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群体间的环境影响不平等研究

美国过去的研究认为，影响群体间环境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类：首先，多数学者认为种族和收入是环境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抗议活动爆发后产生了大量记述美国环境不平等的文献，紧接着的一系列研究有害垃圾场所位置的文献扩充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国审计总署（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于1983年发布的报告最为典型。该报告发现，位于美国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拥有数量极多的垃圾处理场，与其社区状况极不匹配。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联合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在一份标题为《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不成比例地被选为有毒废弃物的最终处理地点（Paul Mohai et al.，2009）。这份报告震惊了少数民族社区及许多环境学者与环保运动者，随之而起的是更多的有关有色人种与环境污染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的出现，以及更多的地方性抗议事件。1991年，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峰会（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华盛顿召开。代表们达成协议，用“环境正义原则”作为行动的宗旨，并宣告“环境平等”者们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1990年，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设立了环境公平工作组。1992年，工作组颁布了题为《环境公平：减少所有社区风险》的报告。此后，美国学术界关于环境公平的研究基本达成了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群在面对环境污染和灾害时存在着不平等的风险，少数种族和穷人比白人和中产阶级遭受了更多环境风险。很多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和风险基本上存在于少数种族和低收入群体中，如Zimmerman（1993），Hird（1993），Goldman and Fitton（1994），Perlin et al.（1995）以及Hamilton（1995）等。

其次，另外一些研究特别是历史性研究和定性研究认为，种族划分衍生出的环境不平等问题实际上是非人控的市场力量以及种族歧视意愿综合作用下的产物（Brown，1995；Bryant and Mohai，1992；Szasz and Meuser，1997）。城市扩张、工业化以及种族歧视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可能导致群体环境不平等的出现。当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城市的扩张速度的时候，由工业化带来环境污染风险不平等就会广泛地出现（Fogelson，2001）。这时如果汽车以及战后经济增长使得郊区化成为可能，白种人就会逃离城市来到郊区，并且通过社区压力、歧视性贷款、规定最小房屋住宅面积等措施，来将少数种族隔离在外（Fishman，1987；Fogelson，2005；Jackson，1985）。此外，少数种族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以及环境的退化状况更加剧了这一不平等，因为能够通过社会地位使污染工业以及垃圾处理设施远离少数种族社区的中产阶级早已搬离了被污染地区（Mohai and Bryant，1992）。与此同时，受污染地区低廉的土地租金进一步吸引了能造成环境风险的新设施的进驻，而那些无力负担清洁社区居住花费的人群也只能选择继续留在被污染的地区生活，从而陷入了环境不平等的恶性循环（Been and Gupta，1997；Hamilton，1995；Oakes et al.，1996）。除了美国，研究人员对邻国加拿大也进行了研究：Buzzelli等（2003）对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市空气污染暴露水平研究后发现，单亲家庭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所居住的社区承担了城市中主要的污染风险。此外还有相关文献证明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存在群体环境不平等现象（Lloyd-Smith and Bell，2003；Mc Cleod etal.，2000）。

中国群体环境不平等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还非常缺乏，直到最近才渐渐有学者关注。Ma and Schoolman（2010，2012）分别以中国的河南省和江苏省为研究对象，考察群体的环境不平等问题。他们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的城市里来自农村的务工者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污染风险。而其他学者则更多地从理论或定性角度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富人在占有较多环境收益时不愿履行应尽的环境保护义务（洪大用，2001），政府管理是导致穷人与富人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潘晓东，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