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大学的生命

近10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在“钱学森之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推波助澜下，风急浪高。有匡复“大学精神”的，有反思“大学理念”的，有编制“大学逻辑”的，不管是收拾大学的历史记忆，还是改造大学的现实制度，归根结底意在鞭策今天的大学教育重返“大学之道”。我检索了多数言论，发现了两个盲点：一是抽象普遍的逻辑理由遮蔽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特色寻觅与构筑；二是问题切入的视角是教授专家、高层管理，丢失了大学赖以存在的土壤——学生，而学生立场的“缺席”，使大学之道的讨论显得格外悲凉。

我们的大学是谁的大学？大学的生命究竟何在？

毫无疑问，大学是传道者和问道者不分肤色信仰、不分男女长幼、不计贵贱高低，济济一堂，如切如磋，究天问地，抒发胸臆的共同精神家园。我们师与生是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大学不是纯粹的科研流动站，也不是按统一规格批量生产人才品牌的车间作坊。牛津学者纽曼说，一间大学虽说不是诗人的地，但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这所大学缺乏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2001）。不能把大学的使命锁定在单纯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上，如果一所大学的首要和主要任务是研究和专利，真的看不出还要学生干什么；如果要招收的只是学徒帮工，何不把清华、北大更名为“科学院清华分院”“北大分院”。每当听到“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称呼时，总不免有“汗”的感觉。教书育人、研学相长是大学天经地义的第一要务，今又造出个“研究型”来，据说是有指标体系的。除了“自己争取到科研经费要和政府投入相当”“不断生产高水平学术成果”云云之外，至少研究生的规模和本科生对等了，或远远大于本科生规模，才初具“研究型”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理念怂恿下，高水平大学严格控制本科生招生，研究生规模则突飞猛进。我们的一流大学都按这样的“研究型”标准操作，不仅研究生的规模膨胀不堪重负，培养质量令人担忧，而且相当一部分优秀生源进不了一流大学读本科，只好漂流到资源欠发达的地方，的确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所说，“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结构”，承担着知识创新与智力输出的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学的“魂”是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教书育人。研究是骨骼和肌肉，教育是灵魂和血液。大学必须根植教育，魂系学生，才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大学，有生命力的大学。

本着这种理解考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大学体制创新也好，改革也罢，出发点不应只是一个与所谓国际水准接轨的“世界眼光”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在经费投入与筹措、知识造血能力与水平、管理理念与体制方面，的确好像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有天壤之别。但问题的关键核心是什么？这些表象“差距”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不能抽象地谈“接轨”，“接轨”不只是一堆数据的比较。我们应着力思考回到大学生命本源的问题：中国的大学，作为华语世界的大学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世界之林中，找寻我们自己的特色，确立我们自己的位置。特色就是不可比拟、不可通约，就是个性，就是优势，就是生命。没有特色的大学最多是在哈佛之后，再增添一所小哈佛，中国的哈佛而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北大就是北大，与哈佛没有距离。”的确，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让我想起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从牛津回来的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讲述中文大学，作为一所以科学发现和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大学，一所华语世界的大学，怎样从“新亚”和“崇基”两个小小的传统书院起步，顽强地屹立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学之林。那就是在说英语的同时不忘说汉语，书院精神支撑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的生命何在？一言以蔽之，传统一点就是大学的书院气质，摩登一点就是大学的人文精神。离开了它，大学只剩下一堆数据、表格、指标、文件和证书，无法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落实到大学改革上，一是坚持以学术为本，重塑大学的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体制；二是以学生为本，重建教学设计与管理体制。

立足于大学生命的基点，本丛书意在从大学思想和制度的维度，探索大学延绵八百余年至今不衰的历史之谜与发展之路。

12世纪文艺复兴以降，大学历经新知识大发现、民族国家兴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全球化等浪潮，曾被质疑为纨绔子弟挥霍之地，一度烛火飘摇，几近泯灭。幸每每于危难之际，其命维新，于今发扬光大。但是思想不是博物馆，它与躯干息息相关。思想与制度构成了大学的灵与肉，互为偎依。

道以为制，制以为新，这是大学的肌体。文以载道，育人为先，这是大学的生命，中国大学的生命。

是为序。

崔延强

2010年春于嘉陵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