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序幕的揭开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从山东战场的济南战役揭开的。
为什么这样说？不仅因为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并具有坚固工事的据点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几乎同时进行，济南战役结束与辽沈战役开始只相差十二天。更重要的是，济南战役的胜利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所在的东北、华北集团同徐海集团之间的联系远远割开，使它们再也无法直接联系，无法成为可以互相呼应和配合作战的整体。这就为人民解放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依次展开、夺取全局胜利创造了重要前提。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山东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它北接河北，南连徐海，津浦铁路贯穿其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山东境内的胶济铁路横贯东西，连接济南和青岛两大城市。这里确实是华东的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当局倚仗“受降”的名义，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接收了山东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但广大农村和许多小城镇，仍处于在山东坚持抗战的解放军手中。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山东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双方战斗最激烈的地区。解放军先后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率领的三个军五万六千多人和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御林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三万两千多人。其中，孟良崮战役引起的震动更大。该师一个原营长说：“如果七十四师被歼灭了，就没有任何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1]而国民党军对胶东地区等也发动过一些局部性进攻。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曾处于相持状态。
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指挥官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他是黄埔军校三期生，受到蒋介石的特殊器重，1939年就担任第七十四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军长。1944年，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盟军准备在中国大陆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领导下设立了四个方面军，以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这样破格重用在黄埔生中也是少见的，还引起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的极大不满，认为以自己的资望，怎么能和一个黄埔三期生同列！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王耀武的重视。
对济南城，王耀武有过一段评论：“济南是国民党军强固设防、重点防御的重要据点之一，筑有纵深坚固的永久性工事，储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物资，有十万以上的人担任守备。”[2]济南的对外交通也比较畅通。胶济铁路除东段一部分外都能通车。国民党当局在1947年12月12日宣布：“津浦路济南浦口通车恢复。”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各个主要战场上战略进攻的胜利，迫使国民党从山东战场先后调出整编第五十四师（欠仍留胶东的第三十六旅）和第九、第二十五师等部。到1948年3月初，山东境内剩下十三个整编师二十六个旅的兵力。依据分区防御的方针，重新划分了绥靖区”[3]。(https://www.daowen.com)
王耀武
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回忆道：“1948年春，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记得去年夏秋之间……当时国民党军队依然能够在山东战场展开局部的战役性进攻。几个月后的今天，敌人则连一次像样的战役性进攻也组织不起来了。整个山东战场的敌人，在我军的严重打击下，从‘重点进攻’‘全面防御’被迫转入‘点线防御’，以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烟台等城市为主，加强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上的防御兵力和工事，固守津浦路中段、胶济路的济南到潍县段，以及青岛沿海一线。”[4]蒋介石只顾抢夺土地、城市、交通线而不顾有生力量消长所造成的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态，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他们采取这样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什么？许世友也有一段分析：“敌人的意图很清楚，它是想凭借这些坚固设防城市和设防地带阻挡住我军攻势，以保持东北、华北集团与徐海集团的联系，支撑残局。”[5]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济南战役和辽沈等三大战役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白为什么要把济南战役称为战略决战的序幕。
为了应对山东战场的局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考虑和部署。当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他们在1947年8月初就决定原来主要在山东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分为两部分：陈毅、粟裕率领七个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个纵队开往鲁西南（后转入豫皖苏地区），配合刘邓大军作战，称为西线兵团；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三个纵队和胶东军区部队，留在山东作战，称为东线兵团。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一天，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把广大贫苦农民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取得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11月和12月，东线兵团在山东连续发动进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先后收复高密、胶县、海阳、平度、莱阳等县城，扩大了山东解放区。
1948年1月和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部队进行了两个月的休整。说是休整，并不是休息，而是开展了一场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彭德怀首先在西北野战军中指导并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加以总结，并在全军普遍推广。运动是从诉苦开始的。解放军士兵大多出身于底层社会，曾经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大多有一本深埋心中的血泪账，让他们倾吐出来，并引导他们论苦追根，追究苦从何来，就能大大提升他们的翻身觉悟和战斗激情。当时，部队中俘虏的原国民党士兵（这时称为“解放战士”）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大多也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家庭，不少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同样有一本血泪账，一经启发和引导，便发生根本变化，能够掉过头来向国民党军英勇作战。而练兵着重的是实战训练，特别是进行攻坚战的训练，并且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做法。经过两个月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和战士的精神焕然一新，作战能力显著提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电中写道：“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6]为什么部队在此后（包括战略决战）的作战中表现出如此旺盛饱满的战斗精神和作战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