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他的办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实践中用心去想，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来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并且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
陈毅曾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过这样的概括：“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3]
陈毅
陈毅说得很对。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作战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措施，还密切注视着双方情况的变化和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及时调整以至修改原定的计划，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或想象去瞎指挥，更不是只说一大堆毫无实用的空话。这是他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战争中尤其如此。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他对军事统帅如何才能正确地指挥作战的思考和实行过程作了具体而清晰的叙述：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4]
这段话是他在1936年12月写的，而他在十二年后的三大战略决战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也是这样思考和实行的。
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到1948年8月，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两年来，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叶剑英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5]
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蒋介石没有料到，因而事先没有作出应对的准备，处处陷于被动挨打，这是最后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充分考虑到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6]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危险。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7]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8]
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在三大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9]“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0]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写道：“军事计划不用‘奇袭’这把永远管用的钥匙，失败就可能接踵而至，不现实的想法是替代不了这把钥匙的。”[11]说的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前面说到过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
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做法，先从对方“不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拿辽沈战役来说，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谁都知道的。但当时东北解放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采取了一些佯动，这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隐蔽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直到以突然行动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慌忙地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这可以称为奇袭。
再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原来判断解放军会从西侧奔袭徐州，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对方这种错觉，因此国民党军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乘虚而入，集中力量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开始了淮海战役的“第一场战斗”。这就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抓住邱清泉、李弥救援黄百韬兵团而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调守御徐州的机会，乘虚而入，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https://www.daowen.com)
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面，提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大举入关。蒋介石还有一个打算，要把部队主力东移津沽，以备必要时可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将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以北的杨得志兵团迅速分别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又吸引到西边，顾不上东线。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提前行动，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尽管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是国民党军没有料到的，但有如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所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12]这些都需要有一定时间。因此，又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这种战史上十分罕见的特殊打法。在这过程中，也有许多出敌意料的奇袭因素。
杨成武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趁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13]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
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14]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15]这种根本的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民众支援解放军的架子车队
拿淮海战役来说，在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16]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17]
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道：“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18]
整个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共动员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次，运送弹药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粮食九亿六千万斤。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恰成鲜明的对照。在主要交通运输线被截断而空投又不能满足需要时，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无法补给，陷入绝境，这成为他们多次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能不能得到根据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听取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甚至对战略计划据以作出重大调整或改变。
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19]。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注：指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20]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注：指陈毅、邓小平）并告粟陈张（注：指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第七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21]第九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22]。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注：指粟张十一月八日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23]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24]
西北战场上的彭德怀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这里还要讲一讲周恩来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担负起西北解放军的指挥工作，以少数兵力抗击胡宗南部队的进攻，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繁重的任务。周恩来便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队伍转战陕北。适应当时的紧张局势，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是毛、周、任三个人。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25]在他们转战陕北的一年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是惊人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26]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三大战略决战时，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继续担任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他都是工作到次日拂晓才去睡觉，到上午九时又准时起床，一天休息不过五个小时。他和毛泽东住的院子靠得很近，随时见面，一有什么问题，两人就交换意见，商议解决办法。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访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清化。他说：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张清化任作战室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经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以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共同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当场动手起草文电，少数较次要的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
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当时军事方面的文电来看，由于军情紧急，除很少数经过书记处五个书记共同商议后作出决定，其他大多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他们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文电发出。发出时大抵是两种情况：一种，比较多的是在文电上由毛泽东或周恩来批有“刘、朱、任阅后发”，经三人圈阅后发出，因为军情紧迫，我没有见到他们三人再有批注意见；另一种，特别紧迫时，就批有“发后送刘、朱、任阅”。由于文电都是毛、周两人共同商议后用军委名义起草的，不能说毛泽东起草的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恩来起草的那些较少也比较次要的电报才是周恩来的意见。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究竟哪些意见是周恩来提出的，由于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商议，没有别人在场，现在就难以辨别，以后恐怕也无法再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着重讨论的是三大战略决战中的军事指导问题，但军事从来不能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考察。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说：“胜利是累积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军事、经济以及心理皆有所贡献。胜利的获得，唯靠善用与整合现代国家中一切既存资源。成功则需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27]毛泽东在军事指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本书对此也有涉及，由于全书的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没有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