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这是六年前（200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今天校读时，仍然心存感慨。

当年和业师黄会林先生确定选题后，我曾经两次想放弃选题，最终都被黄先生的苦口婆心外加勉励给阻止了。博士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当时黄先生为了让我静心做论文的苦心安排。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活动很丰富，当时学院的任何活动，黄先生都会特意告知联络人：“玉琦在做论文，你们别通知他。”对此，当时的我竟然浑然不觉。

中国电视批评史是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当时做论文时国内尚未有一部像样的专著面世（欧阳宏生先生主编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初版于2010年11月）。写作时，无论是理论参考，还是范式选择、材料搜集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敢揽下这个选题，是勇气，可能更多的是傻气。

要感谢的人很多，经常想起负笈福州的日子。感谢业师林继中先生对我的学术训练，颜纯钧先生对我影视研究的启蒙，向华、志拔、清华、水兴这些神侃的学友如今都天各一方了，长安山下的日子让人怀想。

感谢卓明、许波两位同门，2008年年底的一次聚会，卓明帮我找来了一大摞电视过期期刊，足有三十多斤，他从家里一直拎到咖啡馆。在许波单位神聊电影和文学的日子是惬意的，往往要到临近最后一趟地铁的时间方才不舍而归。

还要感谢淑梅、谭华，他们为我借书、还书、找资料，付出了很多汗水。

当然更要感谢丁亚平、胡智锋、王宜文、史可扬等答辩老师的修改建议，当时丁先生非常希望我继续沿着论文的思路做下去，编出中国电视批评理论长编来。

博士毕业后，尽管这些年自己一直未离开电视行业，但学术研究兴趣已经转移。今天重新校读论文，除个别地方作了订补外，缺点与优点大体一仍其旧。突然想起当年论文写作时黄先生的两个忠告：一是让史料说话，避免概念先行；二是论文要尽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惭愧，老师的要求很低，学生的成绩很差。如果说论文有一丝丝优点的话，可能就在于，我在中国早期电视批评史料的搜集上确实花了一些时间与精力，也挖掘出了一些少为人知的电视批评理论成果。这对将来研究中国传媒史，全面整理中国电视理论成果，或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