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歼黄百韬兵团

首歼黄百韬兵团

淮海战役发展成南线的战略决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的成熟的设想，而是在实践中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完善的，计划经历了一个过程。

由于国民党军向徐州地区集中，海州一带兵力相对薄弱，粟裕最初建议的淮海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以苏北兵团（加强一个纵队）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以全力准备打援；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淮海”，是指两淮和海州而言。“淮阴位于洪泽、高邮两湖，是过去三年来双方拉锯的要地，是苏北的重心，此地有一差池，京沪必立即感到威胁。”^[22]海州、连云港是苏北以至徐州的出海港口。这是一个出徐州以东、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的计划，后来被称为“小淮海”计划。

为什么主张出徐州以东而不是出鲁西南？粟裕的考虑是：“可以就近取得山东老解放区的支援；夺取两淮后，又可就地解决粮食供应；加上由于蒋桂矛盾白崇禧为保存桂系实力，不会将华中‘剿总’所属的张淦兵团转用于徐州方向。”^[23]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批准进行淮海战役的电报中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24]然后，准备在第二个作战中歼灭两淮、高邮、宝应之敌；在第三个作战中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这就明确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目标，这一意见在粟裕和刘伯承等的电报中还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来。

黄百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曾先后在北洋军阀李纯、张宗昌等部队任职，张宗昌失败后随徐源泉投蒋。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第三战区参谋长、第二十五军（该军是参与皖南事变的主力）军长。当时淮海战场上有五个主力兵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维）都黄埔出身，一脉相连，但黄百韬算是‘外江’”^[25]。黄自知“不是黄埔嫡系，更别无靠山，所以战则争先，退亦守法，以讨好蒋介石”。“黄百韬骁勇惯战，虽然不是黄埔嫡系，但一到战时很可以利用他抵挡决战的方面，因此常叫他指挥同一级的单位一至三个。”“因而他的资格，随着指挥部队愈多而愈老，自然形成黄的势在必升。”^[26]解放战争时期，黄百韬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开始前，黄百韬兵团原辖四个军（后又将李延年部的第四十四军划归第七兵团，共五个军，总兵力有十二万人），驻守在徐州和海州之间、运河以东的新安镇。“该兵团原驻新安镇的任务是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两淮，因而在该地区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27]解放军准备发动淮海战役，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联系，攻占两淮地区，需要先从这里下手，扫除这个障碍。

打这样的大仗，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第一个目标，是在尽量不使国民党军察觉解放军作战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此，毛泽东考虑采取多路佯动来迷惑徐州守敌。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从西北威胁徐州；又以一个纵队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电文说：“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能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28]这一着十分高明，果然使徐州“剿总”总部不能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更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徐州东侧的黄百韬兵团方面。

部署已定后，毛泽东便在10月23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催促：“粟谭（注：指粟裕、谭震林）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戍微）（注：即十一月五日）发起战斗。”26日，他又为军委起草电报致粟、谭等，告诉他们：“你们似只能从黄李两集团的接合部，即新安镇与运河车站之间，以两个纵队插入隔断李、黄联系”，“应当使用强力部队，而不应当使用第二等部队于主攻方面”，“为了确保胜利，宁可推迟几天发起战斗，不要仓卒从事”。30日，他在为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电报中提醒：“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注：虞即七日，齐即八日）各处一齐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已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近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11月1日，毛泽东又为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注：指陈毅、邓小平）指挥。”^[29]战前，中共中央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要求，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调去兼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兼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到河南和中原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起，就是为了便于对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实行统一指挥。

这一切，都在悄悄进行。国民党方面对一场大战将要来临，毫未发觉。《中央日报》在11月5日的《一周战局》中还这样写道：“本周内各战场，除东北、华北外，其他华中方面，则比较沉寂。除了国军在苏北和鄂中、豫东继续扫荡打家劫舍的零股共匪外，所有津浦、平汉、陇海各线亦均无大战斗。”^[30]

其实，这只是暴风雨降临前的短暂“沉寂”。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山东向南开进，战斗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向山东省保安旅发起攻击。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并告陈、邓电，完全同意他们在战役开始后的具体作战部署，并写道：“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31]这就使前线指挥员能够在迅速变动着的复杂环境中，能根据实际情况，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这对取得战役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华东野战军立刻行动。张震回忆：就在这一天中午，“粟裕、陈士榘和我得知敌四十四军已撤离海州、连云港，向黄百韬兵团靠拢，驻守临城，台儿庄地区的三绥靖区及所属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的大部，翌日（八日）即将在何基沣、张克侠两位长期在国民党军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领下起义”^[32]。他们毫不迟疑，急电山东兵团迅速南下，按预定计划切断陇海路东段徐州同黄兵团之间的联系，并指挥阻击可能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战争中，时机因素极为重要。时机若不抓住，转瞬即逝。黄百韬兵团已接到西撤的命令，如及早行动，可能同徐州主力靠拢，不易被分割围歼。但他们到7日解放军已攻下郯城后才知道情况紧急，开始西渡运河。几个因素使他们延误了时间：第一，由于解放军采取了前面所说种种佯动和牵制措施，国民党军事先并没有察觉华东野战军的行动和主攻方向，因此黄百韬兵团在西撤时没有强烈的紧迫感。第二，黄兵团奉命要掩护李延年部西撤，还要等待接受原属李部的第四十四军（川军）。黄百韬本来在6日上午已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西撤部署，为等候第四十四军而到7日才离开新安镇西撤。邱清泉曾“直接找刘峙讲话，问：‘黄百韬为什么不能早日西撤？’刘峙说：‘因为要等候东海的第四十四军王泽浚。’邱又问：‘为什么第四十四军不从海上撤走呢？’刘答：‘这是老头子的命令。’至此，邱清泉才无话可说”^[33]。第三，新安镇在运河以东，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事前没有另做架桥准备，十二万人马要从这一座桥上过河，还有大批难民西行，拥挤不堪，行动十分迟缓。西撤时的8日下午，黄兵团被解放军先头部队赶上，只能边打边撤，局面更加混乱。过桥就走了三天，第六十军没有过河而首先被歼。

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讲话，宣称：“这次东北军事虽然失败，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属于优势。”^[34]就在这一天，发生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料想不到的事：驻守临城、台儿庄地区的第三绥靖区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两万三千人在副司令官、长期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领下起义。他们两人分别在1939年和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特别党员。张克侠1946年还在南京秘密会见过周恩来。张克侠当时向周恩来报告：“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35]“七十七军与五十九军为卢沟桥抗战时二十九军的主力。当时的二十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而其实力在十万人以上。所以抗战开始，为了纪念‘七七’，将他们扩编为三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骑兵军是郑大章，步军有明‘七七’与暗‘七七’，都含有纪念‘七七’的光荣。他们是承受如此的新番号：冯治安七十七军，张自忠五十九军、刘汝明六十八军（五九与六八都是相合十四，二分为七七）”。^[36]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这支原由宋哲元统率、抗战有功的大部队心存疑忌，把它逐步削弱和拆散，使它处处受到歧视。“抗战中蒋介石并没有集中使用这部分兵力，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是千方百计把它分割开来，逼得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只好托病辞职。”^[37]济南战役中吴化文部起义后，因为同这支部队过去都属西北军，蒋介石对他们便更不放心，把张克侠原来兼任的徐州守备指挥官撤换了。军中从高级军官到士兵，长期对国民党当局不满。所以，起义比较顺利。

1948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派联络部门负责人杨斯德等三人先后到张克侠、何基沣处，告诉他们：“解放军将于11月8日发起进攻，应争取两个军起义。”^[38]

18日凌晨，张克侠从徐州赶到贾旺前线（何基沣本在贾旺）。他们指挥部队立刻开到台儿庄，虽有一些人开了小差，但经过张克侠、何基沣等说明起义的意义，就稳定下来，经临沂又开赴莒南、大店一带休整。11月28日起义部队发表宣布起义的通电。12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

第三绥靖区防地在山东南部，正处在徐州和黄百韬兵团驻地之间的北面。他们突然宣布起义，等于敞开了大门，解放军主力便得以顺利地从这个缺口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地，赢得时间，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并且占领了下一步阻击邱、李兵团东援的有利纵深阵地。

朱德指出：“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注：指第三绥靖区）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39]

坐镇徐州指挥的“剿总”总司令刘峙是个庸才，对整个战场局势心中无数，又缺乏应对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只是因为资格老（保定二期毕业生，黄埔教官，北伐前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时是该军第二师师长）又对蒋介石忠诚，深得蒋介石信任。11月9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刘峙总司令告记者称：继豫东会战后之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此为华中战场数年来捕捉歼灭匪军主力之最好机会。本人际此会战开始之时，特以最兴奋之心情，奉告各界，此次会战，本人确有把握，并决以必胜信念，必死决心，指挥三军，歼灭进犯之匪。”^[40]

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论当前军事形势》的社论：“济南、锦州、长春、沈阳都是孤立的据点。在这四个据点的守军，困处孤城，师老气衰。最高统帅部屡从战略上着眼，要把这几处守军撤退，但受了社会政治各方面的牵制，都没有及时做到。这几处军事失利的原因在此。今日华北的局面与徐蚌的形势，与它几处的状况是绝对不同的。无论是平津或是徐蚌，都有厚集的兵力，机动的战略和最高统帅全力的支持。今日共匪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军，还不敢使用它的主力来轻于尝试。即令共匪以主力来守战，国军必能给予沉重的打击。”^[41]蒋介石也好，刘峙也好，对解放军这次进攻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其实仍茫无所知。

10日那一天，黄百韬兵团主力艰难地渡过运河后到达碾庄，当时解放军还没有对它形成合围。据蒋纬国说：“当国军第七兵团主力于十一月十日到达碾庄时，即遭受共军约八个纵队之围攻，兵团司令黄百韬，原本既定计划继续西进。嗣因接奉徐州剿总电令‘以碾庄为中心，行内线作战，待援军到达后，与敌决战’之指示，始停止前进，部署防御。”^[42]这就失去了最后具有关键作用的一天。黄百韬曾痛骂：“刘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此生死关头，以蠢才指挥，这是自取灭亡。”^[43]

事实上，这不能只怪刘峙。因为就在这天，蒋介石认为徐州几个兵团完全有力量同华东野战军决战，指示徐州“剿总”：“应本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而击灭之。黄百韬兵团应在原地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部队不应再向后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44]同天，蒋介石“派飞机到碾庄圩地区上空，给黄百韬和各军军长空投亲笔手谕：‘着该兵团就地抵抗’，‘此次徐州会战，关系党国存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地形、工事、兵力，我都优越，胜利在握。望激励将士，以竟全功’”。^[45]这一来，黄百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他们痛骂的“蠢才指挥”其实该是指谁呢？

“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我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46]

就差这一天，到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黄百韬兵团紧紧合围在运河之西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那天，从东北回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刚到任。他们商议后，决定以刚从郑州东撤、原驻宿县一带的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令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十六万人全力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东进的两个兵团距碾庄圩只有四十公里，中间是一片平原开阔地，易攻难守。他们满以为可以在这里东西夹击，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

面对东西两路国民党军，必须分清作战目标的主次。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歼灭黄百韬，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同天，他再电称：“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注：即十四、十五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47]这两个任务都是极重要而又艰巨的。根据这个考虑，华东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和特纵主力，在粟裕直接指挥下，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任务，而以更多兵力即六个纵队和中原野战军一个纵队在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等指挥下，阻击邱、李两兵团，不让它们同黄百韬兵团会合。这两个兵团尽管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连续猛攻，但受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十一天内前进不足二十公里，平均每天前进不足两公里。蒋介石多次严厉电令，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临督战，仍无济于事。

黄百韬据守的以碾庄圩为中心的地区，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两侧。这里原是李弥兵团的驻地。国民党军统帅部此前因担心解放军主力从西面威胁徐州，匆忙地将李弥兵团从这里西调徐州，加强防御，而在碾庄圩地区留下比较完整的防御阵地。解放军最初由于刚从运动战转为村落工事攻坚战，准备不足，运河铁桥又被破坏，炮兵、坦克和辎重、弹粮过河比较晚，所以在开始进攻时进展并不顺利。解放军随即调整部署，展开猛烈攻击，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方针和村落攻坚战的战法，首先攻歼战斗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一百和四十四军，后围歼在碾庄的兵团部和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14日，黄百韬致电蒋介石：“兵团经连日苦战，伤亡惨重，粮弹两缺，恳促邱兵团急进，以挽危局。”^[48]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综核战报，碾庄之危机未过。邱兵团滞钝不能急进，徐州城防兵力太多，不能用全力在前方。刘经扶（注：即刘峙）指挥无方，不胜忧虑。”^[49]

经过十二天逐村逐屋的争夺战，陆续歼灭黄兵团各军，到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终于全军覆没，黄百韬自杀。

看看几个重要当事人对此事所发的感想是很有意思的。

黄百韬在兵败自杀前对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50]

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评论道：“敌人在战役指挥上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以后又为保住一个兵团，结果共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51](https://www.daowen.com)

刘峙在回忆录中写道：“黄兵团覆没，所谓徐州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52]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还只是开始。这个阶段的战斗刚刚发动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泽东总是把目光投向对全局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这时他注视到津浦铁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安徽宿县，而且考虑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刘伯承。他在11月3日起草致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53]

1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各总部致电陈毅、邓小平（陈毅当时兼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前闻邱兵团以一个师开宿县似未实行，如此则孙兵团必有一个军驻宿县。是否如此，望你们速查明。”并且提出一种方案请他们考虑：“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54]

这时，解放军突然包围黄百韬兵团，邱、李两兵团从徐州东援黄兵团，徐州防务又空虚，于是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徐州。结果，宿县这个中枢却成了防务空虚的薄弱环节。

处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粟裕也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问题。张震回忆：“粟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十几个纵队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55]11月8日，粟裕、张震将上述意见上报军委。电报说：“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56]

第二天，毛泽东立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可见他对这个问题也已考虑成熟了。电文说：“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再过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队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57]

“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是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58]

歼灭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李两兵团，是一场异常艰苦而激烈的战斗，需要解放军统帅部集中巨大精力来对付。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立刻根据战局的变化，当机立断，作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十分大胆的。它使淮海战役能够不失时机地迅速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机不可失，如果稍有迟疑，错失这个最佳时机，局势的发展就会不同。

为了实现这个远远扩大了的战略目标，迅速攻占宿县是关键。这时，中原野战军除以一部在刘伯承、邓子恢统率下继续在平汉铁路以西拖住黄维、张淦两兵团外，主力在邓小平、陈毅率领下解放郑州后正沿陇海铁路东进，转向徐蚌线，其中包括杨勇、陈锡联、陈赓、秦基伟等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由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陈锡联部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以突然行动在11月12日开始围攻宿县。

宿县北距徐州七十五公里，南距蚌埠九十公里，是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的枢纽。它是一座古城，人称“南徐州”，又是蒋介石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在徐州通往海口的陇海铁路东段已被华东野战军控制后，津浦铁路的徐蚌段便成为徐州“剿总”同南京统帅部间唯一的陆路通道。

孙元良兵团被调北上担任徐州守备任务后，宿县这个战略要地的守军除第二十五军一个师（其实只有新兵两个营）外，主要是护路的交警部队，建制庞杂，指挥不统一，有碍协同。徐永昌在日记中说：“宿县仅一交警总队数千人。”^[59]按蒋纬国的说法：“斯时，国军第十六兵团（注：即孙元良兵团）已由开封撤至蒙城地区，旋于九日又奉命北开徐州。自第十六兵团北进后，蚌埠、宿县以西地区，几无国军驻守，于是共军乘虚而入。”^[60]说法虽有差别，但孙元良部北开徐州后宿县防御力量十分空虚当是事实。

国民党军统帅部老是缺乏对战局的全盘考虑，总在拆东墙补西墙，结果是顾此失彼：因为解放军从西面威胁徐州，就把李弥兵团仓促地西调徐州，使黄百韬兵团孤悬东侧；当解放军主力突然包围黄兵团时，又急忙派驻在徐州的邱、李两兵团全力东进，救援黄兵团；这一来，徐州的防务又空虚了，只得把原驻徐州以南宿县一带的孙元良兵团北调，在南面留下一个大漏洞。可以说，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慌忙中一错再错的调动，每次都为解放军创造了良好的战机，有如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11月15日，解放军向宿县发起总攻，第二天凌晨结束战斗。“中原地区，四通八达，可是从徐州往南，情形就显然不同，到处是河流、沟渠、稻田。津浦铁路是主要交通线，此外很少畅通的大道。”^[61]徐蚌段一被切断，并且宿县周围大片土地落入解放军的控制下，不仅使徐州刘峙集团粮弹两缺，而且隔断了蚌埠的国民党军北援徐州的道路，封闭了徐州国民党大军沿津浦铁路南逃的大门，使之不可能再实现他们有过的将主力退守淮河南岸的打算，只能置身在四面被隔断的孤岛上。解放军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在这里会合。陈锡联回忆道：“攻取宿县，由南翼截断徐蚌线，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的重要一仗，是中野三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62]

这标志着南线战局的大转折：淮海战役已实现从徐东会战发展成整个南线的大决战，夺取淮海战役全胜的战略决心就是这样根据战局实际情况的发展一步一步形成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63]

随着淮海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已紧密协同作战，形成对徐州地区东西夹击的态势，毛泽东在11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令：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64]

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两大野战军在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作战还是第一次。正如邓小平引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65]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下了决心，“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准备以三至五个月的时间各个歼灭敌人于淮河以北地区”^[66]。

再来看看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是怎样想和怎么做的。

淮海战役的发展进程，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才写到一句：“审阅战报，陇海路之匪已向我军进攻矣。”第二天，得知第三绥靖区两万多人起义的消息，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冯玉祥旧部刘振三昨又在徐州西北方贾旺一带向北去投匪，此种险恶严重局势咸不堪设想。”^[67]但他从历来重视重要城市的观念出发，错误地判断解放军的目标将是直接进攻徐州，在9日的日记中写道：“徐州北正面刘逆振三军部虽撤防降匪，但我已有备，即派李弥部向北设防，故匪未敢深入袭徐，殊为万幸。西面邱兵团当面之匪已被我击退，惟东面黄兵团被匪围攻，陷在运河两岸，未能如期撤集，故情势甚危。幸于黄昏安全撤至西岸，则徐州似已可保无虞。”^[68]他老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重要城市的得失上，而对战争全局缺乏通盘的考虑。这实在是作为军事统帅的大忌。

到黄百韬兵团遭解放军主力围攻的实际状况逐渐明朗后，蒋介石才发觉解放军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围歼黄兵团，而不是直接进攻徐州，不得不仓促地再次改变计划，要求邱清泉等兵团从徐州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他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研究徐州战局，决令窑湾六十三军与黄兵团在原地防守，并令邱兵团向东转移，先击破运河西岸陈匪之主力也。”^[69]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场战役仍心中无数，方寸已乱。

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邱李两兵团迟迟不能推进时，蒋介石一筹莫展，在日记中只能不断地咒骂部下无能。他在14日的日记中说：“综核战报，碾庄之危机未过，邱兵团滞钝不能急进，徐州城防兵力太多，不能用全力在前方，刘经扶（注：即刘峙）指挥无方，不胜忧虑。”^[70]

15日，他在日记中谈到“碾庄情势危急”，“乃命空军全力轰炸该方面，自朝至暮，无或间断。至下午四时匪攻势顿挫，碾庄亦趋稳定。一面派墨三（注：即顾祝同）代为飞徐，督导邱、李二兵团向东行，中央突破急进援黄也。余急于飞徐督战，但为各种约会要务又为布雷大殓致祭，故未能行也”。^[71]

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去过沈阳三次；淮海战役时，他只讲过一次“急于飞徐督战”，结果并没有去；平津战役时，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准备飞平“督战”。这可能反映出蒋介石对战局的发展，包括自己前去“督战”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越来越失去信心了。

既然蒋自称“急于飞徐督战”，为什么结果却没有去呢？他说的“各种约会要务”决不会比“飞徐督战”更重要、更紧迫，这是不言自明的。看来，陈布雷的死给他的刺激实在不小。

陈布雷素受蒋介石的特别信任。蒋介石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讲话和文章都出自陈的笔下，并且陈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陈布雷的旧式士大夫习气很深，出于对蒋的“知遇之恩”，从来对蒋忠心耿耿。但就个人来说，他虽居高位仍较清廉，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特别是孔宋豪门集团的大肆敛财深为不满，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十分悲观。他在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追忆昨日周宏涛兄来谈时之情绪，可以反映中心领导之已发生动摇。军事紧张之局未弛，翁阁（注：指翁文灏内阁）又在坚辞中，如此内外动荡不安，将何以善其后？”在11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近日京沪两地市场上缺乏食粮供应，物价狂乱跳跃，一日不止更改一次，以致人心慌乱不安。后方地面治安之保持实为必要之图。余无识无能，愧不能有所贡献，自疚之念与日俱深。”^[72]他的健康状况又因严重神经衰弱而日益恶化。11月12日，陈布雷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当时中央社报道，说他是“以心脏病突发逝世”^[73]。

十多年前读贾亦斌所著《半生风雨录》时，看到过一段令人吃惊的记载。贾在书中说他当时向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秘处副秘书长的好友徐复观询问此事实情。徐说：“老头子（指蒋介石）发疯了！”并且告诉他：“陈布雷看到形势紧迫，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要宋子文、宋美龄和孔祥熙出钱捐饷，蒋看到一贯听话的陈布雷也不听话了，大发雷霆，打了陈一个耳光。陈布雷平时备受尊敬，蒋介石见面总是口口声声‘布雷先生’，优礼有加，现在突然遭此凌辱，加上对形势的悲观失望，因此产生了弃世的念头。”这段叙述虽然未见其他记载，但贾、徐两人都是国民党内层的人物。贾亦斌当时被称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嫡系的嫡系”。“联秘处的工作是将国民党党、政、军的情报综合整理后上报蒋介石，因此各方面的消息很灵通。”^[74]陈布雷正是徐复观的顶头上司。贾、徐两人又是多年的同乡好友。所以，这段记载是值得重视的。

陈布雷在自杀前给蒋介石留有两封遗书，只有自责，没有怨言，这也符合他的性格。信中说：“今春以来，耳闻目睹，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力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在后一封信中，他还有一段话：“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注：即一九四三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75]这段曲曲折折的字面背后，是否还话中有话呢？是不是多少在表示接受所谓“毒素宣传”对蒋不满的“一般老百姓”已“不知凡几”，他却因无词以对而“毫未尽力”呢？这也许是他内心更深的痛苦。

不管怎样，以陈布雷同蒋介石之非同寻常关系，他的自杀给蒋介石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他自杀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布雷同志昨夜服安眠药自戕，今晨逝世。傍午得报，闻之悲痛异甚。今日再无人可以任其之代劳与调节各派之中坚主持之人矣，而其代笔撰稿尽如我意之学问则尚其次也，奈何！其致我遗词二纸，实不忍卒读也。失此忠实同志，诚无异折我手足耳。”又写道：“得布雷噩耗，出于意外，又增加无限刺激也，乃与经儿赴其寓亲吊。”^[76]

现在再把话说回到蒋介石派顾祝同“代为飞徐”这件事上来。

11月17日，顾祝同去徐州时，飞机到碾庄上空和黄百韬通过话，并且投下蒋介石给黄的一封亲笔信：“焕然司令弟勋鉴：此次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令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顺颂戎祉。各军师长均此。中正手书。”^[77]这是蒋介石在军事紧急关头惯用的做法，但又有什么用，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

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起床后接空军报告，碾庄兀立无恙，惟邱兵团正面仍无进步，乃电话杜光亭严斥邱清泉指挥无方，已成为老爷军，何能革命剿匪。如其今日不能到达曹八集，则碾庄必安而复危。万一有失，则邱应负其全责。杜答碾庄已无危险，可以生命担保。余言不能如此看法，如邱不能进展，则败匪仍能回来攻陷碾庄也，思之痛愤。”^[78]但他的决策仍犹豫不定。郭汝瑰21日的日记写道：“九时官邸会报，决定黄百韬不突围，令邱、李两兵团继续攻击。”22日的日记写道：“九时半官邸会报，总统决定，令黄百韬突围。”^[79]但就在这一天，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了。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朝起即接报知黄百韬兵团阵地已失陷。”“近来环境之恶劣已极，此种刺激实为任何时期所未有，余亦屡萌生不如死之感。”^[80]

淮海战役中在前线负责实际指挥的杜聿明，对蒋介石在战役开始时的表现，作了这样的评论：“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从解放军方面来看，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81]这是蒋介石指挥作战时的常态，随着他的权力上升到高峰，就表现得更加登峰造极。杜聿明和蒋介石长期相当密切地共处，饱尝过此中的甜酸苦辣，才能作出这样一针见血的生动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