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从1967年到1983年，中国电视第二次焕发青春，从电视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此时中国电视批评有几个显著变化值得一书：
评价标准上，唯政治标准马首是瞻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代之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尽管思想性仍然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属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思想性的内涵毕竟比政治性要丰富，其具体所指也有了向人性靠拢的迹象，而对艺术性的强调也再次扬弃了一部电视作品可以完全不顾艺术规律、只讲思想水准的旧有观念，这对中国电视艺术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批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电视本身。发生期的电视批评多从电视与其他媒介的比较处着眼，由同异对比来突显电视的与众不同。而本时期的电视批评，一个显著的倾向就是理论兴趣已经由外在对比转向了内在探索，人们开始关注电视本身到底有何艺术特性，电视特性在新闻中怎样体现，电视剧如何利用电视特性。这些对电视特性的强调本身似乎在预示着中国电视理论自觉期的到来。
电视批评阵地实现了由“散兵游勇”到“正规作战”的转变。我们知道发生期的电视批评，理论刊物少得可怜，没有一家专门的电视批评刊物，电视批评多是附属于新闻或者广播、戏剧等业务刊物中。但是到了转折期，电视批评的阵地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不仅北京成立了电视艺术委员会，有了自己的刊物，各地电视部门也竞相办刊办报，内部资料更是数不胜数。中国电视批评开始以“正规军”的姿态屹立于学术研究之林。
当然，这些显著变化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仍然能够感受到各种力量的角逐。那么究竟是哪些力量参与了这次中国电视批评话语权的角逐呢？
1981年4月3日到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对1980年1月1日至1981年3月31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的电视节目进行评选，这次评选共有包括《凡人小事》在内的28个电视剧获了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评奖的方式。按照组委会的安排，评奖采用群众、领导、专业工作者“三结合”的方式，组成了有代表性、权威性、学术性的评选委员会。我们如果对这“三结合”进行追溯，不难发现，群众其实是民间力量的代表，领导则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代表，专业工作者显然是业界的代表。如此一来，中国电视批评就形成了民间、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业界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次会议产生的评奖委员会或许可以看成彼时中国电视批评格局的真实写照。
从电视批评史的角度来看，以群众为代表的民间立场首次在正式场合显示了它的力量，实际上此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威力。1979年9月12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王府井停车场见闻》，这是一则纪实性强的批评性报道，一经播出，各界反响强烈，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这条消息在9月16日的《为您服务》节目中再次播出。“应观众要求而重播一条新闻，自电视新闻在我国问世以来，实不多见。”[117]而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第一个带有评论性的电视栏目《观察与思考》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间的声音。[118]关于新闻立法的呼声也是此时从民间兴起。在1978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即有代表和委员提出了要求新闻立法的提案；次年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七七级的一些学生提出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问题。继1980年9月赵超构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正式建议制定新闻出版法后，王化成、王士贞和纪卓如等三人在1983年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提议制定新闻法。[119]至于数不胜数的电视剧观后感更是他们所发出的声音的代表。[120]
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力量与影响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存在，实际上中国的传媒改革可以追溯到1978年，传媒改革最先的发动者就是政府力量。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中央新闻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申请。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意味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办报模式将取代传统机关办报的模式。这一改革思路基本上确定了此后20多年的媒体改革方向，时至今日，我们的传媒改革仍然没有超越这一大框架。这个改革政策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中国内地媒介开始刊登商业性广告。1979年《解放日报》恢复刊登商业性广告，上海电视台也推出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而推动中国电视发展至为重要的“四级办台”方针也是政府一手主导下的行为，历次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奖活动更是其立场的直接体现。
至于业界，其声音此时更是影响中国电视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规定的区域内，他们举起电视特性的旗帜，让电视节目在形态上日趋丰隆，尽管他们的言论对电视节目走向的作用此时仍然相当有限。
实际上，上文所简述的三股力量是彼此交错的，他们之间并无决然清晰的界限，彼此也呈现出一种不断互动和消长的胶性状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意志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得到民间正面的反馈，而业界的声音又让这种反馈更趋于理性和科学。这种彼此交错的状态将是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真实状况。
【注释】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1942—1967）毛主席关于文艺的重要指示》，《文艺红旗》1967年5月30日。
[2]［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
[3]［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8页。
[4]吴元迈：《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批判原则》，《绿原》1980年第1期。
[5]黄会林：《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人民日报》1979年6月20日。这张报纸在第一版还刊登报道：《华总理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时指出：实现四化必须同时实现民主化》，其破冰勇气今天开来仍然具有冲击力。
[6]陈望衡：《文艺的“真实性”就是合情合理》，《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6日。
[7]李士文：《“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形成评述》，《安徽文学》1980年第12期。
[8]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1年第1期。
[9]赵玉嵘：《上海广播电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又见上海广播电视志网之大事记http：／／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10／node10154／index．html
[10]颜纯钧：《电影传播的奇观时代》，《现代传播》2010年第1期。
[11]参见《发光学报》1970年第1期。
[12]参见《电子技术》1972年第1期。
[13]参见《国外科技动态》1975年第9期。
[14]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5]关于“文革”期间电视批评的资料，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1977年由广播学院新闻系印制的内刊《“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宣传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摘编》（初稿），内刊主要是对“四人帮”掌控电视为其迫害干部、群众造势大行其便的揭露和批判，从中可以窥见“文革”十年电视的真实状况。《摘编》大概可以算作此一时期最典型的电视批评资料。
[16]有一些内部刊物在“文革”期间仍然存在，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文革”期间曾经油印过《文化大革命好专题节目稿选》，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文革”期间编印过《新闻写作》和《典型采写经验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播事业局编印过《毛主席对广播工作的指示》，黑龙江广播电台电视台编印过《红色通讯兵》，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编印过《工农兵通讯员》等。
[17]公开发表部分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和《报刊资料索引》统计，内部刊物为作者收集。
[18]康荫：《新闻广播学研究》，广播出版社1982年版。
[19]从1982年开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开始开办全国电影电视剪辑进修班，笔者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见到过其中的一种教材，用的名称是《影视文化》，分上、下两册，1983年7月编印，系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和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剪辑委员会编辑的内部教材，收集了王岚、周传基、陈汉元、金开诚等人的文章，其中有许多是谈电视编辑和电视审美的，如王岚的《电视导演和剪辑》就谈到了电视导演与电影导演的一些不同之处，而陈汉元的《关于撰写纪录片解说词的一些问题》则从实践角度讨论了电视纪录片拍摄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和常见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影视文化》的上册中，收录了有关电视批评的三篇文章，即王非的《电视发展史》、任远的《电视的特性》和戴临风的《电视的特点》，这三篇文章可以视为当时理论界对电视批评的理论总结。
[20]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电影与戏剧：电视剧专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凡人小事〉：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新岸〉：从报告文学到电视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没有公开发行的尚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3年开始编辑的内部资料《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还找到了该校电视系导演教研室1981年编的内刊《中国电视剧本选》。地方台此时也开始了电视剧资料的整理，笔者搜集到的内刊资料就有《山东广播》编辑组1982年编辑的内刊《电视剧·广播剧资料》和山东电视台广播电视艺术团1982年编写的《电视剧创作资料汇编》，以及湖南广播电视事业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编辑的《湖南省广播电视历史资料：1930－1980》。其中湖南编的资料比较详细，尤其是广播志，但是电视资料文革部分稍嫌草率。
[21]［美］L．赫尔曼：《电影电视编剧知识和技巧》，朱角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这类译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周传基译介的美国影视学者沃尔夫·里拉的《作家与银幕：论电影与电视的写作》（长春电影文学刊授学院1979年版）。这类译介大多偏向于技术类，如英国伯纳德的《电影与电视特技效果的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22]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2年11月就出版了《1981年全国优秀电视剧获奖作品集》。
[23]1976年10月11日《福建日报》第四版
[24]《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25]《山东省志·广播电视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不过，该栏目后来成了知识介绍栏目，与观众的互动性质有所减弱，1987年3月停办。
[26]广东省情信息网：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10821＆siteid＝guangdong＆sitename．
[27]《黑龙江省志·广播电视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28]赵寻：《电视文艺的创业者——悼念金山同志》，《电视文艺》1982年第9期。
[29]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30]夏衍：《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人民日报》1981年4月15日。
[31]丁冰：《凡人不凡，小事不小——赞电视剧〈凡人小事〉》，《人民日报》1981年2月14日；梁光弟：《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从电视剧〈凡人小事〉谈起》，《人民日报》1981年3月18日。
[32]陈默：《动人心弦的〈凡人小事〉》，《人民戏剧》1981年第3期。
[33]冯温玉：《看电视剧〈凡人小事〉之后想起的》，《光明日报》1981年3月20日。
[34]殷占堂：《真实感人的小事：评〈凡人小事〉》，《大众电视》1981年第2期。
[35]《新华文摘》1981年第6期。该剧是于永和、陈文静根据1980年第3期《长春》月刊上杜保平的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的，最早刊载于《小剧本》1981年第4期，原著与电视剧有些出入。《吉林日报》刊出的《电视剧〈凡人小事〉与原著作者杜保平》对此还进行了追踪报道，参见1981年3月15日的《吉林日报》。
[36]黄良光：《改编者也需要熟悉生活——对电视剧〈女兵〉的一点看法》，《解放军报》1980年12月6日；葆成：《一部不真实的电视剧——评〈敌营十八年〉》，《北京艺术》1981年第4期。
[37]《当前电视剧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81年3月27日。
[38]黄会林：《质朴无华言简意丰——电视单本剧〈凡人小事〉读解》，《中国电视剧名篇读解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9]蔡晓晴：《真实地表现普通人》，《人民戏剧》1981年第12期。
[40]乔滋等：《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评甘肃电视台拍摄的几部电视剧》，《甘肃日报》1982年2月11日。
[41]卢扬：《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电视剧——评〈望富〉》，《大众电视》1982年第3期。
[42]石丹：《主观杜撰的故事必然歪曲生活——浅议电视剧〈美人蕉〉》，《广播电视杂志》1981年第6期。
[43]何钟辛：《假花再好也是没有生命的——拍摄〈湘乡巡礼〉新闻纪录片随想》，《新闻战线》1979年第6期。
[44]参见《银幕剧作》1982年第1期。
[45]廖娥珍：《历史片要把真实放在首位——访〈梅岭星火〉导演卢珏》，《文汇报》1982年8月7日。
[46]这一时期的拍摄散记还有张戈：《〈望乡之星〉友谊之花——随日本〈望乡之星〉电视摄影队工作散记》，《上海戏剧》1980年第1期；周邦坤：《栗原小卷在重庆——电视剧〈望乡之星〉拍摄侧记》，《戏剧与电影》1980年第3期；晏唐：《〈热河行宫风光〉拍摄散记》，《大众电视》1981年1月；《何时同举团圆杯——〈神秘的国画〉拍摄花絮》，《大众电视》1981年第1期；于今：《他山之石——观摩日本电视及电视剧的摄制散记》，《电视文艺》1982年第8期等。
[47]高飞：《从〈望乡之星〉的摄制工作看日本电视片的制作》，《光明日报》1980年6月19日。
[48]这一时期的导演手记还有：王犁：《〈蓓蕾〉导演随笔》，《大众电视》1982年第3期；潘霞：《我为什么拍电视短剧集——〈多棱镜〉导演随想》，《电视文艺》1982年第6期；滕敬德：《着意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电视剧〈夙愿〉导演手记》，《电视文艺》1983年第5期等。
[49]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50]孔令铎：《关于电视纪录片的几个问题》，《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2年试刊第3期。
[51]冀忠：《电视新闻纪录片杂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52]王纪言：《对电视远景画面表现力的再认识——电视片〈丝绸之路〉摄像创作谈》，《电视文艺》1982年第3期。
[53]裴玉章：《〈丝绸之路〉是一次成功、有力的对内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54]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55]郝佐：《电视新闻的特点》，《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56]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57]夏衍：《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人民日报》1981年4月15日。
[58]参见《南方日报》1980年10月12日。
[59]宋世雄：《我和体育实况转播》，《中国广播电视》1982年7月创刊号。
[60]夏衍：《杂谈电视剧——答〈电视文艺〉记者问》，《电视文艺》1982年第1期。
[61]郭信玲：《〈山道弯弯〉导演日记》，《大众电视》1982年第1期。
[62]黄永涛：《为繁荣电视剧好好服务——访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金山》，《光明日报》1982年1月29日。
[63]林默涵与萧乾的信件：《关于〈大地的深情〉的通信》，《人民日报》1982年1月17日。
[64]《电视文艺——本刊记者和许欢子同志的一次谈话》，《新观察》1980年第5期。
[65]按照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的统计，1980年的截止时间是1981年3月31日，所以比1981年少3部。
[66]《新闻宣传的形式与内容》，《山东省志·广播电视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67]周济：《上海电视新闻的改革尝试》，《新闻战线》1982年第6期。
[68]杨青：《新闻是广播电视的主体——吴冷西同志谈广播电视新闻》，《新闻战线》1982年第12期。
[69]张哲西：《对提高电视新闻质量的看法》，《新闻战线》1982年第10期。
[70]张映华：《电视新闻要讲究可视性》，《新闻战线》1982年第8期。
[71]叶家铮：《电视特性与电视新闻作品的主要特征》，《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72]祁小林：《关于电视新闻的两点浅见》，《新闻战线》1983年第3期。
[73]李平云：《故事片镜头在电视新闻中的运用》，《新闻战线》1982年第7期。
[74]林青：《电视新闻中不能运用故事片镜头——与李平云同志商榷》，《新闻战线》1982年第9期。
[75]吴冷西：《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新闻记者》1983年第4期。
[76]徐骏前：《办〈口播新闻〉有感》，《新闻战线》1982年第5期。
[77]周济：《电视新闻“社会性”初探》，《新闻记者》1983年第3期。
[78]按，根据周济的说法，这篇电视新闻评论的标题为《三千户居民为什么买不到米》
[79]潘永明：《一篇受欢迎的电视评论》，《新闻战线》1983年第5期。
[80]可能和政治环境有关，电视评论节目几乎不约而同地在80年代初的省台出现，除了上海电视台外，1981年，湖北电视台也开始在《湖北新闻》中增加电视评论，其方式为：“它直接就某一新闻事件，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及不良倾向，采取现场评论或开展讨论的方式进行评述。”参见《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1982年4月8日，广东电视台也播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条电视评论：《住手，国营林木不容盗伐！》参见广东省情信息网：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10821＆siteid＝guangdong＆sitename．
[81]海明：《电视要促进首都建设——批评性新闻拍摄散记》，《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
[82]裴玉章：《电视新闻片贵在凝炼》，《新闻战线》1982年第9期。
[83]湖北电视台：《电视新闻摄影改革初探》，《新闻战线》1983年第2期。
[84]这种电视剧连环画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电视与出版行业良性互动的先锋与实例，尤其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电视连环画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香港电视剧《霍元甲》（花城出版社1983年），也有进口电视剧如《排球女将》（岭南美术出版社1982年），甚至童话电视剧也被搬上了连环画，如《老虎和熊的故事》（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年），风格也不尽相同。在这股风气的助推下，1985年，中央电视台还编辑出版过《电视连环画》期刊，许多人把《百家讲坛》说成“成功开创了电视与出版产业合作的先河”，明显不符合史实。
[85]《山东省志·广播电视志》：“当时，由于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和电子工业的兴起，电视接收机急剧增长，电视观众越来越多，因而电视与电影、戏剧争夺观众的矛盾日益突出。电视台因形势所迫，不得不自力更生录制电视剧。”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86]《山东省志·广播电视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87]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88]程世鉴：《朴实含蓄，真挚动人——记本刊〈新岸〉座谈会》，《电视文艺》1982年第2期。
[89]陈庚：《陈庚和王岚的通信——关于电视剧〈新岸〉的讨论》，白雪：《真假刘艳华谈〈新岸〉》，方国伟等：《孙道临谈电视剧〈新岸〉》，都刊在《广播电视杂志》1982年第3期。
[90]分别为张真的《为〈武松〉叫个好》，文丁的《电视剧〈武松〉得失谈》，王汉平、赵长海的《谈荧光屏上的〈武松〉形象》，都刊在《电视文艺》1982年第5期。
[91]燕燕：《电视观众的心理漫谈》，《电视与戏剧》1982年第4期。
[92]顾国兴：《浅谈电视剧的音乐布局问题》，《广播电视杂志》1980年第3期。
[93]丁汕：《电视剧要重视语言、音响的录制》，《电视文艺》1983年第7期。
[94]郭汉斌：《涉及电视剧美学的三个问题》，《电视文艺》1982年第9期。
[95]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96]山东电视台为加强电视剧的生产，1981年5月成立了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此后，山东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的任务，由电视台文艺部转交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承担。这一决策加快了优秀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武松》全剧共分8集，1982年完成前3集。1983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安排在黄金时间播出《武松》的前3集，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趁势组建阵容强大的《水浒》剧组，并最终完成了影响深远的1983年版《水浒》的拍摄。（《山东省志·广播电视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需要说明的是，电视台成立广播电视艺术团并非山东一省的个例，各省卫视大多都有类似的艺术团体，如1981年4月，黑龙江省广播事业局在原黑龙江广播艺术团的基础上，也组建了黑龙江广播电视艺术团，（负责广播剧、电影、话剧录音剪辑的解说，拍摄电视剧和为译制片配音等任务。）参见《黑龙江省志·广播电视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97]薛英俊：《戏曲电视化探索》，《电视文艺》1983年第8期。
[98]［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99]《福建省志·广播电视志》：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68＆index＝118＆．
[100]《新闻学小辞典》，襄阳报社内部印制，1976年3月，分见第30、31页。
[101]徐光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10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3]赵寻：《电视文艺的创业者——悼念金山同志》，《电视文艺》1982年第9期。
[104]《大家都来支持电视剧——李连庆同志在优秀电视剧评选发奖仪式上的讲话摘要》，《广播电视杂志》1981年第2期。
[105]夏衍：《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人民日报》1981年4月15日。1982年初，夏老在答《电视文艺》记者问中再次提到“电视这一新生事物，是比电影、广播更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参见夏衍：《杂谈电视剧——答〈电视文艺〉记者问》，《电视文艺》1982年第1期。）
[106]方李敏：《李谷一“缠绵”〈乡恋〉引“异端”之争》，《新京报》2008年10月12日。
[107]裴玉章：《办出电视的特色来》，《新闻战线》1979年第6期。
[108]许欢子：《电视文艺——本刊记者和许欢子同志的一次谈话》，《新观察》1980年第5期。
[109]叶家铮：《电视特性与电视新闻作品的主要形式》，《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后收入叶家铮编：《电视媒介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0]任远：《论电视传播的特性》，《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后收入叶家铮编：《电视媒介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1]任远：《电视剧的主要特征》，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内部资料《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第1辑。
[112]叶家铮：《试谈故事影片与电视剧的异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内部资料《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第1辑。
[113]朱汉生编译：《电视剧中的“主导演员”》，《电视文艺》1982年第8期。
[114]回声：《电视剧与小说表现手法上的异同》，《上海戏剧》1980年第1期。
[115]冯冠军：《关于电视剧的特性》、文英光：《需要探索的问题——谈电视剧样式》，《电视文艺》1982年第5期。
[116]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吴素玲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7]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118]据记载，当时许多高校甚至把该栏目有些节目当作新生入学教材，（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19]参见张宗厚、陈祖声：《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
[120]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观后感大部分不是专业电视从业人员所为，作者往往来自各个阶层，他们的感受往往代表着一个阶层的感受。如韩子英的《广大农民热切地期待着——看电视剧〈珍珠情〉有感》，显然代表的是农民的感受（《安徽日报》1980年10月26日）。而深浅的《让乔厂长多些，再多些——评〈乔厂长上任〉》，则完全可以视为工人阶层的心声（《大众电视》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