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想象
不管是人类的幼崽，还是动物幼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喜欢玩耍。对儿童而言，这种爱好是无法和假扮所带来的无穷乐趣分开的。在童年，玩耍和假扮是必不可少的需求，一定要给孩子提供机会进行这些活动。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快乐，才能健康成长，更何况这些活动还有其他的好处。在这方面，有两个和教育相关的问题：首先，关于提供机会，家长还有学校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其次，为了提升游戏在教育上的作用，他们还应该做哪些事情？
让我们先来对游戏心理学说几句。对此格鲁斯的论述已经足够详尽。这件事涉及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其一，什么样的冲动导致了游戏；其二，游戏有哪些生物学的功用。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容易。一种已经获得广泛接受的理论认为，不管是什么物种，它们的幼崽都是在游戏中预演和练习它们将来要认真地从事的那些活动，这样的理论好像是毋庸置疑的。小狗在游戏跟大狗打架，除了没有真的相互撕咬，其余是完全一样的。小猫的游戏和大猫对待老鼠的行为类似。儿童喜欢对一切他们所见到的工作，譬如建造或挖掘进行模仿；在他们眼中越重要的工作，他们就越喜欢模仿。他们还喜欢一切能带给他们新的肌肉能力的事情，比如攀登、跳跃或者沿着狭窄的木板行走——只要这些活动不是特别的难。虽然这种理论大体上将游戏冲动的功用说清楚了，但是它绝对没有将这种冲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涵盖进来，也绝不能视为给出了一种心理学分析。
有一部分精神分析学家试图在儿童游戏中看出性的象征，我确定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童年的本能冲动主要并非性欲，而是成为大人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权力意识。儿童和大人相比，深感自己的弱小，所以迫切希望自己变得和他们势均力敌。我还记得当我儿子得知他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而我也曾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小孩时，他欣喜若狂。由此可见，一旦意识到成功的可能性，努力就得到了激发。正如模仿行为所表现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孩子就希望自己可以做大人能做的事。哥哥和姐姐对孩子很有裨益，因为他们的目标很容易理解，并且他们的能力并没有像成人那样遥不可及。儿童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卑感，如果他们一切正常并且获得了恰当的教育，那么自卑感就能够激发努力；如果他们受到了压抑，自卑感也许就会成为烦恼之源。
我们在游戏中有两种权力意志：一种通过学习做事体现出来，一种通过想象体现出来。和受挫的成人有可能沉湎于具有性意味的幻想中类似，正常的儿童也会对那些具有权力意味的假扮痴迷。他们愿意装成狮子、巨人或者火车，他们希望这样的假扮可以引起别人的恐惧。我在为儿子讲述《消灭巨人杰克》的故事时，我设法让他将自己和杰克等同起来，他却拒绝了我，而是坚定地选择当巨人。在他母亲给他讲述《蓝胡子》的故事时，他还是坚持要当蓝胡子，并觉得蓝胡子的妻子因为反抗而遭到了惩罚是罪有应得。他的游戏里还出现过血腥的情节，比如将女人砍头。弗洛伊德主义者会认为这是性虐待倾向，然而他在装扮成吃小孩的巨人或者可以拉动重物的机车时，也是同样的兴致盎然。这些假扮中的共同因素并非性，而是权力。有一天我们散步回来，我显然是开玩笑地和他说，也许有一位蒂德利温克斯先生把我们的房子给占了，他可能不让我们进屋。
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会装作蒂德利温克斯先生站在门口，命令我去别的人家。这个游戏让他乐此不疲，显然，大权在握的感觉让他心满意足。
不过如果就此觉得权力意志是儿童游戏的唯一源泉，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们也喜欢假装恐惧，这可能是因为明知是假象但可以提高他们的安全感。有的时候我假扮成鳄鱼，要把我的儿子吃掉，他的尖叫声是如此真切，以致我真的停了下来，以为我真的吓到了他，然而我一停下来他就会说：“爸爸你再假扮一次鳄鱼。”假扮的乐趣有很多根本就是表演的快乐——和成年人喜欢小说和戏剧是一样的。我想，所有这些活动里面都包含好奇的成分：通过扮熊，孩子觉得他仿佛了解了熊。在我看来，儿童生命中的每一种强烈冲动都通过游戏反映了出来：权力因素只有在儿童的欲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时，才会相应地在其游戏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提起游戏的教育价值，对那种目的在于学习新技能的游戏，任何人都会交口称赞，但对那种假扮类的游戏，有不少现代人则会投以怀疑的目光。在成年人的生活里面，幻想被认为或多或少有一点病态，是用来取代现实领域中的努力的。儿童的假扮游戏被幻想这种坏名声给殃及了，在我看来，这是极为错误的。蒙台梭利学校的教师讨厌孩子把他们的教具当成轮船或者火车之类的东西：这被他们称为“混乱的想象”。他们相当正确，因为孩子们并不是真的在做游戏，即使在孩子们眼中，可能和游戏没什么两样。教具供孩子娱乐，然而它的目的是教导，娱乐不过是一种教导的手段。但是在真正的游戏里面，娱乐就是首要的目的。如果将反对“混乱的想象”的做法带到真正的游戏当中，那么我认为这就离谱了。反对给孩子讲述巨人、仙子、女巫还有魔毯等故事也是一样的离谱。跟对别的种类的禁欲主义者一样，对真理上的禁欲主义者，我也是无法表示苟同的。人们经常说小孩无法将假象和真实区分开来，然而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哈姆雷特并不是确有其人，不过在我们欣赏这出戏剧时，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地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那我们一定会非常的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地提示事实也同样会让孩子感到扫兴，他们绝对不会为自己的想象所蒙蔽。
真实是重要的，想象同样也是重要的；然而不管在个体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中，想象都是出现得更早一些。只要物质需求获得了满足，孩子就会觉得游戏远比现实有趣。在游戏里他是国王，确实，他统治自己疆土的权力，尘世间任何帝王的权力都望尘莫及。而在现实中他却不得不按时就寝，还要服从众多的烦人戒律。如果哪个不怎么识趣的大人贸然闯入他调度好的场景，就会激怒他。当他建造了一道即便是最庞大的巨人也不能逾越的高墙，你却漫不经心地一步跨了过去，他就会像罗穆卢斯对瑞摩斯那样怒发冲冠。既然孩子比成人弱小是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那么他通过幻想来弥补，就同样也是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游戏不会占去他从事别的可能更好的活动的时间，如果他的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做正经事上，那么他的精神将会很快地垮掉。我们也许能够让一个耽于梦想的成年人为了实现梦想而不断地努力，然而孩子还不具备实现他本就有权拥有的梦想的能力。他不会将他的想象当作现实的永久替代品，而恰恰相反，他热切地希望一旦有了时机，就让想象变成现实。
把真实与事实混为一谈，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错误。我们的生活除了受事实的左右，也在为希望所引导；那种只关注事实，而不顾别的东西的真实性，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的牢笼。只有在梦想被用来逃避和取代改变现实的努力的情况下，才应该被指责；当梦想是一种动力时，它们就是在实现作为人类理想化身的重要目标。扼杀童年时代的想象，简直是让孩子沦为现实的奴隶，就和牢牢拴在地上的牲畜没什么两样，所以想创造出天堂是不可能的。
你可能会说，这固然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这和吃小孩的巨人，或者砍了妻子的头的蓝胡子又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难道会出现在你的天堂里吗？想象不是一定要经过净化和升华，才能为任何美好的目标服务的吗？身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怎么能让你那天真无邪的儿子对这些草菅人命的念头乐在其中呢？你怎样证明一种源自人类一定要摒弃的野蛮天性的快感乃是正当的呢？
想必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兹事体大，我将试着解释一下我持一种不同的观点的原因。
教育在于培养而非压抑本能。人类的本能是非常模糊的，能够用很多种方法来进行满足。对于大多数的本能来说，要想满足它们是需要某种技能的。板球和棒球能够满足的是同一种本能，不过孩子只会玩他学过的那种。由此和品性方面有关的教育的秘密是，为人提供能够引导他将其本能进行有益的发挥的那类技能。在孩提时代，权力的本能通过当“蓝胡子”的方式获得原始的满足，不过在以后的人生中，是能够发现更高雅的满足方式的，比如探索科学、艺术创作、造就和培养优秀的孩子以及其他无数有益的活动，都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怎样打仗，那么他的权力意志就会让他以战争为乐。然而如果他拥有了别的种类的技能，就能够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感。但是如果在他还是孩子时，他的权力意志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他就会变得萎靡懒散，既没有什么善举，也没有什么恶行，他将成为那种“上帝和上帝的敌人都讨厌的人”。世界用不着这种老好人，我们也就不应该费力将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人。当孩子年幼而不怎么会伤及别人时，他们想象自己过着远古时代野蛮祖先的那种生活，在生物学上这是非常自然的。只要你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更高雅的满足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就用不着担心他们会在这个水平上裹足不前。我小时候喜欢翻跟头，现在的我再也不翻跟头了，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同样，喜欢当蓝胡子的孩子会将这种爱好丢弃，学习用别的方式来寻求权力。如果在童年时期，他的想象力可以通过适合那个阶段的刺激而保持活跃，那么以后当它可以用符合成年人的方式运用时，就会有极大的继续保持活跃的可能性了。在道德观念不能引起响应，并且还不用它们约束行为的年龄段，强行灌输道德观念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做法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厌烦，还有到了这些道德观念能够发挥效用的年龄段后，却对它们无动于衷。
儿童心理学研究对于教育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和儿童早期的游戏相比，后来的游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们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一开始孩子是独自玩耍的，婴儿想加入哥哥姐姐们的游戏是很难的。不过，一起玩耍要远比独自玩耍快乐，所以一旦前者成为可能，那么后者立刻就索然无味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教育始终将学校里的游戏赋予了极大的道德意义，我认为英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是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即便我承认游戏具有一定的重要价值。游戏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只要不是太过专门；如果一味注重特殊的技巧，最好的玩家们就会争相炫技，别的人就只能退后成了看客。游戏让孩子们学会以精疲力竭为乐事，以忍受伤痛为常事。不过人们通常说的游戏的别的好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子虚乌有的。据说游戏能够教人学会合作，然而事实上游戏只是教人用竞争的形式进行合作。战争需要这种形式的合作，而工业生产或者正常的社会关系却不需要。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国际政治上，科学已经在技术上让合作将竞争取而代之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科学也使（战争形式的）竞争的危险性比过去更高了。因此，培养人们追求以自然界为“敌人”的合作性事业，而不是热衷人类间的成王败寇的竞争性事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看法我不想过多地强调，因为竞争是人性使然，一定要有表现的机会，但是除了游戏和体育比赛，无害的竞争就很少了。这是一个不能将游戏取消的有效理由，不过不是将游戏奉为学校课程的重头戏的有效理由。让孩子们玩耍是因为他们喜欢玩耍，而非因为当权者觉得游戏能够将日本人所称的“危险思想”消除。
我讨论了很多克服恐惧和培养勇气的重要性，但是勇敢绝对不能和蛮横混为一谈。蛮横是通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以此为乐。勇敢则不一样，是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要教孩子们从高处跳水，在惊涛骇浪中驾驶小船，驾驶汽车甚至飞机。我要像奥多的桑德森那样，教孩子们制造机器，并在科学实验里面探索。我会尽可能地以无生命的自然界作为游戏中的对手，在这种竞赛里面，权力意志也能像在跟别人的竞争中那样，获得满足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技能，要好于板球或足球技能，由此发展出的品性，也是更加符合社会道德的。
这里抛开道德品质不谈，对体育的崇尚，意味着对理智的轻视。因为愚昧，因为当权者的不重视或不促进理智，大不列颠正在将其工业地位一点点丧失，也许还把帝国的头衔丢掉。这些，体育运动至上的狂热信念实在难脱干系。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相信年轻人的体育成绩能够检验其价值，这表明我们普遍不明白要用知识和思想来驾驭复杂的现代世界。
学校里的游戏还有一个常常受人称道，但是在我看来大体上不好的方面，我指的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增进团结。团结是当权者所好的，因为团结让他们可以从坏的动机出发，从事那些被认定为是好事的活动。如果要人们付出努力，通过鼓动超越别的某个团体的欲望来激发努力就很容易了。比较难的，是无法为非竞争性的努力找到动机。竞争性动机对我们一切活动的渗透之深着实令人吃惊。如果你想说服某市提高对儿童护理的公共供给，就得指出相邻某市有着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如果你想说服某厂商接受一种明显更加先进的新工艺，那就一定要强调一下竞争的危险。如果你想将陆军部说服，说高级指挥官有掌握一些军事知识的必要——不，这是办不到的，即使抬出来战败的恐惧也是无法说服的，因为军队中的“绅士”传统是如此的强大。促使人们为了建设本身而建设，或者让人们在即便不会有人受损的情况下也能积极高效地工作，这方面暂时还没有什么可行的举措。和学校里的游戏相比，我们的经济体制和这一点的联系更加密切。现在学校里的游戏体现的是竞争精神。如果要用合作精神取而代之，就必须要改变学校里的游戏。不过展开这个话题，会让我们离题太远。我考虑的并非如何建设美好的国家，而是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培养美好的个人。个人的改善和社会的改善应该齐头并进，不过在教育问题上，我更关注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