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兴盛
北宋仁宗时，有个女子叫王琼奴。她生于太原的一个官户人家，自幼学诗调弦，举动敏丽，父母怜爱，并将她与大理寺丞张某的儿子订就秦晋之约。谁知风云不测，其父母双双谢世于东京，家产由兄嫂分割干净，留给琼奴的只有贫苦和孤独。极为势利的张家一见王家中落，立即将婚约撕毁，琼奴唯一的退路被截断了。十八岁那年，琼奴不得不屈嫁赵奉常为妾，可悲的是，又不为赵家大妻所容，陷入了冷泪洗面的痛苦深渊。某年，赵奉常赴官荆楚，出淮南，在一间古驿馆歇息。琼奴少时曾跟随父亲赴官，也路过此驿。当年，父居高官，家境温馨，正是春风得意之际；如今，道路坎坷，寄人篱下。抚今追昔，她禁不住感情奔涌，便提笔在驿馆墙上写道：
昨因侍父过此，时父业显宦，家富贵，凡所动作，悉皆如意，日夕宴乐，或歌或酒，或管弦，或吟咏，每日得之，安顾有贫贱饥寒之厄也！嘉祐初，不幸严霜夏坠，父丧母死，从此家世所有悉归扫地。兄弟散去，各逐妻子，使我流离狼狈，茫然无归。幼乎许嫁与清河张氏，迨其困苦，遽弃前好，终身知无所偶矣。偷生苟活，将以全身，岂免编身于人，遂流落于赵奉常家。其始也，合族皆喜，一旦有行谮之祸，遽见弃于主母，日加鞭棰，欲长往自逝不可得也。每欲殒命，或临其刀绳二物，则又惊叹不敢向。平昔之心皎皎，虽今复过此馆，见物态景色如故，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叹，其谁我知也？因夜执烛私出，笔墨书此，使壮夫义士见之，哀其困苦若是。太原琼奴谨题。 （《青琐高议》）
这是一段直抒胸臆的纯真文字，琼奴的悲凄遭遇，使人落泪。许多过往客人写诗题壁，对她深表同情，对她的兄弟，对势利的张家，对赵奉常的妒妇，痛加挞伐。
这就是我国古代独特的“墙头文化”，也可以说是古代旅游文化桂树中层次较高的一枝。漂泊在外的旅人，特别是那些孤独的游子游女，郁积着许多离愁别恨，或者怀着满腔惨淡人生的悲愤，或者揣着对光明前景的美好憧憬。这些情绪常常需要释放，需要获得别人的理解。然而，在逆旅中往往是欲诉无人，于是，胆子大的，文化素养高的，情之所至，兴之所发，便提笔在旅馆客舍、茶坊酒肆的墙头题诗作句，或者书写短文，以吐心声。
有关这类题壁文字的记载，文献中屡见不鲜。“墙头文化”遍布天下，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宋朝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较多的社会。有些人口流动是恶性的、灾难性的。如北宋王朝覆灭过程中，大量北方居民向南方逃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巨大规模的人口南流。这种被兵火驱赶的人口流动，是以许多城市被摧毁，以生灵涂炭作为巨大代价的。就连李清照夫妇这种富贵人家也难免其厄。李清照仓皇南逃之后，不到三年，赵明诚病故，从此，李清照孤苦伶仃，在江南蓬飘二十多年。
不过，在两宋三百多年间，占主导地位的人口流动是良性的。大小商贩长途短途的营运，莘莘学子有节奏的乡试会试，路歧人含辛茹苦的冲州撞府，和尚道士的游方，大官小吏穿梭般的调动、述职与接送公事，纯粹的赏玩或者寻朋访友的旅行，再加上从农村游离出来的人们向城市转移，这些平和的人口流动，使城镇之间、城乡之间，频频地往回着一股股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情谊的暖流。特别是商业与文化人口的流动，其规模、范围都是以往各朝所难相比的，于是为旅人们服务的相关行业便也兴旺起来。除了饮食店以外，大量的旅店与足够的澡堂应运而生。
东京城的旅馆业，也是一个大行业。在州桥以东，沿着汴河向东南方向走去，一直到东水门内外，这一带街巷布满了客店，南方来的官员、商贾、兵卒都在这一带寄住。
当时的旅馆业是个赚钱的行业，不少富户或客户出身的人家也都跻身其间。像绍兴年间，在建昌城内驿馆之前，就有个“富家创旅店”。（《夷坚志》）又如参政赵侍郎在东京丽景门内有栋大宅子，退休以后回睢阳，东京的这栋宅子便作为旅店，其建筑宏伟雄壮，非他可比，当时便被称为“无比店”。（《墨客挥犀》）《清明上河图》中有块招牌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这就等于彰明昭著地声称，此家店主曾经担任过中央某部门的员外郎（从六品或正七品），退休以后，在此经营客店。这无非是想给旅客们一种直觉，官宦出身人家开设的店子，安全、卫生乃至服务都会是一流的，可以放心久住。
宋朝旅店的名号，也像其他店铺一样有两类。一类是个性化的牌号，如“熙熙楼客店”；另一类则冠以店主姓氏，甚至把店主身份搬出来，如“姚氏店”“张四官人客店”。以后一类为多。
《清明上河图》中的王员外家
两宋时期，旅店的经营一般都注意为旅客解决住和吃这两个基本问题。如《夷坚志》载，有五个客商来到淮上，住在颜氏客店，店主对妻子说：“明日宰雄鹅一只待众客。”费衮谈道，一个士大夫调来京城当官，所住的旅店，铺面上就是个茶坊。（《梁溪漫志》）另有一些牙侩，也承接安排客商住宿的业务。南宋时，寿春城里有个牙侩叫姜七，他买了对门一所空屋作为客房，同时又用来停放车辆器具，这里还给商客们提供炊具炉灶，供他们自己煮饭做菜。（《夷坚志》）
这样一些旅店，比较容易营造出富有人情味的环境。店主们不但关心旅客的吃饭睡觉，而且体谅旅客感情上的孤独，竟然允许旅客进行墙头文学的创作。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看，这也是招揽顾客的一种特殊手段。题了一首动人的诗，往往可以招来更多的唱和者和好奇的客人。
古往今来，人们都有表现自己的潜在欲望，就是一般的闲暇消遣之中，这种自我实现的愿望也相当强烈。在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和传播手段与今天相比，当然还相当低下与粗糙，旅人们不得不借助旅邸间一方墙土来实现自我。
对于一般旅客来说，看看这些墙头之作，也可以作为旅途放松休息的手段。《清波杂志》说，在邮亭客舍吃一顿午饭或住宿一夜，趁机看看墙头的题字，倒也愉快。要是从题字间得到亲朋的一些信息，那就更惬意了。有些墙头文字抒发旅途之艰辛，颇有可读之处。也有一些好事之徒模仿女人柔弱笔墨，抒发一些哀怨言语。例如在常山道上有一首诗：“迢递投前店，飕飗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面落款为女郎张惠卿。一眼可以看穿是冒名之作，而且格调不高。在墙头文化中，这类作品并不少，因为孤寂的旅客最容易抒发的，正是这种“顾影不成双”的情怀。
除了私人开设的旅店以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官办的招待所，即驿馆。“今州县皆驿也。”（《丹阳馆记》）
宋太祖削除藩镇，为了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在各地设置公使库，广设招待所。过往的公事人员，乃至吏卒，皆可批支口粮。士大夫来京城办事，沿途可以发给一定的粮食。
钱惟演镇守西京洛阳，来往士大夫甚众，驿舍常感不足。钱惟演便盖了一座大招待所，取名曰“临辕”，由尹洙、欧阳修等撰写高水平的修馆记，名闻天下。（《湘山野录》）
首都东京官办招待所更为发达。北宋真宗年间，许多来东京报到的升朝官，其中也有一些经济情况不大好的，滞留于私人旅店，开支负担比较重。于是咸平四年（1001），宋政府在朱雀门外专门设置了一个“朝集院”，接待所有从外地来京城的升朝官，出入有马匹供应，并由开封府派兵卒跟班。但这种优待只限于到都堂、省部铨曹官厅办公事，如果要去逛街逛市场，公家不派马匹。到了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集院进一步扩大，可见官员的流动日益增多。
官办招待所给官员兵卒提供的是非营利性的服务，可是置于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上，它们也可以作为服务市场发展的一种衬托。
古人说：“沐浴所以自洁清。”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肌肤上的自我清理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看重，甚至有人把梳头洗脚看成养生之大要。
北宋神宗时，蒲宗孟曾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后来以资政殿学士出知亳州、杭州等地。此人在生活上以侈汰出名，在洗濯方面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热情。每天，他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以及小洗澡、大洗澡的讲究。每次洗澡时，要让几个婢女服侍。洗一个澡，要用热水五担。（《宋史》）这些官大人起居条件优越，自然可以在家里洗浴，甚至如蒲宗孟般讲究。
南唐周文矩《浴婴图》
城市中，特别是北方城市，一些居住条件比较差的居民，许多旅居在外的商客、行旅，自然要借助市场中商业性的浴室来进行洗浴。与某些古代阿拉伯国家因宗教关系普遍建立的公共浴室不同，宋朝城市中的公共浴室的开设，是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
苏门四学士之中，被苏东坡赞为“瑰玮之文，绝妙当世” 的黄庭坚，哲宗绍圣年间以后，一直遭受章惇等新党的迫害，被贬至黔州，晚年又被贬谪到宜州，死于此地。他在这里写了一部日记，叫《宜州家乘》，所记多是日常起居，其中有一些关于沐浴的记述，如：
（崇宁四年正月）十七日，丙戌，晴。从元明（一位远来的客人）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
（闰二月）十九日，丁亥，晴。沐浴于石桥之湢室。
二十一日，己丑，晴。与僧惠宗、了观浴于石桥。
（四月）二十四日，辛卯，晴。大腑始和，沐浴于城南民家。
宜州是个偏远的下等州。元丰年间，它所辖的五个县总共还不到两万户。宜州城的规模也比较小，却不缺少商业性的浴室。黄庭坚虽为贬官，但在当地毕竟是上层中人，档次太低的浴室，他未必肯奉陪客人去光顾，可见宜州城里的澡堂不会只此一两间。
东京、临安这些大城市，商业性的浴室自然更为兴盛。临安的澡堂业称为香水行，其名称就十分香美。
自古以来，上层社会就用香水洗浴。东晋时，北方后赵之主石虎，穷奢极侈，他修盖了不同季节的浴室，夏季引渠水为池，用纱縠做了许多囊袋盛各种香料浸泡于水中，他和宠爱的嫔妃在池中洗浴，称为“清嬉浴室”。洗完澡把池水排泄宫外，水流之沟叫“温香渠”，人们竞取香水。《琅嬛记》说，西施身有异香，宫女们争着取用她洗过澡的水，而后用松枝把水洒在房里，满室皆香。其实，西施的洗澡水多半也是加了香料的。
《清明上河图》中的香料铺
到了宋朝，香水洗澡不再为上层专有，临安的香水行就为广大市民服务。当时，市井间已经使用肥皂。澡堂里能用带香的肥皂，或者用香料浸泡的水，为顾客们涤荡干净一身污垢与汗臭，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商业澡堂内部的服务情况，目前还缺少资料，但可以推测很可能有为顾客擦背等服务项目。《东坡志林》记载，元丰七年十二月，苏东坡浴于泗州雍熙塔下戏作的《如梦令》中就说：“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
中原地区寒冷期较长，一般市民在家里洗澡较为麻烦，加之东京这些大城市人口众多，更需要澡堂。洪迈就搜集过一些有关东京澡堂的逸事。据说，某浴肆的服务人员深夜收拾器具时，拾得一个手指大的装药膏的黑色角筒。他猜想这是治眼睛的药膏，便大胆地为其母亲医治失明十多年的青眼障。真是奇效！只擦了一次，第二天一早，瞎眼豁然明朗。后来，他妻子患赤眼病，他又胡乱地擦上这神奇的药膏，结果，一宵之间，双目皆枯。第二年，那名丢失药膏的顾客又来洗澡，说起一年前失掉的黑色角筒，里面装的是消除黥墨之药，至毒。（《夷坚志》）这名顾客多半是个常来东京的行旅。又如，宣和年间，一个外地官员来东京吏部参选，他在街边一个茶肆小憩，茶肆的中部就是一个澡堂。（《夷坚志补》）看来，这是一种多功能的商业浴室，也许更适应当时市场的需要。
在东京桥头街市巷口，每天一早就有许多竹木泥瓦匠人等待雇主召唤。他们主要是替人修整房屋、泥补墙壁以及为设斋打醮做些泥木活计。许多竹木作坊里的泥木匠人也可以为雇主做些上门的服务。
《清明上河图》中的木工作坊店铺
其他城市同样有这种从事修缮服务的匠人。其实，当时修缮服务的项目分得很细，这些活计，多少要一些专业方面的技术。像陶瓷的钉铰匠，在他们手下，一个破碗破瓮钉上几个小铜钉，又可以使用。
宋朝市场中非技术性的劳动服务项目也不少。庆历年间，东京城有个叫马吉的，以杀鸡为业，每替人杀一只鸡，得佣钱十文。（《青琐高议》）临安人口众多，街巷小民之家多半没有厕所，各自备个马桶拉屎拉尿，每日一早，由收粪人接去，叫“倾脚头”。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服务市场确已相当广阔。
许多服务项目，同行之间分了地段，各自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寻找服务对象。不过争抢码头之事总有发生。例如有些收粪人抢了别人地盘，最后不得不打官司，乃至出现由临安府裁决的争粪大案。
修理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下层居民，这些阶层的消费能力还比较低，消费品更新的周期自然延长。一个破陶瓮为什么还要修补？无非是难以更新。
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
在市井间，还有一些为人奔走服务的下层人众。在饮食店，常有一些街坊妇女，腰系青花手巾，绾高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人们称之为“焌糟”；既为食客换汤斟酒，又献些果子香药，甚至唱唱小曲的，叫“厮波”；小心侍候酒客，为之买物命妓、取送钱物，或者为妓家书写请柬、送递奔走的，叫“闲汉”；出入宅院，趋奉少年郎君子弟，为之干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的，称为“涉儿”。这些人一般也只是临时性的为服务对象奔走营干，得几个赏钱了事。
在服务市场混饭吃的劳动者，成分比较复杂。他们服务的对象也比较复杂，中下层有之，大户上层也有之。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技术性的修理工匠和非技术性的劳作者，他们与上层社会的仆役相比，在身份上、劳动性质上都有重大的区别。他们并不依附于服务对象，而只是用自己的服务去换取货币。
吕南公《灌园集》中的《达佣述》，写了一个十分达观的佣工的生活。这个佣工没有读过书，也不懂得仁义礼乐那套大学问，住的是茅草屋，却与世无争，替人家干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活，每日得一百文钱来维持一家生活。如果偶尔比平日多得几个钱，就买些酒肉回来，跟妻儿痛痛快快吃一顿。他还会点吹弹小技，时常弄个小曲儿以助嬉笑。
这个快活佣工，是当时较为典型的城市下层劳动者，每天的工钱一百文，可以勉强满足一家妻小的生存需求。就是杀鸡的马吉，虽然一天可以得几百文，但就其基本的生活水平来看，也还是相当贫困的。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工具的使用便成了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当时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车船驴马。许多大户人家自己备有这些工具，然而大多数居民毕竟无力拥有它们，于是租借便成了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唐朝以前，车船马轿作为商业性的租赁物尚不多见，到了宋朝就比较普遍了。
南宋江参《盘车图》
东京城里，平日上街办事，路途稍远的，都需要找个代步的工具，于是街巷桥头，到处都有鞍马租借，价格也比较便宜，不过百钱。（《东京梦华录》）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北宋后期人，与王安石父子以及黄庭坚这些名士交往颇密。青年时代，他流连于东京，对这里的城市生活十分熟悉。他记录了这样几件事：
东京城里人出出进进多喜欢租马乘骑，这当然是中上层人家的风尚。当时人们都讲个实在，租马之前总要把价钱讲好，赶马的也先要问清只是骑去还是又骑回，来回双程的租金比单程要增加一倍。
军巡判官孙良孺家境并不富裕，自己养不起马，可大小又是个官，架子拉不下，每次出外，总要租匹马来装点门面，甚至连押送死囚去闹市问斩这类公事，他也租马乘骑。
神宗时，开封府通判许将因受一件考试舞弊大案牵连，被关进御史台大牢，一个月以后释放出狱。临走前，御史中丞蔡确认为还有一些情节需要审理清楚，又叫他留下来，等到盘查完毕，已入二更。前来御史台迎接许将的家仆以为许大人这一天出不来了，连人带马早已离去，而饱受铁窗之苦的许将归心似箭，不愿再在这里多留一刻。他走出御史台大门，却是进退两难。恰好有巡逻街卒走过，许将相求说：“敝官从御史台放出，有病缠身，行走不便。烦请诸位在街市桥头为我叫来一匹脚力。”街卒见他如此狼狈，便生怜悯之心，替他叫了一骑出租马匹。
当时，许将已经罢去通判职务，家里在甜水巷另外租房住下。赶马的看看已经夜入深更，便甩开大鞭子驱马疾走，痛马腾蹄高跃，许将摔了下来，腰膝受伤。赶马的把他扶上鞍子，又匆匆赶路。到了甜水巷，宅门紧闭，许将坐在台阶上，动弹不得，叫赶马的去敲门，半天无人答应。赶马的说：“最好用大人的名号去喊门，敢问大人怎么称呼？”许将说：“你只说内翰已经回来就行了。”赶马的一听，得知这位租马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封府通判许内翰大人，想起刚才让他摔在马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租钱也不敢要，急忙驱着马跑了。
上述魏泰所谈及的几件事说明：第一，东京城里驴马租赁服务十分兴旺，王得臣的《麈史》也提到“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第二，这种服务是全天候的，不论风雨，不分昼夜，都能满足顾客需要。
租马并非与女顾客无缘，但这种工具主要适宜于男顾客。像许将那样的遭遇，女乘客碰上就惨不堪言了。
东京街头有一种牛拉的车子，车厢前后都装上栏杆，可载六人。这是十分流行的极为平稳安全的车子，特别适宜于妇女乘坐，市井间可以租赁。
其实，不仅私人乘坐出租车辆，紧急时，官府也花钱租用民间车辆。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就颁发过诏令：“官所僦京畿车乘，并籍其数，每乘赐千钱，以雪寒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清明上河图》中的宅眷车
至于商业性的搭乘船只，无论是短途还是长途，在宋朝都更为常见。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用最鲜明的笔墨描绘了汴河航道上这种服务的生动场景。
宋朝城市中的租赁服务远不止交通工具的范围，例如在临安就有搬运粮食的叉袋租赁户。最突出的还有两项服务：一是婚丧宴庆器用的租赁，二是货物贮存空间的租借。
子息的嫁娶与家庭成员生命的终结，这是每个家庭都不可回避的重大事件。在古代社会遇到婚丧，无论是人们主观的心理需要，还是舆论与风气的外在压力，都促使当事人在物质上、礼仪上充分表现出应有的欢乐或哀痛。这种大型活动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器物与某些特殊的工具，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自备的，于是租赁这些器物的专业户应运而生。
《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只
关于这些租赁业务的记载，在宋朝的一些文献中明显可见。《武林旧事》把这方面的租赁器用分为十二类：花担、酒担、首饰、衣服、被卧、轿子、布囊、酒器、帏设、动用、盘合、丧具。
除了消耗物品以外，几乎所有的器用都可以租，“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
举办吉凶宴会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超的组织能力，才能办得有气势而不紊乱，有声色而不虚耗。如西汉初年的名相陈平，青年时代就在主持大丧事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然而，光有一个天才的指挥者是不够的，大量具体细微的事需要人手去做。在宋朝城市中，这些具体工作都可以雇请人力完成。
富贵人家的婚丧举措，常常需要组成一个“四司六局”的庞大机构，具体分工如下：
帐设司。负责搭盖席棚，张挂帷幕、书画、绣额、屏风。
茶酒司。负责端送茶汤，暖酒斟酒，导请宾客休息、入席。
厨司。负责饮食制作。
台盘司。负责托盘送菜，提灯劝酒。
果子局。负责果品的装盘，看守果品，应时上送果品，以备劝酒。
蜜煎局。负责蜜饯果脯、 咸酸甜品。
菜蔬局。负责盆钵陶器、菜蔬及其浸泡。
油灯局。负责壁灯、挂灯、烛台剪花，装香火，添加薪炭。
香药局。负责各种香料、香球、香饼以及醒酒汤药的供应。
排办局。负责挂画、插花、洒扫、拭抹。
另外，还有专门抬灵柩的，“送丧为业，世所谓仵作行者也”（《清尊录》）。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说：“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由服务人手承办了这些差事，主家就省了大半气力。
货物贮存空间的租借，也就是商业性的仓库经营，是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产物。唐朝长安的东、西二市，有许多邸店，兼有旅馆与仓库两种功能。宋朝市场中，除了这种复合功能的邸店以外，独立的商业仓库也发展起来了。这类仓库，有的叫廊、廊屋（平房长仓），有的叫楼店（有楼的仓库），主要叫堆垛场、垛场或塌房。
许多仓库设在城郊。通津门，就是北宋东京的东水门，这座城门之外的汴河边上设了许多仓库。元丰年间，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宋用臣建议将通津门外的官仓改为商业性的堆垛场。
南宋临安，商业性仓库的数量与规模更为可观。在北关水门，有周回数里的辽阔水面，叫白洋湖。有些富户以及某些官宦内侍在这里起造塌房数十所，每所为屋数千间，小者也有数百间，专门租借给市井间铺席、宅舍以及客旅寄藏货物与动具器用。由于四面是水，不仅利于防火烛，而且有利于防范偷盗。塌房主还雇用保卫人员，日夜巡查。另外，宋朝市场中还有一种类似仓库的寄附铺，这多半是客旅寄存小批物件的店铺。
大规模商业仓库的出现，表明宋朝商品流通的规模增大了。肩挑手提的小商贩，其商品一般在市场上直接消化，用不着进塌房。只有大批量的商品，在运转过程中，往往有停放交接的环节。商业仓库的兴旺，也表明市场中的竞争与投机活动加强了。有些货物不能立即脱手，或者不必立即脱手，都可以暂存塌房，待价而沽。有的巨商为了垄断货物，也需要利用塌房，囤积居奇。
至于宋朝城市中房屋出租极为兴盛的现象，其性质比较复杂，不完全属于一般的租赁服务，此处略而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