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学

我们在前面各章讨论了品性教育和知识教育，在一个拥有良好制度的社会里，这种教育应该面向所有孩子开放，并且事实上真正让一切孩子享有，除非有极为特殊的理由，比如发现了音乐天才（假如逼着莫扎特学习普通学校课程一直到18岁，那将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不过我想，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也会有很多的人不上大学。我确信，现在能受益于延长至21或22岁的学校教育的只有少数人。现在在老牌大学里的那些纨绔子弟，毫无疑问，能学有所成的很少，他们在大学里的收获不过是养成挥霍的习惯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问，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选出上大学的人。现在，能上大学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人，虽然这种选择标准正在因为奖学金制度而有所变化。显然，选择的标准应该是教育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那些年满18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女青年，已具备了从事有用工作的能力。如果他们还准备再学习3到4年才工作，那么社会就有期望这几年得到了有效利用的权利。不过，在确定应该让什么人上大学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

英国的大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第二个阶段还没有被第三个阶段完全取代。一开始它们是神职人员的职业学院，在中世纪的时候，通常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有神职人员。然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富人应该接受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女性被认为用不着接受和男性一样多的教育。从17世纪直到19世纪，英国大学提供的都是“绅士教育”，而且牛津大学现在还在提供这种教育。考虑到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种曾经十分有用的教育理想，现在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它对贵族政治十分依赖，在民主政治或工业财阀政治下，想兴盛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还实行的是贵族政治，那么执政的人最好是受过“绅士教育”的人，然而还是不实行贵族政治更好。这个问题我无须讨论，因为在英国，它已经经由《改革法案》的通过和《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了解决。在美国，则是通过独立战争解决的。的确，英国现在还保存着贵族政治的形式，但是其精神已经是财阀政治，两者截然不同。那些发迹的商贾在附庸风雅的心态驱使下，将其子嗣送往牛津，盼望着他们的下一代变成“绅士”，结果却让他们的子女厌恶经商，家道中落后，又被迫自食其力。因此，“绅士教育”再也不是英国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了，在考虑未来的教育时，可以将这一点忽略不计。

所以，大学正在恢复和它们在中世纪所占据的类似地位，它们正在成为职业学校。律师、牧师和医生一般都接受过大学教育，高级公务员也是一样。在各行各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里面，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业变得越来越科学，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是由大学培养输送的。老派人士不禁哀叹，纯粹学术的领地都被技术学校给侵占了，然而现在这种侵占势头正劲，因为这样的现象正是那些对“文化”不屑一顾的财阀所梦寐以求的。和崇尚民主的反叛者相比，这些财阀才是纯粹学术的真正敌人。“无用之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类似，是一种贵族式的，而非财阀式的理想。倘若说这种学术现在还有残迹可循，那么是因为文艺复兴的传统还没有彻底消亡。这一理想的式微让我深觉痛惜，纯粹学术是和贵族制有关的最好事物之一，但是贵族制的弊端实在太多了，所以轻易就将这一优点给掩盖了。总而言之，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工业主义都一定会将贵族制消灭。所以，我们不如下定决心，尽量将那些可以归附到更有活力的新观念中的东西保住。死守传统，必然一败涂地。

如果大学还继续将纯粹学术作为目标之一，那么就一定和整个社会生活相联系，不能仅仅是少部分悠闲绅士的雅好之物。在我看来，不问利害的学术是非常重要的，并希望看见它在学院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而非日趋低下。在英国和美国，导致纯粹学术地位越来越低的主要力量，是那种想让那些无知的富豪捐款的愿望。相应的办法是，创造这样一种有教养的民主政治，它愿意把公共资金投入到我们的工业大亨们所理解不了的事业里去。这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是有一个实现的前提，那就是知识水平的普遍提升。学者的自然生计来源曾经主要靠的就是保护人的赞助，如果现在的学者可以让自己摆脱之前遗留下来的那种对富人的食客心态，这件事就更容易了。学术和学者当然可能放在一起来说，这里我举一个纯属想象的例子：一个学者通过教酿造技术而非有机化学，能够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他获得了收益，但是学术上却遭受了损失。如果这位学者对学术拥有更为真诚的爱，他在政治上就不会支持为设立关于酿造教授职位的酿造公司捐款。如果他对民主政体表示支持，民主政体将更愿意了解他学术研究的价值。鉴于以上所有的这些原因，我盼着看到学术团体都能依靠公共资金，而不是来自富人的捐款。美国的这种弊端比英国还要严重，但是它在英国是始终存在的，并有抬头的趋势。

将这些政治上的考量抛开不谈，我看大学存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某些职业人才，一是追求和直接效用没有关系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在大学里希望看到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希望自己能够从事某项职业的人，一种是拥有特殊的才能、能够进行重要学术研究的人。然而，只是这些还不能决定我们怎样为各行各业选取人才。

眼下，一个人如果没有富裕的家境，是很难涉足医药或法律这样的行业的，因为学费非常贵，而且是无法立即开始挣钱的。结果，群体的和世袭的，而非适合工作与否成为了这些行业的人才选择标准。以医药行业为例子，一个希望有效实施医疗的社会，会选择那些在这方面踌躇满志而且拥有出众才能的年轻人接受医学训练。目前，这一标准只能用在少数人，也就是能够承担得起学费的那些人中选择人才，然而很有可能有很多能够成为最优秀医生的人，因为太穷而读不起医学学校。这种对才能的浪费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让我们再举一个不一样的例子。英国是一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国家，大部分食品都是需要进口的。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看，特别是将战时的食品安全考虑进来，提高粮食的自给率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但是人们在有效耕种我们极为有限的土地上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农民一般都是通过世袭来选定的：他们往往都是子承父业的。还有一些人买下了农场，他们有的是资金，但是不一定具备什么农业技能。众所周知，丹麦的农业技术要比我们更高效，然而我们没有采取一点措施来让农民获得这些技术。我们应该这样推行：只要是获准耕作较大面积土地的人，都需要持有科学农业方面的证书，这就和我们要求司机要持有执照一样。政治上的世袭原则已经被废除了，但它在别的生活领域还有广泛残留，它在哪里，哪里就会效率低下，从前它就是这样对公共事务掣肘的。我们一定要用两条关系密切的规则来将世袭原则取代：其一，那些缺乏必要技能的人，一律不得从事相关重要的工作；其二，技能教育应该将受教者的志向和才能考虑进来，而应该和家庭贫富没有关系。显而易见，这两条规则可以让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所以，大学教育应该被视为有专长者的特权，那些有才能但是无财力的人应该获得公共支出，好能够上学。不应该录取那些能力测试不合格的人，不容许那些没有好好利用上学时间而成绩不合格的人继续留校学习。这种观念——觉得大学是富家子弟厮混三四年的休闲场所——正在消失，然而这就和查理二世的死一样，距离新观念的确立，还将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在我说大学里的年轻人不许懈怠时，一定要马上加上一条：对学业的测试，一定不要机械地照章办事。英国和美国那些新成立的大学，往往要求学生参加数不胜数的讲座，这实在令人遗憾。对蒙台梭利学校中的幼儿而言，还有充足的理由支持他们独立活动，20岁的年轻人就更应该是这样。特别是像我们所假定的，当他们是踌躇满志、拥有出众的才能的人时。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大部分朋友都觉得那些讲座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这么说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其实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之所以举办讲座，真正原因是它们是面子上好看的工作，所以商人们愿意为这个给学校掏钱。如果大学教师都采用了最出色的教学方法，那么商人们就会觉得他们无所事事，进而要求学校进行裁员。牛津和剑桥因为自身声名显赫，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行正确的教学方法，然而英国那些新成立的大学就不能和捐款的商人叫板了，美国的大学大部分也是这样。在学期一开始的时候，教师应该为学生们开列一个精读书目；有些书籍是有些人喜欢，而有些人不喜欢的，也要作简单的介绍。试卷由教师设计，学生不理解书里的重点，是无法答出试卷的。学生考完试以后，教师应该单独地和学生见面。教师应该每周或者每两周抽出一个晚上，见见那些希望见他的学生，和他们随意地谈谈关于学业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做法和老牌大学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学生选择自己出一张试卷，和教师出的试卷不一样，但是难度是一样的，那么也可以允许他这么做。通过学生自己出的试卷，能够对他们的勤奋程度有一个判断。

不过，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一位大学教师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并且应该有充裕的精力和时间，对各国关于本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解。在大学里教书，教学技巧没有那么的重要，对本学科的知识和科研动态的敏锐把握才是更加重要的。被教学活动累得精疲力竭的人，是无法做到这些的。他极有可能开始厌恶本学科，而他的知识几乎一定会全都局限在年轻时所学的东西的小圈子里。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应该拥有休假年（每7年一次），好让他们可以前往国外的大学访学，或者通过别的方式来了解国外的最新研究。在美国这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欧洲诸国在知识上过于自矜，并不承认这样做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他们在这一点上犯了大错。我在剑桥大学就读时那些数学教师对此前二三十年欧洲大陆的数学发展基本一无所知；整个本科期间，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魏尔斯特拉斯其人。等到后来出国旅行，我才和现代的数学家们产生了联系。这并不是说一个罕见或例外的事情，类似的现象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大学当中。

在大学里，注重教学的人与注重研究的人是存在某种对立的。这基本可以彻底归咎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教学的错误观念；二是有不少勤奋和能力都不怎样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地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大学里仍然某种程度残留着旧式教师的观念。这种教师企图用良好的道德影响施加在学生身上，并想要以没有什么用的旧知识训练他们，人们已经了解了这些知识多半是错误的，却又觉得它们在道德上具有启发的作用。学生不应该有人督促他们了才去学习，如果发现他们在浪费时间，都应予以劝退，无论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无能。品德里唯一能够得益于逼迫的，就是努力的品德，别的品德全都是在人生的早期培养的。要逼着学生拥有努力的品德，就得将那些不具有这种品德的人送走，因为他们显然还是去做别的事情更好。不应该要求一个教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学上，他应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进行研究，不过应该要求这种闲暇得到了他的合理利用。

如果对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进行考察，就能发现研究至少和教育是一样的重要。新知识是获得进步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新知识，世界的发展很快就会陷入停滞。通过传播和广泛应用现有的知识，世界也能暂时继续进步，但是这种靠其自身的进步想持续下去是很难的，甚至对知识的追求也是不能自我持续的。如果追求的知识是功利性的，功利性知识需要通过非功利的研究才会发挥效用，后者的动机只在于希望对世界有更好的理解。所有伟大的进步，在一开始都是纯粹理论上的，之后才发现，这种理论知识能够获得非常实际的应用。哪怕某一个非凡的理论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实际用途，它还是具有自身价值的，因为对世界的理解是终极善之一。如果有那么一天，科学和组织成功地让各种身体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并将残忍和战争彻底消灭，到了那时，对知识和美的追求还会践行我们对发奋创造的热爱。我不希望一个画家、诗人、作曲家或数学家，一门心思研究他的活动在实践领域具有的某种渺远影响。还不如说他应该专注于追求一种想象，将一开始只是转瞬间所依稀瞥见的那个东西抓住，并让它长存于心，他对这种想象是如此炽热地热爱，以至现实世界里所有的快乐在这里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一切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科学，都是来自于这样一种热烈的渴望，即人们要将那种最初虚无缥缈的幻象，那种动人心魄的美具体地表现出来，它诱使人们将安全而舒适的生活舍弃，为一种崇高的痛苦献身。怀有这种激情的人绝对不会陷入功利主义哲学的桎梏，因为所有人类伟大的事物，皆发源自这种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