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潮流：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全球化时代
一、时代的变迁
一场历时持久的浩劫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头到脚洗涮着这个东方大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开始接触到很多新鲜的、外来的事物：咖啡、洋快餐、世界名牌服装，“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在各个城市拔地而起，“宝洁”公司的日用产品深入中国千家万户，官方还在对各种贸易摩擦进行磋商和谈判，民间已经讨论起“星巴克”进入故宫能不能被容忍……曾几何时，人们开始慢慢熟悉一个词——全球化。全球化到底是什么，说法不一而同。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宏观把握。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1]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阶段，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全球化2.0”[2]是公司之间的融合阶段，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而在“全球化3.0”[3]中，个人成为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的人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的就是如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2.0”到“全球化3.0”阶段。
不论是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与“世界文学”的描述，还是麦克卢汉对于“地球村”的描述，都表明这种人类共有财富、共享世界的趋势的不可逆转性。的确，“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信息、财富的交流，所带来的政治、法律、社会风尚的交流，所带来的价值观、文化、人类思维与心灵的交流，改变了我们世界的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深层价值观的变动。其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效应，既是一种事实，也是应该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的。
文化的发展自人类产生以来就与物质生活息息相关，全球化的进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充实与丰富，人们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外在世界认知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全球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人类的触觉可以延伸到世界上任一角落，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也可以说，“世界是平的”。西方品牌迅速为全世界所熟知；轰动性新闻在几小时内、几天内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热点话题；欧美畅销读物当月就能在各国书店上架；电影大片几乎能全球同步公映，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极其生动地演绎全球化的神话。
境外电视剧的中国之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见证着全球化进程下中国社会面貌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视开始进入中国普通百姓人家。那时，“文革”刚刚过去，中国的电视事业在一片荒原中重新起步。在那个他国电视剧事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电视剧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当时为数不多的国产电视剧并不能满足国内观众的需求，因此，引进那些相对发展成熟一些的电视剧就成为一个应时代潮流的举措。不同于中国内地“文革”后的百废待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已经走在世界前端，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应地丰富、成熟，因此，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剧来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看到的境外电视剧代表了那一时期最为先进的电视剧创作水平，也为中国观众和落后的中国电视剧创作打开了一扇窗，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正是境外电视剧的到来，开启了中国内地观众与境外电视剧悠长的“蜜月期”。当《大西洋底来的人》《阿信》等出现在我国内地电视屏幕上的时候，这些没有昂扬斗志的情节和语言，没有令人生厌的枯燥说教，只是抒写或平凡或离奇的生活，抒发人们真情实感的境外电视剧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唤醒了人们的审美意识。晚饭后，几乎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围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体验着浓浓的家庭氛围，也与全国人民共同分享某部电视剧带来的精神愉悦。
随着全国电视台数目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电视台播出时间的不断延长，境外电视剧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中国内地的荧屏上，而且地区和国别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多样。20世纪80年代末，境外电视剧开始大规模进入内地。从那时起到9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由于国内电视节目制作量不足，使得一些电视台长期依赖引进电视剧，基本上只要符合政策标准就可以被引进，尤其是各地有线电视台的节目引进更富有弹性。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提高，加上广电总局加大了对引进剧产地和题材的调控力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引进剧发展更为多元。全球化在带来多样性文化的同时，也使得文化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重视引进剧国别和地区多样性的同时，引进速度也开始被各个电视台所重视。着眼于占领先机，2005年伊始，中央电视台与地方台之间的海外电视剧收视率争夺战逐步升温。9月，湖南卫视快速引进了韩国热播剧《大长今》，声势浩大；与此同时，央视八套开播的韩剧《加油！金顺》实现了国内引进剧首次与国外同步播出；其后，美国热播剧《疯狂主妇》更是创下了央视引进西方热门电视剧的最快速度。对于这一系列举措而言，最终的获益者就是广大的中国观众。
世界不断融合，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和文化侵略性的一面以及中国市场巨大消费潜力的诱惑，注定了境外电视剧在国内的扩张趋势。早在1986年7月，中国就正式向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自那以后，直到2001年11月，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耐心始终为进一步扩大开放而不懈努力，最终成为WTO大家族中的一员。尽管中国在正式加入WTO后并未承诺开放传媒领域，但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较高的姿态，允许外资媒体有限度地进入中国电视行业。入关以后，与之前相对隐蔽、分散，未得到明确制度性保障的进入相比，借中国入世所做的相关承诺，挟WTO相关游戏规则而来的境外电视文化机构可以更加正大光明地、成建制地向中国本土消费者提供更丰富多彩的电视文化产品和服务，电视剧就是其中一例。目前，30个境外电视频道已经获准在中国有限落地。以2002年正式在广东地区落地的星空卫视为例，这个隶属美国新闻集团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的卫星频道，除了播出大量内地及台湾综艺节目之外，其下设的“缘分剧场”“亚洲风剧场”和“星空强档剧场”全天分多个时段播放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电视剧。而早于星空卫视为观众所熟知的凤凰卫视中文台，自开播之初就开创了从每周一至周五晚7点档播出境外电视剧的潮流，所播出的绝大部分为日韩新近推出的剧集，收视效果一直良好。这些境外电视媒体为中国内地观众带来了更多、更新的境外电视剧，中国媒体市场得到了进一步开放。
二、文化的喧嚣与融通
人是文化的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或许可以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境外电视剧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刚刚改革开放的1980年前后。邓丽君的歌声、喇叭裤、蓬松卷发，这些流行元素虽然带有浓郁的资产阶级情调，但是彰显出青年一代对于时尚和脉脉温情的向往。随着中国国门逐渐打开，外交活动频繁，文化交流也开始增多。较早来到中国的是绘画、舞蹈、电影等艺术种类，许多境外的艺术作品第一次为中国百姓所接触，它们新鲜而富有个性，如同春风拂面，当然，适应与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978年，《望乡》这部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其反响程度竟达到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同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做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写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1980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到湖南演出，当地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感到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近乎于裸体。落幕时，一位很生气的干部打破了静默，突然喊道：“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事实上就类似于当下关于《无极》或者《满城尽带黄金甲》所引发的全民关注和讨论。它表明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接受新鲜事物时所需经历的思想转变。
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在起初的文化碰撞中，境外电视剧也遭遇了各种问题，年轻人从1980年初的《大西洋底来的人》中学到了“麦克镜”的时尚戴法，这样的行头被很多人划归奇装异服之列；一年后，《加里森敢死队》因其中暴力和接吻镜头被模仿，被严肃人士指为“不健康”而中途停播。不过这些并不能停止时代前进的步伐和观众对于境外电视剧的需求。新鲜事物的到来总会引发关注，从而招来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它总会克服排斥、异议而走向兼容与接受。
外来文化的陌生感引发中国人最初的认识和审美兴趣。欧美、港台文化进入中国内地时，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普遍认为具有新鲜、时髦的特质，这些都促成了它们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流行，西方服饰、粤语歌曲、港台明星是那时人们推崇的对象。90年代，日本影视剧、漫画、音乐的大量创作与生产引发了整个亚洲的“哈日”狂潮，中国也被这股热潮席卷，染发、爆炸头、烟熏妆、双肩包上的各类卡通挂件，是那个时期中国青少年“哈日”行为的外化表现。日本漫画、时尚杂志的普及，日本流行用语的广泛流传，日本明星受到的热烈崇拜，反映了人们对于日本文化的追捧，“新新人类”成为人们对于那种在西方和东洋文化影响下行为另类的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称呼。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哈韩”风盖过了“哈日”热潮席卷中国，韩国歌曲、影视剧大受欢迎，韩国明星势头强劲，整容风、韩国发型服饰风方兴未艾……深究起来，所谓的日本流行文化，其实是欧美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体，而韩国流行文化的面貌也是在保留自身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模仿欧美和日本文化逐步确立起来的，台湾偶像文化更是“哈日”风潮的产物……因此，这些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一起，又融合成一种新的流行文化。就如同约翰·弗纳（Johan Fornas）所说，“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和继承的人类创作的产物，它是不断多元化、转化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4]。
在这个网络中，电视剧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为“时势”所造，也造就着“时势”。它不仅以其便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和生动的魅力广泛地传播于广大民众中，而且还是整个流行文化传播和扩散的重要媒介和推动力量。港台、日韩流行歌曲伴随着它们的影视剧深深地烙印在中国内地观众的记忆中；粤语、“港台腔”迅速成为时髦的语言表达方式；日韩影视剧中，明星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被很多中国内地年轻人所模仿；中国白领女性开始学习和《欲望都市》中的女人一样精致而时尚地生活……小到服饰美容，大到生活态度，电视剧所反映的内容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这，也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征候。
从古至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只要它的国门打开了，就会有文化的融通，“水到渠成”或者“渠成水到”，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就境外电视剧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引进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各国、各地区被证实较为成功和流行的剧目，虽然还不丰富，虽然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延时”现象，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被世界的、全亚洲的潮流所推动。因为流行文化及其组成因素的产生、发展和转变，既是连续的，也是共时的；既是单项逐渐扩展的，又是成群地涌现出来的；既有各种理由和原因可寻，又是社会群体微妙的“羊群心理”所致；既包含专业文化的特性，又大量地容纳着社会大众的实际生活智能；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和现象性的。在全亚洲、全世界某一地区形成某种风潮的时候，中国也必然被波及。当年，《阿信》、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的风行就是全亚洲性的；《豪门恩怨》《侠胆雄狮》也是在风靡欧美后来到了中国内地；《东京爱情故事》被誉为全亚洲青年人的“恋爱教祖”；现在，在柬埔寨乡村孩子的书包上还能看见“大长今”的照片；《老友记》《欲望都市》《越狱》如同教科书一般从西方普及到东方；每个年代当红的明星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他们众多忠实的追捧者……如同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震荡的是世界经济，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时代，某种文化的出现也必然如同经济一样，产生“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潮流，就因为我们只能疏导它，不能阻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