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在战前的筹划

双方在战前的筹划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在徐州地区一时仍占着优势，包括拥有那两支精锐部队，飞机、坦克、大炮多，战斗力保持得比较完整，所以，他们最初气焰很高，仍在策划对解放军主动发起攻势。台湾方面编写的战史《戡乱》写道：济南战役前后，“当时杜聿明评估，华东地区匪我双方兵力，国军的战力仍居优势地位，曾建议统帅部，趁匪华东及中原野战军分离之际，集中国军主力，先寻求陈匪一部，予以击灭后，再进而击灭其主力，规复山东；同时，以华中国军主力，在豫西方面发起攻势，以牵制华中地区刘匪伯承部，阻止其向东转用”^[2]。根据这个设想，杜聿明制订出一个对山东解放军的进攻计划。

但正在这时，辽沈战役爆发，全局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正全力应对东北军事，根本无力顾及华东战场。杜聿明将主动出击的计划带到南京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因蒋不在南京，未敢决定，要杜到北平请示蒋介石。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见蒋。他后来回忆：“蒋听了我的报告后，并未马上决定，只说：‘待研究以后再说。’十月三日，蒋再次找我谈话。他说：‘徐州的计划，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我说：‘我已见过顾总长，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可以实施。’蒋当即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十个大字。我当日飞南京，四日见了顾祝同。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又经再三协商，才决定10月15日照这个计划开始行动。但到15日清晨，蒋介石得知锦州危急的消息，又来电叫杜聿明停止执行这个计划，随他到东北去，指挥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恢复锦州的行动。“徐州国民党军此后二十一天（至十一月六日）一直停止在原来状态未动。”^[3]

直到辽沈战役接近结束时，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在如何应对解放军可能乘胜从东北进入内蒙古，威胁平津。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宜生（注：即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详谈，华北今后责任重大，付之全权，望其对中央各部队能严加管束，一如其直属部队，无负付托之重也。”下午他离北平返回南京，“在机场遇到杜光亭（注：即杜聿明），指示其对锦西任务，决定固守，不再攻锦州矣。并告宜生已令卫（注：指卫立煌）离沈，对东北绝望，只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而已”。^[4]

辽沈战役惨败的打击，使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心理上蒙上深重阴影。在南线，他们再也没有原来准备主动发起攻势那股神气了，着重考虑的已是如何防止解放军南下，威胁江南。

济南解放后，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失去了北面屏障，门户洞开，无遮无拦地暴露在解放军可能在从东到西任何一路发动攻势的面前，中间没有任何险要地势可守，这又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变化。

蒋介石回南京的前一天，据蒋纬国记载：10月29日留在南京的统帅部举行作战会议，讨论徐州地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守江必先守淮’之决策”。淮河是长江以北最重要的一道自然屏障，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中国古代如东晋、南宋都有过“守江必先守淮”的看法。蒋纬国继续写道：“但对于如何守淮，却产生了以下两案：（一）徐州剿总，除留置一至二个军坚守徐州外，陇海线各城市一律放弃，集中主力于徐州与蚌埠间津浦铁路两侧地区，行攻势防御，无论共军由平汉、津浦路南下，均可集中全力寻求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之作战，华中剿总应令第十二兵团（黄维）向周家口（淮阳以西）进出，以资策应。（二）即退守淮河南岸，凭淮河地障，实施河川防御。经一再商讨，咸认如径行退守淮河，则我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转用兵力，势必困难，且当陇海路拱手让敌后，共军东西兵力之转用，必较灵便，国军将更陷于不利，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案，并于当日电告徐州剿总，准备放弃商丘、东海。”^[5]这时蒋介石还在北平，会议由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们只能提出意见，不能作最后决定。

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他的日记载：“五时回京召见顾、何，询问陇海路匪情及告以沈阳绝望之意。”但他又被经济形势弄得焦头烂额，主要精力一时难以集中在军事问题上。日记接着写道：“八时半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几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6]“放弃限价”是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它意味着前一阵被大吹大擂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不受限制地飞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民怨沸腾，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对的是已无法收拾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入11月，蒋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上写了一句：“准备视察徐州与研究战局”，“研讨时局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针”。^[7]

那时，蒋介石对解放军准备发动淮海战役的意图仍毫不了解。但已成惊弓之鸟的他，担心解放军会南下攻袭徐州，并且认为将从西面向徐州发起攻击。因此，他考虑的第一着是派军队伪装解放军掘开鲁西南的黄河堤岸，用洪水阻挡解放军从山东南下，重演抗战初期花园口决堤的做法。邱清泉兵团的参谋长李汉萍写道：11月初，“蒋介石特用极机密的亲启电，令邱清泉派一个军伪装解放军，轻装出发，昼夜兼程前进，将鄄城以西之董口黄河堤掘开，造成鲁西泛滥，阻止解放军从鲁西方面包围徐州。蒋介石的亲启电，内容简单，并没有指示具体办法”。“这个计划原订于十一月上旬实施，但因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情况发生变化，就临时停止下来。”^[8]

蒋纬国写道：“十一月三日（注：当为四日），顾祝同偕同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徐州召集军长以上干部，共商作战部署。会议结果，认为无论共军陈毅主力何在，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一线展开于陇海路沿线，态势殊为不利，必须及早调整，于是根据‘守江必先守淮’第一案之精神，立即调整部署。”^[9]顾祝同此去，是为蒋介石准备亲去徐州打前站的。

4日清晨，蒋介石五时即起，正值力主加强援蒋的杜威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落选，十分懊丧。“本拟飞徐巡视指导，以心绪烦闷中止。”^[10]当晚，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傅作义、徐永昌、张治中、林蔚、刘斐、邓文仪会议，重点讨论华北问题，但也谈到华东战场，又提到国防部作战会议的两个方案。徐永昌当天在日记中记载：“何敬之（注：即何应钦）报告：傍晚国防部会议对华中现状认为危险。拟此时前方仅守徐州，其两翼有力之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兵团应即撤淮河之线，俾作较有力之准备。不然如敌一面攻徐州，一面攻蚌埠，该线若坏，徐州已困，南京亦乱云云。蒋先生认为可行，当即决定电话在徐之顾墨三（注：即顾祝同）明日开始行动。”^[11]

正要被蒋介石从葫芦岛调回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得知这个方案后很不满意。他后来写道：“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置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永久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顾祝同等军事首脑和萧毅肃、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实际上是会战准备部署）！就是这个出奇的部署，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听说顾祝同曾于十一月四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12]

这几天，由于推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全盘失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出现大规模抢米风潮，民怨沸腾。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军的士气。外交形势也十分不利：“华盛顿讯，杜鲁门表示中国一切情势不安，官吏生活沮丧，所以美援须由美人密切监督，并称欲加强援助诸多困难云云。”^[13]蒋介石已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了。(https://www.daowen.com)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来得那么快，而且那样有力。

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已完全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德总司令11月间在解放军总部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战役也即将开始。”^[14]

国民党军对兵力部署作了较大幅度的调动。这种调动在此前不久已经开始：解放军攻克济南后，南京政府十分震动，在10月中旬将孙元良兵团从郑州撤至蚌埠、蒙城；10月下旬，将刘汝明第四绥靖区部队从开封撤至蚌埠。11月中旬，“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15]，将李延年第九绥靖区部队由海上转撤至蚌埠，所属第四十四军先掩护李延年部撤退，再从陆路西撤，改归黄百韬兵团指挥。在他们看来，这样战线收缩，兵力比较集中。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作战部署的调整，目的是想汲取辽沈战役失利的教训，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争取变被动为主动。事实上却无法做到，而且又带来新的问题。朱德评论道：“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16]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部署，一个新课题就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必须集中更大兵力，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不这样做，而去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很难寻找。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又证明打大规模歼灭战是可以做到的。这种大歼灭战，可能发展成同国民党军队之间在南线的战略决战。

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实行联合作战。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长期同在南线，以往大体是在战略上密切配合作战，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这还是第一次。这对要进行比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规模更大的大歼灭战是完全必要的。

作战从哪里打起？毛泽东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历来鼓励并重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将领提出意见。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正在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17]济南战役的胜利，又使徐蚌地区失去原来在北面的屏障，毫无遮掩地直接暴露在解放军主力强大攻势的面前。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条件。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经过反复思考，粟裕在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18]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军委并粟裕：“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19]当晚七时，作战方案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写道：“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20]

这样淮海战役的发动就确定了下来。

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谭旌樵写道：“桃子是要一口一口吃的，敌人也是应该分次分批地消灭，并且应该把初战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面对着敌人这六十多万‘精兵’，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中央的这些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济南战役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作战方向：一个是出鲁西南、跨陇海铁路，会合中原大军歼敌于徐州西南；一个是出苏北，战淮海，然后攻略徐州。在徐州西南地区作战，虽然战场广阔，便于大军行动，一仗之后，就可以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对敌人是致命的威胁；但是这个方向的东北是徐州，东南为蚌埠，西南有敌人的武汉集团，我军进去后将三面受敌，战斗一开始便将与敌人较强大的集团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决战；而且我军脱离了根据地，进入新区作战，后方供应困难；加之鲁西南积水，进出不便。至于淮海地区，则可以避免上述许多不利条件。虽然山东、苏北，特别是鲁中南地区，在敌人重点进攻的过程中，敌我双方集中上百万人作战，群众的负担已经很重，根据地的经济已经消耗很大，但比较起来，条件总是要好一些，我军依托山东和苏北，更有利于歼灭敌人。”^[21]这确是一个高明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