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学位制度改革要在文化和制度间前行
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学位制度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改革既要防止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复制，也要警惕背离普遍的、基本的原则。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文化和制度上的考量应该成为学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在知识普遍成为社会与个人发展需求的今天，学位制度涉及的范围已不仅仅是精英教育，它必须同时承担大众教育的社会责任，为愿意学习知识的公民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因此，学位制度的教育功能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为未来可能的杰出人才提供训练；为所有公民提供学习机会。从社会学意义上，学位既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工具，也是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并在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中起着知识选择、评价与劳动者再创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学位制度的改革是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位的功能让我们反思学位的本质，学位早已不限于学术的范畴，而是知识社会中各行业获取高深知识并得到认可的一种普遍行为。因此，学位不应被囿于学术这个概念之中，而应被置于广泛的高深知识的活动语境中进行考察。高深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论知识、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从而超越传统所认为的理论知识范围，其活动包括高深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各个方面。对学位本质的重新定义为学位制度的改革，特别学位结构和质量的改革厘清了基本概念，为专业学位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
我国是学位制度的后发国家，从诞生之初就处于后发的境地。我国有悠久的文教历史，在受到国外学位制度的强烈冲击之时，学位制度与文教传统相互融合，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从清末的“奖励学堂出身制”、民国时期的设计与定型、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设计、1980年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到21世纪初我国成为学位教育的大国，在学位制度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普遍的道德知识被逐渐分解，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认知体系成为知识的主体。然而，我国缺乏西方现代科学的认知基础，没有经历康德主义事实与价值区分理论的洗礼。我国传统文化及至新文化一直没有清晰界定价值与事实的边界，导致事实知识（科学）与价值知识（意识形态）无法剥离。因此，清末的儒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次主导着知识的发展，不断在价值领域推动学位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形成20世纪学位制度革命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即在价值观念上颠覆原有的主张，在制度形式上却有着显著的继承关系。特别在文化上，学位制度始终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官学与私学对立而又相互促进的复杂动力体系中。
近30年来，我国学位制度的变迁不断受到新启蒙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但这些思潮远不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力量，以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为标志，划分出学位制度变革的三个阶段：知识解放的思想启蒙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转型时期、大众化的民主需求时期。总体而言，改革进程表现为由政治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同时呈现出官学主导下的市场转型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官学一统的格局，民间重新获得高教办学权，官学、私学二元结构开始缓慢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权威的紧密性，知识的整体性向专业性演变。随着知识分类的进展，知识等级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在知识谱系上，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并列。同时，市场经济也改变了知识内部的结构，自然科学进入权力中心，而人文学科则被边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束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精英教育的历史，促进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融合，把教育公平等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凸显出来。
在演进一个世纪之后，我国学位制度内生出某些独特的性格，比如学位层级结构具单一性、硕士作为独立学位的特点，形成了以学术型学位为主的种类结构、官学主导的学科准入制度、量化与同行评议结合的评价制度，在同行评议中构成了范式各异的学科群落，在学位答辩养成了平等与尊师的习性；另外，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在调整学位结构时出现与扩招相同的大跃进方式；在调整学位审核权力时未能明晰权责；在改革评价制度时量化评价泛滥，造成培养体制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学位的社会阶层流动功能被政治与经济特权削弱。
把我国面临的问题置于全球视域之中，不难发现其形成的原因既是文化的，也是制度的。学位制度是西方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发轫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但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社会浪潮之后，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各国的学位制度都有很大差异。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学位制度作为异域文化的舶来品，也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发展壮大。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由于文化的差异，相同的学位制度在实施中也会千差万别。正是倚赖于学位制度的多样性，800年间，学位制度才得以在意大利模式、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之间不停地学习、借鉴、超越，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充满活力的制度。目前西方学位制度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受控制的市场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控制模式。美国学位制度以市场为核心，有多样化的学位结构和多方参与的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的特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成功的学位制度；英国学位制度有政府控制与专业自治平衡的特征；德国则形成了政府与教授主导的学位制度。三种模式都在相互影响，美国学位制度一直面临缺乏共同标准的指责；英国的学位结构不断向市场化发展；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表现出学习美国、中国的兴趣，并不断调整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治理结构。
在文化层面上，中西文化冲突以现代化理论话语方式完成了转换，中西对立的观念逐渐被世界主义的多样化取代。许美德认为中国大学已经具有自主发展经验的命题引发对高等教育依附理论的批判。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学位制度改革必须走借鉴—超越—自主发展的道路。改革的核心是通过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治理结构的调整达到设定的目标。多样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可指学位的类别、学科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类型的多样化，还可指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和资助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多样化还包括结构的多样化，例如，恢复私学的功能，构建官学与私学的平衡结构。当前，我国的学位制度正以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成为全球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依照调整治理结构的策略，学位制度改革在实践活动层面必须以遵循普世规则、突出自身特色的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具体内容包括学位结构制度、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学位授予制度三方面：①在学位结构制度上，一方面维护硕士学位作为独立学位的传统，把硕士学位定位为申请博士学位或者就职前的准备阶段，建立学分制和开放的课程体系，避免学制带来的困扰，更为灵活地应对各种需求，同时继续保证质量评价的合理性，以维护硕士的声誉；另一方面要稳健发展专业学位，避免大跃进的发展方式，同时加强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联系，建立专业学位培养模式，通过制度改革促进就业市场的认可。②在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上，中央政府要健全与省级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授权关系，加大省级政府和高校的自主权，同时强化中央政府的评估监管职责，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由全面管理变为对行政事务的部分管理；对于学科专业目录，把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统一编制到学科目录之中，并以学科内涵为标准对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进行分类，明确两者的边界，避免同一学科专业同时招收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同时在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为交叉学科单独设置门类，有利于交叉学科的合法化。③在学位授予制度上，同行评议是当前学位申请活动中最具公信力的评价方式，建议取消学位授予中期刊论文的要求，硕士学位以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为评价依据，博士学位可在综合考试或中期考核中以同行评议的方式取代期刊论文的要求。
总之，学位制度改革要在文化和制度间前行。脱离文化的制度改革是无源之水，没有生命之基；脱离制度改革的文化仅为一潭死水，缺乏创新与活力。借用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说法，文化为源头，制度改革为活水，只有通过文化与制度改革的结合，才会产生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活力的学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