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学位制度是中世纪的遗产，是西方文化为人类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诞生至今，已历经800余年的风雨兴衰。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全球化的发展，学位制度由西方国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本制度。

自1981年我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关于学位的本质、功用和制度改革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究其原因，也许是习惯从国民本性出发去理解学位。因为它是舶来品，所以长期被毕业证之类的文凭所压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位的意义不过是文凭的锦上添花，未必有真实的含义，因此人事体制上长期只有学历一栏，而无学位的下笔之处，至今都让那些有学位无学历的人心存耿介。学位是个人能力的表征。而在集体主义时代，经历时间的长短是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标准之一。国人固有的资历概念让文凭成为堂吉诃德手中的长矛，它可以捣毁风车，也可以捣毁貌似强大却并不存在的个体。学位这个多少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东西不能很快地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去。这种社会心态决定了学位在我国的境遇。

世易时移，当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之际，学位的地位变得重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给了高等教育一个虚幻的蛋糕，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没有合上社会需求的节拍，已经开始变得相对过剩，职业的需求远低于受教育者的期望。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凸显了社会对教育公平的需求。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如果按照社会进化论的分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政治权力实现资本和知识占有，而资本主义革命取消了政治权力世袭制度，以资本占有实现政治权力和知识占有。在经历了政治权力、资本占有之后，社会发展迎来了知识占有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将形成取消政治与资本世袭，以知识占有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分配的社会形态。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社会为知识占有主导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基本条件。也许这种社会形态现在言之尚早，传统观念认为知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一种特殊资本或生产力而存在，实际上知识作为一种独立因素一直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或许将来它会主导政治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决定力量。回顾社会发展历程，社会形态总是朝着公平的方向演进。与政治权力世袭制度相比，资本更具有民主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资本同样具有世袭的特性，到后期逐步显现出垄断的特征，对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知识不具有世袭的属性，只要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知识的占有主要依靠个体的努力。如果形成以知识占有为主导的社会形态，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社会公平对民众而言将不再是一个口号。当然，这只是一个对未来社会美好的构想，还欠缺严密的论证。但正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促使本书在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关注学位的本质、功能及制度改革。

三十年来，我国一直积极优化学位结构，改革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探索学位制度的变革之路。我国学位结构长期以学术型学位为主体，专业学位发展较晚。1990年才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开始探索专业学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把专业学位定位为一种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形成了与学术型学位并行发展的学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人才的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规划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之比达到1∶1，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政：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每年超过5%的比例减少学术型学位人数，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新增专业学位种类大幅增加，仅2010年就新增19种专业学位，是20年来新增专业学位种类的总和。至此，我国已有39种硕士专业学位、5种博士专业学位。与此同时，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也在深入推进，重点是加强省级统筹力度，调整学科目录。从1991年到2002年，省级政府（港、澳、台除外）都陆续成立了学位委员会。截至2005年，省级学位委员会先后被赋予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职能。2010年，省级学位委员统筹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大，被授权开展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初审工作。

这些举措可谓当代学位制度之最大变革，符合我国人才需求的国情和国际学位制度变革的大趋势，必将对我国学位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①在观念上，长期以来，学位教育等同于学术型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一种主导理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被排除在学位教育之外。随着学位结构改革的深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逐渐形成了以专业硕士为主、专业博士和专业学士为辅的学位体系，改变了社会对学位的单一认识。②在培养方式上，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实践的要求，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人才培养环节之中，形成了学校与社会共同参与学位教育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完全由学校负责的培养方式。③在管理体制上，加强省级统筹力度，完善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学校三级管理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学位教育区域发展的多样化。

学位制度改革的方向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引发了质疑，比如专业学位发展速度太快是否符合人才培养规律，是否能得到社会认可；加强省级统筹力度是否会导致学位教育质量下降等。这些忧虑基本来自技术层面的思考，可以依靠改革培养模式、强化质量评估等技术手段加以解决。然而，现行改革缺乏文化层面的思考，无论是学术型学位还是应用型学位，其重心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忽略了人才强国对文化创新的战略需求。文化是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国家没有繁荣的文化，科技力量再强也只是世界工厂，而不能成为世界的思想库。此外，对学位内涵的讨论正广泛影响着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比如硕士是否应实行两年制，这是一个如何认定硕士学位的问题。硕士研究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促使硕士学位改变了原来的功能，三年制硕士在设置之初是培养大学教师和科学研究人员。但在实际就业中，很大比例的硕士并没有走上培养目标的岗位，既造成了培养资源的损失，也形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所有这些改革都离不开对学位与学位制度的认识。因此，廓清学位在社会生活与知识生产中的功用、明晰学位制度形成的原因、探究学位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对改革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学位的本质和功能是学位制度研究的基础。从知识的角度重新阐释学位的内涵，以高深知识的等级证明定义学位是本书的逻辑起点。由此将学位与学术分离开来，成为学位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即学位制度改革应该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知识的需求，超越学术的范畴，探索一条既符合普世规则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描述一种制度的特征可以从人们对其认识的观念进行历史溯源，也可从其在社会上的表现形态进行分析。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克罗齐，2005）中区分了思想和行动，但他不得不承认思想和行动既区分又统一。学位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以制度方式表现的行动，思想只有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反之亦然。因此，本书试图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来考察我国学位制度的特征及变革。文化层面上，我国学位制度是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并在传统的官学与私学的二元结构传统下发展。制度层面上，我国学位制度主要包含了学位结构、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予等方面，并从宏观的视角分析学位申请、学位答辩、学位授予蕴藏的社会意义，在学位制度的框架下探讨由此引发出来的知识评价、学科分类、思想平等等涉及学位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对学位的看法就是对大学的看法，学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大学的成长。因而学位思想也折射出大学的理念，学位制度蕴含和培育了大学的某些特质：学位申请制度表明了大学是一个自治的社团，学位答辩制度保障了学术平等与思想自由，学位授予制度彰显了学术权力与秩序，这些制度保障了大学文化延续至今。同时，大学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机构，也得益于学位文化和制度的传承与革新。因此，本书在论述学位制度时，不可避免论及大学或高等教育，希望在更丰富的论述语境中，厘清学位制度的特征和问题，提出适宜的对策和建议。

为了论述方便，本书的“当代”指1976年至今的时段；“中国”或“我国”专指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暂不作为本书的讨论范围；由于历史原因和现行的管理体制，学位长期与研究生教育联系密切，因此本书的“学位”主要指硕士、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