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通行的“地理学”及学科分类体系，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西方通行的Geography(地理学)一词，大概是2200 多年前由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拟定的，其中，“geo”意指“地球”，而“graphein”意为描述，对地球表面的描述就成为地理学的核心内容。^[25]

不过，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历经长久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概念屡有变化，从“区域”到“景观”、从“环境”到“空间”，不同时期对“地理”及“地理学”的理解和认识各不相同。按照目前比较通行的理解，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变化的学科，是研究地球表面的事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如何不同和为何不同的学科”。地理学一般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领域(或传统)，即以自然地理学为主的“地球科学传统”、以人文地理学为主的“文化—环境传统”、以社会地理学为主的“区位(空间)传统”，以及综合性的“区域分析传统”。^[26]

在我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中，“地理”之学也是一专门学问，虽然与西方的Geography 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Geography 所不能包含的内容。考察中国传统学术中“地理”一词的语境及其内涵、外延，或许对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理”之学不无助益。

我国古书中最早使用“地理”一词，似出易传。《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地理”与“天文”相对成文，“天文”指天上星宿焕然有文彩，“地理”则指地之“理”，《礼记·月令》说:“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地之理”即地理。然则何谓“地之理”?《周易口义》云:“地理者则谓山川、原隰、高卑、上下，各有条理，繁盛于地，故称‘理’也。”这种意义的地理一词，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广泛使用，如:《淮南子·泰族》:“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陆陵、水泽、肥墩、高下之宜。”《新语·道基》:“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意林》卷三引《论衡》:“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有学者根据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地理”的描述及其内容的记载，阐明我国早期的“地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地球表面的山川、陵陆、水泽的分布和特点，与近现代地理学较为一致。^[27]这应该是正确的。

但中国古书中的“地理”还有另一种解释。《周易集解》引荀爽曰:“阴升之阳则成天之文也，阳降之阴则成地之理也。”是汉人已开以阴阳说地理之先河。《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临死之前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 此乃恬之罪也。”此“地脉”之说颇类似古代风水术。《周礼全经释原》:“二曰地理。自公刘相阴阳观流泉，而卫文公作楚邱，望景观卜而地理之术始启。古人作邑作宫，以矩而定，诚有趋吉避凶之法，不敢苟也。自郭氏《葬经》一出，而地理之学始繁。”《读礼通考》称:“汉魏以来，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则既失矣。至其为书，若《宅经》《葬经》之属，又多秘而亡逸不传，则失之愈远矣。”将地理理解为风水术，并将其源头归于东晋郭璞《宅经》《葬经》，这是另一种传统。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专论。《汉书·地理志》的文本结构约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主体部分是郡(国)县和户口组成的政区地理和人口地理，这部分内容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或可称为“王朝地理学”。^[28]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将这种以政区地理为中心的王朝地理追溯至《尚书·禹贡》。直到今天，《禹贡》仍是谈中国地理学的鼻祖。在《汉书·地理志》的最后部分，班固收录了刘向的《地分》(又称“域分”)和朱赣(又称“朱贡”)的《风俗》，大约相当今天所称的区域文化地理。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做法为以后大多数正史所继承(名称或有改变，或叫“郡国志”，或称“地形志”，等等，内容亦有多寡之别，要之以政区为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正宗。

然而《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分类中却没有“地理”一目。我国地理书列入目录学著述，以今所见，当以《隋书·经籍志》为最早。《隋书·经籍志》以四部分类，地理书则入史部，计收书139 部，1432 卷；亡书1 部2 卷。其后小序云: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周(官)》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祅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教，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埓。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29]

《隋书·经籍志》之列地理类目，实由于地理书日渐增多，《序》称挚虞作《畿服经》，凡170 卷，陆澄作《地理书》149 卷，任昉为《地记》252 卷，顾野王《舆地志》30 卷，又有隋朝官修《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 卷，郎蔚之撰《诸州图经集》100 卷。《隋志》所列139 部(数之实138 部)，除《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东方朔《十洲记》及《神异经》、杨孚《异物志》等寥寥数部外，其余皆为汉以后作品。书中内容，“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这虽是说挚虞作《畿服经》，但作为《隋志》地理书的取舍标准，大概也是适用的。从《隋书·经籍志》中所列书名看，多区域地志，内容偏地方物产，风土人情。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取向。而在“序”文开篇所述，即在强调王者之教化，一则曰“先王之化民”，再则曰“疆理天下”，且不忘“齐其政而修其教”。所追述的两大源头，一为《禹贡》，一为《周礼(周官)》，其意图和趣向，如同《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强调王朝地理之学。

有意思的是，《隋书·经籍志》列入地理类的《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列入数术略形法类，同类书还有《国朝》7 卷，《宫宅地形》20 卷。其后小序则称:“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型)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30]这类书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在《隋书·经籍志》中，子部五行类有《地形志》80 卷，《宅吉凶论》3 卷，《相宅图》8 卷，《五姓墓图》1 卷，以及《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杂相墓书》等。

地理书入子部术数类的传统，在后世目录学著述中得以继承，如《通志·艺文略·五行类》收宅经37 部61 卷，葬书149 部498 卷；此类书多冠以“地理”之名，如《大唐地理经》10 卷，《地理新书》30 卷，《地理指南》3 卷，等等。《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亦收有类似的“地理”书，但数量已大为减少。^[31]但据《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所收，这一类书籍为数甚巨，并不在史部地理类书籍之下。^[32]

上述两类地理知识(史部地理之学与子部地理之学)，当有着共同的源头，都是来自古代先民对大地实际地理现象的认识和总结。史部地理之学，可上溯至《禹贡》，《汉书·地理志》集大成，下至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唐宋以来的地理总志，以行政地理知识为重心，古称“沿革地理”，近则或称“王朝地理学”。子部地理之学，以前的学者注意不多，但从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数术文献看，渊源甚早，从新石器时代居民点的选择，到商代殷墟卜辞中的“卜宅”记录；从《诗》《书》所载周人的相宅，到春秋战国时人的卜居，其史迹均斑斑可考。其来源当为古人日常生活中对周围居住环境的认知，是一种日常实用的地理知识，或类似现今的“应用地理学”。^[33]这一类地理知识，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与阴阳五行相结合，逐渐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借堪舆、风水之名，在民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