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
在考虑如何施教之前，最好要先将我们想要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搞清楚。阿诺德博士要的是“谦卑之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慷慨之士”则没有具备这种品质。尼采的理想是非基督教式的，康德也是这样：基督要求仁爱，康德却教导说任何以爱为动机的行为，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有德。即便人们在良好品性的构成要素上看法差不多，可能又会对这些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产生分歧。有的人青睐勇敢，有的人注重学问，有的人崇尚仁慈，有的人珍视正直。像老布鲁图斯这类人，会把国家义务置于家庭情感之上；像孔子这样的人，则将家庭情感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一切这些分歧都会在教育上产生差异。我们一定要先对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型有某种概念，才可以对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愚蠢的教育者，他们的教学成果和既定目标背道而驰。总体上来说，那些最能干的教育家还是十分成功的，比如中国的士大夫、现代的日本人、耶稣会士、阿诺德博士还有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方针的指导者们。所有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不同方式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一样的例子中所定的目标完全不一样，不过差不多都达到了预期结果。在尝试确定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教育目的之前，对这些不同体制略作探讨或许是有必要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有些方面和鼎盛时期雅典的教育十分相像。雅典男童需要能够将《荷马史诗》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中国男童也差不多，要能够将儒家经典烂熟于心。雅典人学到了这样的敬神方式：由外部仪式组成，并且不会为知识思考设置障碍。同样，中国人掌握了关于祖先崇拜的特定礼仪，但是绝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那些礼仪所暗含的信仰。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是有识之士应该有的态度：凡事都能够进行讨论，然而贸然就下结论的做法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的。各种观点应该是能够让人在用餐时心平气和交流的东西，而不是供人斗嘴的。卡莱尔说柏拉图是“一位高贵的雅典绅士，至死也依然保持神定气闲”。这种“至死依然神定气闲”的风范，在中国圣贤身上也可以看到，不过一般难以在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贤身上觅其踪影，除非像歌德那样深受希腊精神影响的人。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愿意享受人生的快乐，而且都拥有一种因细腻美感而得到升华的享乐观。
不过这两种文明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源头是这样一个事实：整体来说，希腊人精力十分充沛，而中国人比较慵懒散漫。希腊人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了艺术、科学和战争，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希腊人将自己的精力实际地转化成为政治抱负和爱国精神：当一位政治家被推翻了，他会带着一批亡命徒去进攻自己的家乡城市。而如果是一名中国官员被皇上贬黜了，则会退隐山林，写几首田园诗，聊以自娱。于是，希腊文明毁于自己的手，而中国文明只能是被外敌灭亡。不过，这些差异好像也不能完全说是教育的原因，因为儒教在日本从来没有产生这种作为中国士大夫特色的闲适和文雅的怀疑论，只有京都贵族是个例外。
中国的教育造就安定和艺术，却没有能够孕育进步或科学。这可能是怀疑论顺理成章的结果。炽热的信念所能够带来的，要么是灾难，要么是进步，但一定不会是安定。即使在攻击传统信念时，科学也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在一种文人怀疑论的氛围里，它想昌盛起来很难。在一个被各种现代发明所统一的好斗的世界里，活力是民族自保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没有科学，民主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文明只为少数有教育经历的人所享有，希腊文明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此，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适合现代的社会。某些方面和中国士大夫相似的18世纪那些十分有教养的绅士，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销声匿迹了。
一切大国都有一个突出的倾向，那就是将国家强盛作为教育的至高目的，现代日本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日本教育是为了培养这样的公民：既充满为国家献身的热情，又通过学习知识，成为国家的栋梁。对日本为了实现这种双重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我是无法加以赞赏的。从佩里将军的舰队到日本以来，日本人陷入了难以自保的困难处境；除非我们觉得自保本身是有罪的，日本人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功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他们的教育方法只有在绝境中才具有正当性，无论是哪个没有处于紧迫危险中的民族，使用这些方法都应该遭到谴责。即便是大学教授都绝不能提出非议的神道教，它里面包含的历史和《创世记》一样十分值得怀疑；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那里，达顿审判不值一提。同样命运的还有伦理专制：民族主义、孝道、天皇崇拜等，都是容不得一点质疑的，以致很多方面的进步都基本是不可能的。这种刚性体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导致革命，因为革命是它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这种危险虽然不是近在眼前，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体制所引发的。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日本的弊病和古代中国的弊病正好完全相反。中国的文人雅士过于怀疑和懒散，而日本教育的产物又显得过于独断和奋发。遵从怀疑主义和遵从教条主义这两者都不是教育应有的结果。教育应该产生这样的信念：虽然面临很多困难，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获得的；在任何一个时代，被视为知识的东西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错误的地方，通过谨慎和勤勉，能够将这些错误纠正。
当我们按照信念而采取行动，应该警惕因为小过而铸成大错；即便这样，我们的行动还是一定要以信念为基础。要想达到这种心态很难：它需要非常高的理智修养，并且情感不应该衰萎。不过，虽然很难，但是不是不能。事实上这就是科学心态应有的样子。和别的美好事物一样，获取知识固然非常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者将困难忘记，而怀疑主义者否认了可能。两者都不是正确的，一旦他们的谬误蔓延开来，就会为社会带来祸患。
耶稣会士犯了现代日本人犯过的错误，即使教育对某种机构的利益表示服从——在他们这个例子里，某种机构是天主教会。他们主要关心的并非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让学生成为用来谋取教会利益的工具。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神学信仰，就无从指责他们：从地狱中拯救灵魂比任何单纯尘世间的利害得失都重要，而且要想实现，只能通过天主教会。但那些没有接受这种教义的人，会根据结果来对耶稣会士的教育进行评判。的确，在有的时候，这些结果就像培养出乌利亚·希普那样是事与愿违的：伏尔泰就在耶稣会士的教育方式下接受过教育。不过总体来说，耶稣会士长久以来还是得偿所愿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还有法国新教的瓦解，多半应该归因于耶稣会士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他们让道德趋于放纵，让思想流于肤浅，让艺术偏于感伤，最终竟然需要法国大革命来将他们造成的祸害扫荡清除。在教育上，他们的罪过在于教育的动机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非出于对学生的爱。
现在还在英国公学中实行的阿诺德博士的体制，还存在另一个缺陷，也就是它是贵族式的。这个体制的目标是培养位高权重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帝国的海外领地。贵族要想一直存续下去，离不开那些特定的美德，这些美德将由学校传授给他。这样一番教育造就的学生应当是身强体健、信念坚定、正直诚实、精力充沛、不畏艰险，并且胸怀大志的。这些目的实现程度之高令人惊叹，但是没有理智，理智被消灭了，因为理智会产生怀疑。被消灭的还有同情，因为同情不利于统治那些“劣等”的种族或阶级。抑制想象，以求坚定不移。泯灭仁慈，以求刚毅不屈，如果世道不变，这可能能够得到一种斯巴达式的、瑕瑜互见的恒久贵族制。然而现在贵族制已经过时了，即便是最英明贤德的统治者，也无法获得他治下民众的俯首顺从。就这样，统治者趋于使用暴政，而暴政又进一步地激起了反叛。现代世界的错综复杂，对理智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阿诺德博士却要为了“美德”而将理智消灭。滑铁卢战役可能是伊顿公学操场上的胜利，大英帝国却会在那里遭遇失败。现代世界需要各种不一样类型的人才。他们具有更多富于想象的同情心，更充满理智的灵活性，更多地服膺技术知识，而不是匹夫之勇。未来的执政者一定会是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是由万民所景仰的仁主。英国高等教育所包含的贵族传统即是其祸根所在。可能这一传统会被渐渐地清除，可能老牌的教育机构将对新的环境无法适应。关于这些，我就不再妄加评论了。
美国的公立学校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前人从来没有大规模尝试过的事业：将各色人等转化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件事做得如此巧妙，在总体上来说，又是如此有益的工作，对完成它的人给予高度赞赏是理所应当的。不过美国和日本一样，是处在一种特殊情形里面的，而在特殊环境里面正当合理的事情，未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国确实存在某些优势，也存在某些困境。美国的优势包括：财富水平高，没有战败的风险，相对地没有受到源于中世纪的传统的束缚。移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是随处可见的民主气氛，还有十分先进的工业技术。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两个主要原因，差不多所有的移民对美国的颂扬，都远远多于对他们自己祖国的赞美。不过现实中的移民一般都怀着双重的爱国之心：面对欧洲的纷争，他们还是热烈地支持自己的祖国。而他们的子女正相反，对自己父母的祖国已经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已经成为纯粹的美国人。父母们之所以是这种态度，要归因于一般的美国价值，而他们子女们的态度，主要由他们在学校所接受教育所决定。我们这里只关注一下学校的贡献。
真正的美国价值是学校教育所依赖的，就此来说，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不用和虚假标准的灌输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旧世界胜过新世界的地方，灌输对真正优点的蔑视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总体上来说，西欧的知识水准和东欧的艺术水准都要高于美国。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神学迷信方面，西欧诸国要比美国少。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的个人，都不像在美国那样遭受群体的宰制，甚至个人的政治自由越少，他的心灵自由就越大。美国公立学校的做法在这些方面是有害的。当进行一种排他的美国爱国主义教育时，损害就是无法避免的了。跟日本人和耶稣会士的情况类似，这种损害的来源是把学生作为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教师对学生的爱应当超过对国家教会的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教师。
当我说学生应该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时，可能会有人这样反驳我：人之作为手段，终究要比作为目的更为重要。作为目的的人，随着他的死去而消亡，他作为手段所得到的东西却是永远都不会泯灭的。我们不能将这一点否认，然而我们可以拒斥由此推出的结论。一个人作为手段的重要性能够在好的方面体现出来，也能够在坏的方面体现出来；而人类行为的长远影响是非常的不确定的，以至于明智的人往往会在其谋划中将其忽略。泛泛地说，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当然，这并非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一个坏人也许会将一个暴君杀掉，因为他犯下了罪行，犯下了暴君所要惩治的罪行；虽然他本人还有他的行为是坏的，但是他行为的结果却也许是好的。尽管这样，作为普遍的定律，由本性美好的男女组成的社群的影响，要比由愚昧和歹毒之徒组成的社群更好。
即便将这些抛开不谈，儿童还有年轻人，也能够本能地觉察出来那些真正希望他们好的人，和只是将他们当某项计划胚子的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教师没有什么爱心，那么学生的品性和智力都不会获得自由或良好的发展；而以孩子为目的的感受，才是这种爱心的根本所在。对于自己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我们渴望美好的东西归诸自己，这用不着先去证明我们得到它们能够促进某个伟大目标。任何一个具有通常的慈爱之心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孩子也都会有完全一样的感受。父母都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成绩优异，等等，这些和盼着他们自己得到的某些东西是完全一致的；当他们操心这些事时，不会计较自我牺牲，也和抽象的公平原则没有关系。父母的这种本能并不总是仅限于对待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它一定存在于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小孩子的优秀教师的人身上。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本能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但是只有具备它的人，才能够将拟定教育方案的重任担当起来。那些觉得教育男子是为了培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和炮灰的人，显然不具备这种博大的父母之情，但是这种人把持了一切文明国家的教育，只有丹麦和中国是个例外。
然而，教育者只是关爱年轻人还远远不够，他一定要对什么是人类的优点有正确的看法。猫不只是教它的幼崽捉老鼠，还教它们怎么样耍弄老鼠；军国主义者对待年轻人也是如此。猫爱它的幼崽，但不爱老鼠；军国主义者可能也爱自己的儿子，但不爱本国敌人的儿子。甚至那些博爱全人类的人，也会由于对美好生活的错误观念而出现错误。所以，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之前，我先试着谈一下，我眼中的男性和女性的优点，暂时并不涉及它们的实际可行性还有教育方法。这样的论述对我们在后面考虑教育的细节是有帮助的，到那时我们就明白自己所希望的前进方向了。
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区分：有些品质，只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可取的，而另一些品质，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可取的。我们需要艺术家，也需要科学家；我们需要出色的官员，也需要庄稼汉、磨坊主还有面包师。能让人在某个方面成为大家的品质，往往不宜人人有之。雪莱如此描述诗人的日常工作：
他从清晨一直到黄昏，
尽望着湖面倒映的阳光将花蕊上黄色的蜜蜂照亮，不管，也不看，他们是什么。
这样的习惯在诗人身上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在其他人身上，比如邮差身上就不足取了。所以，我们是无法从赋予每个人诗人气质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教育的。有一些品性是普遍可取的，在这里，我只谈一下这些品性。
我不会在男性优点和女性优点之间做什么区分。对于那些将要照顾婴儿的女性而言，进行一定的专门训练是有利的，但是这方面涉及的男女之别，就和农夫和磨坊主之间的差异很像。这种差异无关紧要，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我认为，下面的这四种品性共同构成了理想人格的基础：活力、勇敢、敏锐还有理智。我的意思并非具备了这些品性就完满无缺了，但是我觉得它们为我们带来了一条正途。而且我坚信，只要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给予年轻人适当的照顾，就能够让这些品质都变得非常的寻常。我下面将依次讨论它们。
与其说活力是一种心理品质，还不如说是一种生理素质。血气方刚时，活力一般都满满；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难免会活力衰退，及至暮年，活力消磨殆尽。活力在朝气蓬勃的学龄前儿童身上迅速达到巅峰，接下来就会因为教育而越来越弱。只要有活力，不必碰上什么乐事，就能够生趣盎然。它减少痛苦，增加快乐。它容易让人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产生兴趣，由此增进作为心智健全之要素的客观态度。有这样一些人，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任何身外之事都没什么兴致。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幸，因为这样的做法导致他们轻则无聊，重则抑郁，除了极个别例外，还非常容易让人碌碌无为。活力提升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让人们努力工作的劲头大大提高。再者，活力避免人们陷入嫉妒，因为它让人以自己的生活为乐。因为人类苦难的一大来源即是嫉妒，因此这也就是活力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价值。诚然，很多坏品质能够和活力并存——例如，一只恶虎可以是非常强壮有力的。而不少好品质在没有活力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存在，比如牛顿和洛克就没有什么活力。不过，如果这两位的体格更好，那么可能就不会是那种嫉妒、易怒的性格了。牛顿和莱布尼兹的论战，对英国数学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如果牛顿拥有健康的身体，并能享受常人之乐，这场论战没准就不会发生了。因此，即便有其局限性，我还是把活力放在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清单里面。
我们清单上的第二个品质，即勇敢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每种形式都非常复杂。无所恐惧和有能力支配恐惧不是一回事。在恐惧合理时无所恐惧，和在恐惧不合理时无所恐惧也不是一回事。显然，没有不合理的恐惧，有能力支配恐惧是好的。但是缺乏合理的恐惧算不算好事，就有待商榷了。不过，这个问题待我谈论勇敢的别的形式后再谈。
在大多数人本能的情感生活中，不合理的恐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迫害妄想症、焦虑情结等病态形式，需要由精神病医生治疗。但是一些轻微的形式，其实也经常会在那些被认为精神健全的人身上看到。危险临近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不安”，或者非常害怕蜘蛛、老鼠之类的其实没有危险的东西，基本属于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过去许多恐惧常被认为是天性使然，现在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有些恐惧的确源自于本能——比如害怕巨响，但是绝大部分的恐惧，都是由经历或者联想所带来的。比如怕黑，好像就完全是因为联想。有理由确信，大部分脊椎动物对其天敌的恐惧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它们的前辈那里来的。如果它们是由人类养大的，在其种群中常有的恐惧就会消失不见。然而恐惧是非常容易传染的，甚至当大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流露出恐惧时，恐惧就已经传染给小孩了。通过联想，儿童很快就会仿效保姆或者母亲的胆怯。从古到今，男人们都认为总是没来由地害怕的女性是楚楚动人的，因为这给了他们机会充当护花使者，同时又不用冒什么真实的危险。但是，这些人的儿子在他们的母亲那里学到了恐惧，不经过后天的训练无法恢复勇气。如果他们的父亲当初没有贪图对他们母亲的征服感，他们的勇气原本不会失去。由女性处于依附地位所导致的害处不可胜数，恐惧问题不过是其中一个次要的例证。
我现在不讨论能够消减不安和恐惧的方法，我会在后面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处理恐惧，我们是满足于抑制的方法，还是一定要找到某种更为彻底的克服之道？按照传统，贵族要被训练得不露惧色，而那些从属的民族、阶级和男女，则被鼓励要保持住自己的懦弱之举。测验勇气是纯粹的行为主义：战场上不能临阵脱逃，一定要擅长“具有男人气概”的运动，面对火灾、地震、海难等险境一定要镇定自若，等等。不仅要做到举措得当，还要做到不能露出容易被人看出害怕的迹象，比如脸色发白、呼吸急促、身体颤抖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我希望看到的是，不管什么民族、什么阶级、什么性别，都可以培养出勇气。然而如果采用的方法是压制性的，那么和这种方法有关系的那些弊病也就接踵而至。羞愧和耻辱始终是产生表面勇敢的有力武器，但是事实是，它们不过是引发不同恐惧间的冲突，而被期望在冲突中占据上风的，是对成为众矢之的的恐惧。“永远都要说真话，除非受到惊吓”，这是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格言，但是这种例外我并不承认。克服恐惧，不仅要在行为上，还要在情绪上；要克服的不只是有意识情绪中的恐惧，还有无意识情绪中的恐惧。只是在表面上战胜了恐惧，固然是满足了贵族的传统，却让恐惧的力量在暗中运作，并产生让人无法看出是恐惧的后果的且邪恶、扭曲的反应。我指的不是“炮弹休克症”这样的东西，它和恐惧的联系是再明显不过的。我指的其实是统治阶级通过压迫和暴行来维护他们权势的整个体制。最近在上海，一名英国军官没有警告，就下令从背后对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开枪，他和那些临阵脱逃的士兵一样，显然是为恐惧所驱使。但是军事贵族们没有聪明到将这样的行为追溯至心理根源的程度；相反，在他们看来，这是坚毅和良好的情操的体现。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恐惧和愤怒是非常相似的情绪：感到愤怒的人并不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那种勇气。在镇压黑人的反抗、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别的对贵族制的威胁中，他们一贯展示的残暴，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怯懦，理应和以更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怯懦一样遭到蔑视。在我看来，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普通人通过教育，也能免于恐惧地生活。时至今日，这样的生活只有少数英雄和圣人实现过，但是他们能做到的，别的人也能做到，只要前者给后者将方向指明。
对于那种不因压制所构成的勇气，一定要结合很多种因素才能获得。
从最低级别的因素开始：健康和活力是非常有益处的，尽管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具备应对危险处境的经验和技巧非常有必要。不过，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勇气，而不是某方面的勇气时，就需要有更为根本的东西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自尊和一种无我的人生观的结合。先讨论一下自尊。有些人遵从自己的内心而活，还有些人不过只是对旁人的所感所言亦步亦趋而已。
后者绝对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勇气：他们无法离开别人的赞许，并因为担心失去这种赞许而困扰。曾几何时，教人“谦虚”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实这是变相地产生相同弊病的一种方式。“谦虚”将自尊抑制了，但是没有抑制被他人尊重的欲望；它不过是通过表面上的自轻来沽名钓誉罢了。所以，它会导致伪善和本性的扭曲。孩子被教育要无条件服从，不加任何的思考，等他们长大成人，又会继续给予自己的孩子同样的要求；据说只有学会服从的人，才明白怎样发号施令。
在我看来，无论是谁都不应学习如何服从，无论是谁都不应企图指挥他人。我当然指的不是说通力协作的事业中不应该存在领导者，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权威应该和足球队长的权威类似，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甘心付出的代价。我们的目标，应该完全属于我们自己，而并非要由外部哪个权威为我们制定；我们的目标同样也绝对不应该强加给别人。我所说没人应该指挥、没人应该服从，是这样的意思。
最高意义上的勇气，还要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无我的人生观。将希望与恐惧全都集中于自身的人，想要平静地看待死亡是很难的，因为他的七情六欲会被死亡湮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倡导简便易行的抑制之道的传统：圣人一定要学会弃绝自我，一定要将情欲摒除，要将本能的欢愉抛弃。这固然能够做到，然而其结果却非常糟糕。那些禁欲苦行的圣人不仅自己放弃享乐，还让别人也将享乐放弃，后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隐蔽的嫉妒挥之不去，导致在他看来痛苦是高贵的，所以让人受苦也是合理的。这样价值就被彻底地颠倒了：坏的被想成是好的，好的被想成是坏的。通过遵从消极的戒律，而不是通过扩充和发展自然的欲望和本能来追求美好生活，这乃是万恶的源头。在人性当中，自有某些东西能够让我们轻松地超越自我，其中最普通的就是爱，尤其是父母之爱，其在一部分人的身上是如此广博，以至能够爱及全人类。还有就是知识。并没有什么理由觉得伽利略是特别仁慈的人，但是他为之而活的目的，并不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
再者就是艺术。事实上，所有对自己身外之物的兴趣，都能够让人生在相应程度上变得无我。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看起来好像矛盾，和只关心自己病痛的不幸的忧郁症患者相比，有着广泛而鲜活兴趣的人在离开人世时的挂碍会更少。因此，完美的勇敢通常都是属于那些兴趣广泛的人，他们通过对众多非我之物的珍重，而不是通过对自身的轻贱，感悟到自己无非是大千世界中的沧海一粟。如果缺少自由的天性还有活跃的才智，这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两者的融合滋生出的博大见解，是那些纵欲者和禁欲者所不了解的。按照这种见解，个人生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类勇敢不是消极的、压抑本能的，而是积极的、符合天性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勇敢，才是构成完美人格的主要成分之一。
敏锐是我们列出的第三个品质，在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对单纯的勇敢的一种纠偏。相对而言，对危险一无所知的人更容易产生勇敢之举，但是这样的勇敢，通常都是以愚蠢居多。任何以蒙昧无知或不长记性为基础的行为方式，都不能让人满意：尽量充分的知识还有见识是应当具备的一大要素。但是，认知方面要归诸理智的范围，而我这里讲的敏锐，则要归于情感的名下。按照纯理论的定义，如果有很多种刺激都能让某人产生情感，那么他在情感上就是敏锐的；但是如此宽泛地来看，这未必是一种可取的品质。只有当情感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是适当的情况下，敏锐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单纯情感反应的强度并非我们想要的。在我心目中这种品质是这样的：受众多事物并且是合适的事物的影响而产生快乐或者痛苦的感觉。合适的事物指的是什么？我将试着解释一下。第一阶段，是从比如温暖、食物等带来的单纯感官快乐跨越到由社会认可所赋予的快乐，大部分儿童在差不多5个月大时就开始进入这一阶段。这种快乐一旦产生，发展将会特别迅速：任何一个孩子都喜欢表扬，而讨厌批评。一般来说，对受人好评的渴望是人们将会保持终生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激发善行和遏制贪念来说，它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果我们在赞美他人方面更明智一些，它的价值可能会更大。不过，考虑到最受仰慕的英雄是那些杀人如麻之辈的情况，只靠对赞扬的钟爱来创造美好生活，还远远不够。
发展出敏锐的理想形式的第二阶段，是同情。纯粹生理层面上的同情是存在的：很小的孩子都会因为他的兄弟姐妹在哭泣而哭泣。在我看来，这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需的两种扩展是：其一，就算和受苦的人没有特殊情感的联系，也会把他当作同情的对象；其二，仅凭耳闻，而不用目睹苦难的发生，就可以产生同情。这第二种扩展主要由理智所决定。那些理智程度比较低的人，只会对优秀小说里那种生动而感人地描绘的苦难产生同情；而如果理智程度较高，一组统计数据就足可以让他动情。这种抽象的同情能力十分重要，但是也是十分罕见的。当所爱的人罹患癌症，往往每个人都会悲痛欲绝。如果是在医院看到素不相识的病人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大部分人也会为之动容。然而如果他们读到了诸如癌症的死亡率数据时，一般只是因为唯恐自己或者亲人患上这种疾病而触发一时的恐惧。战争也是一样：当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在战争中遭到残害，人们会觉得战争是恐惧的，但是他们并不会因为遭到残害的百万人，而感到战争有百万倍的恐惧。一个在其所有个人交际中表现得和蔼可亲的人，却有可能利用煽动战争，或者虐待那些“落后”国家的儿童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一切这些常见的现象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人的同情，不会只是被抽象的刺激而激发出来。如果这一点可以获得纠正，那么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罪恶都能够消除。科学让我们对遥远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但是并没有同时增强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心。假设你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股东，可能你是个大忙人，当初进行投资，不过是听从财务建议而已；无论是对上海还是对棉纱，你都没有兴趣，唯一关心的只有你自己的分红。即便是这样，你还是能够成为导向屠杀无辜民众的强权的一部分，之所以你有利可图，是因为有很多幼小的儿童被迫沦为了苦工，在从事着超常而危险的劳动。不过你毫不在意，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孩子，抽象的刺激让你无动于衷。这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对臣服种族的压迫为什么被接受的根本原因。通过教育来培养对抽象刺激的敏锐性，就能够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
实际上，应该纳入讨论的认知敏锐性和观察的习惯是一码事，所以和理智放在一块儿考虑是更为自然的。审美敏锐性则提出了一些我现在还不想探讨的问题，这样我将继续谈论我们举出的第四个品质，也就是理智。
对理智的轻视是传统道德的一大缺陷。古希腊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犯错，然而基督教会对人们进行引导，让他们认为除了美德，一切都不重要，而美德在于戒除一系列被武断地认定为“罪”的行为。只要这种态度还没有被彻底根除，就无法让人们意识到和人为约定的“美德”相比，理智的价值是更高的。这里我讲的理智，兼指实际拥有的知识和对知识的理解力。实际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无知的成人是不可教育的，在比如饮食或者卫生这类问题上，他们根本不能相信科学的说法。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容易学得更多，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受到的并非贯彻教条主义的教育。无知者从来都不具备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的压力，他们的态度已经僵硬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他们不只是在应该产生怀疑的地方盲目信从，还在应该相信的地方满腹疑虑。
的确，理智一词适合表示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已经获取的知识；不过我觉得这种能力正如钢琴家和杂技演员的能力一样，只有通过练习才能获得。传授知识的方式里不包括训练理智的内容当然是可能的，不但可能，还非常容易，并且人们总在这样做。然而我不相信不传授知识就能够训练理智，对理智的训练至少可以让人们得到知识。如果没有理智，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更别说进步。因此，对理智的培养被我视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其实不然。教育者们往往因为热衷于灌输所谓的正确信念，而忽视了对理智的训练。要将这一点弄清楚，就有必要更仔细地对理智进行界定，好能够将它所需的心理习惯找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将会只考虑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不考虑实际积累的知识，即便后者能够正当地包含在理智的定义之中。
好奇心是理智生活的自然基础，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它的初级形态。
理智要求机敏的好奇心，不过它一定是属于特定的种类的。诱使乡邻间在天黑后，企图透过窗帘相互窥探的那种好奇心，没有什么价值。对流言蜚语的普遍兴趣的源头不是求知欲，而是恶意：没有谁会对别人隐藏的美德评头论足，却只会对他们试图遮掩的丑事说三道四。所以，流言蜚语大部分都是不真实的，然而人们却有意地不去澄清。邻居的丑行就仿佛是一种宗教慰藉，让人非常的惬意，以致人们都不愿意停下来去深究证据。另一方面，真正的好奇心才是由真正的求知欲所激发出来的。你能够在一只猫身上看到以相当纯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冲动：被带进一个陌生的房间，猫会嗅遍每件家具及每个角落。这种冲动你也可以在小孩身上看到，当你将平时锁着的橱柜或抽屉打开给他们看时，他们会非常高兴。动物、雷雨、机器还有各种形式的手工劳动，都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即便是最具理智的成人也会感到汗颜。这种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弱，直到最后，陌生事物只会导致反感，再也不会产生一探究竟的欲望了。到了这时，人们会说国家正在下滑，“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实是说话的人的好奇心。可以想象一下，好奇心一死，活跃的理智也就再也不存在了。
但是，虽然在童年之后，好奇心会在强度和广度上弱化，但是却能够在质量上长久不断地得到增强。相比对特殊事实的好奇心，对普遍命题的好奇心显示出的理智水平更高，通常来说，普遍性的等级越高，所包含的理智成分也就越多（不过不应该拘泥于这条规则）。比如和获取食物相联系的好奇心相比，脱离个体利益的好奇心显示出的发展程度更高。在陌生的房间里到处嗅的猫并非一个彻底无私的科学探索者，它极有可能还是想发现周围是不是有老鼠。说好奇心在无私的时候是最好的可能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说法，所以不如说，当好奇心跟别的利益的关联不是直接的和显著的，而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理智才能发现的情况下，这种好奇心就是最积极的。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定论。
好奇心若要取得成果，一定要和特定的求知技巧结合在一起。一定要具备观察的习惯、对知识的可能性的信念、耐心还有勤奋。以好奇心还有恰当的理智教育作为基础，这些东西就能获得自然而然的发展。但是因为理智生活不过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并且好奇心常常陷入和其他情感的冲突中，因此还需要某些理智方面的美德，比如开放的心态这种的。因为习惯和欲望，我们变得对新的真理十分排斥：我们发现，否定自己多年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还有照顾我们自尊或任何别的重要感受的东西很难。所以，开放的心态应该是教育所要培养的重要品质之一。现在，这还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就像1925年7月31日《先驱日报》的这篇报道所表明的：
受命对布特尔各校任课教师毒害儿童心灵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特别委员会，已经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呈递给了布特尔市议会。这一委员会之前曾认定这些指控属实，然而议会删去了“属实”一词，指出“这些指控需要进一步的合理调查”。这一委员会有一项提议已经为议会所采纳：今后学校聘任的教师，应当负责对学生尊崇上帝和宗教，并尊重本地的行政和宗教机关的习惯进行培养。
可见，无论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在布特尔是谈不上开放的心态的。诚盼布特尔市议会尽快派代表团前往美国田纳西州达顿镇取经，以获得他们计划实施的最佳方法。不过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从决议的措辞来看，在蒙昧方面，布特尔可能已经用不着别人的指点了。
理智上的诚实和肉体上的英勇一样，都离不开勇气。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要远少于我们自以为的；自出生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在进行不可靠的归纳，并将我们的心理习惯和外在的自然法则混在一起。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如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就像孤儿院一样，乐于为人们提供安全，以此来换取对他们的奴役。自由的精神生活是无法像受教条庇护的生活那样温暖、安逸和友善的：窗外暴风雪肆虐，能为人提供炉边暖意的只有教条。
这让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好的生活，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摆脱群体的束缚？我不太愿意用“群体本能”这个词，因为关于其是否正确，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无论如何解释，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愿意与其友好相待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是同类，并想要与其合作的人——我们的家人、邻居、朋友、同事、政党同志或者国民。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如果没有合作，我们就不能获得哪怕一点的生活乐趣。此外，情绪还拥有传染的特性，特别当很多人在同一时刻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在群情激昂的集会中，能够做到不动声色的人很少：即便他们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的异议也会变得十分激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有当他们能够从某个可以给予他们认可的不同群体的思想中得到支持时，才可能进行这样的反对。这就是“圣徒相通”的教义能为受宗教迫害的人带去如此大慰藉的原因。我们是应该默认这种和群体采取合作的欲望，还是应该通过教育来想办法削弱它？这两种做法都有道理。因此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而不是单纯支持其中的哪一方。
我自己的观点是，取悦他人，还有和他人合作的欲望应该强烈，而且这是正常的；但在某些重要的情形下，也应该可以被别的欲望所压倒。取悦他人的愿望的必要性，已经在前面讨论敏锐的时候说过了。如果没有这种愿望，我们都会变得十分粗野，家庭乃至所有的社会团体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小孩缺乏讨父母欢心的欲望，教育他们将会十分的困难。情绪的传染性也是有它的优点的，如果是从智者传染到愚者的话。然而如果是在惊惧和震怒的情形中，那自然就是有害无益的了。所以，情感的接受性问题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就算是在纯粹的理智事务中，这个问题也不明了。伟大的发现者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会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触犯众怒。但是凡夫俗子如果固执己见，就会更加的愚不可及：至少在科学方面是这样的。他们尊重权威就总体而言是有好处的。
我想，在那些处境和禀赋都不怎么优越的人的生活里面，大多数领域都受到能够笼统地称为“群体本能”的东西支配，只有小部分领域没有受到影响。这小部分领域应该包括可以发挥他专长的领域。有的男人对一个女人十分爱慕，完全是因为大家都赞美她，这样的人为我们所看不起：我们觉得，一个男人在择取佳偶时不应该随波逐流，而是应该依照他自己的独特感受。在评判一般人时，他对邻居附和几句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坠入了爱河，就应该接受他自己独特感受的指引。别的方面也适用同样的道理。关于田地产出多少才能养活自己，一个农夫应该按照他自己的判断，即使他应该在学习科学农业知识后再下判断。关于汇率的问题，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普通人则还是跟着权威走最好。如果有专长，那就应该有主见。不过人们不应该让自己变成一只刺猬，浑身硬刺，拒人千里之外。我们的日常活动通常都是需要合作的，而合作需要以本能作为基础。即便这样，我们也都应该学会独立反思那些对我们习焉不察的事情，并有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的勇气，只要我们确信这些观点十分重要。的确，要将这些宏观的原则运用在具体的事例当中很难。然而如果我们身处的是人们普遍具有本文提的这些美德的世界，那么就没有现在这么难了。这个世界不会有迫害圣徒的现象出现。好人不需要出于义愤而刻意去行善；他的善行将会是遵循内心冲动的结果，还伴随着本能的快乐。他并不会为人所忌恨，因为邻居们都不会怕他：先驱者所受的憎恨归咎于他们激起的恐惧，但是在已经具备了勇气的人中间不会存在这种恐惧。只有被恐惧主宰的人，才会去加入三K党或者法西斯这类的组织。
在充满了勇敢的人的世界，不会有这样的害人组织存在，好生活对人的天性的妨碍，也会远少于现在。美好世界只能由无畏的人来创造，来维持，不过世界越美好，他们就越没有表现他们勇敢的机会。
由教育所能培养出的最高程度的活力、勇敢、敏锐和理智的男女两性组成的社会，将会和截至目前存在过的社会完全不一样。不幸福的人极少。现在导致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贫穷，还有性生活的不和谐。到了那时，所有的这些都将变得极为罕见。几乎每个人都身强体壮，甚至还能够延缓衰老。在工业革命以后，只有集体愚昧才会导致贫穷。敏锐会将人们消灭贫穷的愿望激发出来，理智会为他们将方向指明，而勇敢会敦促他们采取行动（怯懦的人不愿离经叛道，宁可抱残守缺）。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满意自己的性生活。这一部分是因为教育不当，一部分则是因为政府和格伦迪太太的压迫。只要成长起一代没有非理性的性恐惧的女性，就可以很快将这种状况终结。恐惧曾被视为让女性“贞洁”的不二法门，因此她们被蓄意教育成了身体孱弱而心理怯懦的人。女性的爱情受到了束缚，这又助长了她们丈夫的粗暴和虚伪，还让她们孩子的天性也被扭曲了。一代无畏的女性能够将世界改变，因为她们可以带来一代勇敢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遭到扭曲，没有成为畸形，而是正直、慷慨、博爱、坦诚的，并且是自由的。他们的激情会将我们因自己的懒惰、懦弱、冷漠和愚蠢而承受的残酷和痛苦一扫而光。我们之所以沾染了这些恶劣的品质，是因为教育，我们要想获得与其相反的这些美德，也一定要通过教育。教育是将新世界之门打开的钥匙。
关于教育的一般原则就谈到这里，下面开始讨论能够体现我们理想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