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显赫的家族
宋朝城市中最尊贵、最富有、最具有权势的家族，自然是赵家皇室。
皇室总是繁衍最快的家族，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其他任何家族不能享受的一些特权与优待。凡宗室，从五岁开始就由官府发给薪俸津贴。
据粗略统计，仅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赵家皇族被封为亲王、郡王的龙子龙孙（包括死了被追封的），除去八位皇帝不算，总共123人。再加上获得其他爵位和各种官职的，高坡滚雪球，一代一代滚下来，便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群体。
据宋宗正寺《仙源类谱》记载，生活在北宋末年徽宗、钦宗两朝的宗子，太祖一脉，“令”字行有564人，“子”字行1221人；太宗一脉，“士”字行1499人，“不”字行达2130人。仅此四个字行的宗子就有5414人。（《文献通考》）加上他们的家属，这是一支多大的队伍！
宗子主要居住于东京与北京大名府，拥挤不堪。后来蔡京建议把他们分散到西京河南府与南京应天府及其附近各州，并在沿黄河两岸方便的州府安置。
在处理宗室问题上，宋王朝吸取了汉晋唐代以来的教训，不让宗室介入政权的实质性活动。唐朝，担任宰相的宗子达十一人。而宋王朝立下的规矩是，一般不允许宗室成员担任亲民官，更不准担任中枢紧要官职，给予他们的只是较为优厚的经济利益与表示尊崇政治地位的武职虚衔。于是，他们便成了一个坐享其成的寄生群体。
北宋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有一段特殊经历。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临死前，提拔三十三岁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指挥官）。柴荣的用心十分明显，大有托孤之意，希望这名亲信不辜负他的宠信与厚托，保护他年幼的儿子继承大统。柴荣死，七岁的柴宗训便当了皇帝。可是不到半年，就在公元960年的正月，通过一场短平快的政变，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小皇帝的皇位。
皇帝宝座实在太令人陶醉了，许多掌握了相当权力的野心家总想染指这个座位。赵匡胤之前，五十多年间就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王朝十四个皇帝。皇冠竟又是如此容易掉落，也真不是滋味。于是赵匡胤与他的智囊团绞尽脑汁，要消除重演黄袍加身的各种隐患。在这一点上，赵匡胤成功了。但是，他的皇位终于还是落到最亲近的兄弟手里，而且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赵匡胤有四个儿子，长子德秀与三子德林都已夭折，剩下了老二德昭与幼子德芳。按一般惯例，应该在这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来继承皇位，可是赵匡胤迟迟没有册立太子，甚至没有给两个儿子加封王号。
宋太祖像
史书上说，赵匡胤的母亲留下遗言，要这位开国君主把大位传给弟弟赵光义。赵匡胤同意了，便立下“金匮之盟”。这也可能是后来取悦于赵光义的人编造的谎言。不过，赵匡胤迟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给赵光义留下了一个机会。
开宝九年（976）冬，东京城里发生了一场悄悄进行的权力更替。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抱病的赵匡胤召赵光义进宫，他们在一个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大卧房里酌酒对饮，只见烛光摇曳，斧影晃动。
当晚，赵光义留宿禁中。快天亮时，赵光义正式宣布，哥哥已经驾崩，由他在灵前接皇帝位。
这个如此重大的事件，在北宋的实录、国史中都没有记载，真是不好理解。此事的记述，反而首见于文莹和尚在熙宁年间撰写的《续湘山野录》。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一直是个历史疑案。
此后，皇位一直被赵光义及其子孙所占据，直到南宋高宗赵构，终于又把皇位传给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皇位的接力棒回归到了宋太祖一脉。三百多年间，皇帝大位始终由赵匡胤兄弟的家族垄断，尽管也有过一些令皇族心酸的痛苦经历。
北宋有九个皇帝，南宋的皇帝也是九个。不过高宗赵构在位期间，出现过一段夺权的小插曲。
宋太宗像
建炎三年（1129）二月，女真军队从河南打过淮河，长驱直入。当时驻跸在扬州的大宋皇帝赵构如惊弓之鸟，来不及跟身边的两位宰相汪伯彦、黄潜善打招呼，只带着王渊、康履等几名亲信仓皇出逃，坐小船过长江逃到镇江，后来又马不停蹄，经苏州，过崇德，一直逃到杭州。
那天，汪伯彦、黄潜善正率领一些大员听和尚说经，结束后，大家一起进餐，忽然听到堂吏高呼：“皇帝走了！”真是晴天霹雳！这两个患“恐金病”的草包宰相立即上马去追赶南逃的皇帝。顿时，扬州城里大乱。
人们呼号着、奔突着涌向城门，挤着的、踩着的，死伤不少。连皇帝使用的仪仗器物都全部被丢光。只有太常少卿急急忙忙背了北宋九位皇帝的神主牌跑出来，一路上跌跌撞撞，竟把太祖赵匡胤的神主牌丢了，真是狼狈至极。
军民们对这场可耻的溃逃愤恨切齿，赵构不得不罢免了这两个窝囊宰相。
三月初五，御营统制官苗傅与刘正彦等利用军卒民众的不满情绪，猝然发动兵变，杀了刚刚任命的签书枢密院事兼都统制王渊，又逼着赵构交出宦官康履，枭其首，并且进一步逼着赵构退位，拥立赵构三岁的儿子赵旉为皇帝，请孟太后垂帘听政。
这是一场没有充分准备的政变，也没有精明的首脑人物来驾驭这场突变。更糟糕的是，在群众抗金情绪高涨这个大背景之下，他们扳掉赵构，没有更好地团结群众抗金，反而极力主张与金议和。在他们看来，赵构竟是与金议和的一个障碍。这个愚蠢的主张倒帮了赵构的大忙。
尽管贪生怕死的赵构令人失望，但他毕竟是赵家皇族的嫡脉，能够以赵家皇帝的身份作为团结大家抗金的一面旗帜。于是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抗金派人士起兵勤王，刚好一个月就收拾了这场兵变。四月初五，赵构恢复皇位。
这样，如果把这个小皇帝算上，南宋有十个皇帝。
从宋朝皇位的传递可以看出，当时国家权力组织的政治体系是不大规范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宋朝皇位的传递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流血。
在理论上，皇帝是普天之下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于所有臣民，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过，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臣民都是那么心甘情愿或诚惶诚恐地匍匐在他的脚下。前面所说的苗傅、刘正彦，因为手下有些兵卒，就敢于冒犯至尊。
对皇帝最迷信的是农民，因为他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容易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然而造反最多的也是农民，当他们被压榨，被饥寒困逼，实在走投无路时，便把心目中的皇帝偶像敲碎了。他们拥立自己的君王，著名的有四川的李顺，被拥为“大蜀王”；河北的王则，被拥为“东平郡王”；两湖的钟相称“楚王”；杨么气魄更大，号称“大圣天王”。尽管这些农民君王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确是对神圣的大宋皇帝的严厉挑战。
对赵宋皇家威胁最大的是契丹贵族与女真贵族。特别是后者，他们终于敲碎了北宋王朝，乃至使赵佶、赵桓父子双双成为最卑贱的俘虏。
宋高宗勅张浚手书
两宋三百多年间，皇帝的龙庭虽然堂皇富丽，有时却也不免令人心惊肉跳。面对里里外外的挑战，封建卫道者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来修补装饰这个至尊的权威。在儒家经典里，在经过重大整合的新儒家学说——“理学”的教科书中，维持以皇帝为代表的纲常，始终是第一要义。因此，美化皇帝、推崇皇帝的理论建设与宣传一直没有放松。
为了在广大的群众中更容易树立起皇帝的偶像形象，御用宣传家还利用佛教、道教的影响，给某些皇帝贴上神的标签。他们说真宗赵恒是来和天尊，仁宗赵祯是赤脚大仙，神宗赵顼是冲妙孚真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今天的读者看到这种蹩脚的宣传一定会发笑，不过在一千多年以前，大多数中国人信仰崇拜的天地严严实实地被神灵占领。你说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绝不会有多少人表示怀疑，当时人们对神灵仙人的崇敬，远远超乎对世俗人的敬仰。
皇城之大，毕竟在方圆几里之间，长年窝在宫墙之内，总不免有蜷缩之感。何况，就是在皇宫之内，也并非所有去处都允许皇帝自由来去。元朝初年，一个南宋的老太监谈到临安皇宫内有个葫芦井，井边钉了一块金字大牌，上写：“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连葫芦井都不准皇帝靠近，约束也实在太多。有作为的君主，或者说对皇位的久长与否忧患意识更强的君主，也许更想出去看一看臣僚的私下生活，访一访民间的疾苦。然而这不是随意做得到的。皇帝居于权力巅峰，按理说，他应该是一只最自由的飞鸟，实际上，在个人行动方面，他却是最不自由的。约束他行止的一条最大的绳索，并不是安全问题，而是权力本身。
作为帝国权力的象征与权力的总汇，他必须接受一整套维护权力的严密礼制的约束。一年里，除了礼制所允许的出宫以外，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宫里。只有那些不大循规蹈矩的帝王，才有勇气私自走出宫门。
皇帝私访是不便张扬的活动，多数是为了暗中窥视某些动向，也有一些需要遮人耳目的不光彩行为。
北宋末年，徽宗赵佶色胆包天，偷偷溜出宫城，假扮成豪富商人，直入烟花柳巷，拜倒在妓女李师师的石榴裙下。这段风流韵事，自南宋一直到现在，不少文人骚客为之歌吟咏唱，编剧本，写小说，已是尽人皆知。搞史学的，倒是不爱提它。其实，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宽广背景以及从赵佶个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意趣考察，见诸野史的这桩艳事并不一定是虚构的。荒唐皇帝在荒唐的风气中干些荒唐事，合乎逻辑。
宋徽宗像
这是一种特殊旨趣的私访，至少它表明宋朝城镇的市井生活富有魅力，充满诱惑。
喜欢出宫的，还是要数赵匡胤。“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续资治通鉴长编》）他本来就是个走南闯北的好汉，黄袍加身以后，不乐意这一道宫墙把自己与社会隔断。他倒不是眷恋市井的繁华，而是一些历史的阴影使他难以在深宫里酣睡。刚刚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在令人眩晕的军事游戏中频繁更换着皇位的主人，这是他最要记住的历史一课。他自己没费多大气力得来的黄袍，是不是也可能同样轻易失去？这种深深的担忧使他常常在宫中坐不住。
有一天，赵普刚刚收到两浙王钱俶送来的十瓶海物，放在廊庑间，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赵匡胤来了，赵普只得如实禀告。皇帝说：“这一定是上等海物，何不打开看看？”把瓶子打开，全是金灿灿的黄金，赵普十分惶恐地告罪：“臣如果知道是黄金，一定会上告官家，拒绝接受的。”赵匡胤哈哈大笑说：“你只管收下，人们都说国家的事尽由你这位书生出点子呢！”（《涑水记闻》）
赵普时刻担心皇帝的突然驾临，每次退朝回家，总不敢脱卸衣冠。有一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飘到深夜。他心想：皇帝该不会再出宫来了吧？正要卸装歇息，忽然又听到叫门，急忙跑去打开大门，只见赵匡胤果然立在风雪之中。
明刘俊《雪夜访普图》
不一会儿，晋王赵光义也来了。他们围坐在大堂中，把皇帝、王公的架子丢在一边，堆起木炭烤肉。赵普的妻子忙着行酒，赵匡胤称呼她为大嫂，君臣三人活像一家兄弟。
赵普问：“夜深寒甚，陛下为什么出来？”
赵匡胤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别人家的地盘。”
就在这天夜里，他们君臣三人商定了剪除割据势力的“先南后北”方针。（《邵氏闻见录》）
赵匡胤的出宫微行，使他了解了大臣的动静，寻找到了决策的智慧。
关于他弟弟赵光义在位时的微服出访，则另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东京城里发生了一桩血案。一个乞丐在某家铺户乞讨，没有得到满足，便倚门大骂。铺户主人出来赔礼，仍然久久不能平息。上百个围观者都对这个乞丐的无理取闹愤愤不平。突然，有人从人群中跳出来，用刀将闹事的乞丐刺死，把刀丢下走了。
天色渐暗，缉捕们一直没有抓到那个杀死乞丐的凶手，不得不将这件轰动市井的血案报告皇帝。
赵光义听说有人竟敢在京都大街上白天杀人，十分震怒，严令搜捕，期在必得。开封府诚惶诚恐，只得下死力追查。
过了些日子，开封府尹报告说，原来是铺户主人不堪乞丐辱骂而杀了乞丐，可以结案了。
赵光义非常高兴，对府尹说：“你能如此努力，很好！但是请为朕再复查一遍，以免冤枉了百姓。下次把杀人的刀子带来。”
没过几天，府尹再来向皇帝汇报案情，并且把杀人的凶器带来了。
赵光义说：“彻底弄清楚了吗？”
府尹答道：“完全弄清楚了！”
赵光义便叫身边的小内侍把自己的刀鞘取来，而后把刀套入鞘内，正好吻合。这时，皇帝拉长了脸，拂袖而起，说：“你们这样办事，怎么会不妄杀老百姓？”（《铁围山丛谈》）
微服私访能了解的情况虽然十分有限，但是亲自调查研究，毕竟可以从这些窗口看到许多事物的本来面目，可以剥落一些臣下汇报的粉饰伪装。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皇帝本人开阔眼界，减少困居一隅的盲目性，这是北宋初期皇帝表现得生龙活虎的一个重要因素。
遗憾的是，赵光义在位后期就不再坚持这种好的作风了。后来的皇帝，则更次之。
皇帝私访对多数臣民的生活并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可是当他公开地、堂而皇之地走出皇宫，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时，皇帝出宫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御驾亲征，太祖、太宗和真宗都有过这种经历；第二是临幸贵族大臣私第，多半是慰问性、安抚性的行动，以示优宠；第三是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动，例如到相国寺、玉清昭应宫等庙宇烧香，或者参加一些例行的祭祀活动。
最为壮观的皇帝出行，要数祭天的南郊大礼。根据礼制规定，每年冬至，在首都南郊的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这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大典之一。每隔三年，皇帝要亲自参加祭典，称为“亲祀”。这种大型的祭祀活动便成了当年城市生活的重大事件。
冬至前三天，皇帝先去太庙行礼。当天夜里，他就住在大庆殿。顾名思义，这是大庆大典使用的宫殿。在北宋皇城的宫殿中，它规模最大，里里外外可容下几万人。这一天夜里，殿庭中已经按出行队列秩序摆好了各种仪仗、器物、车辆，一直排列到宣和门外。同时自宰相以下，参加祭典的百官也穿好了祭服，在宫内等候，更有几万名皇家禁卫军全副武装环护着皇宫。
翌日清晨，各处的职事人员分头驱赶闲杂人众。不过，御街两侧还是有不少群众在等待观看这场庄严肃穆的高规格的大出行。仁宗以后，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伍达20061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多达21575人。（《宋史》）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确实令人瞠目。
皇帝大出行，实际上是一次观赏性很强的大游行，成了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殊娱乐。
走在仪仗队伍最前面的是六头大象，左右各三。它们脑门上挂着紫罗绣襜当胸，腚后的彩索上挂着铜铃、杏叶与红犀牛尾拂，背上设置木质莲花座、金蕉盘。每头大象背上骑一名军卒，并由四名军卒牵引。它们悠悠晃晃，慢慢踏来，叮咚的铜铃声，把长达十里的宏大队伍源源不断地引入御街。
跟随在大象之后的是六名高级官员，称为“六引”。走在前面的是开封府令，走在第二的是开封府牧。这两个官位实际上常常空缺着，代之以官品较低的开封府尹（从三品）或权知开封府，他们代表东京市政府。走在第三的是大司乐（正四品，崇宁年间新置的官位），代表礼仪祭祀中心太常寺。走在第四的是少长傅（正二品），代表高层元老。走在第五的是御史大夫（从二品），代表中央司法系统。六位大官里走在最后的是兵部尚书（从二品），代表中央的行政系统。他们都在各自仪仗队的簇拥下昂首而过。
随后，迎着凛冽寒风而来的是十二面黑色大旗。每面一人把持，一人托起，四人相护。而后是四骑押牙，八名手持丈八犦槊的金吾骑士。随之而来的是四名左右金吾上将军（从三品）、四名将军（从四品）、两名左右大将军（正四品），他们都由手持长矛的侍卫护持，一个个高头大马，戎装新灿，显得刚武威严。
到此为止，还只不过是大队伍引路的前导。可以想象整个大出行的气派。
旗帜总是令人敬仰的。它是一种号令，一种威严，一种灵魂。在这次大游行中，前前后后就有不少令人亢奋的、出奇的彩帜。
在朱雀旗队、龙旗队中有朱雀、青龙、风伯、雨师、雷公、电母、五星、北斗、摄提等诸色牙旗。
在引驾旗队中，有天王旗两面，十二星辰旗十二面，天下太平旗一面，五方龙旗五面，金鸾、金凤旗各一面，狮子旗两面，君王万岁旗一面，日、月旗各一面，日月合璧旗一面，苣文旗两面，五星连珠旗一面，祥云旗两面，长寿幢两幅。
在金吾细杖旗队中，有青龙白虎旗各一面，五岳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龙旗、五方凤旗各五面。
当时的旗帜大都是镶牙边的三角旗。颜色有红、黄、蓝、白、青、黑，旗上分别绣着不同图饰。它们分别由许多将士簇拥，迎风招展，蔚为壮观。
车队素来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显示乘车人的地位与富有，而且往往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宋朝皇帝大出行中有一支特殊的车队。其中，就有指南车一辆。这是一辆红色大车，由四匹大马并驾，驾士三十人，车厢画有青龙白虎，上面立着一个木头做的仙人，不管车子怎么转运，木人的手永远指向南方。这是当时一个十分了不起的科技成果。此外，还有一辆记里鼓车，也是红色大车，四马并驾，车厢壁上绘有花鸟，车厢上层也立着一个木人。车每行一里，木人击鼓；每走十里，第二层有个木人击镯。这种记里鼓车，齿轮相套，计算准确，工艺水平很高，实际上就是后来机械钟表的原型。
车队中还有白鹭车、鸾旗车、崇德车、虎皮轩车等，各有驾士十八名。还有耕根车、进贤车、明远车、黄钺车、豹尾车等，也有用三头牛驾导的次属车辆，真是目不暇接。
最堂皇的是金、象牙、革、木四辂，以及四辆副辂。这些都是圆穹顶、四壁相遮的皇家专用豪华车舆。每辆由两匹马踏路，四匹马驾车。宣和年间（1119—1125），各辂配置驾士150人，副辂100人。
皇帝乘坐的玉辂是整个队伍的中心，它由六匹青色大马牵引。宣和年间簇拥在玉辂周围的扶驾8人，驾士234人，骨朵直卫士134人，行门35人，陪乘将军2人，后面还跟着一辆副玉辂及一辆大辇。在一千多年前，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气派的了。
为了壮其声势，仪仗队伍中还配备了一支庞大的乐队。它分为前后两部。前部共有棢鼓、节鼓、大鼓、小鼓、羽葆鼓、铙鼓290面，金钲24件，长鸣、中鸣、横吹、拱辰管共600件，箫、笳、篥等乐器共890件，歌咏队48人。后部有鼓吹歌唱总共438人。这前后两支乐队吹打起来，把整个东京城都震动了。
浩浩荡荡的皇帝出行大队穿越御街，出南薰门到青城斋宫，住一宿。第二天正是冬至，夜半三更起驾，到圜丘祭坛行礼。折腾一天，又回到青城。
第四天，对昊天上帝表示了敬意的人世间的上帝便带着两万人马，循原路漫游回宫。既是复归，似乎没有初出那样肃穆，于是御街两旁的看客就比较松弛。高贵人家搭上华丽的看棚，鳞次栉比。中下人户只得挤在那些缝隙里，挤在人堆里，赏一赏这三年一遇的盛况。
坐在玉辂里的皇帝，既是被万民瞻仰的对象，又是观赏万民的看客。他有多少机会能够如此尽情地欣赏这些虔诚的庶众子民呢？
大规模的皇帝出行既是礼制上的需要，同时也给一些官僚带来好处。南郊祭祀之后，根据恩荫之法，皇帝会把大批官位赏赐给大臣的子弟甚至门客。然而，郊祀最大的作用，还是以这种特殊的游行方式大树特树皇帝权威，强化帝王的尊严。认为“彼可取而代之”的项羽式人物实在太少太少，就连“大丈夫当如此”的刘邦式人物，在市民中恐怕也不会多。在神化了的天子面前，绝大多数子民的心中只留下肃敬、畏惧。
北宋佚名《大驾卤簿图》（局部）
权力喜欢表现在一些大场面之中，宋朝皇帝的仪仗队就是超等的权力外铄。权力也喜欢表现在豪华的消费之上，古今中外许多居于权力巅峰的人，往往把历史所允许的物质条件滥施于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尽人间富贵。不过，作为开国君王的赵匡胤，在生活消费上倒是特别注意节制。
钱塘江畔的吴越王钱俶慑于北宋王朝的威势，亲自来到东京朝拜赵匡胤，并且献上了一条罕见的超级犀角腰带。赵家皇帝却说：“朕已经有了三条宝带，与你这条不同。”钱俶一惊，倒想见识见识，便请皇帝陛下拿出来看看。赵匡胤说：“朕的宝带，一条是汴河，一条是惠民河，一条是五丈河。”（《宋朝事实类苑》引《杨文公谈苑》）这虽然是政治性的揶揄，却表明宋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确实不曾把注意力放在高消费之上。
乾德二年（964），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东京，献上一个尿壶，装饰着七彩珠宝。赵匡胤十分震怒，一巴掌把它劈到地上，叫左右把它砸碎。他声色俱厉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尚且这般奢华，那么你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宋朝事实类苑》）这几句话，与其说是痛斥那位已经亡国的蜀主，不如说是赵匡胤从孟昶亡国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保持节俭作风的巨大价值。
宋太祖住在东京皇宫里的十七八年，生活确实相当节俭。所有殿阁张挂的帷幕都没有加饰文采。他的寝殿里居然还挂着青布缘边的苇草帘子，活像一个乡下的小财主。他乘坐的车子与服饰都以素净为尚。某一天，他还拿出麻织的鞋子与麻布做成的下裳赐给左右亲信，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朕穿用过的。”（《宋朝事实类苑》引《圣政录》）看来他是在臣下间传播这种俭朴的风尚。
大凡艰苦创业的开国君主都比较容易了解节俭生活的价值，赵匡胤如此，赵光义也基本上是如此，以畋游声色为戒。就连第四位皇帝仁宗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节俭的余风。仁宗病了，几位大臣进到他的寝殿，只见器用服饰简洁质朴，唾壶痰盂都是素漆的，进药的瓷盏也是素净的，御榻上的被褥都是已经发暗的黄色粗绸制品。（《归田录》）
到了北宋后期，商品的流动大大加快，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提高。在这个背景下，皇宫中的生活绝对不可能还保持北宋前期的俭朴风尚。加之宋徽宗赵佶又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之一，在蔡京、王黼这些佞臣的诱导下，其生活极尽奢靡荒淫。
蔡京在神宗时期就挤入了上层圈子，担任过中书舍人。在派系斗争的风云变幻之中，他一度被挤出东京。到了徽宗赵佶即位之初，再一次被罢职，离开京城居于杭州。由于蔡京勾搭上宦官童贯，通过这条内线，使赵佶听了不少关于他的好话。当时，两位宰相韩忠彦与曾布已势成水火。曾布与蔡京本来就混迹于王安石营垒，如今听说皇帝对蔡京颇有好感，曾布想，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加之把蔡京弄回东京，还有可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一起对付韩忠彦。于是他向赵佶进言，建议把蔡京召回朝廷。
蔡京果然又回到了中央，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成了赵佶的高级秘书与顾问。不到半年，打倒了韩忠彦，蔡京被提升为尚书左丞，进入了宰相班子。曾布失算了，他没有想到蔡京很快就反目，对他发动了进攻，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他也赶下了台。
于是，蔡京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来又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了首席大臣。
二十多年，蔡京也是四起四落，但是他毕竟经营了一批势力。他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孙子都做到了大学士，另一个儿子还成了驸马。徽宗七次临幸蔡京府第，由此可见蔡京受赵佶的恩宠何其大。反过来，蔡京对赵佶的影响更大。政局的腐败，其根子主要还在蔡京这里。他不仅把派系政治推行到高峰，而且倡导“丰亨豫大”的生活方式，使赵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坑。
经过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宋王朝国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蔡京常常对赵佶说：“现在积攒下来的钱币超过五千万，大可以广乐制礼。”于是以制礼作乐为名大兴土木，一个花样接着一个花样，郊祀、元宵灯节都是规模空前的，一个东京城搞得热火朝天。
北宋东京城的皇城面积不大，远远比不上长安、洛阳的皇城规模，赵匡胤等住得舒坦自在，对于赵佶来说，就感到太狭促了，加上蔡京们的挑唆，头等的大事便是扩展皇宫。
首先建了一个新延福宫，与原来皇宫大小差不多。从政和七年（1117）开始，命宦官梁师成主持，又在京城的东北部筑山，号曰“万岁山”，又叫“艮岳”，艮岳正门叫阳华门，所以又叫“阳华宫”。“搜远方珍材，尽天下良工绝技而经始焉”（《阳华宫记》），搞了十多年，直到北宋覆亡才停工。
艮岳周回十多里，为北宋皇宫的三四倍。但是比起西汉的上林苑、甘泉苑、西郊苑以及隋炀帝的西苑来说，艮岳规模小得多。
不过，上林、甘泉这些园林大多在自然风景区的基础上加工筑造，而北宋的艮岳全靠人工堆砌穿凿。况且，当时东京城及其城郊已是人口稠密、寸地如金，不像汉朝隋朝长安洛阳郊区那样宽松，开辟一个周围十多里的艮岳，其人力物力的耗费也是相当惊人的。
艮岳之中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其最高峰达90步，折约136米，岭上有个介亭，依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南山的东边，布设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南山的南面，则是寿山的两峰并立，另有雁池、噰噰亭。北边是绛霄楼。南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
、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再西有万松岭。
万松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开凿了一个大方沼。沼中有两洲，东洲叫芦渚，洲上有浮阳亭。西洲叫梅渚，设雪浪亭。水向西流入凤池，向东流入雁池。沼中有二馆：东馆叫流碧，西馆叫环山。此外还有二阁，叫巢凤与三秀。东边雁池后有挥雪厅，再由石阶上至介亭。
介亭左面有极目亭、萧森亭，右面有丽云亭、半山亭。向北俯瞰，引景龙江江水，流往山涧。再往西去，是漱琼轩。山石之间，有炼丹凝真观、圜山亭。下视江水，可见岸边高阳酒肆以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江水支流曲绕，另有回溪、山庄。
在南山之外，还有一脉小山横亘二里，叫芙蓉城，穷极巧妙。景龙江之外，诸多馆舍，更为雅致。北边有一个硕大的曲江池，池中有个蓬壶堂。（《宋史》）
艮岳中，集四方的怪竹奇石、嘉木艳葩以及各种珍禽走兽。例如正门阳华门，夹道种植荔枝树80余株，甚至还栽种了椰子树。这些都是地道的南方植物，没有一定的气温雨水条件是不会结果的。然而，据说赵佶每召集僚臣来游览，都由内侍摘下荔枝相赐。（《铁围山丛谈》）这可真是奇迹，不知花费了多少功夫。
为了满足赵佶的珍奇之需、花石之好，竟然在苏州、杭州设立应奉局、造作局，最早由阉宦童贯主持，后来归苏州暴发户朱勔经营。
最初，江南进献的花石，每次不过三四品、五六品。后来日益加多，极事搜觅。在淮水与汴河里，专门运送花石的船只，舳胪相衔，竟成了祸国殃民的“花石纲”。
风闻士庶之家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者，便派军兵闯入，用黄色封条标记，成了皇帝御前之物。主家尚要特殊保护，稍有马虎，就可能加上大不恭之罪名。到了运取这些花石之日，从门窗搬不出去的，便把院墙推倒，把房屋拆毁，主家甚至还要受到各种刁难。不少家庭为此破产，有的卖儿卖女尚了不清这场劫难。
花石纲从江南运到东京又是一场灾难。截堵其他的船只，欺凌沿途州县，弄得鸡犬不宁。宣和五年（1123），朱勔弄到一块太湖石，有几丈高，几丈宽，“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尧山堂外纪》）。上千人拉纤，凿城坏桥，拉了几个月才到东京。赵佶十分欣赏，赐名曰“敷庆神运石”。还有一株陈朝桧，高五六丈，树干围九尺，枝叶覆荫几百步。运送这株桧树又不知流了多少人的血泪，郁积了多少人的怨恨。正如赵匡胤斥责孟昶时所说，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通过正常商业渠道的高消费，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利用政治权力滥取的高消费，往往是酿成政治上心肌梗死的重要病因，使庞大的封建政权骤然面临大难，不死也要脱一层皮。陈叔宝、隋炀帝、李隆基、赵佶的经历都作了这种历史注解。
显赫的赵氏家族就因赵佶这个不肖子孙的荒诞无稽招来大祸，丢掉了半壁江山。
北宋赵佶《文会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