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代
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随葬器物型式，推断放马滩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又根据一号墓中出土的竹简《志怪故事》，推测一号墓的年代在公元前239 年前后。[31]其他研究者亦多据此以推断墓葬的年代。但我们的看法与时贤略有不同，以下试作讨论。
所谓《志怪故事》，胡平生先生称作“邸丞谒御史书”[32]。它讲述一个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以及祭祀宜忌诸事项。兹将相关简文移写如下(释文用宽式):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 大粱(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垣雍雍里中，因自【刺】殹(也)，□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雍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掌)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狐穴屈(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犬犻(吠)鸡鸣而人食。其状: 类(颣)益(嗌)、少麋(眉)、墨，四支(肢)不用。丹言曰: 死者不欲多衣；死人以白茅为富，其鬼贱，于它而富。丹言: 祠鬼者毋敢嗀，鬼去惊走。已，收腏而釐之，如此鬼终身不令殹(也)。丹言: 祠者必谨骚(扫)除，毋以淘□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殹(也)。
简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讲丹死而复活故事，后一部分以“丹言”的形式，讲述祠祭鬼神诸事项。兹先谈简书中涉及的几个地点。
简书中的大梁应即战国魏国都城，在今河南开封市。王里则属大梁，其得名之故，大约与大梁作为王都有关。垣雍雍里亦当属大梁。这是以魏国都城大梁为中心的一组地名，也是“丹”刺伤人和自刺以及死亡埋葬的场所。
三年之后丹复生，涉及第二组地名，即“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之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赵氏即赵国。北地为赵国的北部地区，为区域名。《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是以赵国有北地。柏丘则为北地之具体小地名，其地古书无明确记载。按战国赵货币有“白人刀”，兵器有“柏人戈”，柏人在今河北隆尧、临城之间。[33]西汉巨鹿郡又有柏乡侯国，治今河北柏乡、临城间，正当柏人的北方。[34]简文柏丘或当在此。这里正当赵国北部地区，当然也位于魏都大梁的北方。这一组地名全在赵地，是以赵国为中心，与第一组地名有别。
再来看简文中的“邸丞”之邸，我们以为也是赵地。1978 年曾在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发现西周遗址和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器《臣谏簋》铭文云:“唯戎大出【于】軧，井(邢)侯博戎，延令臣谏以□□亚旅处于軧。”《叔劝父卣》铭云:“叔劝父曰: 余考，不克御事，唯汝倐其敬乂乃身，毋尚为小子。余兄为汝兹郁彝，汝其用飨乃辟軧侯，逆造出入使人。”[35]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认为铭文中的“軧”应读为“泜”，泜即古代的泜水，即今槐河。軧国实由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36]《铁云藏货》著录一方足“邸”布，李家浩先生以为邸即泜，战国时期泜水在赵国的疆域之内，邸布应当是赵国铸造的货币。[37]黄锡全先生认为三晋地区古泜水有二: 一为北泜水，发源于元氏县西群山中，即今之槐水；二为南泜水，发源临城西南敦舆山北，东流，经唐山、隆平入晋宁泊。[38]
综上所述，可知赵国北境确有以“邸”命名之地，在今河北元氏、临城、隆尧间，源自西周軧国，战国中晚期曾设为邸县。[39]由此不妨推测，简书记载“丹”死而复活，从魏国大梁北上，至赵国北地之柏丘时，赵国邸县之丞与闻其事，于是上报御史。[40]简文所记正是邸丞谒报御史的官府文书，或是模仿官府文书的“阴府冥书”。[41]
北京大学藏秦简《泰原有死者》，讲述人死复活的故事，[42]发生地点“泰原”，或以为即秦泰原(太原)郡，[43]战国时则为赵地。《史记·赵世家》记赵国史事颇多怪异，引起后世正统史家诟病，但据现代史学家研究，《赵世家》之“诬谬庞怪”，正是先秦时期赵国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的历史实录[44]。这两件时代最早的死者复活故事皆以赵国为背景，恐怕并非偶然。《赵世家》载肥义引谚语云:“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也不仅是一句虚浮的比喻吧。
下面来谈时间问题。
简书共记录了四个时间: 八年八月己巳(以下代之以A)、七年(B)、三年(C)和四年(D)。其中时间C 是时间B 之后的三年，这是没有疑义的。时间D 可有两种理解: (1)时间C 之后又过了四年；(2)时间B 之后的第四年。考虑到数字3 和4 恰好可以满足简文中的数字“7”，我们认为“盈四年”应该是在三年之后又过了四年。
至于时间A 与时间B 的关系，此前的研究者多将时间B 看作与时间A 一样具有纪年性质，但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学勤先生对此有所揭示，他说:
丹在七年刺伤人，被弃市后掩埋，三年后复活，又过四年而有闻能食，这加在一起，已到十四年，所以简文开头历朔不可能是八年。[45]李先生主张简文“八”应当是“卅八年”，“卅”字原为污迹所掩。但据最新红外照片，“八”字前并无其他文字，被李先生释作“卅”的是墨块而非文字。
然则如何协调它与时间B、C、D 之间的矛盾呢? 有两种思路，一是将时间A 理解为秦惠文更元八年(前317 年)，时间B 则为秦惠文王前元七年(前331 年)。[46]如此一来，“丹”在公元前331 年死亡，三年后复活，又过四年方才有闻能食，时间当在秦惠文王更元前后，与前317 年并不矛盾。但这个年代与简文所述犀武活动的年代不合，恐难凭信。按犀武见于史载的最后年代是公元前293 年，这也可能是犀武死亡的年代。[47]二是将邸丞谒御史的内容局限在“丹”自杀的情节上，将“三年丹而复生”置于邸丞谒报内容之外。[48]如此，则时间C、时间D 均与时间A 无关，从而巧妙地消解了时间A 与时间B、C、D 之间的矛盾。但从文书的形式看，丹的死而复生以及有关祭祀宜忌诸事乃是一连贯的叙事，将丹之死与丹的复活分为两个部分似嫌牵强，果其如此，邸丞谒报御史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认为邸丞谒御史的内容当包括整个丹死而复生的全过程，“丹言”以下部分则是文书的附件。
总之，我们认为时间B 并不具备纪年性质，而是与时间C、D 一样，只表示一种相对的时间概念，旨在说明某事在时间A 之前七年发生。类似的例子亦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多小未能与谋案》有案例云:
【敢】谳之: 十二月戊午，军巫闲曰: 攻荆庐溪【□□】故秦人邦亡荆者男子多。多曰: 小走马。以十年时，与母儿邦亡荆。亡时小，未能与儿谋。它如军巫书。儿死不讯。问: 多初亡时，年十二岁，今廿二岁；已削爵为士伍。它如辞。……[49]
该司法文书涉及的第一个时间“十二月戊午”，应为秦王政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朔十三日。第二个时间“以十年时”，整理者认为相当于“于十年前”。[50]从下文“多初亡时，年十二岁，今廿二岁”来看，整理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从这个例子看，放马滩简《邸丞谒御史书》中的时间B 也应该理解为邸丞谒御史的前七年。上引《邸丞谒御史书》简文“七年”前二字，李学勤先生补作“□今”，[51]宋华强先生又补出“今”前的“去”字[52]。今从红外照片看，“今”字尚可从残存笔画中看出，“去”字则不明显。但宋华强把这两个字补作“去今”，即“距今七年”，显然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可知，《邸丞谒御史书》只有时间A 具有纪年性质，即时间A“八年八月己巳”。目前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秦昭王七年或秦王政八年，但“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299 年，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 年，八月均无己巳日”。李学勤先生据此还提到魏国纪年的可能性，但“这一时期的魏王，没有一个在位达三十八年”，李先生亦否定了这种可能性。[53]
我们认为“八年八月己巳”当是赵国纪年，上文对相关地名的考证显示此事的落脚点是在赵国，“邸丞”为赵国邸县之丞，用赵国纪年是合乎情理的。在此期间的赵国纪年应为赵惠文王八年(前291 年)，赵惠文王八年八月实历丙寅朔，其他各历或丙寅朔或乙丑朔，[54]则“八年八月己巳”当公元前291 年八月四日或五日。
《邸丞谒御史书》是该墓随葬品中唯一有纪年可考的文物，据本书所考为公元前291 年，则墓葬下葬年代当在此后不远。由此或可推测，木板地图绘制的年代应早于墓葬下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00 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