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1426—1435年）

边防形势，自古难以预料。暴力冲突随时会打破宁静的前线。冲突的爆发或许毫无缘由，但若我们聚焦于人类情感的起伏线，或者能从中得到释因。在太祖在位（1368—1398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永乐皇帝在位的头7年（1403—1409年），从松潘到辽东，明朝的边防长期动荡不安。但在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防形势就毫无征兆地安定下来了。这使得永乐皇帝得以腾出精力五征漠北。而在他之后的洪熙皇帝、宣德皇帝在位时期（1425—1435年），明廷的注意力再次回到麻烦的边防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洪熙皇帝和宣德皇帝都是鹰派作风的皇帝。

宣德皇帝常向百姓宣称明朝处于承平盛世，但他从未因此感到得意。事实上，他密切注意着奏报来的每一件军国大事，他深知怠政、懒散、腐败、物资短缺、管理不善以及种种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会成为瓦解边防线的蚁穴，造成塌方式的灾难。好在，宣德皇帝能够处变不惊地应对这些问题，理性地、带有建设性地化险为夷。

即使如此，御桌上等待御批的奏折仍旧堆积如山。他必须授权臣下，对边防线的各类设施、建筑进行日常维护、修理乃至更新换代。可以想象，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防御城墙可能会倒塌，设施可能会老化。而新的设施、建筑工事，如哨塔、屯堡等，必须不断增补于防御较弱的区域。这种情况下，负责戍边的将士往往又需要兼充建筑工，并在工役完毕时重新列归戍边序列，因此，将士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亦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此外，将士们作战时所需要的甲胄、兵器和战马亦不能断供，同时还需要保证兵源充足且训练到位。在这一系列问题中，粮食供应是其核心问题，因为边防沿线大抵不适合农业生产。那么，如何组织军需粮草源源不断地从内地，特别是南方，运往前线？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一应民夫、牲畜、车辆的安全和效率？如何应对运输队伍的更新换代问题（毕竟人也好，牲畜也罢，随着时间推移而衰老，会渐渐不堪适应这一工作）？又应如何偿付这些运输补给活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宣德皇帝为之倾注精力，文武大臣断不敢擅作主张。当然，我们说，宣德皇帝也有能力胜任这一沟通。他性格开朗，与不少京官、外官、武官相处融洽，君臣得以和谐共济。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懦弱、好敷衍。一旦发现文武大臣有玩忽职守者，宣德皇帝常龙颜大怒，严厉斥责这一恶劣行径，甚至施以刑罚。

从长时段看，明代边防体系发展进程的关键在宣德时期。但我们首先要问，明朝的北境防线，自何而始，至何而终？其东段，很明显在辽东地区。在这里，明军的卫所监视并控制着居住于此的女真（乃至于离辽东更远的野人女真）。女真诸部大抵分布于今天东北地区水网密布的地区，他们相对松散地聚集于明军的“管理”下。北境防线的西段终点该定义于何处，似乎成为一个问题。或以为在甘肃走廊，那里以甘州为中心，形成大规模的明军防御群。此地诸族属杂居，民族成分多样，明军不得不花费精力保护往来于丝路的朝贡使团和商贸车队。或以为在西宁卫，它位于今天的青海省，由此可沟通连结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藏族聚居区。抑或以为在川北藏族聚居区的松潘，它可算是明军防线之最西缘。正如前述，松潘位于汉藏交界地带，本土既有本教，又有藏传佛教，此地居民，明人称之为“蕃”“蛮”“番”（实际上这些称谓可能代指藏人、羌人、弭药人^[1]或以前非汉人族群）等。在宣德时期，松潘因北方鞑靼人的袭扰而成为另一冲突爆发的角斗场。但囿于篇幅，笔者不得不省略这部分值得详细探究的内容。

***

天子的使节在前往中亚的路上受到严重阻碍。这条路，堪称明朝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缩影。明朝绝不能容忍这条交往之路上发生任何形式的侵袭，西使东贡^[2]固不可，东使西巡更是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袭击往往发生在远离明朝边防线的地方。这些地方，明朝的控制力往往非常薄弱，只能依靠有限的明军和其他族属、部落维持。

就边防形势来看，明朝北境防线的西部当以甘肃走廊边缘的肃州和嘉峪关为终点。走廊而西的地带逐渐变宽，即今天的新疆。在明初，明军就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卫所，其分布一直延伸到西北约500公里处的哈密。

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皇帝驾崩，皇太子朱高炽（洪熙皇帝）登基不久后，边防线就传来坏消息。时甘肃总兵官费瓛来奏，安定、曲先、赤斤、密落等卫有贼千余人于必出江、黄羊川处杀伤朝使内官乔来喜等，劫夺本欲馈赠乌思藏、尼八剌的彩币、马、骡等物。洪熙皇帝即令费瓛谕赤斤蒙古卫，西宁卫指挥李英、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谕罕东、曲先、安定三卫，使各地军官逐户排查劫匪，至少要了解其身份及部落情况，若一经发现，即刻逮捕。¹

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时洪熙皇帝已崩，宣德皇帝即位。直至此时，排查才有了结果。原来，李英率西宁诸卫与十二蕃族之兵至罕东卫时，罕东卫指挥绰里加告诉他，前番劫匪俱来自安定卫和曲先卫，是二地卫指挥纵兵所为。李英即进兵讨之，安定卫贼众逃至昆仑山中，于雅令阔之地被追兵赶上战败，斩首480余级，生擒700余人，获驼马牛羊14万余。曲先卫贼众则侥幸遁逃。事已至此，李英认为，安定王桑儿加失夹应该亲自赴阙请罪。

对于安定卫所犯的罪行，宣德皇帝对近侍表示，如果他们能够真诚道歉，那么他本人可以宽大处之。他说：“安定本畏兀儿之地，我朝置卫设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见利忘义，今之败，实其自取。然朝廷驭夷，叛则讨，顺则抚，彼能悔过归诚，朕何吝宽贷？”²

看来，这就是宣德皇帝的驭边之术。在他看来，作为天朝上国，明朝大可不必对这种细枝末节大动肝火，而这正是礼乐之邦的伟大之处。当有不识趣的蕞尔小邦试图冒犯时，明朝应该表现出宽容大度，但在必要时也要对之施以惩戒。

不过，对安定卫贼众的惩治，却产生了某些副作用。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是月，镇守西宁都督李昭^[3]继续奏报，称李英已率军剿杀劫匪，但劫杀使臣的首恶，曲先卫指挥散即思、安定卫指挥哈昝土灭秃皆未就擒。此外，李昭还奏称，罕东卫土官指挥使却里加等从李英征讨后，因怕曲先卫逃遁劫匪剽掠报复，不敢回罕东卫而定居西宁。就这一问题，宣德皇帝敕李昭等，听任罕东卫士兵自居西宁，不必遣归，但需加意安抚。

十月，李英赴京，向宣德皇帝奏报事件始末，并献所获安定番童15人，及马、驼若干（其他所获牛羊应已交付驻扎当地的军队）。宣德皇帝谕其不必再追击贼首散即思等人，并令各卫就近抚养这些因战争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同时将马、驼交付御马监。他说：“蕃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本土，无父母可依者，付各卫令善餋之。”所有从征将士，宣德皇帝俱令赐钞、银币等物，李英则被提拔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食禄不视事，给世袭诰命，并赐织金、袭衣、钞银、彩币等物。³

洪熙元年十一月底（1426年1月），罕东卫土官指挥那那奏称，罕东所属番民桑思塔儿等1500余人，依例应纳差发马250匹，因不堪差役，多有逃亡赤斤卫。李英率兵追捕擒拿，被捉者均希望能回归罕东卫复业。宣德皇帝闻讯，又像往常一样宽宏大量地赦免了他们，并令那那等用心招抚逃亡者复归旧业，免其马役。他说：“此初失抚绥，致其逃窜。彼虽犷悍，我能安之，则彼亦安矣。其令费瓛等差人同那那往招抚令归，无责其过，旧所负差发马，悉免之。”⁴

宣德元年（1426年）十月，安定卫指挥阿延拜子剌、罕东卫密罗簇和尚端岳监藏等遣头目绰失加等来朝贡马。来使又向宣德皇帝奏报，此前李英出兵追杀劫匪一事，在安定、罕东诸卫中引起连锁反应，不少部族人心惶惶，俱皆逃散。宣德皇帝即命西宁卫指挥使陈通、指挥同知祈贤等往各处安抚逃散的部族，又令端岳监藏率2400余帐，计男女17300余人返回其旧居之地。至是，安定、罕东诸卫所在的部落方才安心，恢复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⁵

然而，麻烦仍然不断。这些麻烦似乎也是前述李英征伐劫匪一事的连锁反应。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奏，有蕃贼劫掠捏纳卜咂簇。宣德皇帝命镇守西宁都督佥事史昭随李英等一同捕贼。史昭奏称：“此贼乃西宁与河州必力（里）卫所管西蕃两簇，其党甚众，请用兵捕之。”宣德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仍告诫他“无妄杀戮，激变蕃人”。⁶

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对朝贡使团的侵袭事件。沙州卫“鞑贼”于哈密川杀伤亦力把里歪思王所派遣的朝贡使团，夺走100多匹马。此外，撒马尔罕使团回回火者撒剌、完者帖木儿等途经哈密川，又遭“鞑贼”洗劫，辎重、马、骡尽被夺走。事发之后，宣德皇帝于宣德二年（1427年）正月，令甘肃总兵官、崇信伯费瓛发兵剿捕。费瓛领命，但他次年就去世了。⁷

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西宁卫都指挥同知陈通等招抚前述曲先贼散即思所部民42000余帐，宣德皇帝决定宽贷其罪，待之如初，令他们皆回曲先卫复业，指挥佥事失剌罕等入朝贡驼、马，以谢皇恩。⁸

宣德五年十二月（1431年1月），征讨散即思的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回朝奏称，明军至曲先卫时，散即思已遁逃，其党答答不花等率众迎战，为史昭等杀散，俘答答不花及男女340余人，获马驼牛羊计32万余。宣德六年（1431年）正月，史昭亲自将答答不花械送北京，宣德皇帝命将其送入锦衣卫狱。等待他的，会是什么？⁹

除了答答不花外，史昭还向宣德皇帝奏事三件，请求圣裁。其一，史昭认为，阿端卫（由位于罕东以西，沙州以南广大地区的鞑靼人、畏兀儿人组成）官民先从曲先为叛，至是曲先卫服顺，阿端卫官民亦合招抚。宣德皇帝命其官民人等回归故地，安心乐业，无复为逆。其二，史昭称，曲先卫真只罕等助散即思为逆，兵败后往入藏要途毕力木江撤去，至今逃窜在外未归，恐落草为寇。宣德皇帝决定一并宽赦他们，他告诉史昭：“残夷穷迫，无所自容，何足与较？其遣人悉宥其罪，使还故处，各安生业。”¹⁰其三，史昭又奏，安定卫指挥桑哥出兵征讨曲先时，罕东卫部下板纳簇兵乘其不备，将安东卫将士家属、帐房、马驼牛羊抢掠殆尽。宣德皇帝决定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定严惩不贷。他说：“板纳头目，以所掠人畜悉归安定，则宥其罪。如执迷不还，即举兵诛。”¹¹

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面，那些被“处置”的边民、细民却从未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都是明朝史官过滤后的碎片。不过，我们并不能对明朝史官们苛责过深，他们毕竟不是人类学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明朝的安全。即使他们在书写这些非汉族群时或多或少会夹带着一种官僚主义色彩，但我们仍要对之心存感激，毕竟他们存留了可供后世观瞻的文字。板纳簇事件实际上暗示我们，历史中的现实世界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比如，鉴于安定卫的主体居民是畏兀儿人，我们不禁要发问，板纳簇是个怎样的独立族群？他们使用何种语言？他们是否为畏兀儿人的一个分支？这一切似已成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明朝边防线上的将士们对这些非汉族群的了解，要远比庙堂之上史官们所记载的多得多。

宣德六年（1431年）夏，明廷企盼已久的消息终于传来。原曲先等卫指挥同知散即思，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四人进马赎罪。散即思自永乐时期便归附明朝，永乐皇帝待之甚厚。因此，宣德皇帝认为“其能悔过”，遂宽宥其罪，又赐坚都等钞币，并将所俘曲先卫军民等放还。在宣德皇帝看来，“远夷小馈，服则舍之，不足与校（较）得失。”¹²

事情远未及此。因为赏罚不均，有些将士心生怨言。甘州右卫千户姚宁奏称，史昭领兵征曲先时，有王敬等五人领军昼夜长哨，其后，大军至恰厮，又令姚宁等十人随同都指挥安敬等领兵当先哨瞭。此后论功行赏时，朝廷规定，凡征途中参与昼夜长哨者皆升一级。姚宁认为，安敬等虽参与哨瞭行动，但并无昼夜实行，仅仅在白天出发略做巡视，不符合前述朝廷规定。此外，指挥王杰等人并无参加哨瞭行动，也一并得到升迁，将士们对此亦感到不服。宣德皇帝获悉此事后认为，应当令总兵官彻查此事，以正朝廷赏罚分明之道。他说：“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材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¹³

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1月），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称，沙州卫都督困即来遣人来告饥，欲向朝廷借粮以应付，同时请求朝廷批准其于所居沙州地面修建城墙，以防罕东蕃人可能的侵扰。宣德皇帝认为“沙州畜牧，可以自给，若能睦邻保境，岂有外虞”，因此他并不相信沙州方面的这种说辞。他命刘广等好言抚慰沙州来使，推托今年秋收有限，仅够支付边防士卒人马的基本伙食，没有余粮可供借取，筑城墙之事亦等来年丰收时一并再议。¹⁴

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又有地方军官因赏罚不公事告至朝廷。据史昭奏，安定卫指挥同知果脱不花，在征讨曲先叛贼的行动中为大军向导，有所擒获，又在招抚蕃人复业上多有建功，请求朝廷加官封赏。兵部认为果脱不花只亲手擒拿过贼人一名，于例不合升迁，拒不批准。但宣德皇帝则认为，果脱不花的向导和招抚之功足以使他荣膺新职，且令兵部依汉朝“萧何发纵指示之功，居诸将上”例，破格提拔果脱不花。最后，果脱不花得以晋升安定卫指挥使。¹⁵

史昭又另外奏请一件与征讨曲先有关之事。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阿端卫指挥同知真只罕之父琐鲁丹为曲先贼人散即思所迫，参与前述劫杀使臣事件。事后，琐鲁丹与散即思等畏罪潜逃，失去朝廷所受印信。其后，明廷遣人抚谕其众，琐鲁丹前来投降，为朝廷所赦免。他去世后，真只罕统领部众，居帖儿谷。此地离“回回之境”阿端卫旧城^[4]有一月路程，每次进贡均须绕道阿端卫，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朝贡难度，因此他请求明廷批准其就居于帖儿谷。宣德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重新颁给卫印，同时命其“掌阿端卫事”，断绝其试图于阿端卫外另置卫所的企图，赐玺书抚谕之。¹⁶

综上来看，在宣德时期，明军北境防线的西北段虽然困难重重，错综复杂，但大体仍是处于和平状态。宣德七年（1432年）初，宣德皇帝遣中官李贵等出使西域哈烈等国，这表明通往西域的道路重又开放，安全威胁基本消除，哈密、沙州、赤斤等卫亦能较为忠实地于沿途护卫使团。宣德皇帝对朝贡关系的恢复非常高兴，他在给西域诸国的敕谕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渴望，其文略曰：“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币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以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¹⁷

从某种程度上讲，使者得以重新互通，表明劫杀使臣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尚有一些问题未处理，如李英在征讨曲先贼的过程中，曾有僧人阮丹汪束从征有功。宣德七年（1432年），李英代为向宣德皇帝请求封赏，宣德皇帝赐其银钞、彩币等物，并赐其法号“圆净禅师”。¹⁸

此外，道路虽通，但并不见得通行就完全畅通无阻。宣德七年（1432年）四月，哈烈使臣法虎儿丁等来到北京。他们向宣德皇帝诉苦，称在沙州被赤斤卫都指挥革古者率众劫杀。对此，兵部称，沙州乃都督困即来所辖，革古者乃赤斤卫军官，越境侵扰使团，罪行不可原谅。宣德皇帝认为，沙州、赤斤诸卫多“夷狄”杂居，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莽撞无知。于是，宣德皇帝命困即来查明此事，若革古者愿将所劫之物归还使团，则朝廷可以宽宥其罪，但“彼既为盗，不可复容。宜驱而出之，使归本土，仍戒约之，再犯必不宥”。¹⁹

八月，曲先卫指挥使那那罕也向皇帝诉苦。他奏称，散即思作乱时，他的两个女儿、四位兄弟，以及指挥桑哥、经历剌麻的家属五百余人俱为其所掳掠。而今散即思“宥罪复业”，他们的亲属却被安定卫诸将俘虏，至今未归。不唯如此，曲先卫千户米剌苦述等亦因散即思作乱而惊溃逃亡。宣德皇帝表示他也是刚刚获悉此事，于是，他一面答复那那罕“朕尝以用兵为戒，正恐滥及无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令其先往寻找逃散的千户米剌苦述等人，一面又敕谕安定王亦攀丹及安定卫诸将，令其遍索被俘无罪之人，及时送归曲先卫。²⁰

明朝与乌思藏的使节往来，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藏人为主体居民的罕东卫，其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使节，然而其所辖部民却成了劫杀明廷使团的罪魁祸首。对此，宣德皇帝敕遣总兵官都督刘广等至罕东卫缉拿劫匪，并严厉谴责罕东贼人的行径。他说：“朝廷于西宁、罕东建立兵卫，设官统属，而此辈野性不驯，见利即动，论其情罪，实难容之。尔等当审度事宜，从长规画，诘问其过，毋长寇贼，毋亏国体！”²¹

到了宣德九年（1434年），袭击使节的事件愈见频繁。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奏称，罕东卫鞑靼、西蕃贼人经常侵侮沙州人，掳取人畜，继而阻隔道路，令之无法安居。为此，他向宣德皇帝请求迁徙至察罕旧城内居住。宣德皇帝如一谆谆劝导的长者，说服困即来毋劳民力，动辄迁徙所部驻地。他说：“尔归附已久，朝廷待尔素厚，处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耕牧富饶，皆朝廷力也。往年，哈密尝奏尔部属侵掠其境，今之外侮，亦所自致。自今但安分守法，保境睦邻，随寓可安，何必察罕旧城哉！东迁西徙，自取劳悴，无益也。”当然，在安抚困即来的同时，宣德皇帝也敕令罕东卫火速排查本卫鞑靼人和西蕃人，若果有侵掠沙州人畜者，即刻归还。²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罕东念剉簇蕃人劄儿加杀伤朝廷派往乌思藏的使臣，劫夺敕书、赐币等物。宣德皇帝命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都督刘昭等发兵讨之。刘广、刘昭认为，若直接以大军压境，恐劄儿加会闻讯遁入深山老林，而长期缉捕不至，明廷的威望会因此受损，“不足慑服外夷”，于是二人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先令指挥祁贤以轻骑跟踪劫匪，又以密罗簇指挥怕尼为向导，最终在一个多月后，于深山中发现东躲西藏的劄儿加。为了尽可能减少正面交锋，刘广遣人劝降劄儿加，劄儿加亦如约投降。他为自己辩解道，其本意并非为劫杀朝廷使臣，而是因与安定卫人有仇，误作朝使为安定卫人而劫杀之。劄儿加最终归还所夺物品，并遣使至北京朝贡请罪。尽管劄儿加的说辞可能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但宣德皇帝仍以“穷寇既服，不足深治”为由，宽宥其罪行。²³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宣德皇帝听说撒马尔罕及其他地方使节每来朝贡时，都会携带从中原买到的儿童出境，即敕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务要杜绝此类拐卖儿童的现象继续发生。²⁴

就以上所列举的史实来看，宣德皇帝所谓的“承平盛世”美景恐怕很难让人完全信服，我们或许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承平盛世”，即北境防线的西北段的确出现了某些摩擦和矛盾，但这些问题大体在明朝的掌控之中。若将前述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到丝路上使节来往间或遇到劫匪等一系列事件放在一起综合考量，我们会发现，毫无疑问，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土木堡之变前），边防局势也是令君主精疲力竭的“大政”。

***

那么，漠北草原方面的局势又如何？在宣德年间（1426—1435年），漠北草原方面内耗不断，且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形势亦每况愈下。²⁵彼时，蒙古内部分为三个部分：位于蒙古高原西北一带的瓦剌部，中部则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鞑靼部所控，而东北方则有兀良哈诸部。北境防线总是飘荡着“夷狄入侵”的“谣言”，这使得明军总是利用难得的和平时间不断强化防线上的工事。而宣德皇帝亦再三催促边防建设，要求边将们时刻不能懈怠，严防敌人突袭。

宣德皇帝高居象征高度集权的庙堂之上，却对最细枝末节的边线防务兴趣浓厚，且常亲自指挥部署明军。更为特殊的是，他甚至还躬身参与北京一带，特别是直面漠北的宣府、大同方面的边防政务。

早在宣德皇帝登基不久，就有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54人来归，其中甚至还有本雅失里的遗孀。本雅失里于15年前为瓦剌部所杀，其随从部属多为瓦剌所俘，这批来归的瓦剌人，实际上多为本雅失里旧部。开局良好，宣德皇帝十分高兴地接纳了这些远来的人，并赐予他们织金袭衣、彩币、钞银、鞍马等物，又命有司为他们提供房屋、器物以及日常所需牛羊米粮，亦速不花等人各授官职。不仅如此，明朝皇帝对元朝后裔总是额外地友好慷慨，在这些常规授赐外，宣德皇帝还为本雅失里的遗孀及其母亲予以优赡，每月又各给米5石，并在京师为之置办居所。²⁶

宣德期间的另一项政策——实际上也是永乐时期以后明军的一贯政策，即将边民尽可能地徙入塞内，逐步放弃原本嵌入草原的诸卫所，如东胜、兴和，甚至一度繁荣的大宁。这些卫所远离边防线，如果长期维持其存在，明军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费，用以维系它们的后勤补给和防御设施建设，这在明廷看来得不偿失。宣德元年（1426年），阳武侯薛禄^[5]奏称，开平卫城垣不坚、道路荒芜，其民多于沿边独石（位于宣府以北，开平西南120公里）等处开垦，一旦敌兵来袭，开平难以御敌，不如“移开平卫于独石，令镇守宣府都督所领官军筑城守备”。²⁷开平是元朝的上都，此前一度被红巾军夷为平地，但宣德皇帝仍不愿放弃这一带有象征意味的占领，他说：“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²⁸不过，明军最终将主要防御力量南撤至宣府，开平卫仅留下一支小部队以哨戒敌军。

许是为了防止后勤补给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皇帝本人常亲自过问边防将士的衣食住行问题。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永宁卫（约位于北京以北70公里处）指挥同知吕信奏称，黑峪等口47处军士皆在高山峻岭守备，不胜寒冻，故奏请宣德皇帝批准拨赐毛袄狐帽。宣德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他说：“边地苦寒，皮裘之赐，朕已有命。其令工部速运给之。”²⁹

数周后，开平备御都指挥使唐铭也来奏报，称本卫及从山海卫过来协防的官军衣帽等物过于老旧，请求皇帝批准颁赐新衣物。宣德皇帝同样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要求工部大臣尽快落实此项工作。他说：“边军劳苦，所宜加恤。今天气已寒，其速遣人运胖袄、裤、鞋给之。”³⁰

不久，唐铭又来奏报，称守备军士的盔甲、弓、刀及金鼓、旗号等物俱有损坏，请求朝廷再予关拨。宣德皇帝同样认为应予更新，理由是用崭新的武器装备将士，可以震慑前来窥伺的敌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工部大臣，满足前线将士对装备的一切要求。他说：“开平边卫，逼近虏境，当严加守御。若器械锋利，旗帜鲜明，足以鼓士气、壮军威，震慑虏寇，其即给之。凡边境守将有请者，俱给之。”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若一一穷尽，恐怕会让读者趣味索然。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为边防将士提供足够的装备、粮食、马匹、火器乃至增补兵力，绝非易事，更非如本书所呈现的，仅仅由皇帝点个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正因为后勤事务冗杂繁费，因此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明廷逐渐将这些本需要皇帝本人确认的事务下放于官员自决。宣德皇帝经常提醒诸臣，边军之于朝廷，实为抵御外敌入侵之屏障，而边地苦寒难熬，因此他们的付出必须得到认可及感恩。

自开平卫主力移镇独石后，开平就只留下一支规模2000余人的部队。将士分为两班，每年轮戍两回，他们的家属则居于独石。宣德二年（1427年）七月，鞑靼人进袭开平，已逼城下，但由于主力的撤离，鞑靼人在此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撤兵。恰逢此时，薛禄领援兵至，捉获敌人3名。薛禄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他们现在聚居在朵儿班你儿兀之地，距开平数百里。薛禄决定对敌营进行突袭，这一做法显然与明朝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主流防守政策相悖。薛禄昼伏夜行，三天后抵达敌营。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薛禄以轻骑兵径抄敌营，敌人仓皇迎战不敌，数十人被杀，贼首晃合帖木儿、忙哥撒儿等12人被俘，获其男女64人，马817匹，牛羊4000余头。³¹看起来，此次突袭斩获不少，可以震慑四夷，造势军威，但仔细揣摩史料的用词，我们似乎无法感受到明朝过多的喜悦。

很快，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怒的事情发生了。宣德二年（1427年）九月，有自北归南者报称，鞑靼军队如群蜂一般屯聚于饮马河，其首领正在拣选精兵壮马，似乎有意南侵。与此同时，边将也奏报，大同西北山中，半夜屡见星星点点的火光，似乎敌人正在窥伺情报，或引诱明军出塞，“情伪未可知”。宣德皇帝要求边防将士提高警惕，并扬言如果敌军来犯，皇帝本人将效仿乃祖，御驾亲征。他说：“此寇谲诈，情伪未可知，须预为之备。可练士马、固城堡、谨烽燧、远斥堠。寇至，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彼无所得。朕将亲率六师按边，得之必剿灭乃已。”³²但此事并无下文，多半只是虚惊一场。

宣德三年（1428年）正月，又有边将来报，称兀良哈人在滦河（流经开平东南而入海）牧马，距离明军防线太近，恐有不良企图。边将请求皇帝批准他们出兵赶走兀良哈人。但宣德皇帝要求他们保持克制，理由是兀良哈人至今并无任何挑衅举止。他还遣使抚谕兀良哈人，要求他们安心牧马，勿胡作非为。谕文曰：“尔等归心朝廷，恭修职贡，往来生理，有如一家，盖已久矣。比闻尔之部属逼近滦河两岸牧马，边将致疑，已严兵以俟。今特遣人赍敕往谕，其遵守法度，约束部伍，不许纤毫侵越，而朝贡如故。庶尔等父母妻子，安居无事，永享太平之福。”³³不过，后续的事件表明，兀良哈人似乎将皇帝的圣旨置为耳边风。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宣德皇帝以田猎为名，亲自率军到边镇。他对随从出行的英国公张辅解释所谓的“田猎”，说道：“朕此行岂为田猎！但以国家虽安，不可忘武。况边境之民，每及秋则忧虏患，若在我有备，虏何能为患？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宣德皇帝强调自己此行虽以田猎为名，实则到边整饬边防武备，令诸关将士整肃兵马以备检阅。他还强调，此次出行不会耗时太久，“往复多不逾月”，但因为天气逐渐转凉，因此他仍命户部、工部一定要妥善解决随军将士的衣食问题，每名士兵给一个月的口粮，加麦三斗，另又赐予他们衣袄、鞋袜等物。为了不劳民伤财，宣德皇帝还对都督陈景说，除了在滦河上搭建可供人马通过的桥外，其余工役一律不许兴修，不许“重困百姓”。

行军途中，宣德皇帝还敕谕扈从诸将，一定要把明军的军威展示出来。他说：“师行须预严纪律、申号令，衣甲必鲜明，兵器必锋利，军容必整肃。毋纵士卒扰百姓，为将驭卒，须爱之如子弟，即卒事将如父兄矣。古者，将皆与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大军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很快驻跸虹桥。在这里，宣德皇帝说，他本人之所以要选择“御驾亲征”，是因为他“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而方至虹桥，他就看到“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因而大感民间疾苦。他再次向随军士兵强调，沿途勿要扰民，“敢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

九月初一，大军抵达北京以东150公里的蓟州。这里与虹桥的惨状不同，“郊原平远、山川明秀”，老百姓正忙着在地里秋收。宣德皇帝非常高兴，也不忘告诫前来陛见的乡里耆老，“仓廪实而知礼节”。他说道：“今岁斯郡独丰稔，无他虞，善训励子孙，务礼义廉耻之行，毋安于温饱而自弃也。”

次日，车驾至石门驿喜峰口（中原与漠北草原之间的一大主要关隘）时，边将紧急来报，称兀良哈之寇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会州，马上就要抵达宽河。宣德皇帝不是好战之辈，但听到消息亦不禁义愤填膺。他对诸将说道：“孽虏无能为也，但谓吾无备，故敢此来。若知朕在此，当惊骇走矣。今须擒之，不可纵也。”为了出其不意打击进犯之敌，又考虑到喜峰口地势险峻，不利于大军并行，宣德皇帝决定亲率铁骑3000，突袭敌人。有将领认为3000兵恐太少，宣德皇帝道：“兵在精与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办擒贼。诸军可后进。”于是，宣德皇帝在遵化选精锐骑士3000人从征，每人带马2匹，口粮10日，轻装上阵。

恶战开始了。先是，定辽右卫副千户潘雄与敌人遭遇，力战不敌殉国。^[6]九月初六，宣德皇帝带兵出喜峰口。他命士兵趁夜行军，军士、战马皆衔枚裹蹄，敛甲韬戈，一夜急行军40余里，黎明时抵达宽河，与敌营相距20里。此时，宣德皇帝命铁骑分为两翼，发起冲锋。敌军悉数来战。宣德皇帝亲自射杀敌前锋3人，神机铳手对敌人进行轮番射击，敌人马死者大半，余众皆溃逃。宣德皇帝亲率数百骑追击，敌人远远望见黄龙旗帜，方知大明天子驾到，慌忙下马请降。是役，明军获敌人口、驼马牛羊、辎重无数。宣德皇帝命斩其渠首，又令诸将乘胜追击，于山谷间搜其巢穴。³⁴

忠勇王金忠及其外甥、都督把台扈从出征。金忠主动请缨追击兀良哈残部，宣德皇帝同意了。有大臣密劝宣德皇帝，认为此二人毕竟是“夷虏”出身，万一一去不复返，会成为明朝新的边患。但宣德皇帝认为这正是展示明朝海纳百川的好机会，返与不返，均由二人自便。他说：“去留亦任所欲耳。朕为天下顾，独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虽朝夕置于左右，亦终去，宁能久絷之耶？”大臣又建议以其中一人前去为朝廷效力，另一人留下以为人质。宣德皇帝否决了这一提议，他说：“朕以诚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大马识豢养之恩，况人乎？彼当有以见报。”果不其然，数日后，金忠二人俘虏了数十名兀良哈人回来，另获马百余匹，牛羊数百头。

宣德皇帝大喜，命中官以内厨酒馔赐二人，又赐大金爵以为酒盅。事后，宣德皇帝告诉其大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做法。他说：“王者任人亦诚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则下思保身免祸，谁复尽心？昨者如惑于人言，岂不失此二人心！”大臣们仍坚持认为，“外夷之人亦不可任信太过”，宣德皇帝又以汉家故事为例，再次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他说：“外夷人亦未必尽不可信，但在审处得宜耳。汉用金日䃅，何不可也？”³⁵

前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时，永乐皇帝在北征阿鲁台时，曾重挫与阿鲁台结盟的兀良哈人。现在，宣德三年（1428年），明军再一次狠狠教训了兀良哈人。在这两次战争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明朝一项未及言明但已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理论上讲，兀良哈诸部与明朝有朝贡关系，明廷亦于兀良哈地置朵颜三卫，尽管部分兀良哈人反复无常，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更不代表全体兀良哈人的意思。因此，在上述两役中，史官只字不提朵颜三卫之事，即与此策略有关。朵颜三卫对明廷仍有作用，明廷不希望它们因为两役而声誉扫地，甚至从此与明廷断绝羁縻关系。在明廷看来，强调明军对虏寇的胜利就已经是足够的惩罚，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7]

北征结束了，明军班师回朝。九月十五日，宣德皇帝下班师诏，诏词一如既往充满了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诏文如下：“恭天抚民，无华夷远迩之间；除残去暴，本帝王仁义之心。故拔稂莠所以育苗，而斩蛇虺为其伤物。善善恶恶，明圣所同。朕嗣祖宗之洪图，主万邦之兆庶，志存康济，夙夜惟勤。比以残胡尝为边患，爰于农隙，躬历疆陲，饬励将士，严固防守。九月初二日，驻师石门，遽得边报，胡寇数万南侵，豕突兽奔，已迫近境。朕躬率铁骑三千驰赴之，将士比力协心，咸奋一当百，斩馘虏首万余级，擒其酋长百余人，径捣其巢穴，尽获其人口、兵器、马匹、牛羊、辎重不可胜计。腥膻荡涤，边境肃清，即日班师！呜呼！稔恶弗戢，丑虏何逭于天诛；武威载扬，嘉兵岂予之所志？庶几攘夷之绩，用副保民之心，诏告中外，咸使闻知！”值得注意的是，宣德皇帝的诏书中既没有提到兀良哈，也没有提到朵颜三卫。

班师至北京以北近百里的喜峰口时，当地军民男女皆前来围观。当看到所得虏口、驼马牛羊、辎重等战利品绵延数十里不绝而来时，他们都欢呼雀跃，叩首山呼万岁。又过数日，负责殿后、搜捕残寇的部队也回来了，他们所获虏口、孳畜等亦不可计数。³⁶看到此番情景，人们都认为，此次北征，是“平虏之绩”中最盛大的一次，可以与永乐时期的任意一次北征相媲美。

***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即宣德皇帝此次北征，对明廷与兀良哈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其后果又是什么？我们且看若干例子。

在班师不久后，永平府奏报卢龙陈家庄遭“胡寇”劫掠人口、马牛。宣德皇帝敕谕薛禄等称：“尔等宜严饬官军，昼夜瞭望，谨慎堤备。若寇再至，须尽殄乃已。失机误事，必杀无赦。”史料中虽仅提及“寇”，但我们仍能合理推测，此“寇”即兀良哈人。³⁷

宣德四年（1429年）二月，毗邻兀良哈的女真诸卫指挥亦里伴哥等遣人来朝，称去年明军北征兀良哈，导致女真诸卫人心惶惶，“虑不自保”。宣德皇帝抚谕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不用担心明军的征伐。他还赐予诸卫礼物，并安抚其众。他说：“天道福善祸淫，人君赏善罚恶，一体天心，岂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则朝廷讨之，岂肯滥及无罪！尔等安分守法，即长享安乐，何用恐怖？”³⁸

三月初二，朵颜等卫头目完者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宣德皇帝见其有悔罪诚意，决定宥其前过。宣德皇帝将前役所俘完者帖木儿的家属尽皆释放，又升其为都指挥同知。宣德皇帝还对他说：“自今宜严吏部曲，毋为寇盗，庶几大军不出，尔得永享太平。苟或不遵，仍蹈前过，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其敬慎之。”³⁹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宣德时期，明朝对袭扰边陲的“夷虏”总是抱以宽容推诚之心。我们无法从史料中感受到来自明廷的哀怨，也没有从中看到明廷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前述策略再次出现在宣德皇帝与福余卫头目的对话中。时福余卫都指挥安出等奏称，朵颜、泰宁二卫所部兀良哈人曾经多次袭扰边民，福余卫所部民“恐其贻累”，不愿与之为伍。他们向宣德皇帝保证，如朵颜、泰宁二卫继续袭扰不悛，福余卫愿为明军清除作乱分子。宣德皇帝赞赏了福余卫的表态。福余卫是否真的说到做到，权且存疑，但宣德皇帝似乎并未过多在意此事。这种对待朵颜三卫的“耐心”，最终有了回报。由于朵颜三卫头目能“绥抚其众，恭事朝廷”，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宣德皇帝遣指挥丁全等往赐朵颜三卫头目织金衣、彩币等物，以示嘉赏。⁴⁰

其实，早在宣德六年（1431年）正月，宣德皇帝就下诏宽宥朵颜三卫所犯下的剽掠之罪，尽管此时他们的剽掠可能仍在继续。其诏文曰：“朕恭膺天命，主宰天下，四方万国之人，皆欲使之安乐得所。尔等受朝廷爵赏，不能约束下人，致其近年常入边境剽掠，边将屡请加兵，朕体上天好生之心，不允所言，盖虑大军一出，累及良善，兹特宥尔等罪，凡前者作过之人，听尔自行处治。其所掠之物，悉追究送还，仍令纳马赎罪，改过自新。若恃恶不悛，大军之来，不独尔等父母妻子受害，昆虫草木亦不得宁。勉思良图，毋贻后悔。”⁴¹宣德皇帝最终将兀良哈人的劫掠归咎于朵颜三卫头目的管控无能，而非意图与中原抗衡的表现。在彼时彼刻特殊的形势下，这一认定颇为明智合理。

后来，在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的时候，辽东总兵官都督巫凯报称，朵颜三卫的兀良哈人出兵进攻阿鲁台，却为阿鲁台所败，其家口、辎重、牛马、田稼等尽为阿鲁台所夺。余众皆逃往海西女真诸部。巫凯遣人去招徕逃散之众，但他们不肯随之归来。为防不虞，巫凯命整饬军马，随时做好防御准备。此举令人不解，但宣德皇帝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只是命巫凯谨慎做好应对突发的准备，并未采取其他措施。到了十月，又有消息来报，称阿鲁台率军东行，攻兀良哈诸部，宣德皇帝说“夷狄相攻，常事。然虏谲诈，或者乘间为边患”，于是令边将严加戒备，但仍无其他干预措施。再后来，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阿鲁台部属哈把儿秃及泰宁卫鞑靼拾剌把都等人不约而同归附明朝，称“愿居京自效”，宣德皇帝非常高兴，赐予他们织金袭衣、彩币、银钞、绵布、鞍马等物。⁴²

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兀良哈诸部“首鼠两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阿鲁台的盟友，永乐皇帝北征击溃了他们。之后，他们持续与明朝为敌，直到宣德三年（1428年）宣德皇帝再次击败他们。四年后的宣德七年（1432年），他们又转而与阿鲁台为敌，几遭灭顶之灾。当前我们所展现的，以及未来还会提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朵颜三卫仍会摇摆不定，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支持明朝，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墙头草的情况。因此，在明朝看来，他们固称不上死敌，但也谈不上患难之交，充其量亦不过“酒肉朋友”。

***

在明朝的边防战略考量中，漠北蒙古诸部的分量无疑最大。毕竟，作为他们发祥地的蒙古高原，与北京可谓近在咫尺。后来明人所谓的鞑靼蒙古，如阿鲁台等，原是成吉思汗及其麾下诸将的子孙后代。但他们在永乐皇帝面前吃了败仗，遭到沉重打击，以至于阿鲁台不得不“屈尊降贵”，向明廷朝贡并接受其册封为“和宁王”。在蒙古高原西边，瓦剌人也向明廷朝贡。这一局面对于明朝来说可谓最佳状态。因此，在鞑靼与瓦剌之间，宣德皇帝既不偏袒其一，又努力居中寻求双边和平，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明朝边防获得近十年的相对和平稳定。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宣德皇帝如何交织外交和防务，我们就需要以《明实录》按图索骥，从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明军的北境防线在一开始构建时就出现了问题，因此到了宣德时期，明军出现了战略收缩的态势。这种态势同样出现在其东南沿海处——撤出安南和取消类似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航海活动。原本设置于草原深处的前哨也被撤除了。宣德元年（1426年）夏，山西北部朔州卫军士白荣（可能是名受过教育的士兵）建言：“大同、蔚、朔，古云中之地，西北皆沙漠。国朝设行都司于大同，又设东胜、高山等十卫缘边守御。建文中，诸卫皆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卫于朔州，乞以高山等十卫仍旧守边，则虏寇不敢窥伺。”建言上达天听，宣德皇帝与五府、六部官计议。他说：“天下无事，边防正当严饬。况西北尤为切要，但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便。”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白荣的建议，将原本内迁的高山、玉林、镇虏、云川四卫重新调往北境，改隶山西行都司。⁴³

卫所的内迁似乎意味着，与其斥巨资打造昂贵而脆弱的防线，不如以攻为守来确保边防线的安宁。后者正是永乐皇帝的选择。而现在，他的孙子宣德皇帝，开始转变这一战略。他开始专注于防守，淡化进攻选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采取进攻姿态对将士的训练要求更高，而防御姿态则相对不必有过高的军事训练要求。^[8](https://www.daowen.com)

采取防守战略，意味着原本南迁的卫所必须重新部署到北边，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做到。宣德皇帝试图让权居定州的宣府二卫重新回到宣府前线，但他又担心，“两卫军士、家属，不下二三万人，屯处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难”。为此，他决定暂时仍令两卫士兵分作两拨，以秋分为届轮番前往戍守，等到营房建设妥善后，再令其家属随军前往。如前所述，永乐时期的战略是将卫所军士家属内徙，士兵每年轮换两次外出戍边。而宣德皇帝则重新转变这一思路，意图取消轮番戍卫，而通过卫所将士举家实边，使边防兵力增加一倍有余。在宣府东北200公里的开平，宣德皇帝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由于大规模为开平守军提供军需供应几不可能，因此，宣德皇帝令开平守军家属于赤城、云州立堡居住，守军依旧更番轮戍。⁴⁴

但阳武侯薛禄在其奏疏《备边五事》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开平官军家属众多，月给为难，宜于独石筑城，毡帽山塞关，移置开平卫于此，俾其人自种自食。精选本卫及原调守备官军二十人，分为两番，每番千人，自带粮料往开平戍守。既免馈送之劳，亦得备御之固。”此外，他还提出了更多看法。他说：“大同武安侯郑亨^[9]所总军士，守城之外尚有二万余人。宣府都督谭广所总军士，守城之外亦有万余人。而两地相去四百余里，倘有缓急，猝难应援。宜各增都督一人，分领精兵，往来巡逻，遇贼猝入，并力成功。”他又提出：“西阳河、洗马林二隘口，虽有烟燉，相去遥远，遇夜有寇，难以传报。宜各增置三烟燉，给与铳炮，遣人守了，消息易通。又缘边旧有烟燉，墙垣壕堑，多已倾颓，宜令郑亨、谭广各按分地，督兵修筑。”⁴⁵宣德皇帝命公侯大臣集议其所提边备之事。

天气渐凉。考虑到虏骑来袭的潜在可能，宣德皇帝严饬明军戒备。他诫谕缘边诸将，曰：“国家置关隘，非独以御外侮，亦虑境内亡赖，或有私逸扰外夷者。盖统御之道，在彼此无扰。卿等宜体朕此心，朝夕防闲，毋纵下人私自出入。违者，械送京师。”⁴⁶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巡边明军于鲇鱼石关（位于山海关到蓟州间）遇虏寇40余人，将其杀散，夺其马匹而还。宣德皇帝大喜，对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等说：“虏好鼠窃，但防守周密，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⁴⁷此处，宣德皇帝一如既往地告诫边将，莫贪小胜小利而得意忘形孤军深入漠北，以致功败垂成。

是年某天，宣德皇帝还跟自己的侍臣们聊到了12世纪时宋、辽、金之间的博弈经验。他谈及北宋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与金订立海上之盟，最终为金所灭之事。自是而今，许多仁人志士认为宋不应与金结盟，但宣德皇帝认为似未尽然。问题恐怕还在更深层次的“政治腐败”，他说：“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之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敝，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若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陵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⁴⁸

从明朝方面看来，宣德时期明朝与鞑靼、瓦剌等漠北诸部的关系大体中规中矩，但宣德皇帝与阿鲁台的往来，显然要远比瓦剌频繁得多。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宣德皇帝接见即将回漠北的阿鲁台使臣多赤，称赞阿鲁台“摅诚归化”。⁴⁹很有意思的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鲁台从永乐时期的邪恶敌人，一跃而变成宣德皇帝的“真挚朋友”。

正如宣德皇帝读北宋史事所感，他在边境上的真正敌人实际上是边将的自大、腐败和无视纪律。他常在训谕中给军官们以警告。他让负责监察的科道官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前往边境体察巡视，向他奏报他们看到的所有违纪违法行为。宣德四年（1429年）七月，监察御史弹劾开平卫指挥方敏在备御赤城（宣府东北约70公里）时“恇怯畏懦，不能练兵御寇”，甚至还谋划着“徙妻子于鵰（碉）以避之”。当敌人来袭时，赤城守军毫无斗志，士气低落，最终敌人大肆掳掠而去。监察御史“请诛敏以励其余”。宣德皇帝并没有真的诛杀方敏，他赦宥了方敏，但严厉谴责了他的行径：“朝廷命尔领军屯守，正宜昼夜用心，谨饬兵备，使贼至无所得，贼退则据险伏兵截杀之，庶称尔职。尔乃怠弃边务，但知全躯保妻子，使虏寇肆毒于边，如蹈无人之境。论尔之罪，万死莫赎！今姑宽宥，仍封御史奏章示尔。（尔）宜省咎，勉图后效，如再失机，必杀不赦！”⁵⁰

当月，宣府守神铳内官王冠率官军护送另一名内官海寿至龙门（赤城西南约25公里）附近的一户农民家时，饮酒宿醉，为虏兵袭杀，牛马尽为劫夺。此事是谁之过？宣德皇帝看来怪罪到了宣府总兵谭广头上。他斥责谭广道：“王冠擅出，尔为总兵不阻之，致死贼手。冠不足责，尔老将也，怠事如此，过实归谁？特念旧勋，姑置不问，自是当加饬励，毋蹈前失！”斥责谭广的同时，宣德皇帝又一并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蓟州守备都督陈景先，密云都指挥蒋贵等做好边备工作，同时严禁在边协防的宦官擅自领兵外出。⁵¹

不久，谭广又被宣德皇帝斥骂了。其部下指挥王林，擅自役使戍守烟墩的官军出境捕鹿，致使敌军知其行踪，尾随而袭杀之，掳掠人畜。宣德皇帝令人将王林械送京师，同时责骂谭广号令不严，戒饬不至，致使边境屡被虏寇。⁵²

尽管宣德皇帝时常具有忧患意识，但因为自始至终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形势严峻的边防危机，因此人们的态度趋于松懈，渎职现象愈发严重。而边防工作也逐渐集中到防御设施建设上。在山西，镇守都督李谦奏于平阳等卫派兵3000人以增筑偏头关烟墩26处；在蓟州，由于六月淫雨不断，致使部分年久失修的老城墙受雨水侵蚀而垮塌，守备都督陈景先不得不调集更多人力民夫加入修缮大军。而在山海关，都指挥使李昌却因逼取过关商人钱物，案发而坐赃罪。宣德皇帝叹道：“昌为国大臣，虽得赎，亦可耻。古之君子，皆慎晚节，昌武人，乌足知此！”在宣府方面，又有前卫指挥章容，为给自己营造私宅，役使军士二人出境伐木，为虏所杀，马匹亦为所夺。宣德皇帝道：“边关谨防出入，乃私令人出境。寇至又不知，容之罪，岂止私役？”遂命有司“治之如律”。⁵³

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谭广奏称，虏寇宣府，抄掠人畜，杀死军士，守关部队不能抵御。谭广亲自率兵追杀虏骑，夺回所掠人口并器械，并请求惩处守把不力的千户苏斌。宣德皇帝斥责他，出现这一局面，“亦平素堤防不谨所致”。他说：“虽能追回所掠，未见杀获一贼，不足言功。失机官皆罚俸两月，仍令守御，再失机处死。”⁵⁴

看起来，谭广怎么做都不能令宣德皇帝满意。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谭广奏报，虏寇百余人于十九日入侵雕鹗，杀伤浩岭驿官军并抢走了大量牲畜。怀来卫（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位于宣府东南约50公里）已经发兵追捕敌军，而谭广却指责开平卫指挥方敏、王俊等不出兵策应，应被治罪。但宣德皇帝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暮夜仓猝，或有不及，姑宥之，令巡边立功，再犯不恕。”由于这一系列失误，谭广曾经以守边失律请罪，但宣德皇帝心软了，并没有给予惩罚，只是再次警告他：“若再有失，当命人代。非分之恩，不可数得矣！”⁵⁵

事实上，从宣德四年（1429年）到宣德五年（1430年）间的冬天，虏兵在陕西—大同—宣府一线都发动了不少掳掠奇袭行动。行在兵科给事中李蕃巡关后还京，备言所见边事有五。看起来，虏兵多次来袭并非全为谭广守备不严之过。在李蕃的记述中，守关士卒非常劳苦，冬衣布棉常不能按时供应，而“自山海卫南海口至居庸等关，每关官军或百余人，衣甲止十余副，或四五副，亦皆损坏”。官军们又常“畏避边戍之劳”，以修烟墩为由逃往漠北擒捕野兽，再未归来。不仅如此，边军的粮草也经常短缺，因为“缘边关口官军月粮俱于通州仓关给，往复路远”，运送不便。宣德皇帝看完李蕃的奏报后称，他也曾经到边境巡视，知道将士们的艰苦，“今览其所奏，益为恻然”。他随即命户部、兵部、工部等合议李蕃所反映的各项事务，以期尽快解决。后来，副总兵都督方政称，独石、赤城、雕鹗三处守军生病，缺乏医生药物。宣德皇帝即命太医院给药物，并命医生每半年二员，轮流前往当地诊治生病军士。⁵⁶

当然，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在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阳武侯薛禄奏称，上月明军于凤凰岭遭遇虏寇，击杀百余人，俘虏男女46人（可能本为明人），另获驼马牛羊各牲畜千余头。赏赐是惊人的——共计11262名士兵获418230锭钞，绢585匹，绵布12748匹。⁵⁷看来，此番胜利来之不易。

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针对边防军粮长途运输问题，宣德皇帝命兵部与五府集议此事。彼时，阳武侯薛禄奏称，开平卫（已迁往独石，位于北京以北约170公里）岁需运粮4万石，但“人力不齐”，难以保障。因此，兵部尚书张本与五府集议后提出：“自京师至独石立十一堡，每堡屯军士千人，各具运车，计日半可毕。一运三日，则运粮二千石，六十日可运四万石。其包席就所发仓给之，布囊则官给之，别用军五百人，专于京仓发运之际应杂役。如运车猝难办集，量给官驴运去。其粮运至独石、新城内置仓收贮，令开平备御官军分番于独石搬运，副总兵都督冯兴专领军防护。”宣德皇帝认可了这一计划。⁵⁸

趁着战事间歇期，明军也在抓紧边防工事的修筑。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谭广发现自怀安西阳河至永宁四海冶山口44处险要处，有39处兵力守备不足，敌军可能会发动突袭，于是宣德皇帝同意在这些地方增立堡垒，每处增兵50人把守。六月，因“诸军散处边境，猝有缓急，无所统一”，宣德皇帝决定置万全都指挥使司，并将宣府等16个卫所划拨其统一调度指挥。随后，万全都指挥使司的下属机构——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等亦相继建立。⁵⁹

至迟到宣德九年十二月（1435年1月），明军的情报工作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以往，明军依托边境瞭望塔、哨所或前来归附的难民的报告来获取漠北草原中鞑靼人的动向，但这些情报显然不够充分，片面而有限。现在，明军似乎组建了一种主动出击的特种侦察部队“夜不收”，他们“常出穷边绝境，窥探贼情，跋涉险阻，冒犯霜露，昼伏夜行，艰苦万状”。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认为，夜不收军的工作艰苦而危险，月粮却只有6斗，无法令人为之死效，因此要求朝廷增拨其俸给。宣德皇帝认可了他的建议，认为“彼出死力，而与闲居者同食，可乎？”于是下令加饷至每月一石粮。⁶⁰

***

随着新防御工事、调兵遣将、物资调度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宣德皇帝决定亲自再到边防前线视察。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初九，宣德皇帝起驾离京。他诫谕扈从将士，“不许入民家有所求索”。十月十一日，车驾至居庸关，宣德皇帝在此驻跸打猎。（与永乐皇帝不同的是，宣德皇帝酷爱打猎。）随后，他又向皇太后报平安，称此行所见“天日晴和，随行将士皆悦，农务俱毕，禾稼有收，边备亦修，关外军民亦颇足给”。到了晚上，天气转凉，宣德皇帝赐军士衣鞋以保暖。

后来，车驾驻跸宣府的泥河，宣德皇帝在此接见了总兵官谭广。他与谭广畅谈，并赐之织金文绮衣一袭，钞五千贯。⁶¹随后，他又留杨士奇、金幼孜等文臣于宣府，亲自率领军队先行至洗马林，五日后回宣府。洗马林在宣府西北约60公里处，是明朝最深处漠北的要塞之一。在那里，宣德皇帝“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之后龙颜大悦，予守军将士以赏赐。又一日，宣德皇帝外出打猎归来后，与诸文臣探讨起某些“政治哲学”。他问诸臣：“人君驭世之权，何者为重？”杨荣对以“命德、讨罪”，宣德皇帝道：“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悦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

十月二十一日，车驾回銮，驻跸泥河。次日，宣德皇帝命都督郭义、沈清等继续于宣府围猎。此次围猎并非为了狩杀猎物，而是为了迷惑敌人。在宣德皇帝看来，“虏寇知朕还京，或为边患，如遇有警，尔等协同备御，不可轻忽”。十月二十五日，车驾回京。宣德皇帝此行可谓如旋风一般，前后只花了16天。

***

虏兵侵扰及其他活动的增加，并非因为他们增强了对明朝的敌意，而是漠北草原两大集团出现了斗争。其归附者称，阿鲁台与瓦剌脱欢战，阿鲁台军败北，其部曲被打散，不少军队就近于明朝边防线附近重新集结，休养生息，有不少残兵败将希望能归附明朝。但宣德皇帝对此仍有所警惕，他敕诫边将，务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可能发动的突袭。对于归附一事，宣德皇帝说：“虏果来归，或中国人自虏中脱还者，皆与口粮，遣人送京师。然虏多诈，古云受降如受敌，慎之慎之。”⁶²

事实上，被击溃的虏兵确实成群结队前来归附了。宣德六年（1431年）四月，鞑官失都等49人携家属300余口来归，并称愿意留居京师。兵部、礼部将降者分为五等，各授军职，并赐予冠带、织金袭衣、彩币、银钞、绢布、鞍马等物。⁶³看来，“招降纳叛”是明朝长期奉行的政策，但历史证明，它终有到头的一天。

归附者称，阿鲁台迫于瓦剌的压力，不得不举家南奔。明廷有大臣建议趁机掩兵袭杀阿鲁台，但宣德皇帝拒绝了。他认为：“此虏自永乐中归附，贡献不绝，未有大过。今势穷蹙，义当矜悯，但彼未尝自言，朕亦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若又迫之于险，岂仁者所为哉？”不仅如此，宣德皇帝还遣使赐之盔甲、织金文绮、袭衣等。五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称“阿鲁台所部人马二千，驻集宁海子西北岸”，宣德皇帝敕之曰：“尔但宜镇（慎）边备、固城池。彼不犯边，毋擅以兵逼之，果来降，亦察其实。俾之入境，或近边居止，或打围，或往北行，听其所之，勿遣人出境觇伺，致其惊惧或激变也。”⁶⁴

再后来，又有许多鞑靼人前来归附。他们告知明廷，阿鲁台又为瓦剌脱欢所迫，又闻明军欲夹击之，仓皇无措。宣德皇帝以“乘人之危而击之，岂仁义之师”为由，遣使致书抚慰阿鲁台曰：“闻王困于瓦剌，避之南来，朕深矜侧。而诸将有奏请发兵巡边者，朕虑王部属惊疑，已却不听。乃闻有人为王言，朝廷将发兵乘王之毙，此谗邪之言，决勿信之……王自朕嗣位以来，一心归顺，遣使朝贡，接踵于途。今当危难之际，宜相救援，岂有相害之理？特遣都指挥昌英等再往谕意。王其宁心静志，安居边塞，无听间言，自生疑贰。朕之此心，皎如天日，王其亮之。”⁶⁵看来，明朝仍然对其天朝上国的超脱地位充满自信。

宣德六年（1431年）十月，明军仍对漠北来客充满警惕。宣德皇帝告诫总兵官郑亨等：“残虏狼狈离散，不相统属。今天气已寒，虑为边患。昨得开平报，望见五百余人，从东南来，稍近边，闻炮声即复北行，不知何寇，宜严兵以备。凡人畜皆收入城堡，以防剽窃，不可怠忽。”⁶⁶

宣德皇帝试图在阿鲁台与瓦剌之间构建“政治均势”，因此一旦阿鲁台为瓦剌所迫，明朝便开始向阿鲁台一方倾斜，以重新促成双方力量的均衡。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宣德皇帝敕谕甘肃总兵官刘广等曰：“瓦剌顺宁王脱欢，屡遣人朝贡。虽其意勤，然虏情多诈，安知数数往来，非窥觇欲有所为乎？宜严饬兵备，不可怠忽。”与此同时，宣德皇帝开始密切注意明军北境防线西北段的兵力部署问题，因为那里可能存在瓦剌威胁的潜在因素。⁶⁷

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闰八月，瓦剌顺宁王脱欢遣使臣陕西丁等来朝廷，一些廷臣建议宣德皇帝扣押瓦剌使臣，理由是朝廷之前三次遣使瓦剌，均为脱欢所扣。但宣德皇帝并不认可他们的看法，他认为“尤而效之非礼”，且“彼言未返之故，为道路所阻”，于是决定善待瓦剌使臣。后来，脱欢又遣使臣来朝，宣德皇帝命他们转达脱欢：“我国家抚待远人甚厚。王于朝廷亦效勤诚，使者之来，具见王意。但前三遣使诣王所皆未返，意者道路有阻乎？故今未遣使报。俟道路通，前使来归，即遣报也。”⁶⁸

除了瓦剌之外，西北草原上还有其他的游牧势力存在。据降虏称，阿鲁台部属昝卜试图犯边，宣德皇帝令诸将戒备。九月，昝卜果然兵寇凉州、永昌。但此地距阿鲁台所在的辽东方向有千里之遥，很难说昝卜尚受阿鲁台节制。更大可能是，昝卜及其所属，乃阿鲁台兵溃瓦剌后徘徊当地的残部。甘肃总兵官刘广遣将应敌，杀昝卜父子及其党80余人，生擒30余人，余众皆遁。明军尽收其驼马而归。宣德皇帝闻讯大喜，但仍不忘告诫刘广等“丑虏惭愤，必将复来”，需时刻做好应战准备。甘肃、宁夏、大同等处总兵官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被俘的30余人被械送京师，宣德皇帝命将之收押于锦衣卫狱。刘广以下所有立功将士俱有封赏。⁶⁹

宣德八年底（1434年1月底），阿鲁台使臣赛的卜颜不花陛辞，朝中一些大臣就认为，昝卜为阿鲁台部属，其犯边之罪应当归咎于阿鲁台，朝廷应“拘其使而后发兵问罪”。宣德皇帝再次拒绝了群臣的建议，他说：“阿鲁台归心已久，祖宗抚之亦厚，未可遽以细故废前恩。且彼以好来，而此以罪执之，非所以怀远人。又其部下，今散乱不相统属，远在凉州作过，阿鲁台亦不能制也。其来使宜善待之。”同时，他还派遣百户脱孙与阿鲁台使臣等同回漠北，敕谕阿鲁台曰：

朕统御天下，绥辑之仁，无间遐迩。今士马甲兵之富，足以征伐，然备之而不用者，虑伤物也。王久输诚款，朝廷恩待亦厚。比者，凉州之寇于国家无大损，而凶徒自取屠戮，则亦天道之祸淫也。今使者之来，群臣皆请执而罪之，朕念彼为寇者，违王之令；或离王远，王未必知；王虽或知，未必能制，故力拒群言，礼待使者，不改故常。然自今王更宜申严约束，令部下之人安分循礼，庶几永远相好也。今赐王袭衣、彩币，至可领之。⁷⁰

因为战争和环境恶化，蒙古诸部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宣德九年（1434年）正月，大同总兵官郑亨称，有虏百余人拖家带口于官山附近放牧就食，但其马羸弱力穷，众不一心。怎么对待这些牧民？郑亨等认为应该出兵掩捕，但宣德皇帝则认为“彼不为寇，而加以兵不仁”，主张招降这些牧民。归附的牧民越来越多，郑亨称：“比年北虏穷困，咸慕德化，相率效顺。其所来者，衣裳坏毙，肌体不掩。及有边境男妇，旧被虏掠逸归者，亦皆无衣。”为此，宣德皇帝令所司给予衣鞋，并将他们遣赴京师。后来，“来者日众，应备不赡”，他又不得不命大同府杂造局将库存的布祆裤鞋赐给他们。⁷¹

宣德九年（1434年）三月，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称，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许彬遣夜不收在漠北草原中招谕残虏，有入虏营而未归者，许彬发兵问罪，追至东胜，虏众皆逃入山中。许彬不敢继续追赶，他担心此举有悖朝廷招抚之意。曹俭所奏，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生性并不多疑的宣德皇帝立刻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为此，他斥责曹俭道：“尔明知虏家属在官山，请朝廷给榜招抚，遂从尔奏，已敕尔斟酌行事，来降则加抚恤，不来听其自去，未尝令尔远出。尔故违朕命，令许彬等率军出境半月有余，以揭榜为名打围飞放，又失防闲，以致军士被虏，乃饰词欺罔，罪当万死。姑令尔戴罪理事，若虏去而军士终不还，罪悉不宥！”⁷²

八月，阿鲁台的死讯传到了明廷，不少归附者称阿鲁台死于脱欢之手，余众四散，不少人选择南来归附。宣德皇帝令行在兵部出榜于塞外，谕之：“凡来归附者，悉与官职俸赐，处之善地。”按照他的解释，出榜诏谕是因为皇帝怜悯这些流离失所、困苦无依的部众。实际上，皇帝真正担心的是这些人“或为鼠窃”，尽管他认为明军的边防戒备森严。他又诫谕总兵官史昭等：“今降虏皆言阿鲁台已为瓦剌所杀，部属分散，有渡河而来依我边境者，宜整兵巡逻，果其归附，善加抚侍。瓦剌脱欢既杀阿鲁台，必自得志，或来窥边，不可不备，慎之慎之！”后来，瓦剌脱欢遣使臣昂克来朝贡，证实了阿鲁台死于瓦剌之手。降者又言，阿鲁台原部属阿台被部分人立为王，准备盘踞于凉州附近的草原地带。宣德皇帝敕谕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防备这些因无所归附而“或生盗心”的游民。⁷³

以上这些史料都表明了明廷在阿鲁台和瓦剌之间的政策：保持与双方的友好关系。然而，阿鲁台一死，这一政策恐怕难以延续了。天平已经发生倾斜，瓦剌显然处于空前有利的形势。那么，支配着漠北草原的瓦剌，将对明朝未来若干年的边防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呢？形势恐怕不容乐观。

***

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宣德皇帝第三次巡边。此行路线与宣德五年（1430年）时相近，宣德皇帝花了两天的时间参加围猎。九月十四日，车驾驻跸怀来，宣德皇帝召少傅杨士奇至营帐，询问其沿途所见。杨士奇答道：“居民比五年过时增多矣！”宣德皇帝说他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但现在他更关心的问题是他们生活过得如何。杨士奇答道：“臣曾过道傍人家，问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岁皆不及。”宣德皇帝很高兴，又问军队沿途有无扰民事件，杨士奇又答道：“虽未闻扰人，但行军常须警饬之。”宣德皇帝龙颜大悦，御制诗歌若干，又令杨士奇作诗唱和，君臣之间因这盛世而欢宴。九月二十三日，车驾再次来到洗马林^[10]。宣德皇帝再次遍阅诸防御城堡和士兵，认为“边将克用命”，军防体系比宣德五年（1430年）时更为严备了。

两天后，宣德皇帝与诸将会面。他们告诉宣德皇帝，虏人经常到离边防线不足百里之处围猎，请求出兵驱赶。宣德皇帝认为：“彼不为边患即已，可不听其围猎乎？”但诸将不依不饶，认为“此辈豺狼野心，终不能保其不为边患。失今不图，后将悔之”。宣德皇帝仍然拒绝，他说：“朕此来饬边备耳，非为捕虏，且尝遣人抚虏矣。今掩击之，是朕失信，岂可为乎？尔等固是为国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到了晚上，宣德皇帝又召见杨士奇问策道：“诸将皆言虏在近边，掩击之，可不劳而成功，何如？”杨士奇答道：“黠虏谲诈，恒远哨了。今车驾至此，必先遁矣，纵出兵无所得，而自此失虏之心……陛下屡遣人赍敕招之，令打围牧放，悉从所便。今感恩而来矣，若遂击之，则是前敕诱之来也。”宣德皇帝方对此事释怀。十月初三，车驾就回到北京了。⁷⁴

毫无疑问，鞑靼人的处境十分糟糕。阿鲁台之子阿卜只俺再度被瓦剌打败，走投无路的他选择来朝归附。宣德皇帝怜悯他，令太监王贵、都指挥昌英等往抚纳之，并厚赐其各类物资。阿鲁台的另一名部属把塔等率家属89人来归，并希望能够留居京师。与其他大多数归附者一样，宣德皇帝命他为千户，赐其衣物、房产等，令留京师效力。⁷⁵到了十月，甘肃总兵官刘广终于从降虏口中得知阿鲁台败亡的整个经过。原来，在年初，瓦剌王子脱脱不花就袭杀了阿鲁台的妻子部属，掠其孳畜无数，阿鲁台等溃逃，只剩1万多人马。七月，脱欢再度率众袭击阿鲁台，杀阿鲁台、失捏干等，其余部众全部溃散，阿台王子率不足百人遁往阿察秃之地，完者帖木儿则南下落草为寇。至此，明军千户王敬等出兵征之，斩首11级，并生擒完者帖木儿等20余人械送京师。宣德皇帝告诫刘广等：“穷虏在边，计必为寇，尔等勿以小得为喜，更须昼夜严备，庶几无患。”⁷⁶

刘广为了邀功，很快又来奏报，称：“虏寇朵儿只伯等掠凉州，杂木口等处率兵追至沙子，生擒四人，斩首四级，获马驼四十。”但宣德皇帝十分怀疑刘广奏报的真实性，因此前不久监察御史刘敬才奏称朵儿只伯等窃入凉州，如入无人之境。宣德皇帝斥责刘广：“昨御史刘敬言尔追贼不及，今乃以斩获之数来闻。纵如尔言，岂能与虏杀掠相当？朕尝命尔严饬守备，常如临寇，尔不用朕言，寇得乘间而入，其罪大矣！今纵有小获，岂足掩大罪！所以未即罪尔者，犹冀尔力后效盖前愆。尔其勉之！”⁷⁷

草原角力中获胜的瓦剌更加受到宣德皇帝的重视。瓦剌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仍在继续。在瓦剌使臣昂克陛辞之际，宣德皇帝令其赍敕谕脱欢，敕曰：“王克绍尔先王之志，遣人来朝进马，具见勤诚。闻杀阿鲁台，尤见王之克复世仇。所云已得玉玺欲献，亦悉王意。然观前代传世之久，历年之多，皆不系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也。”最后，宣德皇帝赐脱欢纻丝，以答其进贡之意。⁷⁸

宣德九年十二月（1435年1月），刘广再次因边防事务奏请圣裁。他说：“北虏脱火赤等三人至甘州，言朵儿只伯率众三千，驻也可林察儿舟之地，去凉州十余里，已绝粮饷，欲来朝归附。且言近至凉州，失其甥卜鲁罕虎里，乞还之。所言恐有诡诈，已议调兵往凉州、永昌、镇番等处，令都指挥包胜等严督堤备。其朵儿只伯、脱火赤等，请旨处之。”宣德皇帝也不认为朵儿只伯会真的投降，他对行在兵部尚书王骥说：“虏言不可信，朵儿只伯必不来。宜戒边将严守备。脱火赤三人，卿等别议处置，务适其宜。”^[11]（据史料记载，朵儿只伯曾经追随阿鲁台归附明朝，被授为都督。后来阿鲁台败亡，朵儿只伯无所依靠，只好落草为寇。其甥卜鲁罕虎里在寇掠凉州时被边将俘虏。宣德皇帝怜其境遇，没有杀他。朵儿只伯因此有所畏惧，故遣脱火赤来甘州议降，观察明廷的举动。）王骥与廷臣集议后，还是决定对朵儿只伯采取招抚政策。他向宣德皇帝奏曰：“虏酋朵儿只伯假息塞下，无所依归，恐生异心，将肆鼠窃。宜遣人招抚，若其来归，亦省边虑。”宣德皇帝是其言，令刘广等谕朵儿只伯，要求他尽快归还凉州所掠人口，并保证不再首鼠两端。作为回报，脱火赤及卜鲁罕虎里得以回到朵儿只伯处。⁷⁹

宣德九年十二月（1435年1月），宣德皇帝不豫；宣德十年正月初三（1435年1月31日），帝崩，寿35岁。^[12]

***

至于处于北境防线东北翼的辽东，它的某些方面与西北翼有异曲同工之处。离边防线越远的地方，由非汉人组成的卫所就越多。在西北方面，明朝通过各级卫所与喇嘛领导的各部落打交道。

在东北地区亦然，明朝需要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往往以部落为单位授予他们卫所军衔。而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北的非汉人卫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需要经常派遣使者到京师朝贡，这一点与朝贡体系中的其他藩属国类似。明廷似乎更愿意以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关系，而非将之并入明廷的实际管辖之下。正因如此，边疆卫所在巩固大明边防的同时，也容易从中孕育出新的势力。到了17世纪中期，辽东诸卫中逐渐诞生出我们熟知的势力，亦即后来的清朝，继而席卷中原乃至更遥远的西域。

当然，宣德时期的辽东地区总体仍算平静。在这段时间里，辽东总兵官一直由巫凯担任——长期出任总兵官一职似乎是明前中期边防军事长官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在洪武时期与明朝争夺辽东领土的朝鲜，也作出了妥协姿态。双方敌意渐消，到了永乐和宣德时期，朝鲜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已经变得成熟自然。

但是，对于明朝势力向黑龙江地区扩张的现象，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呢？这仅仅是明朝盲目扩张而致的结果？抑或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某种好奇？又或明朝的某些霸权象征？还是建立世界贸易的需要？我们知道，在永乐时期，明朝几乎与东半球的所有国家打过交道。在1411年到1432年间，内官亦失哈（海西女真人）曾先后六次前往位于黑龙江以北的奴儿干都司。^[13]他在今天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特林建立了一座寺庙（永宁寺），此地距黑龙江流入的鄂霍次克海约100公里，约于辽阳东北1600公里，离北京更是有2300公里远。这一行动看起来似乎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授意的，这意味着它严格意义上说属于明皇室内部的行为。它既没有与廷臣集议，也没有任何公开布告天下的诏旨，看起来与明朝政府无涉。

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流传至今的两通由多语种书写的碑刻——《永宁寺记》《重建永宁寺记》^[14]，仍能让我们管窥彼时永乐皇帝、宣德皇帝想法之一斑。

第一通碑，首文即吟“天之德高明，故能覆帱；地之德博厚，故能持载；圣人之德神圣，故能悦近而服远，博施而济众”，而后开始叙述皇明圣政，文如下：

洪惟我朝统一以来，天下太平五十年矣。九夷八蛮，梯山航海，骈肩接踵，稽颡于阙庭之下者，民莫枚举。惟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皆闻风慕化，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野人人养驾□，运□诸物，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是以皇帝敕使三至其国，招安抚慰，□□安矣。

圣心以民安而未善。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畴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遂上□朝□□□都司，而余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赉而还。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十年冬，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皆踊跃欢欣，无一人梗化不率者。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柔化斯民，使知敬顺太祖以圣□□为相□之瑞。

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径，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高□□□□□威灵，永无厉疫而安宁矣。既而曰：“亘古以来，未闻若斯，圣朝天□民之□□□上欣下至，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以斯观之，万方之外，率土之民，不饥不寒，欢欣感戴难矣。尧舜之治，天率蒸民，不过九洲之内。今我□□□□□□□□□□，蛮夷戎狄，不假兵威，莫不朝贡内属。《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正谓我朝盛德无极，至诚无息，与天同体。斯无尚也！无盛也！故为文以记，庶万年不朽云尔。

碑文后，附载大约54名立碑官员之名单。书丹者、钻字匠、木匠作头、漆匠、烧砖瓦窑匠、泥水匠等名字亦开列于后。更多姓名则因碑刻风化严重而难以辨认。

宣德七年（1432年），宣德皇帝命亦失哈率官兵2000人，分乘艨艟巨舰50艘，随新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使康政前往奴儿干都司任职。到达当地之后，亦失哈发现永宁寺已成废墟，观音菩萨像也被当地的吉烈迷人所毁。不过，即使如此，为了贯彻宣德皇帝的仁政，亦失哈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设宴款待他们，并组织当地人民重建永宁寺，新的观音雕像也得到重塑。次年春，重建完成后，亦失哈重立《重建永宁寺记》碑。^[15]碑文后又一次附载参与立碑的官员和匠刻者的姓名。碑文内容再次强调皇明“布德施惠”“天下归服”，但没有提到明朝在当地可能面临的安全问题。毕竟，奴儿干地区不像松潘那样充斥着暴力冲突。幸而有这两通石碑，我们对明朝在奴儿干地区的存在才有所了解。⁸⁰

***

宣德皇帝的驾崩，宣告洪武以来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对明朝天朝上国的地位深信不疑，也认为其为礼仪教化之邦，天下中心，当之无愧。但是，在宣德皇帝之后，似乎没有哪位明朝君主敢这样宣称。他之后的明朝诸帝，亦不再具备率领其臣民走出“围墙”，去更广阔的世界行军打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对草原世界以及自身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就出现了一次转变。明廷与草原领袖们的对话频率越来越低，从草原前来归附的人民亦越来越少，甚至赴阙朝贡的使臣也在慢慢减少。使节往来变少了，仁慈圣明、天下一家之类的措辞，也越发少见于史书记载中。慢慢地，取代这种“天下”世界观的，是一种更加趋近于“大汉族主义”的世界观，一种使中原与周边走向隔绝对立的“堡垒姿态”。

注释

[1]弭药，又称缅药，党项族称谓。唐朝中期部分党项人不堪吐蕃压迫而北迁，留居原地的部分被称为弭药。

[2]原著举了一些西使东贡的例子，译者将该部分内容移植到注释中。其称，西使东贡例，如喜马拉雅群山中的吐蕃诸部，帖木儿帝国（帖木儿时期的撒马尔罕、沙哈鲁时期的赫拉特——《明实录》称“哈烈”），伊朗的设拉子、伊斯法罕等。——译者注

[3]原著作“Liu Zhao”，核《明实录》原文，乃李昭。——译者注

[4]“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阿端卫的主体居民似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组成。”该句原位于正文，出于行文需要调至注释。——译者注

[5]薛禄乃山东人，初为燕王帐下士兵，从燕王起兵靖难，首夺九门，一战成名。永乐八年（1410年），“充骠骑将军，从北征，进右都督”。永乐十八年十二月（1421年1月），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封阳武侯。洪熙元年（1425年），出任总兵官，佩镇朔大将军印，备御塞外。此段为原著正文，行文需要移至注释中。——译者注

[6]为体现原著“deadly skirmishes”，译者增加潘雄战死例。——译者注

[7]本段译者据文意而增加若干衔接句。——译者注

[8]作者这句话意在强调，宣德时期明军的战斗力已经不如洪武、永乐时期，因此借助防御工事，采取防御姿态对明军而言是更好的选择。——译者注

[9]原著作“Zhang Heng”，核《明实录》原文，系郑亨之误。——译者注

[10]核《宣宗实录》卷112，作“洗马岭”。——译者注

[11]原著称这一意见是兵部提出的，核《明实录》原文，是宣德皇帝自己对兵部尚书说的。——译者注

[12]核《明实录》原文：“尊谥曰：‘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是年六月辛酉葬景陵。上在位十有一年，寿三十八”，又核《明实录》，宣德皇帝生于“己卯岁二月九日”（1399年3月16日），卒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1435年1月31日），以周岁计，当为35岁。——译者注

[13]亦失哈前往奴儿干的次数，一说有十次。——译者注

[14]此二碑者，均为明朝宦官亦失哈巡视奴儿干都司时所建。其中，《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是年亦失哈于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基址上修建了永宁寺，作此碑以记之，被称为《永乐碑》。后亦失哈于宣德七年（1432年）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发现前寺已毁，遂于次年重建新寺，并作《重建永宁寺记》，被称为《宣德碑》。据载，《永乐碑》高102厘米，宽49厘米，厚36厘米，碑正面刻汉字30行，每行64字，额书“永宁寺记”；碑阴所刻文字为蒙古文与女真文，是对汉文内容的简要翻译，各15行。碑两侧均为汉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刻写的佛教“唵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碑文中的汉文由明朝官员邢枢撰写，蒙古文由阿鲁不花书写，女真文由康安书写。《宣德碑》高120厘米，宽70厘米，厚32厘米，碑刻则相对简略，只有正面碑文，额书“重建永宁寺记”，刻字30行，每行44字，碑文全是汉字。故原著称碑为“multilingual inscriptions”。清末曹廷杰重新发现永宁寺碑并将碑文拓下，使其得以流传于世，而石碑本身则被沙俄拆除并运往海参崴。由于保存条件不佳，碑文已经模糊。——译者注

[15]原著称，《重建永宁寺记》碑中亦有藏文、汉文、蒙文和女真文等多种文字，但据其他资料叙述看，此碑仅有汉文，碑中残存可见的名单中亦未见“书蒙古字”“书女真字”等信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