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歼杜聿明集团
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徐州附近消灭杜聿明统率的国民党军南线主力邱、李、孙三个兵团。这个目标在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便已提出，这在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大决策。
国民党方面，很长时间内对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懵然无知。刚从葫芦岛回到徐州的杜聿明说：“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注：徐州“剿总”参谋长）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129]
其实，不仅杜聿明对情况“无法作出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从他的日记来看，他这时关心的只是解放军会不会袭击徐州和如何救出已被合围的黄百韬兵团，并没有想到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全部歼灭国民党在南线的主力，更没有全盘的长远的战略考虑。对中原野战军突然攻占宿县、切断徐州和蚌埠间联系这样关键性的战局变动，蒋介石也麻木地没有立刻作出什么反应。
杜聿明
到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当天，蒋介石于2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据郭汝瑰当天日记载：“于官邸研究徐州会战后本部应有之决策。咸主张撤守淮河。”“十六时又与部长、总长等研究，余起草命令，令徐总以主力向南击破当面之敌，与黄维兵团配合打通徐宿交通。但结果总统认为须待徐东敌情明了，再行下令。”他在24日日记中又写道：“九时于官邸会报，研究徐宿间作战。”“总统令接刘峙、杜聿明、李树正等来京商量。十四时刘、李到。……十六时杜光亭到。”[130]蒋介石通知刘峙、杜聿明参加，要他们以主力南下，打通徐蚌之间的交通。杜聿明表示：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增加五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25日，在杜聿明指挥下由孙元良兵团留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依赖空军和炮火的掩护，向南发起强攻。但解放军顽强抵抗，逐村争夺，寸土不让，特别是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国民党军的空军和炮火难以奏效，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更谈不上打通徐蚌之间的交通。至于蒋介石许诺的两三个军，始终未见踪影。
28日，蒋介石又电令杜聿明到南京，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有何应钦、顾祝同等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重要决定是放弃徐州，将在徐州的三十万部队全部撤出，作为保障和守备南京的力量。
为什么在这时决定放弃徐州？台湾当局的相关著作这样写道：“固守徐州，原可支撑一时。惟黄维兵团被围，急待解救，且徐州后方连络线中断，补给困难，乃决定放弃徐州，向南突击，俟解黄维兵团之围后，再行部署，转守淮河，掩护南京。”[131]
要将三十万重兵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南撤，是很不寻常的重大决断，情况复杂，必须谋定而后动。杜聿明十分担心蒋介石的决心又一再改变。他一到南京，先见顾祝同，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呢？”顾祝同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后来回忆道：“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顾同意这一案。”[132]他并且主张徐州各兵团撤出后“由双沟经泗阳趋五河”[133]，也就是直接向淮河地区挺进。
杜聿明说的话中，最重要的一句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杜聿明如此强调“不能恋战”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三个兵团在徐州还可以有长期经营的强固工事和充分储备作为支持；如果放弃徐州，那就该尽快地往西折南，依托淮河守御，那还可能把徐州兵力基本保存下来；如果脱离了徐而又“恋战”，那就势必在野外运动中同解放军主力对峙，就可能放弃徐州后又无法逃离被围困的局面，导致全军覆没。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他讲了以后仍不放心，又向蒋介石单独谈了一次，蒋也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时也下了决心，把全歼徐州的三个兵团作为淮海战役中下一步的主要目标，决不能让他们撤到淮河地区再站住脚跟。这个决心下得十分及时。11月28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的同一天，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两封电报。前一封电报写道：“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后一封电报写道：“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30日，他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更明确地提出：“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134]
集中全力围歼杜集团的方针，这时便最终确定下来。
同一天（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的主力及地方党政机关、后方人员共三十万人为了轻装，只带了七天的给养和一百公里的油料，匆忙地撤出徐州，先沿徐州经萧县至永城那条公路向西南行（如此重装备大兵团的撤退，离开公路走是很困难的），准备走一段后再折而向南，奔赴淮河地区。
他们选择这个方向撤退，而不是直接向南努力打通津浦铁路，原因是感到自己没有足够力量打通这条铁路线，想先同处在西南方向的黄维兵团会合，或由黄维兵团牵制住相当部分的解放军，便于他们能向南方的淮河地区推进。至于对津浦路上战斗力很弱的李延年、刘汝明两部，他们本来就没有抱太多指望。津浦铁路的东侧，“河流纷歧，湖泊、池沼星罗棋布，不利于大兵团作战，重兵器尤不便使用”。而“西侧除徐州西南山地外，宿县蚌埠之间，平原坦荡，一望无际”。[135]因此，从地理条件来看，他们撤出徐州后，势必沿津浦铁路西侧南下。
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撤退后行军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张震写道：“粟裕代司令员考虑，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招致全军覆灭；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道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且均为我老根据地，难于逃脱；如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则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一举两得’。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136]
粟裕回忆道：“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十二月四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十二月六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137]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撤出徐州时，人数众多，还有相当战斗力。能不能阻挡得住并进一步将它合围，毛泽东仍不放心。12月2日，他为军委起草电报叮嘱：“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能单靠尾追。”[138]
时机确实十分紧迫。说来也巧，就在当天，蒋介石给杜聿明空投了一封信，其主意又变了。信的内容是：“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139]蒋介石还对人说：“已亲缄杜，乘共军分离，先击破其一部，战机稍纵即逝，务勿迟疑。”[140]这同杜聿明率部撤离徐州时提出的“撤即不能打”的想法大相径庭。杜回忆道：“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袭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点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141]会议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遵照蒋介石命令，调整部署，改变原来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改为东进向解放军攻击，以解黄维之围。利用这一天的耽误，不分昼夜疾进的解放军追击部队，从原来的尾追或平行追击，到超越杜聿明集团的先头，在12月4日拂晓将他们合围于陈官庄一带。
淮海战场上的解放军炮兵
杜部撤出徐州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记有一条：“杜部突围方向与道路之指示及防毒面具使用之学习。”[142]可见他这时又想用化学武器来掩护杜部的撤退。12月1日他在日记中说：“审阅战报，乃悉杜聿明率领徐州全部国军已到达萧县西南划子口，而蚌埠以西之匪亦有向北溃退模样，此心转安也。”[143]但第二天他又焦急起来，在日记中说：“杜部进展滞迟。正午与晚间各写手书，令其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陷于被动也。”[144]杜聿明“避战迂回”，目的是想将徐州的三个兵团安全撤出，以淮河一带为前进目标，站住脚跟，再进行攻击。但这时黄维兵团被围攻的战局日益恶化，“蒋介石得知杜聿明已安全撤离徐州，唯恐他一意西逃，‘避战迂回’，而‘坐视黄兵团消灭’，遂用飞机向杜聿明空投手令，要杜聿明改变方向，由濉溪口南下与黄维兵团靠拢。同时命令李延年兵团重新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中原野战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145]。
蒋介石这思路确实同他在辽沈战役时相似。那时，廖耀湘一心想把沈阳主力“避战迂回”，以便从营口撤出；蒋介石却严令他西进，并督促葫芦岛、锦西的部队东进，想对东北解放军来一个东西夹击，不仅解锦州之围，还要同东北解放军决战。结果，锦州仍救不了，而使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这次又是旧调重弹。台湾当局编写的战史著作也认为：“中途又令其东向攻击，为统帅部指导上一大错误。”[146]蒋介石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却写道：“本日最苦闷者为杜兵团主力仍向西永城行进，而不向南积极进攻当面残匪，失却大好良机。”“将领不学无术能至此，殊为痛心。”[147]
杜聿明集团在12月4日被解放军合围，又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他在当天日记中说：“杜部态势已比昨日不利，被围之势已成，不胜焦虑。惟其已向南开始进攻，尚有希望其胜利也。”[148]事实上，这支部队粮弹都缺，已没有力量向南进攻了。杜聿明回忆道，这一天“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这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能打仗呢？’”[149]。6日，蒋在日记中说：“手拟杜光亭（注：即杜聿明）电稿两通，指示对北面之匪应先行击破，并予以就地决战，不必向南速进也。”[150]这时，被合围的黄维兵团的处境急剧恶化，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只能转移到黄维兵团的突围问题上，对杜聿明集团的命运已无力顾及，事实上听任它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了。
黄维兵团行将被歼、李延年兵团被击退到淮河南岸后，杜聿明集团已成被困的孤军，覆灭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军已被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杜聿明集团有在十天内外全部解决之可能。“此敌解决，蒋匪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中待命之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诸敌之计划，时间决于十天内外。”12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说：“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致电粟裕：“你们围住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进行攻击。”[151]
这时，孙元良兵团已因单独突围而被歼。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但久失兵权。他是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的侄子。孙震所部两个军都是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为了解除孙震的兵权，利用他们的亲属关系，要孙元良接统这支部队，组成第十六兵团。但孙元良毕竟同这支川军毫无瓜葛，致使军心不服。该兵团在杜聿明统率的三个兵团中是最弱的，也是最早被歼的。
华东野战军炮兵部队
孙元良对突围时的情况也有回忆：“从徐州撤退的翌日（1948年12月1日），我的指挥部在当天晚上十点钟才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三十公里的距离，乘汽车竟费了十几个钟头啊。”“二十多万人都是从同一出发点向西南方向放身了出去，人多地狭，道路有限，难免无意中碰在一起。”对突围失败的原因，他写道：“徐蚌会战的萧永间地区的最后一战怎么会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呢！就直接的原因而论，唯一的答复：‘完全误于临时变卦！’如果国家兴亡所系的一场大战，其胜败仅由于一个人偶然的乖谬举措，那吗，这次的偾事实应列为最突出的例子了。我们明明是退却，当然应该快快脱离战场，怎么可以摆出这种非驴非马的姿态呢？”[152]孙元良这些话可同杜聿明所说相互参见。
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剩下的二十多万人紧紧围困在陈官庄地区。加以歼灭已不成问题，就暂不发起总攻。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避免蒋介石见势不妙而下决心将在华北的军队由海路南撤，二是便于对饥寒交困的被围杜聿明集团进行瓦解，尽可能减少战场的伤亡，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总攻的胜利。“十八日，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由陈官庄飞京，请指示杜聿明部的行动。蒋介石指示：‘击溃当面之敌，南下！’”[153]这在当时已是一句于事丝毫无补的空话。杜聿明部越来越难以维持。24日起，淮海战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军飞机的空投时断时续，杜聿明集团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时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在1949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向杜兵团空投粮食，每日额定四十万斤，但因气候关系最多仅三十余万斤，而部队实得者仅一万余斤，余尽抛歪，为匪所获。”[154]
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弹尽粮绝，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写道：“饥饿和严寒使被围困的敌人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敌人从徐州逃跑时，沿路上丢掉了棉被和笨重物件，如今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拥挤在这东西不到二十里，南北不到十里的包围圈里。二十余万人马，把一切可以吃可以烧的东西都吃光了，烧光了，后来连马皮也吃光了，老百姓的门板也烧光了。虽然蒋介石用飞机空投过几次食物，但仅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大风雪中，敌人大批冻死、饿死，尸横遍野。为了给被围困的敌人最后一条生路，我军从十二月十五日起停止攻击。毛泽东主席为前线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命令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立即率部投降，同时展开了火线劝降工作。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敌军下级军官和士兵成班、成排、成连地向我军投降，到十一月五日止，向我军投降者即达万余人。”[155]
郭汝瑰在1949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军攻杜聿明部甚急，已突破十余村庄。据二十五军陈军长（四日由陈官庄飞京）面称：杜部因争空投粮食，各军射击，柴木烧尽，业已掘坟墓烧棺材云。如此，则杜部士气能否维持，殊成问题。范围如愈小，则空投愈难。该部命运已到决定关头矣！”[156]
华东野战军在从容休整二十天后，士气旺盛，粮弹充足，兵员得到补充，而对平津已经合围，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已无法南撤，解放军便在1949年1月6日下午三时半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在集中火力实施三十分钟猛烈炮击后，各突击部队勇猛穿插，迅速突击杜聿明集团纵深阵地。经过四昼夜激战，在9日结束战斗，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消灭国民党军十七万六千多人，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
蒋介石对如何拯救杜聿明集团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消灭。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那天，他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再函杜光亭作战要领。”[157]第二天又写道：“杜聿明部情势危急。”[158]9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说：“永宿间青龙集与陈官庄地区之杜部战局至本星期六、日，已陷入无能反攻之穷境，不胜忧惶，未知九日出击之总计划能实施否。”[159]同天日记中说：“今晨三时起床，祷告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160]10日，也是杜聿明集团被歼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大半（今晨）似已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此为我黄河以南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可无愧对我将士。而将领无能至此，实为我教育不良、监督无方之咎，愧悔无地自容。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16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
对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刘峙事后在《我的回忆》中检讨说：“我们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定，结果是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态势上的劣势。”“匪军每一行动，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经接触，即发生激战，仓卒遣兵调将，应付确有困难，而我军前进后退，则往往陷于匪之包围中。”“顾虑长江与淮河之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致分散决战方面之兵力，而最后会战失败，长江与淮河亦不能守。”“各部队长个人相互间，平时在精神上有隔阂，战时在支援上复不易协同，致虽有大军，亦难发挥最大综合战力。”他归结起来说：“总之，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162]
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自1948年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战斗，作战六十六天，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而作为国民党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事情都是临时应付，几天前还不知道几天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根本没有预计到战局会这样发展。
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余人的代价，共消灭（连同起义部队在内）国民党军队五个兵团部、一个绥靖区，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计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精锐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中共中央军委一直把这两个军看作南线的主要对手，在1948年5月就已提出：“只要五军消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163]歼灭了这两个军，比歼灭国民党方面其他好几个军的作用和影响都大得多。军心已处于瓦解状态。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完全丧失，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原来布防江淮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慌忙撤至长江以南。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直抵长江北岸，为渡江战役取得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淮海战役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和辽沈、平津战役都不同的特点：国共双方兵力是八十万对六十万，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和装备都处在弱势的情况下战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一场大决战。毛泽东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164]而蒋介石每一步棋都没有走对，本来自恃的优势竟落得这样的结局，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1]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355、339、340页。
[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戡乱前期（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11月版，第85、86页。
[3]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7、8页。
[4]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5]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册，第300、303页。
[6]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8] 李汉萍：《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04、305页。
[9]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册，第303页。
[1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4日。
[11]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0页。
[1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0、11页。
[13]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2页。
[14]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45页。
[15]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1页。
[16] 《朱德选集》，第245页。
[17] 楚青整理：《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18] 《粟裕文选》第2卷，第571页。
[19] 刘、陈、李致军委并粟电，《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50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21] 谭旌樵：《淮海大战的前夜》，《星火燎原》第1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06、107页。
[22] 《观察》特约记者：《大局的抢救》，《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年11月20日。
[23]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第2册，第28页。
[2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25] 《观察》特约记者：《大局外弛内张》，《观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
[26] 陈士章：《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版，第221、223、224页。
[27] 廖铁军：《碾庄圩地区作战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79、180页。
[2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6、77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21、131、161页。
[30] 《一周战局》，《中央日报》，1948年11月5日，第2版。
[3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77页。
[32]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第2册，第31页。
[33] 李汉萍《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06页。
[34] 《中央日报》，1948年11月9日，第2版。
[35] 张克侠：《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经过》，《淮海战役·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87、388页。
[36] 《观察》特约记者：《徐蚌会战的分析》，《观察》第5卷第14期。
[37] 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淮海战役·回忆史料》，第377页。
[38] 张克侠：《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经过》，《淮海战役·回忆史料》，第390页。
[39] 《朱德选集》，第246页。
[40] 《徐州会战初捷》，《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0日，第2版。
[41] 《论当前军事形势》，《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0日社论，第2版。
[42]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册，第309页。
[43] 李世杰：《黄百韬在碾庄圩指挥目睹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87页。
[44] 南京政府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转引自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第419页。
[45]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第2册，第33页。
[46] 《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37页。
[4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13、215页。
[48] 秦孝仪总编纂：蒋介石《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册），第178页。
[49]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4日。
[50]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8、59页。
[51]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第2册，第35页。
[52] 刘峙：《我的回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66页。
[53]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37页。
[5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1页。
[55] 《张震回忆录》上，第335页。
[56] 《粟裕文选》第2卷，第618、619页。
[5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4、188页。
[58] 《张震回忆录》上，第336、337页。
[59]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9页。
[60]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12页。
[61] 《刘汝明回忆录》，第155页。
[62] 陈锡联：《截断徐蚌线，会战双堆集》，《淮海战役》第2册，第105页。
[6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3页。(https://www.daowen.com)
[6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30、231页。
[65] 《李达军事文选》，第283页。
[6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240页。
[6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7、8日。
[68]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9日。
[69]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0日。
[7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4日。
[71]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5日。
[7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1030、1031页。
[73] 《陈布雷在昨心脏病逝世》，《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4日，第2版。
[74] 贾亦斌：《半生风雨录》，第144、166、167页。
[75] 《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6月版，第277、278页。
[76]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3日。
[77]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册，第308页。
[78]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9日。
[7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1日、22日。
[8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3日。
[81]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2页。
[8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65页。
[83]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2页。
[84]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56页。
[85] 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淮海战役·回忆史料》，第11页。
[86]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5页。
[8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军史》，（台北）“国防部”军务局史政处1998年6月版，第204、209页。
[88] 《孙子兵法·军事篇第七》。
[89] ［英］利德尔·哈特（又译李德·哈特）著，伍协力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255页。
[90] 《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第386页。
[9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07、215、216页。
[92] 蒋纬国：《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第3册，第310页。
[93] 刘峙给黄维的电报，1948年11月14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第298页。
[94] 《杨伯涛回忆录》，第163页。
[95]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6页。
[9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7日。
[97] 《粟裕文选》第2卷，第652页。
[9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48、149页。
[99] 《李达军事文选》，第302页。
[10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43页。
[101]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146页。
[10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9页。
[1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248、249页。
[104] 《李达军事文选》，第296页。
[105] 《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106] 《李达军事文选》，第297页。
[10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第250页。
[10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17页。
[109] 《杨伯涛回忆录》，第172、173页。
[11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0日。
[111]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4日。
[11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5日。
[113]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6日。
[114]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7页。
[115] 《杨伯涛回忆录》，第172页。
[116]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8页。
[1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91页。
[118]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8日。
[119]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9日。
[12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0日。
[121]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1日。
[12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2日。
[123] 《杨伯涛回忆录》，第179、180页。
[12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3日。
[125]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页。
[12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6、17日。
[127] 《宿蚌之间国军会师》，《大公报》，1948年12月17日，第2版。
[128] 《综述淮北战局》，《中央日报》，1948年12月19日，第2版。
[12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7页。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23日，1948年12月24日。
[131] 秦孝仪总编纂：蒋介石《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册），第188页。
[13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29页。
[133]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28日。
[13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84、289、295页。
[135] 《淮北会战》，《中央日报》，1948年12月14日，第4版。
[136] 张震：《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第2册，第36、37页。
[137] 《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13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08页。
[13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
[14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3日。
[141]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
[14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143]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日。
[144]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日。
[14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91、292页。
[14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第149页。
[14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3日。
[148]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4日。
[14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7页。
[150] 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6日。
[15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58、362、401页。
[152]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台北）时英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314、315、316、317、321页。
[153] 《郭汝瑰回忆录》，第339页。
[154]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97页。
[155]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第275、276页。
[156] 郭汝瑰日记，1949年1月7日。
[157]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
[158]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7日。
[159]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
[160]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
[161]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0日。
[162] 刘峙：《我的回忆》，第171、173页。
[16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63页。
[164] 《张震回忆录》（上），第348、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