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批评格局
首先，从业界、学界层面而言，“文革”期间，整体的电视批评状况处在开倒车的情形中，电视批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退步，政治话语绝对性地压倒了行业话语。“文革”十年，理论刊物几乎都难逃流产的厄运，电视理论更不必说了。[15]仅《人民日报》《红旗》和《新华月报》没有遭遇变故，除此以外，便是遍地泛滥的红卫兵小报。[16]这些刊物十年间几乎没有刊登过关于电视艺术的论文，即使提到电视也是放在广播或者电影之后连带提及。原因不言自明，时局动荡，各大电视台都被造反派占领，除了播放批判大会和样板戏，几乎没有新节目出现，从何写出理论文章？
以一个个案为例来说明当时的电视批评状况。《文汇报》1971年1月6日第三版整版推出《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赞电视纪录影片〈沙家浜〉》，其中有篇文章的标题为《红军的传统代代传》，政治口号意味跃然纸上。
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短短几年间，电视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至1983年，发表过有关电视评论文章的报刊有：[17]
伴随着文学艺术界的全面复苏，在理论结集出版方面，电视领域也已经开始破冰。1982年，康荫的《新闻广播学研究》[18]分13章论述了广播的历史、本源、特征、路线、性质、作用、形式、风格、传统、队伍、领导和规律等有关问题，概括了新闻广播的某些经验，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广播，但是著作对新闻规律的探讨同样适用于电视，这是转折期比较早的理论专著。1983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副牌社——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王维超的专著《电视剧初探》。同年8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裴玉章的专著《荧屏前后：电视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这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两部理论专著，前者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部专著，后者则是长期耕耘于中国电视理论领域的学者裴玉章的个人论文集。这时候编选电视教材也已经开始起步，据笔者所知，最迟至1983年7月，已经有电视文艺（而非电视技术）方面的教材出现。[19]
此外，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电影与戏剧：电视剧专辑》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凡人小事〉：从小说到电视剧》《〈新岸〉：从报告文学到电视剧》尽管理论色彩不浓，但是把文学作品和电视剧本放在一起，附加点评，无疑也起到了加深人们对电视剧本质属性认识的作用。[20]国内的专著虽然有限，但引介国外的专著却也已经亮相了，比如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电影电视编剧知识和技巧》。[21]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已经有了优秀电视剧本结集出版的现象，[22]这种现象在此后的八九十年代很普遍，不过，在转折期尚不多见。
这一时期，业界的几次会议同样值得关注，它们真实记录了中国电视业界在此期间的思考。
续表
其次，我们不应该忽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这一时期的系列举措，这些举措一方面直接推动了中国电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舆论需求。从1967年1月1日起，北京电视台在节目开始时先播出毛泽东主席像和语录，这是“文革”思维开始占据电视的直接讯号。此后，但凡任何节目，毛主席语录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1969年5月26日，中央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增加“革命样板戏”播出时间。“革命样板戏”占全天播出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
福建电视台一周电视节目
（1976年10月12日—17日19：00开始）
10月12日（星期二）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国际新闻
（三）评剧：《向阳商店》（由北京评剧团演出）
10月13日（星期三）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福建电视新闻：
1．向狄文琏、徐玉凤、王惜耶同志学习大会
2．誓与工农画等号
（三）电视纪录片：《人民子弟兵第七号》
（四）福建简讯一九七六年第八、九号：
1．退彩礼
2．六名宽大释放人员回台湾
3．建瓯人民学大寨
4．围海造田
（五）纪录影片：《战歌嘹亮》《青春红似火》《跟旧观念决裂的好战士》
10月14日（星期四）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彩色科教片：《大型天象仪》
（三）彩色故事片：《锁龙湖》（上集）
10月15日（星期五）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福建电视新闻
1．福建维尼纶厂建成试产
2．办好地方工业促进农业生产
（三）彩色故事片：《青苗》
10月16日（星期六）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国际新闻
（三）少年儿童节目
（四）彩色动画片：《青松岭》
10月17日（星期日）
（一）试验转播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
（二）彩色动画片：《渡口》
（三）彩色故事片：《青春似火》[23]
图5 1976年福建电视台一周电视节目表
“文革”结束后，中央适时调整电视节目运营方针。1980年10月7日，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精神，会议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广播电视的性质、新时期广播电视的宣传方针、任务和奋斗目标。局长张香山作了题为《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报告，这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路”的方针，也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明确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982年11月，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视台台长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电视新闻改革问题，要求通过办好《新闻联播》节目，使中央电视台成为全国新闻舆论中心之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要成为当地广大群众获得新闻的重要来源之一。1982年11月30日，赵紫阳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广播电视要提高节目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加强节目的制作和传送手段，提高技术质量和人口覆盖率。”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部门对电视节目的主要要求。
再次，从受众层面而言，这一时期，观众的来信开始慢慢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进入80年代，观众来信甚至成为许多电视台的一个常设栏目。比如，湖北电视台开设《观众信箱》栏目，由两个年轻的播音员自编自播，内容都是根据观众来信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而组织的，这个栏目在电视屏幕上一露面，就受到观众的欢迎。[24]山东电视台1979年也开办了《电视与观众》栏目。栏目的主要内容一是回答观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二是介绍与观众密切相关的生活常识，如电视机的使用与维修，医药、保健知识等。1984年3月该栏目改名为《观众之友》。[25]广东电视台在1982年12月开设的新栏目也叫《观众之友》。这些以“观众”“之友”字样作为电视节目专栏名称的现象在80年代成为一股潮流，90年代之后几乎销声匿迹。它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电视复苏期，电视机构急于与普通观众建立情感共鸣的心态。进入90年代，当电视成为真正的“媒体霸王”后，霸气外露，观众的位置开始动摇，“看不看随你，反正不缺人。”于是，电视复苏初期的这种小心翼翼的对观众的尊重一去不复返，带有商业化气息的收视率开始慢慢抬头。
除了向受众征求电视节目形式的意见外，观众调查活动也开始频繁出现，如1981年12月，广东电视台再次对观众进行调查，征询改进电视工作意见，作为进一步进行新闻改革的依据之一。[26]1981年12月10日，黑龙江电视台在《黑龙江广播电视》节目报上登出《致电视观众》的公开信，就电视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向观众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对目前电视节目的设置、编排、播出等方面的意见；观众喜欢看哪些节目，不喜欢看哪些节目，希望办哪些节目；节目时间、顺序怎样编排好；收看电视节目的效果如何，经常出现哪些毛病；对电视台工作还有哪些意见和要求等。[27]可以说，这些内容较全面地代表了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