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释及其误解者
我在名为《实用主义》一书中对真理的解释继续遭遇到持续的误解，我在此忍不住要对此做出最后的简短回应。我的观念也许应该遭到批驳，但是如果它们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它们就不能得到合理的批评。目前的误解有一个怪异的特点，它表明人们对于实用主义采取的具体立场是多么不熟悉。熟悉一个概念的人会在其中游刃有余，一个暗示就能使他们彼此会意，谈话时也不必处处小心。从结果来看，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过于相信人们的智慧，结果在很大地方用词不慎。我们本不应该表达得太简略。批评者对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词吹毛求疵，只关注我们的话语中使用的词，而拒绝体会其精神实质。这似乎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整个观点纯粹不熟悉。我认为这也表明，第二个阶段的反对意见不够诚恳；这种反对意见表达在这样一句陈腐的话中，即实用主义的“新的不是真的，而真的不新”。如果我们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说出新的东西，我们的意思为什么又是如此绝望地难以理解呢？不能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我们话语的含混上，因为我们在其他话题上成功地为人所理解。但是，报复性的指责是低级趣味的表现；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我提到的这些误解是下述原因造成的，即在我那本由通俗的演讲汇编而成的书里，真理学说被许多其他见解包裹着，但它未必包含这些见解，结果读者很自然地感到困惑。我对此应该承担责任，还同样应该对遗漏一些明显的告诫负责，对此下文现在将作出部分补充。
误解一：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实证主义的翻版。
这似乎是最常见的错误。怀疑论、实证主义、不可知论在以下方面与普通的教条式的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即它们都预先假定，每个人都知道“真理”这个词的意思，它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话，前几种学说或者是暗示或者是宣称，真正的真理，即绝对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欣然接受相对的或现象的真理作为离它最近的最佳替代物。这被怀疑论当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态，而实证主义和不可知论却对此很满足，把真正的真理称作酸葡萄，认为现象真理足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实际”目的。
事实上，没有比实用主义对真理的阐述离所有这些更远的了。它的论点完全是以前就有的。它在那些其他理论开始的地方停了下来，满足于对真理一词的定义。它问道，“无论宇宙中存在的心灵拥有真理与否，真理的观念理想地说到底指什么意思？”“万一真的判断存在的话，它们是什么样的东西？”实用主义提供的答案旨在涵盖能想象出的最完备的真理，你可以称之为“绝对”真理，以及最相对和不完美描述的真理。假如真理的确存在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显然属于一个纯粹思辨的探究领域。它不是一个关于某种实在的理论，也不是有关什么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可能的的理论；它完全从特殊词语中抽象而出，对其中两个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本质进行界定。
正如康德关于综合判断的问题是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想到的一样，实用主义者的问题非常微妙，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现在公开讨论它的时候，那些教条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似乎都没能理解它，他们认为实用主义者正在探讨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指出（我在引用一位批评者的原话），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更大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无法解决的，我们对真正认识的需要是虚假的、空幻的，我们的理性不能深入到实在的根基，因此不得不完全转向行动。”没有比这种误解再糟糕的了。
误解二：实用主义主要是对行动的诉求。
我不得不承认，“实用主义”这个词暗示着行动，这个名称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误解。可是，如果批评者对这种研究的本质视而不见，用什么样的词都不能保护这一个学说免受批评；当席勒博士谈起观念的有效“作用”时，批评者想到的唯一事情是它们在物质环境下的直接作用：它们能使我们挣到钱，或者获取类似的“实际”利益。当然，观念的确能这样起作用，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但是它们也在心灵世界里不确定地起作用。我们的批评者忽视了这一基本见解，他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总体上只适用于工程师、医生、金融家和行动者，这些人需要某种粗糙的、现成的世界观，但却没有时间和智慧去研究纯哲学。这通常被描述为典型的美国运动，是一种被剪短尾巴的思想体系，对大街上的普通人极其适合，因为他们天生痛恨理论，想立即得到金钱上的回报。
当然，实用主义起初提出的高雅理论问题一旦被解答，一些次级的实际结果就会接踵而至。研究表明，在称作真理的这一函数中，以前的实在不是唯一的自变量。由于我们的观念是实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变量，而且，正像它们遵从并适合其他实在，其他实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并适合它们。当它们把自己添加于存在之上，它们部分地重新决定了存在物，结果，实在作为一个整体看上去不能被完整地加以界定，除非观念也一直被考虑在内。这种实用主义的学说把我们的观念展示为实在的补充要素，它为人的行动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窗口（既然思想是行动的促动者），也为思想上的独创性创造了丰富的机会。但是，没有比忽视先前的认识论大厦更愚蠢的做法了，因为这些大厦就是窗口所在之处；认为实用主义开始并结束于这个窗口也同样愚蠢。然而，我们的批评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样做了。他们忽视了我们首要的一步及其动机，把与行动的联系看作是首要的，而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次要成就。
误解三：实用主义者放弃了信奉外显实在的权利。
在批评者看来，通过使我们信念的真理性取决于其可证实性，即这些信念对我们确实起作用的那种可证实性，实用主义者放弃了信奉外显实在的权利。斯托特教授在1897年10月的《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本来应该倍受赞赏和令人鼓舞的评论，但是它批评席勒说，这种对真理的看法可能引导席勒（如果他真正意识到其学说的效果的话）走向荒唐的后果，使他不能真正相信另外一个人患有头痛，即使头痛真正存在于那个人身上。席勒只能“假定”头痛的存在，而这样做是为了这个假设对他自己具有的操作价值。这个假设引导者他的某些行为，并导向有利的结果；但是他一旦完全明白这个假设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是真的，那个他人真正患有头痛这个事实对他来说就不再（或不应该再）是真的。使得这个假设极其珍贵的一切然后都会消失：他对其同伴的兴趣“变成伪装下的自私自利，他的世界变得冷酷、无趣、无情。”
这种反对意见给实用主义的论域带来了奇怪的混乱。在那个论域里，实用主义者发现了患有头痛或其他感觉的人，也发现了假定那种感觉存在的另外一个人。问到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假设是“真的”时，实用主义者回答说，至少对假设者来说，该假设的真只与相信它在他身上产生的满意度的更大总和成正比。这里令人满意的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指相信假设对象的存在，即相信另一个人的真正存在的感觉。但是，只要不信“使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变得冷酷、无趣、无情”（用斯托特教授的话来说），那么不相信那种感觉的存在如何能令他满意呢（尤其是如果假设者本人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的话）？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不信在这种条件下是相当不可能的，除非世界已经因其他理由可能被弄得冷酷无情。而且，相信头痛对实用主义者的论域所假定的主体来说是真的，既然这种信念对为了认识论目的而假定这整个论域存在的实用主义者来说也是真的，那么它在那个论域中为什么不是绝对真的？被相信的头痛是那里的一个实在，没有任何存在的心灵会不相信它，无论是批评者的心灵还是其批评对象的心灵。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的批评者还能拿出对真理的更好解释呈现给我们吗？
第三个误解就讲到这里，它只不过是下一个更广泛误解的具体表现。
误解四：实用主义者在认识论上都不可能是实在论者。
这被认为是产生于实用主义的一个论断，即我们信念的真理性一般来说在于信念能带来满意。当然，满意本身是一个主观条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真理整个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主体随后可以随意制造真理。这样，真信念就变成了随意的偏好，割断了对经验的其他部分应负的所有责任。
很难原谅对实用主义见解的这种拙劣解释，因为这是对实用主义论域的断章取义。构成该论域的语汇肯定不允许对那里所定义的认识的功能做出非实在论的解释。在那里，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的认识论者设定了一个实在和一个拥有观念的心灵。现在他问，什么能使得这些观念对那个实在来说是真的呢？一般的认识论满足于一种模糊的陈述，它会说观念必须要“符合”或“一致”；而实用主义者则坚持更具体的东西，他会问这种“符合”可能具体意味着什么。他首先发现，观念必须指向或导向那个实在，而不是其他；他然后发现，这些指向和导向必须带来满意作为结果。至此，实用主义者几乎与那位无精打采的普通认识论者同样抽象；但是随着他进一步界定自己的观点，他变得更加具体。理智主义者与他的整个争论涉及这个具体性，理智主义主张，更含混、更抽象的解释在这里是更深刻的解释。具体的指向和导向被实用主义者看作是实在和心灵归属的同一个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作用，充当中介并起证实作用的这些经验片段，使居于一端的心灵和居于另一端的实在结合在一起。至于“满意”，它根本不是指由某个不确指的存在所感觉到的一般意义上抽象的满意，而被认为是由具体存在的人实际上在他们的信念中确实找到的各种满意（注意这个词是复数形式）组成。由于人天生习惯于事实，我们发现相信其他人的心智、独立的物质实在、过去的事件、永恒的逻辑关系能令人满意。我们发现希望令人满意。我们经常发现停止怀疑令人满意。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一致性令人满意，这种一致是目前的观念与我们心理才智的整个其他部分之间的一致，包括我们的所有感觉，对于像与不像的直观感觉，以及我们以前获取的所有真理。
实用主义者也是人，一般来说，他也会想象自己对“实在”的信念比反对者的更真，这种信念构成了他讨论认识论的基础，因此，他愿意把我们的各种满意当作导向实在的可能真正真实的向导，而不是仅对我们来说真实的向导。他的反对者似乎在此有义务明确地说明，既然这些满意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它们为何不能产生“客观的”真理。满意所伴随的信念“设定”了假设的实在，与它相“符合”并“一致”，以完全确定和可指派的方式“适合”于它，这一切都要通过构成其证实过程的一连串思想和行动实现；因此，仅仅靠坚持抽象地而不是具体地使用这些词语，根本不能将实用主义者赶出战场——他更具体的解释实质上包括了其批评者的解释。如果我们的批评者对某个真理有什么确定的观念，比我们提出的那种真理观有更客观的基础，他们为什么不能更雄辩地把它表达出来呢？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令人想起黑格尔所说的一个人，那个人想要“水果”，但拒绝接受樱桃、梨子和葡萄，因为它们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水果。我们给他们一满罐一夸脱的东西，而他们却嚷嚷着要空洞的一夸脱容量。
可是，我此处听到某个批评者反驳如下：“如果各种满意是产生真理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对于错误经常令人满意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你做何解释呢？再者，另外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某些真信念可能导致最痛苦的不满，你又对此做何解释呢？可见，不是信念所带来的满意，而是信念与实在的关系，是决定它真的一切，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假如不存在这种实在，而满意仍然存在：那么这些满意不就有效地产生假了吗？这样，它们能被明确地当作真理的创造者吗？正是一个信念与实在的固有关系，给我们带来了那种特定的真理-满意，与之相比，所有其他满意都是最空洞的谎言。因此，真正地认识带来的满意是实用主义者应该考虑的唯一东西。实用主义的反对者很乐意承认满意是一种心理情绪，但是，它他仅承认它是真理的伴生物，而不是其构成部分。构成真理的不是情绪，而是正确地认知实在的纯逻辑或客观功能，实用主义者显然没能将这一功能降低到更低的价值。”
像这样的反实用主义论调在我看来是一连串混淆。首先，当实用主义者说“不可或缺的”时，他弄混了这个词与“充分的”。实用主义者说各种满意对真理的确立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在各处都说过它们是不充分的，除非也附带导向实在。如果假定的实在被从实用主义者的论域里取消，他会直接给剩余的信念冠以虚假之名，而不顾它们带来的所有满意。无论对他还是对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不存在能判定真的东西，就无所谓真理。除非某个被反映的物质给观念以认知上的光耀，否则观念只不过是平淡无奇心理的平面。这解释了我作为实用主义者为什么从一开始如此小心翼翼地设定“实在”这个概念，以及为什么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一直在认识论上是一名实在论者。
反实用主义者还犯了另一个混淆错误：当我们着手向他解释真理的正式意义时，他错误地想象我们同时想为它提供一个保证，试图定义出他能有把握地在物质上占有真理的场合。我们让真理依赖于如此“独立的”一个实在，以至于当它存在时，真理才能产生，当它消失时，真理也会随之消失，这令反实用主义者这种幼稚的期望落了空，所以他判定我们的描述是不令人满意的。我怀疑，在这种混淆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混乱，即不能充分区分真理和实在这两个概念。实在不是真的，它们只存在；信念对它们来说才能为真。但是我怀疑，在反实用主义者的心目中，这两个概念有时互换了它们的特性。我担心，实在本身被当作是“真的”，而真的被当作了实在。然后他们假定，只要你告诉了我们其中一个，就等于是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真观念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或者至少不靠外来帮助就能产生，它在认知上拥有的那个实在。
对这种绝对唯心主义的要求，实用主义只能用其无可奈何的态度表示反对。实用主义认为，如果存在真理，实在和有关实在的信念必须协力去创造它；但是，实用主义绝不会自以为能确定是否存在真理，或者确定一个人怎样确保自己的信念拥有真理。那种卓越的真理-满意——它可能使一个信念在其他方面令人不满，被实用主义者简单地解释为对一致状态的一种感觉，这种一致指与从前的真理或假定的真理之间的一致，而个人全部的过去经验可能使他拥有了这些真理。
但是，此处实用主义者的敌人会问：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不都确定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吗？这使我们过渡到下一个误解。
误解五：实用主义者所说的跟他们这样说是不一致的。
一个与我通信的人表达其反对意见如下，“当你对听众们说‘实用主义是有关真理的真理’时，第二个真理有别于第一个真理。有关第二个真理，你和听众之间不存在分歧；你没有给听众自由，听凭他们根据真理对他们各自的使用是否满意地产生作用，对真理进行自由取舍。可是，应该描述并包括第二个真理的第一个真理却肯定了这种自由。因此，你说话的意图似乎与内容之间存在矛盾。”
一般的怀疑论总是会受到这种典型的诘难。理性主义者对怀疑论者说，“每当你们表达怀疑的立场时，你不得不将之教条化；于是，你的生活总是不断与你的论点发生矛盾。”人们可以料想，如此陈腐的论点根本无力消解一般怀疑论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状况很可能使某些理性主义者自身开始怀疑，这类即时的逻辑反驳究竟在扼杀鲜活的思想态度上是否是致命的方式。一般怀疑论是一种拒绝得出结论的活生生的思想态度。它是意志的永久冬眠，在对连续出现的每一个论题的反应中一点一点地觉醒，你无法用逻辑消灭它，正像你不能消除固执或恶作剧一样。这是它特别恼人的原因。持一贯怀疑立场的人从不会把自己的怀疑态度表述为形式化的命题：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习惯。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跟我们一起说“是”，而他却带着挑战的姿态退缩回去，但是他又不是没有逻辑的或愚蠢的；相反，他经常以其理智上的优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理性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真正怀疑论，而他们的逻辑甚至没有触及到它。
逻辑也不再能消除实用主义者的行为：他说话的行为远远没有发生矛盾，而是准确地为他谈论的事情提供了例证。他谈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其中的一部分是：当具体看待真理时，它是我们信念的一种性质，而这些信念又是伴随各种满意而产生的各种态度。周围聚集着满意的那些观念主要只是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挑战或召唤即将产生并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就是这样一种挑战。他发现接受这一挑战是令他极度满意的，并依此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人是善于交际的，他们试图传播自己的信念，引起模仿，影响他人。实用主义者想，你为什么不也发现这个信念是令人满意的呢？并立刻努力改变你的信念。这样，你和他将产生同样的信念；你站在真理的主观性一端，如果实在同时存在并站在真理的客观性一端，那么你的一端将成为客观的、不可颠覆的真理。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一切中没有发现任何自相矛盾。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实用主义者表达自己观点的行为令人羡慕地展示了他的普遍公式；在所有认识论者中，他也许是唯一一位无可指责地前后一致的人。
误解六：实用主义并不解释真理是什么，而是只解释如何达到真理。
事实上，实用主义对二者都做出解释，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真理时也附带着告诉了我们真理是什么，因为，如果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它怎样被达到呢？如果我告诉你如何到达火车站，我不是也隐含地告诉了你什么——即那个建筑物的存在和性质了吗？当然，“如何”这个抽象的词与同样抽象的“什么”这个词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具体事实的论域，你不可能将“如何”与“什么”分割开来。我发现相信任何观念为真能令我满意的理由，即我如何达到了那个真理，可能恰恰是这个观念实际上是真的一些理由。如果不是这样，就请反实用主义者向我清楚地解释一下其中的不可能性。
在我看来，他的麻烦似乎主要产生于他固有的无能：他不能理解一个具体的陈述如何可能像一个抽象陈述那样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在上文说，我们和批评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具体之于抽象的争论。现在是进一步展开这一讨论的时候了。
就目前的问题来看，由观念引起的经验的联系在观念和实在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些联系构成了——并且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就是——观念与那个实在之间可能产生的具体真理关系。实用主义者指出，当我们说观念“指向”实在、“适合”它、与它“相符合”或“一致”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些联系——这些联系或其他类似起中介作用的各种系列的证实过程。这些中介事件使观念成为“真的”。如果观念存在的话，它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因此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单数的真理对复数的真理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集合名称，后者总是由各种系列确定的事件组成；他认为，理智主义所说的任何一种这类系列的真理——即内在的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称，用来指它实际的真实性，指这样一个事实：那里的观念以我们认为满意的方式确实导向了所假定的实在。
实用主义者本人并不反对抽象。粗略地讲，或“简而言之”，他像其他人一样依赖抽象，在无数情况下他发现，抽象东西的相对空洞使它们成为他所遇到的太多事实的有用替代品。但是他从不赋予它们更高层次的实在性。对他来说，真理的完全实在性总是某中证实的过程，其中真正连接观念和对象的抽象属性以起作用的形式得以体现。同时，能抽象地并脱离其作用来谈论其属性，发现它们在无数情况下是相同的，使它们“脱离时间限制”，谈论它们与其他类似的抽象东西之间的关系，这些做法也是永远有用的。因此，我们就形成了事前的柏拉图式理念的整个世界，一些可能的世界，虽然它们都只有在事物中才有效地存在着。那里存在着每个人都经验不到的无数种关系，例如，在音乐关系的无限世界里，安肯·冯·塔罗的音符早在普通人的耳朵听到它们之前就是一个优美动人的旋律了。未来的音乐现在也这样沉睡在那里，等待着事后被唤醒。或者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几何关系的世界，π的第1000位数就沉睡在那里，虽然还没有人试图计算出它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举出“适合”的世界作为例子，有无数件外衣“适合”人的臂膀，有无数双靴子“适合”人的脚，虽然它们并不一定实际上被试穿过；有无数块石头“适合”墙上的洞，虽然没有人实际上曾经将它们塞入其中。同样地，有无数见解“适合”实在，有无数真理是有效的，虽然还没有人思想它们。
对反实用主义者来说，这些先验的永恒关系都是对具体关系的预设，拥有意义深刻的尊严和价值。我们的观念在证实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与在这些关系中这种无形真理的“获得”相比，简直就是一钱不值。
相反，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些无形的真理是静止的、苍白无力的、相当空洞的，而充分的真理是给人以活力、富有战斗力的真理。假如真理永远处于那种以基本的、超越时间的“一致”为特点的储藏库里，从来没有体现在人的活生生的观念为证实自身而开展的奋力搏斗中，那么，人们能否设想真理的沉睡性质已经被抽象或冠以名称呢？当然，假如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臂膀、脚或墙洞去被适合，“适合”的抽象属性也不会被冠以任何名称。存在的真理是伴随见解之间的实际竞争而产生的。基本的真理，即理智主义者所说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没有人思想的真理，就像一件适合的外衣，虽然还没有人试穿过它，就像尚没有耳朵听过的音乐一样。它不如被证实的东西更真实，而不是比它更真实；把更高程度的荣耀赋予它似乎无异于一种不近情理的抽象崇拜。同样地，一支铅笔也可能坚持认为，外部轮廓在所有图形描述中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指责油画笔或照相机忽略了轮廓，忘记了它们的画不仅包含整个轮廓，也包括上百个其他东西。实用主义的真理包含了理智主义真理的全部和上百个其他的东西。可见，理智主义的真理只不过是可能的实用主义真理。在无数情况下，人会用可能的真理或可证实性代替证实过程或实际的真理，对于这一事实，除了实用主义者之外其他人不会过于看重：因为他强调这一习惯的实际效用。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认为可能的真理（这种真理不够有活力，还没有被确认、被质疑或被驳斥）在形而上学上是先验的东西，而实际的真理对它来说只是派生的和从属的，当理智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实用主义者指责他们颠倒了真实的关系。可能的真理仅仅意味着实际的真理；实用主义者坚持认为，实际的真理在逻辑次序上以及在存在的次序上都处于优先地位。
误解七：实用主义忽视了理论兴趣。
如果不是因为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时的语言倾向，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即兴的语言习惯过多地指望读者的宽宏大量，这种指责绝对是肆意的诽谤。当我们说观念的意义在于它们“实际的”结果时，或者提到我们的信念给我们带来的“实际的”不同时；当我们说一个信念的真理性在于其“作用”价值等等时，我们使用的语言显然有些太粗心，因为我们用“实际的”这个词时几乎被一致地认为它与理论的或纯认知的是对立的，人们如期地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眼中的真理与任何独立的实在、其他任何真理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它们只与我们可能视为基础的行为有关，或者与它们可能带来的满意有关。我们被指责说，根据我们荒唐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假如观念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仅仅它本身的存在就能证明其完全的真理性。把这种垃圾观点郑重地扣到我们头上，还源于两个其他状况。首先，观念从狭义上来讲确实是有实际用途，这有时包括假的观念，但是最常包括我们能用其全部引导的总数加以证实的那些观念，以及其对象的实在性可因此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应该先于并独立于其效用而是真的，或者说它们的对象应该真正存在于那里，这恰恰是这些观念有那种效用的条件：它们连接我们的对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充当对象替代物的观念也变得重要起来。观念的这种实际作用方式是促使原始人在心目中喜欢真理的第一个原因；而这种后继的效用埋藏于真信念所典型地表现出的所有其他好的作用中。
第一个导向误解的状况是席勒和杜威对下述事实的强调：除非真理与心灵的暂时困境相关，除非真理与“实际的”情境密切相关——这里指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困惑，否则极力促使该真理产生就没有任何意义。它与同样状况下的假一样都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的兴趣。可是，我们的困境和困惑为什么在此不能是理论上的且同时也是狭义地实际上的呢？我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对此做出解释。他们仅仅是假定实用主义者都对纯理论不感兴趣。我使用过观念的“兑现价值”这个词，一个给我写信的人请求我放弃这种用法，“因为每一个都认为你仅仅指金钱上的得失”。我说过真是“方便的思维方式”，对此，另外一位学识渊博的写信人做出下述反驳：
“方便这个词没有别的意思，仅指自利。对它的追求最终以全国银行的一些官员进入监狱而告终。一种导向这种结果的哲学肯定是不健全的。”
但是，“实际的”这个词习惯上用起来很松散，以至于使用它时有更大的随意性也是意料之中的。当人说一个病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康复了，或者说一个事业实际上已经失败了，这个人通常的意思跟“实际上”的字面意思恰好相反。他的意思是，虽然在严格的实际意义上他说的话不是真的，但在理论上它却是真的，它实质上是真的，并且肯定是真的。所谓实际的，他通常指明显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有效的，这与抽象的、一般的、无效的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我自己，每当我强调真理的实践性质时，我心里主要就是这样想的。“实用”是复数的东西；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加州的讲座中，我把实用主义描述为持下述观点，即任何命题的意义总是能被归结为我们未来的实际经验（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经验）中的某个特定结果，我又特意附加了下述限定性的话：重要的是在于经验必须是具体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不在于经验必须是主动的这样一个事实——这里“主动的”指狭义的字面意义上的“实际的”。但是特殊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具有理论性质。我们从观念中推理出的每一个遥远的事实，都是我们的心灵实际上在向着它摸索的一个特定的理论结果。如果一个新的见解为真，我们知道自己将不得不放弃我们以前的见解，每一个旧见解的丢弃都是一个特殊的理论结果，也是一个特殊的实际结果。除了对自由呼吸的兴趣之外，人最大的兴趣（因为像他其他的生物兴趣一样它可能浮动或减弱）是他对一致性的兴趣，这使他感觉到，他现在所想的跟他在其他场合下想的是一致的。我们不厌其烦地为这一个目的把真理比来比去。目前可供选择的信念可能与第一原则相矛盾吗？它同第二事实相适应吗？等等。这里，特殊的操作过程涉及纯逻辑上的分析、演绎、比较等过程，而且，虽然一般术语可以被随意使用，但是备选观念令人满意的实际作用，却存在于每一个连续的具体理论结果所产生的意识中。因此，如果反复说实用主义不考虑纯理论兴趣，这简直就是白痴。实用主义所要坚持的就是，实际的真实意味着证实，而证实总是特殊的。即使在纯理论的问题上，它坚持认为，含糊性和一般性都用来证实不了任何东西。
误解八：实用主义被关闭在唯我论之中
在上文提到第三、四个误解时我已经谈到了这一误解，但是这里做些补充是有帮助的。这种反对意见容易包裹在如下言辞中：“你们让真理存在于除了认知价值本身以外的每一种价值中；你们总是让认识者远离实在的对象很多步（或至少也是一步之遥）；你们尽力所能做的只是让认识者的观念把他带向对象；而这个对象永远外在于他，”等等。
我认为，这里起发酵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理智主义信条，即为了认识一个实在，一个观念必须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拥有它或成为它。对实用主义来说，这种合二为一是无关紧要的。通常，我们的认知只是失去平衡并向着真正的目标移动的心智过程；目标的实在性是这类心智状态所相信的，它只能由某个更广博的认识者才能保证。但是，如果根本没有现存的理由怀疑某些信念，那么只有从任何东西都可能无论如何是真的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些信念才是真的，即它们实际上、具体地为真。它们没有必要在某种同一哲学的神秘混杂意义上是真的；也没有任何可理解的理由，说明它们除了可证实地和实际地真之外还需要什么其他方式的真。拥有其存在是实在的本分；而思想的本分是通过无数种证实路径与实在发生“接触”。
我担心，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发展在这里可能产生某种困难。我们只有通过其他真理才能达到一个真理；实在被永久地假定为我们的全部真理必须与之保持接触的东西，它可能从来不会被给予我们，除非以我们目前正在检验的真理形式以外的形式。但是，既然席勒博士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真理，即使最基本的真理，都受到了带有人类协同因素的种族遗传影响，因此实在本身可能仅仅作为一种限制而出现；它可能被认为萎缩成只是一个对象的处所，被认识的东西被认为仅仅是我们填充这个处所所用的心灵物质。必须承认，受这种人道主义方式驱动的实用主义，与唯我论是相容的。它与康德哲学的不可知论部分、与当代的不可知论、与一般的唯心主义也是交手相好的。但是，在这种方式的驱使下，它就是有关实在问题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远远脱离了实用主义对认识功能的本质的适度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可以同样协调地与对实在的非人道主义解释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优点之一是其纯粹的认识论性质。它必须假定实在的存在；但是它对实在的构成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最多样化的形而上学也能把它用作自己的基础。它肯定跟唯我论没有任何特殊的密切联系。
我回顾自己写下的东西时，感到其中很多东西都能奇怪，好像最显而易见的东西都是以一种屈就的态度写成的，以至于读者很可能嘲笑我虚夸的言辞。然而，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种彻底的具体性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实用主义的整个独创性，即其整个论点，在于它使用了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它开始于具体，回到具体，终于具体。席勒博士提到真理有两个“实际的”特点：（1）与情境相的关联，（2）后继的效用；他这样做只是在为我们向具体性的杯子倒满水。一旦你拿起那只杯子，就不会误解实用主义。具体地想象世界的能力似乎本来应该是一种很平常的能力，足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就好像是他们本来能够读懂我们的字里行间意思，并能更正确地猜测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尽管我们在表达上用了很多不妥的言辞。但是天啊！既然不能天遂人愿，我们只能像德国小调里所唱的那样想：
“真实太糟了，本来不应该是这样。”
重印自《哲学评论》1908年1月（17卷，第一页）。
此处，我看到一个阻断一种批评的机会，有些人可能批评《实用主义》第三讲的内容，在第96－100页我曾说，“上帝”和“物质”可以被看作是同义词，只要没有不同的未来效果能从这两个概念中推导出。文章由我在加州哲学协会的讲话整理而成，重印于《哲学研究》第一卷，第673页。刚刚做完这次演讲我就觉察到那部分中存在一个缺陷；但是，我此后并没有修正过这篇东西，因为这个错误并不损害它的解释价值。这一缺陷在下列情况下就变得一目了然：为了与无神的宇宙做一个类比，我曾设想一个我称作“自动爱人”东西，那时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与一个栩栩如生的少女绝对难以区分，她笑谈、害羞、看护我们，能机智、甜美地履行女性的各种职责，就好像她是有灵魂的。会有人把她看作完全等同于少女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先天的造化，我们的个人倾向使我们首先会向往内在的同情、认可、爱和羡慕。外部的待遇主要被当作是一种表现而加以珍视，一种对被相信的伴随意识的展示。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自动爱人的信念是不能产生作用的，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假设而对待。无神的宇宙会是完全相似的。即使物质能做上帝所做的每一件外部的事情，有关它的观念也不会能令人满意地产生作用，因为现代人对上帝的需要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将在内心中承认他们，并同情地评判他们。物质会让我们自我的这种向往失望，因此上帝对大多数人来说继续是更真实的假设，而且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永远是如此。
我几乎无需提醒读者，感官-知觉和理想关系（如对比等）的知觉都应该被归为实在。我们心智“存货”的总量由涉及这些词语的各种真理组成。
“实际的”这个词的歧义性清楚地表现在最近的一个人的下述话语中，他自称是我们观点的报告人：“实用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想传统对拉丁人思想传统中的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应……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事物的尺度。他能设想的仅仅是相对真理，也就是幻觉。这些幻觉的价值是由个人的实践而不是由一般的理论显现给他。实用主义在于经验这些心灵的幻觉，并通过把它们付诸实践来遵守它们，这样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没有语言的哲学，是手势和行为的哲学，它摈弃了一般，而只坚持特殊。”（见布尔多，《论坛杂志》，1907年10月29日）
的确，感觉可能拥有它们的对象或者与它们合并，常识会做出这样的假设；概念之间在直觉上的差别可能与“永恒的”客观差别合并；但是为了简化我们的讨论，这里我们能对这些非常特殊的认识实例进行抽象。
先验唯心主义者认为，有限的心智状态以某种难以解释的方式与无限的全知者获得同一，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设定这样一个全知者，以便为他所理解的认识关系提供一个根基。实用主义者可以对同一性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如果他们想证明一个认识的实例，他们不能没有更广博的认识者，正像他们不能没有实在一样。对成为他们认识论的材料的论域来说，他们本人扮演了绝对认识者的角色。他们确保实在的存在，也确保主体对该实在的认识存在于那里。但是，他们自己说的有关那个论域的话在客观上是不是真的，即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是否确实为真，这却是他们不能保证的——他们只是相信它。他们只能作为有待证实的、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根据其结果可能确认它的方式向他们的听众提出它，正像我向我的读者提出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