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从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前身北京电视台送出第一帧视频开始，电视这个现代化的宁馨儿终于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大地扎根。
可以想见，最初的电视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众媒体，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当时电视只能在一些大城市，一些特殊阶层的小范围生活圈内流布。所以，就媒介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而言，当时的电视远不及同期的广播和报纸。与之地位相适应，中国早期的电视批评从整体上讲都在广播体系内进行，当时的电视批评基调是：电视只是广播新增加了一项功能而已，本质上讲，电视仍然属于广播。基于这个论调，中国早期电视批评文献中，大量的批评都属于经验总结，几乎没有多少业外人士对电视节目发表像样的评论。也是受到这个基调的影响，中国电视业界的电视批评范式便鲜明地带上了广播习气。本文从节目名称、节目功能、节目运作、理论阵地等几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早期的电视批评是以广播批评为基本范式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电视批评发生期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但是，这些批评多属于经验批评，真正对中国电视的社会批评发出第一声号角的是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按照中国电视的筹备进程，无论如何，1958年5月1日是不能开播的，但是，当获悉当时的台湾地区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于1958年10月开播的消息后，广播事业局领导下决心要抢在台湾地区前头完成开播，于是有了今天中国电视的生日：1958年5月1日。[1]实际上，中国电视“早产”的特点也说明，在发生期，对中国电视批评起决定作用的是也只能是政治，业界要做的仅仅是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于是在中国电视的发生期，主流意识形态部门和业界平分了中国电视批评的天下。
我们仍然要注意到，这两大势力尽管是一主一宾，宾为主服务，本没有产生冲突的可能，但是，在一些离政治话语距离较远的领域还是发生过争锋。如关于直播电视剧的属性问题，赵玉嵘认为直播电视剧不是电视剧的常态，电视剧的发展一定是朝录播方向前进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就遭遇到了抵制和批判，抵制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认为直播电视剧存在的理由就是政治宣传，而评价政治宣传好坏的一个硬性标准就是直播电视剧与政治宣传口号之间的时隔要尽可能短，跟进政治宣传要尽可能快。于是，我们有了恐怕世界电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两天时间直播一个电视剧的创举。[2]
今天看这场争论，其实质无疑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艺术的一次较量。从电视批评的角度看，也可以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业界的一次思想交锋。
当然，这样的交锋和论争在中国电视批评史的长河中不算少数，但是能够引起全社会知识阶层广泛共鸣的，最早恐怕要数1980年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单本剧《凡人小事》——这已经是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转折期了。由于“文革”过于泯灭个人存在价值的宣传造成的巨大情感真空，《凡人小事》一推出，产生的轰动效应在今天来看都是难以企及的。如北京军区后勤部署名“赵连玉”的观众在给中央电视台的信中就说：“看完《凡人小事》，引起我心灵上极大的共鸣。我实在失去了自控能力，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我只是千百万凡人中的一个，感谢你们为广大凡人呐喊！”[3]也正是在《凡人小事》的理论批评上，中国电视理论界开始占据重要话语权，这表现在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称赞这部电视剧，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夏衍在《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一文中就提到“《凡人小事》很好，受到观众——特别是教育界的欢迎。”[4]《人民日报》连续两期刊出了专家文章：丁冰《凡人不凡，小事不小——赞电视剧〈凡人小事〉》和梁光弟的文章《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从电视剧〈凡人小事〉谈起》。[5]《人民戏剧》刊出陈默的文章《动人心弦的〈凡人小事〉》[6]，重点探讨了该剧的故事情节。冯温玉《看电视剧〈凡人小事〉之后想起的》赞扬了该剧的现实主义精神。[7]殷占堂的《真实感人的小事：评〈凡人小事〉》也抒发了作者对电视剧贴近生活的感慨。[8]也正是由于这部电视剧引来如此多的热议，《新华文摘》破例第一次完整转载刊出该剧的剧本。[9]
尽管《凡人小事》一举成功，但是关于电视剧属性的认识此时却成了理论的热点。如《新闻战线》1980年第7期刊出编辑部对许欢子的一次专访，主要就是想向大家介绍什么是电视剧。[10]几乎同时，《戏剧艺术》1980年也刊出祖文忠、晓枫的《漫谈电视剧》一文，说的也是电视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问题。[11]中国电视批评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错位，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
对中国电视转折期而言，电视批评标准的变化是一个不可不提的现象。虽然还没有完全转到艺术标准上，但是，显然政治标准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开始被打破。伴随着“真理问题大讨论”，“真实”成为当时电视批评所习用的语汇。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导演蔡晓晴在手记中谈到，要“真实地表现普通人”“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12]。《甘肃日报》也刊出乔滋等人的剧评《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评甘肃电视台拍摄的几部电视剧》[13]。这些仅仅是“真实”大讨论中两个代表性的声音：一个在首都北京，一个在祖国西部边陲。
我们要意识到，电视批评标准之所以会发生转变，理论界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内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彼时的中国电视批评正在走向业界、理论界和主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三足鼎立的格局，关于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大讨论是当时三足交锋的绝好例证。
频繁的专题研讨会是中国电视批评进入到发展期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我们稍加归拢，就能举出不少例子，如：电视剧《红楼梦》研讨会、电视剧《围城》研讨会、电视剧《努尔哈赤》研讨会、电视剧《家·春·秋》研讨会、电视剧《渴望》经验交流会、电视剧《雷雨》座谈会、电视剧《苍天在上》研讨会，等等，前所罕有。我们以80年代《红楼梦》播出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研讨会为例：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吸引了一大批热心的观众，收视率高达60%以上。观众和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了总结把古典名著搬上屏幕，拍成大型连续剧的艺术经验，六月下旬，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国红学会、《中国电影报》、《中外电视》编辑部在京联合举办了“电视剧《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著名红学家、影视艺术家及观众代表四十余人。[14]
我们不妨列出各方代表最关心的内容：
影视艺术家：古典名著的改编问题；
业界：古典名著怎么拍才能吸引人的问题；
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能否表现封建家族走向没落的问题；
红学家：能否贴近原著的问题；
观众代表：能否有更多名著搬上电视的问题、电视剧和名著的关系问题。
这些利益方的诉求几乎没有交集，相对而言，倒是观众的利益诉求最广泛，几乎所有议题他们都感兴趣。
这种格局在当时极具典型意义。产业、商业利益代表虽然尚未正式进入，但是绝不意味着它们尚未诞生，除了前文所列举的例子外，我们还可以从两篇关于电视剧市场的文章中窥见商业力量上升趋势之一斑：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发展，电视剧越来越偏离其精神产品的内蕴，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拍电视赚钱的大潮吸引了影视圈以外的公司、投资者投入到电视剧大生产运动中，由于从剧本到拍片、销片都处于低水平参与、低层次竞争的无序状态，最终又使电视剧陷入了一个产量扶摇直上而质量直线下跌的怪圈。据中宣部文艺局消息，近年全国电视剧真正赚钱的只有20%，另有20%持平，而60%是亏本或者是不计回报的。[15]
这是90年代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真实写照，我们也知道进入90年代，“市场”和“电视剧”两个词开始走到了一起。赵抗卫的《电视节目市场及其趋势的探索》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那种‘权利平等、契约自由’的经济法人的特点也日渐明显地反映在艺术品的生产与交换中，每个人都有选择娱乐样式的自由，各式人等都有从艺术娱乐中得到审美愉悦的需要。那种几亿人口几个戏，一个领导一句话，全国百姓都看一种节目的年代肯定已经过去了。当前电视节目的生产及市场其实也正在反映这种必然的规律。[16]
文章对电视剧节目市场趋势的预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电视批评格局中商业利益派崛起的预言。
所以到了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期，五个电视批评的话语极已经基本形成。简要地说，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而言，他们对电视批评的要求是：放之有度，持之有节。无论是“自由化”的讨论还是关于《河殇》的批判，都显示出他们的立场。从学界层面来说，电视理论的觉醒期已经到来，“电视是否是艺术”的讨论和建立中国影视美学体系的提出成为觉醒期的重要表征。对业界层面而言，戏曲电视片最早成为他们关注的试验田，纪录片成为业界享受话语权最充裕的地盘。对商业层面而言，电视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成为商界精英们角逐的大操场，尽管此时他们在电视理论史上的声音尚且微弱。对普通观众而言，他们除了享受电视提供的消费娱乐之外，参与电视节目的意识开始萌兴，这为21世纪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在新世纪的关口，一部更加波澜壮阔的电视批评史正在拉开大幕……
【注释】
[1]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4页。
[2]如1959年，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后的第一部电视剧《党救活了他》是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编写的，电视剧从选材到播出总共不到两天。
[3]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4]夏衍：《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人民日报》1981年4月15日。
[5]丁冰：《凡人不凡，小事不小——赞电视剧〈凡人小事〉》，《人民日报》1981年2月14日；梁光弟：《引导人民提高精神境界——从电视剧〈凡人小事〉谈起》，《人民日报》1981年3月18日。
[6]陈默：《动人心弦的〈凡人小事〉》，《人民戏剧》1981年第3期。
[7]冯温玉：《看电视剧〈凡人小事〉之后想起的》，《光明日报》1981年3月20日。
[8]殷占堂：《真实感人的小事：评〈凡人小事〉》，《大众电视》1981年第2期。
[9]《新华文摘》1981年第6期。该剧是于永和、陈文静根据1980年第3期《长春》月刊上杜保平的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的，最早刊载于《小剧本》1981年第4期，原著与电视剧有些出入，《吉林日报》刊出的《电视剧〈凡人小事〉与原著作者杜保平》对此还进行了追踪报道，参见1981年3月15日的《吉林日报》。
[10]《新闻战线》编辑部：《电视剧散谈》，《新闻战线》1980年第7期。其实，早在1979年6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已经有了一篇类似的文章，题目就叫《什么叫电视剧》。
[11]祖文忠、晓枫：《漫谈电视剧》，《戏剧艺术》1980年第3期。
[12]蔡晓晴：《真实地表现普通人》，《人民戏剧》1981年第12期。
[13]乔滋等：《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评甘肃电视台拍摄的几部电视剧》，《甘肃日报》1982年2月11日。
[14]《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电视》1987年第5期。
[15]朱汉颂：《电视剧市场：走出低层次竞争》，《江苏政协》，1998年第8期。
[16]赵抗卫：《电视节目市场及其趋势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