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争夺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了800多个人物。骑马的有官员、富豪，也有富家妇女。活跃在街头、桥上、船上的大多数人物都是中下层市民，诸如商贾、小贩、茶酒博士、打杂仆役、纤夫船工、挑夫、搬运工、车把式之类。他们的服饰穿着，在形制上大有差别。有的长衣，有的短褐。只是由于画卷的人物比例太小，色泽单一，很难更生动、更精细地表现宋朝城市居民服饰的风采。
《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
当时，人们的穿着概括起来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等级性鲜明，二是装饰性强。
官与民是当时两个最大的等级。为了表现等级上的尊与卑，在服饰的形制与色泽上严加区别。这是个老传统，就说隋朝，官方规定衣服的颜色：“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隋书》）
宋朝初年，老百姓和胥吏（官府中的小吏）只许穿黑白两色衣服。太宗端拱二年（989）再一次明确规定：县镇场务各色胥吏、平民、商贾、工匠、占卜以及不隶属于官府的民间艺人，其衣装颜色，一律只能使用白与黑，腰带只能用铁或牛角做钩子。
城市里，老百姓的服饰还添加了职业上的特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例如典当铺里的店员穿黑长衫，束牛角钩子的腰带，不戴帽子；香药铺里裹香人则是顶帽披背；占卜的术士都穿长衫，头戴披云巾；在校读书的成年学生一律白色长衫；乐伎艺人，有的戴笼巾式的帻，也有戴团冠与幞头的。
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这种服饰上的职业表征，让人们固守在自己的行业，不能越外。这是服饰等级性规定的重要补充。在那个时代，诸多职业分工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官僚们的服饰装饰性很强。不过，在这里，装饰的主要功用是为了表现社会地位。
住在京城里的朝官，除了丧服以外，通常还要准备四类服装：
第一类是祭服。顾名思义，这是用于参加祭祀大典的礼服，特称冕服。冕的突出特点是头冠上放置一块冕板，冕板前后都垂挂着若干串冕旒。作为祭服，宋朝的君主与大臣都使用它，只是在冕板的长短、冕旒的数量以及衮服上的章纹（即图案花纹）上，表现皇帝与官员们的等级。
第二类是朝服，又叫具服。大朝会时，皇帝与群臣分别戴冠。皇帝常常戴通天冠，臣僚们分别戴进贤冠、笼巾貂蝉冠、獬豸冠。
第三类是公服，又叫常服。平日上朝与办公时穿用。
第四类是便服，公余家居之服。
这些服装，头衣、体衣、足衣和佩饰，根据官员的级别，都有十分烦琐的规定。下面只说说公服的大致情况。
公服的基本形制是：头戴左右横出的直角幞头；上衣为长袍（也叫长襦），曲领，大得出奇的宽袖；大袍内衬长衫，在长衫的下摆之上罩一块横襕，即为下裳；脚上穿乌皮靴。这是一种相当笨拙的服装，就说它那对袖子，至少可以装下两个孩子，举手、伸手、垂手，都极其不便。
这种官服最关键的要素，是上衣的色泽，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官员们品位的高低。
用颜色来划分人的尊卑贵贱，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痤疽。
官服上的束带（腰带）是体衣的重要部件。宋朝的束带由皮革制成，叫“鞓”，它是由前后两条扣接而成。皮带上并列一排装饰片叫“銙”，銙片有玉、金、银、犀、铜、铁、牛角与石质之别，銙片的质地与纹饰又是表现官品等级的重要标志。
一般说来，玉銙由皇帝与皇太子使用，间或赐给亲王与贵戚。此外，三品以上大臣的朝服可以采用玉銙，平日却不能施用。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使用黄金銙片。穿红色大袍的中级官员，可用金涂银的銙饰。级别更低一些的官员们，只能用银片或质量较差的犀角片。
体衣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佩件——鱼袋。从唐朝开始佩鱼袋，用来盛放朝官们出入宫禁的刻符（通行证）。宋朝沿袭了这种佩饰，但其功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鱼袋不再用来装放通行证，而是系在公服腰带后面，又用来区别官位的高低。太宗雍熙年间规定：服紫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其他官员不能问津。武官们即使穿紫色袍，也不佩鱼袋。医药、天文等技术官员，即使受浩荡皇恩，赐紫色、绯色大袍，也不能佩鱼袋。鱼袋竟成了高级文官的一种特殊标志。
北宋前期，各殿阁学士是三品高官，服紫，可以束黄金腰带，马前还有一名朱衣小吏为之引马，唯独不能佩金鱼袋。进了“二府”，当了宰相副相或枢密使、副使以后，便既可束金带，又可佩金鱼袋，马前还有两名朱衣小吏引马。于是，当时在馆阁中职位较低的人们，渴望着晋升为学士，便作诗说：“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当了学士又希望进入“二府”的，作诗说：“眼赤何时两？腰黄几日重？”（《东轩笔录》）
宋朝的头衣主要有冠、巾、幞头和帽。
男性的冠，有大小之分。平民可用小冠，大冠一般属于上层，如通天冠、远游冠等。
巾，就是头巾。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块布来裹头束发。一般穷苦人便如此。《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夫、挑夫、马夫、车夫、轿夫以及小贩、仆役几乎全部都是戴这种简朴的头巾。白沙宋墓一号墓甬道东、西壁画上的仆役也是用头巾裹头。
《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夫
士大夫戴的头巾，其屋加高，比起瓜皮小帽气派得多。当年有名的东坡巾，又叫乌角巾，是“快活天才”苏东坡的杰作。它四面有墙，墙外还有一层或两层矮墙。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在这里，应该说“帽如其人”。这个头巾构思十分新颖，它既对称又不平衡，既庄重，又洒脱。这正是苏东坡这位大奇才的才思、风韵与气度的体现。东坡巾很快就风靡南北，直到明朝仍为许多骚人墨客所钟爱。
山谷巾也颇为有名，为黄庭坚所制。还有华阳巾，据说宋太宗退朝以后就喜欢戴这种头巾。另外，流行的还有仙桃巾、双桃巾、唐巾、软巾、云巾等。
幞头也是由头巾发展而来。北周武帝时，将裹头之巾裁出四脚，两脚反折于头上打结，两脚垂于脑后。隋唐以后，再加以改造发展，出现了黑漆桐木幞头。五代四川孟蜀时，用黑漆的纱巾制成固定的帽子，便成为乌纱帽，幞脚的材料有硬有软，形状也颇不相同。五代湖南楚王马希范，别的本事不大，在头衣上却要来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他把幞头的两脚加长，长达二丈有余。
宋朝，幞头广泛流行，上下通用。南宋萧照所绘《中兴瑞应图》，上自皇帝赵构，下到护卫，都戴幞头，只是形状不同。沈括说，宋朝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类。（《梦溪笔谈》）具体的形制更丰富。例如还有销金花样幞头、牛耳幞头、银叶弓脚幞头、玉梅雪柳闹鹅幞头、高脚幞头、黑漆圆顶无脚幞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等等。
官员们在公开场合喜欢戴直脚幞头，两脚伸开，笔直无华。据说，官员们上朝时，幞脚直而长，可以防止交头接耳。
一顶高级幞头价值相当可观。王安石退归江宁，居于蒋山（今南京钟山）。佛寺中有个学佛者，是山下的农家子，王安石送给他一顶旧幞头，要他带去给父亲使用，可是那个老农不敢戴这种幞头，便将它在街市上卖了三百贯钱，可见价钱不低。后来王安石派人帮老农赎回，在幞角上细细刮磨，露出了灿灿黄金。（《墨庄漫录》）
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局部）
至于帽子，大多数是圆顶的。此外还有藤草编织的席帽，以及毡质的毡帽，一般为平民百姓所戴。
足衣亦有多种。乌皮靴，为士大夫所用。平民穿布鞋、棕鞋、草鞋。南方人喜欢穿木屐。宋朝人穿的袜子也有长袜、短袜，但是，与今天袜子的最大区别是，一般没有袜底。
女性服饰的形制、花色一般说来要比男性丰富得多。宋朝城市也是如此，特别是在节日时、在庙会上。
宋神宗向皇后
最高贵的女性莫如皇后，据规定，她有五类服装，其中袆衣是受册封、大朝会等重大集会时才穿的。现在能看到的宋神宗向皇后画像，穿戴的就是这种服饰的典型式样。她头戴九龙四凤冠，身穿青地五彩翟文上衣，深青色为基调的大袍，使人感到一种特别庄重的情味。
其他有官品的命妇，服饰的等级性也十分鲜明。在政治气氛强烈的场合，她们的穿着只是一定的政治符号。
我们还是抛开那些烦琐的等级服饰，从服饰的一般形式来看看宋朝城市的女性装束。
妇女们通常的装扮是，上着衣，下穿长裙（即下裳），老老小小都如此。只穿裤而不着裙的，十分少见，只有某些骑马的女子，偶尔作如此打扮。
春秋两季，妇女们喜欢穿一种叫“襦”的短上衣，紧身，袖子窄长，可以表现身段的线条。颜色的选择已经突破了官方的限制，比较流行的是红色、金色与紫色。“紫襦叶叶绣重重”（庞元英《老妇吟》），已不是上层独有的现象了。
到了冬天，平民妇女多半穿短袄，夹层中加绵，色彩也比较丰富。
上层社会的官太太往往穿长袍（长襦），尽量表现一身华贵。
炎热天气，妇女们通常穿衫。大多是轻软材料制成，轻而薄，袖子较短，多半绣花。所谓“花落罗衫自掩门”（潘阆《逍遥集·宫阙杂咏》），正是这类衣着的写照。衫子，有时也可以作为衬衣，着于里面。
还有两种甚为流行的外衣：
一种叫“背子”（褙子），又叫“绰子”。男女皆用，适应面宽，尤其受女性垂青，上自皇后，下至媒婆、妓女，人人都喜欢穿这种十分洒脱的长外衣，它是直领、窄袖，腋下衩子开得很高，色彩丰富，比现代流行的风衣更贴身。
另一种叫“半臂”。半臂者，短袖也。这是一种在“背子”基础上稍加改造而成的外衣。富于创造性的女工们还把它裁剪成为无袖的，可长可短，灵活性很大。
女性的内衣，有抹胸与裹肚。
此外，围腰也是一种重要的女性服饰。北宋后期，皇宫里的宫女喜欢系鹅黄色的围腰，叫“腰上黄”，并很快流传到市井，大家争相仿效。至于下层劳动妇女，通常喜欢系一块青花布围腰，既实用，又是一种美的装点。东京酒店里打杂的“焌糟”女子，就是这种打扮。
裙子的色彩丰富，红色为上。最流行的多为绫罗绢纱所制的长裙，“行即罗裙扫落花”，飘曳洒脱。市井间对服饰最敏感的是歌舞艺伎，她们就爱穿大红石榴裙。
“轻屟来时不破尘，石榴花映石榴裙。”（张先《浣溪纱》）其他少女也有喜欢小花密布的彩色罗裙的。唐朝妇女的裙子喜欢束在胸部，宋朝稍稍下放，一般束在腰上，身段的自然美有较多的表现。年龄较大的劳动妇女多半穿青色裙。
城市中的妇女还流行披帛，也叫领巾。披上一条飘洒的长巾，体态轻盈的女性风姿更为婀娜。许多青楼女子尤其看重这件装饰品，她们常常要一些风流名士在披帛上题诗绘画，有些类似现代请名人签名留念的做法，重要的效用在于抬高妓女们的身价。可见披帛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特殊装束。舞伎们还有一种特殊裙带与披帛相似。北宋文人李廌曾经在襄阳沈氏家喝酒，在侍儿小莹的裙带上题了一首诗：“旋剪香罗列地垂，娇红嫩绿写珠玑。花前欲作重重结，系定春光不放归。”
女性的鞋子常常被长裙遮盖，因此，最好是穿尖头鞋，才有一星半点显露的机会。北宋末年，东京城里流行“凤头尖”，鞋尖上两种颜色交错，叫“错到底”。后来还有人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解释说，这个“错到底”就是北宋王朝覆灭的先兆。
头颅是人体最常外露的部分，也是决定人们美丑的最关键的区域。因此，自古以来，人类各个民族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头颅上的粉饰装扮。我国古代妇女喜欢在头上戴冠子或插些钗钿进行装饰。宋朝城市女性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前人，比后人，都毫不逊色。
《清明上河图》中戴帷帽的妇女
《清明上河图》中画了几个骑马的妇女，戴的是帷帽。这是一种大席帽，周围垂挂薄纱以遮面部。这固然有遮挡风沙的效用，其实还有一层用意：古代汉族的男人们都不喜欢让自己的妻室女儿在大庭广众暴露其庐山真面目，可是妇女们又常常受自我表现欲望的驱使，喜欢公开自己的容貌，于是来个折中，戴一层稀薄的面纱，甚至是大孔的纱网，既可表现其秀色轮廓，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使观赏者大有欲罢不能之感。
宋朝市井间的风流女性，以及皇宫里的少女们喜欢戴花冠，如酒楼妓女多爱杏花冠。莲花冠、团冠、高冠、亸肩等也是宋朝女性们喜欢使用的头衣。
亸肩，由幞头改造演化而成。宋朝女性曾经一度模仿男人，在幞头直脚的长度上比新奇。有些要强的女子把幞头两脚加长到三尺以上，戴着它，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进入车门，实在不大方便，于是有些善于设计的女性把两只幞头脚扭弯，垂于肩上，便成了一种新的款式。
女性的头顶世界，主要是靠不同的发型和必要的首饰来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古代女子的头发，除了穷困之极被迫割卖以外，一般是不轻易剪断的。女人们都把一头秀发看成是父母留下的遗产，珍惜之余，千方百计地要把它盘绕得更美。战国时代留下的一些器物图像说明，当时女性的发式，除了个别扎有双鬟髻以外，一般偏低。汉朝妇女基本上也是低平发式，例如著名的堕马髻，据说是东汉顺帝外戚梁冀的妻子发明的，也比较低平。（《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另外，不少妇女的发髻都束在脑后。魏晋以后直到隋唐，发髻增高，“髻鬟峨峨高一尺”（元稹《李娃行》），这可是相当高了。宋朝城市女性受商品经济的熏陶比以往朝代多得多，眼界扩大了，思路更宽阔。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表现的发式，也就变得更加多姿和更加精致。例如，双螺髻、垂螺髻、芭蕉髻、堕马髻以及新创的“盘福龙”这些较为低平的发式也在流行。但是，像双蟠髻、小盘髻、双髻、双鬟髻、三鬟髻、朝天髻等高放型、流线型的发式更受欢迎。
穿衣戴帽，最原始的功用在于蔽体御寒。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服饰又被赋予了两种功能：第一是审美观念的物化，第二是等级观念的物化。
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之间的影响，服饰形制在它本身所具有的三种基本功能的相互制约之中缓慢地变化着。人们通过服饰来表现对美的追求，是服饰变化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刺激，以及民族服饰的影响，是服饰变化的外在条件。到了宋朝，这种外在的条件有了明显的发展。同时，由于隋唐以来贵族政治体制的崩溃，平民生活大为活跃，服饰变化的内在动力也在增长。但是，服饰的等级性仍然是鲜明的，统治集团仍然不断地强调表现身份等级的服饰功能。“凡品服有章，贵贱以别衣冠，不易之法也。”（《宋会要辑稿》）于是服饰上的限制与反限制，在两宋三百多年间连绵不断。
宋朝城市居民对服饰限制的抗争，首先表现在对颜色的争夺。从审美的角度而言，深紫色，尤其是黑紫色，并非多数人所喜爱。可是，自隋朝起，统治者就人为地给予了这种颜色很高的荣宠，宋王朝也把紫色作为臣民服饰色彩的第一等，于是，被隔离于这种颜色之外的人们，就戏剧性地想要拥有它。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下诏禁止庶民服紫。面对这一禁令，除了部分奴性特重的懦民以外，人们之间激荡着两种情绪：一是虚荣性的仿效；二是背叛性的逆反。越是不准得到的东西，就越想要夺得它。这样一来，“冒法者众”（《宋会要辑稿》）。可见，敢于在衣服上以身试法的，为数不少。
这么多的老百姓大胆藐视皇帝的诏令，可不是儿戏。“恶之者众则危”（《荀子·正论》），“人众则食狼”（《淮南子·说山训》）。颇有政治头脑的赵光义思之再三，不得不做出让步，至道二年（996），又下诏废止了前面的禁令，允许士庶服紫。这是一个突破口。仁宗时，南方染工献上一种黑紫色颜料，皇帝赏给官宦与亲王们使用，慢慢地士庶们又争相仿效，妇女们甚至胆敢用它染色于衬衣。言官们便大发高论，认为这是“奇邪之服”。至和年间，皇帝又下诏严加禁断。不过，真正禁断总是困难的，到了南宋，上下贵贱又都共享了这种玄暗的紫色。既然最尊崇的紫色不再被上层独占，其他诸如红、绿、蓝、橙，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大众所共有了。
南宋孝宗乾道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临安的士大夫们又对彩色服装腻味了，老老少少都疯疯癫癫地穿起白色凉衫来，集会时一片惨白。（《清波杂志》）这应该说是当时服饰发展中的一种病变。
服饰的美不仅仅表现于色彩，还表现于式样。宋朝城市居民对服饰限制的突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式样上的大胆僭越。仁宗景祐三年（1036），太常少卿扈偁反映：“近岁，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拟公侯。”（《宋会要辑稿》）服饰上僭拟公侯，这就超越了许多等级。南宋宁宗时情况更为严重，都城内外，衣服无常，那些应该穿皂衣的仆役小吏也穿戴高巾大袖，混杂于士流，民庶的妻妾头冠上也插满珠翠，僭拟贵族。（《宋会要辑稿》）僭越之风越刮越大，那些头痛的保守派也无可奈何。
反限制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士庶们追求新奇的造型。司马光以为当时人们普遍地“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温国文正公文集》）。正是这种好新求奇的风尚，驱使人们触犯服饰的约规，“巧制新妆，竞夸华丽”（《东京梦华录》）。东京最富有的大桶张氏之子，“固豪侈，奇衣饰”（《清尊录》），可见其豪侈之外，也注意奇。“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梦粱录》）
市井的年轻人追求时髦远远超过了其前辈，这是自古以来颠扑不破的规律。北宋东京青楼妓女们新制了一种前后开胯的“旋裙”，对传统的裙子来说这确是叛逆，但是穿上它便于骑马，后来人们争相仿效，连上层的士大夫也爱上了。此外，这个时期出现的妇女上衣“密四门”，前后左右开四条缝，用带扣约束。宣和年间，宫女们制作的“任人便”，是一种贴身的小衣，也是前后左右开四条缝，用纽带扣住，因为穿用方便，终于大为流行。
人们的头顶，地盘虽小，位置却特别重要。宋王朝政府对这块地盘的装饰表示了加倍的关注。太宗下令：“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宋史》）官方的禁令总是气势汹汹的，规定也十分具体。宋朝城市中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市场中的女性，竟然大胆地无视皇帝的最高命令，费尽了心思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假髻、高髻照样扎，团冠、高冠照样戴，而且花样翻新。仁宗时期，流行一种白角冠，冠子的脚长达三尺，插上一把白梳子，也有一尺见长。这可把那些正统的批评家吓呆了，他们频频惊呼：“妖孽！妖孽！”南宋陆游去四川，在三峡地区就看到“妇女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入蜀记》）。
北宋末年，东京城里的妇女发式更是多变。周煇说，他孩提时代看到的妇女装束，几年一变。（《清波杂志》）袁褧父子也说，首都妇女的梳妆打扮，在徽宗时期就变了几变。崇宁年间，流行大鬓方额；政和、宣和之际，又流行“急把垂肩”；到了宣和年间，则变成了云尖巧额，鬓角插上一支金凤，小户人家的女子则剪一些纸花来装点青丝。（《枫窗小牍》）
追求服饰新奇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大胆地吸收外域服饰的一些成分，在这个小天地里进行“民族融合”。“茶褐、墨绿诸品间色，皆胡服。”（《癸辛杂识》）北宋庆历年间，东京城里，包括士大夫和老百姓，有人仿效胡人衣装，裹番邦式的头巾，穿青绿色的衣服，马上也用番邦样式的鞍辔。妇女们也学着穿番邦铜绿色、兔褐色的衣装。（《宋会要辑稿》）把仁宗皇帝气得七窍冒烟，他大发雷霆，限令开封府在一个月之内禁绝这种叛逆行为。
可是到了北宋末年，东京城里又刮起了一股穿胡装的风。从大观年间起，经政和一直到宣和年间，市井间有人戴番式毡笠子，穿番式战袍，系番式腰带。宣和元年（1119）正月初五，宋廷下诏：“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既久，人不知耻。”（《宋会要辑稿》）“习尚既久”，可见并非一阵子的时髦。
南宋陈居中《 胡骑春猎图》
其实各民族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彼此吸收渗透是完全正常的历史现象。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有着不可低估的良性历史影响。宋朝东京的市民未必讲得出这个道理，但他们的行动却是符合这个道理的。沈括以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梦溪笔谈》）可见汉族服饰吸收外族服饰成分由来已久。
在服饰上表现权势与富有，历来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宋朝，服饰的富有美就成了更大的热门。一些没有权势的平民，包括有钱的或者钱囊不大的，也都狂热地追逐这种时尚，寻求高档装饰，花钱装点漂亮。
北宋末年，蔡薿在奏章里说：“臣观辇毂之下，士庶之间，侈靡成风，曾未少革。富民墙屋得被文绣，倡优下贱得为后饰。殆有甚于汉儒之所太息者。雕文纂组之日新，金珠奇巧之相胜，富者既以自夸，贫者耻其不若。则人欲何由而少定哉。”（《宋会要辑稿》）
仁宗景祐三年（1036），太常少卿扈偁说：“珠琲金翠照耀衢路，约一袭衣千万钱不能充给。”（《宋会要辑稿》）南宋王迈也说：“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臞轩集》）
花十万钱买一件首饰，花千万钱买一件衣服，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较为普遍的讲究，是用黄金珠玉来作装饰，于是使用金箔线、贴金、销金和泥金等办法，企图把头饰、服装打扮得富丽堂皇。“近者士庶颇事侈靡，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宋会要辑稿》）
其实，禁止是无济于事的。只要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在发展，只要社会不再回复到极度贫困的岁月，追求服饰富丽的倾向就会始终存在。