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济南
条件已经成熟。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攻占济南的初步设想。电文说：“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十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14]
“攻克济南”并不容易。它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济南有重兵把守和强固防御工事、解放军还没有过攻占如此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经验，更在于国民党在济南以南的徐州地区集中了兵力大得多的重兵集团，一旦济南被攻，势将大举北上来援。“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特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会战计划’，即以第二绥靖区十一万人固守济南，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三个兵团，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内外夹击，打败共军’。”[15]这两部分军队相加有三十八万人，而且包括几支精锐部队，是不可小看的力量。但蒋介石那时正狼狈不堪地全力对付经济危机，以上设想只是为了“有备无患”，并没有立刻作出切实的具体部署。
8月10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对济南战役设想的三种作战方案，认为以执行“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的方针为最好，向军委请示。[16]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复电对“攻城”和“打援”如何“分工协作”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即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并以必要兵力阻击可能北援之敌。电文说：“如果你们此次计划（注：指粟裕等设想中提到的第三方案）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17]华东野战军立即按此进行行动的具体部署。
这样，把攻占济南作为华东战场当时打击重点，并把它的作战方案最后确定了下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预感到解放军下一步的军事进攻目标是在山东境内。他在8月10日给国务卿的电报说：“战争中共产党节节胜利。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保持着攻势作战的全部优势。而政府军看来缺少作战意志和能力。投共消息时有所闻，但却未曾听过共产党投向政府军的说法。除少数分散的中心城市如北平、天津及若干交通线外，华北、西安以东和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共产党所占据。共产党目前看来要肃清鲁境的残余国军，以作为向南对南京发动全面进攻或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序幕。”[18]而“要肃清鲁境的残余国军”，主要目标自然就是攻占济南。
蒋介石一向主张要“确保济南”，也没有想到解放军能在很短时间内攻占济南。8月间，王耀武得悉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纷纷北调山东，南京统帅部也探知原在山东地区的解放军加紧练习攻坚战术并积极备战，判断解放军有进攻济南的企图。一场空前规模的战役即将打响。南京统帅部这时指示“增强守备力量，确保济南，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加大围攻济南共军的死亡，削弱其力量，尔后再配合进剿兵团内外夹击，打败共军”，并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以解济南之围。[19]
王耀武分析济南周围双方力量对比后，担心南京统帅部以上指令未必能可靠地实现，一再要求蒋介石空运部队增加济南防御力量。8月27日，蒋介石分电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王耀武，着整编第八十三师从9月1日起空运济南，限十天内全部到达。但刘峙唯恐该师运济后，会减少他所在的徐州一带的兵力，要求缓运，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只运了一个旅到济南。9月14日，王耀武飞往南京，当面要求蒋介石将他过去带过、在被歼后又重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立即空运济南，称唯有如此固守济南才有可能。蒋介石也答应了，但解放军随即向济南发动总攻，猛烈炮轰机场，继续空运已无可能。
刘峙
其实，大势所趋，即使再空运一个整编师去，难道就能改变济南战役的结局？但蒋介石对这一点一直懊悔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围攻济南只有一日，东面坚强工事阵（地）竟为匪突破，西面机场亦被匪自齐河方面炮击，空运军队无法继续实施，情势危急，有岌岌不可保守之势。此乃对增兵济南之主张被国防部高级人员所转移，未能事先空运，以致临渴掘井，竟遭此厄。自觉不能专务军事，而幕僚又无定见定识，不胜愧悔之至。如果照当时判断，匪必攻济，作一切决战，此乃转败为胜之惟一良机，然已不及矣。惟今后赖上帝佑护，使我济南可保，不使大局崩溃则幸矣。”又写道：“以余专事于经济之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明知匪必进攻济南，早可准备一切，乃为幕僚与前方将领浅见者所尼阻，未能实施。乃至匪攻开始，而机场被匪炮击，因之无法空运，而且东面阵地已为匪突破，危急万状，此乃余自无决心，以至误事，至此能不愧怍？”[20]
他所说的“乃为幕僚与前方将领浅见者所尼阻”指的是谁？台湾出版的蒋介石《大事长编初稿》中指名道姓地说：“旋为国防部次长刘斐所尼（注：尼，阻碍的意思），以为此时匪无攻取我大城市之企图。”[21]这大概是有意把事情都推到刘斐头上。事实上，蒋介石在几天后的日记中说得很清楚，阻挠的主要是顾祝同、刘峙、杜聿明，那都是他十分信任的嫡系高级将领。日记这样写道：“前月底本已决定空运第八十三师于济增防，以期有备无患，且有建威消萌之意。孙子无恃其不来、恃其有所备也，而且明知匪之次一行动必攻济南，此皆当时预计所及，后为顾等高级幕僚与前方刘、杜等所尼，以为匪无攻取大城市之企图，不如多留一个师在徐州增强野战军实力，如匪果有攻济之企图，再事空运不晚也。余并想到临渴掘井，恐误战机；但卒为所部动摇。余之决心准其缓运，以致因小失大，能不悔愧？”[22]
蒋介石遭受挫折时总是责怪部下没有听他的话而说他自己早已想到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所说“明知匪之次一行动必攻济南”云云，不过是事后自我解嘲的话，但把它同前几篇日记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在军事形势大转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整个局势根本没有清醒的正确的估量，还以为“战局稳定”，可以“专事于经济之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而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又常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缺乏一个高明的军事统帅应有的雄才大略和坚毅决心。
9月11日，毛泽东在九月会议期间为中共中央军委所写关于济南战役的电报中，却提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胆主张：“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23]
决心下了，作战的目的和兵力部署确定了，毛泽东就放手让在前方的粟裕、许世友等指挥作战，不轻加干预。根据毛泽东的决心和部署，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决定以十四万人的兵力（包括由聂凤智、刘浩天和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两个攻城集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向济南发起全线总攻击，并以比攻城更多的兵力十八万人，由粟裕直接指挥，阻击从徐州北援的国民党重兵。
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晨首先默祷敬卜济南战局之能保否。蒙上帝示我以‘可保’，此心为之大慰。以上帝允我之恩许，未有不实现者也。今后只要努力督导陆空军增援而已。”[24]但局势的发展完全不是如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守军守不住，援军攻不动，上帝也没有来保佑他。
就在蒋介石写那篇日记的同一天，占济南守军近一半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撤离战场。吴化文部有两万多人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抗战时曾投敌，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收编。1946年7月，他到南京见到冯玉祥。冯对他说：“我们西北军是杂牌军，要想法找个出路。”吴化文回山东后，同解放军鲁南军区有过接触。[25]以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派地下工作者同他联系。兖州被围时，蒋介石打电报给王耀武，要吴化文到兖解围，先头部队被解放军围歼，旅长被俘。这也使他感到打下去难逃灭亡的命运。党又派地下工作人员做他的工作，使他下了起义的决心。
这件事完全出乎王耀武的意料，使他精神上更完全丧失坚守的信心。“他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说：‘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蒋介石回电，仍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刘峙也电令‘固守待援’。”[26]蒋介石和刘峙所许的援军在哪里？始终看不到。解放军攻城集团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在9月24日攻克济南，俘获化装逃出济南城的王耀武。这次战役，打得干净利落，共歼守军十万八千多人。而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主力一直集结在兖州、邹县等地并筑有强固工事，使从徐州北援的国民党军不敢放手前进，行动缓慢。邱清泉兵团一天只走二十公里。李弥、黄百韬兵团还在集结中。直到济南解放，王耀武仍没有看见蒋介石、杜聿明一再许诺的北援部队的到来。
济南解放，战斗历时只有八天，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信心，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不小。《大公报》载二十六日电：“山东、青岛旅京国代、立委暨各界旅京鲁青人士代表百余人今日上午九时结队赴国防部请愿，要求援济大军迅速前进。由顾参谋总长于大礼堂接见。顾氏首先说明济南战局之现态势，继即保继援济大军必按预定计划前进。顾氏旋因争离去。”[27]其实，济南这时已经解放两天了。上海公开出版的《观察》写道：“华东共军攻下济南，对全面战局影响是相当重大的。一则是华东共区与华北共区更加壮阔的连在一起，再则是渤海上的形势有了变化，青岛将被抛在背后。因此江南的京沪、华北的平津，都感受到相当的压力，使得苏鲁豫皖边境上的国军华东基地徐州，变成了一个前哨阵地，削弱了它向中原追击的机能。这个大变化和共军今后的动向是值得研究的。”[28]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能不写道：“济南不仅为山东省会，亦为津浦路上一大军略要地，当南北枢纽，自来为南北用兵所必争。”“匪军打通山东匪区后势必东祸苏北，进窥徐州，或开封、蚌埠等地，作威胁京沪企图，这是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29]
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右）
济南失守后，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逃至寿光被解放军生俘
济南的解放，对随后的三大战略决战都有重大的影响。《观察》上另一篇文章也写道：“济南之失，除了影响关内战局，对于东北，关系尤大。山东不再是军事的输血管，华北不再是东北的后备军，此后的东北将道道地地的变成‘孤岛’了。”[30]它还使华东野战军南下投入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又使国民党军的华北战场同华东、中原战场完全切割开，中间相隔着已连成一片的广大解放区，以后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军队想要从陆路远途南撤几无可能。可以说，这是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必要准备。
攻克济南
陈诚把济南战役称为军事上的“一个转捩点”。他说：“在此以后，显然已成为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31]蒋介石在9月25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三夜来未得安眠，而以昨夜为甚。本晨二时醒后，辗转不安，以济南失陷，对内对外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政局、外交、经济更为拮据，共匪必益猖獗，军事尤为劣势，自觉无颜立世矣。”[32]10月10日，他在“国庆致词”中说：“我在今年上半年宪政政府成立之时，曾经预计在十一月以前要肃清黄河以南的股匪，可是现在已经是十月，不但黄河以南的股匪没有肃清，而且最近济南又被匪军攻陷，这是国家最大的不幸，也是个人感觉最愧疚的事情。”但他还要硬着头皮说：“遭遇的困难愈多，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33]
[1] 临沂行署出版办公室编：《孟良崮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17页。
[2]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538页。
[3] 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13页。
[4] 许世友：《我在山东十六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51页。(https://www.daowen.com)
[5] 许世友：《我在山东十六年》，第152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11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09页。
[8] 李鹏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负责鲁中地区的上校指挥员）：《周村战斗前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83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31页。
[10] 陈金城：《潍县战役始末》，《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第206页。
[11]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济南战役》，第540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61页。
[13] 霍守义：《忆兖州战役》，《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745页。
[14] 中央军委致中野、华野、华东局并彭张赵电，《济南战役》，第46页。
[15] 许世友：《我在山东十六年》，第185页。
[16] 《粟裕文选》第2卷，第534、535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66、567页。
[18] ［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41页。
[19]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济南战役》，第546、547页。
[20]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21] 秦孝仪总编纂：蒋介石《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第136页。
[22]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页。
[24]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9日。
[25] 林世英（吴化文夫人）：《我参与做吴化文思想转变工作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第313页。
[26]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88页。
[27] 《济南情况转趋沉寂》，《大公报》，1948年9月27日，第2版。
[28] 《观察》特约记者：《总统北巡与北方大局》，《观察》第5卷第8期，1948年10月16日。
[29] 《战局大势》，《中央日报》，1948年9月28日，第7版。
[30] 季明：《鸡肋!鸡肋!》，《观察》第5卷第10期，1948年10月30日。
[3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8月版，第107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
[33] 《国庆盛典蒋总统致词》，《大公报》，1948年10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