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和长春的解放

锦州和长春的解放

既然“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已经确定，在东北进行决战的准备也已近完成，那么先打哪里？这有两种选择：一是长春，二是锦州。毛泽东倾向于先打锦州。这以前，还在秋季攻势正进行的时候，1947年10月13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林彪：“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48]也就是说：他主张南进，切断东北和华北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他还没有考虑成熟，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先打锦州。用他个人名义致电林彪而不是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下达命令，也带有征求第一线将领意见的性质。

在1948年2月7日那封电报中，毛泽东虽已提出“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对具体作战方向仍采取慎重的态度。电文中说：“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49]他打算先打锦州的倾向很明显，但对这样关系重大的决策还是先征求意见，话没有说得很明白，电报也仍以他个人署名。

同年4月18日，东北解放军的参谋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三天，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先打长春，以七个纵队攻城，两个纵队阻止增援，“计划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全部结束战斗”。并且提出：“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等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动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50]

当时，东北解放军的主力集结在北满，那一带是大片巩固的根据地，各方面都能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长春到沈阳以北的铁岭之间共三百九十里都为解放军控制，而国民党在长春的军队长期困守，粮弹两缺，看起来似也有可能较快攻下。林彪等对大举南下先打锦州的顾虑也不是毫无理由：解放军主力脱离长期依托的北满老根据地远途奔袭锦州，不仅粮弹的补给线长，供应可能发生困难，如果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以沈阳和华北两地的重兵东西夹击，也可能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在这样的大决策作出前，反复磋商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只要有可能，通常需要有个过程，从多个角度来反复思考。这时对先打锦州的决心还没有完全下定，既然东北各领导人联名来电主张先打长春，并且表示十天半月就可全部结束战斗，他在经过四天考虑后于4月22日复电：“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他自己更看重的仍是南下打锦州，所以电文中有很大保留，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51]

5月下旬，东北解放区以十三个师的兵力发起长春外围战。但长春国民党军队十万多人在郑洞国指挥下还有相当战斗力，长春又是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解放军的进攻一时难以得手。

7月20日晚，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告中共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部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52]毛泽东接电后自然十分高兴，在22日立刻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53]这样，向南作战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了。

以后，林彪等的考虑又有过多次反复。8月11日，他们又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们前几天得到消息说，九十四军增加到了锦州，第八军已回到了唐山以北。”“南下则是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54]这次毛泽东生气了。他在第二天清晨立刻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提出严厉批评。电报说：“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55]接到中央军委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对作战行动重新作了研究。24日，林彪等电告中央军委：“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56]

9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明确规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写道：

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57]

10月2日，林彪得到国民党军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在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又发生过动摇。这一下，毛泽东觉得不能容忍了。他为中央军委接连起草两个电报，提出严厉批评。3日，林、罗、刘再电中央军委称：“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回头攻长春，则大费时间。”^[58]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59]

基本作战方针一经确定，东北野战军立刻毫不停顿地投入行动。这以后，林彪的作战指挥是得力的。10月5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并设置在锦州西北十多公里处。野战军主力从沈阳以北快速隐蔽地向锦州地区奔袭，首要目标是锦州北面的义县和它在北宁铁路通往关内的高桥、兴城、绥中，以便一举切断锦州同沈阳和关内的联系。

为了使国民党处于不备，这次行动高度保密。东北是铁路网密集的地区。解放军原在四平、长春周围的主力，一部分在黑夜从彰武乘火车南行，接近指定地域后下车步行前进。绝大部分是步行南下的。这些都是在不引起国民党军队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另外，解放军还部署一些部队用来阻止沈阳国民党军队出援和继续包围长春。国民党军队果然毫无戒备。“这段时间里，东北国民党军既无增援，也无撤退迹象；对东北我军的行动，虽然有过一些估计，也没明确的结论。”^[60]

一场准备封锁并全歼国民党在东北的五十万军队的轰轰烈烈的战略大决战，在国民党军队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的情况下，静悄悄地就要打响了。

锦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处东北和华北之交的走廊地带，一侧是高山，一侧是渤海，东有大凌河流经，地势险要。蒋纬国写道：“锦县（州），为山海关外扼北宁、承锦两铁路之交会点，为关外辽西第一重镇，亦华北与东北交通连络之咽喉要地。锦州之得失，对东北与华北之军事局势，俱产生严重之影响。”^[61]可以补充一点：锦州还是国民党政府向沈阳和长春空运粮弹物资的基地，是大军从陆路出入华北和东北的必经之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锦州一旦解放，等待着沈阳和长春国民党军队的只能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知道锦州的重要性，曾几次考虑过将沈阳、长春的军队撤至锦州，奇怪的是在兵力上却没有部署一支战斗力强的有力部队在锦州把守。这可能因为蒋介石在指挥作战时目光短浅，只看重沈阳和长春这些更大的城市，以为锦州一时还没有多少危险，老是看一步走一步。锦州守军的长官原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孙渡，他是云南部队的老资格将领，原来统率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到东北。1948年初，蒋介石将孙渡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把他架空了，而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黄埔一期生）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以滇军的卢浚泉（他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幺叔）接任第六兵团司令官。“守锦州的兵力为七个师，守义县的一个师。”^[62]这八个师中，新编第八军的三个师和第六兵团直属的一个师都是被解放军歼灭后重建的，战斗力弱。较有战斗力的三个师是云南部队九十三军以及六十军的一部分。这两个军是龙云的滇军主力，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派他们从云南到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随后就把他们从越南北部直接运到东北打内战，并且乘滇军主力全部调出云南的机会用武力强行解除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因而他们同蒋介石矛盾很深（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最早起义的就是云南部队第六十军的潘朔端师）。范汉杰在山东指挥过的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陈诚的嫡系部队）从青岛海运到东北后放在葫芦岛，而没有到锦州来。所以，锦州驻军虽号称十万，但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重重。

蒋纬国这样写道：“守备锦州之部队，既无精锐之基干，战斗力且不齐一，其中第九十三军及第一八四师之装备为美械、日械，人数不过七成，新八军的暂编第五十四、第八十八师为国械，人仅七成五，暂编五十五师系地方团队改编，装备甚劣，人数不过三成五。且除第九十三军外，均未完成训练。尤以第九十三军及第一八四师，均为卢浚泉之滇籍子弟，而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与卢浚泉间，则貌合神离，指挥难期如意。”^[63]

在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如此部署兵力，希望它能“固守”，还要借此同解放军“决战”，其后果可想而知。从这一角度又可以观察到蒋介石对不同派系军队的深刻猜忌和指挥战争的能力。

东北解放军主力此时远道奔袭锦州，又采取极端隐蔽的行动，完全出乎国民党统帅部和锦州守军意料。他们仍把锦州看作比较安全的后方。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盛家兴回忆道：“八月下旬，范汉杰由南京开会回来，召集高级干部探讨敌情。当时虽曾有人认为锦州要地关系东北全局，将成为解放军进攻目标，锦州失落，东北全局势必瓦解。但一般人均以为锦州邻近关内，海上增援容易。沈阳还有大军三十万，可以西进，北平和沈阳空军随时都能支援。而且目前解放军尚缺乏坦克部队，炮火也不强大，攻坚力弱，如大军从北满远来辽西，交通补给很不容易，屯兵于坚城之下，必陷困境，为兵家所忌。唯长春孤悬，乃是最弱一环，当前的问题仍在长春。于是沉溺于暂时的安静，自我安慰，得过且过。”

盛家兴描写当时锦州城内的情景：“一九四八年夏，辽西局势暂平静。关内外火车与秦（皇岛）、葫（芦岛）港口的后勤船只来往频繁，锦州空军运送长春、沈阳的补给，忙碌不休，锦州表面上呈现出太平热闹景象。特别是南京高级机关所派来的视察、点验和总统府的督察专员们与当地军政人员进行宴乐酬酢，一无虚日。范汉杰去南京开会，还携眷回锦州。”^[64]

范汉杰还有一个想法：锦州离葫芦岛港口很近，从海上同关内交通比陆路更可靠。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观察》上有一篇文章这样描写范汉杰：“对外以秦、葫两岛作气孔，对内以锦州、锦西、葫芦港为基地，另置后方总部于秦皇岛，控制滦东地区。”它又写道：“以辽西共军现有的兵力看，没有力量撼动兵力集结的锦州。不过范汉杰的防地是关内外滨海地区的一个长条，很容易被共军切断联络。绥中、兴城防御力非常的单薄，看情形，范汉杰对于铁路交通并不过分重视，将一切的希望寄托于秦、葫两港的海上。”^[65]范汉杰把自己从山东带来的战斗力较强的第五十四军部署在葫芦岛而不是锦州，看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在7月22日写道：“余以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沈锦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之匪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令坚守。”^[66]8月份他正忙于应付“币制改革”，已焦头烂额，对军事问题未多顾问，更顾不上关心锦州的局势有什么变化。他在8月底的“上月反省录”中还记道：“本月份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67]对东北军事，只间或提到长春问题，以为东北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仍在长春。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下午研讨苏北、西北、华北与长春军事方略。除长春以外，甚为太原与西安近情深忧也。”^[68]他对东北战场只注意长春，并未注意到锦州地区的动向。蒋介石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中，也实在太“忙”了。到9月中旬，他既要慌忙应付解放军发动的济南战役，无力他顾，还在日记中怪自己：“以余专事于经济之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69]

东北解放军有意采取佯动，也诱使国民党军统帅部作出错误的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在9月18日写道：“在敌人尚未判明我总的企图之前，为迷惑敌人，令六纵以一部利用敌机来回飞行之机会，公开向长春前进，使敌不易判明我之动向，并于××（注：原文如此）日令长春围城部队延几日再行调整部署，使敌误以为我仍攻长春。”^[70]

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9月17日还在发布消息：“北宁线情势已趋和缓”，“连日有国军有力兵团东北严密监视之下，已使战火无从蔓延”。^[71]

对锦州战局，蒋介石直到9月26日才在日记的“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提到一句“锦州战局之督导”，这已是辽沈战役开始后十多天了，可见他全无思想准备，对战局如此重大动向的信息也迟迟毫不知情，更谈不上预筹对策和早作部署了。这实在远出乎常人想象。

蒋介石对此的反应如此迟钝，十分有利于解放军取得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调动和部署兵力，做好以大部队长途奔袭锦州的各项准备，并使战役的发动具有很大的突然性。

进攻锦州先从外围打起。《大公报》当时写道：“如说锦州是一个人头颅，那么锦西、义县可说就是两只眼睛，所以共匪攻势所发动，想打头，必先击眼。”^[72]除了“共匪”之类的污蔑语言，文章讲得倒符合事实。

辽沈战役是在9月12日开始的。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突然从南北两面同时猛烈行动：南面，一部从冀热辽地区出发，在当天包围锦州向西南通往山海关的北宁线上的绥中和兴城；北线主力中作为先行部队的两个纵队向锦州以北奔袭，在16日突然包围义县。辽西山地绵亘，义县是封锁通往锦州的山口要隘，是固守锦州的屏障，大军难以自由出入。因此，要攻锦州，必先控制义县，使其他大部队能随之迅速南下。锦州北面和南面的对外陆路交通都被切断。此种局面的突然出现，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有如迅雷不及掩耳，使之顿时陷于混乱。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党统帅部才恍然大悟，开始明白解放军在东北的主攻方向是锦州。

锦州地区的仗一打响，又面对一个问题：先打锦西、山海关，还是直接先打锦州。26日，东北野战军林、罗、刘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73]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复电林、罗、刘，指出应先打锦州。电文说：“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电文最后叮嘱：“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74]

“锦州敌较锦西之敌弱。”^[75]9月27日，东北解放军攻占锦州同锦西之间的高桥，切断了锦州同锦西、葫芦岛的联系，把较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隔断在锦西和葫芦岛。28日，解放军以猛烈炮火封锁锦州机场，锦州对外的空中交通被切断。当天，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已决定先攻锦州再打锦西（注：锦西在葫芦岛和锦州之间，现已改为葫芦岛市锦西区）。因锦州敌虽多但不强，易突破，易混乱，纵深战斗时间可能不甚长，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如攻锦西，则敌虽只有四个师，但五十四军战力较强，战斗时间可能不比锦州短，且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76]这个部署同毛泽东原来早已提出的想法相符。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立刻为军委起草复电：“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77]

10月1日，解放军开始进攻义县，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攻占义县，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余人，完成对锦州的包围。第二天，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78]

这样，在十天内外“迅速攻克锦州”便成为东北野战军面对的最迫切的中心任务。

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地区的猛烈攻势展开后，蒋介石如梦初醒，发觉解放军在东北的目标是要先攻占锦州来封闭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撤向关内的大门，深感形势的严重。他不仅需要紧急增援锦州，还要考虑是不是赶快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南撤关内。

将主力撤回关内或转移到锦州、葫芦岛地区，意味着放弃长春、沈阳以至放弃东北，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蒋介石长期对此举棋不定。随着东北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在解放军发动夏、秋、冬季攻势以后，他越来越倾向把主力南撤，但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又一直反对放弃沈阳，力主维持现状。蒋纬国在《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一书中写道：

其坚持理由为：一、共军已控制沈、锦间要隘沟帮子，若由沈阳向锦州转进，其间必须横渡巨流河、饶阳河，以我军装备笨重，北宁路沿线地区，利于守不利于攻，且正值融雪季节，大军进出困难。二、沈阳工事坚强，长期固守，确有把握。三、沈阳兵工厂生产能力大，弃之可惜。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亦可以想办法，资源不虞匮乏。四、放弃沈阳，影响国际视听及士气、民心甚大。

蒋纬国还写道：“此外尚有东北社会名流、民意代表等，亦持异议，影响所及，致本方案竟被搁置。时机一失，长、沈、锦各地孤立之国军，遂形成长期困守之局面。”^[79]蒋介石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出什么办法，犹豫不决，事情一再被“搁置”下来是不足为怪的。

9月24日，济南解放，而锦州局势日趋紧张。26日，“蒋介石下令要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他召卫立煌去南京接受任务，并当面讨论执行命令的要领。卫立煌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待关内增援部队解锦州之围后，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介石不采纳卫立煌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立煌虽没敢公然反抗，但始终不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同负责将领详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来沈阳，并监督执行他的命令”^[80]。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本日朝课后即召顾（祝同）、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共匪已于昨日进攻锦州，卫犹豫迟疑，希图自保沈阳也。余甚痛其不学无术也，乃令其全力出击、增援锦州及放弃长春之训示，强制其执行也。”^[81]28日日记：“下午研究锦州战局，始报其机场已落匪炮弹，不能使用。因之不能增援空运部队为忧。继报匪炮已驱逐，可运，略慰，但锦州已入危局矣。”^[82]29日日记：“本日朝课后研究锦州战局。机场已被匪炮击中，空运停止，情势可虑。”“下午与巴大卫（注：即前述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谈战局，研究锦州增援问题，决定明日飞北平指导。”^[83]蒋介石的反应实在迟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策划攻占锦州已经很久，并且早已悄悄地付诸实施。到这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发觉锦州局势严重，关系全局，但已晚了一大步。(https://www.daowen.com)

蒋介石这次真正急了。他亲飞北平指挥增援锦州，下狠心作出两条重大决定：

一条是调华北的军队增援东北，这是他考虑过多次、一直下不了决心的事。具体说来，是在锦州以西、沿渤海的锦西、葫芦岛，除原驻的四个师外，再从华北增调六个师，又把原驻烟台的两个师调来，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以塔山为主攻方向，向锦州攻击前进。他自己还到大沽登上重庆号巡洋舰，到葫芦岛召集军官训话，“说明此次希望军事胜利的意义之重大，谓不仅解锦围，并须会沈阳之师聚歼顽匪。中有‘要知我不惜撤守烟台，调来新八军，并令天津一带之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及九十五师等六个师，悉集此一地带，即为成功此一攻势’。语多兴奋与勖勉”^[84]。他还说：“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是一定可以击灭共军的。”^[85]

另一条更重要、以往更下不了决心的是，要求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决心率部从沈阳撤出，全力援锦。随蒋介石北上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9月30日日记中写道：他向蒋介石“建议此时敌决不虞沈阳国军之倾巢而出，径救锦州。果将锦敌击溃，情况许可时再回占沈阳亦无不可。否则，屯集锦葫之线以保卫华北，最为上策。蒋先生是之”^[86]。但卫立煌坚决反对，“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认为必须静待关内增援”。廖耀湘等其他高级将领也担心：“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87]

这两条合在一起，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总意图：他倾巢而出，不仅是为了解锦州之围，而且是要东西对进，对包围锦州的东北解放军主力实行反包围，一举解决东北问题。这完全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

10月2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蒋介石在辽沈战役期间亲到沈阳，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两次），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他除同卫立煌谈话外，还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随同蒋介石去沈阳的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总统继鼓励各将领努力达成任务，并谓锦州一失则沈阳比长春亦不如，盖长春今日尚可望沈阳援助也。此正我转危为安之时，只要大家有决心必可打胜仗，即使粮弹不济，亦应以革命精神作战，无此精神即无异军阀。今日惟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我们历史上无面目见后世云。”^[88]蒋介石自己在第二天日记中写道：“昨夜对将领训勉，情词诚挚，明告其此次与大家晤面，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遗训互勉。如果出击不胜，尔等自必成仁，只要尔等无亏厥职，则余决不愧为尔之统帅，亦将无颜立世。故此会或为余等永别之会，望尔等专心遵命作战，不必要作其他之想念为要。”^[89]

廖耀湘建议，为了撤出沈阳主力，可以趁辽南解放军兵力相对薄弱之时，直取营口，从海路撤退（事实上，营口在辽河岸边，距海口有十公里，辽河口因淤泥多造成水浅，只能通中小轮船。它又并非像大连那样的不冻港，冬季结冰。因此，人员众多的大兵团全部从营口海运南撤是很难做到的。但急于南撤的廖耀湘顾不了那么多，一直坚持着这个想法）。出乎廖耀湘意料，蒋介石考虑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告诉他：“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

蒋介石的决心又变了！难怪廖耀湘等会感到意外。在力量已居弱势、事先又无准备的情况下，要沈阳主力远途跋涉到锦州去，会合华北和山东烟台的军队，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其后果可想而知。但蒋介石亲自到沈阳直接向师长以上军官斩钉截铁地讲了这番话，卫立煌便无法再反对，廖耀湘等更不好再说什么了。

廖耀湘后来回忆那天会议的情况道：“蒋介石说，将继续增调军队至葫芦岛，已计划调三个军去，海军的最新最强的舰只‘重庆’号与‘灵甫’号亦去葫芦岛海面，直接支援陆上的攻击。他说我们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的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直出锦州、义县，从共军的后方，攻其侧背，与葫芦岛东进部队东西夹击。在锦州地区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他明白了蒋介石这次重大决策的总意图，但仍心存疑惑，后来在回忆中说：“蒋介石不明了当时东北解放军力量增长的情况，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他说：‘这没有问题，葫芦岛方面的部队已经部署，那里离锦州很近，而我们又有这样大的力量，迅速打到锦州，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你们这边，你们已耽误好几天，应该马上集中完毕，迅速完成攻击准备，按我刚才指示的要领，积极行动。’”^[90]可是，他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蒋介石在沈阳只停留了一天，便匆匆离开，回到北平。沈阳主力编成由廖耀湘率领的出辽西的机动兵团，辖新一军、新六军等六个军和其他一些部队，拥有重炮、坦克、装甲汽车部队、通信部队等，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所在。廖耀湘是黄埔四期生，和林彪是同期同学，以后又在法国圣西尔军官学校、法国机械化骑兵专校学成毕业，抗战后期他在进入缅甸作战后率新编第二十二师和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三十八师退入印度，以后分别扩编为新六军和新一军，全部改为美式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称为驻印军，以后又进入缅甸北部，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因此，廖耀湘在黄埔的班次虽然较低，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这个兵团在10月8日开始集中，9日向彰武进攻前进。

蒋介石所说“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他却是认真的，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从沈阳回北平后，他又在10月5日到塘沽先后乘二〇三号炮艇（原为扫雷艇）和英国所赠重庆号巡洋舰偕徐永昌等到锦西、葫芦岛前线督师东进。6日下午，到茨儿庄第五十四军军部向各师团长训话，并同被围锦州的范汉杰通电话。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当晚，“又召集师长以上到舰上聚餐，并说明此次希望军事胜利之重大，谓不仅解锦围，并须会沈阳之师，聚歼顽匪。中有要知我不惜撤守烟台、调来新八军并天津一带之九十二军、六十二军以及九十五师等六个师，悉集此一地带，即为我成功此一攻势。语多兴奋与勖（茨儿庄训话略同）”。徐永昌第二天（7日）在日记中又记载：“上午近十一时，蒋先生的谈话。见其兴致颇佳，首问余曰：你看怎么样？余知其即指锦沈军事也。因答：照昨日总统训话之恳切勉励、军官之精神尚旺，第一步打通锦葫之线可能达到，若云第二步企图则难言矣。蒋先生闻言即坐起，连谓：怎么讲？余即曰：士无斗志。渠固问言所由来。答以言者殊夥，最近船上桂永清即言之。渠无言，顾而呼曰：端饭。时才十一时半也。又责窗棂之何启开，色殊不豫，饭未竟而去。”下午回北平，徐永昌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说明驻平专待捷音，否则再至沈阳、葫芦岛督师。渠谓沈阳兵已出。余谓亦然，或不时于空中视察指导，如此庶收效较宏。蒋先生闻余言仰面而言曰：我上海还有事，那么我明日便不能走了。余即答以此须请总统酌其轻重矣，即辞而出。”^[91]

正在军情如此紧急、准备同东北解放军“决战”的生死关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插曲。

蒋介石在7日对徐永昌说：“我上海还有事。”8日，他便突然由北平飞回上海，傅作义劝他不要走。“蒋说他有私事要去。”^[92]蒋在日记中说：“中午接锦州战局无变化，乃即决定由沪转京。”^[93]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没有说实话。其实，那是因为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经济管制、“打老虎”时，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捉了起来，但遇到孔祥熙的儿子（也就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这只真正的“大老虎”就打不下去了。当他被杜月笙举此来“将军”后，不得不派人去搜查并查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宋美龄“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之色。”^[94]这一来，蒋经国的“打老虎”也好，经济管制也好，都只能草草收场。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诣沪解围云云。”^[95]这个事实，蒋介石在日记中只字未提，但近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而社会上智识分子尤其是左派教授及报章之论评，诋毁诬蔑，无所不至，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96]这里才透露出一点真实信息。

蒋介石离开北平后，10月11日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说：“军事行动必然是主动的，我们不能分散兵力，让匪军各个击破，所以今后军事上某些地方应撤退即行撤退，以期集中兵力，主动打匪。”^[97]但他所设想的“集中兵力”“东西夹击”“在锦州地区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事实上成为全部落空的大话。

从葫芦岛东进的兵团共辖有四个军又两个师，除第五十四军原驻葫芦岛外，再从华北抽两个军，从山东烟台抽一个军，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比锦州守军强得多，他们在葫芦岛登陆后经锦西向锦州推进，又有海空军协助。那里离锦州只有三十公里。进攻部队以塔山为主攻方向。

塔山位于锦西和锦州之间，东临渤海湾，西依虹螺山，相隔十二公里，地势平坦，有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经过高桥，通往锦州，是拥有重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增援锦州必须经过的通道。东北野战军主力攻下锦州城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能在塔山顶住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部队的通过，才能确保主力在较短时间内顺利结束进攻锦州的战斗。根据东北野战军的命令，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以及两个独立师和炮兵旅，迅速向塔山地区集结，组织坚守防御。东野主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这年11月改称第三十八军）南下至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锦州或塔山。

程子华回忆道：“那时的形势是：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于能不能打下锦州；而锦州能否攻克的关键，则在于我指挥的部队能否阻挡住从葫芦岛登陆和锦西增援锦州的敌人。任务是艰巨的、光荣的。”^[98]

塔山不是山，只有一些小丘陵，无险可守。因当地有个百来户人家的塔山村而得名。正面扼守这里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是吴克华，政治委员是莫文骅）只有三个师，是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师（还有一个师因锦州很快解放而没有来得及参加作战）的近四分之一，武器装备之比更为悬殊。当时派往塔山的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回忆道：“敌人那种进攻的劲头，确有乌云压城之势，空中敌机来回穿梭于锦州、塔山间，进行轮番轰炸扫射。海上敌舰用大口径的舰炮协同陆地炮兵，倾下数以吨计的钢铁。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我守塔山的英雄部队坚守阵地，反复冲杀，部队阵地失而复得，与敌组织的所谓敢死队展开了肉搏战，使敌人死伤惨重，而不能越雷池一步。”^[99]东北野战军在这里能顶住国民党军队的六天猛攻，毫不退却，实在可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它的根本原因确实只能归结为双方士气的巨大差别。

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曾写道：“精神与士气乃战争之主宰。”“拿破仑的格言的新解是：士气以三比一重于实力。”^[100]解放军士兵大多是翻身农民，有着保卫土地改革胜利果实的巨大热情。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政治动员，说明：一、塔山阻击战意义重大。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能不能打下锦州，锦州能不能攻克，关键又在能不能守住塔山。只要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下锦州，就是胜利。二、塔山阻击战必将是一场十分激烈而残酷的争夺战，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三、塔山阻击战必将胜利。锦州敌军已陷入重围，败局已定。援锦敌军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在整个战局失败的形势下，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指挥混乱。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死守阵地，来犯敌人必将以失败告终。^[101]在战斗中，许多阵地接连打退国民党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自己也有巨大牺牲，但没有一处主动放弃阵地而后退。塔山距锦州只有十五公里，围攻锦州的炮声在塔山清晰可闻，这对战士也是很大鼓舞。

国民党军却士无斗志，而且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协同的合力。蒋介石在10月11日日记中讲到锦西的东进兵团时写道：“士气消沉至此，殊为悲痛。”^[102]蒋介石对随他到东北去的杜聿明发火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103]塔山阻击战进行了六天六夜，消灭国民党军六千五百多人，解放军伤亡三千多人。直到锦州解放，国民党军的东进兵团仍不能前进一步。勇气和斗志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一定条件下对胜负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场阻击战的胜利属于谁，用事实对它作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蒋介石“东西夹击”以至同东北解放军“决战”的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国民党军能否坚守锦州。毛泽东对辽沈战役中这个关键问题看得十分清楚，抓得很紧，考虑得很远。10月10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中指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攻克锦州”。电文分析道：

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04]

锦州的国民党守军如前面所说，主要是云南部队，战斗力不强，对蒋介石把他们从越南北部调到东北来十分不满，士气低落。东北解放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在10月1日也这样估计：“锦敌虽多，但战斗力较弱，已陷于孤立，虽有八个师的兵力，但缺乏骨干，半数为今年新成立，中间尚有派系斗争与矛盾，便于我各个击破。”^[105]东西两路援军的进展又那么缓慢，无法到达。“十月八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登上帽儿山现地勘察锦州敌情、地形”^[106]，并确定攻城部署。10月10日，锦州外围战开始。14日，解放军在扫清锦州外围后，以五个纵队又一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二十五万人，在韩先楚、邓华等具体指挥下向锦州发动总攻，大炮五百多门密集射向锦州预定目标。在打开突破口后，进入激烈的巷战。只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战斗，到15日午后，国民党守军八万多人全部被歼。这就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进出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完全胜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107]

11月8日，林、罗、刘、谭（政）给毛泽东并东北局的报告中，对塔山阻击战在攻取锦州的军事行动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一防御战之顽强，对我当时攻击锦州、取得调整与部署与攻击准备时间，起了决定的作用。”^[108]

解放军攻克锦州的当天，即10月15日，蒋介石从南京第二次飞往沈阳。他这次去沈阳，主要是想救出在长春的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在沈阳的次日清晨五时，他给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写信并转两位军长，要他们立刻率部向沈阳突围。

郑洞国是3月15日（即解放军攻克四平后两天）调到长春的。25日，他在长春宣誓就职。“他宣布说，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时任国民党政府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说：“蒋介石的战略要求，是想尽可能坚守住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据点，争取喘息和整训的时间，以便相机出击，稳住东北战场的颓势，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让它南下进关。所以，他命卫立煌‘坐镇’沈阳，并派出东北‘剿总’两位副总司令范汉杰、郑洞国分别坚守锦州、长春。”^[109]东北野战军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亦称肖劲光）和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第十二纵队、十二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团十六万人执行围困长春的任务。这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经结束。6月，中共东北局给围城指挥所下达打长春的总方针是“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110]

困守孤城，民食军需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十万军队在城市要生存下去，吃饭活命是首要条件。据国民党长春市政府调查：“全市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111]这时的长春，久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的大房身机场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一般居民最初以豆饼、酒糟充饥，到7月中旬不少人已只能吃野菜、树皮度命，大批冻饿而死，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不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是一个艰难任务。萧劲光回忆：“当时，在第一线担任封锁任务的干部战士，十分同情这些出来的群众，把自己的饭拿出来给群众吃。后来，出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靠一线部队自己的力量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指挥部就开会研究，决定设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112]许多难民得到救济后及时疏散到各地去，但不准将粮食运入城内。

长春城内的守军有十万多人，主要是新七军和六十军。新七军的新三十八师是原新一军的基干队伍，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但其他两个师是以后编入的，战斗力弱。第六十军和锦州的第九十三军一样，也是云南部队，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矛盾很深，处处受到歧视，又是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被调到常常冰天雪地的东北来打他们不愿意打的内战，官兵普遍不满。在放弃永吉转移到长春后，军心不稳。“该军到达后，长春所有物资已被新编第七军所把持，样样仰人鼻息，简直在过乞讨生活，困难与日俱增。”^[113]两军在粮食供应上的差别很大，使彼此的矛盾更加激化。长春城防工事坚固，但粮食和燃料都要仰赖空运供应，逐渐粮尽弹绝，这自然无法持久。当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城内守军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日子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话来说：“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114]

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说：“无助引发无望。历史曾证明，丧失希望，即使未丧失生命，战争也即可拍板定案。”^[115]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失败的命运这时早已注定。

8月25日，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指示：先电长、沈，告以十月打通长、沈交通。俟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锦线。如共军向辽西移，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116]但蒋介石并没有拿出，也拿不出如何打通长、沈交通的办法，说的仍是一篇空话。9月10日，郭同蒋介石通电话后乘飞机赴沈阳，当晚同卫立煌见面。“伊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二日即将被全部歼灭。同时，伊又以为如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亦必乱得站不住脚。”第二天，郭再同卫商讨长春作战意见。“伊坚不主张长春突围，亦不作任何处置，惟求加强空运而已。”^[117]

10月初，郑洞国酝酿趁解放军主力南下锦州的机会，拼死向沈阳突围。但士兵因军心涣散，又饥饿过久、体力不支，已无力突破包围圈。10月10日，蒋介石派空军投给郑洞国和两军长的信大意说：“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蒋介石这时不再讲什么“固守待援”了，但为时已晚。郑洞国接信后，立刻找两军军长商议。曾泽生摇头说：“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蒋介石嫡系的新七军副军长史说也说：“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118]他们谈不出一个结果，只得将会议结果电复蒋介石。这自然不能打动蒋介石。他在13日日记中写道：“昨接郑洞国等来电，尚不愿撤退，亦不敢突围，严电遵令实施突围，勿再自误误国之词斥责之。”^[119]

锦州解放后，蒋介石10月16日在沈阳所写给长春将领的那封亲笔信，是当天下午空投给郑洞国的。信的措辞十分严厉，但都脱离实际太远。他写道：“酉灰（注：即十月十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120]郑洞国立刻找两军军长来商议，决定后天（18日）突围。曾泽生回忆道：“当时，摆在第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是城破军亡；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这是条活路。究竟走哪一条路呢？”9月22日晚，他找陇耀、白肇学商议。他先表明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白都同意反蒋。陇耀更坚决，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121]10月14日，曾泽生派两个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团长出长春去同解放军联系。这两个人在黄昏时回来，报告他已联络上了，解放军同意曾部起义。

17日，第六十军宣布起义，解放军在当天深夜开入第六十军驻防的长春东半部。19日，不可能再支持的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歼国民党军两个兵团部、正规军及地方部队共二十万人，解放锦州和长春。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巨大震动和连锁反应。蒋介石在10月16日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以后，其军事本身恶劣之影响并不甚大，而社会、经济、外交与人心极端恶化的现象，绝非想象所能及也。”“此乃自来亡国之景象，不料今日由余亲尝其滋味，悲惨曷极。”^[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