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那些事儿
京城的皇宫也称皇城，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它是个禁区。臣僚们朝见皇帝也有规矩，不能随意出入。朝官们可以乘马入皇城，幕职以下的官员只能步行。
东京皇城内的文德殿，叫外朝，每天六更后，大臣们在这里朝见皇帝，又叫常朝。其他地方，一夜都只有五更，唯独宋朝的皇宫里，一夜分成六更。“归去东华听宫漏，杏花落尽六更长。”垂拱殿叫内朝，每隔五天，所有文武朝臣都到垂拱殿来朝见天子，叫作百官大起居。正旦、圣节等大礼，在大庆殿；贺祥瑞、圣寿赐宴在紫宸殿；宴请外国使臣在长寿殿；试进士在崇政殿；赐宴在集英殿；郊祀称贺在端诚殿。
狭义的皇宫是指皇城之内的后宫，也就是皇家生活区，它是禁区中的禁区。外廷的所有官员、万民百姓，乃至宫廷中活动于其他范围的人们，都不能越雷池一步。只有一些获特殊恩准的尼姑道姑可以出入宫禁。宋朝的宫门之禁，法度最严密。擅自进入宫门者处两年徒刑；擅入殿门者处两年半徒刑；持兵器的罪加二等；擅入御膳所者，流三千里；擅入上阁者绞；持兵器擅入皇帝住所者斩。（《宋刑统》）可见，它是最森严的地方，因而又是最令人神往的神秘所在。
皇家后宫与其他居民区迥然不同的特点有二：第一，它的地位最高；第二，它的居民性别结构最特别，男性极少，女性极多，还有大量宦官。
后宫里的男性，除了皇帝和太子，另有少数几个未曾成年的皇子。在皇宫里，实实在在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子，而其周围却密布着大量的女性，而且大多数是年轻女性。
自私有制出现以后，奴隶主便把女性当成了私有财产。全国最大的奴隶主，拥有的妻妾与女奴自然最多。据说夏朝的后妃为12人，殷商时增加到39人。后来儒家学者在《周礼》中设计的所谓天子立六宫的妻妾模式，达到121人之多。西汉时，《周礼》这个模式尚未实施。自东汉、西晋以后，发展到隋唐两朝，六宫的设置与《周礼》设计的模式逐渐接近了。
宋朝的六宫后妃设置有所修改，大体上保持了如下结构。
皇后：在位皇后只有一个，死了以后，可以增补。
夫人：贵妃、淑妃、德妃及贤妃共四位，称“四夫人”，正一品。仁宗时，其生母病死之前，从顺容晋为宸妃。这是个特例。
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共九人，称“九嫔”，皆正二品。真宗时，在昭仪之上还增设过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仁宗时，又在淑仪之上，再设贵仪。
婕妤：九人，正三品。
美人：九人，正四品。
才人：九人，正五品。
在才人之下，宋朝不再设宝林、御女与采女等八十一御妻，而设立六尚书、二十四司正等职事女官。她们可以封为县君、郡君、郡夫人、国夫人等。
南宋刘松年《宫女图》
其中有一些御侍：司衣，管皇帝衣服首饰；司饰，管膏沐巾栉服玩；司寝，管被枕；司药，管汤药。这是一些十分亲近皇帝的低级女官和宫女，如果机遇好，也有可能挤入上层。例如：“林美人，初为御侍，元丰五年八月封永嘉郡君，六年十月为美人。……魏美人，初为御侍，崇宁元年正月封安定郡君，大观元年五月进才人，二年二月进美人。……杨氏，崇宁元年二月封永嘉郡君，三年九月进才人，大观二年三月进美人。”（《宋会要辑稿》）
最幸运的要算仁宗的母亲李宸妃。她原是真宗刘皇后手下的一名宫女。一天，真宗赵恒在刘皇后阁中洗手时，李氏捧水上前侍候。赵恒见她的肤色像白玉一样耀眼，便跟她聊了起来。这名少女大胆地说：“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赤脚的羽衣大士，从天上下来，对臣妾说：‘我来做你的儿子。’真是好笑！”当时真宗还没有儿子，听了这话，大喜，当晚便召她侍寝，果然怀孕。第二年生了赵受益，她就挤入了嫔妃行列。
南宋宁宗杨皇后，其母亲曾是高宗吴皇后门下的一个乐伎。其母死时，她才十一二岁，又被吴太后收入门下，宫中称她为剧孩儿，长大后，如出水芙蓉。宁宗赵扩在长乐宫侍宴曾祖母吴太后时，老是盯着这位窈窕淑女。吴太后会意，便把她赏给了赵扩，她后来居然当了皇后。
太祖太宗时代，与他们生活节俭的风尚相应，后宫的嫔妃与宫女数量不多，赵匡胤时为二百八十人，赵光义时也不过三百人。比起西汉高祖、文帝、景帝只有十多个宫女的情况来说，这已经是过于奢侈了，但与汉武帝以后的后宫相比，应该说是相当简省、相当清静的。西晋武帝后宫有一万人。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即位，一次就放出宫女三千人。到唐玄宗时，后宫竟达四万人。
南宋刘松年《宫女图》
当然，北宋的皇帝并非都能像赵匡胤兄弟那般简朴。仁宗时，后宫又有数千人。到了宋徽宗时，后宫美女大增，“盖以万计也”（《宋会要辑稿》）。
宋朝社会变化发展的大潮并没有绕过森严的皇宫，朝朝夕夕的冲撞，终于使皇宫内部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深刻的变化是后妃的出身结构。翻开《宋史·后妃传》，出身低微的，甚至低微得无从考稽其家庭的，比比皆是。
《宋史·后妃传》共为55人立传。出身低微者27人，约占全数的一半。另一半，有不少后妃的父祖只是官职稍高，并无多大名望。其家庭真正有名望的只有4人：太宗符皇后，符彦卿之女；真宗潘皇后，潘美之女；仁宗曹皇后，曹彬之孙女；神宗向皇后，向敏中之曾孙女。
两宋时期，婚姻不重门第的思潮，对皇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后妃出身结构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宋朝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互补性。除了赵氏皇族以外，社会高层的权位，不再由某些贵宦集团垄断。外廷的官僚队伍，通过科举考试等手段在不断更新，使下层的知识分子地位可能上升。内廷的妃嫔队伍，也不断地从下层出身的女性中吸取新的血液。司马光说：“祖宗之时，犹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近岁以来，颇隳旧制。”中下层的人，通过监劝牙人雇买，于是，军营市井下俚妇人也杂处其间，进入廷掖。在宫廷中机遇好，人缘好，本身条件好，也可能爬入高层。
在宋朝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就是从低微的下层爬入高层的典型。她老家在太原，后来迁入益州成都，其父祖虽然都是中高级军官，但家道早已中落，她在襁褓之中就已成为孤儿，由母家抚养成人，稍大，“善播鼗”。《论语·微子》中提到鲁国有一个名叫武的乐师，也是善于“播鼗”。鼗，即拨浪鼓。可见她是个善于摇击拨浪鼓的乐舞伎。当时成都有个银匠叫龚美，携带她来到东京。她十五岁那年进入襄王赵恒府邸，赵恒的乳母不喜欢这个生性活泼的乐舞伎，上奏太宗，命令赵恒把她赶出王府。赵恒不得已，只得把她寄存于王宫指挥使张耆之家。赵恒即位以后，立即迎她入皇宫，升为美人、德妃。刘氏没有亲族，便把龚美认作兄弟，改为刘美。
宋真宗刘皇后
真宗郭皇后死了以后，尽管许多大臣反对，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真宗仍把德妃刘氏立为皇后。由于她天资聪慧，又认真学习书史，有关朝廷的一些大事她都记其本末，真宗的许多政务处理，都得助于她。真宗晚年抱病，宰相寇準秘密奏请皇太子监国，企图削弱刘后的权力，事情败露，寇準罢相，丁谓代之。天禧四年（1020）七月，入内副都知宦官周怀政等谋划政变，企图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掉刘皇后，诛杀丁谓。密谋又一次败露。丁谓、曹利用等杀了周怀政，贬寇準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
真宗死，刘后挟十二岁的仁宗赵受益垂帘决事，仁宗坐在左边，刘太后坐在右边。五天临朝一次，在承明殿听政。实际上，遇有大事，太后还可临时召对左右大臣。她垂帘十一年，直到明道二年（1033）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她从一个微贱的乐舞伎爬到总揽朝纲的最高位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北宋前期，入宫的少女一般在十三岁以下，并需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后来，宫女人数大增，这些规定自然有所放松。
入得宫来，经过考核，有的直接派到皇帝周围，有的分派到各个嫔妃门下，或者公主、皇子门下，这叫诸阁分。有的则分派到宫内各种办事机构从事服务。
后宫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皇帝这个轴心转动。皇帝的吃饭、穿衣、睡觉、读书与玩乐都要有特殊的安排，并有特殊的记录。宫廷有一种“郡夫人”级的女官，颇通文墨，每天派六人轮流侍候在皇帝左右，专门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每写一张纸就立即卷起来，黄昏时，封好交付史馆。这些记录，皇帝是不准过问的，更不能修改。这些专职内夫人专住一宫，禁止皇帝入内，其宫门上有金字大牌写着：“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
后宫中美女如云，广集各地山川之钟灵秀气。然而，除了极少数获得宠爱的嫔妃以外，在这里，真心的欢笑实在太少太少，流动的往往是被压抑的深潜的幽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她们被剥夺的不仅是爱的权利，还有被爱的权利。
南宋佚名《宫沼纳凉图》
因此，除了自甘沉寂者外，她们尽情梳妆打扮，强烈地表现对美的追求，这恰恰是心灵深处孤寂幽怨的激烈发泄。
在服饰上的新奇追求, 磨炼出了一批高级的服装设计师与发型专家。她们的许多创作，曾作为一种流动的文化传播于市井之间。
仁宗时，宫中流行白角冠，号称内样冠，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宣和年间，宫内制作的“腰上黄”“任人便”这些时髦衣着，很快都风行全国。
嫔妃中也有一些善于裁剪的，如徽宗刘安妃即是。其人天资极为聪慧，善于打扮，每新制一件衣服，立即被人仿效。
宫娥当然不是自由的仙女，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她们只是执役的奴仆，是可以赏给人的礼物。有时，还会被作为帝王特殊消闲的工具。
政和五年（1115），徽宗赵佶宴请辅佐大臣。君臣们先到崇政殿看了五百名近卫的军事表演，接着殿下排列一队英姿飒爽的宫女。战鼓擂响，宫女们一齐跃上骏马，像疾风似的奔出。她们往来驱驰，或者射穿新剪的柳枝，或者射穿悬挂的绣球，或者在飞驰中奋击丸球。射技高超，球技非常精彩。一旁观看的卫士不能不感到自愧。蔡京吹捧赵佶说：戎装少女的表演，说明皇帝“安不忘危”，乃天下之大幸。（《清波杂志》）其实，嬉戏一生的赵佶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国家的安危，他要宫女们飞射、搏击，无非是换个方法逗逗乐子。
蔡京的长子蔡攸作为童贯的副手，指挥军队伐辽。他入朝辞行的时候，见到赵佶身边站着两名漂亮的宫娥，便说：“臣打了胜仗回朝时，陛下把这两名美女赐给臣下。”（《宋史》）
高宗赵构唯一的亲生儿子死了，便以赵伯琮与赵璩为养子。为了考察他们，每人赏赐十个宫女。结果赵璩同这十个美女都睡了，赵伯琮却没有动她们一根毫毛。赵构便立赵伯琮为皇位继承人。
绍兴年间，一次科举考试，赵构在阅览第三名陈修的试卷时，很欣赏他的一个对句，甚至摘录贴在宫殿墙上。待到唱名时，赵构问：“卿有几位子息？”陈修对答：“臣今年七十三岁，尚未娶亲。”赵构不假思索立即下诏，把一个姓施的二十三岁的宫女赏赐给他。当时市井间传笑说：“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由于宋太祖立了规矩，不准后妃干政，不许她们交通外廷大臣，不许她们收受大臣礼物，更不许她们乱刮“枕边风”，加上其他一些措施配合，总体来看，两宋后宫较为清静。然而，后宫毕竟等级森严，从皇后、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一直到服役的宫女，职守分明，阶梯分明，一级压一级。有等级，就有特权。围绕着权力，必然有争斗。宋朝后宫的争斗，比起汉、唐的宫廷大屠杀来说，斯文得多。
比较典型的事件，是仁宗时期郭后的废黜。
天圣元年（1023），刚接皇位的仁宗赵受益，不过十二三岁。过了一年，早熟的小皇帝特别宠爱张美人，想立她为皇后。可是垂帘的刘太后坚决反对，并且帮助他另找了一位皇后，姓郭。少年天子拗不过权势炽热的太后，不能不接受这种安排。十年之后，刘太后仙逝，挡在前面的大山崩塌了，青年赵受益成了货真价实的皇帝。
此时获得特殊恩宠的是尚美人与杨美人，仁宗对郭皇后有所冷淡。因此，年轻气盛的郭皇后也有些按捺不住。尚、杨两位美人依仗皇帝的支持，肆无忌惮，常常敢于与皇后顶牛，矛盾一天天加深。
一天，尚美人又向郭皇后挑衅，当着仁宗的面出言不逊。郭皇后忍无可忍，跳起来一巴掌打过去。谁知仁宗为了遮护尚美人，脖子正好挨了这一巴掌。身居九五之尊的仁宗居然受此大辱，而且感情上早已向另一方倾斜，哪能不暴跳如雷？身边的太监入内副都知阎文应趁皇帝火冒三丈之机，便挑唆着废黜皇后。
废皇后的建议一提出，整个朝廷受到震动。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一派主张废后。仁宗一时还有点犹豫，吕夷简替他打气说：“光武帝是东汉的明主，只因为皇后有些怨恨情绪，便把她废了，何况陛下您的颈脖子都被打伤了，严重得多，哪能不废？”
吕夷简为什么态度如此激烈？原来，就在这一年三月，太后死了以后，吕夷简上书要驱逐依附太后的张耆、夏竦等人。仁宗把这件事跟郭皇后说了。皇后说：“吕夷简就不依附太后吗？只不过他机巧善变而已。”于是仁宗连吕夷简也一并贬了。到了八月份，吕夷简复出，再度为相。有人把郭皇后对他的评价传递过来，他与郭皇后就结了怨了。
宋仁宗像
仁宗受吕夷简鼓动，终于下了废后的决心。吕夷简先布置中书门下不准接受台谏的奏章，声称皇后自己愿意入道，已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移居长乐宫。
反对废后的首先是一些言官。台谏奏章无法呈进皇帝，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孙祖德及御史蒋堂等人来到垂拱殿要求皇帝亲自召见，与之辩论。但殿门紧闭，孔道辅频频叩响殿门铜环，大呼：“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臣的意见？”然而，很快就发布了废后的诏书，一切皆成定局。
孔道辅等来到中书门下质问吕夷简，宰相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于是挑唆仁宗把这几位唱反调的言官赶出朝廷。
第二年，仁宗又发布命令：净妃郭氏出居瑶华宫，赐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美人尚氏废于洞真宫入道；杨美人贬出，安置于别宅。各打五十大板，总算稍稍安抚人心。
仁宗开了废后的先例，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哲宗赵煦步其后尘，也把一位孟皇后废黜了。后来，这个倒霉的女人伴随政坛风云变幻，几次沉浮，风风雨雨，颠颠簸簸，走的是一条苦涩夹着惊恐的人生道路。
哲宗孟皇后，四川洛州人，十六岁被选入宫，深得临朝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赏识，立为皇后。哲宗亲政以后，把太后们垂帘期间的施政方针彻底翻了过来，重用章惇一派人物，重新打出变法旗帜。哲宗对太后们强加给自己的孟皇后，也就有了更多的反感。加之又有一个娇媚的刘婕妤深受哲宗的宠爱，升为贤妃，孟皇后的处境自然更为艰难了。
宰相章惇曾诬告高太后有意废黜哲宗的帝位，这时他又暗地依附刘贤妃，串通内宦郝随，企图陷害孟皇后。其实孟皇后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明确的见解，稀里糊涂地夹在派系斗争中升沉起落。
章惇们有意寻事，借孟皇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皇后祷词大做文章，牵连近三十人，酿成一桩宫中大案，结果孟皇后被废黜。
哲宗死，向太后垂帘。韩忠彦、曾布为相，把章惇、蔡京等人赶出朝廷。于是，一度又恢复孟氏的皇后地位，她返回皇宫，称为元祐皇后。不久，风云又变，蔡京等再度回到中央，又把韩忠彦和曾布等陆续打倒，并且圈定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多人为元祐奸党，同时再度把孟皇后赶出皇宫，成了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
北宋王朝覆灭时，女真贵族把徽钦二帝、嫔妃公主、驸马、皇子、皇孙三千多人统统掳走。住在大相国寺旁边私第的孟氏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张邦昌当了傀儡皇帝，为了招揽人心，又把孟氏迎进延福宫，称宋太后。不久，张邦昌的皇帝梦做不下去，只得脱掉黄袍，又以宰相的身份恢复孟氏元祐皇后的称号，她第三次进入皇宫，垂帘听政。赵构接皇帝位，称她为元祐太后、隆祐太后。由于金兵追打，她不得不离开了三进三出的东京宫殿，东奔西逃，辗转到了杭州，脚跟还没有落稳，一场苗刘兵变，白晃晃的刀枪逼着赵构下台，她又被从幕后推到前台，搞了一个月的垂帘听政。之后颠沛于建康，又被金兵追赶，逃难至江西、浙江。绍兴元年（1131），她一路惊吓未定，便匆匆结束了坎坷的一生，终年还不到六十岁。
这个女人虽然名位极高，但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弱者，一辈子被人摆弄。她既是嫔妃争宠的牺牲品，也是派系斗争中的玩偶，在民族斗争中亦尝尽溃败奔命的酸楚。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她们应该洁净如水，和柔如水。然而两宋后宫中，也有颇不和柔温顺的女性，光宗赵惇的李皇后即是一位。她将门出身，赵惇为太子时，封为皇太子妃。此人嫉妒心颇重，常常揭太子左右宠信者的短处，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孝宗赵伯琮多次警告她。
当了二十八年皇帝的赵伯琮学他父亲赵构，六十三岁那年主动退位，当了太上皇。二十九岁的赵惇接位，李氏被册立为皇后。她对赵伯琮以前的警告耿耿于怀。
新皇帝心脏病比较严重，某天举行内宴时，李皇后为此请求立她的儿子嘉王为太子。太上皇赵伯琮不允许。她大声抗议：“臣妾是六礼所聘，嘉王是臣妾亲生，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赵伯琮气得破口大骂。李后退下后，便牵着儿子在赵惇面前挑拨说，太上皇真有废掉皇帝的意思。赵惇被蛊惑了，便不再去朝见太上皇。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终于破裂。
赵惇曾经在宫中洗手，看见一名宫女的一双纤纤白手，非常喜欢。过两天，皇后派人送一盒食品给皇帝，打开一看，正是那名宫女的两只白手。多么残酷的妒妇！
赵惇非常宠爱黄贵妃，这便成了李后最大的心病。于是她趁着皇帝举行郊祀大礼住在斋宫的那天夜里，把黄贵妃杀了。为了遮人耳目，她声称死者是得了暴疾，猝然而死。
赵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终于控制了大政。与此同时，便开始封赏她的家族。她父祖三代封王，回家庙朝拜时，推恩而当官的亲属就有二十六人。
放在历史的大观园里静观，她没有吕雉那种圆融的政治手腕，更没有武则天那种高品位的才干见识，也没慈禧那种纵横捭阖的机巧心智，她只不过是那种市井间以拨弄是非为乐的泼妇。她的存在，是市井风气侵入皇宫生活而又被传统作风扭曲的一种表现。
南宋赵伯驹《汉宫图》
先秦、汉唐乃至元朝、清朝宫廷中的斗争，往往依照暴力的原则进行，从而酿成大规模的仇杀。宋朝后宫生活中的争斗，糅合了暴力的与非暴力的方式，但总的倾向是非暴力的，因而能保持相对平静的局面。
为了保证皇帝对嫔妃的独占，历朝统治者采用全方位封闭的办法，使后宫与外界高度隔绝，同时又使用一些不再具有性威胁的宦官承担皇宫中的执事役使。这个传统，宋朝帝王无法改变，但是，汉唐时期宦官专权的惨痛历史教训实在太深刻了，头脑清醒的宋朝皇帝不得不用尽心思，杜绝这些内竖兴风作浪，这也是宋朝后宫相对安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宦官是一类特殊的人物。他们生理上的巨变必然破坏原有的心理平衡，出现心理上的变态，他们身上便潜伏着颇不安定的破坏性因子。可是那些拥有庞大后宫的帝王，那些需要与权臣们抗争的帝王，往往又不得不大量使用这种人，宠信这种人。唐中宗时，宦官总数达3000余名，超授七品以上的，就有1000多名。唐玄宗时，宦官总共4628人，其中高品达1696人。唐宪宗时，也保持这个水平。（《册府元龟》）
宋太祖赵匡胤下决心改变这个状况，使用宫女的总数压到很低的水平。宦官的数量也削减到50人以下。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唐玄宗时期的1%。赵光义时期，后宫有所扩大，宦官自然要增多。淳化五年（994）确定黄门（九品）以上的宦官以280人为限。哲宗元祐二年（1087），曾一度限制在100人之内。南宋孝宗时期规定黄门以上为200至250人。只有北宋徽宗时有较大的突破，“动以千数”（《燕翼诒谋录》）。
宋朝皇宫的办事机构分为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又叫前省，或称南班。入内内侍省，又叫后省或北司。北司是深入后宫，最亲近皇帝的宦者机构，其官职设置，总头目叫都都知，下面设都知（正六品）、副都知（正六品）、押班（正六品）、东头供奉官与西头供奉官（从八品）、内侍殿头（正九品）、内侍高品（正九品）、内侍高班（从九品）、内侍黄门（从九品）。从官品上看，宦官的地位不高，最高者不过是正六品，相当于外廷员外郎，但最要紧的是不再假以其他官位与权限。
宦者长期与最高统治者亲近，能量大得很。有识之士都深深为宦官潜在的破坏性而担忧。司马光认为，宦者用权是国家之大患。因为他们可以出入宫禁，帝王们又与他们十分亲昵，不像三公六卿觐见皇帝还有一定时间限制。（《论唐宦者》）
北宋为了约束宦官，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不准他们保荐枢要大臣；不准干预民政；即使不得已派他们离京出差，也只专干一个差事，不准介入其他事务；禁止他们的家族和宗室联姻。南宋时，又重申禁约：不准内竖与举兵将官往来，不准拜访与接见士大夫，不准干预宫禁以外事务。
毫无疑问，在执行这些禁约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从总体来看，基本上坚持了有关规定。
雍熙年间，太宗派宦官王继恩率兵屯易州。王小波、李顺起义，又派王继恩率军队去四川讨伐。在镇压农民军的血腥屠杀中，王继恩出了大力，宰相们便一再主张晋升他为宣徽使。赵光义大发脾气说：“前朝史书中的许多惨痛教训说明不能让宦官过问政事。宣徽使是晋升到宰相参知政事的阶梯，怎能以此付与宦官？只能授予其他官职。”于是只得另外设了一个“宣政使”的官衔授予王继恩。
赵光义使用王继恩已经超出了宫禁职守范围，却坚守了一道防线，不让宦官进入中枢政要部门。到了真宗赵恒时，王继恩越来越骄横，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往来颇密，又与知制诰胡旦友善。胡旦为王继恩草制时，夸饰溢美颇为露骨。另外，王继恩也频频为他人求情请托，更有一些无聊文人向他大献赞美诗章。真宗看到了这种广结朋党的势头，立即把王继恩贬为右监门卫将军，把李昌龄也贬为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把胡旦削籍流放浔州。
后来的皇帝也陆续派遣一些宦者承担过军事任务，但事后一直没让他们获得颇富实权的外廷职务。仁宗时，有个宦官怙势作威，权倾中外。范仲淹准备上疏列举其罪，可是他担心皇帝袒护那名内侍，便做了最坏的准备。他把家里有关军事的书都烧了，并对儿子范纯祐等说：“我上书斥责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会得死罪。如果我死了，你们再不要做官，就在我坟墓旁边教书授业。”谁知奏章上去以后，深受仁宗皇帝欣赏，把那名宦官罢黜了。（《麈史》）这个事例再一次说明，宦官的势力没有形成气候。
到了北宋末年，赵佶重用宦官童贯与梁师成，就严重地破坏了百年的老传统。童贯、梁师成与蔡京、王黼等大臣相互勾结，结为一伙。童贯握兵二十年，杀气腾腾。赵佶封他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节九镇，封泾国公。在对辽的战事中，他被打得惨败，花钱买了几座空城，居然得晋封广阳郡王。直到被金兵重创，抱头鼠窜而归，无能的钦宗赵恒竟然还以这个阉竖为东京留守，可见北宋王朝已经腐烂到了何种地步。
北宋的覆灭，与童贯、梁师成的干预大政，流毒朝野，有极大的关系。不过，南宋时期没有再重复这种错误，而且竖宦们一直没有与外戚结成强大同盟，因此，两宋间基本上没有酿成阉宦专权之祸。
五代郭忠恕《宫中行乐图》
宋王朝为了寻求统治秩序的稳定，对外戚之患也精心地设置了重型防线。其总方针，与对军事将领的赎买政策相通。一方面给以爵位上、俸禄上的特别优待，另一方面则禁止他们获取实权。
封建时代，权力只是统治集团的财富。而分配这种财富的最高座主，自然是皇帝。因此，通过嫔妃的裙带关系来觅取权力，是一条最为便捷的途径。更有甚者，京城中一些豪富之家，又通过与嫔妃家族联姻，以外戚之外戚来获得一官半职。英宗治平四年（1067），侍御史说：“已察访一些豪民与嫔妃之家通过贿赂为亲而得官者。”（《宋会要辑稿》）
帝王与外戚的关系，是封建时代婚姻政治的结果，也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补充。国舅就是皇家母系关系的主要支柱。这种裙带关系有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一旦接位的新皇帝处于幼冲之龄，就容易依赖母后家族的血缘亲属来控制大局，那么，就如梁冀、何进一样可能把政局弄得乌烟瘴气，就有可能像王莽、杨坚一样把皇帝踢开，取而代之。对于赵匡胤兄弟及其传人来说，都不愿意看到这些历史闹剧的重演。
经过仔细斟酌，宋朝首先从实权性的官位中排除外戚，不让他们担任宰相参知政事以及枢密副使等中枢首脑职务，不准他们担任侍从之职（宋朝侍从官包括殿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与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等），也不准他们担任监司、郡守等地方官。事实上，包括所有文职官位都禁止外戚挨边，而只给他们刺史、团练使、观察使、节度使、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以及阁门使、宣赞舍人、祗候等武官的虚衔，也不准他们真正去驾驭军队。
除了不让外戚获得实权以外，还不许他们与有职有权的官员往来，最重要的限制是不准外戚“通宫禁”，这就断绝了外戚与后宫的串联。反过来说，后妃们失去了对外戚的依托，这正是两宋时期后宫相对安静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后妃在这种大气候下也能够恪守祖训，不给自己亲属特殊的关照。仁宗赵受益自襁褓之时起，一直为真宗杨淑妃抚养。赵受益长大亲政以后，曾经召见淑妃的侄子杨永德，想要授予他诸司副使一级的官职（从六品），杨淑妃不赞成，最后只任命为右侍禁（九品）。前面谈到那位吃尽苦头的哲宗孟皇后，到了南宋初年，她已居太后大位，她侄子孟忠厚被任命为直显谟阁，这是一种用来加给监司等地方大员的贴职，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禁约规定。言官们立即上章进行抨击，孟太后听到这些批评以后，立即让孟忠厚改授武职虚衔，并且要学士院起草诏书，规诫孟忠厚等不得介入朝政，不得交结中枢的重要官员，不准去宰相私第拜访。她的家族获得官位的将近80人，但她从来不替他们陈请制度许可之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