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局的简要回顾

东北战局的简要回顾

为什么东北战场到这时能具有“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可能？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需要先作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东北地区幅员广阔，物产丰饶，工业发达，铁路密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由日本侵略军占领着。很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在这里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夜举行的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10]

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国敦促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刻雷厉风行地向东北进发。8月10日、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受降。其中，第二号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和现驻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部立刻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发，以“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受日‘满’敌伪军投降”^[11]。可以注意到：延安总部要求首先向东北出发的部队，一部分是离东北最近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分是东北民众比较熟悉并感到亲近的原东北军，这种选择是十分恰当的。

最先行动的是冀热辽部队。李运昌回忆：“冀热辽区党委、军委接到命令后，于8月13日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一万三千余人和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及二千五百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并由我负责组成‘东北工作委员会’。”^[12]东进部队分三路，东路的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由曾克林、唐凯率领，在8月30日从日伪军手中攻克战略重镇山海关，然后乘火车北上，接管锦州直抵沈阳。苏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要他们下车后离开沈阳，到三十公里外的苏家屯去。“苏军还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曾克林部看守。后来又收回。”^[13]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9月14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在刘少奇主持下，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既定决策决定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并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动十一万军队陆续向东北开拔。其中，最重要的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五个师又第五师一部、警备第三旅，另两个支队，近六万人，由水路和陆路从山东分批开往东北的安东、锦州、辽阳、鞍山、营口、海龙、牡丹江等地；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该师三万五千人由陆路从苏北到达锦州地区。

17日，刘少奇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说：“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14]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以上部署。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行动十分迅速，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它的精锐主力已退到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北相距遥远，一时难以抵达。国民党政府首先集中全力，靠美国飞机、军舰帮助运输，以美械装备的部队接收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当时控制东北的苏联军队担心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不同意由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因此，国民党军队迟迟未能进入东北，打算在稍后根据刚签订不久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军手中现成地把东北整个接收过来。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翻开熊式辉日记，发现他的大量时间花在处理争夺激烈的东北党政军官员的人事安排上。许多人为抢官做而争夺得异常激烈。蒋介石又担心原东北军势力重新抬头，叮嘱熊式辉：“毋使尽用前汉卿（注：即张学良）旧人，免将来指挥不灵。”^[15]10月18日，宣布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开始着手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这时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个来月了。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较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到占领长春、推进至松花江畔，两军隔江对峙。对解放军来说，这是战略防御阶段。

最初，中共中央曾设想“独占东北”。10月16日，刘少奇在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中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16]毛泽东在19日致东北局电中同意这个方针。

但这个方针很快就改变了。原因有两个：

第一，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有很大差距。杜聿明指挥向山海关进攻的两个军：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全部为美械装备，火力强大，有卡车数十辆；第五十二军是关麟征的起家部队，为半美械装备。他们的补给可以依靠秦皇岛和北宁铁路。解放军部队中当地刚刚参军的新兵甚多，缺乏训练；从山东、苏北出关的主力远道跋涉，武器弹药不足，衣服单薄，极需休整；特别是没有建立起可以依托的根据地，群众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动，土匪甚多，地理、敌情不易了解。这时需要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仓促应战，以免被对方各个击破。11月16日和26日，解放军先后放弃山海关和锦州等要地。这以后，国民党方面又将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还有七十一军和六十军调入东北，到1946年三四月间，已有六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三十一万人。

第二，原在东北的苏联部队，因外交约束，最初虽还在一定程度上给过自动进入东北的解放军一些帮助，但反复无常。“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接到东北局关于苏方强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注：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使用的名称］撤出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的报告后复电指出：‘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17]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工作方针和部署，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负责人：“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18]

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当前东北工作中这个根本性问题说得十分明确而透彻。指示一开始就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9]指示指出：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指示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下乡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局扩大会议在1946年7月7日讨论并通过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决议要求：“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20]

在东北根据地，普遍掀起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同时，广泛开展了清剿土匪的斗争。农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东北局势大变的深刻原因所在。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也对东北军事工作正确地提出“忍、等、狠”的三字方针。“忍”，是要忍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丢失，忍受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在忍中积蓄力量，在忍中积极准备。“等”，是等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出弱点，逐步化强为弱；等我方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由弱变强；耐心等待并创造时机的到来。“狠”，就是在忍和等的过程中发现并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狠狠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歼灭性打击。这个通俗明白的方针，在部队中普遍地宣传解释，使干部和战士都知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又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慢一快”等战术方针，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意思，而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蒋介石对形势却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以为解放军的大踏步后退是溃不成军。当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长春、推进到松花江畔时，他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并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21]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在31日后的“上月反省录”又写道：“先锦州、次沈阳、驻长春之具体计划，整个实现矣。”^[22]至于北满农村，他并不在意。

事实上，从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东北民主联军（注：1946年1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尽管撤出了长春，主力仍保持着，并以大力在北满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实已力不从心，只是说说而已。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王铁汉说：“此时国军以有限之兵力，从事于海阔天空广泛无限之东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战斗力也随之减低（因国军并无机动兵力）。”^[23]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24]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更重要的是，当国民党军队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种种问题加速暴露出来，严重丧失民心。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大小官员贪污、受贿、营私、敲诈；地方豪绅欺压百姓、雄霸一方；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排除异己；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走私军火，买卖黄金；军队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感叹地说：“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25]

时任国民党政府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以后在“东北失败检讨”中也说：“蒋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接着，他又说：“且国军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况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26]他所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第二阶段，就是解放军所说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是战略相持阶段，可以说双方处于拉锯状态。

这个阶段的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还保有一定的主动权。1946年夏季，蒋介石以悍然围攻李先念领导的中原根据地为起点，开始了国共之间的全面内战。他对内战关注的重点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因攻占淮阴、解围大同而兴高采烈，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九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谋划对各解放区的进攻策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注：指陈诚）于庐山军事会议以后直飞沈阳，召开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根据东北国民党军兵力不足，无力对南北满同时发动进攻，以及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对沈阳威胁较大的现实情况，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与计划，即在南满采取攻势，在北满暂取守势，首先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通道，解除后顾之忧，等待关内抽兵增援东北，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解放区，占领全东北。”^[27]这个军事方案经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后，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倚仗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以八个师三路向南满进攻，开始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企图歼灭南满解放军主力，或迫使南满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北满。(https://www.daowen.com)

国民党军队在大举进攻下，10月25日攻占安东（今丹东），基本切断南满和北满的联系。蒋介石在26日日记中写道：“收复安东后应即将南满各县从速进占，对通化、辑安铁路，尤应积极打通，切实掌握长、吉以南之南满各地以后，再与俄国交涉接收大连。”^[28]31日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又说：“辽吉线之清原占领后，小丰满之电力可直送沈阳，则工业经济亦易恢复矣。本月实为安定东北之最重要一时期也。”^[29]

那时，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等四个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的兵力集中在这一狭小山区，粮食缺乏，回旋余地狭小，处境十分艰难，当地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将主力北撤。12月上旬，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主持会议，作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他循循善诱，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30]陈云详细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统一了思想，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称：“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31]根据这个部署，从12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进行了规模浩大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国民党军队两面作战，以打破他们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解放军这次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历时三个半月，收复县城十一座，使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被歼五万余人，更重要的是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东北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向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局。

经过这一阶段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兵力不足更演进成严重问题，顾此失彼，已不足以对付日益壮大的东北解放军的攻势。5月上旬，杜聿明派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到南京见蒋介石，要求给东北增加两个军的兵力。蒋介石说：“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他又说：“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上的兵力都不够用。”“你回去告诉熊主任和杜长官，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32]有生力量消长的严重后果，经过一年来的积累，这时显出颜色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东北解放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写道：“东北我军历时三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使敌人失掉战略主动，实行所谓‘机动防御、内线作战’。我军则由战略防御开始逐渐转为战略反攻。”^[33]

第三阶段：从1947年5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声势浩大的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切断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地之间的联系，使东北战局根本改观，为辽沈战役打下了可靠基础。

发动夏季攻势是要趁国民党军援兵未到之际，针对分散守点的敌军各个击破，改变南满与北满被分割的局面。虽然四平未能攻下，但在五十天的攻势中，歼敌八万三千人，收复城市四十二座，“扩大解放区十八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34]，使东北战局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解放军夏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对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不满，解除了他的职务。1947年8月2日，蒋介石命令最得他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蒋那时仍坚持要“确保东北”，8月5日在给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电文中说：“无东北，则华北无屏障。东北为我惟一之工业区，如为俄共所取，则彼以无量之工业生产，即可侵略中国之全境。如果至此，则远东无宁日，世界和平亦无保障矣。又辽东与胶东为我国海防枢机。无辽东则胶东不能独存。山东一失，则华中、华南亦无法生存矣。”^[35]8月22日，正式发表由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工作已并入东北行辕）。这时被调到东北作战的王铁汉说：“中央派参谋总长到东北去，可见对扭转东北劣势颇具决心。”^[36]

陈诚到东北不久，曾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37]。他积极整编补充军队，将正规军编成四个兵团，将地方部队编成暂编师补入正规军，总兵力增加到十个军、五十多万人。但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九个纵队、三十九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五十一万人，战斗力更加增强，9月14日又发动秋季攻势。战前，毛泽东在8月29日致电林彪、罗荣桓：“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38]也就是以锦州、长春一带为主攻方向，扫清外围，而尤以锦州地区为重。可见毛泽东这时已在考虑东北决战的问题了。陈诚在10月3日致电蒋：“沈阳防务空虚，谋求加派军队。”^[39]蒋介石在第二天赴北平，命令李宗仁、孙连仲从华北抽调一个整编师增援沈阳。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仍未见好转。解放军这次攻势到11月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九千多人，扩大解放区三万八千余平方公里，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陈诚一筹莫展。

这以后，国民党继续收缩兵力、固守要点。解放军又发动冬季攻势。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七十三万多人，其中东北野战军四十二万多人。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叔铭（注：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电称昨日沈阳前方失利，情形危急。余得此始以为不至如此危急。及得辞修（注：即陈诚）电乃知公主屯附近两师已被匪消灭，情势果甚危迫也，不胜焦虑，但亦惟有默祷天父之保佑而已。”^[40]

1月10日，蒋介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他在会上痛骂东北将领：“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41]但他也没有拿出什么实际办法来。第二天回南京，“各方多主召回陈诚”。17日，发表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自沈阳视察回京后，对东北与华北军事倍增忧患。辞修因病而发生心理变态，更为可虑。乃即决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前往替代，或可转危为安也。”^[42]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早在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时，卫任少将团长。卫一向勇猛善战，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人是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但他不是黄埔出身，而是由粤军改编而来，所以被人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1932年国民党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卫立煌率部攻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金家寨。国民党政府特地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西安事变时卫曾和蒋介石一起被扣留。蒋介石当时对他是很看重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卫立煌先后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抗日烽火中长期在第一线作战，同八路军建立起很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周恩来、朱德十分钦佩，还访问过延安，并在不少方面给过八路军物资支持。他后来又先后担任过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和陆军副总司令，在滇缅边境立有不少战功。抗战胜利后，他受到蒋介石的冷落，从1946年11月底起，到欧美十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出洋考察，到1947年年底才从美国经日本归国。那时，陈诚在东北已无法再干下去，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中难以找到其他合适接替人选。卫立煌的资历和声望都可以胜任，以往又曾屡立战功，东北国民党军将领不少曾是他的部下。因此，他刚刚回国，蒋介石立刻要他去东北担任“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十分不满，到东北后对蒋介石的决定特别是将主力撤出沈阳的命令一再反对，或拖延不办。这对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胜利是十分有利的。

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前后共十个月，到1948年3月15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人，解放城市七十多座。特别是冬季攻势，毛泽东在战前已电告林罗刘：“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43]这是一个大胆的改变东北全局态势的战略设想。

这个大胆的设想，到冬季攻势后期便实现了。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在东北战场的北线，攻克国民党军队长期重兵固守的四平，切断长春同沈阳的铁路交通，又迫使原同长春形成掎角之势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曾泽生部放弃永吉，撤入长春，使长春成为远离国民党军其他据点的绝地；另一件事是在南线，攻占北宁铁路上的战略要地沟帮子（这里还有一条铁路通往营口）后，切断了沈阳同锦州间的陆上交通。这时卫立煌刚到东北，陈诚还没有离开。1948年1月30日，蒋介石致电陈诚：“锦州必须固守，万不可失陷。”这封电文后加了几句按语：“盖北宁铁路上之沟帮子（距锦州东北方约六十公里）已告失陷，共匪方亟图进犯锦州也。”^[44]这样，长春、沈阳、锦州成为互不相连的三个孤岛。辽沈战役中便于解放军分别加以解决的有利格局终于形成（锦州同关内之间的北宁铁路当时仍能通车）。

蒋介石所说的“收缩兵力，重点防御”，成了坐困孤城。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成了坐以待毙。

前面说过，国民党军队无论其调动，还是武器弹药和粮食的供应，都严重依赖重要交通线（特别是铁路）的保障。铁路线一被切断，就得依赖空运接济，而空运力量十分有限，就成了无法克服的难题。不少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就是这样一个个被断送掉的。此种实例一再出现，是国民党军难以治疗的痼症。

2月21日，陈诚给蒋介石的签呈写道：“（一）查东北现有军队人数（包含各军事机关人员）约五十万人（锦州及迤南地区部队不在内），日需食粮约四百吨（需C-46机约一百三十余架次），大部均赖内地运补。卫总司令电称：以目前控制地区狭小，就地筹办困难，请求空运补给。（二）依东北现有部队数量计算，每次会战约需各种弹药近四千吨（需C-46机一千二百余架次）。（三）复查全国运输机，目前仅七十架左右堪用，除用于关内各地担任紧急空运空投补给外，大部使用于东北方面，目下正赶运粮款流通券二千亿元及械弹七百余吨中。（四）锦州机场因设备及安全等关系，尚不能完全使用，目前对东北空运系使用北平基地，每日只能往复一次，且常受天候限制。”^[45]这种一再出现的呼救，时间一长就难以维持，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对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但蒋介石又拿得出什么有效的应对办法呢？

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在东北进行主力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要求后三天，林彪在2月10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46]3月25日至4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形势和任务要求军队由分散的作战转到集中的作战，由非正规战转到正规战，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47]经过认真讨论，会议确定“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东北解放军今后建军和作战的总方针。几乎和这次会议同时（3月10日至4月14日），解放军又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

从同年3月中旬到4月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新式整军运动。这次运动，同样是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对干部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对连队战士着重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教育。接着，从4月至8月，各部队开展了四个多月的军事大练兵。这次大练兵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适应林彪报告中所说“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那是东北解放军过去不熟悉、不习惯，而为进行这样一场主力会战所必需的。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表面上，东北的战局平静了几乎半年。其实，这些都是在为辽沈决战作准备。

当解放军在1947年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以后，忽然出现了这样半年多的“平静”，实在很不平常，就像暴风雨袭来前的那种暂时寂静，却没有引起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的关注和警觉，他们反而以为战局已趋缓和，更谈不上据此部署相应的对策。这只能说他们的眼光和反应实在太迟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