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则秦简牍中包含哪些地理内容? 换言之，我们如何选取秦简牍中的“地理”资料作为考察对象? 这可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秦简牍中属于“地理”性质的资料；二是利用秦简牍研究地理问题。
在秦简牍地理资料方面，放马滩木板地图从中西学术标准看，都应纳入地理学范围。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简称秦里程简册，又称《道里书》)，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各地点之间的方位里程，应该就是当时地理实测数据的汇编，亦应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资料。
已发现的4 种秦“质日”简(岳麓书院藏简有3 种，周家台秦简1种。尹湾汉简亦见有1 种)，将一年的历日一一记录在案，然后在每日条下铺注某位地方官员(多为墓葬主人)经行地方的行程。从文书的性质看，“质日”简也许算不上地理类文献，[34]但它记录地方官员按日出行的交通路线和住宿地点，颇有助于交通地理的研究，可与“水陆里程简册”一类文献互相参证，相得益彰。
从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看，以政区沿革为重心的政治地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时间悠长，成果丰硕。秦统一天下，设三十六郡，以郡统县，县下设乡里，普遍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关于秦设郡数量及名目、郡县疆界以及乡里等基层政区情形，由于受资料限制，长期以来争议纷纭，迄无定论。秦简牍中大量的行政司法文书，涉及秦的郡县乡里，可以据此对秦的政区地理(或行政地理)作出新的探索。
秦简牍中含有不少“日书”资料，其中不乏与地理有关的内容，可能是早期风水术的源头，我们也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希望借此窥测早期中国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居住环境、生活空间、空间选择以及空间居址的时间选择等内容，从而丰富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内涵。
职是之故，本书的章节内容作如下安排。
第一章考察睡虎地秦简所见“十二郡”及其相关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在全国普遍推行单一郡县制，对我国行政区划制度及政区沿革地理影响十分深远，但由于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录秦郡的名目，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以及有秦一代设郡数量及郡目，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久而未决。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有“县都官十二郡”任免官吏的时间规定，“十二郡”与“县、都官”并列，“县、都官”属于内史，则十二郡应指秦内史以外的地区。由此可知，早期秦郡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据本书所考，秦国最早设立的十二郡为: 上郡、蜀郡、巴郡、汉中郡、河外郡、河东郡、陇西郡、南郡、黔中郡、河内郡、南阳郡、北地郡。十二郡形成的时间当在秦昭襄王晚期。此外，数字“十二”在古代被称为“天之大数”，具有特别的含义，其来源当出于古代岁星(木星)的运转周期。秦昭襄王晚年置十二郡，并将十二郡作为内史以外的区域代称写进《置吏律》，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它预示着秦朝因应天命，取代周朝，一统天下的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章以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葉书》)为线索，考察秦郡的空间属性，与上章以“十二郡”为线索，考察秦郡的时间属性，可以互为补充。从空间特征观察，十二郡中的巴、蜀、汉中在秦内史以南，一直是秦本土关中地区的大后方。北边的北地、陇西，取自戎翟，连同取自三晋魏国的上郡，拱卫秦本地的北方。这六郡一直很少变化。取自楚国的南郡、黔中(巫黔)、南阳三郡，成为秦本地(内史)的东南屏障；东边的三郡河东、河内、河外(三川)取自三晋。这六郡除黔中(巫黔)郡、河外(三川)郡外，变化也较小。这是秦郡空间分布的第一个圈层。此后秦主要向东方发展，又先后设置太原、上党以及东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 年)发动大规模攻灭六国战争，次年灭韩设置颍川郡。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四郡在第一圈层的东部外围，可以看作第一圈层的补充，也可以视作第二圈层。秦发动灭六国的最后战争，灭六国设郡，可以看作秦郡分布的第三个圈层。
第一圈层的东界，大体在太行山东麓，南经嵩山，至大别山、桐柏山一线。这一界线，大体成为战国后期秦对抗山东六国的分界。秦简《编年记》(《葉书》)所记战事多发生在此区域内，第二章亦以此为线索，考察秦对三晋和秦对楚的战争过程及设郡经过。秦末农民起义，首发地和主战场，也都在此界线以东，或秦郡空间分布的第三圈层内。楚汉相持，大体维系在秦郡第一圈层的东界；楚汉相争的主战场，也多集中在第三圈层内。汉王朝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汉王朝与诸侯王国的地理分界线，也大体维系在秦郡第一圈层与第二圈层的东线。由此可见，秦郡第一圈层以及第二圈层的东界，在战国、秦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此界线以西，多为山区丘陵地带；此界线以东，则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自战国以降，秦累世攻打山东六国，战争的洗礼，早已破坏当地固有的血缘纽带和社会组织，再加上秦的移民政策，使得关中内史与关外的三河以及南阳、南郡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军事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在关中秦国本土和山东六国之间，也需要一个军事的缓冲地带，秦郡第一圈层的东部诸郡: 河东、河内、三川、南阳、南郡，连同第二圈层的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共同构成关中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战国、秦及汉初的军事冲突也多集中在此地带。从另一角度看，这一地带也是当时的战略枢纽，谁控制这一地带，谁就有可能控制天下。
第三章以里耶秦简牍为中心，复原秦的郡县名目及统属关系。秦代郡县地理的综合研究早有学者进行，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最为著称。第三章辑录整理目前已公布的里耶秦简牍行政文书所见的郡县资料，以郡统县，不仅可以丰富秦代政区地理的内容，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亦可从中观察秦乃至汉代“文书行政”的真实面貌。据本书所考，里耶秦简牍所见郡目(含内史)15 个(内史、叁川、泰山、琅邪、河内、泰原、鴈门、代郡、巴郡、蜀郡、南郡、洞庭、苍梧、衡山、庐江)；县、道、邑97 个。结合里耶所见郡目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97 个县道应分属32 个郡，其中尤其是洞庭郡，里耶简所见15 县，与《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所属县相同者9 县，新出沅阳、门浅、上衍、蓬县、新武陵、上軴6 县，由此可知秦在南方地区设县可能较汉代为多，秦汉时期县的发展并非直线上升趋势。再从里耶行政文书所涉及地域范围看，秦迁陵县虽然偏处帝国一隅，然行政文书传递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东北到潦西(辽西)，东至即墨、琅邪、东晦(东海)，西达陇西、北地，南界象郡，文书往来几乎遍及帝国全境，“文书行政”的影响力真是无远弗届。从具体地区看，里耶秦简所涉及的32 个郡中，除洞庭郡外，以南郡所属县最多，为12 个。其次汉中8 个，蜀郡7 个，巴郡、内史6 个，叁川(三川)、颖川(颍川)5 个。可见迁陵县与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往来要远多于与东部和南部地区，其中的原因当在于: 北方(南郡)与西方(巴蜀汉中三郡)在迁陵设县洞庭设郡之时，久已“秦化”，是秦文化区，而东方(苍梧郡)和南方(象郡)，要么是秦新占领的“新地”，要么是未征服地区。从中可见，秦的文书行政的目的，端在以“旧”带“新”，分地区有层次地逐步推行秦之“新政”。地理对于政治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章“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研究”，是具体而微的个案探讨，试图复原秦迁陵县的乡里结构、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地理因素。据本书所考，秦迁陵县有三乡: 都乡、启陵乡、贰春乡；三乡所辖六里:高里、阳里(属都乡)，成里(属启陵乡)，南里、舆里、东成里(属贰春乡)。里耶简清楚揭示秦王朝以郡统县，县设乡里的行政地理格局，王朝的政令，亦通过郡县乡里网络触及社会最基层。至于里耶护城壕收获一批“户籍简牍”所见之南阳里，我们以为南阳里为楚国原有里名，秦人占领该地后，重新统计里居户口，然后将南阳里一分为二，即属于贰春乡的“南里”和属于都乡的“阳里”。由此或可推论，秦对地方基层乡里社会的控制，除利用行政手段，任命地方乡、里官吏，直接贯彻帝国政令之外，还有另外的地域控制手段: 其一，是通过移民的方式，使原居民脱离本土，割裂血缘与地缘的联系，以达到控制之目的；其二，是将原来一里分化成二里，使之分属于不同的乡，分而治之，打乱原有地缘联系，以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以迁陵县之僻远，而乡里控制之严苛，足见秦对地方的管控，真可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
以上四章，属于传统政区地理或政治地理范围。以行政为中心的政区地理(政治地理)，是简牍所见的大宗，也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重点和中心。
第五章以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为中心，结合周家台秦简、岳麓书院所藏“质日”简等相关材料，复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交通路线。据本书研究，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主要记录了从长利渠口到杨口，又从杨口沿汉水到淯口，然后向北直到洛阳的交通路线，以及从江陵到沙羡和从销县到武乡城的交通道路，其间还穿插记录几个主要中心城邑的交通状况。简册记录的重点，应该是江陵到淯口之间的交通，其中尤以江陵到杨口之间为重中之重。其所以如此，端在于秦在攻占楚郢都设立南郡后不久，即将楚人原已开凿的“子胥渎”和云梦大泽之池重加疏浚，修通连接沮漳水与汉水的人工运河，从而大大便利了江汉之间的水路联系。复又在此基础上，详细勘察各段里程，兼及南郡北上洛阳的漕运水道，并详细规定江汉地区不同的河流水道，在不同季节、空船和载货重船每天的航行里数，充分显示秦人重视工程技术和数字化管理的新趋向。而从秦“质日”简所载交通路线看，江汉地区内部的交通路线可能并不止一条，往来于这些交通路线的地方官吏，传达中央政令，巡视地方民情，对秦帝国在新占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功莫大焉。
第六章“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我们根据在木板地图上新发现的“北方”二字，确定放马滩木板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目前已知的战国中山国“兆域图”和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而与现今地图的方位相反。由此或可证明，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国古地图绘制的通行做法。在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图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地图所绘与今地理形势的相关性，确认放马滩地图主要表现的实为三条水系，即花庙河、东柯河和永川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 公里，南北约50 公里。又根据同墓所出竹简《邸丞谒御史书》，推断地图的绘制年代或在公元前300 年前后。这一结论，虽与此前的研究者差相近似，但论证的途径不同。最后，由木板地图的内容，可知其性质是墓主人生前实用地图，各图所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人生前职掌地域范围有所变化之故。墓主人之所以要将这些地图随葬地下，或可表明墓主人希求死后仍享有生前的权力。由木板地图的组合方式、地图内容，以及地图注记里程，可以推断木板地图乃是以墓主人的墓地——放马滩为中心，此亦显示墓主人有将其死后墓地置于“地图世界”之中心的企图。
第七章利用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材料，综论古代中国在空间选择方面的实用地理知识，以窥测中国古代“地理”之学的另一面相。与前几章考察的“地理”多与行政运作有关、多关乎国家大事不同，“日书”地理更多民间日常俗习，空间尺度更小。通过对这类文献的考察，可以复原当时房屋建筑样式、房屋朝向，以及周边的居住环境等内容。由于“日书”文本的特殊性，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无疑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迷信方术的成分。“日书”特别关注门户和墙垣，乃在于墙垣具有阻隔内外、门户具有沟通内外的空间职能。在房屋居址的空间选择上，通过比较楚秦不同的“日书”文本，可以发现二者都是以主体建筑物“寓(宇)”为中心，涉及主体建筑物的外部轮廓及形状、其他附属建筑物以及周边的地形地势，二者都是以方位判断吉凶，所涉及的方位主要是东南西北四正位及四隅共八个方位，没有出现后世风水术常见的二十四方位，较少阴阳五行的神秘气息。但楚人建筑多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祠室祭堂，而秦人则多庑、小内、圈、圂、屏等与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物；在方位吉凶上，秦人更强调“中”的观念。楚秦“日书”的差异，当为同一地域内楚秦文化的不同所致。在空间(房屋居址)的时间选择上，较早期的时间选择来自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比如尽量避免在农忙时节动土兴功，而将兴建房舍等土木活动集中在每年的秋季农闲时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时间的选择更多地受到某种“神煞”的支配，从而逐渐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
【注释】
[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 页。
[2]《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第13 页。
[3]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 年第1 期。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 年第2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附《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中华书局2009 年版。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128 页。
[6]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7]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序言”第3~4 页。
[8]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 年第4 期。
[9]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0]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 年版。今按: 整理者将全部竹简分为三组，分别命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他”。但从竹简形制看，所谓“历谱”与“日书”也许是合编在一起的。参看[美]夏德安(Donald Harper):《周家台的数术书》，《简帛》第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397~408 页。
[11]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全四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另参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全四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12]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1 期；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26~49 页。
[13]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179~203 页。
[14]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 年版，第203~210 页。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1 期；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考古》2003 年第7 期。
[16]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 年版。
[17]张春龙等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郑曙斌等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 年版。
[18]里耶秦简牍博物馆等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 年版。今按: 此前游逸飞、陈弘音曾公布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牍释文校释》，简帛网，2013 年12 月22 日，http: /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968)。
[19]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3 期。
[20]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贰〕、〔叁〕，分别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版、2011 年版、2013 年版，其中第叁册所收《奏谳书》改称“为狱等状四种”。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年版。
[21]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论》，《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3 期；《岳麓秦简中的两条秦二世时期令文》，《文物》2015 年第9 期。此外，陈松长等人合撰《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 年版)收录前三册的释文和相关研究文章，便于读者参考利用。
[22]朱凤瀚:《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 年第6 期。
[2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版。
[24]张春龙、张兴国:《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国学学刊》2015 年第4 期；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第5 期。
[25][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2 页。
[26][美]阿瑟·格蒂斯等著，黄润华等译:《地理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4、25 页。今按: 此书原名为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大概代表当今西方地理学界对“地理学”较为通行的看法。此外，笔者手头另有一本《人文地理学导论: 21 世纪的议题》(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Issues for the 21stCentury.英文原版为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年初版，2014 年三版，中文译本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开篇第1 页将人文地理学定义为“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构成以及人类和环境关系的学问”。主要内容则由四部分组成，即“人口、资源、食物、环境和发展”，“社会、聚落和文化”，“生产、交换和消费”和“政治地理学: 领域、国家和地缘政治”。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及其要义当然并非本书所能胜任，不过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现代地理学越来越重视事物的空间构成及空间分布，“空间”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二是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二元分离，在西方，似乎更重视人文地理学；三是地理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实用的技术性学科。
[27]曹婉如、唐锡仁:《“地理”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地理》1961 年第5 期。
[28]参看唐晓峰:《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唐晓峰、辛德勇、李孝聪主编:《九州》第2 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1~9 页。
[29]《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978~979 页。
[30]《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75 页。标点略有改动。
[31]计《宅经》2 卷，《葬书》1 卷，《撼龙经》1 卷，《疑龙经》1 卷，《葬法倒杖》1 卷，《青囊序》1 卷，《青囊奥语》1 卷，《天玉经》3 卷，《灵城精义》2 卷，《催官篇》2 卷，《发微论》1 卷。
[32]见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版。关于汉唐时期的“数术地理知识”，潘晟有很杰出的研究，参看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5 期。
[33]关于“应用地理学”，参看John.C.Doornkamp:《应用地理学》，《地域研究与开发》1991 年第3 期、第4 期。
[34]此前多将此类文献命名“历谱”“历日”“历记”“日记”等。岳麓书院藏秦简有一种名为“二十七年质日”，另一种自名为“三十五年私质日”。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周家台及其他类似的简牍当定名为“质日”。关于“质日”简的性质，学界目前尚多有争议，但它强调的是与时间有关的“日”，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