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歼黄维兵团
随着徐州战局的日趋紧张，蒋介石急忙调原驻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另一支主力部队黄维兵团（第十二兵团）东援徐州。
毛泽东十分关注黄维兵团的动向。淮海战役还没有正式打响，他就在11月1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包围黄百韬兵团后，“你们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82]
为什么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如此重视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原有四个军十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都属于陈诚系统（后来又将何应钦系统的第八十五军编入，成五个军），其中包括精锐的第十八军。
这个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1930年以陈诚为师长的第十一师为基干扩建而成。这以后的历任军长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杨伯涛都是陈诚的亲信将领。全军都是美式装备，有着相当数量的重炮、坦克、机枪、自动化步枪、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又有空军配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解放战争开始后，它和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军一起在华东战场同解放军恶战。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后，它和第五军便成为解放军在南线的主要对手。
1947年，刘邓大军（这时改称中原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跃进时分为三路：中原局、野军指挥部和第二纵队（陈再道纵队）、第六纵队（王近山纵队）为中路；第一纵队（杨勇纵队）为西路；第三纵队（陈锡联纵队）为东路。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不攻县城，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满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刘伯承鼓励全军：“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83]部队经过二十多天行程，跃进到大别山区。这就把战线从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蒋介石把它视为心腹大患，调动原在华东和中原地区作战的约九十个旅的军队，包括整编第十八军在内，投入对大别山区的“围剿”。
1948年8月，国民党统帅部鉴于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不断遭受歼灭，为了使解放军“吞不下”和“啃不动”，采用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大兵团制。以整编第十八军为基干，编建第十二兵团，由黄维为司令官，原整编十八军军长胡琏为副司令官。黄维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到德国留过学，担任军事教育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抗战期间曾任中央军校桂林分校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联合后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没有多少同解放军作战的实际经验。“蒋介石给予黄维第十二兵团的任务是在武汉外围机动作战，以确保武汉和阻碍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威胁中南半壁。”[84]
中原野战军在挺进和转战大别山，特别是抢越黄泛区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写道：“为了轻装，我们还忍痛炸掉了一些重炮。战前，除了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步兵炮和二百多门迫击炮外，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但是，为了实现中央军委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意图，遵照总前委指示，中野毅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与黄维兵团决战。邓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为了全局而知难犯险的胆略，极大地感染了部队全体将士。”[85]
淮海战役酝酿和发动时，中原野战军为了牵制黄维兵团使之不能很快东援徐海战场，并争取时间掩护野战军主力隐蔽东移，10月中旬，故意以一部在豫西积极活动，造成假象。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误判这是中原野战军的主力活动，命令第十二兵团向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猛攻，结果扑了一个空。豫西山区地势崎岖，道路不良，机械化部队在这番折腾中损耗很大。10月底，返回豫南的确山、驻马店山区原驻地，到11月4日、5日在该地区集合完毕，人马已疲惫不堪，亟须休息整顿。
淮海战役在11月6日打响后，蒋介石发急了。“第十二兵团（欠第八十五军）甫到驻马店附近，即奉命向徐州进发，并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行动’。兵团即于十一月八日由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因为部队有战车营、榴弹炮营等重武器和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浍河，以至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蹑。”[86]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活动”，刚回原驻地三四天，喘息未定，就匆忙出发，而且连如何行军也被规定得按“指定路线”行进。这条路线从驻马店地区出发奔向宿县，再北上徐州，走的几乎是一条直线，这反映了蒋介石的急迫心情，但根本不顾地形条件，不考虑在行军途中会遇到什么问题。而对重装备的黄维兵团来说，这却是一条极端不利的路线。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军史》这样描写他们途中的实际状况：“宿县、涡阳、蒙城、怀远地区，因为颍水、西淝水、涡河、北淝水、浍河等五条河流皆自西北流向东南，汇注于淮河。河上均无桥梁，且经常泛滥、沼泽洼湿，芦苇丛生，大军行动极受牵制。新蔡、阜阳至宿县，仅有一条公路相通。且路面泥土松软，晴则灰尘蔽天，雨则泥泞难行。所有村镇，其房屋多系茅草屋顶，秫秸泥壁，砦墙废圮，壕沟水浅，难守易攻。”
白崇禧
该书又写道：“十二兵团于十一月八日，自确山东进，日夜兼程千里驰援，前进之道路不仅只有一条，且河川交错，均需临时架桥，始得通过。先于新蔡以东渡谷河、大涧河，后于阜阳以东渡颍水、西淝水与茨河，工兵因材料缺乏，加以作业力不强，每次仅能架设二三轻便桥，尚不能按规定时限完成。再加运动计划与渡河计划欠周密协调，往往数万之众猬集一处，纠缠不清，有后到先渡者，有半途而插入另一单位者，又有等候七八小时而不得过者。入夜辄就地炊爨露营。火光四起，人喊马嘶，致使兵力疲惫，秩序紊乱，掌握困难。”[87]
由于出发时过于匆促，部队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很有限。加之出发后急于驰援，孤军深入解放军的老根据地内，沿途又处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这相当程度上已预决了黄维兵团的命运。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88]它的后果以后就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名将巴顿说过：“不应该定了计划，然后要环境去适应那些计划。应该使计划适应环境。我认为，对高级统帅部来说，成败得失的关键，就是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89]
后来在台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多次同郝柏村谈及“徐蚌会战”中两个“战略错误”，其中之一是：“第十二兵团增援蚌埠，应由铁运至汉口，再船运至浦口，沿津浦北运增援，不应由南阳渡七条淮河支流东进，且左侧背暴露在刘伯承威胁之下，大军侧敌前进是非常危险的。”[90]
对地形的细心观察和熟悉，因地制宜，是制定正确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要这支重装备兵团按照这条“指定路线”，急行军东进，充分暴露出蒋介石在战术指挥上的拙劣而外行，也反映出他在淮海战役突然爆发后急于东援竟不顾一切的慌乱心理，真到了老话所说“慌不择路”的地步。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出这一点。11月13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两个纵队：“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十四日，至迟于十五日，赶到太（和）、阜（阳）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第二天，又致电：“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一、二、三、四、六、九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91]15日，解放军攻占宿县。蒋介石要黄维兵团仍按原定路线加快向北推进。蒋纬国写道：“先父电令第十二兵团速东进驰援黄百韬兵团，但为刘伯承部所阻。”[92]刘峙也给黄维发电报：“努力排除万难，迅速向宿县推进，俾此次徐州会战趋于有利，是为至要。”[93]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任务，是由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协同下担负起来的，并且作了周密的部署，吸引黄维兵团一步一步进入设下的圈套。
黄维兵团在16日才强渡涡河，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向黄维报告：“发现解放军几点迥异寻常的东西，截然改变了解放军过去长期一贯的作战方式，大堪我们注意：第一，过去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是分处中原、华东地区各自为战，现在两大兵团紧密靠拢在一起，很明显企图一定不小，吞吃我军的口胃更大了，大战迫在眉睫。第二，过去解放军一贯采取避实击虚、侧击、不意袭击、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方式，这次对我军北进，则采取迎头堵击，利用河川障碍有利地形，设置整然的防御阵地，涡河迤北俱发现解放军在构筑阵地，堡垒式的坚固掩体星罗棋布，这样规模为从所未有，似有大打硬仗之势，以主宰战场。第三，这次解放军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规模空前广泛，声势特大。过去很少看到大批的公开的宣传文件，这次则如火如荼，形成狂热。另据情报得知，各地人民地方武装部队都云集到徐海地区来了。根据以上的情况，我第十二兵团处在非常严重的阶段，必须慎重考虑。”[94]这些意见，得到黄维的同意。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士兵
11月18日，黄维兵团进至安徽蒙城。这时，中原野战军已攻占宿县，主力全力转向阻击黄维兵团。黄维回忆道：“当时摆在第十二兵团面前的问题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已在当面，如我由蒙城正面渡河向宿县进攻，则面对北淝河、浍河的障碍，如解放军据以节节顽强阻击，并从涡阳方面对我左侧威胁，就会使我前进困难，陷于不利。因而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由蒙城以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这一意见，曾电国防部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以击破当面解放军，迅速赶赴徐州。”[95]他们期待的由蚌埠北上、从“铁路正面”接应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又惧怕被歼，行动迟缓。这样，黄维兵团覆灭的命运实已注定。
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黄维兵团孤立向宿县挺进，为我战略上之失策。惟共军内线作战如此灵活，则殊使人佩服。黄维兵团命运大约十日内即可见分晓。”[96]
接着，黄维兵团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先后渡过北淝河、浍河，宿县已经在望。但发现解放军在浍河以北有些地区主动撤走，而且正面设有大纵深阵地，还有大部队在运动，显然是设下口袋，等候黄维兵团钻入。那时，东线的黄百韬兵团已将被歼，华东野战军的粟、陈、张在11月20日电复刘、陈、邓并报军委、华东局：“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我们除以六纵接替秦何九纵（注：指中原野战军秦基伟纵队）阻击李延年任务（二十五日可到任桥），使九纵西去参加突击外，必要时拟以韦吉（注：指韦国清、吉洛）率二、十一（王张）两纵，准备西去参战，并归刘陈邓统一指挥。”[97]黄维兵团正面的解放军兵力确有很大增强。25日，黄维兵团的攻击部队见势不妙，从浍河北岸撤回南岸。但已经来不及了。早有准备的解放军随即四面出击，迅速在浍河南岸的双堆集地区完成对第十二兵团的合围。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等也投入这场合围战斗。同时，蒙城被解放军占领，第十二兵团撤退的后路已被截断。
黄维兵团用八百辆战车在双堆集构筑防线
黄维兵团落到这种境地，可以说是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瞎指挥的结果。台湾出版的战史写道：“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已濒临覆灭，此时徐州剿总，仍令第十二兵团继续北进救援，已无必要。同时已知津浦路正面，第六兵团之北攻受阻，当可判知宿县地区匪军兵力必大，稍后更可以由碾庄地区抽调兵力，向南增加。故第六、第十二兵团，不应仍使处于分离状态，应即令第十二兵团停止北进，向东转移。第十二兵团亦不应于二十三日仍向浍河北岸攻击，迨至二十四日北渡浍河攻击受阻，入夜后始接奉剿总向东转移之命令，惜为时已晚。刘匪主力即于是夜进至浍河以南，并向该兵团之东翼包围，所以二十五日晨即遭匪军之袭击，加以在指挥上连续发生错误，终至被匪军围困于双堆集。该兵团若于二十三日即停止北进，并开始东移，当日夜即可以到达固镇以西地区，亦可免于被围歼之命运。”[98]当然，它失败的命运终究是难以避免的，但一系列指挥错误确实也加速了它被围歼的命运，只是这部战役史只敢说到徐州“剿总”的命令，不敢说出蒋介石的命令罢了。
这时，解放军面对着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李刘两兵团这几路国民党军的大集团，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该指向哪里？特别是，先打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还是先打即将被合围的黄维？“总前委认为邱、李、孙紧靠徐州，李、刘背靠蚌埠，均不易抓住；而黄维兵团孤军冒进，易为我军围歼。”[99]10月14日，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称：“歼灭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100]黄维兵团被合围前两天，刘、陈、邓在23日又请示中央军委：“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101]第二天，毛泽东立刻为军委起草电报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102]
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歼灭黄维兵团，便确定下来。11月25日晨，中原解放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
蒋介石在得知黄维兵团被围后，在第二天下令该部：“应不顾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103]27日晨，黄维集中四个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担任前锋的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在师长、秘密中共党员廖运周带领下乘机起义。其他三个师都被击退。这件事给黄维兵团的士气打击很大，致使军心动摇。蒋介石在28日改令黄维兵团站稳脚跟，就地固守。
黄维自恃武器精良，采取环形防御，固守待援。“他还下令将所有的汽车装满土，同被打坏的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构成如城墙般坚固的防御工事。并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每天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突击。”[104]
国民党军统帅部为了挽救败局，又提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南北对进的方案：在北面由于津浦铁路无法打通、徐州已完全孤立，难以久守，决定放弃徐州，命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经永城、蒙城向南，准备先救出黄维兵团，再一起南下；在南面，命令刘峙带领徐州“剿总”机关移往蚌埠，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接出黄维兵团到蚌埠。这两路进攻，来势都很猛，如果有一路挡不住，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还同以前一样，还想由从徐州南下的杜聿明三兵团、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向被困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里应外合，对围困黄维兵团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进行一场大决战。粟裕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105]
怎样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总前委反复进行研究，决定首先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北面暂取守势抓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在南面增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兵力。“十二月一日，陈毅通过电话对粟裕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刘（汝明）看好。’刘伯承则风趣地把这一战役部署比喻为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嘴吃着一块，筷子挟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106]这真充分表现了在强敌和恶战面前从容应对的大将风度。
但困难和风险仍是巨大的。解放军将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合围后，发动全面攻势。双堆集地区纵横五至七公里。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树木也很少，黄维兵团在火力上有很大优势。他们构筑的环形工事，以坦克、火炮、轻重机枪布成层层火力网，部队又有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解放军难以将它分割歼灭。解放军“从运动战转到阵地攻坚战，由于部队兵员、装备未得到适当补充，又缺乏像歼灭黄维兵团这样大规模的、持久的、平原阵地战的经验，同时部队中还存在着急躁情绪，因而在敌人进行顽强抵抗时，战斗进展缓慢”[107]。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108]这些话实实在在，说到了点子上，以后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进。
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道：“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的直伸向我军阵地边缘，形成无数绳索，紧紧捆缚。然后利用夜暗，调集兵力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这样使我军拥有火力的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在第十二兵团是致命的劣势。”[109]
这些情况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开始他对战局的发展依然十分乐观。11月20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已集中蒙城，不难击破当面残匪，速占宿县，此心略慰。”[110]他在24日的日记中仍写道：“召见刘、杜等商徐、宿计划。陈匪主力已由徐东移向宿县方向与刘匪会合，以期击破我黄维兵团，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111]作为军事统帅，这些判断同实际情况相差实在太远，也太轻率了。果然，到下一天他在日记中便写道：“决令黄维兵团向固镇方向移靠，以其昨日尚未收复宿县，则态势甚不利也。”[112]事实上，这时黄维兵团已陷入重围，南北两面都呼应不上，根本突围不出来了。26日，蒋的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又有被围之势，不胜忧虑。”[113]
蒋介石仍同辽沈战役时一样，情况不明，又不周密思考，忽而充满乐观，仿佛一场决战已胜利在握，忽而张皇失措，作战决心一再临时变更。
当黄维兵团刚被合围时，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尚未完成。黄维判断：他们已“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此时，兵团后方联络早已全被遮断，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114]对黄维兵团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双堆集离蚌埠以北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不远。黄维兵团的兵力这时还基本完整，后来编入该兵团的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刚刚赶到，如果坚决突围，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相当部分主力仍有可能同李、刘两兵团会合，再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
在这样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却又像辽沈战役时那样轻率改变了主意：先是因为事先没有料到而惊慌失措；等定下神来，又一心认定自己的武力特别是现代武器装备比解放军强，不是着重考虑在不利局势下如何保存实力，而是想趁此同解放军决战。他经常不听前线高级将领的不同意见，仍断然命令黄维兵团在原地固守，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向南赴援，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从蚌埠向北赴援（他原来还准备从华中调宋希濂兵团和第二军赴援，但被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阻挠而没有调成），以为有六个兵团（包括第五军、第十八军两大主力在内）便可以实现他日记中所说的：“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
这个完全脱离实际的决定，无异给正处险境的黄维兵团当头浇下一桶冷水。杨伯涛回忆道：“南京国防部及最高统帅都不准走，认为第十二兵团可以顶得住解放军的攻击，只要有援军策应，到时候解放军会弃围撤退。严令黄维坚守待援，不得轻动。各军、师奉到死守待援的命令，莫不相顾黯然。”[115]黄维也回忆道：“参谋总长顾祝同于二十八日乘飞机来到阵地上空，视察了当时的敌我位置和战况，还和我通了电话，嘱我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顾还说将空投粮弹补给。我遵照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116]黄维兵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已经注定。
胜利尽管在望，毛泽东决不掉以轻心。这是他历来的作风。11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等电强调：“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117]
结果也如锦州战役那样：尽管蒋介石有一番如意盘算，国民党军队却守的守不住，攻的攻不动，向各处抽调增援部队也大多调不出来，白崇禧那里的华中地区尤其是这样。黄维兵团出发时只带了七天使用的物资，最初还不计消耗地使用，不久就弹尽粮绝，全靠空投接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2月8日，黄维兵团日趋瓦解，已无法再固守下去。筋疲力尽的重装备大兵团也无法从连道路都没有的田野中撤出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研究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将领气馁胆怯，只想逃命，不知廉耻，痛斥之。”[118]
这时的黄维兵团其实已精疲力尽，连突围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蒋介石便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化学武器。他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记载着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12月9日他写道：“本日时刻想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系念。直至黄昏始运到，而犹未能起货试验也。此实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上帝佑华，其必能使之有效也。”[119]10日的日记：“朝课后催询化学弹运制情形”，“下午督导化学弹使用之准备计划，亲临空军指挥部研究”，“手拟黄维函稿，谆谆叮嘱使用化学弹应注意各点及鼓励士气、固守待援也。晚召集化学弹有关人员再三研究，决定明日再准备一日，以期周到无缺也。十时后就寝，今日几乎全力用于化学弹使用之准备工作，忧喜与疑信参半也”。[120]11日的日记：“晚课后听取化学司今日试验化学弹报告，结果良好为慰。”[121]12日的日记：“上午与叔铭（注：指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屡通电话，研究化学弹应否使用，有人绝对反对，故不能决断。礼拜如常。正午决放弃使用化学弹。”[122]
化学武器究竟使用了没有？这种毒气弹准备了两种：一种空运给黄维兵团，要他们在突围时使用；一种准备由空军在黄维兵团突围时使用。杨伯涛回忆，从南京返回兵团部的副司令官胡琏对他说：“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消灭解放军。计划用飞机在兵团阵地周围，施放窒息性和糜烂性毒瓦斯。你回去秘密布置一下，把陆空联络的布板信号准备齐全，围着我们的阵地标示出来，并做好我们自己的防护的处置。”空军给黄维兵团空投了几百颗毒瓦斯弹，这部分是催泪性和喷嚏性的混合剂，第十八军使用过两次，但没有大规模使用。杨伯涛说自己有两个顾虑：“我在陆军大学曾学过战时国际公法，使用毒气作战是禁止的，是非人道的。日本人侵略我国，在战场上也仅使用过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我们怎能乞灵于这种国际公认的非法手段。同时也害怕放毒时不能很好控制，难免和解放军同归于尽。”[123]郭汝瑰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曾授意空军投糜烂性毒瓦斯，闻经俞大维劝阻乃止。”[124]蒋介石日记中所说“有人绝对反对”，可能也是出于杨伯涛所说的同样原因。
被俘的黄维和国民党士兵
12月15日夜间，黄维见局势已经无望，下令突围，事实上只是争先恐后地四散逃命，一片混乱，无法逃出。黄维等被俘，黄兵团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杜聿明回忆道：“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125]
黄维兵团的覆没，给蒋介石极大的打击。郭汝瑰在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总统决心部署江防，淮河之线则视为战略前进阵地。”次日，他又评论道：“守淮、守江均不过迁移时间而已。共军集中力量，随时可以过江也。”[126]
但在12月16日（黄维兵团被歼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布消息：“军息：黄维、李延年两兵团十六日下午会师。”“匪已折损大半，复经北上李延年兵团夹击，当面之匪更无法阻挡，乃狼狈向宿县方向溃退。”[127]19日（也就是黄维兵团被歼后四天）《中央日报》上竟还发表消息：“黄维兵团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为核心阵地，奋战了二十日，十五日夜开始向东南出击，十六日下午与北上应援的李延年兵团在方店子会师。匪军消灭黄兵团的企图粉碎，国军已布成一新态势，向匪展开猛攻。”[128]看了这些，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