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战前状况
辽沈战役刚结束时，蒋介石没有意识到南线的淮海战役即将爆发，他最担心也觉得最迫切需要应对的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威胁华北。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宜生（注：即傅作义）详谈，华北今后责任重大，付之全权，望其对中央各部队能严加管束，一如其直属部队，无负付托之重也。”[2]
11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政会上说：“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3]4日，他召集何应钦、张治中、傅作义、徐永昌等开会，重点讨论华北问题。徐永昌在当晚日记中记载：“蒋先生以为共党已得东北，苏联直接支持下之李立三、林彪军必先趋热河，继而察绥，即控制内蒙，以安定外蒙，然后再对平津。”“蒋先生询余对将来华北军作战有何意见。余以为敌人作战不需后路，以其如彼长成者。我则无此素养，必须保有可恃的后路，官兵心情方安。所以在绥包及其以西也好，在青岛也好，须极早切实计划而预为之备。军心既固，作战自然有力而可持久。至由津捣济固为胜着，但敌今时交通实较我为便，如为黄河所限，又有大敌据守，后路未见固也。蒋先生亦以黄河阻碍太大。”徐在日记中接着又写道：“由华北调葫岛之五个师已在回调中，平东力量渐有力，如能计划打一二较大胜仗，尤其是对林彪军，既可杀敌气焰，亦可振全面士气。”[4]他们的心态，虽已感到华北军事“须极早切实计划而预为之备”，但心情并不迫切，仍认为作战有可能持久，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整，甚至还“计划打一二较大胜仗，尤其是对林彪军”。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有意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要他率部南下。傅作义不同意。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担心南撤后完全处在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下，日后不会有好下场。因而，傅在会议上陈述种种理由，如傅部南撤，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政治上将产生不利影响，加之南撤尚有种种困难，力主固守平津。蒋介石听后感觉有一定道理。以傅作义率部暂留华北，还可牵制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暂不南进，以便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线。会上并没有作什么决定。
傅作义（左）、蒋介石（中）与卫立煌（右）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议只记了一句：“晚课后约宜生、文白（注：即张治中）等聚餐毕，商讨华北守弃战略，甚久未决。”[5]“甚久未决”四个字，也说明他对“华北守弃战略”仍举棋不定，更多地仍倾向于固守平津地区，观察时局变化，再作定夺。
1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朝课后召见敬之、墨三商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宜生固守，并增加其兵力也。继与宜生谈话，说明华北不能放弃，并以全权交彼，切勿有所顾虑。”[6]可见这时他对华北是弃还是守的问题下了决心：“华北不能放弃”，甚至把华北全权交给傅作义。蒋对傅的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这时决定“全权交彼”，说明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对傅作义的才能是赞赏的。
由于淮海战役就在11月6日爆发，忙于应付的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又转移到徐州战场上，对华北已顾不过来了。
其实，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无法久保的局势已定，不存在其他出路。他们事后反省道：“华北在东北陷匪后，原已形同孤岛，其后方远在京畿（注：指南京）或江南，但由于平汉、津浦两路之完全阻断，除海空运外，鲜能获得支援，故留置华北，纵能苟延于一时，但尔后之生存，当至艰困，保存战力，或行匪后牵制，将成泡影。”他们又提到一个“时机之掌握”问题：“在林匪主力犹未入关。聂林两股匪军部队未会合前即应有所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始有效。故‘争取时间’成为本案之关键。”[7]但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既缺乏应有的远见，又缺乏“壮士断腕”那样的勇气和魄力，一切都仍在观望中。
那时，“蒋介石、傅作义等对华北形势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对东北野战军不会很快入关作战的错误估计上”。“在蒋、傅看来，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野战军对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他们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五十多天的连续大战，非经四五个月休整补充不能入关作战。‘所以蒋介石、傅作义的一切部署，就是以一九四九年三四月份和解放军作战为着眼的’（杜聿明在平津战役座谈会上的发言）。”[8]
既然对“华北守弃战略，甚久未决”，又以为华北军事局势一时还不会有很大变化，再加上淮海战役的爆发，蒋介石对华北问题的决断就拖下来了。这正是解放军所期望的。
10月16日，《中央日报》的特派员文章也说：“我们可以预测：今年华北不会有大的会战。”[9]
11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说：“东北战争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以直接威胁。且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统帅部并已适时作加强战略之部署，故整个战局必可无虞。”[10]
但是，蒋介石等对解放军的战斗决心、旺盛士气和连续作战能力完全估计错了。
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已开始考虑下一步平津战役的准备。这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北上开往沈阳地区，只有程子华率领的东野第二兵团所属第四、第十一纵在塔山阻击战后仍留驻原地，离关内最近，以防御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北犯。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的电报：“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息，十一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归杨罗耿（注：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11]由于辽西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对平津战役只是开始考虑，还没有来得及下决战的决心。
东北野战军入山海关
辽沈战役的局势发展得实在快，毛泽东的决心也很快就下了。10月31日，也就是沈阳解放的前两天，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决心以东北和华北两地的解放军协力歼灭傅作义主力，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电文说：“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12]这是一个气魄宏伟而又思虑周密的计划。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首先入关的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的电报，要他们“重在抑留傅部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13]。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征询东北野战军入关行动方案的电报：“傅部连归绥（注：即今呼和浩特）四个师在内共指挥四十四个师，约三十五万人，若全部南撤，不仅傅不愿，海运这样大的数目，也难短期完成。”“因此，蒋匪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后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不论他将这个兵力直接使用于防守江南，或先使用于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李、孙三兵团，然后集中九十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蒋匪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自会起较大作用。”“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江南防线无法组成。”[14]电文提出两个方案，请东北野战军考虑电复。
此时，关键是如何使蒋介石在最初阶段不察觉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把他在华北的六十多万部队依然抑留在华北，不致南撤或西撤。这就要做到两点：一是行动极端迅速，二是严格保守秘密。
11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两个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前一个电报告诉他们军委的最后决定：“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15]后一个电报要求他们：“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并且叮嘱：“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注：谭指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16]
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分别集结在锦州、沈阳、营口等地区，只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11月23日起，主力十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不走北宁线，而取道热河，夜行晓宿，隐蔽地穿越长城，向关内冀东地区开进。国民党的“空军虽然极力侦察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发现显著迹象”[17]。(https://www.daowen.com)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在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结束后，“徐州地区已成为第一线，自难再予平津作任何之策应”。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人数虽还不少，但战斗力难与辽沈、淮海两个战场的部队相比。蒋纬国写道：“平津地区国军，经连年征战，均有折损，人员装备，普遍不足，除第十三、第十六、第三十五、第九十四、暂三军等，战力较为完整，战技亦较精实外，余皆新近成立，装备残缺，训练与作战经验，均嫌不足。”就是他所举到的这几个军，战斗力与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相比也相差很远。因此，蒋纬国叹道：“深知孤悬之华北战场，已无获胜之把握。”[18]
蒋介石这时正忙于应付淮海战局，已焦头烂额，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环境之恶劣已极，此种刺激实为任何时期所未有，余亦屡萌生不如死之感。”[19]他又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会如此迅速行动。很长时间内，他对华北战局仍顾不上，只在28日的“本星期预定课目”中才提了一句：“华北弃守之决定。”[20]可见，这时他对华北是“弃”还是“守”仍举棋未定。12月2日，他的日记中又有一句：“派罗泽闿赴北平致函傅宜生指示战略。”[21]
在日记中，蒋介石对所“指示”的“战略”是什么，其实行的情况如何，并没有明白说明。但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有具体的介绍：“十二月二日蒋介石派（总统府）参军罗泽闿向傅传达‘退保津、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的华北战略决策。傅作义虽然赞同，但一直犹豫不决。傅作义可能判断错误，认为东北解放军无论如何需休整一个月方能入关。因此拖延很久，他的军队还是配备在平绥铁路（张家口六个师，新保安二个师，北平六个军二十一个师，天津四个军十六个师）漫长的正面上。”[22]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总是摆成一字长蛇阵？这同他们对铁路交通线的严重依赖直接有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前都是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充分注意到它的这一弱点：一旦铁路线被切断，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便难以迅速调动，更严重的是粮弹给养只靠空运接济，很快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一次又一次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这时要求“退保津、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说明他已考虑在必要时便将华北的军队经海口南撤，不致遭受解放军的分割和合围。但他没有明确提出放弃华北，因为这件事在国内外的影响太大，他历来对主要城市的得失看得极重，这样的决心一时还下不了，还在观望。而傅作义之所以拖延，不只是对东北解放军入关时间判断错误，更重要的是因为主力如果东移“退保津、沽”，西线兵力势必薄弱，一旦西撤通道被切断，战局不利时，他的嫡系部队只能随中央军南行，日后难免陷入任人摆布以致被吞并的困境。因此，尽管蒋介石对他作出种种许诺，他一直采取敷衍和拖延的态度，决不愿意南撤。
锦州、沈阳解放后，傅作义为了集中兵力，实行战略收缩，相继将原在保定的第一〇一军北移北平与涿县之间，将原驻承德的第十三军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家口，第十七兵团率五个军守津、沽，而控制六个军在北平地区，保持机动。当时国民党军队如要南撤，可行的路线只有海运，而海运只有从津、沽或秦皇岛出发。傅作义这种部署，重点显然在固守北平，而不是蒋介石正在考虑的“放弃华北”或“固守津沽”。“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宜生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注：指南京的国防部）。”[23]蒋介石因忙于应付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被困，一时也无暇顾及。
郝柏村读蒋介石在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的日记时，为国民党军总结教训说：“时机是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东北沈锦会战失败后，平津势不可保，北平中央军早应撤至塘沽，以新港为补给线，原地坚守或南撤均可。海上补给是国军最安全的补给线，共军无能力威胁。”[24]蒋介石在华北的嫡系部队如果及早转移到津、沽，从海上撤走，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个方案无法做到不仅反映了蒋、傅之间的矛盾，而且反映出蒋介石也缺少这种战略决断力。
傅作义控制下的北平旧影
对解放军来说，时机稍纵即逝，趁蒋介石决策尚未定，必须下最大决心立刻行动，防止华北国民党军迅速南撤，与南线的军队会合。但东北野战军只是开始秘密入关，后续的大部队尚未到达，全歼华北国民党军的兵力仍不足，时机尚不成熟，过早采取大的动作，反会打草惊蛇，无法达到抑留并全歼华北国民党军的目的，因此仍必须继续把蒋介石、傅作义再稳住一段时间。
既要积极迅猛地行动，又要稳住对方，这是一个两难的、需要有高度智慧来处理的时刻。
毛泽东看到：在国民党军方面要迅速决策南撤有为难之处，有隙可乘。时机虽然紧迫，他仍冷静沉着地处理，在12月8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电，分析道：“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二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25]
面对如此微妙而又十分敏感的局势，毛泽东大胆地设计出一种常人难以想到并识破的打法。11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电，提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电文写道：
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
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之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26]
同时，毛泽东通知南线的华东野战军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已被围住的杜聿明集团的部署，以免刺激蒋介石下决心将华北军队南撤。
“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富有创见性的决断。它既以坚决的行动隔断国民党军诸部间的联系，为下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作准备；又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这不过是华北军区部队的又一次局部性行动，不致过早地惊动对方，使他们在解放军部署尚未完成前便迅速决策撤走。这对人民解放军取得平津战役的完全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