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当文学界的许多老同学得知笔者在做电视批评方面的论文时，他们难以掩饰内心的疑惑：电视批评有什么值得研究的？我们每天都在看电视、说电视，这怎么可能被研究？这又如何研究？
笔者以为这个疑惑代表了目前许多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它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内地电视批评研究的薄弱现状，也道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视理论尚未完全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但是，作为电视理论研究者，在抱怨人们漠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之前，首先应该反省的是：这些年，我们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什么理论成果？
客观地说，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成就斐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场化后中国电视业界的许多狂躁症都被我们开出的药方及时医治，无论是宫廷剧还是选秀风，最切中要害的声音往往发自中国电视理论界。然则，公众漠视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总是忙于跟进中国电视的最前沿，总是在不停地会诊转型期的中国电视百态，却忘记了回收果实。好比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人们只关注他现在能跑出怎样的速度，而对他过去的成绩茫然无知一样。我们总在给问题不断的中国电视开药方却无暇顾及整理药方。
理想的中国电视批评史显然应该是中国电视理论成果的梳理与总结，是一次中国电视理论发展轨迹的忠实记录。当然，以自己的学养和能力，远不足以担此重任，但选取中国电视理论发展史中几个有意义的关键点，从个人理解的角度为中国电视理论史做个粗浅的素描，这也是本书的用意所在。
一、“批评”和“电视批评”
关于“批评”一词，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已愈百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作汗牛充栋，但真正从词源上来探讨“批评”的文章、著作却并不多。[1]
按照王力先生的考证，“批评”一词来自日本，[2]中国古代极少见“批”与“评”联用的例子，倒是常见“批判”“评论”。[3]为何“批评”代替了“批判”，成为后来习见的学术用语，除了直接引自日本语的因素之外，笔者以为还有一点可能需要阐明：“批判”和“批评”的区别在于，“批判”偏于断是非，“批评”除了断是非，还要给出断是非的依据。换言之，“批评”是言之有理，断之有据，是包含“批判”的、更侧重于理性的解说。[4]
无独有偶，美国传播学者斯蒂文·小约翰（Littlejohn．S．W．）也认为：“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5]
“电视批评”通常也被称作“电视艺术批评”。关于“电视批评”的概念界说，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
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
电视传媒，肩负着宣传、教育、引导、娱乐之功能，是应当有客观好坏、是非标准的，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总得有人来评价与引导，也总得有个章法可循。我们把依据一定尺度评估电视节目，分析成败原因，提供改进方案的过程称作电视批评。[6]
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
电视批评就是以对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7]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
电视批评是以电视传播内容为基础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是对影响电视运作全过程的诸要素的全面评析。[8]
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
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9]
比较以上时贤的定义，不难看出：
第一，“电视批评”正式进入学界视野是晚近几年才开始的，确切地说，是1998年以后的事。
第二，徐荃乐、时统宇的定义突出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欧阳宏生的两处定义前后相距不到六年，但在《电视批评学》中的定义显然因吸收了徐荃乐、时统宇的价值判断因素而更趋全面。
我们再比照国外的研究，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生产中“电视批评”的产生机制问题，英国电视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曾有过专门的论述：
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理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思考的采纳。[10]
费斯克的文本三层次理论中有两个层次（第二、第三层次）与“电视批评”相关，即属于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为电视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服务的批评和理论，以及观众围绕电视的一些言论。
费斯克的电视批评理论显然和我们目前认可的“电视批评”定义有一些出入，费斯克弱化了电视批评领域中理论指导存在的意义，他更强调工业化社会中文化工业生产对电视批评带来的影响。
到底该怎样界定“电视批评”？
若以学界时贤的电视批评标准来衡量电视发展史，势必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即很多中国电视批评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论依据的。相对于“理论依据”这个词汇，笔者更愿意用“主观感受”这个词汇。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对普通大众而言，大量电视批评其实就是他们的观后感想，这些感想有的被记录了下来，更多的早已成了如烟往事，不值一提。有时候，观众的电视批评材料就是他们手中的遥控器，好不好看，耐不耐看，都只是在指尖按下的一瞬间做的决定。这些电视批评又该如何记录历史呢？
所以，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史牵涉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材料是电视批评的原材料？
在笔者看来，但凡关乎电视的评说都应该属于“电视批评”的范畴，许多也许没有多少理论支撑的随感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第一手史料，因为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某个电视节目受欢迎的程度。从理论上说，这些随感都是电视批评史研究的对象，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从史料的搜集工作而言，确实无法做到完整搜集与统计那些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零零星星的电视观感。平衡二者的最佳方式也许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不管是理论指导的长篇大论还是偶吐胸臆的零星感想，只要有文字记录，都是我们研究电视批评史的对象，都是撰写电视批评史的原材料。
早在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11]不管史学界如何评价傅先生的观点，但就史料搜集之于史学的作用而言，傅先生的主张并无不妥，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越多，往往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也越深刻、到位。史学如此，中国电视批评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处理中国电视批评史料的问题上，笔者采取了宁宽勿紧的原则，也就是说，在搜集电视批评史原材料的时候，但凡跟电视节目有关的记录，都纳入到了电视批评史史料的范畴。“不患多而患不足”的原则在笔者处理中国早期（80年代以前）的电视批评史料时尤为突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究竟有哪些？
二、中国电视批评史料概述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对史料学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曾经提出史料学所应该关注的几大辩证关系：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方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史料对著文史料。[12]傅先生几乎把史料学的对象罗列殆尽。具体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上述许多关系仍有指导意义，比如官方记载对民间记载，事实上中国电视理论一直存在着这两极，它们的舆论喜好可以说直接左右着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
中国电视发展虽仅有半个多世纪，但电视发展的时代正是人们表达方式日趋丰富与多元的时代，凭直觉，我们也知道电视批评史的史料虽仅五十余年的积累，但足以汗牛充栋。但真要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核实、框定电视批评史料的具体所指，确实不易。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有过很好的描述：
在我们这个社会，对电视的研究似乎是在甚为可笑的两个极端进行的。日常生活中——在通俗刊物上、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在我们的厨房和起居室里、在无线电广播里以及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交谈中，人们不断对电视进行“研究”。
这种对电视的研究通常是零散的，有时还故弄玄虚，并且几乎都不具有理论性。在另一个极端，过去20年里产生了一大批适用于电视的学术理论和观念。如今，有数十种专著和学刊发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语言学、心理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等对电视作出的分析。在这样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类研究之间，还有报纸和杂志上的电视批评，这是唯一定期发行的电视分析。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堆砌辞藻的闲言碎语，至于那些花边小报的东西，就更只是市井流言了。只要电视批评仍旧主要是那些不必要掌握20世纪的文化理论就可以尽情抒发个人观点的作者们的论坛，它就无助于我们对电视的认识。[13]
我们不一定赞同安德鲁·古德温和加里·惠内尔电视批评精英化的倾向，但他们提到的电视批评来源却实在精辟。报纸杂志、闲谈碎语、理论分析都是电视批评史料的阵地。
台湾地区的传媒学者李万来在其《电视传播与政治》一书中，把广播电视的社会影响功能简单区分为：讯息提供、大众娱乐、说服劝诱、教育功能、议题设定。[14]这其实也为我们找寻电视批评史料来源提供了思路。关于电视批评史的史料问题，中国内地学者也不乏精到的论述，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在电视批评的表达方式中将电视批评分为政治批评、学术批评、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四大类，这里的表达方式实质上也有电视批评史料分类的意义。相对于时统宇的表达方式分类，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学》中，在“电视批评的文本书写”一章谈到了电视批评的七种书写样式，即论文、随笔、对话体、序言、专著、电视手段、互联网等，虽然谈的是电视批评的创作，但也让我们从中隐约窥出电视批评史史料的来源分类。
综合上述学者的论述，笔者把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来源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历年广播电视工作文件，包括会议纪要、暂行条例、管理规定等等。这是不大为学者重视的史料，实际上这些文件一方面传达了舆论主管部门关于中国电视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政府对电视发展的期待。这是官方文件，可以视为中国电视批评史比较关键的史料。
第二，各类文艺报纸、杂志、文集。电视最容易产生的批评无疑是电视文艺批评，而电视文艺批评发表的主要阵地在网络未兴起前则是五花八门的文艺报纸、杂志和个人文集。这些电视批评往往以随笔、短评、观后感、回忆录等方式出现，这也是电视批评史料的重要来源。
第三，专业学术刊物、专著。这是电视批评的主战场之一，在这里记录着电视理论前行的每一个脚步。中国电视理论刊物产生较晚，许多学者把80年代最初的五年视为其发轫期，但发展势头强劲，并且有学院派和业界派两大阵营齐头并进的趋势。
第四，各级广播电视单位的内部刊物和他们所组织的业务评奖活动。自四级办台体制形成后，许多广电单位都自办了内部刊物，这些刊物上会刊载内部会议纪要、领导批示、节目反馈意见和节目经验交流等，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我们理解的电视批评范畴，另外，他们还会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参评活动，这些参评活动一方面旨在交流经验，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达电视发展先进观念的作用。
第五，观众来信。这是广大电视受众的最直接的电视批评载体，它们记录着每一个具体的电视节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期待。这些信件虽然大多散佚掉了，但是也有一些通过间接引用的方式得以保留。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史，这些信件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六，互联网。尽管，在20世纪，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使用范围有限。但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日益成为电视批评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联网上关于电视的每一个舆情变化实际上都是电视批评思潮变动发展的方向标。“从宏观的角度讲，承认网站是媒体，研究网观媒体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承认和研究新闻传播出现的规则性变化。”[15]
当然，这里仅仅是举隅性质的粗列，仍有许多发表电视批评的渠道没有被触及，比如日记、电视征文大赛等，但是，我们说一部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史料来源至少应该涵盖上述这些方面，似乎并不为过。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的性质和叙述方式一直是史学界热议的中心，因为“历史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不可避免的争议：历史以何种方式被人认知？换言之，凭什么认定你所言说的历史即是过去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学者认定史学即是伪学，因为谁也无法说服人们他所叙述的历史足够准确与信服。既然无法做到放之天下皆准，干脆强调个人视角，“我的历史”便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以个人视角叙述历史，也仍然存在着检验真实性的问题，一种比较取巧的叙述是尽量贴近人性本身，从人性的角度触摸历史、进入历史。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便适时成为新史学的一个叙述策略，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说：人们必须历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须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时是在怎么思想的。”[16]笔者以为一部出色的电视批评史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把具体的电视批评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褒不贬，尽量客观地展示中国电视理论所走过的每一步。
然而在处理具体的电视批评文献时，有一个细节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即电视批评史是一种关乎电视观念的历史，而电视观念又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如果抽去电视观念所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思潮，电视批评的理解势必难以进行。比如如果不了解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单纯看“电视是否是艺术”这个电视批评史上的重要争论，便会觉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说，电视批评通常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在电视领域的一个缩影或者断面，如果仅仅理出这些缩影或者断面，难以真正做到对其观点“了解之同情”。所以，本书在论述每一个阶段电视批评的生态前，做了两个方面的背景工作：一是简要概括此阶段的社会思潮，尤其重点清理社会文艺思潮；二是简介中国电视发展史，因为如果不了解电视发展水平，如果不了解中国电视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从小众到大众的历程，理解中国电视批评的史料来源结构会有很大的障碍。
接下来的问题是电视批评史的核心史观是什么？
三、电视批评史的观念
“电视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势力交汇的冲突性传媒。”[17]考察中国电视的理论品格必须直面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决定着中国电视的走向？也就是说，中国电视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哪些理论或者思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考查中国电视批评话语权是厘清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
美国著名媒介分析家阿瑟·伯杰认为，分析一个媒介，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1．新闻媒介所处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是什么？
2．谁拥有、控制、经营该媒介？
3．我们所要分析的各种媒介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媒介所刊登、播报的各类大众艺术形态发挥什么功能？
4．媒介散播什么观念、价值、观点、概念、信念等？媒介弃之不要的观念、价值是什么？为什么？
5．媒介使用权与控制模式如何影响媒介的创作人员？[18]
按照阿瑟·伯杰的理论，从电视批评理论的角度，本书把这五个方面归纳为：一是官方意志层面；二是电视实践的业界层面；三是理论学界层面；四是电视商界层面；五是电视受众层面。因而考查中国电视批评史即是考查不同时期这五个话语极怎样影响中国电视的历史。正如文化学者南帆所言：“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已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在我看来，对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话语极”在本书中的意思是话语权的分量，电视批评领域往往是各种“话语极”交织在一起，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纠缠不清的交织状态尝试做一次厘清，让人明白不同时期，这个交织状态的主线是不一样的，纲举目张，主线找到了，其他纠缠不清的问题至少会让人容易看明白。
基于这样的判断，本书把20世纪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发生、转折、发展三个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显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完全出于叙述的便宜，事实上，理论史的发展通常很难做到这样干脆决然的年代划分）。而每个阶段电视批评都带有鲜明的阶段特色，比如发生期，中国电视在政治要求下“早产”的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电视批评政治宣传第一的性质。[20]这一时期几乎是官方意志为主、一统天下的格局，而转折期电视实践的业界层面作用较大，同时学界开始介入电视批评领域，至于发展期的电视批评就更加热闹了，学界、业界、商界发挥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得到突显。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期的这种表面上的热闹绝不意味着中国电视批评繁荣期的来临，相反，笔者倒认为恰恰是这面上的热闹凸显了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失语局面的尴尬。毋庸说，学界对电视实践界的影响力并无多大改观，而缺乏足够理论支撑的中国电视，始终徘徊在工具和玩具之间。对于个中原因，学界见仁见智，论述不乏。但有一个原因却渐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电视批评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引入的惊喜还未退却时已经产生了非驴非马、水土不服的尴尬。这种尴尬提示我们，作为舶来品的电视一旦在这块土地扎根必然会、也需要产生属于自己的理论系统。这不是排外，恰恰是更好地“走出去”。
那么怎样挖掘出具有本土批评基因的理论体系？本书对电视批评所作的历史的梳理如果能为来哲解决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则可谓“善莫大焉”！
【注释】
[1]有重要影响的诸如郭绍虞、朱东润、王运熙、张少康等编、著的文学批评史，但著作中几乎没有解释批评的定义，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到“批评”是源自英文Criticis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4页。
[3]《辞源》《辞海》都没有“批评”词条。按照《辞源》，至少宋代已经有“批判”一语，金代牛本寂的《少林寺西堂法和塔铭》还有“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之语，《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0页。
[4]“评”是“平”的孳生字，“平”原指秤，有权衡之意，又古音与“辩”近，常与“辩”通用，亦见该字以辨析见长。见（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之《释诂下》，《汉小学四种》，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943页。
[5]［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6]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
[7]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8]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0]［美］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11]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2]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3]［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电视的真相》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转引自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14]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19页。
[15]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16]［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
[17]郑明椿：《电视文化的本质与批判》，台湾扬智文化公司1991年版，第3页。
[18]［美］阿瑟·伯杰：《媒介分析方法》，台湾源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43页。
[19]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0]按照中国电视的筹备进程，本来可能要到1958年以后完成电视的开播，当时获悉台湾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于1958年10月开播的消息后，广播事业局领导下决心要抢在台湾前头完成开播，于是有了今天中国电视的生日：1958年5月1日。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