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背景分析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潮之起伏变化史上少有，本书把这个变化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前一个时期，带有浓烈个人崇拜倾向的极“左”思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在文化艺术界，不论是创作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被阶级斗争论所操控，而这肇始于毛泽东1967年对文化部的批示：“在文化领域内，尤其是在戏剧范围内，封建和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却被忽视”，“既然文化部负责文化事物，就应当注意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指导审查，认真改正。如果什么事情也不做，文化部就应当改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洋人、死人部。”[1]政治对文艺的干预程度终于达到极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把这种“文革”思维对文艺的影响方式总结为两种：
其中之一就是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创作看作是政治对艺术干预的结果：对个别作家进行猛烈的思想攻击，对文化机构进行彻底改组、甚至解散，使文艺生活几乎窒息；另一种则是仅限于对文学体系的变化进行研究。这种变化，尽管缘于政治，但影响文学的风格体系，诸如故事的解构、诗歌的形式以及舞台的套路。[2]
“三家村”事件和“胡风事件”正是前一种影响方式的结果，而样板戏的流行则恰好反映了后一种影响方式。从林彪事件到“文革”结束再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人们在六七年之中经历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这一阶段的社会思潮可以用“激烈动荡”来概括。
反映在文艺界，就是人们在左或右的疑惑与争论中被历史裹挟着冲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入口：
1976年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倾向，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前十年对文学和艺术非常荒谬可笑的控制以及强行用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习俗进行统一，不仅使文化生活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强迫市民取消了怀有情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种种限制在1976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变化明显。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虽然按国际标准还不够大胆，但是显然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爱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各种悲怆的结局——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书店、电影院和舞台上开始出现斑斓的色彩——许多禁书和新作品问世。西方著作被允许引进的规模之大为过去30年所未见。
外国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外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可以公开上演，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听（虽然台湾电台和香港电视节目仍被排除在外）。对于城市群众来说，实现由《红色娘子军》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转变是个令人惊叹的变化。[3]
这种转变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批判原则的反省，《绿原》杂志1980年第一期刊出吴元迈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批判原则》，文章首先对过去十多年来文艺界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进行了鞭笞：
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新文艺，理所当然地要歌颂和肯定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新人。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待这个问题，以为社会主义文艺只是一种歌颂和肯定社会主义现实及其理想的文艺，对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反面事物和消极现象可以置若罔闻，不去干预。[4]
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在肯定现实的同时，必须坚持它的批判原则，这是生活的需要。”
敢于披露现实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在文艺思想领域实际上已经触及文艺的真实性原则了。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文艺作品过多地描写理想势必背离生活的实际土壤而不近情理。《人民日报》1979年6月刊出黄会林的文章《真实是文学的生命》[5]，旗帜鲜明地呼吁文学的生命不在于政治水准，也不在于理想蓝图，而在于真实。这是十年动乱后文艺界比较早地对现实主义回归的呐喊，而且站在了文学性的角度，更重要的是把“真实”作为文章的标题刊出，彻底涤除了此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暧昧态度，不再遮遮掩掩。此后，对真实的呼唤成为文艺界的主流。《人民日报》1980年11月刊出陈望衡的文章《文艺的“真实性”就是合情合理》[6]，从情理的角度对文学片面走政治路线提出质疑，认为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是成功之作，首先要问它是否“合情合理”，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安徽文学》1980年刊发李士文的文章《“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形成评述》，文章梳理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形成史，指出“尽管建国十七年整个文艺基本是好的，但是就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命题和口号的过程而言，事实证明它一路都伴随着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事物的正常发展。因此，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抱着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放。”[7]
这样的思潮让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的人们看到了新的曙光，但是思维的改变必然伴随着痛苦的新旧博弈，习惯思维仍然占据着主流，唱政治决定论的仍大有人在，加上主管部门对思想界的争论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一时思想界甚为喧嚣。正是基于这样的喧嚣，胡耀邦适时发表了《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8]，《讲话》评论了三年来的小说、电影和戏剧情况，就戏剧《假如我是真的》的叙述立场着重谈了“如何看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问题、“关于干预生活和写真实”问题以及“揭露干部作风和教育人民的尺度”问题。《讲话》认为我们的言论、作品既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要担负起引导人民正确认识生活的责任。胡耀邦的讲话表达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文艺界思想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无疑对中国电视的创作划出了一条既不逾越政治红线又极具生活气息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