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中国电视剧文化如同一条大河，汇聚了一路风云、八方波涛，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主宰也有副翼，在汹涌的本土创作之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作为中国电视文化的有益补充，相互歧异又相互补益，它们在分分合合、曲曲折折中各奔前程，共同汇成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水系。
1958年，我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试验广播时播出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电视小戏”《一口菜饼子》。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剧文化的源头。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此后的20年里，这一源头细小而孱弱。真正的转变自1980年开始，这个年份也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中国电视剧大发展的开端，“国产电视剧的真正发展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后。毕竟电视剧的观众要受到有无电视机这一媒介的客观限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还没有购买电视机的经济能力”[1]。此次真正发展和境外电视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电视电视剧浪潮正是由境外电视剧引发的，这股新鲜生动的潮流引发了中国观众的巨大热情，也给予了广大中国电视观众和电视人最初的启蒙。
本书就将研究目光投向境外电视剧这一中国电视剧文化的重要支流和中国本土电视剧的重要副翼，研究其在中国电视剧大河中的涨落、特征以及对于中国电视剧文化的影响。
首先要对本书研究对象的核心词——“境外电视剧”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近年来，“境外电视剧”“海外电视剧”“引进剧”这些称谓被广泛且较为随意地运用于各类文献和电视剧相关报道当中，概念不够统一。例如央视-索福瑞编写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对于“境外电视剧”的指称就是“海外电视剧”，而很多报纸杂志也将“境外电视剧”等同于“引进剧”。但是笔者在翻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后发现，它们的概念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
第一，《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海外”的解释为：“国外”，这个概念显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而“境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约定俗成，广义的“境外”指“国境之外”，狭义的“境外”则与海关、口岸相关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划分有关。对于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产品而言，存在入关问题，显然属于狭义的“境外”范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4年9月颁布的《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2]中也正式明确了“境外”这一称谓。本书的研究对象涵盖远至西方国家，近如港澳台和亚洲各国近邻等所有与中国内地电视剧市场有所交流的地区，“境外”的概念显然更为接近。
第二，“引进剧”是官方媒体即中国各级电视台对于其引进和播出的境外电视剧的统称。官方媒体所能够播出的境外电视剧数量毕竟有限，伴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储存和播放介质的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境外电视剧作品通过民间路径与观众见面，这条路线大致由音像市场和网络媒介组成。它们与官方路径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各级电视台“引进”和“授予”观众的，而后者是观众自由“选取”的。显然，“引进剧”的概念远不能涵盖这个部分。
基于以上两点，“境外电视剧”是本书认为最为确切的研究概念，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它指的是由境外创作，经由各种渠道传播至中国内地的电视剧。
其次，要阐释一下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就全世界而言，在电视剧发展的几十年里，各国创作的电视剧不计其数，各国电视剧史长短不尽相同，发展道路也各有特点，如果要一一研究罗列的话，是一项异常宏大而繁复的工程，清晰地去逐一追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发展史不是本书的主要意图，也无太大意义。因此，本书对研究对象有一个限定——将其传播的地域背景锁定在中国内地，相应地，时间背景也就锁定为其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时间。从1980年第一部境外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至今，境外电视剧在中国内地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中国传播史，为了表述的相对简练与方便，本书在标题中更为确切地表述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此空间和时间的限定下，在中国内地传播的境外电视剧国别相对有限，在数量上也仅是各国、各地区大量电视剧作品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那么，对于相关资料的搜集和相关内容的阐释就可以更为精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看似是一个小切口，从这个“切口”辐射出去，却又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3]文学如此，电视剧艺术亦如此。虽然和文学相比，电视剧的资历尚浅，流传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为短短瞬间，但是艺术发展的规律是相通的。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这句话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文化的写照。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境外电视剧的引进，正是“易穷”的表现，这种由于自身不发达而引发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为中国带来了时代的呼啸之声，一些国家的电视剧作品冲破中国人“文革”以来受到的思想桎梏和陈旧、刻板的艺术模式，闯上了中国荧屏。这种“别求新声于异邦”是中国电视剧文化之“变”，可以说是为中国电视剧几近干涸的河道注入了新鲜的泉水，激励了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打通了它发展的脉络，促成其自身的发展。此后，随着这股河流的奔淌，源源不断的支流又汇集进来，河道越来越宽阔，波涛越来越汹涌，形成壮阔的文化景观，到此时，则可以说“通”——中国的电视剧文化色彩斑斓而富于变化。
通变，是艺术的必由之路，是电视剧的必由之路，也是境外电视剧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最初的新鲜感消失后，观众需要的是多元化的选择，如果看到的总是一个风格、一个地域特征的作品，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各国、各地区的电视剧纷纷流入，共同发展，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完成一种彼此间的轮换机制。它们在相同或不同的时间流入中国内地，经历着持续发展或者由弱变强、由强变弱的过程。这些现象就是境外电视剧在中国内地的流变，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境外电视剧中国内地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个整体性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其流变的多方面原因，因为只有寻找到这些原因，才能够相应地寻找到许多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传播的规律，并由此挖掘出对于中国内地电视剧创作和传播的参考价值，探寻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特点，这也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境外电视剧在中国内地的流变，本身就包含两个大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艺术样式，境外电视剧自身在不断变化与演进，折射出它们本国、本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电视剧创作自身这内外两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历史的、地域的，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其二，作为外来的、在中国内地传播的电视艺术作品，它们呈现给中国内地观众的并不是一个其本身变化发展的全貌，而是部分的、经由各种原因筛选后存留的、跨文化传播了的流变。这体现了其与世界经济文化环境、中国国情、中国的文化政策、中国观众欣赏口味等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外部因素也是不断变化的。
也就是说，境外电视剧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着内部变化和外部变化的双重特征，境外电视剧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特征。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小切口投射出去，看到的是有关“变”字的诸多现象与本质。我们能够看到一段境外电视剧传播史，看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媒介的日益发展、机制的变化，境外电视剧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能够了解各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中国观众接受心理的特点……
《周易》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5]境外电视剧的发展和传播如此，中国对于其创作和电视文化传播的借鉴亦然。借鉴他人，不仅要化而裁之，而且要推而行之。对于境外电视剧在中国流变研究的最终意义并不是境外电视剧研究或简单的电视剧艺术史研究，而应当是我们中国本土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和传播，因为海外电视剧传播史，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电视剧的学习、借鉴和发展史。几十年来的境外电视剧除了培养出一大批各国电视剧“粉丝”，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化之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它对于中国本土电视剧的影响和启迪，这种影响和启迪表现为“显在”的创作影响，以及“隐藏”的传播策略。如果能将它们融入中国本土电视剧自身的创作和其面向世界的传播中，在坚守中国文化内核的同时，培养中国本土电视剧创作的创造力和文化传播的优良意识，做到“仍其体质，变其丰姿”[6]，那么中国电视剧文化“别求新声”的最终目的也就实现了。
[1] 沈爱国在第12届上海电视节研讨会上的发言。
[2]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EB/OL].（2004-09-23）.http：//www.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20/2208.html.
[3] 《周易正义·系辞上》，《十三经注疏》本。
[4]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
[5]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
[6] 清·李渔：《闲情偶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