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及余论
综上所考，可知秦迁陵县共有3 乡6 里。这是否为秦迁陵县乡里的全部? 乡里的归属是否合理? 这可由其他简牍数据加以验证。简8-1519 记录秦始皇三十五年垦田、税、户、租等数据，今抄录如下:
迁陵卅五年豤(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
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
(率)之，亩一石五。
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
(率)六斗。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
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凡田七十顷卌二亩。
租凡九百一十。
六百七十七石。
简文先总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 年)迁陵县的垦田数、税田数、户数、租数，以及每亩租数，再分别说启陵乡(简文简称“启”)、都乡(简称“都”)、贰春乡(即简文中的“贰”)的田数和租数，最后总计田、租数。由于户数与田、租数存在一定对应比例关系，三十五年迁陵县152户，据田、租数的比例关系推算，启陵乡应为22 户，都乡为54 户，贰春乡为76 户。[86]假如当时每里的户数在25 户左右，则启陵乡为1 里，都乡有2 里，贰春乡有3 里，如此才符合上述户口数，亦与本书的考察结果相符。
此外，简8-487+8-2004 记有秦始皇廿八年至卅三年迁陵县的“见户”数: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癸卯，户曹令史
疏书廿八年以尽卅三年见户数牍北(背)、移狱具集上，如请史书。
手。
廿八年见百九十一户。
廿九年见百六十六户。
卅年见百五十五户。
卅一年见百五十九户。
卅二年见百六十一户。
卅三年见百六十三户。
里耶简中的“见户”当是实存的编户数。[87]上举文书所见迁陵县“见户”最多的二十八年为191 户，然后逐年下降，三十年最低，为155 户。此后缓慢上升，直至三十三年的163 户。如何解释户数增减与里的关系，一种可能是: 里的数量没有变化，而各里的规模有增减。前文曾列举启陵乡三十二年27 户，三十四年28 户，而据垦田数推测三十五年则为22 户。以27~28 户的规模，解释从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的见户数，迁陵县仍可持6 里的水平。但似不足以解释二十八年的见户数。所以，迁陵县的里数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二十八年及以前为7 里(191 户，每里27 户强)，此后减省一里，并一直保持6 里的规模。里耶简牍的确存在二十八年以前的里名资料。除前述“渚里”之外，另见有右里、贾里、南阳里等。
1.右里
廿五年九月己丑，将奔命校长周爰书: 敦长买、什长嘉皆告曰: 徒士五(伍)右里缭可，行到零阳庑溪桥亡，不智(知)□□
……8-439+8-519+8-537
此件文书的记事年代与迁陵设县同年，其中的“右里”未见其他记载，亦无由得知其属何县何乡。
2.贾里
贾里为县将采赤金16-223
简文残缺，里名或为“贾里”“□贾里”，未见其他简牍记录，情况不明。
3.南阳里
2005 年发掘于里耶城壕收获一批“户籍简牍”，[88]经缀合后约有22块木牍。简文分栏书写，首栏通常记为“南阳户人荆不更某某”(以下简称“南阳户牍”)，然后分栏标注不同身份的人口数。兹将分栏消息列表如下，见表4-4:完整的木牍可分五栏，第一栏为户主，为成年男性，多为一人，也有二人乃至三人的。第二栏为成年女性，多为男性户主之妻、妾，也有其他成年女性。第三栏为未成年男性。第四栏为未成年女性(或老年女性)。第五栏注“臣”，即家庭奴隶，末注“伍长”，[89]共有4 个伍长，另一个伍长可能遗落了，总之南阳里的户口规模为25 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表4-4 “南阳户牍”分栏统计表
续表
南阳里户籍简牍出土公布后，研究者甚众。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秦的户籍制度、家族规模及构成、秦占领故楚地后的基层社会状况等方面。[90]研究者多以为南阳为里名，且属于迁陵县。但将南阳里归之于迁陵县有几点难以解释的地方，第一，南阳里除见于所谓“南阳户牍”外，不见于其他实际运作的行政文书。虽然到目前为止里耶简牍尚未全部公布，但已出现的里名适足以解释迁陵县的户口数，可见迁陵县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无南阳里。第二，“南阳户牍”的书写形式和内容与其他实际运作的户籍简牍不同，如前文曾列举的“南里户人大女子分/子小男子□
/”(8-237)分二栏书写，首栏为“大女子”；“大女子”作户人还见于简8-1546、8-863+8-1504、9-43、9-1475 等，“南阳户牍”则几乎不见女性为户人(户主)。里耶9-2242:“高里户人小上造□/弟小女子检
”“南阳户牍”亦未有“小某”为户人者。里耶9-2064:“东成户人士五夫/妻大女子沙/子小女子泽若/子小女子伤”分为三栏书写，但同是小女子，却分作二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按“南阳户牍”分栏书写方式看，第3、5、8、9、10 诸条均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户人，这种大家庭的形式不在少数，与商鞅变法所实行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精神不符。
那么，该如何解释“南阳户牍”存在的上述矛盾现象呢? 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南阳里为楚国(即简文中的“荆”)原有里名，秦人占领该地后，重新统计里居户口，此即今所见之“南阳户牍”，但随后将南阳里一分为二，即属于贰春乡的“南里”和属于都乡的“阳里”。表4-4 第1条记户主“荆不更蛮强”，而里耶简8-238+8-585+8-2476 记有“南里户人大夫强”；第8 条“弟不更说”，里耶8-1972:“阳里小男子说辞
”8-2027:“小男子说，今尉征说以为求盗。”虽然里耶简牍中不乏同名之人，但出现在南里和阳里的人名同样见于南阳里，恐怕不是偶然的。
假如上述说法可信，则秦对地方基层乡里社会的控制，除利用行政手段，任命地方乡、里之官吏，直接贯彻帝国政令之外，还有另外的地域控制手段: 其一，是通过移民的方式，使原居民脱离本土，割裂血缘与地缘的联系，以达到控制之目的，如渚里之迁徙；其二，是将原来一里分化成二里，使之分属于不同的乡，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如南阳里之分化为南里和阳里。
【注释】
[1]本章所引里耶简牍资料主要见于以下论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张春龙:《里耶秦简所见的户籍和人口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8~195 页；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简帛网，2013 年12 月22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968；张春龙等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 年版。
[2]参看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 年第1 期；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和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4 期。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11~12 页。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74 页。
[5]《里耶发掘报告》第67 页按次序介绍F15、F17，独缺F16，未知何故。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58~75 页。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53~54 页。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55 页。
[9]周家台秦简三十四年质日和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均有“都乡”，但均不在县城之内。参考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出土文献》第4 辑，中西书局2013 年版，第233~236 页。
[1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3 页。
[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4 页。按: 任乃强据“虎历四郡”，以为“秦、蜀、巴、汉”之“秦”乃“黔”字之误，指秦黔中、蜀郡、巴郡、汉中四郡。射杀虎者三人，刘琳《华阳国志校校注》(巴蜀书社1984 年版，第35 页)作: 廖仲药、何射虎、秦精。
[12]《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842 页。
[13]关于秦汉时期的虎患，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7~216 页。
[1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1095 页。
[15]《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桓伯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308 页。
[16]《国语》卷16《郑语》，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464页。《史记》卷40《楚世家》作“熊堪”，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4 页。
[17]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477 页。
[18]参看石泉师:《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原载《江汉论坛》1982 年第3 期，收入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4~199 页；又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53~74 页。关于楚都丹阳研究的综论，可参徐少华:《楚都丹阳地望探索的回顾与思考》，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63 页。近年发现的清华简《楚居》对早期楚人居地有很多新记载，但还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成果。
[19]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913 页。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17~618 页。
[2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壹〕》，中西书局2010 年版，第44页；参看李守奎:《〈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献中与樊相关文例的释读》，原载《文物》2011 年第3 期，收入氏著《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中西书局2015 年版，第40~48 页。
[22]陈伟:《〈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之戎地望辨析》，原载《江汉论坛》1988 年第12 期；收入氏著《燕说集》，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53~56 页。
[23]石泉师:《春秋“百濮”地望考辨》，原载唐嘉弘主编:《先秦史论集——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7~349 页；收入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2 页。
[24]《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79 页。
[2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5 页。
[26]《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859 页上栏。
[2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0 页。
[28]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收入《蒙文通文集》第2 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 年版，第99 页。
[29]《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2 页。
[30]《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92 页。
[31]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 年第6 期。
[32]参看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4 期；收入氏著《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183~187 页。
[33]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1期，收入氏著《古代文明研究》，第90~96 页；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 年第11 期。
[34]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1期。
[35]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 年第3 期；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90~191 页；又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71 页。
[3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31 页。
[37]关于扬水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张修桂:《〈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原载《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收入作者文集《龚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87~100 页。
[38]参看刘玉堂:《扬越与楚国》，张正明主编:《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 年，第203~204 页。
[39]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360 页。
[40]《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423 页。点校本将“杨越”连读，作为一词。今断开。
[41]《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168 页。
[42]《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831 页。
[43]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4 页)又引《战国策·楚策一》所载苏秦言“(楚)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乃以为范晔兼取蔡泽、苏秦之言而连缀成文，又惧读者误洞庭为越地，于是变“扬越”之文为“蛮、越”，盖以洞庭为蛮而苍梧为越。今按: 范氏《后汉书·南蛮传》多有不同于《史》《汉》之记载，当有较早的史料来源，应可信据。《逸周书·王会解》有“蛮扬之翟。仓吾翡翠”，“蛮扬”或作“杨蛮”，“仓吾”当即苍梧。何秋涛云:“此蛮扬与苍梧相次，地当相近。……扬、越声转字通，故亦书为蛮扬。……此蛮扬犹言蛮越。”(《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896~897 页所引)是以古书自有“蛮越”。
[4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828 页。
[45]《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074 页。
[4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4 页。
[47]从图版(见张春龙等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81 页；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114 页)看，“臾人”后有大段空白，不能作别的理解。且“臾”字清晰，并非“叟”字。
[4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李勇先点校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82 页。关于“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的阐释，可参鲁西奇:《释“蛮”》，原载《文史》2008 年第2 期；收入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会: 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2~39 页。
[49]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9页。
[50]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还有“夏人”的说法。关于秦统一后南郡地区秦、楚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琴载元曾有讨论，参《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简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78~92页。
[5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3~118 页。
[52]陈伟教授看稿时指出此点，谨致谢忱。
[5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203~210 页。参看邢义田:《龙山里耶秦迁陵县城遗址出土某乡南阳里户籍简试探》，简帛网，2007 年11 月3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 ＝744；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7~36 页；黎明钊:《“里耶秦简”: 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2 期；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 年第5 期。详细讨论见下文。
[5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6~7、11、16~17、21、27~28、31 页。
[55]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125 页。原释文作“卅二年庚子日中”，今据图版改释。
[56]二简缀合据何有祖:《里耶秦简牍缀合(八则)》，简帛网，2013 年5 月17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852。
[57]凡国栋以为“这应该是省略了其中的‘都乡’这一级信息”，说亦可参，见《里耶秦简所见秦基层地方行政体系》，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1 辑，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07 页。
[58]简文中的“衔”“鸡”“率”“钱”“捕”等字均据何有祖释，见《读里耶秦简札记(四)》，简帛网，2015 年7 月8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71。
[5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138 页。
[6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32页):“二当一，疑是以二翰羽当一箭羽。余类推。”
[61]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504 页。
[62]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69 页。
[6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426 页。
[64]《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9 页。
[65]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216 页。
[6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6 页。
[67]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6 页。
[68]邹水杰:《也论里耶秦简之“司空”》，《南都学坛》2014 年第5 期；亦见邹水杰、李斯、陈克标:《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秦汉乡里秩序》，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6 页。
[69]张春龙等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页；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122 页。“釦半”，原释文作“釦手”，今据图版照片改释。
[70]或以为“却之启陵”连读，但里耶简中的“却之”都是独立用语，后面不另接宾语，“却之”与“敢言之”的语法结构类似。“却之”是对上报公文内容的质问、质询，“是质疑回复中的唯一标志用语”。参看于洪涛:《里耶秦简文书简分类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266~270 页。
[71]如里耶8-770:“卅五年五月己丑朔庚子，迁陵守丞律告启陵乡啬夫: 乡守恬有论事，以旦食遣自致，它有律令。五月庚子，□守恬□□。敬手。”文书发往启陵乡，此为保存在迁陵县之副本。
[7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 册，图幅32-33，地图出版社1982 年版；参看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90 页。
[7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2页)说:“鲛鱼，一种大鱼。”引《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子》及高诱注为证，鲛鱼也许是一种大海鱼。至于“山今卢(鲈)鱼”，《校释》只说是鲈鱼的一种，引《后汉书·左慈传》“松江鲈鱼”为证。如果不是有意推诿，则启陵乡确实无此二种鱼类。原释文将“问津吏徒莫知”连读，但从下文“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智(知)”看，乡吏、黔首、官徒分别为三种人，里耶简8-389+8-404:“吏卒、黔首及奴婢”亦分三种人，“津吏、徒”分别指津吏和津徒，“徒”承前省略“津”字，则“津吏”为一种人，“津徒”又是一种人。今改读。简8-1445 记启陵乡守“夫”“居梓潼武昌”，梓潼属蜀郡，也算得上是“新秦人”，可知迁陵县当差的官吏多秦人，黔首则为荆人，官徒或奴婢多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录此备考。
[74]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60 页。
[75]参看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国学学刊》2015 年第4 期。
[76]文书的理解参看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简牍学研究》第4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9 页；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J1(8)157 和J1(9)1-12 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网，2005 年11 月4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78。
[77]周海锋:《〈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内容与价值》，《文物》2015 年第9期。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78]张春龙等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84页；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122 页。“半”，原释作“手”，今据照片改释。
[7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第88 页。
[80]简牍8-1511 的图版见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0 页。
[81]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362页):“‘朔’后日期空缺，疑待书。”
[82]湖南省测绘局:《湖南省地图》，图幅131，湖南地图出版社1987 年版；马本立主编:《湘西文化大辞典》，岳麓书社2000 年版，第204 页。
[83]参看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3~154 页。
[84]简的缀合参看何有祖:《里耶秦简牍缀合(五)》，简帛网，2012 年5 月26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704。
[85]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116 页。“占”，原释文作“白”，今据图版照片改释。
[86]参看唐俊峰:《里耶秦简所示秦代的“见户”与“积户”——兼论秦代迁陵县的户数》，简帛网，2014 年2 月8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87。
[87]唐俊峰:《里耶秦简所示秦代的“见户”与“积户”——兼论秦代迁陵县的户数》；王伟、孙兆华:《“积户”与“见户”: 里耶秦简所见迁陵编户数量》，《四川文物》2014 年第2 期。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编户的确过于稀少，这除了迁陵是新设立的山区边县外，可能跟秦的户口统计方式有关: 见于编户乡里的户籍簿可能并不包括官吏、戍卒、官奴婢，甚至可能也不包括濮人、杨人、臾人之类的少数族群。当然，目前发表的资料有限，详细情况尚有待里耶秦简牍资料全部公布方可知晓。
[8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203~210 页。
[89]参看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7~36 页。
[90]参看邢义田:《龙山里耶秦迁陵县城遗址出土某乡南阳里户籍简试探》，简帛网，2007 年11 月3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 ＝744；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黎明钊:《“里耶秦简”: 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2期；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 年第5 期；刘瑞:《里耶古城北城壕出土户籍简牍的时代与性质》，《考古》2012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