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学年
在我看来，15岁那年的暑假过后，那些想要开展专业化学习的孩子就能够如愿以偿了，而大多数孩子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孩子还没有确定的偏好，那么最好是将其接受全面教育的时间延长。而如果孩子的表现十分优异，那么不妨提前专业化教育的开始时间。教育中的一切规则，都应该是能够因为特殊的原因而破例的。但是我主张作为普遍的规则，智力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学生应该在14岁上下开始专业化的学习，而在平均水平之下的学生一般没有必要在学校接受专业化教育，除了是接受职业训练。在这本书里，对这个话题我没有谈任何看法。但是我不相信应该在14岁之前开始职业训练，即使到了14岁，我也不相信职业训练应该将学生的所有上学时间都给占满了。我没准备讨论它应该占去多少时间，或者接受这种训练的应该是所有的学生还是一部分。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和教育只有间接的关系，并且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讨论14岁以后的学校教育。
学校的课程被我分为三大类：（1）古典学科；（2）数学和自然科学；（3）现代人文科学。最后一类里面包括现代语言、文学还有历史。在每个分类里面，学生在毕业之前可能会进一步专业化，不过我假定这种专业化不会发生在18岁以前。显然，修习古典学科的学生都一定会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不过一部分人会侧重前者，而另一部分人会主攻后者。在开始时数学和自然科学应该一起学，不过有些自然科学学科是不用有太多的数学知识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的。事实上，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其实都是蹩脚的数学家。所以到了16岁，应当允许孩子专攻数学或自然科学，不过也不能将没有选修的那一门完全放弃。类似的看法对现代人文科学也是完全适用的。
有些学科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学习，这里面应当有解剖学、生理学和卫生学，学到满足成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程度就可以了。但是这些科目可能应该在更早的阶段学习，因为它们和性教育存在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应当尽量在青春期之前开展。有些人反对过早地讲授这些科目，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教得太早，在还没有用到它们时就把它们给忘了。我想，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教两次：在青春期之前简明扼要地教一次，提纲挈领地说一说就行；青春期之后再教一次，这一次就要和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基础知识结合在一起了。
我认为，所有学生还应该了解议会和宪法，不过在讲授这类科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沦为政治宣传。
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的问题要比课程的安排更为重要。这方面的主要难题是，怎样才能兼顾教学内容的趣味和难度。严谨而细致的研究，应该再配合关于所研究内容的通论性书籍和讲座。在开始对古希腊戏剧进行研究之前，应该让学生先去阅读吉尔伯特·默里或别的有诗才的翻译家的译文。数学则不妨偶尔利用讲座让上课形式多样化，讲座的内容可以是数学发现的历史、数学各分支对自然科学还有日常生活的影响等，还要对学生进行暗示，在高等数学中，是能够发现让人愉快的东西的。同样，对历史的细致研究也应该用一些精当的概论作为辅助，即便这些概论里面有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教师可以告诉学生，这些结论可能是有问题的，并鼓励他们进行思索：他们现在所掌握的详情对这些结论是支持的还是排斥的。自然科学方面，读一下概述新近研究的科普著作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了解个别事实和规律所服务的一般科学目标。所有这些对促进严谨和细致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不过如果用它们来取代后者，那将是有害的。绝对不可以让学生以为，求知是可以走捷径的。这是现代教育真实存在的危险，归因于人们对旧式严苛训练的反对。旧式的严苛训练所包含的脑力劳动并不是坏的，它的坏在于扼杀了理智的兴趣。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学生保持勤奋，但采用的方法应该和旧时的惩戒性方法有所区别。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在美国能够看见这样的人，他们在大学本科时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但是进了医学院或法学院就开始刻苦攻读，因为他们终于能够做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了：让学业成为学生眼中重要的事情，他们就会努力学习。但是倘若教师让学习变得过于容易，学生会近乎本能地明白教师传授给他们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聪明的孩子愿意用难题来测试自己的头脑。如果教导得当并将恐惧消除，很多现在看起来愚笨懒散的孩子都是能够变得聪明伶俐的。
在整个教育期间，应该尽量将学生的主动性激发起来。该怎样激发幼儿的主动性，蒙台梭利女士已经指明了方法，不过对于较大年龄的孩子，我们得采用其他的方法。我想，这样一点是获得了开明的教育家们公认的：和一般的做法有别，将自习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同时将上课的时间大幅度减少，虽然应该让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起进行自习。图书馆和实验室应当够用而且宽敞明亮。应该将学校工作日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留出来，留给学生们进行自愿的自主学习，不过学生应该写一份说明，内容是对他们研究内容的描述，还要写一份概要，报告他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这对记忆有帮助，让阅读目标明确，不会杂乱无章，并让教师可以按照每个学生的不同需要，给予对症下药的指导。学生越聪明，就越用不到指导。对于那些不怎么聪明的学生，则一定要给予大量的指导；不过即便是指导这类不怎么聪明的学生，也应该使用提示、询问和鼓励这样的方式，而非命令。不过，教师也应该指定一些主题，让学生练习这样一个过程：查清关于某个指定主题的事实，并用有条有理的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在正课以外，还应当鼓励学生对现在所争论的重大政治、社会乃至神学问题进行关注，应该鼓励他们去对这些争论中的各方意见进行了解，而不是知道正统一方的意见。如果有学生对其中一方的观点产生了强烈共鸣，那么应该和他们说怎样找出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并且应该让他们和那些观点相反的学生进行辩论。以确定真理为目标的严肃辩论价值极大。在辩论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记住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即便他或她自己有明确的主张。如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支持其中的一方，那么教师就应该对另一方表示支持，并说清楚自己这样做不过是出于辩论的目的。此外，教师的角色应该只限于出来纠正双方辩论中事实上的错误。利用这些方式，学生就能明白讨论乃是探求真理的手段，而非靠着如簧巧舌取胜的比赛。
如果我是学校招收高年级学生的负责人，我会认为，回避或者鼓吹时事热点都是不可取的。让学生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对他们处理社会热议的问题有帮助固然是件好事，这让他们觉得学校教育并没有与现实世界脱节。不过我不会将我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学生。在学生面前，我应该以身作则，科学地看待现实问题。我期望他们可以拿出真正是论据的论据，拿出真正是事实的事实。在政治上这种习惯尤其可贵，也尤其稀缺。一切狂热的政治党派都会故弄玄虚，以此来确保它的教义安枕无忧。激情常常会将理智扼杀，相反在知识分子的身上，理智也常常将激情扼杀。同时避免这两种不幸，这是我的目标。激情和理智都是可取的，只要它们不具备破坏性。我认为基本的政治激情是建设性的，并要想方设法让理智为这些激情服务。不过理智所服务的这些激情一定要是真实的、客观的，而不能是单纯的空想。当现实世界无法让人满意，我们往往都会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想象世界上，在那里，不用什么艰苦努力，就能让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实际上这是一种癔症，也是民族主义、神学还有阶级神话的根源。它体现了现在世界里差不多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弱点，将这种人性弱点克服，应该是后期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克服的办法有两种，这二者都是必要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种办法是，让我们对自己在现实世界里可以达到什么目标的判断力提升；一种办法是，让我们对现实在破除我们幻想方面的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两者都包含在这一原则里：不要主观地生活，要客观地生活。
堂吉诃德是典型的主观性例子。他第一次做一个头盔时，对它的抗击打能力进行了测试，并把它打变了形；第二次做的头盔他并没测试，然而“认定”它是一个很棒的头盔。这种“认定”的习惯可以说是支配了他的一生。但是，只要拒绝面对那些不愉快事实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只是程度不同。假如堂吉诃德在学校里学过怎样制作上好的头盔，又或者他身边的朋友都拒绝“认定”他所愿意相信的东西，那么他也就做不出这样的事。习惯生活在幻想里面，在幼儿时期这是正常且正当的，因为幼儿是有一种非病态的无能的。
不过随着孩子的长大成人，他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认知到，只有迟早能转变为现实的梦想才是有价值的。男孩们在相互纠正纯粹的个人主张方面是值得表扬的；在学校当中，个人在同学里想抱有唯我独尊的幻想是很难的。然而制造神话的力量还会在别的方面活跃，并且往往会得到教师们的配合。“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校。”“我们的国家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战无不胜。”“我们这个社会阶层（如果自己是有钱的人）要远比任何其他阶层都要优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神话。它们让我们“认定”自己有一个上好的头盔，然而它会被其他人的长剑一劈两半。于是，这些神话助长了懒惰，最终酿成灾难。
就像在别的很多情形里一样，这种心理习惯要想得到矫正，一定须用理性预测不幸之事来取代恐惧。恐惧让人们不想去面对真实的危险。一个太过主观的人如果在半夜被“着火了”的喊声惊醒，可能会觉得必然是邻居家失火，因为自己家失火这个事实太恐怖了，他可能就此将原本可以逃生的机会失去了。诚然，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病态的事例中，然而在政治上类似的行为却是屡见不鲜的。在那些只有通过思考才会找到正确解决途径的情形中，恐惧成为一种灾难性的情绪。因此，我们希望可以没有任何惧意地预见可能发生的灾祸，并运用我们的理智实现避免并非无法避免的灾祸的目的。对于那些实在避免不了的灾祸，那么只有用大无畏的精神应对，不过这个并非我现在所要讨论的。
在前面一章中关于恐惧的说法，我不想再重复一次了，现在我只关注理智领域里面作为诚实思考的障碍的恐惧。在这一领域里，和成年之后相比，年轻时是更容易克服恐惧的，因为和基于某些前提而生活的成年人相比，孩子因为改变观念而导致非常大的不幸的可能性更小一些。所以，我要是一位教师，就会鼓励高年级的学生们，让他们在理智方面养成相互争论的习惯，即使我心目中的重要真理被他们质疑了，我也不会去阻止他们。我要以让学生学会思考为己任，这种思考是非正统的，甚至可以说是异端的。我绝不会拿理智来作为代价，换取道德上那些虚幻的利益。人们通常认为得灌输谎言，才能传授美德。在政治上，我们不遗余力地将本党那些杰出政治家的丑行劣迹掩盖起来。在宗教上，我们要是天主教徒，就会去把教皇的罪过隐瞒起来，要是新教徒，被隐瞒的就是路德和加尔文的罪过。关于性的问题，我们在年轻人面前谎称贞操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所有国家，如果是某些被警察部门认定容易惹麻烦的事实，就会甚至连成年人也不可以知道。在英国，审查员不允许表演忠实于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不利用欺骗，是无法诱使民众向善的。
所有这些态度都有某种虚伪的成分。让我们知道真相吧，无论真相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理性地行动。专权者不让被奴役者了解真相，好可以在关于自身利益的看法上对他们进行误导，这是能够理解的。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民主国家也愿意制定为了防止民众了解真相的法律。这是一种集体的堂吉诃德主义：他们坚决不让别人和他们说，头盔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好。这种怯懦态度实在可悲，是自由的人们接受不了的。在我的学校里，不应该存在任何一种知识的障碍。我要利用正确的培养本能和激情，而不是撒谎和欺骗来寻求美德。在我想要的美德里面，没有恐惧且没有任何限制地追求知识是一个基本要素，没有它，美德剩下的部分也就一文不值了。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应该培养科学精神。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除了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不具备这种精神了，我要努力让它无处不在。科学精神首先要具备一种发现真理的愿望，这种愿望越强烈越好。此外，它还包括了一部分的理智品质。一定要先怀疑，再根据证据做出判断。事先设想我们已经知道证据将要证明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也绝对不能满足于一种懒惰的怀疑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客观真理是得不到的，一切证据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就算是我们最为肯定的那些信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一部分修正的，然而人力所能达到的真理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和伽利略之前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信念里的错误肯定更少。和阿诺德博士相比，我们现在和儿童心理学有关的信念肯定是离真理更近的。在每个例子中，进步都来自于用观察取代了偏见和激情。正因如此，事先的怀疑才这样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教学生这一点，还要教给他们如何收集证据的技能。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宣传家在竞相持续向我们鼓吹谎言，在劝诱我们服下药丸毒害自己，还有用毒气相互残害，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弥足珍贵。那些不断重复的论调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这是现代社会的祸患之一，对此学校一定要尽力做好防范。
在最后的几学年甚至更早一些，学生在理智上应该有一种冒险意识。在学生将规定的任务完成后，应该给他们机会去独立发现那些令人兴奋的事物，所以规定的任务不能太繁重。应该给予学生表扬时，一定要表扬；而学生如果犯了错误，虽然一定要指出来，但是不应该指责他们。千万不能让学生因为觉得自己愚笨而感到羞耻。教育的一大动力是让学生感到自己存在成功的希望。那些让学生讨厌的知识没有什么用处可言，而学生如饥似渴吸收的知识则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使你的学生认清知识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让他们知道怎样用知识改变世界。教师应该始终是学生的朋友，而非天敌。只要在人生的早期接受了良好训练，这些教训足能够让绝大多数的孩子以求知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