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宣告下野

蒋介石宣告下野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56]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不可能大举南撤，淮海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南线主力杜聿明集团的长期围而不攻已没有必要。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结束。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谋和书告》，宣称：“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57]

为什么一手发动全面内战，并且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宣告“引退谋和”呢？

这并不奇怪。蒋介石在取得最高权力后，有过三次宣告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第二次是1931年，这已是第三次。这三次都是他在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他又暗中牢牢控制军权和财权等核心权力，伺机再起。前两次他都成功了，不仅重新掌握最高权力，而且地位和权力反而比以前更高。这次的后果却和前两次有所不同。

造成他这一次被迫宣告下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也即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政权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陷入绝境。他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完全崩溃，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等他的嫡系精锐主力全部丧失，平津战役也近尾声。在长江以南，除桂系在中南地区还保存一部分有战斗力的军队外，大多是残缺的或新组建的部队或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部队，胡宗南和阎锡山部队也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士气瓦解，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体系。社会经济的崩溃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涨，绝大多数民众已挣扎在生死线上。这种状况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14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状况：

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们或团伙或单个地向共产党投诚，作战的指挥上毫无斗志，军队不求进攻但求龟缩防守。在长春，共军一支步枪就可以换取国军六人安全逃离。在济南，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共产党纵队直进该城。

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尖锐。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此种迹象正日益明朗。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在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支持政府深谋远虑、鼓起勇气进行改革。他们的各种对策大概也千方百计设计出一套可行方案。但即使有最善良的意图和最有效的控制，他们也难以避免预算失调的结局。政府目前五六十亿美元赤字。

这种军事与经济的互相影响使得百姓生活于困苦之中，并孕育了不满和绝望。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食物短缺并禁止百姓买卖。能忍耐磨的中国人民能够忍受一切，但一旦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吃、烧无从着落，就会发生骚乱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灾难。

政府尤其是委员长遭到尖锐的谴责，比以往更加不得人心。大概还没有过如此剧烈地指名道姓抨击他们，指责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不能提供聊以度日的生活条件。这实际上已不是什么道义的或政治理论问题了。即使知识分子眼中也如此。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南京政府各级官员身上也显著扩展。^[58]

这还是一个美国大使眼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比他说的更严重得多，而且在加速恶化中。

就拿司徒雷登提到的经济问题来说，11月9日的《大公报》上有一段记载：“八日上午市场米价开盘三百圆，有行无市。场外高喊六百圆，尚难购到。中午米价黑市已喊一千圆，到下午更喊到一千四百圆。傍晚有人曾以一千八百圆的代价，购进一石。八日沪物价上涨平均达‘八一九’限价二十倍左右。”这篇报道还写道：“这样疯狂上涨、瞬息万变的情形，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59]该报同天另一篇报道中讲到：上海的抢米风潮上一天连续发生八起，连糨糊用粉也被抢。第二天，抢米事件增至二十多起，英法商电车公司、两路局的人因迫于饥饿而怠工。^[60]“京市（注：指南京）抢米潮到十日更为扩大，几乎所有的米店都未能幸免。饥民已由抢米发展到抢食物。”^[61]而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方兴未艾，老百姓已活不下去了。蒋介石对所有这一切，除祈求上帝保佑外，一筹莫展。

第二个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特别是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并多次反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对蒋施压，并且提出恢复国共和平谈判的主张。

桂系提出恢复和谈，重要目的是想趁蒋介石军事实力遭受决定性打击、处于狼狈境地时逼他下台，然后取而代之。淮海战役紧急时，蒋介石准备调在华中的宋希濂兵团和第二军增援，结果都因白崇禧坚决阻止而无法实现。军事力量一直是蒋介石赖以实行统治的主要因素。这时，他的嫡系部队主力已经被歼，而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改任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手中，还掌握着未曾遭受歼灭性打击的桂系主力第七军等部队，坐镇武汉。李宗仁又已被选为副总统，有资格在蒋介石下台后代替他。这在桂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大好机会。在此以前，它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本钱。

1948年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合围于陈官庄；15日，黄维兵团被歼。蒋介石在南线已经没有可用的嫡系主力，连原来设想的“守江必守淮”也办不到了。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双堆集战场失陷，今后守淮无力，决定作守江之准备也。”^[62]20日和21日的日记又写道：“指示蚌埠附近部队主力从速撤退江南，部署江防，迟则江防不及矣。”^[63]而桂系部队主力在“江防”中显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活动便一步步公开登场了。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午约岳军、礼卿（注：即张群、吴忠信）来谈。白崇禧派邓汉翔（注：当为邓汉祥）来告，嘱其二人劝告余从速下野，否则后悔莫及，恐各省将有通电劝辞也。余闻此，反甚宽慰，毫不为奇，以若辈早有此阴谋也。余属张、吴答其：一、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先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如此则甚愿辞职也。属以彼等度余之意告之，不可直言已经告余也。”^[64]

24日，白崇禧公开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写道：“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65]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电告张群：“本日与某公（注：指白崇禧）晤谈，言辞已万分露骨，并报告辖区内各省及川、桂已联系成熟，不日即有表示，第二军已令停止东开，事实如此，无力挽回。”^[66]

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程思远回忆道：“同日，湖南绥靖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下野。在语气上，程电较白电严厉得多。但蒋以为白乘杜聿明集团在徐州外围被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受挫之际，即以实力为后盾迫他早日下台，误会甚深。蒋后来对张治中说：他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经白这么一逼，他就故意推迟下野期限了。”^[67]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正午约理［礼］卿来谈，乃知桂系急谋倒蒋，其势若不及待矣。”^[68]第三天，他的日记又写道：“正午岳军、礼卿、文白持白崇禧要求和平、其实即要求下野之电报来谈，至十五时方毕。嘱其先与德邻（注：即李宗仁）商谈，观其形态后再定处置。而白则连致电话于张文白，问余究竟如何，其心更急不及待矣。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桂白之背逆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所痛苦者惟不予我有一点准备之时间。”^[69]可见他的处境已狼狈到何等地步。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十二月三十日，白又以‘亥全’电致蒋，重申前电主张。蒋不得已，于1948年除夕邀李宗仁副总统、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饭后提出《求和声明》，征求意见。他在声明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席上，我亲眼看到也听到谷正纲、张道藩发言反对蒋下野求和，谷甚至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对此，蒋介石大骂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他所谓‘某一派系’即指‘桂系’，其对李、白之嫉恨，可以想见。”^[70]

其实，即使李、白等主张的和平谈判，也无非是想达到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以便在桂系主导下取得“喘息整补”之机会，伺机卷土重来。但对蒋介石说来，这确是对他的巨大打击。(https://www.daowen.com)

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被全歼，蒋介石手中最后一张王牌也失去了。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为我黄河以南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迫下野者，徒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71]这以后几天，他忙于剩余部队的调动、人事的安置、银行外汇和黄金的赶运台湾等，这些都是为他重新再起作准备。21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引退谋和书告》。

第三个原因在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称为“总裁”，一向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但这时党内也出现了众叛亲离、说话无效的状况。其中给蒋介石刺激最大最深的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占多数的立法院竟否决了他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名的立法院院长候选人李培基，另行选出童冠贤来担任。

这次改选是因为南京政府行政院在1948年12月改组，原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改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需要补选。国民党中常会在22日提名李培基为院长候选人。李培基以往担任过绥远、河南等省政府主席和考试院秘书长、国民政府顾问等职。蒋介石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召见薛笃弼、陈立夫，商定李培基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也。”^[72]

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先还高兴地写道：“昨日最复杂困难之问题。即立法院正副院长提名问题，忽于五分钟解决，又孙行政院组织成功，殊足欣慰。”但到下午，“据报立法院选举院长之提名决议案，新政俱乐部（青年团）等仍主张其原定之童冠贤，而不选李培基者，不胜悲戚。乃召立夫、健群来谈，严令其执行党的决议。其中复杂离奇情形，实不可思议。党员之失纪无信殊为痛心。”^[73]可见他对这件事的看重。而他所以如此看重，不只在于李培基这个具体人选，更重要的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党籍立法委员究竟能不能“执行党的决议”，也就是他这个“总裁”的决定在国民党内还管不管用的大问题。

尽管他如此看重这件事，并下了“严令”，而且在第二天选前又“召刘健群、吴铁城等切嘱其所属立法委员须照中央决议选举”。结果却大大出乎他意料，许多党籍立法委员根本不理睬他所“切嘱”的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及至下午五时，选举结果正院长为童冠贤，而非李培基。此为平生入党以来任党务后惟一之打击。从此本党等于破产，革命历史完全为若辈叛徒所卖，立法院亦无法维持矣。此实比诸四月间哲生（注：即孙科）不能当选副总统之失败更惨也。悲乎，何使党败至此，岂非余无能罔德所致的罪恶乎？余乃决心下野，非重起炉灶另选干部，无以革命矣。”^[74]

25日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以立法院未照本党提名选举，以及白之跋扈背叛，实为近年来最惨之悲剧也。”^[75]26日日记写道：“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桂白之背叛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76]该月“上月反省录”中，他又写道：“以私嫌而害公义，毁灭本党历史于此为甚，此实革命以来余最大之打击。”^[77]

蒋介石把这件事称为“平生入党以来任党务后惟一之打击”，说明他在党内竟如此号令不行是他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是他不能忍受的，因此才在这事发生时“决心辞职下野”。他的日记也表明他的“辞职下野”并不是真的就此罢手，其实只是准备“重起炉灶”的一个步骤罢了。

第四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失败也表露出严重不满，打算准备“换马”。

从抗战后期起，美国政府一直把蒋介石看作亲美的可以在中国实行统治的政治力量，大力给予支持。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是难以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的。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很长时间内，“美国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政权，对这一点怎样强调也不过分”^[78]。这里说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政府。

但局势发展如此急转直下，却出乎美国政府的意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它自身利益的衡量。能不能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更大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往这种援助给得够多了，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相反，局势却极快地朝着同他们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财政援助的很大部分落入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吏的私囊中。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更使美国感到沮丧的是，历次的失败使大量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落入解放军的手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对徐永昌说：“人家说我们长、沈三十二个师，几天即缴械，美援等于援共。”^[79]至于国民党政府因独裁和腐败而失尽国内民心，是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上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和一个旧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有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而被打败了，因此他的将军很多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只是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才决定停止把物资运到中国去。”^[80]这种状况不是美国政府所能左右的，因此他们不能不重新作出考虑。

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援蒋反共政策也日益捉襟见肘。在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审查政策，谋求出路。事实上，如前所述，自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来，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有关人员中一直存在，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反共偏见之深，由于对国民党‘改革’存幻想，还由于国内来自右派的压力，每次讨论的结果总是延续‘有限援助’的政策，寄希望于哪一天国民党出现什么‘新局面’，共产党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加上美国的金钱和武器，奇迹般地‘扭转潮流’（这是美国人在讨论中国局势时经常用的词）。大约从一九四八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这个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时间上大致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起到大陆基本上解放这一时期相吻合。”^[81]

这种政策转变，使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逐渐改变，并且把目光注视到副总统李宗仁身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原来对蒋介石一向很看重。但到1948年11月10日，他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已确切得知了委员长的意图，他表示，只要他还活着，就继续与共产主义一拼到底。委员长相信他终将取胜，以为目前的军事局势并非不可收拾。徐州守军将阻止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推进。”“但大部分老百姓以及除了蒋委员长及其紧密追随者以外的所有政府官员，其态度与上述相反。”“副总统李宗仁也倡议停战和谈，并声称委员长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因为后者目前尚无意自愿放弃权力。相反，蒋委员长固执之下，很可能想死守南京，最终节节失败，全军覆没。因此，这就难以由那些能够且愿意与共产党和谈的主和派组成临时看守政府。而一旦现政府以蒋委员长及其追随者的灭亡或仓促的逃亡而告终，权力崩溃的诸种惨局将不可避免，国内将更为混乱。”^[82]

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写得更明确：“要对付现实，人们必须首先对付蒋委员长。目睹数月来他如何民心丧尽，人们如何普遍地盼他早早引退，这确实令人伤心。大部分政府各界官员都希望他引退，几乎全部有识之士也都有同感。人们所以反对他，主要是因为蒋所发动的战争毫无希望，并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经济困苦和灾难。”^[83]

1949年2月1日，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李宗仁以其大无畏精神致力于谋求和平，但同样受到国民党的顽强和共产党的怀疑所阻挠。”2月3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邀童冠贤同进晚餐。我们的谈话由大家都为一般问题所困惑，说到国民党内较多自由分子支持李氏。”^[84]

当然，作为外交官（而且长期是蒋介石政府的盟友），司徒雷登不便公开表明要蒋介石引退和由李宗仁主持政府的主张。他在同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坚决不劝国务院发出宣言，也不把消息寄给李宗仁。我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要避免卷入中国内部政治问题及苏联的问题。”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受到普遍关注的。司徒雷登又广泛地同国民党内外人士接触。他的倾向和态度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已从各种渠道明白美国政府的意向。他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与铁城谈哲生组阁事，彼言哲生因傅泾波（注：司徒雷登的秘书）谈起，一、美国政府希望余下野，二、希望哲生新阁主和，故其更不敢积极进行，而且有另外打算。”^[85]18日日记中写道：“哲生以被美国走狗傅泾波威胁，更无勇气组阁，不能不作第二步之准备。”^[86]接着，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又写道：“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尤以其霍夫孟在沪对记者谈话，无异催逼我急倒，并使我国各反动派更形嚣张。”^[87]29日，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总长（注：参谋总长顾祝同）本日告余：大局如何，尚待决定。是和谈仍在进行，美方迫总统下野，似尚未减轻压力。”^[88]可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宋美龄在11月27日赴美求援，受到难堪的冷遇，再也没有重现她在1942年至1943年访美时那样的风光。她到华盛顿的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她。会见结束后，“当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她神色严峻，冷冷地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六点半，蒋荫恩（注：曾任《大公报》记者，当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又来电话说，白宫副新闻秘书艾尔斯发布消息说：‘总统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他同情地予以倾听。’记者问，总统是否将再次接见她，艾尔斯说：‘无可奉告。’”。第二天，“华盛顿接近马歇尔家的人曾暗示蒋夫人最好不要延长她在利斯堡的逗留”。宋美龄又拖了将近二十天。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宋的活动情况。“当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她才离美回国。”^[89]这也使蒋介石直接感受到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在12月19日日记中写道：“正午接妻自美国传来长途电话，闻其声高语重，恐其精神焦虑过甚，不胜系念之至。”^[90]

对蒋介石来说，处处传来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了。

这些内外因素，是蒋介石在此时宣布引退的原因所在。但他的宣布引退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在败局难以收拾的局面下把李宗仁推向前台，同共产党周旋，作为缓兵之计，并稳住白崇禧、程潜等，一切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仍牢牢地把握在他手里。书告发表前，他已发表汤恩伯为京沪（后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一面准备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一面做好退守台湾的种种准备。他宣布“引退”而不是辞职，李宗仁不是接任总统，而只是在他“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其职权”。何况他的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并未改变，一旦认为时机成熟，随时可以重新“视事”，再度出山。在这些方面，他可以说是用尽权谋。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宣布引退，总是清楚地说明他已无法照旧支撑下去了，在社会上不能不产生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