏内开阵亡军每名赏银伍两，征伤当先官军每名赏银三钱，又有每名赏银二钱五分，或每名赏银四分，俱不合赏格。及武振、神楫、郭韶虽各赏段一匹，缘武振、神楫俱系领敕将官，郭韶系方面官，原无镇巡官不奏径自给赏事例，况恩典必须出自朝廷，庶能使人心激劝。

三月初四，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尽管王琼没有言明，但李昆擅行赏赐，僭越朝廷恩典的做法，无疑是明廷对之产生芥蒂的原因。而此事亦侧面反映出明廷对地方的有效监督相对乏力。或许，在明廷看来，李昆此举颇有功高震主之嫌，迟则难免为地方割据势力之基石。

甘肃明军也被授权得专任方面，相机战守，明廷仅事后审查，不以遥制。李昆就曾于战后向明廷奏陈二事：其一，正德十年十二月（1516年1月），“督调左副总兵郑廉等，并哈密等卫掌印都督奄克孛剌等，统领番汉官兵，在于瓜州、沙沟（州）二处地方斩获吐鲁番贼首级共七十九颗”。其二，“吐鲁番速檀满速儿兴师动众，谋侵边鄙，肃州寄住奸夷往来造逆生谋，故敢卷土而来。虽有游击将军芮宁一败之变，此贼终不敢辄至肃州城下，累次差人赍书求和。又被瓦剌达贼抢杀攻劫，事在危急，且悔且哭，交相怨仇。即今地方已靖，军民复业，除行各官愈加用心堤备，并行宁陕副总兵周诚等，各将人马暂且停止，候本镇有紧急重大声息，另行征调，将肃州寄住回夷解来甘州监候，另行议处。”显然，甘州寄住的回民都成了李昆口中串通吐鲁番的嫌疑人了。四月初二，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四月二十四日，王琼又称：

参详得速檀满速儿番文五纸内情词^[13]，大意归咎写亦虎仙、火只怯白，及恐杀害亲信头目朵撒恰，所以反复论说，只欲求和，保全朵撒恰，又欲约会把巴义等达子人马二万来讨朵撒恰，虽有挟诈要求之意，终有悔罪纳款之情。但差写亦虎仙许赏及拘留朵撒恰，俱系彼处总督、镇巡等官前后议处事情，已该本部前项拟差给事中会同巡按御史查勘，及敕李昆等查照本部前后奏行事理度量处置，今译夷情，别无定夺。合无将译出番文备行见差给事中、巡按御史并镇巡等官查照，各照原拟并钦奉敕内事理钦遵查勘，议处施行。

正德皇帝是其议。

在王琼看来，明朝与吐鲁番之间关系持续恶化，首要责任在明朝，尤其是甘肃方面守臣。他向正德皇帝解释道：

议得甘肃事情，先因谋臣失策，轻举用兵，挑启衅端，见事难成，变为和议，又轻许增币，中道弃捐。及至大举来犯肃州，杀损官军，镇巡官员仓皇失措，一面急调河东延、宁人马，一面奏报贼情十分紧急。朝廷虑恐肃州失守，旨从中出，遣差内外重臣，动支内帑银五十余万两，又举见任镇守宁夏总兵官郤永前往甘肃征进。既而土鲁番贼引退，本部料度此贼虽已退遁，其情顺逆尚未可保，以此节次议奏，暂留郤永在于邻近地方住扎，无事不为多费，有事得以应急，不为无见。向使郤永亦就回京，万一如今脱脱忽所报，土鲁番夷率众复来，然后又差郤永前去，必不能及，所据郤永去留关系地方，诚非细故。

但此次，正德皇帝并无称“是”，他第一次提出异议，于四月十八日下旨令郤永回京听候旨意。

不过，即使王琼承认吐鲁番事出被动，但明廷仍然将其使节扣留在河南、陕西等地。同时，明廷遣署员外郎事主事孙继芳前往地方，会同当地巡抚都御史等官，审查吐鲁番和哈密被拘使者，并令各地牢固关防。王琼建议，对于拘留在各府州县狱的使者，既“不可宽纵致生他虞，亦不可严急因而致死”，且要注意关押时日，恐关押日久，深为未便。五月二十七日，正德皇帝同意其意见，令兵部再差人与甘肃官员议拟如何区处使者事项，逐一明白开呈。

此外，甘肃方面发生的这一系列动乱，又造成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巡按甘肃都御史李昆奏称：“甘、肃二处并无预备夷人赈贷口粮之数，肃州旧关口粮夷人三百余数，所乞口粮、牛种夷人计以千余，若不从宜抚赈，有失众心。”因此李昆请户部计议，“粮米应于何项粮内暂且支给，段布应于何项银内暂且支买，候哈密稍宁，麾之使去”。此外，李坤又建议“审访各种夷人，择其骁悍难过渠魁数百人，各带家小，取调甘州，及山、永、凉、庄之间羁住，令其随军关支口粮，以分其势，事宁照旧发遣”。巡按甘肃御史赵春亦奏称“肃州见在仓粮料止有八千余石，月支已不勾用，若将夷人羁留养赡，恐愈不敷。及虑地方兵寡力弱，夷势众多，必须早为计处，庶免后患”，故请求户部“怜彼犬羊，不与计较，收留安插，暂给口粮，候回贼稍宁，仍发该族住守，或分散河西十五卫所，量拨地方安插，造册支粮，遇警调用”。

王琼的回应颇具争议。在他看来，“自古圣王之治天下，详内略外，谨中国之防，严华夷之辩。自晋内徙五胡，遂乱华夏。我朝鉴前代之弊，建卫授官，各因其地，姑示羁縻，不与俸粮，贻谋宏远，万世所当遵守者也。近年巡抚甘肃都御史赵鉴奏，要动支布政司官银二万两赈济番夷，臣琼时任户部，议奏恐启无厌之求，为将来之累，竟寝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见地方事势危急，不及远虑，暂准支粮，以系番夷之心，及见粮尽无处，事势难行，方才会奏，于何项粮银内支给。查得甘肃一镇，官军岁用粮饷往往不敷，岂有别项粮银可以常久支给？但各官既以准给召集归附，若不从宜善处，遽加阻绝，必生激变，为患地方”。

为此，王琼提议令李昆等甘肃方面守臣从长计议，向各路难民晓谕朝廷旨意。其旨略曰：

尔罕东等卫属番，自来俱是自种自吃，不纳粮当差，原无支给官粮事例。近因土鲁番侵犯杀害，尔等离失故土，镇巡官悯念尔等遭难，从权赈济，不为常例。今土鲁番贼声言复来沙州，姑容尔等附近安插。尔等宜各自为生理，不可专倚官粮过活。见蒙朝廷差侍郎杨旦赍带银两、段匹、绢布前来，专为预备军饷，亦为赏劳尔罕东等卫效顺属番之用。今遵原奉钦依，酌量颁赏，尔等俱要感激朝廷厚恩，管束部落，选定骁勇好汉，听候土鲁番来，跟随杀贼，有功重加赏劳。待土鲁番远遁，尔等各回旧土安住，以后口粮俱难按月支给。

从提议中可以看到，王琼最终同意向内附藩属权拨粮银，但并非无尽供给，仅为暂时过渡生计。对于将各藩属人民安插各卫的建议，王琼则认为“不可轻许安插河西甘州山、永、凉、庄等卫”，否则容易生起祸端。

王琼随后进一步指出：

土鲁番速檀满速儿留下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拾人马，复来汉人地方做歹一节。先因本部料度土鲁番夷虽是暂退，恐有举众复来之情，以此节次议奏，令总兵官郤永统领宁夏劲兵于附近甘肃地方住扎，以待其变。未蒙俞允，已将郤永取回，军回本镇。万一速檀满速儿果如奏词，秋后复来侵犯肃州，势必愈强。宁夏官军路远，一时难调，不无误事。合无行文李昆，作急与史镛、许宣、陈九畴等计议，整搠军马，十分严谨堤备。见在兵寡力弱，听于归附属番内挑选精锐好汉编成队伍，临用之时给与赏赐、月粮、盔甲、器械，听本处领兵官约束，防御土鲁番贼，并力剿杀，有功厚加赏犒，事宁各回本族。

六月二十四日，正德皇帝批复是其议。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初五，李昆等审问被扣押使臣，其称：“写亦虎仙要得攀援速檀满速儿做亲，依势欲图哈密为王，求娶本王姨母为妻，许允，写亦虎仙嫌老不要，又要娶王妹为妻。速檀满速儿嗔怪要杀，央火者他只丁解劝，许下王段子一千匹，又许与火者他只丁五百匹相谢，则前项段匹系是写亦虎仙买免杀戮之物。”李昆等又查前后递到番文，其中写亦虎仙禀称：“领去的赏赐尽使用了，千难万难，将金印与了，城池不与。满速儿王要段子一千匹，火者他只丁五百匹，我们这里辏下段一百匹，牛马各一百匹只，还不喜欢。”而火者他只丁、马黑麻等番文却称：“写亦虎仙等使臣每常赍敕书来，多许我们来，因此将金印、哈密城送还他。许我们一千五百匹纻丝，并不曾到来，吐鲁番王十分恼怒。”双方说辞显然自相矛盾。另外，针对有大臣请求处死写亦虎仙一事，李昆认为量刑过重。他奏称：“写亦虎仙明知速檀满速儿要行犯边，不合不行阻劝，又不差人传报预备，则写亦虎仙似无造谋之迹，而参词却称引惹边衅，致失军机，勾连谋逆，应该显戮于市，情罪俱有不合。”

李昆还奏，不少使臣声称自己是撒马儿罕、天方国或奄克孛剌的使臣，中间假姓冒名者居多，应让各处官员与通事一同查明，以防冒名顶替。但如何审断各使臣身份，又如何区分其等第等问题，地方官员仍有疑惑。对此，王琼奏称：“各项夷人中间多有名姓相同，纵无籍贯可查，亦有年岁可辨，今俱不见开写明白，日后发遣，不无错乱。系干处置夷情，事体重大，万一情犯不真，处置失宜，伤坏国体，贻患地方，谁任其咎？”故朝廷应派遣给事中、御史，审查各贡使所呈番文，并将仍在羁押的“夷使”人审问明白，“将情轻人犯暂发所在官司拘管，情重差委的当官员，沿途量拨官兵押解赴京，送法司会官通行覆审”，而孙继芳所审查的火者马黑木等127人，“候勘事给事中回还经过之日，转行该管地方差官伴送赴京，一并会审施行”。

甘肃明军一直在为吐鲁番的进攻做准备，但吐鲁番兵迟迟未到。后来，李昆从一名叫孛力忽的夷人处审知，吐鲁番可能出现内部动乱。据称：“速檀满速儿弟把巴义等嗔伊兄做歹，把金路断了，与伊不和。”而后，吐鲁番又遭瓦剌人洗劫。据前去出使哈密的通事马骥等回奏，他们在哈密东北遇到了瓦剌人他巴，其称：“我们去吐鲁番抢了两遭，今年截路，把回子杀了三百多。我们没有外心，只是要把赏赐讨些来。”马骥还在哈密城东将满速儿差来的伏哨火即、哈剌巴失抓获，审知满速儿要差满剌哈三、卜儿罕虎力来通和好，但因与明朝关系持续恶化，使团并不敢前来。

这些传闻之言是否可靠？瓦剌人想要赏赐，满速儿亦似乎欲虔诚乞和，但鉴于“夷情谲诈”，明廷亦将信将疑。王琼建议：“请敕都御史李昆等查照节次题准事理钦遵施行。又将瓦剌等项夷人并属番获功人员，就于见运去银、段、绢布内给赏犒……若吐鲁番来犯边，相机剿杀；若已远遁，则闭关绝贡，不许往来；若自告愿听抚谕，则从宜抚处，具奏定夺。”¹¹⁹

***

正德十三年（1518年）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间，王琼又题奏大量关于甘肃地区的冗长奏议。这些奏议往往并非针对个别事件，而是对此前案卷内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但证据之间往往模糊不清或彼此龃龉。¹²⁰王琼试图厘清明朝与吐鲁番关系恶化的责任，因此他力图从各类奏议中还原故事真相，或许其中有为己开脱之嫌，但大体不脱忠君爱国之基调。总的来说，王琼的担心在于，其赴任兵部尚书时已深感北境防线之弱点，甘肃虽僻远，却是该防线链条中极为薄弱之一环，稍加不慎，即土崩瓦解，满盘皆输。明军的防御体系中存在纰漏——甘肃守臣得以自专边防事务，而不为明廷所遥制，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责者谁？无疑是正德皇帝惰政所致，王琼只能克制自己，选择无视。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无嗣。谏官弹劾王琼，于是在嘉靖皇帝支持下，大学士杨廷和提议罢免王琼。王琼在其私著《双溪杂记》^[14]中，记述了杨廷和及其党羽的谱系脉络，并一直提到杨廷和被罢免之事（与嘉靖朝“大礼议”有关）。尤其令王琼感到愤怒的是，党争派斗的势力已经牢牢渗入明朝的官僚体系中，即使“负抚绥之重任，昧经国之远图，养成回贼之患，大损中国之威”，亦因朝中有党而得到宽宥，这使得明朝官僚机构运作不可避免出现淤塞，而甘肃所面临的无可挽回的僵局亦必有之。¹²¹如彭泽，与大学士靳贵同年进士，皆杨廷和门生。彭泽不愿蹚哈密这浑水，未赴任即奏休致。但明廷认为，需等哈密事情停当，彭泽始能回京。于是彭泽阴托燕澄、钱宁、靳贵、陆完等，奏称陕西甘肃方面已有邓璋，若再令彭泽总督事务，不免相互掣肘，最终得以回京。又如李昆，乃大学士毛纪姻家。毛纪又与大学士蒋冕同年，故蒋冕同毛纪力庇李昆。李昆“行事任情，全欠持重”，陈九畴则“本以狂生，全无远识”。¹²²这种裙带关系环环相扣，尚不止此。王琼本人，亦不免得正德皇帝之庇护。

《明史》有论：“当正（德）、嘉（靖）间，（彭）泽、（王）琼并有才略，相中伤不已，亦迭为进退。而琼险忮，公论尤不予。然在本兵时功多。而其督三边也，人以比杨一清云。”¹²³不过，在笔者看来，杨一清比王琼要更受同僚欢迎。

***

该如何总结正德皇帝在位期间明朝北境防线的漫长事迹呢？正德皇帝在位期间所做的事，包括他对腐败的纵容，以及不愿兢兢业业为人君父等，实则非他首创。自成化、弘治以降，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每一位九五之尊所面临的问题。同样贯穿于其中的还有明军的防御体系建设。明军试图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防御体系，以抵御来自草原日复一日绵延不绝的入侵。但北虏的打击方向总是倏忽不定，打击力度亦日渐加深，明廷不得不随时调整用人方略以应对，这又使得明军的防御系统总是处于超负荷运作中。不过，承受这一切的往往并非皇帝本人，而是如杨一清、王琼等高级官员。正德一朝，皇帝本人之于边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他的举止不定虽然令群臣心惊胆战，但总体而言，其行为尚不足以阻塞停滞明朝安全体系的运转。

注释

[1]见《关中奏议》卷一、卷二《马政类》。——译者注

[2]见《关中奏议》卷三《茶马类》。——译者注

[3]见《关中奏议》卷七《为急缺兵备官员事》、卷八《为遵明诏更置将官以苏久疲边人事》、卷九《为激励土兵事》《为预处储蓄以安边固本事》《为遵明诏更置将官以苏久疲边人事》。——译者注

[4]刘瑾因杨一清不党附于己，心生怨恨而弹劾杨一清。杨一清被迫请辞，但仍难脱厄运，被刘瑾借口逮系诏狱。后经大学士李东阳等极力营救，罚俸致仕。——译者注

[5]弘治《宁夏新志》载：“先年，罗侍郎（即罗汝敬）画立屯田，以此为式，故曰‘样田’。”——译者注

[6]讨来川，又名讨赖川，即今甘肃北大河。匈奴语中，“讨来”意为“兔”。前文之速剌川，即今甘肃疏勒河。——译者注

[7]张洪任总兵官乃是年九月事，即上文北虏寇陇州、亦不剌寇洮、岷二州时。但由于正德皇帝一直未上朝（“上希视朝”），故张洪无法辞行，至十月还未从北京领兵开拔。——译者注

[8]见王琼奏议《为北并入境惊扰人民事》。

[9]原著中作者仅用几句简短的话概括此六事内容及兵部尚书王琼的批复，在汉译时，译者决定将《晋溪本兵敷奏》中所载胡瓒所奏“六事”及王琼批复内容全文转录，以最大程度还原其实。——译者注

[10]由于王琼的奏议颇为详细，切中枢机，因此正德皇帝并不需要过多操心边防事务，只需在圣旨中批复“是”字即可。故作者有是言。——译者注

[11]原著作“Chang Cun”（常存），核《晋溪本兵敷奏》卷4《为慎选擢以重民兵事》，“存”字当为“在”字之误。——译者注

[12]打剌罕，为历代漠北民族官号，最早可追溯至柔然。元代名“答剌罕”，成吉思汗对其本人或其子有救命之恩的人，授此官号，享有一系列特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唯左右万户，次及千户而已。垂相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之曾祖启昔礼，以英材见遇，擢任千户，锡号答剌罕。至元壬申，世祖录勋臣后，拜王宿卫官袭号答剌罕。”明代漠北诸部，多沿元制，授予此官。王士琦《三云筹俎考》载：“凡部夷因本管台吉阵前失马，扶救得生，或将台吉阵中救出者，加升此名。如因救台吉自身阵亡，所遗亲子或孙，酬升此名。亦有各色匠役，手艺精能，造作奇异器具，升为此名。”——译者注

[13]原注称“王琼看得懂番文吗”，但后文已经指出，此番文属“今译夷情”，自不存在看懂原文与否的问题。——译者注

[14]原注作“Shuangqi Zaji”，有误，实为《双溪杂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