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答辩与平等习性的养成
学位答辩是中世纪大学留下的遗产之一。巴黎大学早在1275年就已经启动了申请学士学位的前期测试或抗辩活动，毕业答辩规定在整个四旬斋期间持续进行，由一位教授负责主持，还会有一些等待教师资格认证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对答辩者的论文进行反驳。博洛尼亚大学对答辩的规定也能在1364年的相关法令中找到，程序和内容与巴黎大学大同小异。（海斯汀·拉斯达尔，2011：123-125）
答辩成为学位制度的一部分，很大程度是因为欧洲从古希腊时期以来所具有的获取知识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和《辨谬篇》中区分了三种知识获取的推理形式：①证明的推理。以普遍真实的原理为依据，即以可具共识的原理为起点进行推理，获得必然性的知识。②辩证[2]的推理。以或然性的原理或多数人所能接受的道理为依据，采纳与之相反的论题作为推理程序，形成对答式的辩证推理。③诡辩的推理。以似是而非的前提为依据，或前提可信，但推理程序不对。（亚里士多德，1990：353）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学说强调了推理程序对获取公义性知识的重要作用。诡辩的推理被视作不可靠的形式。证明的推理通常发生在信念知识体系中，比如基督教中关于上帝的存在。辩证的推理源于古希腊的论辩传统。辩证法原意是对话的思维方法，即从无结果的矛盾陈述中得出相对的论断。科学就是通过辩证的推理获取的一种或然知识。由于辩证法需要通过提问辩难的方式对知识予以确认，柏拉图称之为获得科学真知的方法。英国学者吉尔比（Gilbey）在定义科学与辩证法时说：“科学是一种理论气质，一种从前提得出结论并达到其真的习性。……逻辑（辩证法）是艺术的艺术，是自由的不是机械的，它旨在正确地产生一种准外在化的对象，即一种人造的东西，它是推理的恰当安排。”（吉尔比，2000：6）辩证法从形式上限制了知识未经辩难的思想法权，突出了论辩在获取知识正当性过程中的作用。
辩证法及提问辩难方式对思想平等习性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辩证命题的范围描述为“与普遍意见相似的看法、与那些同普遍意见相左的看法对立的命题”，（亚里士多德，1990：363-364）从而使个体的思想不受贤哲和普遍意见的支配。经院哲学继承了辩证推理的方法，把神学的启示真理分为普遍有效和相对有效，使信念知识成为科学的神学。由此，提问辩难成为经院哲学的基本要素，并得以制度化。通过个体的提问和自由意志的选择得出论断，提问辩难使思想活动在辩证法中成为自由、平等的思想。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期，提问辩难进入了中世纪的大学，成为获得学位和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培育了“理性化的自由的教养阶层”。（刘小枫，2000：21-24）
我国的私学传统历来提倡质疑问难。在先秦、两汉的时候，问难论辩是一种重要的个别教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在汉代以后，渗入了佛教的认知方法。胡适在论及六朝的精舍时提到：“惟所谓精舍，仍由私家学塾蝉蜕而来，其教授方式与佛家讲经相同。佛家讲经只许和尚沉思默想，倘和尚不明经理而欲请教于大和尚，此时大和尚就以杖叩和尚之头。……此法系启发学者思想，不藉外界驱策而能自功学习，所以精舍也采取佛家方法。”（胡适，1998：2593-2595）在书院鼎盛的宋代，大儒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提倡：“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他把知识获取看作是质疑到解疑的过程，并要求学生在“质疑”的基础上，做到“精思”，认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黎靖德，1986）吕祖谦在学习和治学方法上也主张：“学者……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成心存则自处以不疑，成心亡，然后知所疑，小疑必小近，大疑必大进。”（吕祖谦，1985）
与辩证法的提问辩难方式不同，质疑到解疑的过程不是通过推理，而是经由教师的启发，由主体的自我觉悟实现。质疑到解疑的过程被朱熹诗意地描述为春风时雨生化万物：“此正所谓时雨化之。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戴名世，2000）教师如同施雨者，启发学生自发生意。除质疑问难外，书院还讲求修养心性的方式方法，比如静坐内省。在朱熹看来，由读书、涵养而上通天理的渐悟和一旦豁然贯通的顿悟都是通天理、致良知的路径。（章柳泉，1981）在哲学上主张“心即理”的陆九渊，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明心”“立心”。他认为，既然“天理”存在于吾心之中，那么教育就应以反求内省为途径，从“吾心”出发来认识世界、体悟“天理”。（黄宗羲，1996）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教师具有启发的作用，不是平等的辩难，而是如同启蒙辩证法那样，有启蒙师的开导。
由于中西的两种认识方式的不同，提问辩难与质疑问难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体而言，提问辩难要求任何思想论断都需要个体的自由意志思辨才能获得，在认知结构上培养了平等的习性；质疑问难强调知识经由启蒙师的由上而下的启发，通过主体的自我觉悟获得。如果以现在普遍使用的教育词汇加以对应，提问辩难和质疑问难都是创新的方式，只不过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质疑问难被赋予了教化或塑造、培养之类计划经济时代的含义。
在我国当前的学位答辩中，这两种认知方式混合在一起，既有提问辩难的平等意味，又有教师启蒙式的点拨，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它使学位申请者有机会在学科群落范围内陈述自己的观点、论据及论证过程，接受学术前辈的提问和质疑，允许学位申请者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辩论。答辩作为学位申请程序是必须而且有意义的。它展现了知识获取的方式，也体现了守门人对学术新人进入学科群落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