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图书出版与戏剧传播
出版业的近代化经历过早期的艰难转型之后，后期的出版市场发展迅速，出版书籍大大增加，前期和后期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即1925—1928年提倡的图书馆运动：“图书馆运动的发生，大概在民国十四年。它的主旨一为保存文化，一为建设文化。在这个运动里面首先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将美国退还庚款三分之一建设图书馆八所，分布中国各要地，为各该区域的图书馆模范。”“到了民国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决议，请大学院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将每年全校的经费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于是图书馆运动的空气弥漫全国了。”[1]图书馆的建设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各大图书馆的大量购书，是出版企业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书籍出版数量也成倍增加，王云五曾统计过1927—1936年10年间全国新出版物数量：“这十年中的第一年全够新出版物只有1 323册，其第十年则进至9 438册，约七倍于第一年。”[2]1927年新图书馆运动才刚刚兴起，还没有影响到全国，所以新增出版物虽已开始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到1936年时，图书馆运动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所以，对于戏剧著作出版分期研究，与整个出版业历程一样，以1925年图书馆运动开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两个时期再进行具体分析。
在1925年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为学习西方以及自强求富，采取了很多救亡图存的运动，在中国出版界，也受到了两次运动的影响，分别为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
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相继遭到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国运日颓，爱国志士感觉到清政府的腐朽落后，意识到非改革不能救中国，于是兴起了革新运动。革新运动以后，对西学书籍的需求大增，为满足对新书的需要，新式出版业应运而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出版业形成建立起来，在运动后期取代了教会和官书局，成为中国近代印刷业的主流。再加上革新运动催生了很多新式学堂，此时出版业主要致力于西学和教科类书籍的出版。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2 000多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在文化上，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民众终于拥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提供了自由的环境。“新文化运动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自光绪三十年以来，出版业所出的主要书籍是教科书、政法书、小说书，到了这个时候，风气一变，莫不以发行新文化书籍为要务。”“自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界出书的数量大增，就中以翻译东西洋文学的书为最多，几乎出版界没有一家不出几本文学书。”[3]新文化运动使许多知名学者投身出版业，而且民众对新文学刊物的需求，都促进了近代出版业的发展。
由此可知，以上的两大运动都对中国自身出版业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受其影响，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关注点全部集中于各类实用书籍以及新文学书籍的出版，对古代典籍，尤其是只有审美和娱乐功能戏剧著作，远远不够重视，对这类题材作品的出版也很少，在《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及《续编》《补编》中收录有戏剧作品的书目中，明确标注书目出版时间的有120份左右，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为1887年至1943年，而其中在1925年以前出版的书目中，戏剧类书籍的书目只有7份，所占比重极少，绝大部分的戏剧书籍是在1925年以后出版的。
1925年开始发起的图书馆运动，以保存文化和建设文化为目的，图书馆事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有成立于1916年的中华书局图书馆，供书局职员使用；有1922年建立的上海市总商会图书馆，向公众开放；1924年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改为公开，于1925年建成东方图书馆并向社会开放……高校图书馆也相继建立，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均在1930年以前建立。”[4]而建设图书馆就需要大量的各种图书，所以，自图书馆运动发生以后，出版界的趋势就是大量出书。为了适应图书馆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出版人王云五出版了《万有文库》，这部丛书包含千余册书籍，可称为一个小型图书馆。在《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印行缘起》中王云五写道：“《万有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在国内是首创，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这种大型文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图书馆运动“经费支绌；管理人才缺乏；难致相当图书”[5]的困难，各省争相购之。自此以后，出版企业大量印行大部头丛书，这既推动了图书馆运动的进行，也为出版界带来丰厚利润。
建设图书馆需要种类宏富的书籍，这使得出版机构在出版数量和出版种类上都大幅提高。在《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及《续编》《补编》中[6]，收录了民国时期官办书局、民办书局、书坊、书店的古籍、方志、学术机关刊物等出版发行目录，其中也包括戏剧著作类书籍的出版信息。此处所指之戏剧类著作主要包括：一、戏剧作品，包括元杂剧和传奇，不包括元散曲，戏剧作品又以单行本、全本戏剧合订本和零散折戏剧合订本三种形式发行；二、戏剧理论书籍，包括戏剧韵书、戏剧音乐曲谱集以及戏剧歌唱指导书等；三、与戏剧作品同属通俗表演类叙事作品，但表现方式不同的其他曲艺形式，比如弹词、大鼓词等。在明确标注书目出版时间的120份左右的书目中，在1925年（包括1925年）以后出版戏剧著作的书目就有113份，可见戏剧著作出版时间整体呈现“一边倒”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