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多薄命
一名来京城转官的年青官员，在东京鸡儿巷物色了一个高级妓女。他自我介绍说是正七品宣德郎，姓李，发誓要娶她，与她白首偕老，永不变心。对于这个长期被人玩弄的青楼女子来说，梦寐以求的正是脱籍从良，何况向自己伸出救援之手的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官员，又是如此这般温情。于是她打开了金光熠熠珠宝交缠的私橐，“分其半以给姥”，另一半作为自己的嫁妆交给了宣德郎，跟随他离开繁华的京都，同去南方的小城。
他们乘舟沿着汴河向东南出东水门，行了数里，小舟停靠在岸边。他们相与登岸，宣德郎在旗亭里摆下酒肴，一起小酌。她开怀畅饮，醉眼蒙眬。突然，宣德郎奔出旗亭，跳上小舟，解了缆绳，立即东下。妓女被吓醒，她跑到河边哭号诅咒，呼天抢地，可是小舟渐渐消失，她只得仓皇还家。
数年之后，宣德郎再次来到京城，而且大摇大摆又去鸡儿巷。上过当的妓女与其鸨母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骗子，立即叫巡街卒子把他扭送到开封府。
知府开堂审问。骗子说：“卑职以前从未到过京师，根本不认识她们。”知府便问妓女：“你要找的骗子究竟是什么人？”妓女说：“就是他！他是宣德郎李某。”骗子大笑：“卑职不是什么宣德郎，更不姓李，而是右班殿直康倬。”随即从怀里取出吏部文书，姓名身份写得一清二楚。知府拍案大怒，以诬告之罪把妓女与鸨母打了一顿棍子，而且布告通衢，以儆效尤。骗子康倬安然无事。（《挥麈录》）
再说仁宗天圣年间，一个叫解普的来到东京城候官补缺，时间久了，“赀囊竭尽”，欠一身债。妓女李云娘与他有旧，解普便向她表白：“吾赴官，娶汝归。”云娘为人良善，便“罄箧中所有，以助之”。
一天，解普邀云娘去酒楼中饮酒，云娘大醉。入夜，他们沿汴江走到无人处，“普乃推云娘汴水中”，云娘一声惨叫，被河水卷去，卑鄙的凶手竟然“诈惊呼号泣”。（《青琐高议》）
《青琐高议》又载一事：陈叔文骗娶了妓女崔兰英，而后又把她连同她的婢女一起杀害。《倦游杂录》载：杨子文来到京城，骗得一个妓女的钟爱与资助，中进士以后便将她毒死。
这些善良的女性为什么竟遭如此悲惨的厄运？就因为她们是妓女。在一般人眼里，妓女存在的价值就是为男性提供婚姻之外的性服务。因此，她们本身就是正常生活之外的一种补充。尽管有的妓女物质生活丰裕，穿尽绫罗锦绣，吃尽山珍海味，但丝毫改变不了她们的卑贱地位。
我国古代，妓，通“伎”。最早的伎是巫，有男巫，也有女巫，他们能够与神沟通，社会地位很高。这种巫伎一直存在了好几千年，虽然社会地位在逐渐下降，但总不像妓女那样卑污。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从巫中分离出了歌舞艺伎，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奴隶主提供娱乐服务。女性艺妓一般是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女奴。天生丽质、能歌善舞的，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奴隶主的性暴虐。这种妓女不是卑污的，却是悲苦的。
到了宋朝，至少存在四类女妓，她们在不同的角落里为不同的人们提供服务。
一是由官府直接控制的官妓，包括北宋时期教坊中的艺妓和各州县官府管理的官妓（又叫营妓）。有的以娱乐服务为主，有的以性服务为主。
二是官僚和富豪们私人拥有的声妓。她们以技艺或者色相为主人及其朋友服务。
三是文化市场中的艺妓。她们主要以技艺为观众服务，有时也承担一些官差。也有一些艺妓附带从事性服务。
四是纯商业的商妓。其中有的是以陪酒为主，有的是以卖淫为主。不过，这两者之间，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别，陪酒的也可能卖淫，卖淫的也常常陪酒。
官妓是帝王与士大夫们娱乐的工具，也是“女性外交”的重要筹码。到了宋朝，官府对于这种工具和筹码的运用较过去有了许多变化。
最重视教坊建设的要算唐玄宗。当时宫中设立了内教坊，又在延政坊、光宅坊设立外教坊，男女艺伎达11409人。（《教坊记》）北宋时，教坊仍存在，规模却缩小了。南宋时，教坊被废除，但是各州县的官府仍然直接控制着不少官妓，不过她们的生活方式稍有改变。
北宋佚名《四美图》
作为官妓，必须无条件地应承官差，随喊随到，这一点与以往相同。但是，官妓们不再向官员们提供义务性的性服务；宋政府也下令禁止官员们随意征调官妓陪宿，同时也禁止官员娶妓女。蔡久轩说：“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名公书判清明集》）这一点与唐朝大异。那么，宋朝官妓的生活费用由谁负担？官府把这个包袱甩了，妓女们只得自谋生路，只得把香闺向社会开放，仰仗文人和商人的垂顾。在这一点上，官妓向商妓靠拢。对于官差的应承，主要表现在侍候官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各种集会、游乐与宴享。
“或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祗直。”（《梦粱录》）退休官员也可以召聘官妓为之服务。文彦博退休后居洛阳，就有营妓十余人为他的游赏与宴集执事，不过给予了一定的报酬。（《蒙斋笔谈》）在这些场合，她们多半是浅斟低唱，或者伴酒嬉玩，或者诗词唱酬，与节日、庙会、勾栏中的大演出相比，形式与气氛都不大一样。
我国古代的官妓，其才智与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水平，其中大有超群出众的女性。《梦粱录》中提到，南宋末年临安著名的官妓有唐安安、金赛兰、范都宜、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等。她们不仅长相身段很美，而且技艺高超，“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宋朝不少官妓的才智与学识都非同寻常。
成都官妓赵才卿就是个才女。有一次，帅府举行宴会，欢送兵马都钤，她与许多官妓出席陪酒。知府大人素知她的诗才，便叫她即席作词，为都钤大人饯行。才卿应命，稍加思索，便挥笔写下一首《燕归梁》：“细柳营中有亚夫，华宴簇名姝。雅歌长许佐投壶。无一日、不欢娱。 汉王拓境思名将，捧飞诏欲登途。从前密约尽成虚。空赢得、泪如珠。”（《词苑丛谈》）
赵才卿在这里用了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写了周亚夫在时的欢娱及周亚夫去后的空虚，这种写法与当时的环境以及她自己的身份都十分贴切。
成都是块出才女的风水宝地，唐朝官妓薛涛就是一流的女诗人。有人辟她为“女校书”，胡曾赠给她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云溪友议》）
长安名妓曹文姬自少徜徉翰墨之间，笔力为关中第一，享誉为“书仙”。仙也者，飘逸潇洒之至，可见其书法之妙。
关中官妓温琬更是一位饱学而又聪灵的才女。她每次应差侍宴，一名仆人带着书箧笔砚跟随。她精熟《孟子》，写过《孟子解义》八卷。她的读书笔记《南轩杂录》，“其间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她还善谈吐，机锋甚健。其书法甚精妙，“有得之者，宝藏珍重，不啻金玉”。其诗作十分丰富，曾写有五百首诗，自编成一个集子，被人窃去。后来有人收集到三十首，其中一些篇章，抒其胸臆，颇见情真，如：
咏莲
深红出水莲，一把藕丝牵。
结作青莲子，心中苦更坚。
雪竹
一簇修篁小槛中，可堪和雪更玲珑。
数枝压亚尤增秀，莫惜轻绡命画工。
（《青琐高议》）
温琬是青楼史上罕见的学者式妓女，有人赞许她：“桂枝若许佳人折，应作甘棠女状元。”当时士大夫中流传：“从游蓬岛宴桃溪，不如一见温仲圭。”乃至司马光者流也慕名而访。
温琬之卓立，还在于其精神风貌之不同凡俗。她心地善良，轻财好施，乐于称道别人之美行，己过则不惮改。（《青琐高议》）
当时能诗善词的妓女远远不止赵才卿与温琬。贺梅子恋一妓，久别之后，多情的妓女作诗寄来：“深恩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李之问在长安热恋妓女聂胜琼，临别之时，聂胜琼赠诗说：“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陈梦和任福州古田县尉，狎一周姓妓女，妓女作诗把县尉的名字嵌入：“梦和残月过楼西，月过楼西梦已迷。唤起一声肠断处，落花枝上鹧鸪啼。”可见当日的烟花女子中，才情韵致比较高的大有人在。
北宋佚名《仿周昉宫妓调琴图》
在长安狎妓女叫“吃冷茶”，因为她们走的是小步履，一杯茶端过来就凉了。东京的妓女，人们称她们为“录事”，相国寺之东，就有录事巷。妓女们陪酒，往往担任“酒纠”之责，盖谓录事也。成都的妓女也称“录事”，苏东坡称自己的家妓为“搽粉虞候”。
只要妓女们入籍课税，封建官府在法律上保护她们的营生，士大夫、文人和商贾又都比较广泛地出入秦楼楚馆，于是宋朝的色相买卖像流疫一般蔓延到了所有的大小城镇。当然，这股花潮是在商业大潮的广阔背景下掀起的。
在大城市中，风月场所的密度更大。唐朝长安的妓女集中居住于平康坊，“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后来“平康”便作为妓女的雅称。（《北里志》）妓馆集中的这种遗风宋朝仍有。一天夜里，成都富春坊发生火灾，第二天，有人写打油诗一首：“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原来，这里就是妓女聚居之处。（《清波杂志》）
《东京梦华录》行文所及，提到东京城内的商妓中心有八处：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去大街，直到保康门街多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妓馆；马行街鹩儿市，东西鸡儿巷皆妓馆；相国寺南录事巷皆妓馆，寺北小甜水巷，妓馆亦多；景灵宫东门前街，脂皮画曲，皆妓馆；旧宋门里景德寺前桃花洞，皆妓馆；新郑门外，金明池西道者院前，皆妓馆。
这些记载肯定是不全面的，姑且不说是否还有别的“平康里”，至少还有大量的零散妓馆散落在全城各个角落。陶穀《清异录》卷上《蜂巢巷陌》说：“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陶穀是北宋初年人，那时东京城卖色的妓女数以万计，到了北宋后期，其数量可以想象。
临安也是妓女云集之地，商妓中心有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等十一处。此外，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梦粱录》）。还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金波桥等。各个瓦子中，也都有不少商妓“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武林旧事》）。另有一种“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也是妓女活动之处。（《都城纪胜》）
至于酒楼中的妓女就更普遍了，不仅樊楼、任店这些大酒店妓女云集，有些小酒店“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东京梦华录》）。所谓庵酒店，“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都城纪胜》）。
从数量上说，宋朝妓女总数大大超过以往各朝，其中艺妓、色妓居住比较分散，不仅在商业繁盛的热闹街区周围，而且在较为偏僻的街巷都可见到她们的身影。
在商业市场中，妓女的营生也受商品竞争规律支配，加之酒客、嫖客在金钱的投入上差别不小，因此，妓女们很自然地被分成了高、中、低等层次。高等妓女一般称为“上厅行首”“都行首”或者“行首”。嫖客们上高级妓馆，开销十分可观：一进门，立即有人提瓶献茶，一杯茶也要赏几千钱，谓之“点花茶”；上楼后，饮一杯酒，又是几千钱，谓之“支酒”；然后点菜肴果品，开宴叫妓女来陪酒；一些赶趁的、帮闲的和叫卖小贩纷沓而来，又有不少浮费；如果要点其他的妓女来陪，即使她住在街对面，也要用轿子去接，谓之“过街轿”。且不说明码标价的妓女服务费用以及暗下送给妓女的私房钱，仅仅这些场面上的花销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
某些名妓，包括官妓、艺妓与商妓，各自独立门户，其排场自然更大。临安花魁唐安安，其家之豪侈不亚于公侯，“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绮，器玩珍奇，它物称是”（《武林旧事》）。与唐安安同时的苏州花首徐兰，她的住宅，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样样都有，厅堂居室铺的是锦织，挂的是销金帷幔，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器用，无不精妙，打杂的、奏乐的婢女就有十多个。
中等、低等妓女的规格相应地降低，但其数量更多。低等妓女一般为中小商人服务。由于妓女本身粗劣，或者不善弹唱，或者年老色衰，收入不多，甚至难以维持生计。“有营妓丧夫，家极贫。”（《闲窗括异志》）“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贫甚，为客邸以自给。”（《夷坚志补》）
妓女既然被当成了商品，而商品交易的基本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因此，妓馆里一般只认钱，只认这个等价交换的媒介。
高等妓女服务的对象大多是达官显宦、豪商巨贾，甚至皇帝。
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已是妇孺皆知，其实嫖妓的帝王并不只此一位。唐宣宗就常常微服私访平康坊；南唐后主李煜也爱“微行娼家”（《宋稗类钞》）；南宋后期的理宗也有这个雅好，在宦官董宋臣的教唆之下，他在宫中筑起广梅堂、芙蓉阁，秘密召进民间艺妓演出，一年元宵夜，召进了花首唐安安，其美色与歌技，绝伦无比，“帝爱幸之”（《东城杂记》）。
理宗的小舅子贾似道是个风月场中著名的老嫖客，他从小就养成了游手恶习，姐姐入宫当了贵妃之后，他就是国舅爷，更加有恃无恐，几乎天天都在妓馆里鬼混，后来官越做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抢尼姑，狎妓女，更无顾忌。其宠妾潘氏与倪氏都是烟花女子出身。他当了宰相以后，旧习仍然不改，还与妓女潘称心闹得满城风雨。北宋末年的浪子宰相李邦彦，自诩为“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也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
从北宋中期起，按政策规定，士大夫不准宿娼。实际上，偷越这条边界的大有人在。皇帝、宰相都可以胆大妄为，效尤者自然不少。只要没有人公开告发，便也相安无事。“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 杖而遣之。”（《梦溪笔谈》）
吴兴县乌墩镇有个巨富沈承务，他的这个官衔说不定就是花钱买的。他仰慕徐兰之芳名，驾大舟专程去苏州游赏她的香闺。徐兰招待他十分客气，于是他第一次就送徐兰白银五百两、彩缣百匹，流连半载，花钱数百万而归。（《癸辛杂识》）
东京曲堤有个周家，是山东的巨富。其家成员周高，当秘书丞，官不大，只是个从七品，但恃其富有，骄纵不法。他曾经携带几十名东京的妓女与侍妾，千里迢迢去杭州游玩。（《龙州略志》）
商人们宿妓或携妓远游的更为普遍。第一，他们有钱；第二，他们不受政策的束缚。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江淮闽楚间商贾，涉历远道，经月日久者，多挟妇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则共榻而寝，如妾然，谓之婶子，大抵皆猥娼也。”（《夷坚志》）这些商人一举而多得，可真够精明的。
这种性开放的风气，对于“万恶淫为首”的伦理世界是一种冲击。
妓女们被当成商品，但毕竟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她们长期浸染在污浊的大染缸中，但也还有许多不甘堕落的灵魂。她们仍然保持着一颗对爱、对人的尊严、对美好生活热烈向往与追求的心。
作为妓院老板的赚钱工具，妓女们，尤其是中下等妓女，根本无权去选择狎客。但是，她们在感情上却可以有区别地施与自己的好恶与爱憎。一般来说，宋朝妓女比较倾心于文化素养较高而又风流多情的知识分子。与知名文士游，固然有提高自己身价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趣味上的熏陶与情感上的交融，有时甚至可能获得真挚的爱。
南宋佚名《玉楼春思图》
奉旨填词的柳永就是被妓女们宠爱的一位大才子。“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有一次，柳永路过樊楼大酒店，忽然听到楼上有呼“柳七官人”之声，抬头一看，是名妓张师师。“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且为填一词去。’……柳方拭花笺，忽闻有人登楼声。”柳永把纸藏于怀，一看，来者乃刘香香。“言曰：‘柳官人，也有相见。为丈夫岂得如此负心！当时费用，今忍复言……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笑出笺，方凝思间，又有人登楼，柳视之，乃故人钱安安。安安叙别，顾问柳永：‘得非填词？’柳曰：‘正被你两个姐姐所苦，令我作词。’安安笑曰：‘幸不我弃！’”柳乃举笔……“（乃云）‘师师生得艳冶’，香香、安安皆不乐。欲掣其纸，柳再书（第二句）云‘香香于我情多’，安安又嗔柳曰：‘先我矣！’捋其纸，忿然而去。柳逐笑而复书（第三句）云：‘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过片）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捋，奸字中心着我。’（曲名《西江月》）三妓乃同开宴款柳。”（《醉翁谈录》）
苏东坡在妓女的心目中，既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高官，更是一位才高情茂的文豪。妓女们最爱求他作诗留念。“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有的甚至求他帮助解脱风月枷锁。有一回，苏轼寓于京口，润州官妓郑容、高莹两人侍宴。东坡很欣赏这两名妓女，她们也趁机求他帮助解脱妓籍。东坡欣然应允，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叫她们去找知州大人。词中有“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个字。（《扪虱新话》）知州是否看苏东坡的面子放了这两名妓女，不得而知，但至少东坡为她们尽了心。
与妓女建立纯真情爱乃至生死与共的士子，在宋朝不乏其人，他们的故事可以写一部香艳的情史。哲宗元符年间，饶州举子张生进了太学，与东曲妓女杨六交往甚深。张生落第回乡，相约半年再来会聚，出于身不由己的缘故，他耽误了约期，而杨六随其母离开了东京。等张生终于赶到了东京履行诺言，但杨六已经走了，痴情的张生便远游四方去寻访她的踪迹。
淮上名士仲弥性来湖州任通判，深深地爱上了色艺称著的妓女杨韵，发誓要与她白首偕老。杨韵生日，仲弥性代她写的醮词就饱含了他的真切情爱：“身若萍浮，尚乞怜于尘世；命如叶薄，敢祈祐于元穹。适届生初，用输诚曲，妾缘业如许，流落至今。桃李半残，何滋于苑囿。燕莺已懒，空锁于樊笼。只影自怜，寸心谁亮？香炉经卷，早修清净之缘；歌扇舞衫，尚挂平康之籍。伏愿来吉祥于天上，脱禁锢于人间。改往修来，收因结果。辟纑织屦，早谐夫夫妇妇之仪；堕珥遗簪，永脱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愿，天不可诬。”不久，仲弥性便丢弃了那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携恋人远走高飞去了。（《玉照新志》）
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女性对于理想婚姻与情爱的自由追求，障碍是极大的，何况是低人一等的妓女呢？她们即使遇到意中人，这种爱恋也常常被无情地摧毁。临安妓女陶师儿与王生相恋，被妓院老板刁难，“一日王生招师儿共游西湖，舟泊净慈寺藕花深处，王生、师儿相抱入水”（《宋人轶事汇编》）。南宋绍兴年间，“台州黄岩营籍有谢姓妓，与杨生情好甚笃，为其妪所制，不遂其愿，乃相约投江”。南徐妓女韩香的结局尤为悲惨，她色艺冠一时，与大将叶氏之子炽热相恋，于是她闭门谢客，发誓终身追随叶家公子，可是权势赫赫的叶大将军勃然狂怒，强行将她许配给一名羸弱的老卒，这个可怜人最终自刎。（《本事词》）
宋朝秦楼楚馆之所以充斥城镇，主要有以下的缘由：第一，商业与文化流动比较频繁，大量行旅要解决性需求的问题。第二，商人或者其他富有阶层财富多了，享受性的生活需求也提高了，其中满足心理和生理上需要的娱乐活动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狎妓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娱乐活动。第三，宋朝理学形成，对性爱的外抑进一步强化。实际上，封建士大夫本身同样逃脱不了性的诱惑，而且大多数是巫山神女的崇拜者。这种阴阳两面的虚伪风气对于市场上性服务的兴旺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第四，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歧视女性已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并不同情妓女们人格上的沦丧，反而在政策上庇护这种人肉市场。
这些女子不是因为家贫，就是因为遭遇不幸而坠入了苦海。一旦她们被编入了妓籍，就难以解脱了。她们依附官府或妓院老板，没有自由，甚至没有人身安全。
有些贫困家庭把女儿卖给妓院是有期限的，但到期之后，妓院老板并不一定如约放她。如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岁，姿貌出于辈流，且善歌舞，本谢氏女，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夷坚志》）
妓女的身份低下，随时都可能遭到欺凌、迫害。郑獬，仁宗时中过状元，一次路过陈州，镇守陈州的是曾经当过宰相的刘沆，派遣妓女上街欢迎他。有个穿红衣的艺妓迟到了，刘沆淫威大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棒打了一顿。（《东轩笔录》）淳熙四年，魏昌贤作宰乌江，坐厅办公，家人于帘幕内遥望见美女在其侧，以告魏妻，“时官妓王道奴以色称，颇蒙邑僚顾眄，妻不复审其实，呼之入宅，痛加杖笞。明日，自往幕内，所睹如初，但不能辨其容状，又呼道奴，则正病创困卧，始知其非”（《夷坚志》）。
以色相为业的妓女，红颜易逝，其色业的周期是不会很长的，某些红极一时的名妓结局凄凉。关于李师师的后半生，有的说被女真贵族掳掠去了，有的说流落在临安，还有一种说法，她潦倒于湖湘之间，总之，晚景不妙。王明清的朋友陆升之说，他客寓临安时，在雨中见到一老妇人，蓬头垢面，行乞于市井，正在接屋檐淌下的雨水洗脚。她向陆升之泣诉说：“官人曾经听说过秦妙观吗？妾身就是。”秦妙观也是北宋宣和年间红极一时的名妓，当时，许多画工抢着绘制她的图像，销售于四方。（《玉照新志》）
当然，历史不会只用一种色调来涂抹生活。两宋时期，因着商业大潮的冲刷，社会等级流动的现象有加无已。“贫富无定势”，贵贱并非不可跨越。由贫而富，由贱而贵，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有些妓女机遇较好，终于跳出了火坑。有的甚至挤入了富贵者的行列。京口（今镇江）妓女梁红玉嫁给韩世忠，后来被封为杨国夫人。韩世忠的另一姬妾周氏被封为蕲国夫人，原来也是个妓女。与韩世忠齐名的张俊，有个爱妾也是临安的妓女，后封为雍国夫人。国夫人在当时是第一等爵位的命妇。尽管她们仍然不过是其丈夫的附庸，但在人们的眼里，这可是一步登天了。不过，这种幸运儿在万万千千的青楼女子之中只是凤毛麟角。
南宋李嵩《桐荫对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