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后素”新解
我国著名典籍《考工记》这样记述：凡画绩之事后素功。
《论语·八佾》这样写道：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美术史论家普遍认为：“画缋之事后素功”“绘事后素”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发端之一，也是我国绘画使用色彩的最早文字记载。
缋，《辞海》联系《考工记》解释为“同绘，绘画”。仔细推敲起来，是欠妥的，至少说不合《考工记》的原意。《考工记》在序中明确写道：“设色之工五。”进一步说，“设色之工：画、缋、钟、筐、㡛”。画与缋显然不是一回事，画与绩是各不相同的“二工”。缋的确切解释是刺绣，但缋与画有一定的联系，刺绣必须依据一定的纹样，这就是说缋必须先画。贾公彦疏：“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绩二工其职也。”考古专家们分析周代绣痕时往往看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先将丝绸用植物染料染成一色，然后用另一种颜色的丝线绣花，再用矿物颜料加入黏稠的浆料进行绘画，浆料的作用显然是为了让颜料沾在纤维上又不渗化，保持其绘画形象的轮廓。根据《考工记》记述，钟氏染羽已经采用丹秫这种黏性谷物转化成淀粉的浆料了。这就是所谓“绣画并用”“草石并用”。周代君臣的礼服分上衣、下裳，衣用画，裳用绣。在实际纹饰加工中，看来无法分开。
无论是“画绩之事后素功”还是“绘事后素”，解释的关键在一个“素”字，在绘画的程序上是“先素”还是“后素”。南宋哲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样认为：
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以采色也。
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画绩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
鉴于朱熹在学术上的权威，后来他的这种“先素论”被广泛接受与采用，甚至有的人说：“‘后素’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据朱熹和后来一些经学家（如清代的孙诒让）的解释，不少人提出诘问，觉得那种倒装句很别扭、不好懂，在上下文逻辑关系和语法上不好理解，原作者何不说“绘事先素”呢？此时有的人说此语是散失脱语的句子，即所谓“逸诗”“逸句”。好像这一下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了，其实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是难以服人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看看东汉经学家、文献专家郑玄的见解。郑玄对《考工记》中的“画绩之事后素功”的注释为：
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
郑玄对《论语·八佾》那段文字是这样解释的：
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显然，在绘或画缋的程序上是截然不同的，郑玄认为“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后素功”，“素”即“白色”，绘上“白色”花纹，画绩之事才算完成。而不是朱熹说的：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按照郑玄的解释，画绩中最后用白色填画衬托，使花纹更加绚烂多彩。这样“素以为绚兮”就不难理解了。孔子正是将“礼”比作“白彩”——“素”，学礼要放在后面，只有具备了忠信品质的人，才谈得上学礼。
郑玄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专家，生活的年代比朱熹早1000多年，他更接近于《考工记》《论语》产生的年代，他对“画绩之事后素功”和“绘事后素”的解释，合乎文理、逻辑，也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后素”在当时的科技条件、物质条件下可以做到吗？
我们知道，无论绘画、刺绣当时都是在丝绸或麻布等织物上进行。如果是刺绣，最后用白色丝线绣在多彩的画面上是不成问题的。如果用白色颜料画在其他颜色上面，是否可能呢？这正是不少人所疑虑的。我们从事绘画的人都知道，画水彩，白色一般都是将白底留出来，画水粉画、油画则是最后用白色，如高光等，这是因为油画颜料、水粉画颜料具有很强的覆盖力。“画缋之事后素功”“绘事后素”，“后素”在那时候有无覆盖力很强的染料与颜料呢？能不能像今天那样在浆料中加入能破坏其他染料、色素的化学助剂呢？当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防”“拔”染之类的工艺，“后素”只能采用覆盖力很强的涂料。
这种推断终于得到了证实，1979年在江西贵溪仙岩一带的春秋战国崖墓中出现了双面印花麻织物（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印花织物），在深棕色的麻布上印有银白色的花纹，这银白色物质据科学家化验分析是含硅成分、覆盖力很强的涂料。据此在整个画绩、绘画过程中最后施以白色即“后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对于“画绩之事后素功”和“绘事后素”的诠释应该采用郑玄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