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上一天同解放军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31日,在北平的国民党军全部开出城外,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为什么作为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能同解放军签订协议,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这看似突然,其实并不偶然。它是全国和华北大势发展的结果,也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曲折道路、水到渠成才实现的。

傅作义原是晋军阎锡山的部下,有着爱国思想和较高的指挥作战才能。全面抗战爆发前,他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其中驰名全国的是1936年11月下旬的百灵庙战役。他命令孙兰峰等率部冒雪伪装,进行二百四十里的长途奔袭,突然猛攻伪蒙军在绥远东部的根据地百灵庙,一举全歼守敌,毙伤俘获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一千四百多人,包括击毙日人二十多名。这件事给了全国民众极大的兴奋,毛泽东也密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锦旗。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先后在山西、绥远坚持抗战,屡立战功,先后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脱离了阎锡山而自成体系。在此期间,他同周恩来、彭德怀有过多次交谈,同八路军常有往来,并曾派周北峰到延安见毛泽东,商谈合作。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同绥远地区的解放军作战。1946年10月11日,他又绕道袭取华北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张家口,深得蒋介石的看重,被任命为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47年冬,石家庄被解放后,蒋介石撤销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的职务,撤销保定和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

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远多于傅部。为什么他会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呢?第一,华北国民党将领中,傅作义是二级上将,资历和地位比其他人都高(山西的阎锡山除外,华北“剿总”管辖的四省二市也不把山西包括在内)。第二,傅作义出师攻占张家口,使蒋介石十分高兴。这是华北国民党军其他将领没有立下过的“战功”。第三,傅作义指挥作战的能力和在军队中的声望也远比其他将领为高。当然,对蒋介石说来,这也是无法提出其他方案的不得已之举。

傅作义对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并不高兴。他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十分不满。任命后的下一个月,1948年1月,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召,参加东北军事会议。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派两个军南下保定地区,以配合东北战场。结果,第三十五军在涞水以东山区被围,该军第三十二师被歼,师长李铭鼎战死,军长鲁英麟自杀。傅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虽英勇奋战,却只牺牲过一个营长,这次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三十五军是傅的老本,当然十分痛惜,对蒋的调遣十分不满。东北战场情况,也使傅感到寒心,武官怕死,文官发财,军政交征利,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腐败之象环生。他从东北回来,就不时地自言自语地叹道:‘完了,真要完了!’”辽沈战役爆发后,“十月蒋介石北平之行,对战局的发展,毫无对策,只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必胜,苏联必败。傅对蒋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感到国民党内腐外溃,天下之恶皆归之,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审时度势,开始在几个亲信中,酝酿罢战求和。”[91]

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后改名傅冬)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傅冬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地下党组织设法让她回到北平傅作义身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他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92]

傅作义的态度确实在逐渐发生变化。“十一月十七日前后,傅作义的第一次和平行动是经过他女儿傅冬的关系,由地下党电台致电毛主席,陈述了他所控制的空军、陆军人数和装备,愿意改变以蒋介石为中心挽救国家的幻想,承认以共产党为中心,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要求派南汉宸来谈和平。”[93]傅作义这个电报是一次重要试探,但他的基本态度是要以华北地方实力派资格,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进入联合政府。这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个电报并没有给予答复。

图示

中共地下党组织描制的北平国民党军配置图

虽然没有答复,毛泽东对傅作义的动向仍十分重视,因为如果能和平解放北平自然是极大的好事。11月18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94]彭泽湘当时自称受李济深委托赴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后通过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可能这时傅作义正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日,毛泽东又起草以聂荣臻名义致彭泽湘的复信:“符老先生带来虞、寒两日(即七日、十四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注:指傅作义)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95]这里不再称傅作义“起义大致已定”,而是说他“既有志于和平事业”,“起义”和“有志于和平事业”的含义自然不同,说明中共中央对傅作义的态度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华北的力量比傅作义系大得多,如何“解决中央军”不仅是中共中央特别关注的问题,对傅作义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不可能在平津实现他的和平主张。他对自己的意图深藏不露,以免过早激起这些中央军的反对,同时又不动声色地采取一些重要措施。

傅作义的亲信、接替他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写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这是傅作义将军进行‘北平和平’的又一重大障碍。北平围城中,原来的布防大体是:天安门以东为蒋介石嫡系石觉的第九兵团;天安门以西为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团,傅将军所属的一个师驻防德胜门、西直门一带,两个师为总预备队。这种态势对傅作义将军走和平的道路极为不利。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他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如北平城内的制高点景山,原由蒋系十三军一个师扼守,后来由三十五军十七师接防。事后证实,傅将军所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为胜利实现北平和平扫除了障碍。1月21日,当傅将军向他指挥下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北平实现和平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法动作。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军长袁朴,只好要求傅放他们回南京。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北平和平的命令后,秩序稳定。”[96]

傅作义寻求和平谈判的这些活动严格保密,蒋介石在平津的嫡系将领完全没有察觉和怀疑。当时驻守北平东部(包括景山)的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后来到了台湾,在接受访问时说:“傅给我的感觉是他治军治民声望很高,自奉甚俭,待部属诚挚公平,颇受部属及百姓敬爱,而在北平却犯了大军统帅之忌,该决心不决心,该行动不行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厄运,傅不能辞其咎,这是他致命缺点。”他又说:“傅的女儿是天津益世报(注:应是《大公报》)记者,为一共产党徒,但傅本人并非共产党,北平局部和平也非预谋,全是一错再错逼得没法可想。”[97]这些话是事后说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当时蒋系高级将领对傅作义的看法和态度,这对北平得以和平解放是有利的。

傅作义希望寻求平津问题的和平解决是真诚的。为什么和平谈判依然一再发生曲折?关键在于傅作义最初仍力图保存自己一手培植出来的军队,不愿接受改编。这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符定一在同毛泽东谈话中也谈到: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98]

这以后一段时间,解放军的行动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紧紧包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傅系军队,另一件是东北野战军主力继续隐蔽地大举入关。12月14日,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前一天发出的作战命令,攻占丰台、廊坊等地,切断平汉线,形成对北平的包围。傅作义匆忙地将总部从西郊的公主坟迁入城内。

北平过去远离前线,也没有想到那么快就会被解放军合围,城郊并没有坚固的永久性城防工事,除了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无险可守。只能临时在城郊匆忙构筑城防工事,成效不大。石觉也说:“北平内无存粮,外无可用之防御工事。且兵临城下,尚无作战计划。”[99]尽管城内还有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但这座城是无法坚守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傅作义秘密派遣《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由该社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携带电台和报务人员共五人出城,寻找中共中央联系。第二天,他们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在城外八里庄见了面。这次还不算正式开始谈判,只是互相交谈。交谈中,崔载之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要保持谈判的绝对秘密,不使中统、军统闻到风声,电台是为了同傅作义联系。

苏静写道:“他们的想法是要我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双方通过谈判,对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他们还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为要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飞机,要我方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为加强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城内蒋介石嫡系等部队,要我军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使其回到北平城内,在三十五军中,我军人员可参与一起进城;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他们还建议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等。我当即将傅方所提上述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报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100]

当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101](https://www.daowen.com)

这时,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正被分别严密包围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行将被歼。傅作义要求保全的实力,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军队。此外,他在北平和绥远还有一部分部队,并想以这些实力为本钱来参加他设想中的华北联合政府。这自然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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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战役前敌总指挥刘亚楼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到八里庄会见崔载之等。根据毛泽东来电,刘亚楼谈话大意是:“阐明了我们对于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条件,绝不允许他们保存其反动力量,更不能同意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并指出如同意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102]崔载之当天通过携来的秘密电台,向傅作义报告了谈判情况。傅作义回电强调了一些困难,没有提出其他意见。双方的条件相距太大,谈判未获结果,只能搁置下来。这次谈判,双方可以说都是试探性的。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并告华北军区负责人电,部署进攻新保安和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22日至24日,解放军全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两地的傅系部队七万人。傅作义原来保存自己实力的打算无从谈起,“经常唉声叹气,自言自语,我的政治生命完了”。25日,上海出版的《观察》写道:“多少年来,北平不曾做过战场的。”“从北平外围的军略地形说,平汉路北段的高碑店和琉璃河,平汉铁路上的丰台一旦易手,北平的险要外围据点就算完结了。”“共军对平津,已势在必取,而且亦势在必得,那末,傅将军纵有回天之愿,奈无回天之力何?”[103]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毛泽东要求通过中共北平市委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还可以告诉傅:“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电报中还说:“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104]傅作义得知后表示:“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将继续谈判,以求和平解决。”[105]

1月6日,傅作义派出抗战初期曾代表他到延安会见毛泽东商谈合作问题的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再次出城和解放军谈判。行前,傅作义对周北峰说:“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又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又再三嘱咐:“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属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106]

1月8日至10日,林彪、聂荣臻同周北峰、张东荪举行第二轮谈判。解放军方面根据中共中央意见提出: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用整编方式根据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所属参加起义的人员将功补过,一律不咎既往。周北峰表示同意。经商谈,双方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写明1月14日午夜前作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

图示

邓宝珊

傅作义得到谈判代表报告后表示:有些条款还需商量,将再派负责干部前往商谈。13日,傅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为全权代表,偕周北峰等到通县五里桥同解放军进行第三轮谈判。邓宝珊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以来同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保持着联系和友谊。抗战爆发后邓担任晋陕边区总司令,同陕甘宁边区建立起较好的友邻关系,曾多次访问延安,每次都和毛泽东长谈。1944年12月,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107]这次傅作义特地把他请来北平,参加谈判。

1月14日,聂荣臻先去看望邓宝珊等,说明上次谈判规定14日午夜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14日和15日,解放军用了二十九个小时攻克天津。北平国民党军队已陷入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绝境。和平谈判局势急转直下。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等正式谈判,对有关问题都达成了基本协议。17日,参谋处处长苏静随邓宝珊等回到北平,见过傅作义后,就同崔载之等根据城外已达成的协议精神拟订出具体协议十八条。苏静后来写道:“我即将这十八条利用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请示作最后决定。后来听说草拟的这个具体协议,还上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拟定的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拍发回来。依照修改后的条文作为正式协议,于一月二十一日由我和王克俊(注:时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少将处长)、崔载之在协议上签了字。”[108]

当时,北平城内还有为数不少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天津解放并迫使塘沽国民党守军南逃以后,北平的国民党守军根本失去了战役上的呼应,唯一可以从海上南逃的一线希望也完全断绝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军用“士气低落”来形容已经不够,可以说作战意志业已瓦解,连那些“中央军”高级将领也已无法左右。北平和平解放的正式协议签字后当晚,傅作义“召集国民党华北‘剿总’及军长以上人员,宣布和平改编。蒋系的李文、石觉、袁朴等当时都痛哭流涕。李文召集石觉等蒋系人员开会,抽调了师长以上军官;并由每师抽出了轻机枪五十挺,乘飞机四架南逃。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该军师长因事先已接头准备起义,借词推脱,留在北平没走”[109]。从22日起,国民党部队陆续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进行改编。1949年1月31日,文化古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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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到达北平朝阳门与傅作义部队换防

傅作义和解放军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蒋介石事前一无所知,自然也并无作为,在20日日记中还写了一句:“午刻据报宜生已派机接其家眷由重庆返回北平,无任骇异。后乃知其以余辞职,故其不愿南来,并无他故也。”[110]同天,他派已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再飞北平,向傅作义传达他的意思:“(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111]傅作义这时已同解放军达成协议,对徐只是推托地说:“彼与中共之谈判,乃系虚与委蛇,目的在保留实力。我军兵力越坚实,则拘束共军越众,当越可对华东、华中之战局产生有利之影响。”[112]徐永昌毫无结果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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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通过北平前门大街

第二天,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退到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总统。23日,蒋介石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在日记中记载道:“起床闻经儿报告李代总统昨午夜一时曾与经儿电话,称北平传与共匪已成立休战条件,准在城内与共匪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军队除极少数外,皆开出郊外整编。此事殊出意外,万不料宜生怯愚至此,变节如此之速乎?余诚不识其人矣。驻平中央部队尽为其所卖矣。”[113]他在30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出:“北平国军既为匪傅所卖,不能南撤,明知已无可为力,但应对傅责以大义,令其设法作以下之处置: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匪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扬革命精神。乙,如甲项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然后交出北平。丙,如乙项亦不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丁,为实行[前]两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全军交傅而不愿与由匪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也。戊,如丙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己,若丙、戊两项皆不可能,则惟有轰炸北平之匪、傅,予以同归于尽。当先作最后警告,发传单,仍要求其作乙、丙两项之实施也。”[114]事实上,他也“明知已无可为力”,只能以让李文、石觉等少数高级将领乘机离平了事。

持续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方法取得了完全胜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共五十二万人,并且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已基本上被消灭。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正如邓小平所说:“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