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人与土著之间的殖民化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女性人类学者也以此特殊的方式担任了部分职能。由种族、阶级、性别标识的欲望构成了女性家长制的纬度，白人女性人类学者的位置在这个女性家长制制度中，试图通过接受教育来反思自身社会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动机因此变得游移。她们常被文化所困扰，也对此进行反抗，试图改变不平等同时也维护差异性，她们对土著女性生活的意见一面带有自身白人文化的偏见，又同时希望土著女性的生活模式可以引起对白人文化的反思。为寻找一种不同的女性化特质，她们将美洲土著女性的生活模式视为合理的白人文化与反白人文化这两种类型的和谐统一。这种理想化的结合建立的基础是视白人文化为一种入侵，而白人人类学学者则处于这种力量之外的假设，这种假设带来一种相互依赖性，即白人女性人类学者愿与土著女性建立友好地亲密关系，来体验到土著女性所可能经历过的压迫，从而对土著女性生活因经验相近而更好地进行知识生产，并反思自我与社会。

这种体现女性权威的民族志作品产生了一系列有关白人女性同土著女性之间联系的知识，不同的时间背景中的社会、文化、政治力量对女性人类学家的自我意识有不同的塑形，同时也塑造了写作者个体的性别意识。女性人类学家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其内部存在着历史意识形态的规约。书写并不是单一的个人行为与表达，而与历史赋予写作者的轨迹相关。由这种女性家长制权威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实践层面即反映在理查德的《德兹巴》（1939）同马略特的《玛丽亚》（1948）这两本民族志。马略特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第一个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的女性，主要贡献在于对北美印第安艺术与历史的研究，《玛丽亚》（1948）是一部根据她的受访人——普韦布洛印第安陶艺人的经历所撰写的传记性民族志。这两部作品都反映出白人女性人类学者试图从美洲土著文化及土著妇女的经验研究中重建美国社会白人女性文化的两难境地。而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的跃升同美洲土著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强调自我表述的呼吁在当时为白人女性与美洲土著之间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破了美国白人社会性别冲突中女性所身处的压迫性结构，寻求一种白人女性身份的重构。自传体民族志《来自她部落的声音》（1981）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映当时女性主义与土著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作品。谢帕德森是伯克利加州分校的人类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文化变更及美国白人文化价值对纳瓦霍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

谢帕德森的《来自她部落的声音》（1981）表达了另一种白人女性与土著女性的关系。理查德同马略特的文本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末，正为美国人类学对土著印第安地区研究较为集中的时段。谢帕德森根据斯图尔特的故事写作的自传体民族志在完成于1981年，正是白人女性与土著女性之间的联系在美国历史上较为紧密的时间，而谢帕德森同斯图尔特第一次接触交往却在1955年。这部作品呼应了美国社会中性别运动的发展，在30年代末，正逢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时代；40年代末，处于“二战”后；80年代，是继60年代的族群运动引发社会抗议之后的反思期。正如戈顿（Linda Gordon）总结，从对性别关系的解读可反映出社会历史事件与模式的影像。^[54]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制度统治中，性别问题的演变可折射出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走向。理查德、马略特同斯图尔图的文本正是作为30年、40年代与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发展的参照物。根据戈顿的观点，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男女之间的冲突因经济危机而有所缓解，男性暴力问题不被关注，转而以失业的丈夫的形象来获得社会的同情，女性依然对孩子及照顾家庭的情绪肩负责任，男性却不必如此。性别冲突成为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现象。此时叙述的范式里，性别的位置发生变化，丈夫因经济环境而削弱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在传统意义上的要求，而妻子则也减弱了一向在家庭中作为辅助丈夫建立男性身份的形象色彩。在40年代到50年代，戈顿认为对家庭中两性间问题的解读转向了个人情结上，而非从文化或结构上的分析。^[55]这些历史阶段中处理两性问题的核心方法是公开性的否定冲突，反之要建立一种“二战”后两性之间的浪漫主义关系，作为婚姻中双方互补的理想模式。相比大萧条时期两性冲突问题不被重视的现象，50年代浪漫主义情结被提倡。在60—70年代，家庭中两性冲突又伴随反战、公民权、女性运动等问题出现，男性在家庭中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女性主义取得一定成长且女性家长制的倾向萌生。^[56]这些阶段的时代性特征对分析在这片共同区域内分享文化思潮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投射有一定帮助，如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在研究美洲土著女性时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

理查德的《德兹巴》（1939）是她在纳瓦霍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后，把所研究信息以小说形式发表的民族志，目的在于呈现“日常生活图景如何适应客体及白人的观念”。她认为人类学者的专业技能应当帮助公众改变对美洲土著的偏见，并培养自己对不同文化生活的欣赏。^[57]同土著居民一起生活的做法是人类学者相信自己因此产生的知识不同于外行的游客及政府官员而具有权威性。^[58]借此她希望了解土著人如何与闯入他们社会的白人接触，并通过书写来修正以往白人在面对土著文化时一知半解的刻板印象。她对于女性特征的建构体现在文本中对德兹巴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上，通过“适应”（adaption）理论来阐释古老的纳瓦霍文化在现代的白人社会之间的转变。^[59]“适应”对理查德来说是与她自身白人文化背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对性别观念的理解，在文本中代入历史特殊时期的思潮，强调经济危机时女性对家庭的支持。

该小说讲述了女性通过作为女性家长的角色影响社会的故事。宗系中母亲的角色介于崇高与平实之间，是一切冲突的缓和力量。理查德描述的德兹巴就具有这样一种祥和的神圣性，坚强而谦和，是团体中的保护者却并不要求回报。作为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形象，德兹巴的位置处在适应过程中，她的母性正是在与白人的关系中不断协商的感觉。这种行为在理查德看来是土著女性唯一所能做的防御性努力，因为她们不会公开与白人发生冲突，而会采取妥协的方式避免麻烦。德兹巴代表了在当时一种并非只是用简单沉默抵抗白人文化的方式，在理查德看来她表达拒绝的方式却非常合理。比如说，德兹巴虽然会面对白人进入自己的宗族时平静地接受，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后辈要保持纳瓦霍人的身份意识并以此方式来拒绝白人文化。理查德通过这些事件提出观点，认为纳瓦霍的神秘在于融合了古老与新兴，即通过与其他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的逐步适应来体现。虽然纳瓦霍文化表面上会呈现出现代的气息，但在这之下人们的文化却是同当地景观一样淳朴。德兹巴的母性特点正如这两者力量之间的中和，由此可看出理查德理想中的纳瓦霍女性形象是一种处于家庭中心但仍具有性别区分的身份，虽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所认为女性在性别中为同男性互补的功能的观点，却也并不与之对立。女性所发挥的温和的家庭执掌功能，正是白人社会文化中所提倡的。德兹巴在家族中扮演的角色，被理查德视为对白人文化的一种适应，而德兹巴在面对白人文化入侵时担任家园保护者的角色，这种双重性体现出现代与传统混合的时代特征，担任家庭保护的职能表达了一种女性化的抵抗白人文化的理解。

理查德在这本民族志中对于性别的概念的理解包含了两部分，她赞成男性具有双性气质，却反对女性具有双性气质。德兹巴的一个亲戚Lasso-a-warrior，身为宗教仪式吟唱者，其身份功能在部落中和女性权威并重，分别担负重要责任。他虽然外表上富有男性气概，却喜欢做一些女性的活动，比如他会学习编织这种属于女性的工作，同时也成为男性才能担任的吟唱者并受尊崇。但在理查德看来，他是同女性家长制权威的一种互补，同德兹巴一样拥有财富和技能，却又不止这些，还拥有权威性的力量来面对来自人与自然甚至非自然的干扰。^[60]与描述Lasso-a-warrior时赞许的态度相反的是，理查德对男子气的女性持保守态度。阿纳巴是德兹巴的孙女，在纳瓦霍部落盛会上骑牛行为，同德兹巴所具有的内敛节制的性格截然不同。这点与理查德所理解的纳瓦霍女性应有的传统性格颇具出入并令她困惑。她认为赛马骑牛活动是富有男性特征的行为，阿纳巴不应学习这种激烈的运动，而应以稳重的行为来体现纳瓦霍女性特质。但在文本中则是由德兹巴同别人的谈话来表达对孙女男孩子气质的否定，认为这种男子气是由于她进入白人办的学校而感染到的。^[61]Lassos-a-warrior是一个公众接受的双性气质的男性，性别混合对于男性来说是宽容的，而对女性来说则是族裔性受到白人文化污染的体现，只可以带来隐秘的愉悦却不能公开。在这里，理查德的立场很奇特，她在当地的身份是白人学校的教师，描述这一现象时她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并坦然接受了纳瓦霍人对白人文化的观点。

纳瓦霍女性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体系中首先应具有的特点是负担公众的母亲的职能，男性由于具有双性特征则可以不用履行儿子、丈夫或者领导人的功能。理查德所表达的这种观念明显体现了大萧条新政时期历史视野的投射，即同情失业男性所做的经济改革。在此时期，失业对男性来说是一种男性气质的失败，罗斯福新政正是鼓励女性走向事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给予失业的男性以支持。新政赋予男性特权，重建男性身份，而牺牲女性欲望。从理查德反映在民族志中的立场可看出，削弱女性参与活动的志向正给予男性保留传统身份的机会。她视阿纳巴参与骑牛比赛的欲望为一种私人的乐趣，并认为土著女性对男性气质的向往不应予以公开化。理查德的观点与当时的社会风潮有所对应，一方面同鼓励女性对经济复苏作贡献的政策相抵触，另一方面又带有当时对男性身份要求转换的意识，而她自己本身的性格特征又影响到她对如何赋予男性身份重建的理解。

马略特的《玛丽亚》（1948）一书是圣伊尔德丰索印第安部落的陶艺人玛丽亚的传记民族志，同理查德一样，马略特也希望将民族志报告写给对印第安女性并不了解的人。这部传记发表于“二战”后，不同于理查德，马略特关注土著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更多于作为女性家长的身份，性别关系也转向对异性恋关系的研究。“二战”后的两性关系同大萧条时期的特征有所不同，更具有情感性的罗曼色彩。在理查德的民族志中，德兹巴的权威一直为核心描写，而她的丈夫很少出现。但在该书中，玛丽亚与丈夫的关系则有更多正面表述。甚至该部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轨迹都可从他们夫妇的人生发展中折射来。她的陶工身份也与她的丈夫有关，为帮助丈夫戒酒，她通过和丈夫一起制陶来达到心灵支持的作用。因此两人成为当地有名的陶工，而普韦布洛的其他人也来向他们学习陶艺来获得收入。马略特在书中表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婚姻中女性的重要性在于对丈夫情感的支撑起到积极影响，并因此而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性别所起到的道德作用对“二战”后美国西南部土著地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正是其中男女性之间情感的稳定。对玛丽亚的个人生活的描述开始于一段关于婚姻的反抗。在玛丽亚年轻时对上学教书产生兴趣，但她的姐姐德西德利亚却认为她们最终的归宿是找一个丈夫。德西德利亚认为成为老师是白人的行为，印第安女孩儿只需要照顾家庭和孩子。^[62]这一观点同《德兹巴》中的表达相同，背离传统性别的行为属于白人。玛丽亚将照顾家庭与教书都视为工作，两者相似，只是类型不同，在找丈夫的期间来学习如何成为老师。德西德利亚则对此否定。在一段对话中，玛丽亚表示自己并不打算结婚，因为没有人选，也不会同父母指定的自己不了解人结婚，除非是自己选择的喜欢的人。德西德利亚则明确表示妹妹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你什么也做不了，到时候父母会为我们选择合适的人，并准备好一切……如果他们选定了人，你就只能结婚了”^[63]。在对话中，玛丽亚坚持一种不同于传统婚姻命运的女性意识，她的姐姐却否定了她身份意识中的能动性。当姐姐发现妹妹与自己对女性化的定义有差异时，便搬出父母的权威来令妹妹接受她的观点，成为真正的印第安女性。

这段关于性别的争论对话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策鼓励婚姻的社会背景。如戈顿（1988）指出，在这段时期，两性间主要问题在于将男女的矛盾归于女性心理问题的解释。基于这种观点，女性内部对女性化特征问题的斗争是一种用于治疗女性如何控制自己的心理问题的需要，这样才能阻止她们对自己的男性需求进行管理控制。^[64]发生在姐妹俩间的谈话正是一方试图让另一方放弃自己不属于女性化的欲望。根据戈顿的观点，古老故事中挑剔的妻子的形象，被转化为一种女性精神疾病，它令女性拒绝接受自己的女性化特征转而试图与丈夫一争高下。^[65]在文本中，原本想当老师的玛丽亚在结婚之后放弃了自己的愿望，这种妥协发生在她愿意结婚的前提下，即丈夫是自己所选之人，她的父母准许了她的意见。在40—50年代，女性被教育为应承担对男性精神支持的责任，如同在30年代要求作为男性在经济建设中的补充力一样。在这段时期，女性不仅是家庭中暂时的家长，更是男性面对问题与挫折时的心理治疗师。玛丽亚夫妇的生活并非美洲土著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典型的模式，却同美国白人社会的核心家庭相似，夫妻间的精神依赖是马略特民族志中着重表达的一面。她的丈夫被描述为一个会因酒瘾而失踪几天的人，而她则是从不抱怨的温柔的妻子。她的陶艺人身份与她作为妻子的女性气质不可分，接受婚姻的命运使她同丈夫一起对圣伊德索丰印第安人的经济作出贡献，与白人进行陶艺交易使他们经济富足，甚至影响了其他普韦布罗印第安人的经济情况。同30年代理查德的民族志相比，这部作品对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关注甚少，更注重对女性与丈夫之间关系的描述。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达重心使得马略特的文本更像一本小说，而非传记体式的民族志。(www.daowen.com)

《来自她部落的声音》（1981）是玛丽·谢帕德森所记录的埃林·斯图尔特的自传体民族志。谢帕德森根据她的自述编写成书，女性的首要身份不是家族中的女性家长的角色，更是一名政治家。谢帕德森在纳瓦霍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对当地的政治与法律生活感兴趣，她的研究是在理查德三十年之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各种大众政治活动风起云涌，为美洲土著争取合法权益及文化政治身份的运动正声势浩大。谢帕德森与土著女性间建立关系的方式与理查德的学徒角色有所不同，谢帕德森同斯图尔特的联系在于她们共同对纳瓦霍地区自治权益的兴趣，其意义反映为过去的研究同化与适应问题的转变，即不再以白人的标准来参考。从斯图尔特自己的人生描述上看出，纳瓦霍不仅只是女性家长制社会，还是一个以自治为主的整体，她本人不是家庭中的家长，而是部落里的一名女法官及政治家。这一转变意味着国家政治经济趋势开始远离以核心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形式，以及在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职能方面的转变。

理查德时代的文本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功能，马略特的时代重视女性作为妻子的功能，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则转为对女性发挥其他社会活动功能的重视。从德兹巴到斯图尔特，制约人们行为的机构由家庭转向国家。斯图尔特建构的家庭关系，既非30年代大萧条时期女性家长的权威，亦非50年代“二战”后夫妻之间的亲密联系，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关系中常充满部落中的各种社区政治事务。斯图尔特的生活故事中带有女性主义情结，她结婚、离婚、单身母亲的身份通过不同工作支撑家庭，与年长很多的人再婚，她的女性权威不是体现在家庭中，而体现于她在社会中的政治角色。不同于理查德民族志中的女性形象，斯图尔特通过自己获得的权力以超越母亲的角色来影响他人，也不同于马略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斯图尔特的生活里也没有出现女性要为男性承担责任的义务。另外，斯图尔特对自我形象的表述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女性主义与族群观念，即强调双性气质及文化融合，均试图将差异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谢帕德森在该书中的前言里强调斯图尔特的人生就是这两种文化的结合，并在表述上隐喻了她性别融合的风格：

斯图尔特似乎生活在两种文化里，在放牧会和部落的市集上她常常穿丝绒衬衫同长裙，头发打一个别致的结再用羊毛发带系起来，这是典型的印第安风格。在教堂，她穿白人的服装。作为仓库管理员分配谷物时，她穿牛仔风格的格子衬衣。^[66]

斯图尔特在民族传统、白人文化以及西部男性文化三者之间游刃有余，不同文化风格的服装是跨跃不同文化界限的标志。这点反映了关于那段历史上对自我意识中性别的概念，与对族裔性的理解是共存而非对立的观点，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同土著民族社会运动能够异曲同工结合在一起的表征。

不同于之前的民族志中性别被表述为一种人类内在的天性产物，在谢帕德森看来，性别是一种发明式的显现，具体体现在女性的身体穿着男性的外衣。在理查德的民族志中，双性气质只是男性才具有的特权，而在谢帕德森这里，斯图尔特的自传即传达了一种女性的双性气质的合法性，性别相互渗透被社会接受的同时也改变了家庭的结构。斯图尔特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收场，她独自抚养孩子，她第二次婚姻建立的基础则是同丈夫之间共同的政治热诚。第二任丈夫在婚姻里扮演年长的智者，他同斯图尔特分享部落的政治轶闻，讲述纳瓦霍人如何从白人的控制下掌握回自己的自治行政权，而她则由于丈夫的潜移默化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并逐步投入其中，成为当地分会的秘书。在对他们二人婚姻关系的描述中，丈夫的形象不是缺失的、情感的，而是政治伙伴，在文本中被表述的权威均体现在他对政治的才华上。不同于马略特的民族志产生的年代，婚姻在女性人生中占主要位置，斯图尔特的婚姻在她的人生中却并非首要，参与地方政治事务才是她最热衷之事，她的政治活动家的职业代表了当时对女性参与工作，并具有影响社会的能力的认可。

特别是，她在自传中提到瓦努卡邀请自己一同参与部落委员会的竞选，瓦努卡是委员会唯一一个女性成员，她劝说斯图尔特支持自己的理由是，同另外一名部落里的女性一同进入委员会对自己意义重大：“我希望我们能够战胜其他的男性来获得这个进入委员会的机会，部落里很多事务都需要我们来努力解决，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困难就会变得渺小，选举演说正是我们展现能力的时刻。”^[67]她鼓励斯图尔特将别人的评论视为肯定，并认为女性之间的互相支持，既能体现各自的主体性，又可以展现联合的力量，将这种坚固的联系用以对抗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无疑是能令人产生激情的。这一事件体现出女性独立性以及她们政治上联盟，同玛丽亚与她的姐姐之间带有控制欲的关系相反，这不是一名女性劝服另一名女性回到婚姻之路而放弃整个世界。形成影响斯图尔特与瓦努卡之间关系的原因在于那段历史时期女性运动与族群运动相得益彰的作用，因而土著女性获取权力的资源相比之前更为丰富。但是，在她们竞选的道路上仍存在着性别歧视，当斯图尔特担任地方分会的秘书时，有人认为不应该让女性在委员会或分会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并且在纳瓦霍还存在一个传说：一位女王赋予当地女性以自主权，导致了男性与女性的分歧，而妇女们也抱怨独立于男子后，男子们却重新成立了家庭，因此，生活对双方来说都变得艰难，但女王仍然拒绝让男性回到女性的生活中。最终，一只智慧的猫头鹰告知她应停止行使权力才可以换回平静，女王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时起，男子重掌大权。斯图尔特认为，这个传说让纳瓦霍人时常抱怨女性领导者，相信一旦女性掌握权力，部落将发生混乱。^[68]

斯图尔特的自传中很少出现白人女性在土著女性生活中产生文化影响的地方，也很难发现谢帕德森对文本内容塑造的痕迹，民族志写作者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相比前两部更趋近于互为主体。理查德和马略特在各自的民族志中对研究对象的生活描述都有不同程度的代入自己所处历史背景的影响，而谢帕德森的民族志则以纳瓦霍人对自己生活的表述为主，土著自治的政治力量开始提升亦体现在文本表述里，而白人人类学者的表述权威性则相对减弱，这一表述特点指涉出影响白人女性人类学者同土著妇女的传统关系的力量正是族裔性区分的新秩序。斯图尔特同谢帕德森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白人女性人类学者试图通过他者文化来进行自我社会秩序的反思，亦非土著女性接受白人文化的影响，而更像是在自我表述的时候诉求一种双方力量的联合。历史特殊性促使美国白人女性对平等权利的追求，以及土著女性对权威性的争取这两方的目标产生交汇，这种民族志故事表述的方法不仅成为白人女性人类学者能动性的代言，更是土著女性建构自身意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